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 · 實用主義是導致折衷主義和詭辯論的思想根源
實用主義是唯心主義的哲學流派，是一種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作為唯心主義哲學和世界觀，實用主義有其特點、特徵和特定的具體內容。我國五十年代對實用主義進行過群眾性的廣泛批判，取得很大成績。但在新的歷史時期仍然應該進一步實事求是地進行批判和評價。本文只著重談實用主義是導致折衷主義和詭辯論的理論來源之一這個方面的問題。
實用主義可以隨不同的階級、不同的時代而有其不同的表現，產生不同的作用，但作為典型的哲學流派、世界觀或者意識形態來說，它是有其典型的共同代表性的特點和特徵的。
在西方哲學史中，實用主義最初出現在希臘哲學裡。誠如恩格斯所說：「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後各種觀點的胚胎、萌芽。」 為了更清楚地了解作為現代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流派的實用主義，我們有必要看一看它在希臘時的萌芽和先驅。
為方便計，我們可以把實用主義分為：
（一）古典的素樸的實用主義，以希臘的普羅泰哥拉斯和智者派為代表。
（二）現代的實用主義，以美國的詹姆斯、杜威、英國的席勒爾，以及中國的胡適等人為代表。
古典的實用主義
古典實用主義應以智者派的開創者普羅泰哥拉斯為代表。「實用主義」（pragmatism，希臘文為πργμα）這個字就最初出現在他的著作中。
普羅泰哥拉斯的思想集中地表現在一個著名的命題「人是萬物的尺度」里。這話說完全一點，就是認為個人是衡量事物存在與不存在，真偽善惡的尺度或標準。這個命題表明了如下幾層意思：
（一）普羅泰哥拉斯所代表的古典實用主義首先是一種人本主義（或譯人文主義）。它認人為世界的根本，而不是以神或物質、自然為世界的根本，它所強調的是人，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哲學觀點，這在當時反對多神教有一定的進步歷史意義。
（二）其次是主觀主義、感覺主義。他所注重的人乃是個人，他的話實質上是說，個人、個人的意見、感覺、興趣、意志、欲望就是事物存在與否、真偽善惡的標準。舉例來說，天氣冷熱的感受、食物味道的酸甜的感覺均以各個人自己為評判的尺度。這些感覺和感受不僅因人而異，而且就是同一個人，前後也不盡相同。他完全從人的變化不居的感覺出發來看問題，所以可以說是一種感覺主義。因為他把人的感官知覺認為是知識的唯一來源，他不願離開感官知覺去探討事物本身是什麼樣子。在他看來，事物對每個人來說，就是它們呈現在他個人前面那樣，嚴格點說，就是呈現在當時當地的個人前面那樣。
（三）普羅泰哥拉斯的感覺主義同時是一種相對主義，即事物之存在與不存在，真與不真是相對的，是以個人為標準的，是以個人某時某地不同的感覺為權衡的。這種相對主義是基於主觀化赫拉克利特的變易觀。由於世界是變動不息的，事物在變動中，每個人，每個人的感覺也隨時在變動中，因此，知識只能是相對的，與變化中的個人的感覺相對。我們以後還可看到，現代實用主義的庸俗化進化論，正如智者派之主觀化赫拉克利特的變易哲學一樣，他們在認識論上同是相對主義。
智者派的政治社會思想方面是強權主義。智者派強調人的感覺、興趣、意志和欲望是權衡或評判事物的標準，就必然要否定理性，走上強權主義的道路。在柏拉圖的《國家篇》和《高爾吉亞篇》都報道了智者派的強權主義思想。他們認為國家是欺壓弱者以為強者謀利益的工具，國家的基礎不是正義，只有權力才是正義。他們認為只有老弱者、怯懦者、失敗者才抱怨強權，反對不公正或非正義。無人自願作公正的事，只要有機會、無危險，人們都願做不公正的事。他們說，公正的人與不公正的人競爭，公正者必然吃虧失敗。 他們不站在正義一邊，憤世疾俗，而是公開在政治上替強權辯護，否認正義。
