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扼殺的愉悅 · 詩歌的退化

人類歷史上有這樣一些現象，乍一看上去，我們會以為它們是人類的倒退，儘管從這些現象本身來看，或單看其中的個別現象，它們的確是在退化，但若人們將它們與其他相關狀況聯繫起來看，若人們看到它們與所有時代之間最遙遠的關係，則會發現，它們恰恰是人類進步的明證。 在一些諸如此類的情況中，人們根本無須擁有特殊的洞察力，便可以說服自己相信上述觀點。遠古時代的著作浩如煙海，那些極力貶低數以百萬計短工的古書不計其數，但現如今，除少數老學究外，很少有人會發現除其多如牛毛的數量以外還值得欽佩的東西。也很少有人會認為，自己無法欽佩這些古物的締造者是件不幸的事，很少有人會因人們在這些古物中堆起了金字塔，便熱切地想要回到牧師們還戴著面具的古埃及；然而，若我們認為，規模有所縮減的不是那赤裸裸的獨裁統治及其成效，而是某種精神影響的範圍，若我們認為，［250］在主導思想中地位並未下降的那些原則和能力已喪失了大部分權力和外在影響，那麼，我們離誤解便又近了一步。我們越是頻繁地高度評價這些原則和能力，越是驚嘆那些講述它們早先無限威力的傳說，那麼，我們對它們現在的羸弱之勢便越是厭倦，也就越傾向於去認為，一切過往之物同時也是無可挽回的，一切無可挽回之物都是沒有被替代且無法替代的。 諸如此類的重要例子有，諸如愛國心、公民意識以及其他更廣泛深入人心的道德推動力日漸式微的歷史，還有一些手工技藝和藝術的歷史，比如，詩歌的歷史及其正日漸消失的內在完滿性和外在影響力。 根本無須參照那些傳說，那些關乎詩藝在動物界和無機自然界最早統治的傳說，我們便可以確信，詩藝有它古老的光環和影響力。……［251］……一個民族越是古老，它的詩歌也就越重要，其詩人生活的年代越是久遠，其作品也就越無法企及。只要看一眼古代世界裡的詩歌，再看一眼新近各民族用筆記錄下的各種詩作，我們便可以證明，後者在這條道路上所邁出的步伐並不亞於進步，便可以證明，我們那些後出現的詩行形式的作品實則取材於更古老的寶庫，只是早期詩藝的莊嚴崇高演變成了一種多少較為顯而易見的雅興，早期的人民導師變成了教養良好的、幫助某些人消磨時光的閒聊伴侶。 古時候的詩歌莊嚴高貴，現如今卻降格至無關緊要，這對詩歌本身來說無疑是一種損失，但要判斷這種降格是否在其他一些關聯中仍意味著損失，還得考慮一些其他情況，因為這些情況是有效的誘因，它們使得人的精神主要或幾乎只專注於詩歌的運用和完善；——從這些情況出發就意味著，將待闡明的事情當作已明白無誤的前提，因為從上述角度來說，人們所想到的只有古時候詩人們較高級、較普遍的能力。而此處重要的恰恰是那些誘因，即為何精神力量——如經驗所示，這些精神力量能朝著很多不同的方向發展——在某個特定時刻只奔向某個特定的目標，並且還取得了如此顯著的勝利。 這些原因一部分存在於詩歌素材中，一部分則存在於那些決定詩歌形式的媒介中，［252］並且，這樣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人們的想法和知識更詩意，與詩歌更相符；第二，人們用以保存和傳播這種精神財富的有效輔助手段存在著明顯的不足；第三，在與上述兩個原因相關的較為貧乏和粗的語言中，人們可以發現，它們的運用比較容易與某個根深蒂固的節奏聯繫起來，而它們的自由運用卻面臨著較大困難。……［261］…… 在此，讓我們簡單總結一下使［古時候］詩歌藝術更完善、更高貴莊嚴的一些原因：較早覺醒的想像力無拘無束地占領了我們整個精神領地；用以可靠保存語詞的手段極為匱乏，這迫使人們以詩的形式將所有科學瑰寶保留在單純的記憶中；最後是語言及其擁有者所處的狀況，它使得人們首先發現了恰當表述的規律，後來又覺察到了，自己還需要一種自由表達的法則，並將這些規律和法則引薦給了講故事的人及其聽眾。若我們總結出了以上三個原因，便立刻會明白，每一種有助於消除上述三種狀況的變化都可稱為一種進步，因而，古老的詩意想像力之崇高性的降格也從多方面證明了各民族在更普遍意義上的進步。