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扼殺的愉悅 · 一、波將金[1]

據說，波將金曾一度罹患重度間歇性抑鬱症，其病情的發作多少有些規律可循。發病期間，任何人都不得靠近他，也絕不能進入他的房間。宮廷里沒人提及他的病痛，尤其因為大家都知道，誰若是對此稍有暗示，便會在葉卡捷琳娜二世女皇那裡失寵。一次，這位內閣總理大臣的病情發作後持續時間極長，並導致了嚴重的後果：在存放公文的房間裡，女皇命他簽字處理的公文堆積如山。宮中高官們對此束手無策。就在這時候，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名為舒瓦爾金（Schuwalkin）的小錄事進入了內閣總理大臣府的前廳，發現內閣大臣們正如往常那樣，聚在一起喋喋叫苦。見此狀，舒瓦爾金殷勤地問道：「大人們，發生什麼事了？有何可讓鄙人效勞的嗎？」眾大臣將來龍去脈說與他聽，並嘆惋稱，他什麼忙也幫不了。而舒瓦爾金聽後卻答道：「大人們若只是為此事勞神，那麼請將文書交予鄙人吧，由鄙人為各位代勞便是。」內閣大臣們聽後覺得，讓他一試，但也無妨，便同意了他的請求。於是，舒瓦爾金把那捆公文夾在腋下，穿過大廳和迂迴曲折的長廊，向波將金的臥室走去。到了那兒以後，他連門都沒敲，甚至都沒停一下，便直接轉動了門把手。門沒鎖。在半昏暗的臥室里，波將金在床上坐著，身穿一件破舊的睡衣，正在啃手指甲。看到這一情景，舒瓦爾金一言不發地走到書桌旁，將羽毛筆沾好墨水後放到波將金手中，揀出最上面的一份公文放到他膝蓋上。波將金先是心不在焉地瞥了一眼這位不速之客，然後如在睡夢中一般，恍恍惚惚地簽署了這份公文，然後又簽了另一份，最後把所有公文都簽了。最後一份簽好後，舒瓦爾金夾上卷宗，徑直離開了房間，就像他來的時候那樣。他興奮地揮舞著這些文書，回到了前廳。內閣大臣們向他蜂擁而來，將他手中的文書奪了去，並連連向公文鞠躬。片刻之後，大臣們突然都呆若木雞，沉默不語了。這時，舒瓦爾金又走到他們近前，詢問他們為何如此驚愕。就在這一刻，他也看到了那些署名。所有公文上籤的都是：舒瓦爾金、舒瓦爾金、舒瓦爾金…… 這個200年前的故事宛如卡夫卡作品的急先鋒，籠罩其間的謎題便是卡夫卡作品之謎。內閣總理大臣府和檔案室，那些泛著腐朽味道、年久失修的昏暗房間所構築的便是卡夫卡的世界。殷勤的舒瓦爾金因將諸事想得過於簡單而最終一無所獲，他便是卡夫卡的主人公K.。半睡半醒、不修邊幅的波將金身處一個偏遠的封閉空間，終日昏昏沉沉，他則是卡夫卡筆下眾多當權者的先人。在卡夫卡筆下，這些當權者或表現為閣樓上的法官，或表現為棲身於城堡的秘書，但不論地位多高，他們都是已沉淪之人，或者更確切來說，都正在沉淪。而那些最底層和最腐朽之人，那些守門人和年邁體弱的官員，則又可能會突然顯得大權在握。但他們為何終日昏昏沉沉？或許因為他們是［擎天神］亞特拉斯的後人，在用雙肩支撐著世界？或許他們因此才將頭如此「深埋於胸前，以至於人們幾乎看不到他們的眼睛」，就如肖像畫上的城堡長官，或者獨處時的克拉姆（Klamm）？然而，他們肩上背負的並非世界；單單日常瑣碎之事，就已使他們不堪重負：「他的疲憊，是鬥士在格鬥後的精疲力竭，他的工作是要將官僚辦公室的一角粉刷成白色。」格奧爾格·盧卡奇（Georg Lukacs）曾說：如今要製造一張像樣的桌子，人們得有米開朗琪羅的建築稟賦。如果說，盧卡奇的思考立足於各個時代，那麼卡夫卡的思考則立足於世界本身。故而，上面引文中的那個人在粉刷時需要推動的，是世界本身［的展開］，並且他還是以最不顯眼的姿態做到這一點的。卡夫卡筆下的人物經常無緣無故就鼓起掌來。然而，有一次他的文中卻順便提到，那些鼓掌的手「實為汽錘」。 我們熟知的這些當權者一直在緩慢地運動著，或向下走，或向上走。然而，使人感到最可怕的，是當他們從最腐朽的深淵中，即從父輩那裡崛起之時。兒子輕柔地安頓年老體弱且冷漠遲鈍的父親睡下後，隨即安撫父親道：「『放心吧，給你蓋好了。』——『不！』