一位叫卡里克里斯的智者公開說：「按照自然的規律，忍受非正義是一種恥辱，但是按照人為的規律，作非正義的事才是一種恥辱。」他的意思是叫人打破人的規律，按照自然規律辦事，不要忍受非正義，而作非正義的事是符合自然法則的。他指出按照自然規律，較聰明和較有權力的人應享有較多的東西。「自然以很多方式啟示給人，無論在人類、在動物內，以及就一切城市和一切民族來說，正義在於強者統治弱者，強者比弱者享有更多的東西。」「強有力的人應該打破一切人為的束縛。不要限制他自己的欲望，並且讓它們有充分的發展。」 簡單講來，智者派主張：「強權就是公理」，贊成強權而蔑視正義，這就是智者派實用主義的政治主張。
智者派的實用主義觀點與他們哲學上的折衷主義是分不開的。折衷主義與機會主義、妥協適應有內在聯繫。「智者」是富於常識、富於教養，各處旅行、見聞廣泛的有知識、有智慧的人。他們以掌握有廣博的知識和「智慧的人」自居，以教導知識、接受報酬為業。主要是教人修辭學和辯論術，並不專門教導自己這個學派特有的學說。各派的學說，只要受教的人有需要，他們都願教導。所以智者派在哲學上並不是一個單一體系的學派，而是一個以兜售各派學說、獲取報酬為業的職業集團。他們都是折衷主義者，利用不一致的、甚至互相矛盾著的知識，以求適應自己的利益和不同人的欲望和要求。
他們自己並沒有固定的主張、綱領、原則，但有一個總的傾向，即著重尋找青年，傳授知識，獲取報酬。同時，他們有一項重要職業，就是幫人打官司。在打官司時，他們利用他們的廣博知識，替人辯護，只求訴訟勝利，不求傳播真理。今天可以用這些理由替甲辯護，明天又可以根據另一原則替乙辯護，把有理的說成無理的，無理的說成有理的，甚至替最壞的事情去尋找出最好的理由予以辯護。他們只求辯論勝利，只要沾得上邊，什麼知識和理由都可以扯來辯護。因此，他們這種辯護律師的職業也有助於促使他們成為折衷主義者，同時也促使他們依附權勢，主張強權。
智者派的折衷主義還表現在不可知論、懷疑主義和反對專研哲學方面。普羅泰哥拉斯反對希臘傳統的多神論，不相信諸神，但理論上很不徹底，他只是說：「至於神，我既不知道他們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們象什麼樣子。有許多東西是我們認識不了的；問題是晦澀的，人生是短促的。」 這種不可知論是折衷、調和、不求理論的徹底的表現。當然也可以說是有一定進步性的「羞答答的無神論」。
智者派只求對哲學有一定的常識作為裝飾，以表示自己有教養，但反對認真專門研究哲學。這最足以說明實用主義的折衷主義和反對追求哲學真理的一面。在柏拉圖的《高爾吉亞篇》中描寫一個智者卡里克里斯告誡蘇格拉底道：「對於哲學如果在適當的年齡，作適度的研究，倒是一個很好的裝飾和成就，但是哲學搞得太多就會毀壞人的生活。即使一個很有才能的人，如果他到了晚年還一直研究哲學，他必定對於一個受尊敬的人應該知道的許多東西（指人情世故、文學藝術、政治法律等）一無所知。」 這不能不使我們聯想到杜威曾宣稱「要研究人的問題，不要研究哲學家的問題」和胡適所胡說的「哲學是壞的科學」，「哲學要關門」等反對研究哲學的說法了。
智者派要求具有廣博的知識，但不要求認真的哲學知識。他們教人辯論，替人在法庭上打官司，不從一貫的理論根據出發，只求勝不求真，這就必然使得他們在辯論的時候採取詭辯的方法，因為「詭辯是依據未加批判和反覆思考的毫無根據的假設而發的議論」 。詭辯論和折衷主義有時是很難分開的，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概念的「靈活性，如果加以主觀的應用=折衷主義與詭辯」 。智者派不依賴原則和客觀內容，為了辯論取勝、強詞奪理，對於任何知識、理論、概念隨意「加以主觀地應用」，就表明了他們折衷主義的本質和詭辯的手法。
