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三十一、國統區的殖民地化

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在軍事上節節敗退。在政治上，蔣介石一手包辦召開「國大」，企圖使其賣國、內戰、獨裁政策「合法」化，以挽救統治危機，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落得萬人唾罵，政治上更加孤立。已經成為美國附庸的蔣介石集團，為了獲取更多的「美援」，全面出賣中國主權。美國獨占資本與四大家族官僚買辦資本結合，壟斷著中國的經濟命脈，殘酷地掠奪中國人民，使國民黨統治區的殖民地化程度愈加嚴重。由於軍事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危機互相激盪，加速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全面崩潰的進程。 蔣記「國大」與「新籌安會」 全面內戰爆發之初，國民黨軍曾經侵占解放區100多座城市。蔣介石被這種表面的勝利沖昏了頭腦，一手包辦召開「國民大會」，企圖假借「民意」，炮製一部「憲法」，使其獨裁、內戰、賣國政策「合法化」，並博得更多的美援。 這場蔣記「制憲國大」鬧劇是在美國的導演下進行的。當初，美國一面在國共之間進行「調處」活動，一面卻「給了中國反動派以日益增多的各種實際幫助，這種幫助越多，蔣介石就越來越蠻橫」 ，直至發動全面內戰。全面內戰一爆發，馬歇爾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1946年8月10日發表聯合聲明，宣布「調停」失敗，以便放手讓蔣介石打內戰。但是馬歇爾並沒有馬上離開中國，他還須繼續完成使國民黨政府「沿著民主途徑進步」的使命，這就是把蔣記「制憲國大」導演好。 就在馬歇爾與司徒雷登的聯合聲明發表後的第三天，8月13日，蔣介石發布文告，單方面宣布於11月12日如期召開「國大」。國民黨中宣部長發表談話，要各黨派迅即交出「國大」代表名單。他們明知中共及民盟等民主黨派不會參加這個背叛政協協議的偽「國大」，但為了多拉一些中間人士下水，又在11月12日假意宣布為了等待中共等交出出席「國大」名單，大會延期三天召開。 11月15日，臭名昭著的偽「國大」終於在南京開幕了。中共、民盟拒絕出席。參加大會的85％是國民黨的代表，加上青年黨、民社黨的代表及少數所謂「社會賢達」，共1600多人。其中1000多人又是1936年由國民黨指定或以賄選、舞弊、脅迫等方式產生的。以曾琦為執行委員會主席的青年黨，早已叛離民盟，依附於國民黨。以張君勱為黨魁的民主社會黨在政協期間尚混跡於民盟之中，這時也成為蔣介石的御用工具。它們都先後被民盟開除出盟。蔣管區輿論界十分鄙夷這些敗類，把參加偽「國大」比作「跳入妓院的火坑」，張君勱被人稱為「張君賣」。偽「國大」之不得人心可見一斑。 按照政協決議及其程序，國民大會必須在政協決議次第付諸實施後，在改組後的聯合政府的領導下始能召開。中共及各民主黨派代表必須在「國大」代表中有足夠的數量，召集日期應由各方協商確定。蔣介石把政協決議視同廢紙，一手包辦「國大」，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的抵制。偽「國大」開幕的第二天，11月16日，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周恩來在南京梅園新村舉行記者招待會，嚴正指出：「這一『國大』是違背政協決議與全國民意，而由一黨政府單獨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一黨『國大』中將要玩的一切把戲，乃至改組政府，我們決無一顧之必要。」「進攻解放區的血戰方殷，美國政府援蔣內戰的政策未變，假和平假民主絕對騙不了人。」 19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部分成員離開京、滬返回延安。中國民主同盟於11月25日在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明確指出「這次召集的國大違背了政協決議的整個精神，破壞了政協決議的程序，並且這次國大不是全國團結統一的制憲會議」， 因而表示拒絕承認這次「國大」。其他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也紛紛發表聲明，譴責國民黨的分裂行動。