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三十五、新中國的誕生
在人民解放軍凌厲進攻和國民黨統治區反蔣鬥爭的雙重打擊下，國民黨政府搖搖欲墜，蔣介石集團狐鼠哀鳴。為了進行垂死掙扎，蔣介石下令召開「行憲國大」，替自己「黃袍加身」，並加緊經濟控制，但仍不能挽回江河日下的頹勢。1949年初，他們在美國的策動下發動「和平攻勢」，不久即宣告破產。同年4月，人民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迅速解放了國民黨首都南京，正式宣告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隨後，人民解放軍乘勝前進，解放全國大陸。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國民黨政府選舉「總統」的鬧劇與財政經濟的崩潰
美國對於腐敗無能的蔣介石集團日益感到不滿，策划起用新的代理人以替代已失去利用價值的舊工具。這種動向使蔣介石深感不安。為了粉飾獨裁統治，取悅於主子並欺騙人民，蔣介石決定召開國民大會，選舉總統，標榜「憲政時代」的開始。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所謂「行憲國大」在南京召開，中心議題就是選舉總統和副總統。出席這次「國大」的代表，裝模作樣地從全國普選中產生，但老百姓對這種選舉根本不感興趣，而國民黨各派系之間則為爭選票而激烈爭吵，互揭隱私，甚至大打出手，最後竟演出了「雙包案」，雙方都說自己是合法的「國大代表」。因此到了「國大」開張之時，有的大鬧會場，有的實行絕食，有的把棺材抬到會場門口宣布「定期自殺」……
4月19日，舉行總統選舉。事前，蔣介石就聲言：「我不做總統，誰做總統。」 居正奉命陪同「競選」。選舉結果，蔣介石成為中華民國末代總統。
在副總統的選舉中，李宗仁與孫科展開了激烈爭奪。這是美國打算「換馬」，而正處在將換而未換時節的一種矛盾狀態。蔣介石不願意讓桂系取得中央大權，竭力支持孫科。李宗仁則憑藉美國支持而信心十足。為了壓迫李宗仁，蔣介石暗示另一競選人程潛退出競選，以便把蔣介石所能掌握的選票集中到孫科身上。李宗仁聞訊，以退為進，宣布退出競選。這使孫科處境尷尬，不得不也表示退出競選。「國民大會」已無法繼續進行。蔣介石這才慌了手腳，派人說服程、李、孫三人繼續參加競選。丑戲收場，選舉繼續，經過四輪投票，李宗仁以多數票當選為副總統。
鬧騰了一個多月的「行憲國大」，是國民黨末日來臨前夕的「迴光返照」。正如新華社1948年5月23日社論所指出：「蔣介石統治中國二十一年所追逐的最後一齣戲已經演過了。但是這齣戲是演得那樣難堪，以致人們不知他們是在作喜事還是在出喪。」
5月20日，總統、副總統就職，表明了國民政府的結束和「總統府」的開鑼。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危機愈演愈烈，終於走上了總崩潰的絕境。
國民黨政府為了繼續反革命內戰，一再增加軍事費用，軍事開支竟占全部預算的80％以上。財政赤字直線上升，1948年高達900億元，其中6月份財政收入只敷支出的5％。為了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和彌補財政赤字，國民黨政府乞靈於印鈔機器，濫發鈔票。結果造成了舉世罕見的通貨惡性膨脹和物價的飛漲。截至1948年8月21日，法幣發行額已達6636946億元，比1937年6月增發了47萬餘倍。物價的上漲比通貨發行額增長的速度更快。上海從1948年1月至8月19日，物價上漲了56倍，8月份物價同1937年1至6月份平均物價比較，上漲了500萬至1100萬倍。北平元宵每隻1萬元，南京油條每根五六千元以上，瀋陽雞蛋每隻30萬元，上海一杓開水2000元。法幣的價值已經貶低到自身的紙張費和印刷費以下，已成為廢紙。
國民黨政府為了苟延殘喘，「經最深切之考慮，以最大之決心」，於1948年8月19日以總統的名義頒布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及《金圓券發行辦法》等法令。其主要內容是：（1）以金圓為本位幣，發行金圓券，發行總額不超過20億元。限在11月20日前以法幣300元折合金圓券1元的比價收兌法幣。（2）限期收兌人民所有的黃金、白銀及外國幣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3）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存放國外之外匯資產，違者制裁。（4）全國各地物品及勞務價格，應照1948年8月19日該地各種物品貨價依兌換率折合金圓券出售，由當地主管官署嚴格監督執行；所有按生活指數發給薪資辦法一律廢止；禁止工廠罷工怠工等。這就是國民黨大吹大擂的所謂「幣制改革」和「限價政策」。為了推行這一「改革」，蔣介石在上海、天津、廣州及西南、西北等地設置管理區，委派了經濟管制督導大員。
