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要寫作 · 一個書評家的自白

在一間寒冷而且憋氣的坐臥兩用的屋子裡，到處都是菸頭和喝了半空的茶杯，一個身穿滿是蛀洞的睡袍的人坐在一張搖搖欲倒的桌子旁，想為他的打字機在亂紙堆中找個地方放下來。他不能把這些紙扔掉，因為廢紙簍已丟滿了廢紙，而且，在那些沒有作復的信件和沒有付的賬單中，很可能有一張兩塊金幣的支票，他幾乎可以肯定忘記存入銀行了。還有一些信件上面的寄信人地址應該記到通訊錄上去。他的通訊錄已經丟了，一想到要尋找，甚至是一想到要尋找不論什麼東西，都會使他產生強烈的自殺衝動。 他年約三十五歲，但看上去已像五十歲的人了。他已經謝頂，青筋畢露，目戴眼鏡，或者說，如果他僅有的那副眼鏡不是總找不到的話，他就會戴著眼鏡。如果情況正常，那麼他就會患上營養不良；如果最近交了好運，那麼他就會因為飲酒過度而頭痛欲裂。如今是上午十一點半，按照他的作息習慣，他早在兩個鐘頭以前就開始工作了；但是即使他作了什麼認真的努力，也會因為電話鈴的不斷響起、孩子的哭鬧、街上的電鑽，還有他的債權人上下樓梯的腳步聲而受到打擾。最近的一次打擾是第二班郵件的到達，為他送來了兩個通知和用紅字印刷的所得稅催單。 不用說，這個人是個作家。他可能是個詩人、小說家、電影劇本作家，或者廣播稿作家，因為所有文人都基本上是一樣的，不過，我們姑且說他是個書評家。有一半淹沒在亂紙堆里的是一隻厚厚的郵包，裡面有他的編輯給寄來的五本書，並附有一張字條說，這五本書「放在一起十分適宜」。這個郵包是四天前寄到的，但是這位書評家由於精神癱瘓，懶得打開它，擱置了四十八小時。昨天他下了決心解開包紮的繩子，發現這五本書是《處在十字路口的巴勒斯坦》、《科學養乳牛》、《歐洲民主簡史》（這本書共六百八十頁，重四磅)、《葡屬東非部落風俗》和一部小說《躺下更舒服》，把它放在裡面大概是弄錯了。他的書評文章需長八百字，得在明天中午以前「交稿」。 這些書中有三部寫的內容是他一無所知的，他至少要讀它五十頁才能避免出錯，這不僅會在作者（他當然知道書評家的所有毛病)面前，而且會在一般讀者面前出洋相。下午四點他7就已經打開郵包取出書來，但是仍舊沒有精神打開來。一想到不得不讀這幾本書，甚至一聞到紙張油墨的氣味，他就覺得像吃那澆上蓖麻子油的冷冷的米粉布丁一樣。但是奇怪的是，他的稿子會及時送到編輯部的。它總歸是能及時送達那裡的。到晚上九點，他的腦子比較清楚了一些，一直到下半夜，他就會坐在這間越來越冷而煙霧越來越濃的屋子裡，一本接著一本熟練地翻閱，放下的時候嘆一句「我的天，又是廢話連篇!」到了早晨，他眼珠污濁，滿面胡茬，一臉不快，在一張白紙前呆呆坐上一兩個小時，一直到時針咄咄逼人地把他嚇得行動起來。這時他突然來了勁。一切陳詞濫調——「一本誰都不能錯過的好書」，「每頁都有令人難忘的東西」，「關於什麼什麼的章節特別有價值」等等，都像鐵屑給吸向磁石一般，紛紛各就各位。書評最後結束時，文章長度正好，還剩大約三分鐘時間。與此同時，又有一包內容混雜、提不起胃口的書郵遞到達。事情就是這樣繼續下去。而只在幾年以前，這個精神委頓、神經衰弱的可憐蟲在開始他的寫書評生涯時，他是抱著何等高尚的希望啊。 我是不是有些誇大其詞了？我請問任何哪位經常寫稿的書評家，任何哪一位一年評一百部書的人，能不能無愧於心地否認，他的習慣和性格不是像我所說的那樣。反正，每一位作家都是那樣的人，但是長期從事不作選擇的書評工作，是一件特別不討好的、討厭的、消耗精力的事。這不僅需要吹捧垃圾，而且要不斷地捏造對那些書的反應，而實際上你對它們是一點也不會自動產生什麼感情的。書評家儘管已經倒了胃口，但是從職業角度出發，照理對書是有興趣的，在每年出版的幾千本書里，大約有五十本或者一百本他是有興趣寫評論的。如果他是這一行業的頭腦兒人物，他可能給分到這種書的十本或者二十本!更加可能的是他只分到兩三本。他的其餘工作，不論在讚揚或貶低時到了怎樣正直的程度，也基本上是講假話。他是在把他的不朽精神傾倒在陰溝里，一次半品脫。 大多數書評對於所評的書都是作了不充分的或者是錯誤的報道。戰後出版商都不像以前那樣能夠左右文學編輯，為他們出版的每一本書唱讚歌了，但另一方面，由於缺少版面和其他不便，書評的水準降低了。看到這種情況，有時有人建議解決問題的辦法在於把書評從職業書評家手中拿過來。專門性的書籍由專家來評，另一方面，很大數量的書評，特別是小說，可由業餘作家來寫。幾乎每一本書都是可能在某些讀者中引起反應的，哪怕這反應是極為反感，因此這些讀者對該書的意見肯定比倦於此道的職業書評家有價值。但是，遺憾的是，每個編輯都知道，這樣的工作很難組織。在實踐中，編輯總是去找他的約稿對象——用他的話來說，他的「常規軍」。 只要你認為每本書都值得一評，這種現象就沒有辦法改變。在成批地提到書的時候，幾乎不可能不大肆讚揚其中的大部分。在你同書發生某種職業上的關係以前，你是不會發現大多數的書是多麼蹩腳的。對十之八九，甚至更大比例的書，惟一客觀的講真話的批評是，「此書毫無價值」，而關於書評家本人的真實情況則是「此書引不起我任何興趣，除非付我報酬，我是不會寫它的」。但是讀者讀那樣的書是得不到報酬的。為什麼要付他們報酬？他們希望對於要他們讀的書有某種指導，他們希望有某種價值評估。但一提到價值，標準就崩潰了。因為如果有人說——而且幾乎每一個書評家至少一星期要這麼說一次——《李爾王》是個好劇本，《四義士》是部好的驚險小說，這話里的「好」字有什麼意思？ 我始終覺得，最好的做法是，乾脆不去理會大多數的書，而對少數似乎有分量的書，則可以長篇評論——最低限度是一千字。對將要問世的書發一兩行短訊是有用的，但是一般六百字左右中等長度的書評，即使寫書評的真正願意寫，也是一定沒有價值的。一般來說，他並不願意寫，因為一個星期一個星期地生產片言隻語的文字，很快把他壓垮了，成了我在本文開始時所描述的那樣一個身穿睡袍的精神委頓的人。但是，這個世界上每個人總有個別人他可以瞧不起的，我必須說，根據我在兩方面的行業經驗，書評家的日子比影評家好過，影評家不能在家中工作，他需要參加上午十一時的內部放映，而且也許只有一兩次例外，他往往要為一杯廉價的雪利酒而出賣他的榮譽。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論壇報》； 一九四六年八月五日《新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