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語日本史 · 65 水戶光圀

《伯夷傳》 山崎暗齋經歷了從印度到中國，從中國到日本的思想上的大轉變，很早地樹立了日本學的標識，不獻媚於幕府，不出仕於諸侯，一門心思放在教導後學上，其結果是經過了一兩百年的漫長時光，終於鍛造出了為數眾多的俊秀之才。而說到其不足之處的話，首先應該說是日語知識的欠缺。補充這一不足的，就是日本國學了。對於日語的研究，契沖首先有了令人驚嘆的發現，而在荷田東丸以「古語不通則古義不明焉，古義不明則古學不復焉」一語道破以來，賀茂真淵、本居宣長之雄偉業績和其弟子們的活躍更是顯著地開拓了日語、日文，甚至進一步到日本國學的研究領域。不過這些方面的學者們急切地言說古來之道，對現實的批判則非常不足。不過還存在一種將上述兩種路徑同時吸收，並且樹立起另外一種學風的地方，而這並非別處，就是水戶。 水戶藩初代藩主德川賴房，是家康的第十一子。賴房之子光圀，六歲之時依照將軍家光的命令取代其兄長成為水戶家的繼承人。他九歲元服，可是從十二三歲起就脫離正軌，放棄學問，開始肆意遊樂，態度不端，完全變成了墮落青年，屬於令人擔心的類型。然而在正保二年（1645）光圀讀到《史記》的《伯夷傳》，感到非常吃驚。若問到為何吃驚，因為伯夷和叔齊是孤竹地方的大名之子，伯夷為長子，叔齊是三子，而父親偏愛三子打算讓他作為繼承人，而父親死後，叔齊則提出兄長伯夷才應該是繼承人於是要擁立伯夷，伯夷則堅持父親的意志是要將繼承人讓給三子，所以要擁立叔齊，於是伯夷離家出走，叔齊也離家出走，結果毫無辦法，於是國中之人擁立了次子為繼承人。之後伯夷、叔齊仰慕周之西伯德行之高而前往投奔的時候，正好趕上西伯去世，其子武王興兵討伐紂王，二人進諫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可是武王未採納其諫言而討伐殷商，奪取了政權。因此伯夷、叔齊以依賴周政權為恥，隱居西山，採薇為生，最終餓死。光圀所吃驚的就是伯夷、叔齊二人的言行。 《伯夷傳》的內容分為前後兩段，第一段是講家族繼承問題，第二段則是講君臣大義，乃嚴格反對革命的學說。首先打動光圀的大概是第一段內容吧，原因在於，光圀就是越過他的兄長賴重繼承水戶家的，儘管這是違反兄弟之間道德規範的，不過光圀到這時為止一直都沒有意識到，而是隨隨便便地處理了這件事。而看到了伯夷、叔齊對待此事的態度，光圀感到自己對兄長做出了無法原諒的事情而深感羞愧。於是光圀很快下定決心，後來把兄長的兒子收為養子，並在自己六十三歲隱居的時候把家督之位讓與了兄長之子綱條。從自己的境遇出發，光圀想必為之所動，而在對此感到驚訝而繼續閱讀《伯夷傳》時，他應該馬上就接觸到了第二段更為深刻的部分。也就是說君臣之間的道德是絕對的，即使君主做出了很多不德之事，身為臣屬而征討主君，進而奪取政權這樣的事是不被允許的；與其在犯下這樣反逆革命行為之人手底下生活，不如餓死要好得多，而這種事在過去曾經發生過，也就是伯夷、叔齊的故事。感動於第一段內容的光圀，是不會不被第二段所感動的。結果光圀自己也在晚年的時候移居西山，自稱「西山隱士」。 光圀讀到《史記》而受到感動，是在他十八歲的時候。以這種感動為基礎，將兄長的兒子收為養子，是在他三十四歲的時候。將藩主的地位讓給養子後隱退，是在他六十三歲的時候。光圀仰慕伯夷、叔齊的故事而進入太田的西山，住在西山莊之時六十四歲，在西山莊故去則是在七十三歲那年的年底。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十八歲時青年的感動，持續了五十五年漫長的歲月，他的一生都由這種感動所決定。對青年純情之時重要的感動記憶猶新，大概是很多人都有的經歷吧。可是對大多數人來說，這種感動只會持續一時，終將漸漸消失。而對於光圀來說，這種感動一生都沒有泯滅，這種感動決定了他的一生。 彰考館 不，還並不只是如此。光圀感動於《史記》的《伯夷傳》的同時，又想到自己能夠這樣了解到如此偉大人物的精神和行為，全都是《史記》的功勞，如果司馬遷沒有寫下《史記》的話，自己可能就沒辦法知道伯夷、叔齊的言行了，所以書寫並保存下正確的歷史，對於後世而言是很必要的，因此光圀立下了編纂大日本史的想法。而歷史編修這樣的事，與家督繼承和國體問題不同，沒有必要保密，所以光圀從十八歲的時候就立即開始進行準備，收集古書文獻，在十二年後的明歷三年（1657）於藩邸中開設修史局。就在這一年的正月，江戶發生大火，江戶城的本丸燒毀，損失非常慘重，林羅山甚至因為書庫燒毀而驚愕異常以至於溘然長逝，可以想見古書的搜集和史實的調查變成了當務之急。此修史局在十五年後定名為彰考館，彰往考來，即探明過去的歷史，以此思考將來應行之前途。很多優秀的學者匯集於此，人見卜齋、佐佐宗淳、丸山可澄、鵜飼煉齋、力石忠一、安積澹泊、安藤年山、栗山潛鋒、三宅觀瀾等人，都是光圀在世之時所錄用的人才，其中既有林羅山流派出身的，也有山崎暗齋門下之人，還有國學方面的人物。從能夠把這些人物自由地加以利用來整理大日本史這一點上，可以看到光圀超群的統率能力。 