所謂「幣制改革」和「限價政策」，實際上是對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一場公開的大掠奪。這種掠奪是憑藉著最野蠻的暴力手段進行的。遭此洗劫者，不只是勞動人民，也包括一般的工商業者，他們被迫拿出黃金、白銀、外匯去兌換金圓券。截至1948年10月底，中央銀行搜括到手的民間金銀外匯價值2億美元。國民黨當局還強制民族工商業者按照「限價」拋售貨物，支持金圓券。在上海，他們曾經用武力劫持工商界著名人士，拘捕了紙業、雜糧油餅業、糖業等公會理事長作人質，迫使工商業者就範。他們還組織了2萬多人的「經濟戡建大隊」檢查倉庫，除軍政要人的財產外，發現一般工商業者存貨即一概沒收。這些歹徒帶著手槍，闖入工廠、商店、倉庫、住宅，以檢查為名，大肆搶掠。
但是國民黨政府的暴力「限價」並沒有能夠控制住物價。金圓券如同法幣一樣毫無信用，人們都想儘快把它脫手。10月初從上海開始，各大城市都發生了搶購貨物風潮。上海商店中的布匹、百貨被搶購一空，天津貨架「十架九空」，北平糧店則早已「十室十空」。而「限價」的結果，又使各種貿易紛紛轉入黑市，商店無貨可賣，工廠停工待料，物價暴漲之勢越發不可收拾。國民黨政府束手無策，只得在11月10日取消「限價」，接著又自動宣布金圓券貶值10倍，並撤銷20億元的發行限額，結果，金圓券發行額增長和貶值的速度反而大大超越了法幣崩潰時的速度。金圓券最初發行量為9億，取消限額後，11月為33．94億元，1949年1月為208．22億元，5月猛增到679458億。僅僅9個多月就增加了75495倍。國民黨貨幣與美元的比價，1949年4月同上年8月相比，貶值了4萬倍。物價上漲的速度創造了「世界紀錄」。1949年5月同1948年8月相比，物價指數上漲了6441361倍，米價上漲了900萬倍。1949年5月同1937年6月相比，國民黨貨幣發行量增加了1445億倍，而同期物價指數上漲了36807．6億倍，米價上漲了476018億倍。
這時國民黨統治區的工農業生產衰敗到了極點，人民生活貧困到了極點。1949年全國鋼產量只有15．8萬噸，原煤產量只有3243萬噸，發電量只有43億度，棉紗只有180萬件。工業總產值同1936年相比，重工業下降了70％，輕工業下降了30％。194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只有2200多億斤，比1936年少24．6％；棉花總產量只有889萬擔，比1936年少47．6％。工人大量失業，至全國解放前夕，城市失業人數超過400萬。不僅工人、農民、城市貧民生活不下去，一般的公教人員也度日艱難。成都小學教師每工作1小時所得工資平均為4000元，而當時一封平信郵資要5000元，一碗茶要8000元至12000元。
國民黨統治區財政經濟體系的總崩潰，加速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滅亡。
國民黨「和平」攻勢的破產
當1948年即將過去，新的一年就要到來時，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全國範圍的勝利已確定無疑，這一點，全世界的輿論，包括一切帝國主義的報紙，都完全沒有爭論了。但是反動派是不會自行消滅的，「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已經不能用單純的軍事鬥爭的方法加以阻止，他們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視政治鬥爭的方法。」 1949年1月到4月，蔣介石、李宗仁在美國政府的指使協助下，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和平」攻勢，企圖保存殘餘的反動勢力，取得喘息的時間，重整旗鼓，捲土重來。
1948年11月9日，即人民解放軍發起淮海戰役的第四天，蔣介石寫信給剛剛連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要求美國政府迅速增加援助，並發表一篇表示支持國民黨政府作戰的「堅定的聲明」，「因而加強中國政府的地位，以從事於正在北方與華中展開的大戰。」但杜魯門在覆信中僅表示「正竭盡一切可能加速運送物資」，卻拒絕發表新的聲明。於是蔣介石又派宋美齡親赴美國求援，結果也碰了一鼻子灰。
這時，美國與桂系的倒蔣活動日益公開化。桂系頭面人物之一白崇禧搶先打出了「和談」的旗號。1948年12月24、30日，他兩次致電蔣介石，提出「乘京滬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對內對外和談部署，爭取時間。」湖南省主席程潛，河南省主席張軫及這兩省的參議會也先後提出停戰言和主張。程、張等均明確要求蔣介石「下野」「引退」。
歷史上曾多次運用以退為進戰術，通過下野而渡過難關的蔣介石，於1949年元旦發表文告，表示對個人進退「絕不縈懷」，願與中共「商討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條件則是「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等。