港、九各界反內戰大同盟把偽「國大」斥之為「歷史上的一個醜劇」。 這次偽「國大」在國民黨一手操縱下，於12月25日通過了所謂《中華民國憲法》，它的一些條文中雖然不乏「民主」的詞句，但實質與「五五憲草」一樣，是一部「人民無權，政府有權；地方無權，中央有權；立法無權，總統有權」，把蔣家王朝反動獨裁統治強加在全國人民頭上的「根本法」。 中共中央發言人於12月21日發表聲明，指出「現在蔣記『國大』所要通過的『民主憲法』，就字面說甚至還不及袁世凱的天壇憲法和曹錕憲法。」 28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嚴正指出，蔣介石召開偽「國大」之舉，「既不能滿足人民，又不能壓倒對方」，「一切歷史家都會看出，這乃是蔣介石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失敗。」社論又揭露了蔣介石在召開「國大」時，一面宣布「停戰」，一面又繼續大舉進攻解放區；一面在「國大」討論人民權利條文，一面又瘋狂鎮壓人民群眾，發生了屠殺攤販，暗殺勞協理事長朱學范（未遂），在廣州一夜之間逮捕3000人等一系列暴行。 民盟於31日發表書面談話，其他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也先後發表聲明，堅決不承認這個偽憲法。 12月25日偽「國大」鬧劇收場，馬歇爾導演大功告成，於翌年1月7日離華返美。行前還發表聲明，為他在「調處」期間支持蔣介石準備全面內戰的行徑辯護，為偽「國大」、偽「憲法」捧場，攻擊中共的正義立場。此後，司徒雷登代替其繼續工作。他按照美國政府的意圖，在繼續支持蔣介石內戰同時，又幫助蔣介石導演了一出「改組政府」的醜劇。 1947年1月29日，美國政府宣布退出三人會議和軍事調處執行部。2月21日，蔣介石政府迫使參加北平軍調部的中共人員葉劍英等全部撤回延安。27、28日，又通知中共駐南京、上海、重慶等地談判代表和工作人員限於3月5日前全部撤退，隨即派軍警、特務包圍監視中共駐各地人員，並宣稱以後如發現中共人員即作為「匪徒」治罪。3月13日，蔣軍胡宗南部開始進攻解放區首府延安。蔣介石、陳誠叫囂要對人民解放軍作戰到底。19日，蔣軍占領延安。這樣就完全堵塞了和平解決國內問題的道路。 4月18日，蔣介石「改組」政府。蔣介石仍自任國民政府主席，孫科任副主席，國民黨政學系首領張群取代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院長，「社會賢達」王雲五任副院長，居正任司法院長，戴傳賢任考試院長，于右任為監察院長。29名國民政府委員中，國民黨占17人，青年黨4人，民社黨4人，「社會賢達」4人。23日，「改組」後的國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蔣介石因此得意非凡，宣稱「多黨政府」已經成立，國民黨已經實踐了「還政於民」的諾言。美國方面也竭力為之捧場，說這個「改組」後的政府「實在使人感到有希望」。緊接著，美國政府於5月宣布解除「對中國的武器和彈藥的禁運」 。 4月22日，新華社發表社論《新籌安會——評蔣政府改組》，指出「蔣介石這一『改組政府』的把戲，不過是繼承袁世凱舊籌安會的一個新籌安會。其媚外、殘民、打內戰、走死路等特點，將無一而不相像。」「舊籌安會出現之後，袁世凱不久就垮了台；新籌安會出現之後，蔣介石的命運決不會好過袁世凱，也許比他更壞些。」 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拒絕參加並強烈反對這個所謂「改組」的政府。中國農工民主黨留港中委在《華商報》上發表對「改組政府」意見，指出蔣介石這套把戲。目的「在見信於美國獨占資本，以取得借款作支持其反人民民主的統治」，「實與袁世凱、汪精衛同出一轍」。 主權大拍賣 國民黨發動的反革命戰爭，是一場蔣介石出人、美國出錢出槍並實際操縱著指揮大權的戰爭。「白皮書」供認，美國政府給予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援助等於這個政府的「貨幣支出百分之五十以上，在比例上超過戰後美國對任何西歐國家的援助數量。」美國如此「慷慨」，目的無非是扶植一個反動政府為工具，把中國變成它的獨占的殖民地。當然，這一切又都是以蔣介石政權出賣中國的主權為代價的。 1946年3月至8月間，蔣介石為獲得美國轉讓的剩餘物資，「慷慨」地允諾以全部領空權作為交換條件之一。