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佩孚將軍傳 · 北 上
曹、吳兩人雖有渾厚與精悍之分，亦頗有相似之處：曹在保定有光園，吳在洛陽亦有光樓；曹在開封畫梅，吳在四川畫竹。十五年(1926年)吳退出武漢時，曹南下到鄭州與吳相見（是年九月二十七日）。其時吳以京漢路車站為司令部，人多屋窄，請曹移居開封，曹是老大的不願意。一則兩人各都經過一場患難之後不願相離，二則曹素不喜寇英傑之為人，不願與之朝夕共處。但願否是另一問題，吳的話曹是百依百順成了慣例的，只好忍著一肚皮悶氣到開封來，下榻龍亭，以畫梅自遣，自號為「樂壽老人」。他一面畫梅一面向訪問者絮絮地說：「玉帥不能離開我，和我不能離開他一樣。他離開了我，許多事他准辦不了。」此言似平常而確有見地：曹渾厚不遭人忌，吳則恃才傲物，二人寬猛相濟，過去成就了直系鼎盛一時的局面，單是一人是幹不了那番事業的。不過曹自恢復了自由以來，吳已有江河日下之勢，所以吳只能以開封為「總統」盤桓之所，曹亦只能佇立於潘楊二湖之濱，或徘徊曾公祠自遣，直至吳離鄭時始匆匆赴徐州，過魯而抵天津。
吳在大竹時所居為芝蘭堂，系一舊式五開間七進房屋，其眷屬居最後一進。其毗連之一進則為起居室，置一長几是吳畫竹之處，左右側屋公駐衛隊。由萬縣過梁山至大竹沿途常有綠漪漪一片竹林，而大竹所見尤多。吳作畫雖不精，而涉獵頗廣，非畫竹專家，他之畫竹是對景揮毫，每成一幅輒題「彭公畫梅我畫竹，此友千秋思不足」之句。大竹士紳重吳之大名，請之畫丈二尺巨幅刻在石頭上永留紀念，吳欣然應允，接紙一氣呵成，是吳畫竹的精品。不料畫成時未及上石，被羅澤周一鬧，吳匆匆離境，這幅畫落於秘書張佐庭之手。張是老秀才，與吳同學、同鄉、同榜，投吳多年，所入常不足贍家，其人之清高可知。奇的是相從如此之久，且關係如此之深，家境如此之窮，而吳曾不為之謀一優差，吳之奇與張之清堪稱「雙絕」。
張取得這幅畫由於吳之贈與。吳匆匆出走時命之加意保管，他果然看得比自己性命更重，從四川一直保管到北平，然後恭而敬之地還給物主，吳不覺為之感嘆。時值章太炎來訪，吳請之題詩一首，即慨然持以贈張說：「你愛這幅畫，你就保管一輩子吧。」張隨著老同學一輩子，所得止此。自吳殂謝後，張年已七十，僦居北平後門破廟中，除畫外一無所有。
羅澤周驅吳之一幕，其動機由吳之以槍支為禮物而起。楊子惠勸吳裁兵，吳不肯裁兵而自動地繳械，把槍炮分贈給川中各將領，只忘了「羅菸灰」這個角色。羅的防地是距大竹不遠的廣安，各人均有沾潤，何以獨不把高鄰放在眼下，這或者是吳的一時疏忽處，因此激怒了羅帶領人馬來「奪槍」，而奪槍在往年的四川原不算一回事。當吳入川之始，反對之聲四起，然反對者自反對，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以吳為偶像而敬之重之者尚不乏其人。及其有久居巴蜀之意，正所謂「黔驢之技已窮」，所以羅以為吳不把他放在眼下，他同樣不把吳放在眼下。川軍有不少以奪槍起家的，那時每一防區都有兵工廠和造幣廠，無論官軍和土匪，甚至團長以上都有這兩套本錢。造幣廠鼓鑄當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當半元的銅幣，也有把當百銅幣剖分為二各當五十制錢的，惟銅幣之厚薄不同模型不一，所以各人所鑄者只能在其防區內行使，而當時預征錢糧至民國四十年以上亦為川中司空見慣之事。兵工廠只能造土毛瑟，招募漢陽兵工廠（或其他工廠）失業工人擔任，其製品外形相似而槍眼不正，放射數彈後即有發熱爆裂之虞。子彈雖亦能仿造，但因彈殼不易得，所以拾彈殼一事亦為當年川中普遍的風氣。羅的防地與大竹隔著一道嘉陵江，吳逃出大竹時，匆匆向綏定城出發。