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於當月14日發表對時局的聲明，嚴正指出：「中國共產黨認為這個建議是虛偽的。這是因為蔣介石在他的建議中提出了保存偽憲法、偽法統和反動軍隊等項為全國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條件，以為和平談判的基礎。這是繼續戰爭的條件，不是和平的條件。」聲明提出了反映全國人民公意的八項條件作為和平談判的基礎，即「（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毛澤東的聲明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的一致擁護。22日，響應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號召而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各人民團體代表人物及其他著名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人聯合發表《對時局的意見》，表示「徹底支持」毛澤東提出的八項條件。其他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也紛紛發表聲明，揭露蔣介石和平欺騙，擁護毛澤東的八項和平主張。
其間，蔣介石曾於1月8日照會美、英、法、蘇，請求它們出面調停，也遭到拒絕。
21日上午，蔣介石召集在京黨政高級官員在其官邸舉行緊急會議，並發表文告，以「因故不能視事」的名義宣布「引退」，把總統職務交給李宗仁代理。27日，李宗仁正式致電毛澤東，表示「貴方所提出八項條件，政府方面已承認可以此作為基礎，進行和談。」 3月23日，何應欽在孫科辭職後組閣，任行政院長。次日，指定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章士釗、李蒸（後增加劉斐）為和談代表，張治中為首席代表，正式組成和談代表團。
蔣介石下野，只是辭去了總統職務，依然是國民黨總裁，他安插在各方面的嫡系，都唯他的意旨是從，因而仍然握有極大的實權。他下野後回到浙江奉化溪口，那裡設有7座電台，可隨意指揮。小小的溪口鎮一時成了國民黨實際上的指揮中心、發號施令的大本營。
桂、蔣之間雖然矛盾重重，但反對中國革命的根本立場基本相同。李宗仁口頭上表示願以中共「八項條件」為談判基礎，目的只是利用人民要求和平的心理，抬高自己的名聲，作為同蔣介石作鬥爭的政治資本；同時阻止革命繼續前進，同共產黨「劃江而治」。由於實權仍操縱在蔣介石手中，因此李在大政方針上還須聽命於蔣，他執行了蔣在溪口提出的「備戰求和，仍然以整飭軍事為主」的方針。李在派出和談代表團的同時，召集軍事會議，加強長江防禦，以阻止解放軍渡江；準備將駐在新疆的10萬部隊東調，以抵抗解放軍西進；積極爭取美援以裝備桂系部隊等。張治中應李宗仁電邀於2月20日到達南京後，3月初就特地跑到溪口向蔣介石「請求指示」。和談代表團出發之前，南京政府先後召集四次會議，研究談判的「原則性限度」，並寫成腹案作為同中共談判的依據。這個「腹案」共9項，其內容包括「關於戰爭責任問題，不應再提」；同意重訂憲法，但國民黨方面「應有相當比例之人數參加」；雙方軍隊分批「各就駐在區域自行整編」，雙方保留軍隊數字另作商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產生聯合政府，國民黨方面「與共方應以同等名額參加」；雙方在正式談判前就地停戰等。 張治中在動身赴北平談判前再次去溪口，請示蔣介石對這一「腹案」的意見。
當李宗仁宣布願以「八項條件」作為和談基礎時，中國共產黨表示了極大的耐心，並準備採取寬容的政策。2月，中共通知國民党進行正式談判。3月26日，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林伯渠、葉劍英、李維漢為和談代表（後增派聶榮臻為代表），周恩來為首席代表，自4月1日起，在北平與國民黨政府的代表團進行和平談判，並由廣播電台通知國民黨政府依照上述時間、地點派遣其代表團攜帶為「八項條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利舉行談判。