5月，美蔣雙方達成密約，美國由此取得在中國內地各省及東北、台灣作軍事性空中攝影的特權。8月13日，蔣介石同美國陳納德空運公司訂立合同，允許這個公司的飛機在中國經營空運。9月2日，國民黨政府與當時處於美國控制之下的菲律賓簽訂了上海、馬尼拉飛機降落權協定。隨後美蔣又取得協議，允許「載運聯總物資」的美國船隻進至南京、蕪湖、九江、漢口等四個長江口岸，允許美國輪船自琉球駛入並停泊於台灣的基隆及高雄兩個港口。這樣，美國在中國實際上已經取得了相當多的領土權、領空權、領海權和內河航行權。 但是美國方面並不以此為滿足。國民黨政府為了得到更多的「美援」，也不惜全盤拍賣中國主權。於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簡稱「中美商約」）就出籠了。這個條約是1946年11月4日由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條約司長王化成同美國政府全權代表施麥斯、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共同簽訂的。名為「商約」，實是國民黨政府向美國全面出賣中國主權的不平等條約。 「中美商約」共30條，通篇以極端虛偽的「平等」「互惠」的形式掩蓋著極端不平等的內容和性質。當美國與蔣介石政府間處於主子與僕從的地位時，加上中美兩國經濟、軍事實力懸殊等各種因素，雙方是不可能有什麼「平等」的。撕開這些辭藻的虛偽面紗，人們在這個「條約」中看到了什麼呢？ 按條約規定，美國人可以在中國「領土全境內居住、旅行及經商」，其經營範圍廣泛地包括「商務、製造、加工、金融、科學、教育、宗教及慈善事業」，並為此可以在中國開發礦產資源、購置產業、建築房屋和租借、保有土地。美國的「法人及其團體」在經濟權利上，與中國的「法人及團體之待遇相同」，凡依美國法律組成的「法人及團體」，在中國也要「承認其法律地位」。照此辦理，中國無異是美國的領土了。 條約規定，美國商品在中國「徵稅、銷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於現在或將來所給予」中國「國民、法人、團體之待遇」。美國「任何種植物、生產物或製造品之輸入」，以及運往美國任何物品之輸出，「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照此辦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就再次被完全剝奪了。 條約規定，美國船舶可以在中國「開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領水內」自由航行，可以無限制地一艘船停泊幾處口岸。其人員貨物可以經由「最便捷之途徑」，有通過中國「領土之自由」，「不得課以任何過境稅或予以任何不必要之遲延或限制」。而且美國船舶（包括軍艦）只要在遇到「任何危難」的藉口下，就可以開入中國「對外國商務或航業不開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領水」。照此辦理，中國一切航路、海港、陸路的自主權也完全喪失了。 條約規定，美國人在中國的住宅、貨棧、工廠、商店及其他業務場所，以及一切附屬房地，中國人概不得進入察看或搜查，其中所有書冊、文件或賬簿亦不得查閱。照此辦理，美國人在中國就有了無上的特權。 「中美商約」把美國在中國的特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算得是近代中國歷史上最大、最苛刻、最殘酷、最可恥的不平等條約，是中華民族又一新的大國恥。蔣介石把中國的一切經濟命脈，把全部中國領土、領海，把中華民族的生存權利，幾乎拍賣得乾乾淨淨。連英國議員也驚呼這個條約是對中國「從未見過的最野蠻的經濟侵略」。 「中美商約」簽訂後，美蔣雙方意猶未足，又陸續簽訂了一系列協定，還達成了若干密約。例如，1946年12月，訂立了出賣中國全國航空權的「中美航空協定」。1947年1月，訂立了「青島海軍基地秘密協定」，承認美海軍侵駐青島。7月，訂立「滇越鐵路管理與川滇鐵路修築協定」，出賣鐵路主權。12月，訂立「中美海軍協定」，由美國直接控制中國海軍。1948年7月，訂立「中美關於經濟援助之協定」，允許美國取得各項經濟特權。8月，訂立「中美農業協定」，美國得以控制中國的農村經濟。這些協定，都是「中美商約」的補充和具體化。 