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要寫作 · 如此歡樂童年

奧威爾《我為什麼要寫作》

一我到了聖塞浦里安學校以後不久（不是馬上，而是過了一兩個星期，我似乎逐漸適應學校生活的常規的時候)，我就開始尿床了。我當時已經八歲了，因此這是回到了我至少在四年以前就已經不再有的習慣。我相信，在這樣的情況下尿床，如今是被視作很自然的事。這是離開自己的家到了一個陌生地方的孩子的正常反應。但是，在那時候，這被認為是這個孩子有意犯的可惡的罪行，正確的治療就是揍一頓。在我來說，我不需要別人告訴我這是犯罪。我一夜又一夜地祈禱，虔誠的程度是我以前的祈禱中從來沒有的，「哦，主啊，請你不要讓我尿床!哦，主啊，請你不要讓我尿床!」但是這一點也沒有作用。有幾夜不尿床，有幾夜仍尿床。你身不由主，沒有知覺：只是在早上醒來的時候發現床單已是濕淋淋的。兩三次以後，我受到了警告，下一次再犯就要挨揍了，不過我是以一種奇怪的迂迴方式接到這警告的。一天下午，我們喝完茶魚貫而出時，校長的妻子W太太坐在一張長桌子的一頭在同一位太太聊天。這位太太我不認識，只知她是那天下午到學校里來的客人。她的樣子像個男人，令人望而生畏。她身穿一套騎馬的服裝，或者說我當它是騎馬服裝。我正要離開房間時，W太太把我叫了回去，好像是要把我介紹給那位客人。 W太太的外號叫「翻臉」，我這裡就叫她這個名字，因為我很少是用別的名字想到她的。（不過，在正式場合，大家叫她夫人，模仿公立學校的學生叫他們舍監妻子的方式。)她體格壯實，臉色紅潤，額頭平坦，眉毛粗濃，眼睛深陷，神情多疑。儘管很多時候她都假裝熱心，用男人的口氣跟大家說笑（「加把勁，老夥計」，諸如此類)，甚至叫你教名而不道姓，但是她的眼睛從來沒有失去過焦急的責備的神情。要面對面地看著她而不感到心虛是很難做到的，即使是在你並沒有做什麼虧心事的時候。「就是這個小男孩，」翻臉說，向那位陌生太太指著我，「他每天夜裡尿床。要是你再尿床，你知道我會怎麼樣嗎？」她轉過來向我說。「我會讓六班來打你一頓。」陌生太太裝出極其吃驚的樣子，嘴裡叫道「我想該這麼做!」童年時代的日常經驗里常常發生想像不到的、近乎荒唐的誤會，這裡就是一次這樣的誤會。六班是一幫年紀大一些的學生，他們被認為有「膽量」，因此被選出來賦予打較小孩子的權力。我在此以前還不知道他們的存在，我把「六班」一詞錯聽為「班太太」[1]了。我以為指的就是這位陌生太太——我以為她的名字是叫班太太。這不像個名字，但一個小孩子在這種事情上是沒有判斷力的。因此，我以為派來打我的就是她。我當時並沒有覺得奇怪，這樣的一個任務竟然交給一個與學校毫無關係的偶然訪客來完成。我只是推想，「班太太」大概是個喜歡打人的嚴厲的訓導主任之類的人（她的外表似乎有些證明這一點)，我的腦際立刻浮現了她為此目的身穿騎裝手執馬鞭前來的可怖樣子。我到今天還能感覺得到當時的我，一個穿著條絨束腿褲的圓臉小孩，站在那兩個女人面前羞愧得幾乎要暈過去的心情。我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我覺得如果班太太要打我，我寧可死。但是我主要的感覺不是害怕，甚至不是怨懣，而只是羞愧，因為又多了一個人，而且是女人，知道了我這丟人的事。稍後，我忘記了我是怎麼弄清楚了不是「班太太」來負責打我。我記不得是不是就在那天夜裡我又尿床了，反正我又很快尿了床。唉，那種絕望，那種在做了這一切祈禱和決心以後仍舊不見效的委屈傷心情緒，馬上又在又冷又濕的床單之間甦醒過來!根本沒有機會掩藏我做的事。名叫瑪格麗特的臉色嚴峻、身材高大的女舍監到宿舍里來專門檢查我的床。她揭開床單，直起腰來，那句令我擔心的話似乎像一陣響雷似的從她的嘴裡隆隆發出來：「早餐後自己去向校長報告!」「自己去報告」這幾個字我在這裡用了大寫字母，因為它們在我的腦海中就是以大寫字母出現的。我不知道我在聖塞浦里安學校最初幾年中這句話我聽過多少遍。只有極少的幾次這句話沒有帶來一頓揍。這話在我的耳朵里總有一種不祥的聲音，就像發悶的鼓聲或者死刑判決詞一樣。我到校長那裡自己去報告時，翻臉已在書房外間的發亮的長桌邊上忙著什麼事情了。在我走過的時候，她不安的眼光搜索著我。在書房裡，外號叫傻包的校長在等著。傻包是個有著圓圓的肩膀，樣子蠢得奇怪的人，他的個兒不大，但是動作笨手笨腳，胖乎乎的臉像個生長過快的嬰兒，常常掛著笑容。他當然知道為什麼把我送去見他，因此他已經從柜子里取出一條骨頭把的短馬鞭。但是作為自己去向校長報告的懲罰的一部分，你得用自己的嘴，親口報告你所犯的過錯。我說了我該說的話以後，他對我作了一番簡短但是煞有介事的訓話，然後抓住我的後頸，把我按著，開始用短鞭揍我。他有一邊揍你一邊繼續訓話的習慣，我還記得「你——這——髒——小子」這句話同短鞭一下一下揍下來配合著節奏。這頓揍並不痛（也許這是第一次，他揍得並不重)，我出去時感到好多了。揍得不覺得痛本身是一種勝利，一部分抹去了尿床的恥辱。我甚至有失謹慎到臉上掛著微笑。有幾個小孩子等在書房外室門外的過道里。「你挨揍了嗎？」「揍得不痛。」我驕傲地說。翻臉把什麼都聽到了。她的尖叫聲立刻向我追來。「過來!馬上過來!你說什麼來著？」「我說揍得不痛，」我期期艾艾地回答。「你怎麼敢那麼說？你認為該說那樣的話嗎？進去，再去自己作報告!」這次傻包動了真格。他繼續揍了很長一段時間，嚇壞了我，也使我感到吃驚——似乎有五分鐘之久——結果打斷了短鞭。骨頭做的柄飛到了屋子那頭。「瞧你逼我做了什麼!」他生氣地說，舉著斷了的短鞭。我倒在椅上，有氣無力地抽噎著。我記得這是我童年時代僅有的一次給打得真的掉眼淚，而奇怪的是，我所以哭甚至不是因為痛。第二次鞭打也不是十分痛。害怕和羞愧似乎為我施了麻醉。