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二十九、政治協商會議

蔣介石國民黨破壞「雙十協定」失利，在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和國際輿論壓力下，被迫簽訂停戰協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經過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共同努力，政治協商會議達成了有利於人民的若干協議。但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再次背信棄義，公然破壞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出現了「關內小打，關外大打」的局面。馬歇爾的「調處」實際上掩護了蔣介石的全面內戰準備。中國的時局日益惡化。 民主黨派的勃興 抗戰勝利後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為民主黨派的活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當時全國各階層人民都要求和平民主。中國共產黨在爭取和平民主、制止內戰的鬥爭中，與民主黨派和廣大民主人士真誠合作，支持他們的正義行為。國民黨當局為了孤立共產黨，爭取政治上的多數，對民主黨派作了某些暫時的讓步。在這種政治環境下，民主黨派空前地活躍起來。 中國民主同盟在抗戰中參加了抗日和民主運動，贊成中共提出的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1945年8月15日，民盟發表《在抗戰勝利聲中的緊急呼籲》，提出「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口號。同年10月1日至2日，民盟在重慶上清寺「特園」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各地推選代表63人，實到48人，代表盟員約3000人。會議通過了《政治報告》《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民主同盟綱領》等文件，提出了民盟實現民主共和國的方案。民盟認為，「把中國造成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是中國民主同盟的責任」，所謂「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就是「拿蘇聯的經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種民主生活中最優良的傳統及其可能發展的趨勢，來創造一種中國型的民主，這就是中國目前需要的一種民主制度。」民盟主張採用議會兩院制、責任內閣制、地方自治制和司法獨立。民盟認為，為了實行民主制度，當前要解決政治會議、聯合政府、國民大會三大問題。民盟「一大」所提出的政治方案，基本上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方案，不同於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前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是行不通的。但它對國民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是一種否定。大會為糾正青年黨把持盟務、排斥異己的傾向，採取了有力措施。大會增選史良、陶行知、聞一多、吳晗、杜斌丞、李公朴、柳亞子等33人為中央委員，連同原有中央委員共66人；推選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梁漱溟、史良、陶行知、左舜生、朱蘊山、張君勱等18人為中央常務委員；張瀾在會上繼續當選為民盟主席，左舜生為秘書長，章伯鈞為組織委員會主任，羅隆基為宣傳委員會主任。會後，民盟連續發表宣言、通電，呼籲和平，停止內戰，要求迅速召開各黨派政治協商會議。民盟積極支持反內戰的學生運動，它的領導人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等發起成立了反對國民黨內戰政策的重要群眾性機構「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會」，並嚴厲譴責國民黨當局製造的「一二一」慘案。1946年2月1日起，民盟總部機關報《民主報》在重慶出版。 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後於1947年2月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於1945年11月12日發表《中國第三黨對時局宣言》，主張「國共兩黨……懸崖勒馬」，「立即停止全國各地的軍事行動」，「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並加強其權力」，「成立統一的民主聯合政府」等。 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是以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者及與工商業有聯繫的知識分子為主要成分的政治團體。其成員主要來自原「中華職業教育社」和「遷川工廠聯合會」兩大組織。1945年12月16日在重慶召開成立大會，通過了政綱、組織原則、章程及成立宣言，推選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燭塵、施復亮等11人為常務理事。