……［268］ ……一旦人們只想憑藉想像力去完成本應借其他能力完成的任務，便不僅會妨礙人們達到其原有目的，還會使這種希冀徹底破滅；每一種借想像力去入侵早先［本應是：後來的］心靈力量領地的行為都是一種失策，想像力在現實範圍內進行的每一種創造都只是幻覺。如果說，感性的人只是跨越了其教育的最低等級，並學會了該如何更好地運用他掌握的那些不太實用的財富和能力，那麼，那些有著同樣處境的有思想才華的人若想進步，便應當首先放棄和荒廢自己的思想才華。因此，使我們不斷臣服於新的自然力量、並不斷向我們揭示新真理的外在進步，才與我們不斷抗爭過時偏見和謬誤統治時取得的內在進步不和諧，也正因如此，我們在現象王國中不斷取得的新成就，才與這些臆想的成就在精神世界中的流失不相稱。若正如培爾（Bayle）[1]曾說過的那樣，我們的理性並非一種開創性和建設性的，而是一種撼動一切的毀滅性力量，那麼，理性之所以是這樣，或者說至少目前還仍是如此，其原因在於，詩人精神處處都搶在了理性之前發揮作用，理性必須先為自己的行動開創和肅清一片天地。我們正走在一條歸途上，或許這只是一條看似的歸途，但它卻無論如何都無法避免，因為我們還沒有走到一個能使我們開創一條更好道路的地方；我們只是在一步步接近這個地方，並且在現實世界中，柏拉圖在其想像的［269］王國中給詩人下的那道驅逐判決，正在逐步、不可撤銷地推動一個文明的進程。 因此，我們壓根就無須哀嘆詩藝的退化，而是應該祝願它將有好運氣。不論詩人曾多麼頻繁地犯下錯誤，不論其較低的能力曾多麼頻繁地導致了嚴重後果，他曾經都更頻繁地為其時代做出了貢獻；詩歌在某個領域的影響力越是微弱，人們越是普遍地對某種類型的創作無動於衷，我們也就越能夠確信，正是在這個領域中，正是在這種精神需求中——上述詩歌原本是有益於這個領域和這種精神需求的——才會出現能更好地滿足人們需求的方法和手段。……［277］ 在某些地方，精神總是勢必會憑藉其他手段、以其他形式產生影響，而我們覺察到這些地方的詩歌之光芒和影響力業已消失，並將這視為不幸，這種看法並不意味著，我們對詩歌在其自身作用範圍內獨有的主導性價值的判斷是錯誤的。曾經有這樣一些口吃者，他們只有依靠歌詠才能把自己的想法表達清楚；當他們學會了說話時，［278］我們會感到高興，因為他們無須再依靠歌唱的方式道出每一個消息和警告，但我們卻絕非因此而對歌詠的魅力無動於衷。我們越是不願看到某種藝術被誤用，也就越能純粹、熱切地感覺到這種藝術原本的尊嚴和雋美。……［308］ 此外，想像力領地之所以仍在不當地擴張，其原因不僅在於，它早先的專制仍在發揮作用，還在於，一些仍然存在的時代關聯在繼續發揮影響，這種擴張的原因並非僅在於過去，而是也在於當下，因此，在前一種情況下，這種擴張明顯證明了我們的學者們純粹是荒謬的，同時也證明了我們的社會有一種根本缺陷。 若想像力成為主導性心靈能力的原因在於，尚沒有其他能力發展到了能與其抗衡的階段，那麼，想像力的主導地位便完全是合乎自然的。在這種情況下，它的各種造物雖然獨統了我們整個思想王國，但它卻並未排擠該王國中的任何居民；如果說，它獨自統領了我們所有的感性需求和關係，那也是因為，還沒有任何其他合法統治者來統領這一切；而在這種環境已經發生變化後，若人們再虛假地製造出上述［想像的造物獨占思想王國的］種種情景，那麼，不論這種做法會帶來多麼災難性的後果，人們都能——只要這種做法仍然建立在模仿的基礎之上——十分肯定地預料到，一個時刻即將來臨，在這一刻，這種做法將徒勞無功、孤立無援地自行停止，而事物的天性則必將會戰勝諸如上述做法般的種種空想。