協助彰考館進行研究的人物之中，大放異彩的是朱舜水和契沖。舜水是中國的儒者，明朝滅亡之後恥於仕清故來到日本，光圀恭迎並厚待之。契沖的事情前文已經提到，不過光圀最初招攬他的時候，契沖是拒絕的，不過取而代之，契沖寫下《萬葉代匠記》交給了彰考館。 就研究方法而言，派人前往各地收集古書舊記，對於重要的文獻則收集數種寫本進行比照，檢查其中有無文字抄寫上的錯誤，乃是十分科學的忠實原著的方法。比如對於《太平記》等書籍，彰考館就整合了十個種類的異本，並參照其他記錄，在元祿四年的時候出版了《參考太平記》四十一冊；之後更是一口氣在元祿六年出版了《參考保元物語》九冊、《參考平治物語》六冊。除此之外，他們還對以《日本書紀》為首的六國史加以嚴格地校訂。這樣科學的研究方法，甚至比有名的清朝校勘學還要早一步開始，可以說是光圀的獨創。 通過這樣嚴密的科學研究方法，大量的古書得以恢復其本來的面貌，以正確的形式出版。另外，與大日本史的研究相關的，比如《扶桑拾葉集》三十卷、《禮儀類典》五百一十卷等數目眾多的書籍、文獻得到編纂，因此《大日本史》本身也就不斷地被改訂和增補，漸漸地變得難以完成。在這期間，元祿十三年（1700）十二月六日，光圀以七十三歲辭世，諡號「義公」，稱水戶黃門（黃門就是中納言）。這位受到後人無限尊敬的英傑，雖然在修纂事業的中道亡故，但所幸這一事業得以繼續，最終於嘉永二年（1849）出版本紀、列傳一百七十三冊，至明治三十九年（1906）志、表出版結束，終於完成了包括本紀七十三卷，列傳一百七十卷，志一百二十六卷，表二十八卷在內，全部三百九十七卷，外加目錄五卷，合計四百零二卷的巨著。自明歷三年開館算起歷時二百五十年，自正保二年立志修纂算起則有二百六十二年。可以說《大日本史》是耗時長達二百六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一部作品歷經二百六十二年的編著，一種精神貫穿其中未曾中斷，在全世界的歷史中都難見與之相似的例子。 《大日本史》的編纂方針 光圀並未看到《大日本史》的完成而中途去世，不過其內容的主體思路是光圀了解並由他決斷和指示的。比如對記事採取一條一條地標註出典、不摻雜一點想像和妄斷地加以展現的這一極具科學性的方法，就是光圀的指示。有些很有名的由光圀裁定大方針，鮮明地體現了光圀的思想，並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的內容包括：第一，將《日本書紀》中列為「御一代」的神功皇后從本紀中去掉，收錄在皇妃傳之中；第二，承認大友皇子即位天皇，作為「御一代」列入本紀；第三，關於所謂南北朝，將吉野朝廷的歷代天皇作為正統天子，作為「御一代」列入本紀，而對於所謂北朝，則作以《後小松天皇本紀》為首的北朝五主紀以為附載。上述三點可以說是《大日本史》中三大特色之筆，這三點都是非常嚴肅敏感的問題，不過光圀自己承擔了全部的責任做出上述裁決，將之確立為《大日本史》編纂的大方針，其後明治天皇陛下也採用了上述學說。 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有一種無妄之說，即日本的創立者來自中國，也就是說皇室的「御先祖」是吳之泰伯。林羅山之子鵝峰大概是相信這樣說法的，他在寬文六年寫就的《東國通鑑》序文中明確地提出這一說法。惺窩和羅山非常尊崇中國，甚至於到了痛苦於自己沒有生在中國而是生在日本這一事實，因此他們認為如果日本的先祖是吳泰伯的話，對於日本的名譽可以有進一步的提高，因此大概是滿心歡喜地採用了這一無妄之說吧。而鵝峰在幕府的命令下寫作《本朝通鑑》之時，也是以這一說法為始的，光圀看到之後非常驚訝，立即提醒其注意並要求其重寫。因此，就擺脫自卑自屈的態度，以正確的事實為基礎堂堂正正、充滿自信地書寫日本歷史這一點，在近世時期，水戶光圀的功勞不可謂不大。文化七年，《大日本史》本紀、列傳完成之時，由水戶藩主進獻給朝廷，當時呈上的《上表文》中，有「伏惟，太陽攸照，率土莫匪日域；皇化所被，環海咸仰天朝」之句。光圀與羅山和鵝峰相比較，簡直是雲泥之差。 光圀的首要功績便是編修《大日本史》。不過在編修工作進行的過程中，他還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其中之一是於元祿五年在攝津湊川立「嗚呼忠臣楠子之墓」，悼念楠木正成忠義殉死，將其表彰於天下。到當時為止，湊川並無墳墓，人們對於正成的尊信也很不夠。對此，光圀提出，較之其卓越的軍事才能正成的本質中更為重要的是其乃純粹的忠臣這一點，遂託詞於嗚呼之感嘆以表達無限尊敬之熱情，立石碑以記之。同時他又將足利高氏指定為逆賊，並批判足利幕府，進而要求德川幕府也進行反省。 還有一件事，他在元祿七年的時候，悲傷於神武天皇的御陵之荒廢，感到不得不向幕府請求建立神社以祭祀建國始祖，並打算為此公開上書。雖然光圀根據當時的時勢判斷這一點不可能實現，所以並未公開上書，不過這一點最終成了與明治維新關係密切的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