民建主張和平統一、民主建國，採取議會制，實現「民有、民治、民享」；它反對官僚壟斷資本，主張發展民族資本，提出「國家必須以全力培養資本，而不應以節制資本的名義消滅資本」，「人民享有充分經營企業之自由」；主張「用和平合理的手段解決土地問題，以解除農民痛苦，並掃除國家工業化的障礙」；主張對蘇美採取平衡政策，對各派「不右傾，不左袒」。 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1945年12月成立於上海。其成員主要是中小學教育界和文化出版界的知識分子。主要領導人有馬敘倫、王紹鏊、陳已生、周建人、許廣平、鄭振鐸等。民進第一次全體大會通過的會章規定：「本會以發揚民主精神推進中國民主政治之實踐為宗旨」。1946年1月4日，民進發表《對於時局的宣言》，認為「現階段的中國，民主實在是統一的基礎，同時又是統一的內容」，統一必須以民主為前提。主張「國民黨立即無條件地還政於民」，「立即無條件停止內戰」，從速撤退外國駐軍，「宣布前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無效」，實現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人身的自由，反對一切摧殘人民自由的舉動等。民進嚴厲抨擊蔣介石的法西斯統治，揭露國民黨挑動內戰的罪惡行徑。 九三學社，原名民主科學社。1944年底，在重慶的許德珩、潘菽、黎錦熙、褚輔成等文教、科學、技術界人士發起組織了「民主科學座談會」，經常討論時局問題，逐漸演進為政治性聯絡團體「民主科學社」。後為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於1945年9月3日改名為「九三學社」，並籌備建成永久性的政治團體。1946年5月4日，九三學社召開成立大會，選舉許德珩、潘菽、張西曼等16人為理事，盧於道等8人為監事，許德珩等7人為常務理事，決定在北京設立總部。5月6日，九三學社發表對時局主張，要求「國共兩黨軍隊」立即無條件停戰，「一切問題，概以和平民主方式解決之」。 譚平山、柳亞子、王崑崙等於1945年10月28日宣布成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出席成立大會的有18個省市的代表，會後發表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政治主張》，宣布「本會接受三民主義及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決議案」，「本會主張中國國民黨應即自動結束黨治，建立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實行軍隊國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黨派及個人均不得擁有軍隊」等。 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等國民黨內的愛國民主派於1948年4月14日在廣州成立了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會後發表了《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成立宣言》，提出「中國如欲避免分裂，必須結束過去從事內戰的錯誤政策，而實行民主」，「國民黨根據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精神，應自動結束黨治，建立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軍隊必須國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黨派及個人均不得擁有軍隊」等。 這些民主黨派，由於他們一般以實現西方議會制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標，既反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專政，也不主張將來走社會主義道路，所以被統稱為民族資產階級「中間勢力」。施復亮先後發表的《中間派的政治路線》等文章堪作代表。其實它們的成分，並不是單純的民族資產階級，其中有小資產階級，甚至還有共產黨員。除了青年黨、國社黨等幾個右翼政黨較多地靠攏國民黨，最後完全墮落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附庸以外，各民主黨派在反對國民黨內戰、獨裁、賣國政策，反對美國扶蔣滅共、變中國為殖民地的政策等方面，一直與中國共產黨站在一條戰線上。民主黨派內部的一些先進分子，較早就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路線和政策。因此，民主黨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停戰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 解放區軍民自衛反擊戰的勝利，國民黨統治區愛國民主運動的發展，使美、蔣感到發動全國規模內戰的準備還沒有做好。1945年11月14日，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向華盛頓報告：國民黨至今沒有很好地控制華北，對占領東北「完全未作準備」，除非和中共達成協議，蔣介石「將不可能在數月內，甚至在數年內穩定華北局勢」，而且「將在許多年中不可能占領滿洲。」 在這樣的情況下，美、蔣只得再次求助於「和平」。 11月27日，美國政府宣布召回聲名狼藉的駐華大使赫爾利。