我所以哭，一部分是因為我感到這是他們期望我做的事，一部分是因為出於真誠的悔恨，但是一部分也是因為一種只有童年才有而不容易說清楚的更深的悲痛：一種淒涼的孤獨無助的感覺，一種不僅給鎖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中而且給鎖在一個非常邪惡的世界中，而這個世界裡的規則實際上是我所無法照辦的感覺。我知道尿床（一)不好，（二)我又無法控制。第二點是我親身意識到的，而對於第一點我並不置疑。因此，完全可能，你犯了一件你自己也不知道已經犯了的罪過，這罪過你並不想犯，但又不能避免不犯。罪過不一定是你幹的事：它可能是碰巧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我並不想說，這個想法是在這個當兒，在傻包的鞭打下，突然閃過我的腦海的完全新鮮的想法：甚至在我離家之前我一定已有所察覺了，因為我的早期童年生活過得並不完全快樂。但是不管怎麼樣，這是我在童年永遠記住的最大教訓：我如今是在一個我不可能做個好孩子的世界裡。這次雙重鞭打是個轉折點，因為這使我第一次清醒地認識到我被丟進去的環境是多麼嚴酷。生活比我所想的更加可怕，而我自己也比我所想的更壞。反正，就在我坐在傻包書房裡的椅子邊上抽噎，在他向我大聲訓斥而我甚至沒有站起來的自持能力時，我有了什麼是罪過、什麼是蠢事、什麼是軟弱的概念，而這是我從來不記得以前曾經感覺過的。一般來說，你對任何時期的記憶總是隨著這一時期的逐漸離去而必然慢慢淡忘的。你不斷地在學到新的事實，老的事實就必須讓位於新的事實。在二十歲的時候，我能夠以現在完全不可能的準確性來寫我學生時代的歷史。但是也有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經過一段較長時間以後，你的記憶反而更加銳利了，因為你是在用新的眼光來看過去，因而能夠把以前毫無區別地存在於一大堆事實中的某些事實孤立出來，好像才注意到。這裡有兩件事情，在某種意義上說我是記得的，但是到最近我才覺得奇怪或者有意思。一件是，第二次鞭打當時在我看來似乎是正當的合理的懲罰。挨了一頓揍，接著因為不知趣地向別人表示第一頓揍得不痛而又挨了第二頓更重的鞭打——這是十分自然的。天神們都是性好妒忌的，你交了好運就不應該聲張。另一件是，我把鞭子打斷視為是我的過錯。我到現在還記得我看到鞭子把手掉在地毯上時的感覺，一種做了一件不該做的蠢事，損壞了一件貴重東西的感覺。是我打斷了它的，傻包這樣告訴我，我也這樣認為。這樣接受罪責的感覺在我的記憶中保留了二三十年而從未察覺。尿床的事就說這麼多。不過還有一件事要說，那就是我不再尿床了——至少，我只又尿過一次床，又挨了一頓揍，從此之後，這毛病就停止了。因此，這個野蠻的治療方法也許的確奏效，儘管代價很高，這一點我沒有疑問。二聖塞浦里安是一所昂貴和勢利的學校，當時正處在越來越勢利和我認為越來越昂貴的過程之中。與它有特殊關係的公學[2]是哈羅公學，但是在我就讀期間，越來越大比例的學生升學到伊頓公學去了。他們大多數是有錢父母的孩子，但是總的來說，他們是非貴族出身的有錢人，是住在布恩茅斯或者里士滿的灌木環繞的大房子裡的那種人，他們有汽車，有男管家，但是沒有鄉間莊園。他們之中有少數幾個異國子弟——幾個南美孩子，阿根廷牛肉大王的兒子，一兩個俄國人，甚至一個暹羅王子，或者有人稱為王子的人。傻包有兩個野心。一是吸引貴族子弟來入學，另一個是訓練學生考上幾所公學的獎學金，特別是伊頓公學的獎學金。我在那裡上學快結束的時候，他真的吸引到了兩個有真正英國爵位的男孩來上學。我記得其中一個是個流鼻涕的小可憐蟲，幾乎是個缺乏天然色素的白化病患兒，視力不濟的眼睛朝上翻著，長長的鼻尖上總是有一滴露珠似的鼻涕要掉下來。傻包在同第三者談話提到他們時總是不忘他們的頭銜，他們剛到的頭幾天他真的當面稱呼他們是「某某爵爺」。不用說，有什麼客人來學校給帶著到處去參觀時，他總是想方設法引起客人對他們的注意。我記得有一次那個白頭髮的小孩子吃飯的時候嗆了，鼻子裡流出的鼻涕掉到了他的盤裡，樣子真難看。要是換了別的出身稍次的人，他們就會罵他是個骯髒的小畜生，而馬上趕出飯廳去。但是，傻包和翻臉卻以「孩子畢竟是孩子」的態度一笑置之。所有非常有錢人家的孩子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不加掩飾的照顧。這所學校仍有一點維多利亞時代的「私塾」味道，收有「特別寄宿生」，我後來在薩克雷的小說中讀到這種學校時就立刻看到了相似之處。有錢人家的孩子每天上午的課間有牛奶和餅乾吃，每周還專門有一兩次騎馬課。翻臉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孩子寵，叫他們的教名，而尤其是，他們從來不挨揍。除了南美孩子以外（因為他們的父母遠在他方，不必擔心)，我懷疑傻包有沒有揍過隨便哪個父親一年收入在兩千鎊以上的孩子。但有時為了學業成績的聲譽，他是願意犧牲經濟利益的。偶爾，他會作出特殊安排，大大減免收費，錄取一些有可能贏得獎學金從而為學校帶來聲譽的學生。我自己就是根據這樣的條件進聖塞浦里安的。否則，我的父母無力供給我進這樣昂貴的一所學校。我起先不知道我是減免一部分學費給錄取的，到了大約十一歲時，翻臉和傻包才開始讓我明白這個事實。我在頭兩三年里受的是一般的教育課程的訓練；接著，我開始學希臘文（一般學生八歲開始學拉丁文，十歲開始學希臘文)不久，我給換到獎學金班上去，在這班上，就古典學科而言，大部分是傻包自己教的。獎學金班上的學生在兩三年的時間內要像聖誕節的填鵝那樣被無情地填塞大量功課。而填的又是什麼功課!使有天賦的孩子的前途決定於一場他年方十二或十三歲的時候就參加的競爭激烈的考試，這怎麼說也都不是一件好事，但是看來的確有一些預備學校，送學生到伊頓、溫切斯特等等公學去，並沒有教他們用分數來看一切。