在蔣介石政府的出賣下，在上述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美國對華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達到了空前未有的規模。 美國取得在中國傾銷商品的獨占權，四大家族則成為美對華商品輸出的總買辦。美對華商品輸出的形式包括美商直接在華開辦公司、美國人與四大家族合辦商業公司、由四大家族開設而實際為美國公司分銷處的公司等。1946年7月，美商在華設立的分支店115處。陳納德與宋美齡合辦的「中美實業公司」，總資本達10億元法幣。宋家「孚中公司」獨家經營美國12家公司的商品；陳家「太平興業公司」和美國23家公司訂有合同；孔家「揚子建業公司」獨家經營美國16家公司的商品。此外，美國人還利用其可以自由出入中國海港、機場以至內河的特權，同官僚資本及國民黨軍政官員勾結，大量走私。結果，美國商品如潮水般的湧入中國，美貨充斥中國城鄉市場。從飛機、汽車、鋼鐵成品、機器設備到剃刀片、頭髮梳子、縫衣針；從棉花、花生米、奶粉到香菸、口香糖、火柴，無所不有。真是「無貨不美」「有美皆備」。 美國的對華資本輸出也取得了獨占的優勢，其投資總額在各國對華投資總額中所占比例近80％，其中相當大部分是用來支持蔣介石打內戰並取得種種特權的政治性借款和物資「援助」。從抗戰結束到1948年，單是「白皮書」所供認的「美援」就有45億多美元。其他方面的投資也大大增加，投資的地區又以華南、台灣為最。美國在中國設立的公司中，有規模巨大的發電廠、世界壟斷性銀行的分行、石油公司分公司等。它們在所謂技術合作的名義下甚至打入了國民黨的「國營企業」。 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頂峰 抗日戰爭勝利後，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劫收」了日偽在榨取中國人民血汗的基礎上積累起來的大量財富，又以出賣國家主權換取了大量的美援，並運用政治的軍事的暴力手段和在國民經濟中的壟斷地位，對人民實行敲骨吸髓的掠奪，從而集中了價值高達200億美元的巨額財富。這是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發展的頂峰時期。 這一時期，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在更加廣泛的範圍內和更大的程度上壟斷了除解放區以外的全國經濟命脈。 在金融方面，日本投降後日偽各金融機構及其財富均由國民黨的四行二局「劫收」，四大家族發了一大筆「勝利財」，金融勢力大大擴充。據中央銀行統計，至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前，國民黨統治區共有3489家銀行，其中四大家族金融系統控制的「官營」銀行2446家，占銀行總數的70％以上。四大家族還利用他們的特權以各種方式操縱金融，從中牟利。例如利用他們能夠優先按法定比價取得外匯的特權，套購外匯，大發橫財。1946年1月，外匯兌換率變動前夕，陳立夫以「中國農村電影教育公司董事長」身份，按法幣20元兌換美金1元的官價外匯率，以法幣2360萬元預購外匯119萬美元。3月初，美匯每元官價猛增至法幣2020元，黑市則漲至法幣3000元。單此一項，陳立夫所得暴利，按官價計算得23．8億元，按黑市價計算得35．4億元。 在工業方面，四大家族在「劫收」日偽2000餘家工礦企業的基礎上，建立了一系列壟斷組織。全國性壟斷組織如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紡織機械公司、中國蠶絲公司、中國石油公司、中國化工器材廠、中央造船公司、中華水產公司等等，規模都很大。如中紡公司，1946年紗錠占全國紡織業的49％，布機占86％，棉紗產量占39％，棉布產量占74％。地方性的壟斷組織，單是上海就有上海材料供應事務所、電工機器廠、上海造船廠、上海煉油廠、江南電氣局、上海化工廠、中國無線電材料公司等等。還有一些「官商合辦」企業，「官股」為四大家族，「商股」是蔣宋孔陳。在民族資本主義企業中，四大家族也通過加入「官股」或其他手段加以控制。據估計，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在全國產業資本中所占的比重在80％以上。同時還控制著除解放區以外的全部鐵路、公路、航空運輸，所占輪船噸位也接近全國噸位總數的一半。 在商業方面，四大家族進一步加強了對內對外貿易的壟斷。