智者派進行詭辯的根本出發點是求勝不求真。由於智者認為強權即公理，利用自己廣博的知識為有權勢、有資財的人服務，故只圖取勝。由於智者是折衷主義者，根本不承認客觀真理，而且反對研究哲學，只求適應當時自己或某些人的利益，不求掌握真理，所以只求勝不求真。當然脫離了客觀真理，是決不會獲得真正最後勝利的。
試看智者派所提出的如下的詭辯：
在求學的人是聰明或不聰明這一問題上，如果你回答：「求學的人不聰明。」他便辯論道：「求學的人必定聰明，因為聰明的人才會求學。例如講課的老師，一般在所講的問題上比聽講的學生有較多的知識，較為聰明。聰明的學生才學得到東西，不聰明的人如何能求學呢？」反之如果你答：「求學的人聰明。」他又辯論道：「求學的人必定無知，因為無知的人才求學，聰明的人何必求學？例如不知文法才學文法。」 這裡的詭辯所在，首先是從無批判的根據出發來辯論。如「聰明的人才求學」或「無知的人才求學」都是沒有經過批判的根據。對於所根據的重要概念沒有下定義，意思是含混的，辯論的兩方可以片面地各執一詞進行詭辯。在這裡，「求學」和「聰明」兩詞都顯然包含有歧義。智者派利用歧義，用偷換概念的手法來進行詭辯。此外，這個詭辯還包括一種形上學的前提，即把聰明和無知對立起來並加以絕對化。事實上，沒有絕對聰明的人，也沒有絕對無知的人，每個人都有所知，都有所不知，都從不知到知——即在求學或學習過程中。
又如另一個詭辯，問題是「拔去一根頭髮能不能成為禿頭」？如果你答：「不能。」他便一根又一根不斷地拔下去，直至逐漸拔成禿頭，用以表明只要拔掉那最末一根頭髮，就能使人成為禿頭。如果你回答：「能成為禿頭」。那麼他就只拔掉一根頭髮，顯然就不能成為禿頭。 這個詭辯也表明詭辯者偷換概念，兩面取巧，利用文字的歧義進行詭辯的手法。在這裡「拔去一根頭髮」可以有「只拔去一根頭髮」的意思，也可以有「不斷地一根一根地拔去頭髮」的意思。由此可見，利用語言的歧義，或歪曲對方語言的意義，藉以與對方辯論，是詭辯派的重要伎倆。然而，黑格爾卻從「不斷地一根一根地拔去頭髮而變成禿頭」這種說法，看到由量變到質變的辯證法則。他指出希臘智者派某些詭辯的例子，如果只「解釋為學究式的玩笑，那就會陷於嚴重的錯誤，因為它們事實上涉及到思想，而且對於思想的性質有所認識，於實際生活，特別是對倫理關係也異常重要」 。黑格爾這裡所說的「思想」顯然是指辯證法思想而言，從上下文看來，「思想」也是指量變與質變的辯證關係和質量的統一為尺度的對立統一的思想。不過儘管某些詭辯的例子「涉及[辯證]思想」，但是詭辯總是與辯證法正相反對的東西，我們必須強調用唯物辯證法去揭露和批判詭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危害性。
此外，還有在問題的提法上去捉弄對方以進行詭辯。例如，詭辯者忽然對你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你曾經停止打你的父親嗎？」在問題的提法上，詭辯者就在設置陷坑捉弄對方。假如你回答：「是。」這就自己承認曾經打過自己的父親，不過現在停止打了。假如你回答：「否。」這就意味著你還沒有停止打你的父親。無論正反兩面去答覆，都會上當。這是一種不正當的詭辯伎倆，在複雜問題裡面隱藏了一個假定，無論肯定回答還是否定回答，都要承認這個假定，使你不自覺地上了當。要避免上詭辯者的當，只能回答：「我既沒有停止，也沒有打他。」 這就從根本上否定這種無理的問題提法，拒絕從正面和反面去答覆他。
根據上面的話可以說：
（一）智者派的詭辯是與折衷主義相聯繫的，因為詭辯者可以為對立的命題各自辯護，既可替正的方面辯護，也可為反的方面辯護，只求適應當前情況，取得一時論辯上的口頭勝利，不求真理，換言之，詭辯者是不依據原則的人。
（二） 詭辯者從無批判的無根據的前提出發，亦即「把本身片面的、抽象的規定，認為是可靠的」 ，只求適合個人當時特殊情形下的利益來進行詭辯。譬如說，以「為了活命」為根據，去替小偷的偷竊行為，士兵的臨陣逃脫辯護；以「愛好和平」為根據，去替叛徒出賣祖國、投降敵人的行為辯護，都是典型的詭辯。