在聖塞浦里安，整個事情是露骨地當作一種騙人把戲來準備的。你的任務就是只學那些能給考官一種你仿佛知識很淵博的印象的東西，儘可能不要讓你的腦子再裝別的東西。沒有考試價值的學科如地理就幾乎完全不予重視，而如果你是「古典班上的學生」，那麼數學也是不予重視的，科學不管是什麼形式的課程一概不教——它甚至可以說受到極大的鄙視，以致根本不鼓勵學生對博物課哪怕有一點興趣——甚至在課餘也鼓勵你只讀那些著眼於「英語試卷」而選的書籍。獎學金班的主要課目拉丁文和希臘文才是重要的課目，但甚至這些課程都有意採取一種華而不實的教授方式。例如，我們從來沒有從頭到尾讀過，哪怕只有一本，希臘或拉丁作家的作品，我們只讀一些短片斷，它們所以被挑選出來是因為它們可能被出成「即席翻譯」的試題。在我們去參加獎學金考試之前的最後一兩年內，我們的時間大部分就只用在複習前幾年的試卷上了。傻包有大量這樣的試卷題目，得自每一所著名的公學。但是最最荒唐的還是歷史課的教授。那時候有一件無聊的事叫做哈羅歷史獎，是許多預備學校都參加的年度競賽。每年都贏這獎是聖塞浦里安的傳統。我們確是可以得獎的，因為我們集中精力學習了自從設獎以來的每一份試卷，而可能出到的試題的來源並不是永遠取之不盡的。它們儘是些那種只要答一個名字或者一句引語就行了的蠢問題。誰劫掠了印度穆斯林貴婦？誰在一隻敞艙船上給砍了腦袋？誰趁輝格黨徒在洗澡的時候偷走了他們的衣服？我們的幾乎全部歷史課教授都是這個水平。歷史成了一系列沒有互相關係、不可理解然而聽起來總是詞句鏗鏘響亮的重要事實，但是從來沒有向我們解釋過重要性何在。迪斯累里[3]用榮譽取得了和平。克萊夫[4]對他的節制感到驚異。皮特[5]請新世界來改變舊世界的平衡。還有年代日期，和熟記的訣竅!翻臉教高年級的歷史課，對這種東西最來勁，我至今還記得那些年代答問操練的熱烈場面，熱心的孩子在他們的位子上一會兒站起一會兒坐下搶著回答正確的答案，但同時對他們所答的神秘事件的意義一點也沒有感到有什麼興趣。「一五八七年？」「聖巴塞洛繆節大屠殺[6]!」「一七〇七年？」「奧朗則布[7]去世!」「一七一三年？」「烏得勒支條約[8]!」「一七七三年？」「波士頓傾茶案!」「一五二〇年？」「哦，夫人，請你——」「夫人，請你讓我告訴他，夫人!」「好吧! 一五二〇年？」「旌旗輝煌的相會地!」諸如此類等等。但是歷史和這種次要課目並不是完全不好玩的。真正傷腦筋的是「古典」課。現在回顧起來，我覺得當時用的功比後來都要大得多，然而在那時候，你作的努力似乎永遠不可能滿足別人對你的要求。我們圍坐在一張光潔的長桌四周，那是用一種顏色極淡的硬木做的，由傻包驅趕著我們，他又是威脅，又是勸導，有時還開開玩笑，極偶爾讚揚我們幾句，但他總是驅啊，趕啊，要我們的腦子保持極端集中注意的狀態，就像你用針來刺一個昏昏欲睡的人讓他保持清醒一樣。「接著念，你這個小懶蟲!接著背，你這個遊手好閒沒用的小鬼頭!你的毛病就是懶到了骨髓里去了。你吃得太多，這就是你發懶的原因。你吃飯頓頓吃得撐破肚皮，到這裡來上課就已經快要睡著了。接著來，把全力投進去。你沒有在用腦子。你的腦子不出汗那怎麼行？」他用銀管鉛筆敲你的腦袋，在我的記憶中，這支鉛筆似乎有香蕉那麼粗，重得可以在你頭上敲起一個包。或者他會揪你耳朵邊上的短頭髮，有時偶爾還伸腿到桌下去踢你的脛骨。碰到什麼都不對勁的日子，他會說：「那麼，好吧，我知道你想要什麼。你一上午就在盼望這個了。來吧，你這個沒用的小懶蟲。到我書房裡來。」於是，唿，唿，唿，唿，然後你回來繼續上課，滿臉通紅，全身發痛。後來幾年，傻包丟掉馬鞭不用，改用一根細細的藤杖，打起來更痛。這樣的情況不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的確記得曾不止一次在背一句拉丁文的中途被叫出課堂，去挨一頓打，然後又馬上回來繼續背這句子，事情就是這樣。不要以為這種方法不奏效，那你就錯了。這種方法在其特定目的上是非常有效的。說真的，沒有體罰，我懷疑以前是否有過或者是否能夠有古典教學成功的經驗。孩子們自己是相信體罰的效力的。有個名叫比查姆的孩子，根本沒有什麼腦筋可言，但顯然迫切需要考上獎學金。傻包就像鞭打一匹劣馬一樣驅趕他朝著目標前進。他去參加了厄平姆公學的獎學金考試，回來時自己也知道考得很不好，一兩天後因為懶惰而挨了一頓狠揍。「要是考前挨了那頓揍就好了，」他悲哀地說。這句話真讓我瞧不起，但是我又充分理解。獎學金班上的學生不是全都受到一視同仁的對待的。如果是有錢父母的兒子，對他來說，減免學費並不那麼重要，那麼傻包就會對他採取一種比較像父親那樣的態度來鞭策他，開開玩笑，戳點戳點胸口，偶爾用鉛筆拍打一下，但是從來不揪頭髮或者鞭打。吃苦頭的是沒有錢而「聰明的」學生。我們的腦袋成了金礦，他投資下去就必須從我們那裡擠出回報來。在我理解到我與傻包的經濟關係的性質很早之前，他們就讓我明白，我同大多數其他孩子的地位是不同的。實際上學校里有三個等級。少數學生是貴族或富翁出身，也有孩子是郊區普通的有錢人家的子弟，這部分學生占全校人數的大部分，而只有極少數像我這樣的窮小子、教士、駐印度文官、經濟拮据的寡婦等等的兒子。這些窮學生是不讓參加像射擊和木工這樣的「額外課程」的，常常因為衣服和行囊簡樸寒酸而受羞辱。例如，我從來沒有能夠弄到一根自己的板球棒，因為「你的父母沒有能力供給」。這話在我在校期間一直跟著我。在聖塞浦里安，我們是不許保留從家裡帶回來的錢的，必須在學期頭一天就「上繳」，然後可以定期在監督下花用。我和同樣處境的一些孩子總是得不到許可買模型飛機那樣的昂貴玩具，即使我們存有必要數目的錢。特別是翻臉，她總有意向那些窮學生灌輸謙卑的人生觀。「你以為這是像你這樣的孩子該買的那種東西嗎？」我記得她那樣對一個孩子說——而且她在全校學生面前這麼說：「你知道你長大了不會有錢。