他們在上海、廣州、香港等地恢復、擴建、新建了龐大的商業機構。以上海為例，宋家有孚中公司、利泰公司等；孔家有揚子建業公司、長江公司等，還有宋美齡與陳納德合辦的中美實業公司，等等。這些公司企業擁有一般民營企業所不可能有的種種政治、經濟特權。他們利用這些特權壟斷對內對外貿易，獲取高額利潤，並為美國壟斷資本服務。就以中美實業公司而言，它是一個品類齊全的大商業托拉斯，總公司在上海，各地設有分公司，除了自備輪船、卡車等運輸工具外，還有陳納德的空運設施，其優勢是顯而易見的。宋家孚中公司的代表可以拿到外交官的護照在美從事商業活動，壟斷了美國對華鋼鐵輸出限額的90％。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利用貿易上的壟斷地位，賤買貴賣，投機倒把，囤積居奇，製造黑市，操縱物價，大規模走私，牟取暴利。 在農業方面，四大家族「劫收」了原由日本強占的耕地，其中有東北盤山農場的30餘萬畝，軍糧城農場的40餘萬畝，華北的近80萬畝，等等。在台灣，四大家族據有占全省耕地總面積1／4的「官有地」。 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憑藉其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和經濟上的壟斷地位，使用暴力的、經濟的和一切可能使用的方法，掠奪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各階層人民。以捐稅一項為例，國民黨當局為了滿足他們聚斂財富、進行內戰和奢侈荒淫生活的需要，橫徵暴斂，捐稅名目之繁多，稅率之苛重，都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在農村，1945年9月，國民黨政府曾下令凡收復區豁免本年度田賦一年，大後方豁免次年度田賦一年。實際上還是照舊徵實、征借。1946年6月15日，國民黨政府宣布本年應免徵省份繼續徵實的命令。有的地方豁免了一年卻追索以前七八年的田賦。甘肅省一年田賦總額，抗戰前為31萬石，實收12萬石，這時增至200萬石以上。田賦之外的各種附加稅也越來越多。浙江省每畝田賦及附加稅，抗戰前約1元4角，按當時米價折合為1斗至2斗。這時增至6斗以上。江蘇每畝賦稅增至9斗5升。地主把這些賦稅轉嫁到農民身上。為了催逼賦稅軍糧，1947年國民黨政府還組織了若干「督促團」分赴各地農村，並下令因征糧而拘押人民可以「不受法律限制」。許多農民因無力繳納而被誣為「頑戶」，抓去坐牢。農民被逼得發瘋、懸樑、跳井、投河的日有所聞。除了徵實征借外，還有五花八門的攤派。據報載，四川有100餘種，浙江紹興一縣非法攤派276種。在城市中，捐稅之苛重也創造了新的紀錄。當時工商業者所負擔的捐稅，有營業牌照稅、營業稅、印花稅、統稅、盈利所得稅、過分利得稅、特別利得稅、存款利息所得稅、租賃所得稅、財產出賣稅、商場營業稅、馬路攤販營業稅、公共市場稅、交易稅、娛樂捐、筵席捐等等，而且稅率越來越高，像重重高山壓在人們身上。 四大家族官僚買辦資本發展的頂峰，也是美國對華經濟侵略的頂峰。其結果，使得國民黨統治區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群眾的苦難也發展到了極點。國統區的經濟陷入空前危機之中。 經濟危機的爆發 抗戰勝利後，由於國民黨政府堅持賣國、獨裁、內戰政策，由於四大家族官僚買辦資本的野蠻掠奪，由於發動反革命內戰而增加的巨大消耗，由於美國利用「中美商約」以及各種新的不平等條約所提供的特權而大大擴張了的經濟侵略，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很快就出現了全面危機。蔣介石在1947年1月13日講話中還胡吹經濟工作的成就如何顯著，並保證當年「經濟恢復戰前程度自無疑問」。但到了2月16日，蔣介石只得自打嘴巴，承認：「現在我國經濟狀況，已屆非常嚴重之時。」 國民黨政府為了發動反革命內戰，軍政費開支急劇上升。1946年全年財政預算支出總額原為25000億元，但是，單是軍餉一項就超過了這個數字。全面內戰爆發時，國民黨軍有200多個師，如以每師每月12億元計，一年軍餉開支就要3萬多億。加上武器彈藥等開支，全年軍費支出約6萬億元。再加上其他財政支出，當年支出總額實為7萬億元以上，而全年財政收入總額僅2．2萬億元。1947年國民黨政府財政情況更加不妙，全年實際總支出多達100萬億元以上，而實際總收入才13萬億元，赤字87萬億元以上。國民黨政府靠橫徵暴斂仍然入不敷出，便求助於大量印發鈔票。