（三）從歪曲對方的語言或利用語言的歧義，偷換概念而進行詭辯和從問題的提法去捉弄人以進行詭辯，是詭辯論者特有的伎倆。在實際鬥爭中是誣衊陷害對方，是用「莫須有」的罪名去指鹿為馬的無賴態度，後果是極其惡劣的。對於這類詭辯，缺乏辯證法教養的人很容易上當，正因為詭辯者的這種伎倆，在古希臘曾流行過一個時期，成為當時社會上一門求生的職業，吸引不少青年跟他們求學。
詭辯的方式在古典的實用主義者智者派那裡所表現的，大致如此。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古典的實用主義及其詭辯是出現在希臘奴隸制社會時代，他們的思想和活動在當時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他們的人本主義雖然是強調個人的、不可知論的，但是反對當時多神教的迷信，他們的強權主義雖然是偏激的，但主要是服務於工商業奴隸主而動搖著貴族奴隸主的統治，他們把奴隸社會的傳統、信仰和權威搞亂。他們的詭辯儘管是反辯證法的，但有一部分是表現希臘人重天真的理智遊戲，開理智玩笑以啟發人的思想，教導人用名詞審慎。這與現在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流派的實用主義所導致的現代修正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惡毒無恥的詭辯是有其本質上的差別。
現代的實用主義
作為現代資產階級哲學流派，以詹姆斯、杜威為代表的實用主義，在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最近七八十年內都是美國哲學的主流。它反映了美國資本主義發展條件下資產階級對企業冒險、投機、成功、效果的頌揚和要求，它充分表現了美帝國主義時代，壟斷資本家企業競爭、大資本家吞併小資本家的權力崇拜。
羅素曾經說過，杜威的實用主義「是與美國工商業時代和集體的大規模的企業要求相符合的」。而杜威死不承認，他反駁道，「羅素把實用主義的認識論與美國工商業的令人厭惡的方面相聯繫，其不通正如我把他的哲學與英國地主貴族的利益相聯繫」 。足見他是極不願意揭穿他的哲學理論的社會根源的。
現代實用主義者首先持方法至上論。詹姆斯常常強調實用主義是一個方法。杜威嘲笑認識論的研究沒有意義。他說，近代科學高度發展，已成事實，而哲學家們還在那裡呆問「科學知識何以可能？」豈不可笑。因此他主張應該把認識論變成尋求知識和促進科學的方法論。胡適也曾大談：「實驗主義者千言萬語都在教人一個方法。」他們這種離開立場和觀點而孤立片面地談方法，顯然是有意掩蓋其反動立場和唯心觀點的。然而儘管他們表面上好象偏重方法，實際上他們的方法不但是不科學的，反辯證法的，而且也是與詭辯有聯繫並導向詭辯的。
說句公道話，詹姆斯和杜威在著作里或者在論辯時，還不是顯明地在進行詭辯。儘管他們的實用主義與希臘的智者派有許多相同之處，但我們還不應給他們扣上詭辯派的帽子。不過他們的觀點和方法有可以導致詭辯論的傾向。
詹姆斯用詞很不審慎，詞語的意義規定欠清楚，常常引起混亂，使讀者迷惑。譬如，他就常濫用「假設「一詞，他認為上帝是一種假設，業已證實的真理也是假設。這樣濫用名詞最易使思想混亂，導致詭辯。
詹姆斯在方法論上最注重直覺，在他同時代的資產階級哲學家中，他最推崇直覺主義者柏格森。他的同事桑提耶納在《學派的各種風向》（The Winds of Doctrine）一書中說：「詹姆斯是一個神秘主義者。很象一位詩人。」這句話本意是在恭維他，然而卻揭穿了他的非科學的神秘本質。詹姆斯最反對黑格爾，用了很大力量與黑格爾主義作鬥爭。他也曾表示過他對黑格爾的辯證法的讚賞，不過只是把它當作一種「洞見」和「印象」來讚賞。他說：「黑格爾能把自己放在變動不息的宇宙中而得到一個活的印象。」 這充分表明詹姆斯直覺化、神秘化黑格爾的辯證法。