你們家不富裕。你得學會安分守己。不要不自量力!」還有每周零花錢，我們是折成糖果領取的，由翻臉在一張大桌子上分發。富家子弟一周六便士，一般的三便士。我和一兩個別的孩子只有兩便士。我的父母並沒有關照這麼做。可以想像，每周省一便士對他們沒有什麼意義。但這是地位的標誌。更糟糕的是生日蛋糕的分發。每個孩子在他生日那天一般會有一隻插有蠟燭的裱花大蛋糕，在喝茶時間同全校一起分吃。這是按規矩提供的，開銷記在父母的賬單上。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蛋糕，雖然我的父母肯定是會願意付賬的。一年又一年，我一直不敢問，只是可憐巴巴地希望今年會出現一隻蛋糕!有一兩次我甚至迫不及待向同伴們假裝這次我會有一隻蛋糕了。但是吃茶的時間到了，沒有蛋糕出現，我就更加沒有人緣了。很早的時候我就有這樣的印象，除非我考上公學獎學金，我是沒有機會有個像樣前途的。我要是得不到獎學金，十四歲就得離校，用傻包愛說的話，成了「一年只掙四十鎊的辦公室小當差的」。處在我的情況下，我很自然是相信這個預言的。說真的，在聖塞浦里安，大家普遍認為，除非你上了一個「好」公學（能歸在這一類的只有十五所左右)，否則，你的一輩子就完了。這是天經地義的事。要讓一個成人理解這種緊張的感覺並不容易：隨著考試日期的慢慢臨近——十一歲，十二歲，然後是十三歲，這命運攸關的一年——你得拚命努力準備這場決定一切的可怕的戰鬥!在大約兩年的時間裡，在我醒著的時候，我簡稱為「考試」的那件事，幾乎沒有一天不出現在我的腦海里。它總是出現在我的禱告裡。不論我是折到一塊較大的希望如願骨[9]，還是撿到一塊馬蹄鐵，還是向新月七鞠躬，還是經過一扇祝願門而不碰到門的兩邊[10]，我心中的祝願總是一成不變地希望「考試」順利通過。然而，奇怪的是，我也有一種幾乎無法抗拒的不想用功的衝動。有些日子，我一想到等著我做的功課，心裡就厭煩極了，在最簡單的難題面前，我像一頭動物一樣呆呆站著。假日裡我也不能安心做功課。有些考獎學金的學生從一位名叫巴契勒先生的那裡得到額外的輔導，他是個毛髮濃密、和藹可親的人，衣服肥大松垮，住在城裡一個典型的單身「窩」里，四壁都是書，屋子裡充滿煙味。逢到假日，巴契勒先生常常送來拉丁作家的作品片斷要我們翻譯，我們按規定要一星期送一疊作業回去。但是我沒有心思做這作業。躺在桌上的空白作業紙和黑色拉丁文字典，還有逃避了明擺著的責任所引起的內疚，破壞了我悠閒的心情。但是不知怎麼的我仍不能動手開始，到假日結束時，我往往只送五十行或一百行回去給巴契勒先生。沒有疑問，一部分原因是傻包和他的藤杖不在身邊。但是在學期里，也是這樣，我常常一陣子又一陣子地過懶散而又愚蠢的日子，越來越丟人現眼，我甚至採取了一種死乞白賴的你能把我怎麼樣的態度，充分意識到自己的過錯，但是又不能或者說不願——我不知究竟是前者還是後者——改正。於是傻包或者翻臉就會把我叫去，這次就不止是一頓揍了。翻臉會用她的惡毒的眼光搜索著我。（她的眼睛到底是什麼顏色？我也不知道。我記得是綠色，但是實際上人的眼睛沒有綠色的。也許它們是淡褐色的。)她會以一種她特有的又哄騙又詐唬的方式開始，這沒有不成功的，總是能夠越過你的防範而打動你善良的天性。「你這麼做太不像話了，是不是？你這樣一個星期接著一個星期，一個月接著一個月虛度你的時光，對得起你的母親和父親嗎？你真的要把你的大好機會扔掉嗎？你知道你家並不富裕，是不是？你知道你的父母不能像別的孩子的父母那樣供養你。你要是不考上獎學金，他們怎麼能供你上公學？我知道你母親為你感到多麼驕傲。你想令她失望嗎？」「我想他是不想上公學了，」傻包會接著說，他是對著翻臉說的，假裝我不在那裡。「我想他已經放棄這個念頭了。他想將來當個一年只掙四十鎊的辦公室小當差的。」這時，忍不住要流眼淚的難受感覺——胸口一陣發脹，鼻子裡面一陣發酸——已向我襲來。翻臉趁此打出了她的王牌：「你認為你的這種表現對得起我們嗎？我們幫了你多少忙，你還這樣對待我們？你是知道我們幫了你多少忙的，是不是？」她的眼光會深深地刺透我，雖然她從來沒有直說，但我是知道的。「我們這幾年收你在這裡——我們甚至在假期里讓你在這裡呆一個星期好讓巴契勒先生給你輔導。我們不想把你打發走，你知道，但是我們不能讓一個孩子留在這裡一個學期接著一個學期光吃飯不讀書。我想這是很不對的，你的這種表現。你認為這是對的嗎？」我除了可憐巴巴地回答個「不，夫人」或「是，夫人」——看情況而定——以外，沒有別的話可說。很明顯，我這樣表現是不對的。到時候，說不定什麼時候，我不想流的眼淚總是會從我的眼角里流出來，順著我的鼻子，撲的掉了下來。翻臉從來沒有直說我是個免費生，毫無疑問，那是因為像「我們幫了你多少忙」之類含糊其詞的話有更深沉的感情力量來打動你。不過，傻包並不想得到學生的愛戴，說話更加乾脆傷人，這符合他說話一貫盛氣凌人的作風。「你是靠我的慷慨資助生活的」，這是他在這種場合最喜歡說的一句話。至少，我有一次在鞭打聲中聽到過這話。不過我必須指出，這種場面並不經常出現，除了一次以外，沒有當著別的孩子面前發生過。在公開場合，他們只是提醒我，我很窮，我的父母「沒有能力供我」這個或者那個，但是他們沒有直接提醒我的依賴地位。這隻有在我功課實在特別差的時候當作一種刑具似的提出來而使我無辭以對的最後論據。要了解這種事情對一個十歲或十二歲的孩子的影響，你必須記住，孩子很少有比例感和機率感。一個孩子可能遍體都是以自我為中心，全身都是反骨，但是他沒有經驗的積累可以使他對自己的判斷有信心。總的來說，他會接受你告訴他的話，而且他對周圍大人的知識和力量的確信到了極其荒誕可笑的程度。這裡就有一個例子。我在上面說過，在聖塞浦里安，我們不許自己保存錢。但是，總有辦法藏一兩個先令的，有時，我常常偷偷地買些糖果，藏在爬滿了操場牆上的常青藤後面。