12月1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對華政策聲明，表示贊同中國「召開全國主要政黨代表的國民會議，以謀早日解決目前的內爭」，保證美國將不以「軍事干涉去影響中國任何內爭的過程。」但又同時聲稱「自治性的軍隊例如共產黨軍隊那樣的存在，乃與中國政治團結不相符合，且實際上使政治團結不能實現。」 12月20日，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以「調處」中國內戰的名義來華。27日，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協議，重新確認「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呼籲中國停止內戰。蔣介石為了爭取時間調動軍隊，為了應付三國外長的呼籲，為了取得更多的美援，表示同意召開《雙十協定》中所規定的政治協商會議。 中國共產黨派出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團成員周恩來等已於12月16日先期抵達重慶。中共代表認為，首先要解決的是停止內戰的問題。27日，中共代表正式向國民黨政府代表提出無條件停止內戰的三項辦法，提議雙方下令所屬部隊，在全國範圍內均暫各駐原地，停止一切軍事衝突；凡與避免內戰有關之一切問題，均應於軍事衝突停止後，經和平協商方法解決；在政治協商會議指導下，組織全國各界內戰考察團，進行實地考察。一些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也呼籲雙方立即停戰，開誠協商。12月31日，國民黨表示同意中共代表團的提議，並派出張群、王世傑、邵力子與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王若飛商談。 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正式簽訂了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同日，國共雙方向所屬部隊發布了停戰令。雙方規定，停戰令自1月13日午夜起生效。根據停戰協定，正式成立了由美國代表馬歇爾、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國民黨代表張群（後為張治中）參加的三人小組。隨後又在北平成立了三人小組領導下的軍事調處執行部，成員包括國民黨政府代表鄭介民、共產黨代表葉劍英和美國政府代表羅勃遜，負責執行關於停戰之協定。執行部下設三方同等人員組成的若干執行小組，分赴各衝突地區進行調處工作。 停戰令發布的同一天，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依「雙十協定」規定，這次會議的任務是「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參加會議的代表共38名。其中中國國民黨代表8人：孫科、吳鐵城、陳布雷、陳立夫、張厲生、王世傑、邵力子、張群。中國共產黨代表7人：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後由秦邦憲代）、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中國青年黨代表5人：曾琦、陳啟天、余家菊、楊永浚、常乃。中國民主同盟代表9人：張瀾、羅隆基、張君勱、張東蓀、沈鈞儒、張申府、黃炎培、梁漱溟、章伯鈞。無黨無派9人：莫德惠、邵從恩、王雲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錢永銘、繆嘉銘、李燭塵。 會議討論了政治（包括改組政府與施政綱領）、軍事、國民大會、憲法草案等問題。討論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爭論十分激烈。爭論的焦點同國共重慶談判一樣，仍然是政權問題和軍隊問題，即所謂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問題。為了挫敗國民黨的反動政策，關鍵是爭取中間黨派——民盟。在國共兩極爭端中，民盟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實行了爭取聯合民盟的方針，既照顧同盟者的利益，作必要的讓步，也批評同盟者的軟弱，制止其動搖，從而爭取了民盟與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孤立了國民黨。 關於政府組織問題，國民黨代表團提出《擴大政府組織方案》，反對使用「改組」字樣。中國共產黨和民盟取一致立場，堅決主張改組政府。國民黨被迫同意了，但又提出它必須在政府委員總額中「具某特定程度多數」，以保證其「履行領導的責任」；即在48名國民政府委員的總額中，「國民黨原封不動，保留總數四分之三，而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加進四分之一。」 經中共和民盟代表的共同鬥爭，迫使國民黨同意在政府委員中，國民黨與非國民黨各占半數。但國民黨又提出選任黨外人士為政府委員時應「由國民政府主席提經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通過」；國民政府委員會僅系「政治之最高指導機關」而不是最高國務機關；國民政府主席有緊急處置權。顯然，這是一個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個人獨裁的方案，理所當然地遭到各方面的反對，經過辯論和協商，最後達成《關於政府組織問題的協議》，基本上否定了國民黨的無理主張，規定，各黨派的國民政府委員人選由各黨派自行提出；改組後的國民政府委員會為最高國務機關，有對高級官員的任免權，並取消了國民政府主席的「緊急處置權」。 