杜威雖然大肆宣揚「實驗方法」、「實驗邏輯」，然而事實上他並沒有創立或運用什麼科學方法或實驗方法。記得在美國哲學界慶祝杜威七十誕辰的哲學討論會上，杜威的老同事、哥倫比亞大學烏德布里幾（Woodbridge）教授批評他說：「杜威雖然高談實驗方法，然而他的著作卻不是根據實驗的成果報告寫成，事實上他仍然採用了辯證法。」杜威也只好承認道：「沒有人可以著關於哲學的書而不運用辯證法的。」既然揭穿了杜威實驗方法的老底，不能再吹噓「實驗方法」，於是便只好打出「辯證法的招牌」。然而杜威只是庸俗化黑格爾的辯證法，多少從心理學、生物學方面採納了一點發生方法和比較方法。有時他也試圖在對立面中尋求其共同之點，但看不出有什麼對立統一和矛盾發展。譬如杜威在《確定的尋求》一書中，試圖綜合理性派和經驗派，認為他們儘管互相對立，然而兩派的共同之點在於輕視行動，企圖「尋求確定不移的真理」。他這種說法是根據他自己所謂以行動為中心的哲學原則的，足見他的「行動」既不是理性派與經驗派的對立統一，也不是從兩派中吸取教訓，為這兩派矛盾發展的成果。
此外，杜威早就提出著名的所謂思維的五步，其中第一步，叫做「困難的發生」或「有問題的情境」，多少有一些「矛盾的發生」的意思，其中第三步，「假設的提出」，多少近似提出解決矛盾的設想或方案，以解決當前發生的實際困難。但辯證法在這裡已經庸俗化了，受到很大的歪曲，根本失掉其邏輯發展的意義，因為這裡所謂「假設」並不是從前面所謂「困難」，「有問題的情境」或矛盾中內在辯證發展而出的，而是出於實驗者的主觀揣測、嘗試，或從外在的偶然碰巧遇到的情況出發的。
如果說，詭辯方法在詹姆斯、杜威那裡還不是顯明的話，那麼在中國的實用主義代表胡適那裡卻占了顯著的地位。胡適作為中國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當時是起過一些作用的。這裡僅就胡適某些接近詭辯和折衷的言論作為例證，說明實用主義是導致折衷主義和詭辯論的思想根源之一。
胡適為了適合個人當時特殊情況下的利益，經常為互相矛盾的說法辯護。譬如：當五四運動初期，啟蒙思想高漲的時候，他就主張「孔家店應打倒」，因為孔子的學說維護吃人的禮教，阻礙進步。但是後來蔣家王朝提倡文化復古期間，他又寫了一本《說儒》的冊子，稱讚孔子有「存疑的理性主義」，歌頌「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和「仁以為己任」的新教義，說孔子「做了那中興的儒者的不祧的宗主，成了外邦人的光」。時而提出一些片面理由，攻擊孔子，時而又找出另外一些片面理由，讚美孔子，說不出思想變化發展的過程，只是適應個人當前的利益，適應當時環境的需要。這是實用主義的特色，也是折衷或詭辯的特色。
又如，胡適為了適應半殖民地社會，貶低民族文化，頌揚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需要，他一面宣稱：「東方的精神文明應該打倒。」因為算命、扶乩、纏腳、討小老婆、打麻將牌等都是東方的精神文明，所以應打倒。同時另一方面，他又說：「西方的精神文明應該提倡。」 因為汽車、輪船、機器都是西方的精神文明，所以應提倡。表面上看來似乎有理，實際上是對於「精神文明」一概念沒有下確定的定義來進行詭辯。他在「東方精神文明」概念里只片面挑選出一些落後的東西，因而說要打倒；在「西方精神文明」概念中又只提出科學技術或一般叫做「物質文明」等先進的東西，因而說要提倡，而對社會科學、文化藝術有意省略不提。結果對於東西方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先進與落後，並未實事求是地、歷史地比較論別，深入地進行理論探討，只是故意歪曲「精神文明」這個名詞進行詭辯。其前提都是未經批判的、片面的、沒有明確下定義的概念。