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按照中共中央規定的日期到達北平。2日起雙方代表開始交換意見，毛澤東逐個單獨會見了南京代表。南京代表提出對戰犯問題從寬處理、人民解放軍不可渡江等要求。4月12日，談判正式開始，中共代表團提出《國內和平協定草案》。南京代表對此提出修正意見。中共代表團作了許多讓步，採納了他們提出的40多條意見中的半數以上。如最敏感的懲辦戰犯問題，修改為「一切戰犯，不論何人，如能認清是非，幡然悔悟，出於真心真意，確有事實表現，因而有利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者，準備取消戰犯罪名，給以寬大待遇。」但拒絕了南京代表提出的「就地停戰」，「劃江而治」等要求，明確表示，人民解放軍是一定要渡江的。4月15日，中共代表團提出《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交南京代表團，並限其於20日前作出答覆。南京代表團在研究了協定之後表示接受，派代表黃紹、顧問屈武於16日飛返南京請示簽字問題。中共代表團還特意關照，考慮到李宗仁的處境，如他認為在南京簽字有所不便，可到北平來簽字，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和平的願望和對戰敗者的通情達理態度。然而李宗仁並不想斷然割斷與蔣介石集團的關係，一面向蔣介石請示，一面向中國共產黨節外生枝地提出了訂立臨時停戰協定的要求。20日晚，南京政府電復，竟要中國共產黨對協定內容重新予以考慮，表明他們拒絕在「協定」上簽字。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於是發起渡江戰役，向江南進軍了。
百萬雄師過大江
國民黨政府一面發動「和平」攻勢，一面又加緊組織殘餘軍事力量加強長江防線，以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南進。蔣介石把何應欽、顧祝同、湯恩伯等國民黨高級將領召至溪口謀劃長江防務。當時國民黨還有220萬兵力，其正規軍有100多萬。他們決定把剩餘的正規軍之大部40個軍約70萬人布防於宜昌至上海1800多公里的長江一線。並以九江為界，將長江防線分為兩大戰區：京滬杭警備總部湯恩伯集團25個軍約45萬人，主要配置於江西湖口至上海一線；華中「剿總」白崇禧集團15個軍約25萬人，主要配置於湖北宜昌至湖口一線。海軍第二艦隊、江防艦隊和空軍主力（飛機近300架），分別配置於武漢、南昌、上海等地。任命湯恩伯為江防總司令。
為了完成解放全中國的任務，中國共產黨在準備同國民黨談判的同時，領導人民解放軍進行渡江作戰的準備。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由鄧小平、劉伯承、陳毅、粟裕、譚震林組成的原淮海戰役總前委，繼續領導渡江作戰。以第二、三野戰軍全部26個軍約100萬人的兵力在長江下游實施渡江作戰，奪取國民黨反動統治中心的京滬杭地區，圍殲湯恩伯集團於南京、鎮江、蕪湖之間的三角地帶，前出浙贛路廣大地區，並準備粉碎美國的武裝入侵。另以第四野戰軍2個軍約12萬人組成先遣兵團，由平津南下至武漢以北以東地區鉗制白崇禧集團，策應第二、三野戰軍渡江。根據中央軍委指示，渡江戰役總前委擬定了《京滬杭作戰實施綱要》，確定將渡江部隊組成東、中、西3個突擊集團。以三野第八、十兵團8個軍共35萬人組成東集團，在張黃港至三江營間實施渡江；以三野第七、九兵團7個軍共30萬人組成中集團，在裕溪口至樅陽間渡江。渡江後，兩集團迅速東西對進，圍殲蕪湖、南京、鎮江地區蔣軍主力，並繼續向杭州、上海方面進攻。以二野第三、四、五兵團9個軍共35萬人組成西集團，在樅陽至望江間渡江，除以一部直出浙贛路外，主力迅速東進，擔任攻占蕪湖、南京任務。四野十二兵團及中原軍區部隊位於武漢正面牽制白崇禧集團。
4月20日，國民黨政府拒絕在「和平協定」上簽字。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朱德總司令遂於21日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軍「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空前壯闊的渡江作戰開始了！
20日夜，三野中央突擊集團首先在裕溪口至樅陽段起渡，攔腰斬斷了敵人長江防線。東、西突擊集團於21日夜同時在預定地段起渡，勝利向前推進。22日，國民黨政府總統府及各院、部、會逃往廣州，代總統李宗仁逃往桂林。蔣介石則於同日飛抵上海指揮軍事。7月，國民黨中央成立最高政治決策機構「中央非常委員會」，蔣、李分任正、副主任，李宗仁提出「擬請蔣總統出國覓取外援」 ，反對蔣介石重掌權柄。
23日，人民解放軍一舉解放了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正式宣告了國民黨統治的覆滅。
為了不給敵人喘息之機，人民解放軍日夜兼程前進。東、中兩個集團於4月底在郎溪、廣德地區圍殲南逃之敵5個軍。接著，中集團一部於5月3日解放浙江省會杭州。東集團分路向東，完成了對淞滬地區之敵的三面包圍。西集團向南疾進，5月6日解放浙贛鐵路重鎮衢州城，9日攻克義烏，從而切斷了湯恩伯、白崇禧兩集團的防區。
這時，湯恩伯集團所屬8個軍20餘萬人麇集上海。蔣介石下令湯恩伯死守上海6個月至1年。