然而，還存在著另外一種情況，即想像力用類似的方式占據了統治地位，但這並非因為它是唯一清醒的，而是因為它是唯一自由的心靈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其他心靈力量或許也已覺醒，但仍被束縛住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再對真實世界及其所有財富和真理一無所知，而是有人刻意向我們隱瞞了它們的實情；與新世界中那些較為幸運的地區相比，在我們古老的歐洲，各種事物的處境最為清晰地體現了出來，如果說，身處這一處境的某個民族不得不在種種歧途——這是該民族在沒有更好選擇的情況下被迫開創出來的種種錯誤道路——上繼續前行，那麼，迫使該民族這麼做的，便是那從豐富多產的想像力手中接過統治權杖的病態想像力，便是那效仿真正詩人之熱忱的高燒者的連篇囈語。在這種環境下，一種所謂更崇高的修行收穫了一些最為燦爛的成果，但它們並非修行者們富餘的精神力量自由發展的結果，而是他們面對病態社會時想出的權宜之計；它們是市民生活這塊人造荒漠裡的不滿之情在我們周圍的突然爆發；它們意味著逃離現實、奔向思想王國的流亡，這就好比那種背井離鄉的流亡，它並不總是流亡目的地之富庶的見證，而是那裡的苦難的見證，而這些修行者卻不得不將這流亡地當作容身之所。因此，據一個頗有見地之人對古老世界和新世界的觀察，後者中更廣為普及的教育雖然無疑要優於我們世界裡的教育，但其中各種科學和藝術——它們並不追求一個能直接見功效的目標——的進步都顯得無關緊要，相反，在已走向沒落的羅馬帝國，在充斥著流氓惡棍的古老法國，各種科學和藝術卻仍在繁榮發展。在華盛頓（Washington）和富蘭克林（Franklin）的祖國，每個人都有立足之地、可用之食，在這裡，適當的勞作既已可保證勞作者獲得維護感性和道義所需的所有乃至更多事物，那麼人們為何還要費盡心力去粉飾那些無法滿足任何需求的贅物呢？在美利堅合眾國，沒有人會認為，自己不應為得不到維護和享受生活的必需品而擔負責任。沒有人會疏於那種構成人類寶貴優勢的勤儉持家之風，沒人是生活中的多餘者，沒人會舒舒服服地退回自己的世界，強迫自己沉浸于思想世界中，去追求那世上本不屬於自己的東西。而這些［被美國人所摒棄的］可悲做法卻構成了我們這些古老歐洲人的所謂精神優勢。這種優勢與這些做法一樣，都誕生於令人痛苦的斷［除物質欲］念之中。……［316］ 如果說，想像力在人類發展初期的專制是合乎自然的，而專制在人類發展過程中的所有倒退都意味著理性的進步，那麼在後來的某個時期，這種專制因被迫占據統治地位而遭受的種種限制則意味著公共福祉的進步。理性與福祉、內在與外在的進步，這二者互為前提。人們大概是為了更幸福而變得更理性了，並且，人並不總是因為要追求幸福才更理性，有時候要變得更理性也必須以一些幸福感為前提。誰知道呢，說不定當人類發展到某個階段時，外在物質財富對於增加人的精神財富的重要性，或許比它們對於提升人幸福感的重要性還要大呢。 新世界裡的福祉看得見摸得著，它因此遠勝於舊世界裡徒勞無益的思想盛宴，儘管如此，人們卻仍可以想到，世上還存在著這樣一些情況，它們比［新世界和舊世界裡的］兩種情況都更面面俱到、更完美。在這些處境中，人們無須放棄現實中的財富，也仍能以一種最強有力的方式調動想像力，並且這種對想像力的運用因更明智而更有成效。北美的新歐洲人的理智之優越性正體現在，這種理智是直接奔著上述目標［對想像力的最有效調動］去的。然而，沒有任何一部有關鑑賞力學說的手冊能帶領我們實現這個目標，要實現它，唯一的途徑便是去研究並催生一些社會形式，一些與國家經濟中最重要的真理及其運用最為契合的社會形式。 在導致我們精神無能的那些原因中，有很大一部分，或者說大部分都源於我們外在的物質匱乏，我們大多數的道德缺陷都可追溯到我們感性的貧瘠。有人曾說，世上有這樣一些真理，若給它們裹上破舊的外衣，人們便不能很好地去宣揚它們，且這種宣揚也無法收到應有的成效，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但是世上還有更多的真理，若給它們裹上破舊的外衣，人們根本就無法把它們說出口。財富給予人勇氣，既使人變得坦率，也使人變得高傲；我們的思考之所以有奴性，是因為我們感到自己軟弱無力，並且我們的判斷通常與我們的處境受到了同樣的限制。在這兩種與生活的關係［我們的判斷與處境］中，我們都以貧窮作為出發點，並且只會同時變得稍微富足一些。