有一天我被派出去給他們跑腿，我就到離學校一英里外的一家糖果鋪里買了幾塊巧克力。我走出店門時，看見對面人行道上有個模樣精明的小個子似乎在盯著我校服的帽子看。我全身馬上感到一陣恐懼。這個人是誰？沒有疑問，他是傻包布置在那裡的密探!我裝作若無其事地轉過身，然後兩條腿不由自主地笨拙地跑了起來。不過到了下一個拐角，我又強迫自己放慢了腳步，因為奔跑是心虛的表現，顯然，鎮上別的地方到處還有密探布置在那裡。那一天和第二天，我一直等著校長把我叫到書房去，但使我奇怪的是，他沒有來叫我。我當時沒有想到，一家私立學校的校長怎麼會有能力派出一批密探，而且我也根本沒有想到，要派密探他得付他們錢。我以為任何大人，不論校內校外，都是會自願合作，防止我們破壞校規。傻包是權力無比的；他有密探分布在各處，是很自然的事。這事發生的時候，我想我已經過了十二歲。我憎恨傻包和翻臉，這是一種帶有慚愧和悔恨心情的憎恨，但是我沒有想到要懷疑他們的判斷力。他們告訴我，我如果考不上公學的獎學金，到了十四歲就要去當辦公室的小當差，我相信這的確是擺在我面前的不可避免的選擇。尤其是，我相信傻包和翻臉說的他們是我的恩人。當然，我現在認識到，從傻包的觀點來看，我是一項很好的投機。他在我的身上投下了錢，他指望在聲譽上得到回報。有的有培養前途的孩子往往會忽然「倒退」起來，如果我也像他們那樣，我想他肯定會馬上把我打發掉的。後來我為他考上了兩次獎學金，毫無疑問，他在他的學校簡介上充分利用了這一點。但是一個孩子很難認識到一所學校主要是一種商業投資。孩子相信學校之所以存在是為了進行教育，學校校長管教他是為了他好，或者是有威嚇孩子的癖好。翻臉和傻包選擇了同我友好的方針，他們的友情包括鞭打、責罵、侮辱，這是為了我好，免得我去當辦公室聽差。這是他們的觀點，而我相信這一觀點。因此很清楚，我欠了他們很大的人情。但是我並不感激，這一點我是十分明白的。相反，我憎恨他們兩個人。我不能控制我的主觀感情，而且我也不能對自己掩飾這種感情。不過，憎恨你的恩人是不對的，是不是？我是這樣受教育的，也是這樣相信的。孩子總是接受別人教給他的行為準則，即使他在破壞這些準則的時候也是如此。從八歲，或者甚至更早的時候起，負罪感就一直沒有離開過我。如果說我極力裝得似乎麻木不仁和桀驁不馴的樣子，這只是薄薄的一層表面，用來遮蓋我內心的羞恥和消沉。我在童年期間始終深信我是沒有出息的，我是在虛度時光，斲傷我的才能，行為愚蠢、邪惡、忘恩負義——所有這一切看來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生活在像地心吸力規律一樣絕對的準則中間，而我又無法遵守這些準則。三任何人回顧他的學校生活時都不能夠真的說這些日子是過得完全不快樂的。我對聖塞浦里安的許多不快的記憶中間也有愉快的記憶。在夏季的下午，有時穿過丘陵地帶到一個叫比林口的村莊或者到海灘盡頭去遠足是很好玩的，我們可以在石灰岩的岩石中間冒險游泳，回來身上到處劃傷。仲夏的晚上還有更好玩的事，作為特殊優待，我們不像平時那樣給趕到床上去睡覺，而是在徘徊不去的暮色中，在操場上遊逛，最後在大約九點鐘的時候跳到游泳池中一游。還有在夏季早晨很早醒來，在陽光已經照了進來，但大家還熟睡未醒的宿舍里，不受打擾地讀一小時小說的快事（我兒童時代喜愛的作家有伊恩·海[11]、薩克雷、吉卜林和赫·喬·威爾斯)。還有打板球，我打得並不好，但是卻無可救藥地鍾情於此，一直到大約十八歲。還有一件樂趣是養毛毛蟲——綠色和紫色的光滑如綢緞一樣的天社蛾，顏色慘綠的楊蛾，大得像中指一樣的女貞蛾，這些標本都是可以在鎮上一家小鋪里用六便士就偷偷買到的。還有在校長「出去散步」時可以有足夠時間偷偷到丘陵地帶的人造露水池中撈橘紅色肚子的水螈所帶來的興奮。外出散步既有無窮的樂趣，令人迷醉，但又要在老師一聲吆喝下馬上回來，就像一隻給繩子拴著的狗一樣，這成了學校生活的一個重要特色，無形中加強了許多孩子原來就已有的強烈信念：你最想做的事總是做不到的。極其偶然，每個夏季也許有那麼一次，可以完全逃脫學校里這種軍營式的氣氛，那是副校長布朗獲准帶一兩個學生到幾英里以外的一塊公地上去逮蝴蝶的下午。布朗白髮蒼蒼，臉色紅潤得像只草莓，他精通博物學，擅長做模型、澆石膏、放幻燈等等諸如此類的玩意兒。他和巴契勒先生是學校里僅有的兩個我不討厭或害怕的大人。有一次他帶我到他屋裡，信任地給我看了他藏在床底下箱子裡的一支左輪手槍，槍把上鑲有珍珠。他把它叫作是他的「六響槍」。啊，這些偶爾舉行的遠足帶來多少歡樂!在一條沒有人跡的支線上坐兩三英里的火車，手裡拿著綠色的大網來回奔跑追逐一個下午，在草尖上飛翔的美麗的大飛蜥，氣味熏人的殺蟲瓶，然後在一家酒店的店堂里坐下來喝茶，吃大塊淡顏色的蛋糕!這一切的關鍵是火車旅行，因為它似乎在你和學校之間造成了神奇的距離。翻臉可想而知是不贊成這種遠足的，儘管沒有當真禁止。「你們去逮那些小蝴蝶？」我們回來時她會這樣用帶有惡意的取笑口氣說，聲音儘量裝得像個小孩子。從她的觀點來看，博物學（她大概會叫它是「逮小蟲」)是小孩子的玩意兒，應該儘早讓男孩子知道這樣會讓人笑話而不再沉迷其間。而且博物學總歸使人感到有點沒出息，它一向是那些戴眼鏡而不擅長運動的男孩子幹的事，它對你通過考試並沒有什麼幫助，而尤其是，它有些科學的味道，因此有可能威脅到古典教學。接受布朗的邀請需要相當大的精神上的勇氣。我真怕這種什麼「小蝴蝶」的譏笑!但是，布朗是自從建校之初就來學校的，他已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獨立性：他似乎只跟傻包打交道，而根本不理翻臉。如果碰上兩人都不在，布朗就以代理校長身份行事，在這樣的時候，早上禮拜時他就不誦讀指定的那天的課文，而給我們讀《偽經》[12]中的故事。我童年時代的美好回憶，一直到我大約二十歲的時候，大部分同動物有某種關係。