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由三野擔負解放上海的任務，二野集結浙贛路休整，準備協同三野擊退美國可能的干涉。5月12日，三野第九、十兵團發動淞滬圍殲戰。至22日，全部肅清了上海外圍敵人，並向市區以北以東作兩翼包圍。蔣介石和湯恩伯眼看大勢已去，急忙將其嫡系部隊撤上軍艦準備逃跑，剩下的部隊交由淞滬警備副司令劉昌義指揮。23日晚，解放軍分路向市區發動總攻。為保護上海人民和城市，人民解放軍不使用炮兵與炸藥，只用輕兵器作戰，突入市中心區，同時兩翼部隊亦在吳淞口合攏，斷敵海上逃路。劉昌義被迫率部起義。27日，戰鬥全部結束。人民解放軍在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有力配合下，終於解放了我國最大城市和經濟中心上海。淞滬之敵除湯恩伯率5萬人乘軍艦逃竄外，其餘153000多人均被殲滅。
四野先遣兵團於5月14日在武漢以東團風至武穴間渡江。15日，國民黨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張軫率部起義。白崇禧倉皇南逃。16、17日，漢口、漢陽、武昌三鎮相繼解放。二野亦於17日解放九江。22日，解放江西省會南昌。整個渡江戰役共殲敵40餘萬人。
在渡江作戰的同時，華北野戰軍在聶榮臻、徐向前等領導下，於4月24日解放太原，全殲守敵84000餘人。5月1日，大同守敵接受和平改編。彭德懷、賀龍等領導的一野於5月中旬向渭河地區進軍。胡宗南率其主力西逃。20日，陝西省會西安解放。山東方面，青島守敵於6月2日從海上南逃，全省除長山列島外均告解放。
1949年下半年，人民解放軍繼續向西北、西南、東南、華南進軍。
此時，國民黨軍殘餘力量還有約150萬人，其中，白崇禧集團據守於湘、桂一帶，胡宗南集團據守於川、滇、黔、康等省，余漢謀集團據守廣東。國民黨把最後掙扎的希望寄託於白、胡兩軍事集團。
中共中央軍委決定，三野以主力位於京滬杭地區，準備對付美國入侵，同時以有力兵團進軍福建，完成解放華東大陸的任務；二野待沿海城市解放、美國出兵干涉可能性減少時，即進軍西南，解放並經營川、黔、滇、康四省；四野及配屬的二野陳賡兵團，殲滅中南地區殘敵，解放中南全境，經營豫、鄂、湘、贛、粵、桂等省；一野完成解放西北五省任務；華北第二十兵團開赴秦皇島、塘沽地區，防止美軍登陸。根據敵人盡力避免與我作戰的企圖，中央軍委還指示，解放軍對殘敵作戰必須採取大迂迴、大包圍、大殲滅的作戰方針，首先斷敵逃路，以求全殲。
四野和二野陳賡兵團在中南地區發動強大攻勢。7月，發動宜（昌）沙（市）和湘贛戰役，得手後進逼長沙。8月4日，國民黨湖南省主席程潛及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通電起義，湖南省會長沙和平解放。9、10月間，四野發起衡（陽）寶（慶）戰役，殲白崇禧集團主力一部，餘部逃竄廣西。10月初，葉劍英和陳賡指揮廣東戰役，14日解放廣州。國民黨政府西逃重慶。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率殘部向西南逃竄。10月26日，粵軍4萬餘人被殲於陽江地區。11月初，四野主力與二野陳賡兵團分三路發起廣西戰役，22日解放廣西省會桂林，12月4日解放南寧，12日攻占鎮南關（今友誼關）。白崇禧餘部17萬餘人除萬餘人逃入越南外均被殲滅。至此，中南地區全部解放。以林彪、羅榮桓、鄧子恢為第一、二、三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主持中南地區工作。
彭德懷、張宗遜、趙壽山等領導的一野，包括已改隸一野建制的原華北十八、十九兵團，進行了解放大西北的作戰。7月在扶（風）（縣）戰役中殲滅胡宗南集團4萬餘人。8月26日攻克蘭州，殲滅馬步芳集團主力4萬餘人。9月5日解放西寧，23日解放銀川，馬鴻逵集團除一個軍接受改編外全部被殲。9月25、26日，國民黨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鮑爾漢在中共中央政策感召和張治中的影響下，通電起義，新疆和平解放。10月20日，人民解放軍進駐迪化（今烏魯木齊）。至此，西北全境解放。第十八兵團因追擊胡宗南部而進入西南地區作戰。
中共中央決定組成以鄧小平、劉伯承、賀龍為第一、二、三書記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統一領導西南的全面工作。11月1日，二野、一野第十八兵團和四野一部，根據中央軍委關於對西南各敵均取大迂迴動作，插至敵後，先完成包圍，然後再回打的方針，發起了進軍西南的作戰。南路，二野五兵團由湘西進入貴州，15日解放貴陽。二野第三兵團及四野一部挺進川東、川南、黔北，將敵宋希濂集團和羅廣文集團大部殲滅。30日重慶解放。國民黨政府如喪家之犬又逃往成都。這時，北路一野第十八兵團亦已南下川北。12月9日，國民黨雲南省主席盧漢、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等分別率部起義，雲南、西康和平解放。解放軍乘勝魯進，至21日，將胡宗南集團和其他敵軍數十萬人全部包圍在成都地區。敵軍十五、十六、十八、二十兵團起義。27日成都解放，蔣介石的最後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團及退至成都地區其他部隊，除起義者和少數逃竄外均被殲滅。蔣介石集團悽然逃往台灣。
