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愛我 · 似聽天籟（譯者序）

在一個人云亦云、匆匆忙忙趕潮頭搭便車的時代，人們從一個夢中醒來又匆匆做起另一個夢，換一個夢後自稱比以前清醒了，便開始在新的夢裡蔑視起舊的夢，稱之為往事不堪回首。到底人有了多大長進？人性有了多大的改變？誰也說不清。當我們在詛咒自己的過去肯定自己的今天時，一旦發現那最基本的需求並沒改變時，我們只能扼腕，悲嘆人性的不可改變。方式與手段的改變並沒有改變人的本性，這似乎就是勞倫斯所說的「人類似乎有一種保持原樣的巨大能力，那就是人性」（《女人會改變嗎？》）。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我們領略了「媚俗」這個字眼兒的悲涼，儘管我們至今找不到一個更合適的詞來代替對人類狀況的這種描述（語言是多麼貧乏！）。我把其意思理解為無論怎樣變幻手段也無法改變的人性之惡。到目前為止的一切人類的變革與鬥爭還沒有超出為手段的鬥爭。人性之惡仍然如初。當我們看到昆德拉筆下的人物逃出一種手段，或人類狀況又進入另一種並非愜意的手段或人類狀況時，我們真正感到了人性的悲哀。 由此我想到了勞倫斯文學的革命性，那就是個性，一種毫不媚俗的獨立性，一種對轟轟烈烈的代表多數的人類惰性的反抗。這種個性正如同媚俗是一種天性一樣，它也是一種天性，是少數藝術人格的天性。也正如同媚俗和人性惡有不同的手段甚至是相排斥的手段，這種藝術天性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並受制於其生長的環境而帶上「地域」色彩。但終歸它是一種絕對的革命性。有時一個「地域」的天才的聲音僅僅憑著它的一點靈性就能得到另一個「地域」中同類的認同，有時則難以被認同甚至像不同的人性惡相互排斥一樣，它們也相互排斥。但獨立的聲音終究會給人類以不同凡響的啟迪，「時間」會讓這些個不同的獨立的聲音顯示出它們共同的本質。於是我們發現：如果把勞倫斯與魯迅對換一下，如果把薩克雷與林語堂對調一下，如果讓魯迅多活三十年，如果讓索爾仁尼琴生長在另一個國度……可能最富有說服力的就是昆德拉了，他自己完成了這所有的設想與對換。藝術的天然革命性這一馬爾庫塞的斷言著實令人嘆服。當然令人感喟的亦是人類狀況、手段、人性惡的難以改變。由此我們發現藝術家這一特殊的超越種族的人種是人性的試金石。 這樣空谷足音般獨立的聲音往往成為一種形態的喪鐘和另一種新形態的開場鑼鼓。或許只有這樣的聲音才代表著人類的一點點長進也未可知。也正因此，這樣的聲音在歷史上絕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對這樣劃時代的聲音，我們似乎更該注意的不是它說什麼而是怎麼說，即它的精神與本質，風格與內涵。其靈魂所附麗的肉體可以死也必須死，但靈魂的轉生卻是永恆的。或許我們讀任何一個大師的作品都是在完成著這種靈魂轉生。 讀勞倫斯似乎更加重在「靈魂轉生」，尤其在這個倉促的時代、迷惘的時代也是最需要傾聽那空谷足音的時代。 勞倫斯屬於那種如果就事論事則最容易被迫害、最容易被誤解（歪曲）也最容易過時的天才。因為「地域」與「時間」決定了他的文學之靈所附麗的是一個古老的「性」。當八十年代中期勞倫斯在中國還被當成「黃色」受到假正經的攻擊和低級趣味的歡呼時，一轉眼到九十年代他卻因為其純文學性而受到一心奔錢的社會潮流的冷落。總之，兩方面都不需要勞倫斯，因為他代表的是文化，反抗的是金錢文明，所以他過時了。這個時代從來沒有真正需要過文化。匆匆的歷史進程除了讓人們不斷地變著手段革文化的命，還能怎樣嘲弄人類的努力？ 所以，在這個時候讀勞倫斯的作品倒成了一種對天籟的傾聽，成了一種孤獨的享受與貧窮的奢侈。若非是有著「過時的」情調，哪有心境手捧勞倫斯作品，雪天圍爐品茗或深秋憑窗聽雨？ 但我必須說，只有那一切喧囂與騷動都過去，勞倫斯只成為勞倫斯的時候——這個時候，我們才能進行他的「靈魂轉生」。想當年黑市上二十塊一本炒賣《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時，有幾個是在真正讀勞倫斯的？真正的「靈魂轉生」只有在靜謐的心中。 謹在這喧譁與騷動的時刻，默默地譯出我喜歡的一部作品，供人們鬧中取靜地消閒，在會心之頃，諦聽那一聲聲天籟。那是一個孤獨者在六十年前另一個喧譁的時代、另一個騷動的文化氛圍內發出的生之感喟。無論他傾訴鄉愁鄉怨、放談性愛男女還是狂論文學藝術，字裡行間都透著詩意的真，讀之迴腸盪氣，絕非無病呻吟、為上層樓強說愁，或故作婉約。你看不到人們定義中的那種「散文」。那是滔滔不絕的自白。若非孤獨之人，哪有這種自言自語也風流成章的本事？勞倫斯，果真是「一個天才，但是……」（此乃英人評價勞氏的名言）。 黑馬 1993年於北京蓮花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