父親喊著表示反抗，並用力地將被子掀開，一時間，被子倏地就被掀平整了，父親徑直從床上站了起來，僅用一隻手輕扶著天花板。『我知道，你早就想把我蓋起來，你個小兔崽子，可是我還沒被蓋住呢。我就是留著最後一口氣，用來對付你也足夠了，甚至還綽綽有餘！……所幸的是，當父親的不用人教，便能看穿你這個當兒子的。』……他已經完全站穩了，一副咄咄逼人的樣子，並且因看穿了兒子而洋洋得意。——……『現在你該知道了吧，這叫人外有人，並非如你一貫所想的那樣，只有你自己！原本以為你是個無辜的孩子，但事實上，你根本就是個魔鬼！』」父親擺脫了羽絨被的重負，同時也擺脫了世間的重負。他必須使世界本身動起來，這樣才能使古老的父子關係變得活躍起來，產生重大後果。然而，它產生的後果何其重大！他判處兒子溺斃之刑。父親是懲戒者。罪責浸染了父親，同樣也浸染了法院官吏。諸多跡象表明，對卡夫卡而言，官吏世界和父輩世界如出一轍。但這種相似性並不能讓他們引以為傲。冷漠遲鈍、腐朽敗落、污穢骯髒構成了他們的共性。父親的制服污跡斑斑；他的內衣不潔淨。官吏們的生活環境也骯髒不堪。「她［《城堡》十七章中赫倫霍夫旅館的老闆娘］不明白，為何黨派之間非得有交往不可。『為了把門前的台階弄髒呀！』曾經有個官吏或許是惱了，這樣回答她。而她卻覺得這個回答讓她茅塞頓開。」如這裡所述，不潔淨是官吏們的典型屬性，這使人們可以視他們為不折不扣的寄生蟲。當然，這幫人並非靠經濟上依賴他人，而是靠吞噬理性與人性的力量得以苟活。而卡夫卡筆下那些奇特的家庭中，父親也是靠著兒子才得以苟活，活像只附著在兒子身上的巨大寄生蟲。他不但吞噬著兒子的力量，也吞噬著兒子的存在權。父親是懲戒者，同時也是控訴人。在他的控訴中，兒子所犯的仿佛是種原罪。因為若卡夫卡界定的原罪針對的不是兒子，又會是誰呢：「原罪是人所犯的古老過錯。原罪就在於，人不斷地指責他人，認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認為人們對他犯下了原罪。」然而，被指控犯下原罪——傳承罪責——的人，不正是繼承了父親罪責的兒子嗎？這樣看來，兒子便是有罪之人。但人們卻不能從卡夫卡的上述話中推斷出，這一指控是有罪的，因為這種推斷是錯誤的。卡夫卡從未寫過，這一指控是不公正的。此處審理的是一樁永遠懸而不決的訴訟案，並且這將對指控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為了贏得訴訟，父親要求法官和官吏們與自己攻守同盟。他們可無限度地被收買、被賄賂，但這並非最糟糕的。因為事實上，他們有著如此不堪的核心特質，以至於只有在收受賄賂時，他們的表情里才會透出一丁點兒人性。儘管法官們掌握著律法，但是人們對它卻不得一見。K.推想，「『這套審判體系的特點之一就在於，被審判的人不但是無辜的，而且也對審判一無所知』」。在遠古時代，律法和約束性的規範是不成文的。人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便觸犯了它們，並且必須因此而贖罪。儘管毫不知情便要贖罪的人極其不幸，但從公正的角度來說，他必須贖罪卻並非偶然，而是命運的安排，此處的命運有著雙重含義。在簡要考查了古代命運觀後，赫爾曼·科恩（Herman Cohen）將命運稱作一種「不可避免的洞見」，他認為，正是「命運制度本身，才推動和導致了對制度的偏離和觸犯」。對K.提起訴訟的司法制，亦是類似的制度。它還可以回溯至十二銅表法（Zwölf-Tafel-Gesetzgebung）之前的史前時期，那時取得的最初成就之一就是有了成文法。儘管那時的律法書里有了成文法，但法仍是保密的，在此基礎上，史前時期的統治變得更肆無忌憚了。 在卡夫卡筆下，官場與家庭里的種種狀況以諸多不同方式產生了交疊。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城堡山下那個村里人人熟知的一句話中窺見一斑。