人民解放軍在1949年下半年作戰中，共殲敵175萬餘人。
總計人民解放軍從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海南島解放的4年作戰中，共殲滅國民黨軍隊807萬餘人，其中俘虜458．6萬人，斃傷171萬餘人，投誠63．3萬人，起義84．7萬人，接收改編29．3萬人。全國已解放土地面積849．55萬平方公里，已解放人口4．8253億。人民解放軍指戰員陣亡26．38萬人，負傷104．8萬餘人，被俘1．37萬人，失蹤19．6萬餘人，共損失兵力152萬餘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蔣家王朝覆滅後，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條件成熟了。
中國共產黨早在1948年4月30日發布的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口號中，就提議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主張得到全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少數民族、海外華僑的熱烈響應。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以香港為中心開展了新政協運動。同年9月，各民主黨派代表和進步人士，在中國共產黨的妥善安排下，秘密離開香港等地北上，經安東、大連分途進入東北解放區。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同到達哈爾濱的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的代表共同協商，就成立新政協籌備會和新政協的性質、任務等問題達成協議。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人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聲明「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新中國之早日實現。」2月25日，李濟深、沈鈞儒等35人由東北到達北平。
為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各人民團體先後召開代表大會，建立全國統一的組織。1948年8月，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哈爾濱舉行，恢復了中華全國總工會。1949年3月，中華全國學生第十四屆代表大會，中華全國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分別在北平召開，產生了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執委會和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4月，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宣告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成立。5月，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成立了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此外，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籌備會議、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議、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發起人會議、中華全國教育工作者第一次代表會議籌備會議，也在7月間相繼召開。各人民團體會議一致表示，願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徹底打倒國民黨反動派，迅速召開新政協，建立新中國而奮鬥。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代表等23個單位134人組成的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等文件，選舉了常務委員會。常委會推選毛澤東為主任，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為副主任。常委會下設六個小組，分別完成了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起草共同綱領等任務。