關於施政綱領問題，中共代表團提出《和平建國綱領草案》，經過討論，基本上依據這個草案，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綱領提出，要建設和平、民主、團結的新中國，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的平等合法，則是達到和平建國的途徑。綱領規定要「確保人民享有身體、思想、宗教、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遷徙、通訊之自由」，要「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之普選」等。 關於國民大會問題，國民黨在《關於國民大會的意見》中提出，第一屆國民大會之職權為制定憲法；國大代表總數1490名，1936年選出的國大代表950名仍然有效；另增490名，其中240名由國民黨指定。也就是說，共產黨、民主黨派及其他方面只能占有250席。共產黨和民盟對這一意見表示強烈反對，提出1936年的國大代表完全是在國民黨一手操縱、人民毫無自由權利的情況下產生的，而且十年之後這些「代表」情況變化很大。經過爭論，中共和民盟再次作了有原則的讓步。最後達成的《關於國民大會問題的協議》，迫使國民黨同意將國大代表由1490名增至2050名，除「依選舉法規定之區域及職業代表1200名照舊」外，新增各黨派及社會賢達代表700名，台灣、東北等地代表150名。規定「憲法之通過須經過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為之」。這樣，國民黨想把它對國大的控制合法化的企圖就基本上被打破了。 關於憲法草案問題，國民黨企圖把1936年5月5日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即所謂「五五憲草」硬塞給會議。這個憲草規定實行中央集權制和總統制，集大權於總統一身。承認這個憲草就等於承認封建、買辦、法西斯獨裁制度的「合法」。中共、民盟及進步人士代表一致反對這個提案。經過討論，會議通過的《關於憲草問題的協議》，基本上採納了民盟提出的政治制度的原則，即實行國會制、內閣制、省自治制。規定立法院相當民主國家之議會；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立法院對行政院全體不信任時，行政院或辭職或提請總統解散立法院。這是典型的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制度。它雖然不同於中共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但由於基本上否定了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獨裁的法西斯制度，因而中共代表團在會上給予了堅決支持。政協會議結束後，國民黨參加政協的代表在國民黨內「被罵得焦頭爛額，走投無路，就分頭跑到共產黨代表團和民盟代表團來請求讓步。」周恩來徵得民盟同意後，對這些條文作了修改。 關於軍隊問題，爭論更為激烈。國民黨頑固堅持先「軍隊國家化」然後再「政治民主化」的荒謬主張。這實際上仍然是「你先把軍隊交給我，我才給你民主」的老調重彈。有些沒有軍隊的中間黨派則希望國共兩黨都把軍隊交出來，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民盟代表在其提案中主張「全國所有軍隊應即脫離任何黨派關係，而歸屬於國家。」民建在其提案中主張「軍權必須交給無政黨關係的人」。周恩來等提出中共不能同意國民黨「先有軍隊國家化，然後才能政治民主化」的主張，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應該並行前進；軍隊應屬於人民，「這種軍隊應該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為了團結中間派共同對付國民黨，中共代表對中間派提出的某些意見表示支持。經過爭議，勉強達成《關於軍隊問題的協議》，規定了「軍隊屬於國家」，「軍黨分立」「軍民分治」「以政治軍」等原則，但沒有解決什麼實際問題。 1月31日，政治協商會議閉幕。這次會議通過的上述五項決議，在不同程度上有利於人民而不利於國民黨蔣介石的反動統治。這是一場「爭奪人心之戰，誰贏了理，誰就獲得人心。」 正因為如此，國民黨十分恐懼共產黨在政治上的巨大勝利，政協會議剛一結束，就對共產黨和民主力量進行法西斯式的打擊。 2月10日，重慶的「政協陪都各界協進會」、民主建國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全國郵電總會等23個團體組成的陪都各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籌備委員會在重慶較場口大廣場召開慶祝大會，參加者近萬人。會議開始前，主席台及其周圍就擠滿了來歷不明的人。國民黨重慶市農會理事劉野樵，市黨部委員吳人初，市黨部科長龐儀山等突然強行占領主席台宣布開會，劉自稱主席。大會總指揮李公朴，主席團成員章乃器、施復亮、馬寅初向前交涉，預伏在台上台下的特務打手蜂擁而上，動手就打。李公朴遭十幾個特務暴徒圍毆，頭部被鐵尺打破，血流如注。郭沫若左額被打腫，眼鏡被打落，胸部被踢傷。施復亮被打得遍體鱗傷。馬寅初遭毆打時，連馬褂長衫也被搶走了。這時台下群情激憤，高呼「不要打人」。台上的暴徒有的跳下台去毆打群眾，有的在台上把長凳擲向人群，重傷4人。《新民報》和《大公報》的一些記者勸告他們不要動武，亦遭毆辱。這次事件中，負傷者共60餘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較場口血案」。