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要寫作 · 藝術和宣傳的界線
我現在來談一談文學批評，在我們實際生活的世界裡，這幾乎同談和平一樣沒有結果。現在不是和平的時代，現在也不是批評的時代。在過去十年的歐洲，老式的那一種文學批評——真正卓有見識、一絲不苟、立論公正、把藝術作品當作本身是一件有價值的東西來對待的批評——幾乎是不可能了。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過去十年中的英國文學，不完全是回顧一下文學而更多的是回顧一下流行的文學態度，我們感到觸目的是，它幾乎不再有審美價值了。文學已被宣傳所淹沒。我並不是說，在那個時期寫的所有作品都是不好的。但是那個時期的代表性作家，像奧登、斯賓德和麥克尼斯[1]等人，都是說教的、政治性的作家，當然，他們有審美意識，但是對題材比對技巧更有興趣。而最活躍的批評幾乎全是馬克思主義作家如克里斯多福·考德威爾、菲利普·亨德森和愛德華·厄普華[2]的作品，他們把每本書幾乎都看作是政治小冊子，對挖掘它的政治和社會含義比對狹義的文學品質更有興趣。
這與在此以前的那個時期形成十分強烈而且突然的對照，因此這就更加令人觸目了。二十年代的代表性作家——例如，托·斯·艾略特、埃茲拉·龐德、弗吉尼亞·伍爾夫——都是把主要著重點放在技巧上的作家。當然，他們有他們的信念和偏見，但是他們對技巧的創新比他們作品中可能包含的任何道德的或內涵的或政治的含義要有興趣得多。他們中間最優秀的詹姆斯·喬伊斯是一個能工巧匠，如此而已，沒有其他，大約是能夠做到最接近於一個「純粹的」藝術家的作家。甚至D·H·勞倫斯儘管比他同時代的大多數其他作家更是一個「懷有一個目的的作家」，也沒有很多我們如今稱為社會覺悟的東西。雖然我把這個情況壓縮到二十年代，實際上從一八九〇年左右開始就一直是這樣了。在整個那段時期，形式比題材重要的想法，「為藝術而藝術」的想法，一直是天經地義的事。當然有不同意見的作家——蕭伯納是其中之一——但這仍是流行的看法。那個時期最重要的批評家喬治·聖茲伯里到二十年代已是一個很老的人了，但他一直到一九三〇年左右都有很大的影響。而且聖茲伯里一直堅定地維護對藝術採取技巧的態度。他聲稱，他本人能夠而且的確是完全根據任何一本書的寫作和它的方式來評斷一本書，而幾乎完全不顧作者的見解。
現在，你怎麼來解釋這種看法上的突變呢？在二十年代末，你弄到一本像伊迪斯·西特韋爾論蒲伯[3]的書，完全沒有意義地強調技巧，把文學當作一種刺繡，幾乎好像詞語裡沒有意義似的；但過不了幾年以後，你有了一個像愛德華·厄普華那樣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聲稱任何作品只有在傾向上是馬克思主義的才可能是「好的」。在某種意義上，西特韋爾和厄普華都是他們時代的代表。問題是，為什麼他們的看法是這麼不同？
我想你得在極端情況中找原因。對文學的審美態度和政治態度都是一定時期的社會氣氛的產物，至少是受其限定。如今，又有一個時期結束了——因為希特勒一九三九年對波蘭的進攻就像一九三一年大蕭條結束了另一個時代一樣肯定地結束了一個時代——你可以回顧一下，比幾年前更加清楚地看到文學態度受到外部事件影響的情況。任何人回顧一下過去一百年都會注意到的一件事是，大致上在一八三〇年和一八九〇年之間，在英國是幾乎不存在值得一提的文學批評，還有對文學的批評態度的。這不是說，那個時期沒有產生好的作品。那個時期的好幾位作家，狄更斯、薩克雷、特羅洛普等，大概會比他們以後出現的任何作家都被人記得更長久。但是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英國，沒有一個文學人物能與福樓拜、波德萊爾、戈蒂埃[4]等許多作家相比。我們如今看作是審美上的一絲不苟，在當時是幾乎不存在的。對於維多利亞女王時代中期的一個英國作家來說，一本書一方面是為他帶來金錢的手段，另一方面是供他宣教講道的載體。英國正在迅速地發生變化，一個新的有錢階級已在舊貴族階級的廢墟上成長起來，與歐洲的接觸給割斷了，長期以來的藝術傳統給中斷了。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作家都是野蠻人，即使他們有些人是有天賦的藝術家，如狄更斯。