「『我們這兒有這樣一句話，也許你已聽說過，那就是：官方的決定就像大姑娘一樣羞答答。』『這倒是一句很中肯的評語，』K.說……『但或許官方的決定與大姑娘之間還有一些其他的共同點。』」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一點可能在於，二者可以為了任何事情出賣自己，就比如K.在《城堡》（„Das Schloß「）和《審判》（„Der Prozeß「）中遇到的羞羞答答的姑娘們，她們既眷戀床事，也沉溺於放蕩淫亂的家庭生活。她們在K.的旅途中隨處可見；他征服她們，就如他征服那個酒吧女招待那樣，毫不費事。「他們抱在了一起，她嬌小的身軀在K.的手裡滾燙。他們昏昏沉沉地在地上翻滾著，其間，K. 多次試圖擺脫這種無意識狀，但都是徒勞。他們就這樣在地上滾了沒多遠，懵懵懂懂地撞到了克拉姆的房門上，然後躺在了潑灑上了很多啤酒、布滿各種垃圾的地上。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逝去……在這段時間裡，K.總覺得自己迷路了，或者說，到了無比遙遠、人尚未及的異國他鄉。在這裡，甚至連空氣都與故鄉的截然不同，陌生得仿佛要使他窒息。但這又對他產生了如此大的誘惑，使得他只能在這一國度里越走越遠，在這一迷途上越陷越深。」我們之後還會提到這裡所說的異國他鄉。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妓女般的女人沒有一個能給人美感。在卡夫卡的世界裡，美（Schönheit）只出現在一些極為隱秘的地方：比如被告人身上。「『然而，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個自然科學現象……』他們之所以美，不可能是因為罪責使他們美……他們也並非因為受到了應有的懲罰，才變得美了……因此，他們的美，只可能是因為人們對他們提起了訴訟，提起了他們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的訴訟。」 從《審判》中可以看出，這種訴訟對卡夫卡筆下的那些被告人來說常常毫無希望，即便他們有望被宣判無罪。在卡夫卡創作的人物中，或許只有這些毫無希望的被告人才能給人美感。至少，這一推斷與馬克斯·布羅德（Max Brod）保存下來的一段談話片段相吻合。他寫道：「我想起了與卡夫卡的一次談話。我們從當下的歐洲和人類的敗落談起。他說：『我們是上帝腦中浮現的各種虛無的想法，各種想要自殺的念頭。』這首先使我想到了諾斯替派（Gnosis）的世界觀：上帝是惡的造物主，世界便是他的原罪。『噢，不是這樣的』，他說，『我們的世界只是上帝某種壞情緒的產物，只是上帝過得不好的一天。』——『你是說，我們所看到的、知道的世界之外，還有希望？』——他微笑道：『噢，希望有的是，多得數也數不清——只不過，它們都不屬於我們。』」這些話架起了一座橋樑，指引我們通向卡夫卡筆下那些最不同尋常的形象。只有它們擺脫了家庭的溫床，或許也只有它們還有希望。但它們不是動物，甚至也不是那些諸如貓羊（Katzenlamm）之類的生物雜種，或［《家父之憂》（„Die Sorge des Hausvaters「）中］奧德拉德克（Odradek）般的半人半物。那些最不同尋常的形象仍生活在家庭的魔力圈內。格里高爾·薩姆沙（Gregor Samsa）恰恰是在父母家裡醒來後成了大甲蟲，那個既是貓，又是羊的奇特動物，是父親手中的一件家傳物，而奧德拉德克則是父親的一樁心病，所有這些安排都不無原因。事實上，那些「助手們」卻不屬於上述形象範疇。 這些助手們所屬的形象範疇貫穿於卡夫卡的所有作品。屬於這一範疇的，有在《觀察》（„Betrachtung「）中被揭穿的騙子，有在深夜的陽台上以鄰居身份出現在卡爾·羅斯曼（Karl Roßman）面前的大學生，還有居住在那個南方城市中不知疲倦的愚人們。