綏定是劉存厚的防區，那時四川全境一片青白旗，只有劉的防區仍掛五色旗，劉亦為軍長，其弟肇乾為師長，弟兄合起來不過萬把人實力，兵微將寡，在川軍中為一無足輕重的角色。吳在大竹被逐時，劉以為吳與羅澤周之間既已發生誤會，為避免開罪於羅起見，不敢開關延納，幸賴陳廷傑從中說項，才指定以綏定城外檀木場為吳的駐地。不久，國府完成統一大業，全國除東三省外再無獨樹一幟的軍閥了，劉自知站腳不住，寧下野不願改旗，遂把部隊交給乃弟肇乾接管。
二十年(1931年)九月吳到成都與川軍各將領敘舊。正當其時，九一八事變發生，他不願老死巴蜀，決計離川北上，以錦州為其目的地。他為什麼要到錦州呢？這裡頭有一段莫明其妙的情節：吳自入川後，舊部風流雲散，從北方來川的人都說於孝侯（學忠）還是「大帥」的基本隊伍。當年於投奉時曾提出條件：「倘玉帥出山，吾當棄此而往就之。」一如《三國演義》關公對曹的故事，吳信之不疑。再則當年吳與張作霖有金蘭之好，學良視之如前輩，所以他認為奉軍亦可供其調度。說起來值得一笑，十六年(1927年)吳在鄭州時奉張曾欲以奉軍交給他指揮，他岸然不理，而現在他的心情為之一變，卻想自己找上門指揮別人的隊伍了。
他想到哪裡做到哪裡，即由成都率領衛隊及家屬等取道松潘北上。過蘭州時曾與劉郁芬見面。旋經寧夏、內蒙而至五原，沿途備嘗艱苦，但較之當年入川時之步步荊棘卻自不同。陝北師長井毓秀派兵一營把他護送到大同來，閻錫山派代表王靖國往迎，邀吳至和平村一聚。吳的脾氣還是那個老脾氣，覺得閻頗不夠味：「他是東道主，怎不親自來迎？」代表說閻正患著寒疾，吳想：「多年沒見的老朋友，倒屣出迎之不暇，一點點寒疾算什麼。」他下車只在中國銀行胡亂吃了一頓飯，馬上回到車上，吩咐專車向北平進發。「車是張學良備好的，畢竟世誼還是世誼，比之泛泛老朋友大不相同。」
小除夕（舊曆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了北平，西直門車站上黑壓壓布滿了歡迎群眾，軍警步哨林立，隊伍長條兒擺齊立正，音樂洋鼓嗚嗚咚咚地奏起來。「嘿，這才真正夠味呢！」學良滿臉堆下笑來，趨前一步和老前輩拉手，吳的舊部那時做了平津衛戍總司令的于學忠也過來拉手。吳劈頭一句對學良說：「你怎麼不打？」學良愕了一愕，半晌才答道：「咱們力量不夠。」吳脫口呼道：「現在我來了，力量就很夠了，軍人最大力量是個死字！」學良勉強浮著笑容說：「老伯來了，一切好商量。」
吳不是存心調侃學良。他以為「人家待我這麼好，我不能對他說假話」。哪知吳的人生體驗仍不足，人類自呱呱墜地以來即無往而不「假」：父母對小兒女說著假話，夫妻假情假意，推而至於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無不戴上假面具，若要不「假」，只有跳出這個「假世界」才成。當時盛傳吳不與學良共乘一車，卻鑽進了於的汽車裡，害得於手足失措，怕以此見疑於學良。這倒不是事實，他乘著特備車直接開到東城什景花園私邸。不過於對這位不合時宜的老上司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也是事實。於處境確甚困難，除年節登門一賀外，平日形跡頗疏。吳以關公自許而又以之許人，然而關公只演義上才有，「假世界」里哪能找出真關公來。