但是在十九世紀末葉，同歐洲的接觸通過馬修·阿諾德、佩特[5]、奧斯卡·王爾德等各種不同的作家而重新確立，對文學中形式和技巧的尊重又恢復了。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實際上正是從此開始的。這句話如今已經非常不時髦了，但是我認為仍是最恰當不過的。這個主張為什麼能流行這麼久，而且這麼被視為天經地義，其原因是，在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三〇年這整個時期是一個特別舒適和安逸的時期。這是我們可以稱為資本主義時代的金色下午的時期。甚至世界大戰也沒有怎麼打擾它。世界大戰殺死了一千萬人，但它並沒有像現在這次大戰這樣會震撼世界而且的確是已經震撼了世界。在一八九〇年和一九三〇年之間，幾乎每一個歐洲人都生活在心照不宣的一種信念之中，認為文明會永遠持續下去。從個人來說，你可能有幸與不幸，但是你心中仍有這樣的感覺，沒有什麼東西會發生根本變化。在那樣的氣氛中，才有可能發生思想上的超脫和藝術上的嘗試。就是這種連續性的感覺，安逸的感覺，才有可能讓一個像聖茲伯里這樣的真正老式保守派和高教會派的批評家做到對那些持有他所憎惡的政治和道德觀點的人寫的著作保持嚴格的公允態度。
但是從一九三〇年以來，這種安逸的感覺不再存在。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沒有粉碎它，希特勒和大蕭條卻粉碎了它。自從一九三〇年以後出現的作家一直生活在不僅個人的生活而且你的全部價值結構都時刻遭到威脅的世界裡。在這樣的情況下，超脫是不可能做到的。對於一種你正患上的不治之症，你不可能發生純審美的興趣；對於一個就要割斷你的喉管的人，你不可能感到無動於衷。在一個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互相打得死去活來的世界裡，任何有思想的人都要選擇站在哪一邊，而且他的感情不僅必然會表現在他的寫作中，並且表現在他對文學的判斷上。文學必然有了政治性，因為任何別的東西都會造成思想上的不誠實。你的愛與憎太接近於意識的表層，因而是不可能視而不見的。作品寫的是什麼，似乎具有如此迫切的重要性，以致它們是怎麼寫的，幾乎就無關緊要了。
在這十年左右的時期里，文學，甚至詩歌，都與政治小冊子混雜在一起，這個時期對文學批評作了很大的貢獻，因為它摧毀了純美學的幻想。它提醒我們，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出現的宣傳都虎視眈眈地存在於每一本書中，每一件藝術作品都有一個意義和一個目的——一個政治上的、社會上的和宗教上的目的——因此，我們的審美判斷總是受到我們的偏見和信仰的染色。它推翻了為藝術而藝術。但是它在一個時期里也把我們領進了死胡同，因為它使得無數年輕的作家竭力把他們的思想縛在一種政治學說上面，如果他們死抱住不放，這會使得他們不可能保持思想上的誠實。在當時，惟一向他們開放的思想體系是官方的馬克思主義，這要求對俄國保持民族主義的忠誠，並且迫使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家捲入權力政治的不誠實勾當中。而且，即使這樣做是可取的話，這些作家所根據的前提卻被俄德條約突然粉碎了。正如一九三〇年左右許多作家發現你不能真正超脫於當代事件一樣，一九三九年左右許多作家發現你不能為了某一政治信條而真正犧牲你的思想上的正直——或者至少你不能一方面這樣做同時又仍舊是一個作家。審美上的一絲不苟是不夠的，但是政治上的誠實也是不夠的。過去十年發生的事件使我們懸在半空之中，它們已暫時離開了英國，沒有留下任何可以發現的文學趨向，但是它們幫助我們能夠比以前更好地確定藝術和宣傳的界線。
一九四一年四月三十日英國廣播公司海外節目播放，
刊於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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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phen Spender（1909—1995)，英國詩人、評論家；Louis MacNeice（1907—1963)，英國詩人。
[2] Christopher Caudwell（1907—1937)，Philip Henderson（1906—1977)，Edward Upward（1903—2009)，均為英國著名的左派作家、批評家。
[3] Edith Sitwell（1887—1964)，英國詩人、散文家；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國詩人。
[4] Thophile Gautier（1811—1872)，法國詩人，「為藝術而藝術」創導者。
[5] Walter Pater（1839—1894)，英國文學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