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 · 近年羅素兩本著作讀後
近年來羅素髮表了兩本著作，一本是《科學對於社會的衝擊》（The Impact at Science on Society，London，1952），再一本是《從倫理學和政治學來看人類社會》（Human Society in Ethics and Politics，London，1954），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曾引起很大反響，集中反映了羅素晚年的思想傾向，我們有必要拿來讀一下。
一、《科學對於社會的衝擊》
這是羅素八十歲時發表的談科學對社會的關係和影響（他叫做「衝擊」）的著作。他在該書中首先指出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於人類社會、政治、歷史曾引起了兩大革命，一是農業革命，一是工業革命，但他認為，這兩大革命並不給人類帶來幸福，而是「人類重大苦難的原因」，引起一系列不幸的後果。他說：
由於新的科學和技術對於一個社會的衝擊，而這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習慣又只適合於舊的體系，因此就產生了許多極其複雜的問題。由於科學、技術對社會的影響在人類歷史上曾經引起了兩個革命：第一個革命是「農業的發達」；第二個革命是「科學的工業主義」。在每一個革命情況下，技術的進步曾經是人類重大苦難的原因。農業引起了農奴制度，人的犧牲，婦女的被奴役和一系列的專制帝國從第一個埃及王朝直到羅馬的衰落。由科學技術的「侵入」而引起的罪惡結果，足以令人恐懼的，現在才剛剛開始。最大的罪惡後果就是加劇戰爭。
此外還有別的許多罪惡：耗儘自然資源，用政府的力量來破壞個人的首創能力，用教育和宣傳的中央機構來統治人們的心靈，就是一些主要的罪惡。這些罪惡似乎還在增長。由於科學對人們心靈的影響，而這種心靈只適合於舊世界的傳統。近代科學技術曾經提高了統治者的權力，象從來沒有過的那樣，使得統治者們有可能按照某個人的頭腦設想一個計劃來創造一些社會。這種可能性曾導致對於熱愛體系的陶醉。而且在這種熱愛體系的陶醉中，個人的基本要求卻被忘記了。找出一條道路來滿足個人這種基本要求是我們時代的主要問題之一。我曾經考察了這一部分的政治理論，在《科學的展望》第三部分及《權威與個人》等書中。
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楚看出，羅素雖然看到了科學技術在人類社會歷史上曾引起了兩大革命，但由於他缺乏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發展觀點，卻對形勢抱悲觀主義的看法，視科學技術為災難，並由此妨礙了他對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情和理解。這本書反映了當時西歐和美國許多資產階級學人的意見，只不過是借羅素自己特有的語言來表達，其用意在於堅持資產階級民主傳統下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也正是因為這樣一種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使西方的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能正確理解社會主義和民主集中制。這本書正是一面反映他們思想傾向的鏡子。
二、《從倫理學和政治學來看人類社會》
在序言中，羅素自稱「這書有兩大目的：第一，提出一個非教條主義的倫理學；第二，應用這種倫理學來討論各種當前的政治問題」。全書共239頁，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倫理學；第二部分：激情的衝突。」他自認第一部分中沒有什麼特別創新的東西。在第二部分中他企圖討論「有急迫實際重要性的政治問題」。他自己說，他是從「非個人的態度」出發來討論實際問題。他希望人們用較少的熱度和狂熱，較少的憂慮和憤怒來讀他這本書。事實上羅素一貫指責布爾什維克主義「狂熱」，這表示他叫人們不要用無產階級的觀點和立場去讀他這部著作。
這是一本鼓吹「反理性主義」的著作，羅素顯明地稱「理性是情感的奴隸」，自稱不僅是和現代存在主義者薩特爾（J. P. Sartre）等相呼應，而且是直接承繼主觀唯心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休謨的衣缽。他指出有一句著名的話說：「理性是，並且應該只是情感的奴隸。」羅素又說：「這句話不是從盧梭、朵斯妥耶夫斯基或者薩特爾的著作里引來的。這句話是出於大衛·休謨。這話所表達的觀點，我和每一個自命為合理的人，充分贊成。……欲望、情感、激情是行為的唯一可能的原因。理性並不是行為的原因，而只是行為的調節者。」 他的意思是說，理性只是為情慾服務，理性只是想些辦法來作為調節情慾、滿足情慾的工具。這是羅素這本書最突出的一點。在過去曾有人誤會他，說他注重科學和哲理，是一個理性主義者。在這本書中，他第一次公開聲明，他支持「理性是情感的奴隸」的特種反理性主義觀點。他說，他過去因為反對戰爭，反對在群眾中作激烈的講演，反對狂熱，因而被人誤會說「他是過分地注意理性了」。由此足見，現代許多資產階級思想家最後必歸入反理性主義。
另外，羅素這書中關於道德問題充滿了反對社會總體的觀點，例如他說：
人有倫理學和道德規範的必要，因為人們的理智和衝動之間有了衝突。如果人只有理智，或者只有衝動，那就不會有倫理學的地位。