他們存在於朦朧的氛圍中，這不由得使人想起，在深受卡夫卡喜愛、並曾寫下長篇小說《助手》（„Der Gehülfe「）的羅伯特·瓦爾澤（Robert Walser）的短篇作品裡，人物身處的氛圍也飄忽不定。此外，人們還可以想到印度神話傳說中的乾闥婆（Gandharwe），一種尚未完成而似迷霧般的造物。卡夫卡的助手們便是如此；他們不屬於任何其他形象範疇，但卻又與所有形象範疇藕斷絲連：他們是奔忙於這些形象群之間的信使。如卡夫卡所說，他們形似［《城堡》中的］巴納巴斯（Barnabas），一個信使。他們尚未完全脫離自然母親的懷抱，因此，他們「為自己在屋子角落的地板上鋪了兩件破舊的女士上衣，然後躺在上面。他們……以儘量少占地方為榮。儘管他們不停地竊竊私語，咯咯地笑個不停，但是為了履行承諾，他們交叉雙臂、合攏雙腿，一同蜷伏在角落裡。在昏暗的光線下，他們看起來就像角落裡的一個大線團」。對諸如此類的人而言，對這些尚未成熟、舉止笨拙的人而言，希望還是存在的。 從這些信使身上，我們可以辨認出一些溫和的、無約束力的規範，而約束這些被造物整個世界的，則是一種沉重、晦暗的律法。這些被造物中，沒有一個有固定的位置、有清晰且不可替換的輪廓；沒有一個不是正處於上升或下降過程中的；沒有一個不是正在與敵人或鄰人互換位置的；沒有一個不是度過了一生卻仍未成熟的；沒有一個不是已精疲力竭卻仍處於漫長旅程開端的。在此，我們根本無法去談各種制度和等級。這裡所鋪開的神話世界，要比卡夫卡的世界年輕得多，因為神話曾許諾要救贖［卡夫卡所描述的］這一世界。然而，若我們就此只可肯定一點，那麼，這一點便是：卡夫卡並未受到神話的誘惑。卡夫卡是另一個奧德修斯，他讓這一誘惑「在他那望向遠方的目光面前」徹底失效了，「憑著他的決絕意志，塞壬真就這樣在他眼前消失了，當他經過她們之後，他便完全記不起她們的存在了」。在卡夫卡的眾多古典先人中，有猶太人，也有中國人，這些我們都還會再談到，但我們決不能忘記這位希臘人。奧德修斯佇立於神話和童話的分水嶺上。理性與謀略將各種詭計寫進了神話；神話中的種種威力不再是不可戰勝的。童話便是關於戰勝這些威力的傳說。當卡夫卡開始寫傳說時，他其實是在為辯證者們寫童話。他將一些小計謀寫進童話；然後把這些計謀當成一種論據，用它們來證明，「即便是這些微不足道的，乃至幼稚可笑的方法，也可以起到拯救的作用」。他用這句話開始了《塞壬的沉默》（„Schweigen der Sirenen「）所講的故事。塞壬在他的筆下沉默了；她們有「一種比歌聲更可怕的武器……那便是她們的沉默」。她們用這一武器來對付奧德修斯。卡夫卡引用傳說道，但他「當時那樣詭計多端，就如一隻狡猾的狐狸，連命運女神也看不透他的心。也許當時他——儘管人的智力無法理解這一點——的確發現了塞壬的沉默，並把這一」傳說中「發生的假象只當作了用來對付她們和眾神的盾牌」。 卡夫卡筆下的塞壬是沉默的。其原因或許也在於，在他看來，音樂和歌聲是逃脫的一種表達，或者至少是脫身時所必需的抵押品。這是用來換取希望的抵押品，他來自那個雖卑微、不足、日常的，卻能使人感到欣慰的愚蠢可笑的中間世界，這個世界便是那些助手們棲居的家園。卡夫卡就像那個離家外出去體會敬畏的少年。他闖進了波將金的官邸，最後卻在地下室的洞裡預見了那只會歌唱的老鼠——約瑟芬（Josefine）。卡夫卡這樣描述她的特點：「她散發著無比短暫的童年的味道，其中夾雜著某種已逝的、再也無處可尋的幸福，但也夾雜著當下繁忙生活的些許氣息，透著這種生活中難以捉摸、卻始終存在，無法扼殺的一絲愉悅。」 注釋 [1] 格里戈里·亞歷山德羅維奇·波將金（Grigori Alexandrowitsch Potjomkin，1739—1791），俄國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陸軍元帥，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寵臣。——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