行政院長宋子文下台時直言不諱地說，當時平衡收入的辦法「主要是靠印刷機來補充」。法幣發行總額，1937年11月初是14億元，1946年底是37261億元，1947年12月陡增至331885億元。當時國民黨政府財政部在上海有5家印刷工廠，幾十架印刷機，每一分鐘可印出鈔票1600萬元，但即使日夜開工，一分鐘不停歇，也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只好在美國、英國加印，並發行票面額為10萬元的大鈔。濫發鈔票的直接結果是法幣急速貶值，物價猛烈上漲。國民黨政府的新任行政院長張群無可奈何地承認，物價的上漲已如「脫羈之馬」。以上海米價為例，1947年3月初每擔6萬元，6月漲至50萬元，12月初上竄到110餘萬元，9個月上漲了19倍。據專家統計，如以抗戰前夕物價為基準，日本投降前夕漲了1800倍，1947年7月漲了6萬倍，1947年底猛漲到14萬餘倍。7月20日美聯社發表了一個調查材料，將1937年以來法幣購買力逐年下降的情況列了一個表：法幣100元，1937年可買2頭牛，1938年可買1頭牛，1941年可買1頭豬，1943年可買1隻雞，1945年還能買1條魚，到了1946年只能買1隻雞蛋，1947年只能買1／3盒火柴。上海報載，在香港，法幣1萬元僅值港幣2元4角，但冥鈔1萬元卻值港幣4元8角，法幣竟不如冥幣值錢。通貨惡性膨脹，財政金融極端紊亂，這是國民黨統治區經濟危機的突出表現。 工農業生產的急劇下降，城鄉經濟的衰敗是國民黨統治區經濟危機的又一表現。這一時期民族工商業遭到嚴重的摧殘。美國獨占資本與四大家族官僚買辦資本結合，對資金、原料、能源、運輸、市場的壟斷，尤其是美貨的大量廉價傾銷，再加上繁重的捐稅，物價的暴漲，成本的激增，使得民營工廠、商店無法立足，倒閉的倒閉，破產的破產，有的雖還在勉強掙扎，卻也已奄奄一息。據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初5個月的不完全統計，上海、武漢、廣州等20個城市中，工廠商店倒閉者約27000家。天津原有大小工廠5000餘家，1947年停工的40％，半停工的50％，經常保持開工的只有10％。國民黨統治區的整個工業體系，到1947年80％已告瓦解。農村經濟破產情況更為嚴重。農民除了被迫接受已經無法承擔的地租、田賦、捐稅、攤派等沉重負擔外，還備受各種天災人禍的折磨。國民黨政府為進行反革命內戰，大量徵集兵員，強迫老百姓當炮灰。1946年額定數為50萬人，1947年激增至150萬人，實際徵兵數還不止這些。至於強拉民？，亂派差役，更是難以勝計。農村中青壯年被抓丁拉？，勞動力銳減，又加連年自然災害，耕地大片荒蕪。一些地方出現了「千里無人煙」的慘象。農作物產量下降，甚至低於抗戰前的水平。農業生產的衰敗，使整個農村經濟迅速陷入崩潰的境地。 國民黨統治區社會經濟的嚴重危機，使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基礎分崩離析。而主要的受害者是各階層的人民群眾。工人、農民、城市貧民、一般公教人員的生活都惡化到了極點，就是一般工商業者中，也有不少人已感生計窘迫。城市中失業大軍迅速擴大，1946年下半年統計，京、滬、平三地失業和無業人數達260萬人。1947年，僅上海一地，失業、半失業者近200萬。在業工人也因工資低下、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等原因，度日更加艱難。一般公教人員也難以維持最低水準的生活。農村景象則更為悽慘。據不完全統計，1946年，各地因飢餓而死者約1000萬人，1947年各地饑民在1億人以上。湖南零陵、永豐、衡山等地，人民以草根、樹皮為食，甚至吃「神仙土」充飢，每天餓死的人常在200名以上。類似情況，在國民黨統治區各地農村中極為普遍，有些地方已出現因斷糧而全家自殺，甚至人吃人的慘象。河南安陽受災，反動當局的「徵實、征借」卻有增無減，濟生鄉一位47歲的寡婦，把糧食全部繳出以後，還差一半，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用一根繩子，一頭系在自己頸項，一頭系住10歲的孤兒，母子雙雙自縊而死。安陽韓陵鄉李金聲年收麥70石，當地政府卻派繳90石，致使他全家斷炊，老少12人在絕望中集體自殺。 國統區的嚴重經濟危機加劇了社會矛盾，把更多的人逼上反對蔣介石政府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