胡適對於哲學也有其正相反對的看法。當他在寫《中國哲學史大綱》想當哲學家的時候，他宣稱：「哲學前途有無限光明。」因為中國系哲學與西洋系哲學「互相接觸、互相影響，五十年後、一百年後，或竟能發生一種世界哲學」。但是當他看到馬克思主義思潮高漲，他自己的哲學業已破產，為了騙取青年不被馬克思主義「牽著鼻子走」，以便把青年帶向歷史考證的故紙堆中的時候，他又大叫「哲學無用」，「哲學要關門」，「哲學是壞的科學」（他甚至還有過取消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考慮）。他在學術思想上的主張常常前後判若兩人，動輒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不求矛盾的解除，而全憑詭辯或折衷於兩種根本相反的說法來適應自己當時的不同需要。
胡適曾利用詭辯否認中國有軍閥，並替軍閥開脫。在軍閥內戰時期，當時有人曾寫公開信問胡適何以不把軍閥列入「五大仇敵」之一，因為「擾亂固皆軍閥之所為」。胡適用歪曲字義的手法詭辯道：「其實中國哪有軍『閥』可說？只有軍人跋扈而已。」他的意思是說中國沒有象德國的容克世家和日本的德川幕府那樣的世襲軍閥。他以此來為他關於帝國主義及其卵翼下的南北軍閥不是打倒的對象的結論作詭辯，以便替當時的北洋軍閥開脫。
胡適還進一步從極其荒謬的前提出發，歪曲擾亂和擾亂的產物等名詞的意義進行詭辯，藉以為軍閥開脫而打擊當時的共產黨人和進步民主人士。他說：「『擾亂固皆軍閥之所為』，此言頗不合史實。軍閥是擾亂的產物，而擾亂大抵皆長衫朋友所造成。二十年中的軍閥鬥爭，何一非無聊政客所挑撥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產黨暴動，又何一非長衫同志所煽動組織的。」 對方所反對的軍閥，是指軍閥機構、包括替軍閥搜括民財的官吏和依附軍閥的文人政客在內。胡適把軍閥與依附軍閥的文人政客割裂開，把全部擾亂之罪轉嫁於依附軍閥的文人政客身上，反而認「軍閥為擾亂之產物」，顯然是利用「軍閥」二字的歧義來替軍閥辯護，而且軍閥的社會基礎是地主階級與帝國主義，胡適利用詭辯來替軍閥開脫，實即替帝國主義和地主階級辯護，而惡毒攻擊當時的共產黨和民主人士，說他們也是造成擾亂的「長衫朋友」。
請再看胡適如何明目張胆地用詭辯來替帝國主義辯護。他說：「帝國主義為什麼不侵害美國和日本？為什麼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他的問題實無異於說：「帝國主義為什麼不侵害帝國主義？」換個例子，他的問題無異於問：「強盜為什麼不搶竊強盜？」他的結論實質是：「今強盜既不搶竊強盜，所以強盜就不是強盜，他也不搶竊老百性，老百姓之被搶竊是由於自己活該。」由此足見，胡適這裡是利用詭辯來反對當時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奮起推翻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偉大鬥爭。胡適就是這樣通過詭辯來為帝國主義侵略辯護。
綜上所述，現代實用主義繼承了古代實用主義、折衷主義和詭辯論的衣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來為帝國主義作辯護。就這方面來說，現代實用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時期的產物，是現代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在哲學上的反映，它和現代其他資產階級哲學流派一樣，都有其共同的社會根源和階級根源。
由於實用主義在任何時期都會有不同的表現，所以我們在新的歷史時期，應當對於可以導致折衷、詭辯的各種形式的實用主義提高警惕，揭穿它們的詭辯伎倆，並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對它們進行認真的批判，這樣才能不致受騙上當，從而在思想戰線上為四個現代化做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