有人主張，人應該服從他自己的社會的道德條規。我卻傾向於承認，我們不能責備他服從自己社會的道德條規，但是我想如果他不服從自己社會的道德條規，他應該受到稱讚。
鼓勵人反對自己社會的束縛人的道德教條，當然是啟蒙的自由民主思想，但遵守自己國家、民族、社會的一定準則，也是作為團體一分子應盡的義務。
羅素認為是非、善惡只是主觀的，除了主觀的好惡、贊成或反對的情感外，找不到「客觀的正當」。他說：「當我說一個行為是『客觀的正當』時，實際上我只是表示了一種情感，雖說在文法上我似乎作出了一個論斷。」 羅素又概括他的情感至上的反理性主義的倫理思想道：「……倫理的基礎，仍然是情感和情緒，讚許的情緒和舒適與滿足之感。是與非的定義所包含的為讚許與否的情緒，能夠給人以舒適和滿足之感的東西就是內在價值或『本身價值』的東西。」
羅素在倫理學上否認社會、集體、群眾的智慧，而強調個人主義，反對民主集中。他說：「人類許多最好的東西之產生，是由於它們不是完全出於群眾的。個人有他自己的內在價值，最優秀的個人對於公共利益作出許多貢獻，這些貢獻往往不是群眾所要求，甚至遭到群眾的怨恨。因此要推進公共利益，主要的就是要讓個人有那樣的自由而這些自由顯然對於別人是沒有妨害的。」 讓人有對別人沒有妨害的自由，當然是法制的起碼要求，羅素說這番話，顯然是對某些專制政府不重視保障人權而言。
羅素從尼采式的主觀唯心論和反理性主義觀點出發，用「權力」來解釋內在價值和推動歷史的原因。他說：「這些內在價值中最重要的一種價值就是權力。差不多每一個人只要不是特別例外的懶惰，都欲求分外的權力。如果不是在整個世界中，至少也要在他當前的環境中尋求權力。貫穿整個歷史，許許多多的戰爭和革命主要地都是以愛好權力為原因。」 這已經成為羅素的一個主要思想，他曾寫有一本專著《權力，一個新的社會分析》（1938）發揮他這種思想。問題是看權力在誰手裡。無條件地推崇權力為最重要的內在價值，在道德上、政治上都欠妥當。究竟人「是」尋求權力，還是「應」尋求權力，必須有所區別。權力的性質也應有所不同。
提出從心理學去研究政治問題，以反對用階級的觀點去分析政治，是羅素這書第二部分的主要意圖。他說：「我認為目前關於政治的討論和政治理論大部分太缺乏心理學研究了。……如果要使政治學成為科學，那就有急迫的需要，我們的政治思想必須更深入地透進人類行動的[心理的]泉源。譬如說：飢餓對於政治口號、標語的影響如何？口號效果的大小與人們食物熱量的多少的關係如何？如果一個人送給你民主，而另一個人送給你一袋麵粉，飢餓到了什麼程度你才會寧願取麵粉而不要民主？類似這樣的問題實在研討得太少了。」 麵包與選票的問題是四十年代自由主義者所討論的問題，羅素在1954年提出這個矛盾已不甚新鮮。其實，他的真意是說，人民福利與真正的民主是不矛盾的。封建專制既無民主，人民也難免不受飢餓。
批判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及其社會主義制度並惋惜同樣蘇聯的制度又擴張到了新中國，構成這書第二部分的主要內容。摘譯幾段如下：
有消滅猶太人的納粹運動，有由於飢餓而數百萬俄國農民被消滅的事實，有大規模的清黨運動，有強迫勞動的巨大的集中營。這還不夠，在過去幾年內我們看到同樣的制度又擴張到中國。
工業化的初期，在英國、法國、德國，稍後在俄國、中國和日本是極其高度的粗暴和兇惡的。最奇怪的是每發明一種「節省勞力」的技術，卻反而增加了勞動的時間，減少了勞動工資。……這些情況現在在共產主義國家中已到最壞的程度，因為在那些國家裡，權力更完全地集中在少數人手裡比其他國家為甚。
一切信仰都是有害的。……基督教信仰耶穌復活，共產黨人信仰馬克思的價值論，兩種信仰都不能用理性去辯護，因此每種人都是用宣傳，必要時，用戰爭來捍衛信仰。
蘇維埃政府接受一種思想體系，按照這種思想體系，仇恨，過去永遠是，現在仍然是人類事業的推動力量。一種對無可置疑的教條的迷信狂熱，它相信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是為經濟決定論的盲目力量註定了的，而這一鬥爭的到來，其結果象馬克思聖經所預言的那樣，必定是共產主義的世界性的勝利。所有這些說法，自然，都只是神話，任何一個能夠作理論性思考的人都不會接受的。
美國人的狂熱主義（fanaticism）是俄國人的狂熱主義的產物，它[美國人的狂熱主義]唯一可能的後果，就是由於它的反響，它可以進一步助長那引起它的狂熱主義的俄國人的狂熱主義。……狂熱主義，不論印度人的、伊斯蘭的、天主教徒的或者共產黨人的，都是中世紀的遺物。
綜上所述，羅素的思想言論，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有過廣泛的影響，同時也多少反映了資本主義國家的一般知識分子的共同思想。
附釋：羅素以科學家、哲學家和政治、社會、歷史評論家的身份，對世界政治局勢和倫理問題發表意見，有些話是基於階級偏見，因為他一直不承認並反對階級鬥爭，但有些意見也不幸而言中，如十年動亂中林彪、「四人幫」等野心家、陰謀家在篡黨奪權、壓制民主上就是鮮明的例子。因此，我覺得對羅素所說的話不便簡單地斥之為狂妄誣衊。至於他惋惜中國也走俄國人的道路，一是由於他不了解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成果和世界意義，一是由於他自來抱有對中國人民的友誼，因為他在「五四」後曾應邀來華講學，有助於「科學與民主」的傳播，出於好心的關切，這是可以理解的。這裡對他的著作的述評，只希望引起同志們密切的注意和深入的批判。
這篇簡評，曾在1958年哲學所編的內部刊物《西方哲學資料期刊》第3期上發表過。當時對篇中許多資料，曾作過敵對性粗暴攻擊，這次收入集子時，原有材料完全未動，但對於批判中過火的語言，大都改動為討論性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