而且現在回顧起來，就聖塞浦里安來說，似乎我的所有美好回憶都是同夏季有關。到了冬季，你不斷地流鼻涕，你的手指凍僵，連襯衫也扣不上（星期天特別苦惱，我們要穿伊頓硬領)，還有每天令你發怵的足球——那寒冷，那泥濘，那向你迎面飛來的骯髒的球，那大孩子們撞你的膝蓋和踩你的靴子。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在大約十歲以後一到冬季就很少有健康的時候。我的支氣管有毛病，好多年以後才發現一爿肺葉上有個病灶。因此我不僅長期咳嗽，而且奔跑對我來說是一種折磨。但是，在那時候，他們管這叫「氣喘」，或者「胸悶」，認為純屬想像，或者基本上當作神經過敏來看待，那是吃得過飽而引起的。「你呼哧呼哧像一台手風琴，」傻包站在我的椅後不高興地說：「你老是拚命塞肚子，原因就是這個。」我的咳嗽被說成是「肚皮咳嗽」，這聽起來又難聽又該責罵。治療的辦法是跑步，如果你能長期堅持，最後便能「清除你的胸腔」。在那個時期里，上層階級的學校里把這種情況——我不敢說是實際的折磨，但至少是腐敗和玩忽現象——視為天經地義的程度，實在令人奇怪。幾乎像在薩克雷時代一樣，一個八歲或十歲的小孩子成為一個流著鼻涕的小可憐蟲，臉上永遠是骯髒的，雙手皸裂，指甲不齊，手帕又髒又濕，屁股常常紫一塊青一塊的，似乎是自然不過的事。就是因為這種肉體實際上受苦的前景，使得你在假期最後幾天中一想到就要回學校去，就像一塊鉛壓在你的胸中。關於聖塞浦里安的記憶中，最典型的一個記憶就是學期開始頭一天晚上睡到床上去時，你覺得你的床鋪出奇的硬。由於這是一所收費昂貴的學校，我上這所學校無異在社會地位上提高了一層，但是它的舒適程度從各方面來說都遠遠低於我自己的家，而且的確可以說遠遠低於一個富裕的工人階級的家。例如，你一個星期只能洗一次熱水澡。伙食不僅吃得不好，而且吃不飽。我以前從來沒有看到過在麵包上抹得這麼薄的黃油或果醬的，以後也從來沒有看到過。我認為我不可能是在捏造吃不飽的事實，因為我仍記得我們為了要偷些吃的傷了多少腦筋，費了多少力氣。我記得有幾次在半夜兩三點鐘偷偷地爬下好像沒有盡頭的黑暗樓梯和過道，到食物儲藏室去偷陳麵包。我們打著赤腳，走一步就要停下來一會兒，聽聽有沒有響動，對傻包、鬼、小偷都同樣怕得要死。老師們同我們一起吃飯，不過他們的伙食稍好，我們只要稍有機會就往往在他們的盤子端開的時候偷他們吃剩的燻肉皮或炸土豆片吃。像平常一樣，我沒有認識到這樣不給吃飽在商業上有充分的理由。總的來說，我接受傻包的看法，孩子們的胃口這麼大是一種病態的生長，應該儘可能加以抑制。在聖塞浦里安，他們常常向我們反覆教導的箴言是，吃過飯站起來時感到肚子像剛坐下去吃時那樣餓是健康的表現。還在一輩人之前，學校開飯時以一份不加糖的板油布丁作第一道菜是很普通的事，他們還老實地說，這是為了「倒孩子們的胃口」。但是在預備學校里，不給吃飽大概不像公學裡那樣明目張胆，因為在預備學校里學生是完全靠校方的伙食的，而在公學裡學生可以自己買額外的東西吃，而且也是期望他們這麼做的。在有些學校里，如果自己沒有雞蛋、香腸、沙丁魚等等的經常供應，你幾乎就沒有足夠的東西來填飽肚子，父母得為此另外給孩子一些錢。例如，在伊頓，吃過中飯以後學生就沒有一頓正經飯吃了。他們的下午茶只有麵包、黃油和茶，到了八點鐘，只給一盤可憐的稀湯或炸魚當晚餐，更經常的是麵包和奶酪，喝的是水。傻包曾到伊頓去看望他的大兒子，回來時對於那裡的學生們生活的奢侈表示出一種十分勢利的得意模樣。「他們給孩子們吃炸魚當晚餐!」他高聲說，胖乎乎的臉容光煥發，笑容滿面。「世界上沒有學校能這樣。」炸魚!這是最窮的工人階層慣吃的晚餐!在任何一家收費低廉的寄宿學校里，吃的肯定更差。我的一個非常早期的記憶就是在一所文法學校里看到給寄宿生——大概是那些農民和小店主的兒子——吃水煮的肺臟。不論是誰寫自己童年的回憶，都必須注意切莫誇張和自憐。我不敢說我是個受難者，或者聖塞浦里安是一所多思博愛[13]學校那樣的學校。但是如果我沒有照實地記載這些基本上都是令人極其不快的記憶，那我就是在弄虛作假了。據我所能記憶的，我們所過的過分擁擠、吃不飽肚子、洗不乾淨身子的生活的確是令人極其不快的。如果我閉上眼睛說一聲「學校」，第一個在我腦際浮現的當然便是實際的環境：平坦的操場和它的板球更衣室，步槍射擊場邊的小屋，到處灌穿堂風的宿舍，咯吱咯吱響的積了塵土的過道，體育館前面的瀝青廣場，它後面的看上去表面粗糙的松木小教堂。幾乎在每一個角落都有什麼髒的地方和東西惹你注意。例如我們用來盛稀粥的錫碗，都有突出的卷邊，卷邊下面總有剩粥結了嘎巴，可以長條長條地剔下來。稀粥本身總有什麼成團結塊的東西，或者頭髮和說不清是什麼的黑色東西，多得使你覺得怎麼會那樣，除非是有人有意放進去的。不先檢查一下就喝那稀粥是不安全的。浴池只有十二或十五英尺長，全校學生每天早晨就要跳進去洗澡，浴池裡的水黏乎乎的，我懷疑是不是經常換水，還有那些毛巾總是濕漉漉的，有一種餿奶酪臭味。冬季偶爾到本地的浴室里去洗澡，混濁的海水是直接從海灘引來的，有一次我曾在海灘上看到有一團人糞在漂浮。還有更衣室里的汗臭味和儘是污垢的洗臉盆，除此之外，還有那排骯髒破舊的廁所，門上沒有任何可以關嚴的插閂，你坐在那裡時總是有個人會冒冒失失地衝進來。我一想起我的學校生活幾乎不可能不聞到一陣寒冷發臭的味道——一種臭襪子、髒毛巾、過道上傳過來的屎尿臭、沒有洗乾淨食物殘渣的刀叉、燉羊肉等的混合味兒，還有廁所門的碰撞聲，寢室夜壺的咚咚撒尿聲。不錯，我從本性來說是不宜群居的，在大批的人擠住的一塊小空間裡，生活中公共廁所和骯髒手帕的一方面，必然是很突出的，就像在軍隊里一樣糟，而且毫無疑問，在監獄裡更是如此。此外，少年時代是什麼都感到厭惡的年齡。你有了區別的能力以後，在你變得麻木不仁之前，比如說七歲到十八歲之間，你就好像永遠是在激流深淵上面走鋼索。