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 · 附錄三　《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序［1］

任繼愈 《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今天重印，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本書所收文章始於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有些篇章的寫作過程，我還記得清清楚楚。 本世紀進入30年代的第一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華北危急。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開始，北京大學遷往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日寇投降後，北大遷回北平，又三年，全國解放，新中國誕生。這二十年間，我們的國家發生了根本變化．哲學界也發生了根本變化。新中國建立以前，中國哲學界有兩支隊伍，一支是馬列主義的隊伍，他們代表哲學界的主流，預示著未來的方向。還有一支隊伍，他們多半是在國民黨地區高等學校的專業工作者，研究西方哲學流派，介紹西方思潮，也有研究中國古典哲學的，這一些哲學工作者學有專長，勤勤懇懇地從事教學和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學者中，如賀麟先生、馮友蘭先生、朱光潛先生，湯用彤先生、熊十力先生，都是學有專長的學者，專業不同，性格不同。他們都希望祖國繁榮富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他們共同的抱負。抗日戰爭時期他們是堅決的抗戰派。解放戰爭時期，他們對共產黨的政策不盡理解，對馬列主義不理解，有的持懷疑以及反對態度。他們的愛國主義思想占了主導地位，看到國民黨把國家搞得民窮財盡，怨聲四起，對國民黨不抱希望，因此，都拒絕了國民黨誘勸，沒有離開大陸，而是在各自的教學崗位上，留下來迎接新中國的降臨，把中國富強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身上。他們各自用實際行動來履行他們愛國主義的心愿，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命運，共憂樂。1959年以後的三年困難時期也與全國人民共同受飢餓，極左思潮下的政治運動，他們曾成為批判的靶子，在一般知識分子所遭受的折磨外，還受到更多的折磨。儘管如此，他們的愛國的初衷沒有動搖，而是堅定地繼續前進，與國同休戚。他們從唯心主義轉變到唯物主義，有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賀麟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賀先生在北大教學多年，他講授的課程、大量譯著介紹的是西方哲學，並帶出了幾代攻讀西方古典哲學的學者，開創了中國學者研究黑格爾的道路，這些方面是大家看得見的，並被社會上、學術界所公認的，用不著多說。 如果深入地了解賀先生的為人為學，會發現他是舊中國成長的知識分子，從他身上可以看到影響深厚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這個傳統表現在為人處世的方方面面。他是研究西方哲學的有數的專家，而他思想深處更多的儒家入世、救世的傾向，往往被忽視。他治學不光是說說而已，而是要見諸實行；他講學偏重在西方哲學，而用心卻在中華民族的安危存亡。他不滿足於講論的義理之學，他還要付諸實踐，參與社會活動和社會文化變革。可惜他所操之術和他的善良願望未能吻合，以致走了彎路。直到找到馬列主義，才算找到了最終歸宿，給自己找到了一個足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中記載著當年的大學講壇上，一些真心實意追求真理的學者們辛苦探索的歷程。他們對傳統文化（中國的、西方的）有真實感情，他們追求真理的態度是嚴肅的。正是由於他有愛國主義的思想基礎，對傳統文化有真實感情，探索真理有嚴肅態度，才有可能使賀先生晚年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五十年來，許多哲學工作者，從唯心主義轉變成唯物主義，歷盡了艱辛，才找到通向真理之路。《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一書不失為哲學工作者的一面鏡子，它反映出舊中國的一些哲學工作者的觀察世界的方法。 作者經過長期的考察、比較，最後才從唯心走向唯物主義，雖說步履艱難，但是立足堅實，當初不輕信，既信了就不動搖。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在賀先生身上也體現得比較充分。賀先生的這部著作反映著舊中國一批學者的學術造詣和認識水平。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點和局限都可以從中看出來。總結過去，為了更好地開創未來。近三十年來哲學界成敗得失，至今尚未來得及很好總結。如果對《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給以適當注意，對以後的三十年的中國哲學的認識也會有所裨益。 ———————————————————— ［1］ 本文原為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