事後，這些特務暴徒還盜用陪都各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的名義發表宣言，並在記者招待會上反誣李公朴等破壞搗亂。國民黨還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舉行「反蘇反共遊行」，並指使暴徒搗毀了重慶《新華日報》營業部和民盟機關報《民主報》營業部，打傷工作人員多人。 3月1日至17日，國民黨召開六屆二中全會，公然破壞政協決議。會上有人叫嚷政協決議是「黨國自殺」。蔣介石在會上提出對政協決議「就其犖犖大端，妥籌補救」。二中全會通過的決議全盤推翻了政協決議。3月20日至4月2日，國民黨一手包辦召集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會議，蔣介石在會上宣稱：「政治協商會議在本質上不是制憲會議」，其決議違背了國民黨宗旨等。與此同時，國民黨在各地綁架、暗殺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查封進步報刊的事件層出不窮，反共烏雲日益濃重地籠罩在全國上空。 馬歇爾來華「調處」 馬歇爾，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美陸軍參謀總長，主持聯合參謀部工作，1944年晉升五星上將，1945年11月27日退休。在赫爾利因執行美國對華政策失敗而辭職後，馬歇爾被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為特使，於1945年12月20日到達上海。 美國總統派馬歇爾來華「調停」中國內戰的根本目的，如同艾奇遜在白皮書中所說：「我們當時的政策是基於兩個目的。一個目的是在政府能趨於穩定並沿著民主的途徑進步的條件下，使中國得到和平；另一個目的是協助國民政府儘可能在中國廣大的地區上建立其權威。」「然而援助國民政府的第二個目的，則是我們從1945年到1949年所力予推行的。」 美國當時把自己力量的重點放在歐洲，不可能立即幫助蔣介石發動內戰，這才決定採取一種停止國共武裝衝突，壓迫國共雙方進行和平的政治談判的方針， 不使蘇聯有干預中國問題的藉口。因此扶植國民黨蔣介石，把中國完全置於美國控制下，這就是馬歇爾來華「調處」的使命。 馬歇爾在華共一年零十多天的「調處」，依其對華政策及態度的變化，可分兩個階段。在馬歇爾1945年12月20日抵華至1946年3月他返回美國述職以前的第一階段中，他對待國共衝突的態度「一般是公正的」。 他曾批評國民黨的內戰政策，並建議美國政府暫時停止了對國民黨的經濟援助以迫使蔣介石同意坐下來談判。他對於達成「四大協議」（停戰協議、政協五項協議、整軍協議、東北停戰協議）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也得到延安《解放日報》的肯定評價。 但是，1946年3月以後，美國對於國共衝突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馬歇爾的「調處」也隨之發生變化。美國看到蔣介石堅持他的武力政策，以致國民黨的政治威信、經濟狀況都出現嚴重危機，離開美國大量、直接的支持，國民黨政府必定會被傾覆。因此，美國一改原來的態度，決定恢復對蔣介石的軍事、經濟援助，從而鼓勵了蔣介石完成全面內戰準備。 正是在馬歇爾「調處」的第二階段中，美國幫助國民黨政府加速運兵和搶占東北及其他戰略要地，單是1946年3月到5月間，就運送7個軍到東北。總計從抗戰結束到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前夕，直接由美國派飛機軍艦運送到內戰前線的國民黨軍隊達14個軍和8個交通警察總隊，共54萬人。 在馬歇爾「調處」的第二階段中，美國繼續為國民黨裝備和訓練了大批軍隊。1946年1月至6月，美國為國民黨軍裝備25個師，連同抗戰後期裝備的國民黨軍共45個師。美國為國民黨訓練陸軍、海軍、空軍、特務、交通警察、參謀、軍醫、軍需等軍事人員15萬人。 在馬歇爾「調處」的第二階段中，美國派出了軍事顧問團直接幫助蔣介石謀劃、部署內戰。1946年3月開始，先是設立陸軍「顧問團」750人，海軍「顧問團」250人；後來總人數增至2000人。這些「顧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蔣軍的指揮權。 在馬歇爾「調處」的第一階段中，美國曾暫停了原來已決定給予國民黨政府的5億美元貸款。而第二階段，大量美援源源而來。美國政府承認，在那一時期中美國供給國民黨政府的物資就有13．35億元之多；此外，還以贈送、讓予、售賣剩餘物資等方式給予國民黨政府大量援助。6月14日，美國國務院公開向國會提出「軍事援華法案」保證供給國民黨蔣介石以充分軍火及各種器材。28日，又批准一個秘密軍事協定，決定提供為國民黨裝備8 個空軍大隊所需飛機936架以及700多門大炮和其他大批軍火。8月又以極為低廉的價格出售給國民黨原值8．37億美元的剩餘物資。 馬歇爾還直接利用「調處」幫助國民黨蔣介石進攻解放區。當蔣軍進攻解放區處於有利地位時，馬歇爾拒不「調處」；而當人民軍隊進行反擊使蔣軍處於不利地位時，馬歇爾就趕忙去「調處」。軍調處的美蔣代表不僅不制止蔣軍對解放區的進攻，反而密令他們在執行小組中的成員進行間諜活動，甚至下令各地國民黨軍政機關拘押中共代表，以致發生了徐州、濟南、晏城等小組的中共代表被拘押，漢口小組中共代表失去自由，承德小組中共人員被炸死4人等嚴重事件。 在美國的全力支持下，國民黨蔣介石加快了發動全面內戰步伐。從1946年1月至5月，國民黨軍隊進行師以上調動的達42個軍，118個師，約130萬人。從1月到6月，蔣軍違約向解放區局部進攻4365次，前後使用兵力總數達270多萬人，占領城市40座，村鎮2577個。為了發動反共的全面內戰，國民黨將它的全部軍隊253個師中的204個師（即全部兵力的85％）調集到了內戰前線。 一場大規模的國內戰爭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