但是，我並不認為我誇大了學校生活的陰暗骯髒一面，因為我記得他們怎麼忽略了健康和清潔，儘管他們侈談什麼新鮮空氣、涼水和堅持艱苦訓練。接連好幾天便秘是很普遍的事。因為惟一通用的通便劑是蓖麻籽油或者另外一種叫甘草粉的幾乎同樣難以下咽的藥水，因此說實在的，很少有人有勇氣這樣來保持大便通暢的。你每天早上該去浴池洗澡，但是有些孩子接連幾天不去洗，鈴聲一響就躲了起來，或者跟著大家到池邊，用地板上的一點髒水弄濕頭髮，就此了事。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是很少知道自己保持清潔的，除非有人督促他。有個新來的學生叫哈茲爾的，長得很漂亮，是媽媽的心肝寶貝，他在我離校以前不久才來。我注意到的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牙齒像美麗的珍珠一樣光亮潔白。到了那個學期結束，他的牙齒就顯得特別黃。顯然，在那個時期里，沒有人對他有足夠的關心，告訴他要刷牙。不過，當然，家裡和學校的不同不僅僅在於物質上。在學期開始第一天晚上躺在硬床板上常常使我有一種驀然驚醒的感覺，一種「這是現實，這就是你要面對的東西」的感覺。你自己的家可能談不上完美，但是至少這是一個充滿愛而不是充滿害怕的地方，你在那裡不需要時刻警惕著防範你周圍的人。你才八歲大，就給突然帶出了這溫暖的窩，投進了一個暴力、欺詐和詭秘的世界，就像一條金魚給投進了一個滿是尖刺的水缸。對你的欺壓，不論是什麼程度，你都沒有辦法。你只有靠打小報告來自衛，但是除了極少數嚴格限定的情況以外，打小報告是不能寬恕的罪過。寫信回家要求父母把你帶回去，甚至是更不可想像的，因為這麼做無異承認你不快活和不合群，這是孩子們決不會承認的。孩子都是埃瑞洪人[14]式的人物，他們認為身遭不幸是丟人的事，必須不惜代價加以掩飾。也許可能有人認為可以向父母訴怨吃得不好，或者冤枉挨了一頓打，或者由老師而不是由同學對你的欺侮。傻包從來不打富家子弟，這一事實說明，這種訴怨偶爾有人提出。但是像我自己這樣的具體情況，我絕不可能要求我父母為我出面干涉。甚至在我明白了減免學費的事以前，我就理解到他們是欠了傻包某種人情的，因此無法保護我。我已經提到過，我在聖塞浦里安的幾年裡，我從來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板球拍。他們告訴我這是因為「你的父母沒有能力供給」。有一天在假期里，他們在談話中偶然泄露，他們出了十個先令為我買一個，而我卻沒有得到。我沒有向我父母說，更不用說向傻包提出這個問題了。我怎麼能夠呢？我是依賴他的，十個先令同我欠他的比起來只是小小一部分。當然，我現在認識到，傻包極不可能把錢吞了。毫無疑問，他一定是忘了。但問題是，我當時斷定他吞了這錢，而且我認為他是有權這樣做的。一個小孩子要有自己的獨立態度是何等困難，可以從我們對待翻臉的行為上看出來。我想確實可以說，學校里的孩子個個都又恨她又怕她。但是我們都極其奴顏婢膝地阿諛奉承她，我們對她的感情的最上面一層是越是做賊心虛越是忠誠。學校里的紀律主要是靠她而不是靠傻包來維持，但是她往往連表面上維持公正執法的樣子都不裝。她就是那樣露骨地喜怒無常，任意處置。今天可能給你帶來一頓鞭打的行為，明天卻可能當作孩子淘氣而一笑置之，或者甚至受到讚揚，因為這「表示你有膽量」。有些日子裡，人人都在她那雙深陷的尖利的眼睛之前索索發抖，但在另外一些日子裡她又像受到弄臣面首包圍的搔首弄姿、打情罵俏的女王一樣，慷慨大度地封官許願（「要是你得了哈羅歷史測驗獎，我送你一隻照相機新盒套!」)，偶然甚至帶上三四個寵愛的學生坐她的福特汽車到鎮上咖啡館去，讓他們喝咖啡吃蛋糕。在我的心目中，翻臉不可分解地同伊麗莎白女王糾纏在一起，女王同萊斯特、埃塞克斯和雷利[15]的關係從我很小的時候起就使我不解。我們在說起翻臉的時候經常用的一個詞就是「寵」。我們會說，「我得寵了」或者「我失寵了」。除了少數有錢或者有貴族頭銜的子弟，沒有人是永久得寵的，但另一方面，即使被冷落的孩子有時也會得到一些恩賜。因此，雖然我對翻臉的記憶基本上是敵視的，我也記得有好多次沐浴在她的微笑的陽光下，她叫我「老夥計」，用我的教名稱呼，讓我借她的私人藏書，我是在那裡初次結識《名利場》的。得寵的最高級別標誌是在星期天晚上翻臉和傻包有客來吃晚飯時給叫去端菜。在收碗盤時，你當然有機會把剩菜殘羹吃掉，不過站在就餐的客人椅子後面，聽到要你端什麼時恭順地奔上前去，也有一種做奴婢的樂趣。你只要有機會拍馬，你總是會拍馬的，一看到對方的笑容，你的憎恨就會化為一種獻媚的熱情。凡是能有機會讓翻臉發笑，我就感到得意。在她的命令下，我甚至寫過應景的打油詩來慶祝學校生活中值得紀念的事件。我很希望表明，我不是個叛逆，除非為環境所迫。我接受客觀存在的行為準則。有一次，在我就讀時期快結束的時候，我甚至向布朗揭發一件有同性戀嫌疑的案件。我並不十分明白同性戀是怎麼回事，但是我知道有這種事發生，知道這是一件壞事，而且這就是應該打小報告的那種事情。布朗告訴我，我是個「好傢夥」，這使我感到十分慚愧。在翻臉面前，你像在弄蛇者面前的一頭蛇一樣無能為力。她的讚揚和責罵的詞句幾乎千篇一律，全部是套話，每句都會引起你對應的反應。比如「加把勁，老夥計!」你聽了就來了勁，精神百倍；「你別傻了!」（或者，「這多差勁!」)就使你感到自己是個天生的白痴；「你這就不夠老實了!」總使你幾乎慚愧得要掉淚。然而，在你的心底里，你一直總是感覺到，好像有個不可腐蝕的內在自我，知道你不論幹什麼——不論是笑，還是哭，還是因為一些小恩小惠而感激涕零——你的惟一真正的感情是憎恨。四我在這一生很早就知道，你可能做出你本來不想做的錯事來，不久我又知道，你做錯事的時候可能還不知道你做的是什麼，或者為什麼這麼做是錯的。