野蠻人關懷自己的身體時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荒唐地去裝飾它。他折磨自己，卻認為這是在裝飾自己，他使自己［318］致殘，卻認為這是在美化自己，他的四肢暴露於各種敵對因素的威脅之中，他卻還燒灼、切割它們，絲毫不懂得去保護它們、給它們著裝；這就好比，早在野蠻人搞清楚該如何保衛和維護其與上帝相似的精神存在前，我們便自負地認為，野蠻人及其精神存在已經被那些惡習和偏見所扭曲和毒害了，而野蠻人卻同樣自負地認為，這些惡習與偏見正是其純粹的功績和智慧。 若我們一直甘於為每一種低級的盲從或熱情賣命，我們那些所謂美的藝術又何以能上升到其本應能上升到的高度！它們為迷信建造並粉飾了廟宇，為每一個暴君築起了重重宮殿；它們搜刮自己所有的財富，將其貢獻給了自私與傲慢；時至今日，若我們將——就如盧梭曾經拿拉封丹的寓言所做的實驗那般——飽受讚譽的絢爛詩歌之花分解，便會發現，我們眼前呈現的，幾乎沒有兩三朵不是自欺和諂媚的噁心混合物，不是盲目崇拜其自身及他人的卑劣行徑時的產物。 不論前進中的人類所擁有的各種攫取方式之間有何區別，在現實中，這些攫取方式都隸屬於同一個種族，它們都是一體的、不可分割的，並且，決定價值的是感性的攫取方式，決定其受益者幸福的是道德的攫取方式。萬物的自然屬性在身體的裸露和精神的富足之間劃出了一道深淵，而想像力則徒勞無功地在這道深淵上空架起了七彩拱橋，能藉此躍過這道深淵的，偶或會有個把天才，但卻絕不可能是整個民族。要讓一個民族躍過這道深淵，必須得建築一道能承受身體重量的堅實橋樑。若將嬌慣我們的物質財富視作公共財富，它們將使生活變得更美好，若將敗壞特權享有者的特權視作權利，它們將使其擁有者變得高貴。只有當它們變得罕見，只有當這種罕見不再賦予那些從屬於它們的事物以更高價值，我們才不會再將它們與其他絕非基於偶然的權利混淆。賀拉斯的 Virtus post nummos！ ［先金錢，後美德！］ 這句格言從個體口中說出來雖是無恥的，但若要談及所有民族的命運，它則包含了一個更能寬慰人心的真理，而詩人奧古斯特及其藝術資助者卻是無法參透這一真理的。 人類日益堅定地把知識當作權力，他們對自然的認識日益深化，即控制自然的能力漸長，也學會了將生活中那些消磨和耗費其最好精力的奴役性活計都交給了其雙手的創造物，交給了各種各樣的機器和工具，伴隨著這一切的發生，人類為自己開創了一條通往更幸福的新世界之路。在這個新世界中，無憂無慮的人要求自己為更加崇高的事物而努力，其艱辛的旅程也會由此而獲得回報。在接近這個目標的過程中，他可能會獲得一種精神上的發展，或者說會發展到美國人那種令人愜意的中等精神水平，這種發展要遠勝於我們那種病態的瞎胡鬧，並且，詩人的精神也因此而能更高地飛揚，因為那種在陌生領域中毫無目的的四處亂撞再也不會使它精疲力竭。相較於我們市民社會中那種無比艱辛的閒蕩，即我們所謂博學多識，一個真正的人性社會中的悠閒還會結出其他碩果；邁步向前的幸福所高唱的凱旋之歌，它聽起來應該不同於［人類］因渴念未被滿足而發出的嘆息，被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的歡呼，它聽起來應該不同於其被縛時的嘆惋。 ［卡爾·古斯塔夫·約赫曼］《論語言》（„Über die Sprache「）——「說話，好讓我看見你！」（„Rede，daß ich dich sehe！「）——海德堡：C·F·溫特爾出版社，1828。 注釋 [1] 皮埃爾·培爾（Pierre Bayle，1647—1706），法國作家、哲學家，與貝納德·B·德·封丹納（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1657—1757）並稱為法國啟蒙運動早期重要的代表人物，其重要的代表作有：《歷史哲學批判辭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