他到北平的俄頃，就知道到錦州的夢做不成，天下烏鴉一樣黑，夠味的烏鴉一個沒有。他的衛隊不許下車，更不許進城，打電話給於，於再打電話請示副司令後才把幾百個「田橫之士」帶進城來。
自二十一年(1932年)至二十五年(1936年)，吳在北平過的生活都是苦悶的生活，其生活費均由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支給。其間軼聞趣事甚多，作者已在《新語林》一書發表（中華書局出版），此書無疊床架屋之必要。有一點值得一寫，他從來未「下野」，過去以舟車為「大帥行轅」不必說，後來到四川，到北平，仍然關起房門來做大帥，各處「處長」一仍其舊，其中最著者為參謀長張方嚴，秘書長陳廷傑等。「處長」、「處員」不分等級，每月薪水一律是大洋五元，封在紅信套內，由「軍需處」按名分發。你想不受嗎？那就是看不起「吳大帥」，看不起「吳大帥」何必到「大帥」公館當「處長」、「處員」！
吳之不下野是不肯以「過時人物」自居，且雄心勃勃，以為遲早還有第三次用兵關外的大好機會，其撤防歌詞中所謂「恢復舊山河」等語終有實現之一日。他有時亦覺他做了「政治俘虜」了，實實在在，他對環境、對時機均不理解，欲逞匹夫之勇，乃作怨天尤人之態，直至老死對人生體驗終嫌不足。
其時所謂「華北自治運動」高唱入雲，有人想把這尊偶像抬出來做佛蘭哥將軍第二。吳艴然作色說道：「自治者，自亂也。自治者，人治也。」他情願關起房門做大帥，不肯閉著眼睛做傀儡。他要做關、岳、文、史一流人物，不做什麼外國將軍。
二十六年(1937年)秋天，趙炎午有信來勸「子玉守身如玉」，吳又艴然作色說道：「炎午太不夠朋友。」那時他的環境確很惡劣，有人勸他遷地為良，他以蓬萊既不可居而又始終不拋棄其「不住租界」的信條，覺得無處可走，且亦無走之必要。不錯，他的確是一個光杆大帥，但有著最大的武器帶在身上，必要時也許用得著，這件武器就是一個「死」字。
二十七年(1938年)以後，各方之士出入其門者更多，他的最大本領就是從前對付奉張的那套本領—一言不發。是年江天鐸由滬到平便道來訪（江曾任吳的副秘書長，其名義為秘書處幫辦），代述行政院長孔祥熙殷殷繫念之意，孔與吳私交頗厚，吳向之深表謝意。
莫說別人不了解吳，連他的患難夫妻有時也不了解他，他的相從有年的幕僚有時也不了解他。二十八年(1939年)九、十月之交，他的心境更苦悶，脾氣更大，往往徹夜不眠，曾力批夫人之頰，兩目為之盡赤，右頰漸感腫痛。十二月牙疾復作，張夫人從天津找到中醫郭醫生來，投以石膏二兩，想平平他的火氣，服後如癇如狂，闔宅為之不寧。十二月四日症象更惡，急延日醫開刀，卒以毒入神經不治而死。死後政府為之褒揚，國人為之雪涕，今後名垂青史，真無愧於關、岳、文、史了。
早年吳不得罪於劣紳不會逃出故鄉來，也許在故鄉鬱郁以死，最後仍不免在北平鬱郁以死，但與春花同落、秋草同腐者自大有區別。他自信可活到一百二十歲，從他的精神、體力上看起來，絕無衰老之態，似有修齡之望，乃以癬疥之疾，僅以六十五歲撒手而去，良由對國事憂憤成疾，其精神則永存不滅，足以追先烈而勵來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