為了進一步闡明中國共產黨在建立新中國問題上的主張，毛澤東於6月30日發表了題為《論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文章，總結了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指出了建立人民共和國的必然性，闡明了人民民主專政國家內部各階級的地位，論述了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和對敵人實行專政的必要性以及民主和專政的關係，說明了新中國的外交方針。文章奠定了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是對馬列主義國家學說的重大貢獻，它為建國的籌備工作指明了方向。
9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召開第二次會議，決定將新政協會議改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審議並基本通過了各小組起草的各項文件。經共同商定，參加人民政協的代表名額為662人。
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隆重召開。毛澤東主持會議並致開幕詞，莊嚴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共同綱領》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機關、軍事制度、經濟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等對內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這個綱領是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重要文獻。會議選舉了由180人組成的第一屆政協全國委員會，毛澤東為人民政協主席，周恩來、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為副主席；選舉了由63人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會議一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定於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京；採用公元紀年；在國歌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國旗為五星紅旗。會議還通過了宣言和致中國人民解放軍慰問電，通過了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決議和碑文。全體代表到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禮。
10月1日下午2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推選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檢察署檢察長。
當天下午3時，首都30萬人集合在天安門前，隆重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周恩來等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盛典開始，樂隊高奏「義勇軍進行曲」，54門禮炮齊鳴28響。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他按動電鈕升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面五星紅旗，並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接著進行了雄壯的閱兵式。入夜，燈火通明，禮花齊放，萬眾歡騰。「萬歲」的聲浪響徹960萬平方公里的上空。
新中國的誕生，標誌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結束了長達10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痛苦和屈辱。為了這一天的到來，無數先烈坐穿鐵牢，捐命沙場，新中國的五星紅旗是他們的鮮血所染成。從此，中國人民昂首挺胸作了國家的主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像巨人屹立在世界的東方，古老的中華民族又展開了歷史的新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