有些罪過太微妙了，不容易說清楚，也有一些罪過是太可怕了，連提也不能明白地提。例如，性的問題，它總是給壓制在表面之下，但是在我十二歲的時候，它突然爆發了，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在有些預備學校里，同性戀不是問題，但是我認為聖塞浦里安可能由於有南美學生的存在而有了一種「壞校風」，他們比英國孩子也許早熟一兩年。在我那個年齡我對這是沒有興趣的，因此實際上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不過我想可能是集體手淫。反正，有一天，風暴突然在我們頭上爆發了。有人給叫了去，受到查問，於是招供、鞭打、懺悔、莊嚴的訓話，你對這些訓話一點也不懂，只明白有人犯了一種叫做「骯髒的獸行」的罪過。團伙頭子之一，一個叫霍恩的學生給抽了一頓鞭子，據目擊者說，連續不斷抽了一刻鐘，然後給開除了。他的呼號聲響徹屋宇。不過我們都或多或少受了牽連，或者自己覺得受了牽連。犯罪感像一股煙似的懸在空中。一個面容嚴肅、一頭黑髮的低能兒教師（後來還當上了議會議員)把年紀稍大的孩子帶到一間與外面隔離的屋子，作了一番關於人體神聖的講演。「你們知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一件怎麼了不起的東西？」他嚴肅地說，「你們常常談什麼汽車發動機，什麼勞斯萊斯汽車，什麼戴姆勒汽車。你們難道不知道沒有任何發動機可以同你們的身體相比？而你們卻動手毀了它，毀了它一輩子!」他把深陷的黑色眼睛轉過來停在我身上，十分傷心地補充了一句：「而你，我一直以為你也算得上是個規矩的孩子，我卻聽說你是最壞的孩子中間的一個。」一種這下子可完了的感覺向我襲來。原來我也是有罪的。我也做了那件不管是什麼反正一輩子毀了你的靈魂和肉體的錯事，最後結果不是自殺，就是進瘋人院。在此之前，我一直希望我自己是清白的，而如今，相信自己一定已經犯了罪的想法支配了我，而由於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麼錯事，這種信念就更強了。我是那些遭到查詢和鞭打的孩子之一，一直到風波過後很久，我才知道把我的名字牽涉進去的那件小事。即使在那時候，我也一點不懂。一直到兩年以後我才充分明白那次關於人體神聖的訓話的含義指的是什麼。在當時，我還是處在幾乎無性的狀態，這在那個年齡的孩子中間是很正常的，或者說，是很普通的。因此對於一般叫做「生活的事實」的那件事情，我是處在同時知道而又不知道的狀態。五六歲的時候，像許多孩子一樣，我經歷了性感的一個階段。我的小朋友們是大路那頭一個水暖工的子女，我們有時常常玩一種令人模糊地感到引起性感的遊戲。一個遊戲叫「看病」，我記得用一隻玩具喇叭當作聽診器按在一個小姑娘的肚子上時所感到的一陣輕微的，但是肯定是刺激的快感。在這同時，我深深地愛上了——那是一種我從此以後從來沒有對別人有過的那麼崇拜的愛——一個名叫愛爾西的女孩，她也是在我就讀的修女辦的學校上學。在我看來她好像是個大人，因此我現在想她一定有十五歲了。在此以後，像常見的情況那樣，所有有關性的感覺似乎都離開了我，如此有許多年。十二歲的時候，我知道了比小的時候所知道的更多東西，但是我懂的卻更少了，因為我不再知道這個基本事實：在性的活動中有一種愉快的東西。在大約七歲到十四歲之間，這整個問題對我來說似乎引不起興趣，有時為了某種原因我不由得想到它時，也覺得令我厭惡。我的有關所謂「生活的事實」的知識是從動物那裡得到的，因此是受到扭曲的，而且是斷斷續續的。我知道動物交配，還有人類的身體同動物的類似；但是人類也交配這一點我可以說是不自覺地知道的，那是，也許是聖經里的一句話，迫使我想起了這一點。我沒有欲望，因此我沒有好奇心，願意讓許多問題懸在那裡，不求答案。例如，我在原則上知道嬰兒怎麼鑽進女人的身體，但是我不知道它怎麼又從裡面出來，因為我從來沒有對這個問題追根究底。我知道所有的髒話，在我不痛快的時候，我會對自己說這些髒話，但是我不知道那些髒話中最髒的那一句是什麼意思，而且也不想知道。它們的壞是抽象的，是一種罵人的咒語而已。在我處於這種狀態的時候，我很容易對於我身邊周圍發生的任何性方面的不良行為不聞不問，一無所知，而且在風波爆發後仍沒有知道得更明白些。至多，通過翻臉、傻包和其餘的人的隱含的嚇人的威脅，我知道我們都有份的罪過多少與性器官有關。我曾經注意到，你的生殖器有時會自動豎起來（這在你有任何有意識的性慾之前很早就開始發生了)，但是我並不感到很大興趣，我相信，或者有點相信，這次罪行大概就是這個。反正，這同生殖器有關——我懂得的就這麼多。毫無疑問，許多別的孩子同樣是蒙在鼓裡。在關於人體神聖的訓話以後（好多天以後，回想起來，這次風波似乎繼續了好多天)，我們十多個孩子在翻臉的低垂的眼睛的監督下，圍坐在傻包用來給獎學金班上課的光亮的長桌邊。這時樓上什麼地方的一間屋子裡傳來一聲悽慘的哭叫。一個名叫羅納茲的非常小的孩子，年齡不超過十歲，也因某種牽連而遭到了鞭打，或者是在鞭打後正在哭叫。翻臉一聽到這哭叫聲，她的眼睛就在我們臉上搜索，最後停在我的臉上。「你瞧，」她說。我不敢說她說的是「你瞧你幹了什麼」，但就是這個意思。我們都羞愧得低下頭來。這是我們的過錯。反正是我們把可憐的羅納茲帶壞了：他的痛楚和他的毀身，我們是有責任的。這時翻臉的眼光轉到了一個名叫希思的孩子。那已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我已經不太清楚她僅僅是引用《聖經》中的一句詩，還是確實拿出一本《聖經》來叫希思朗讀；反正她指出的詩句是：「凡是如此傷害這些相信我的小孩之一者，他不如在脖子上掛一石磨，淹死在海底。」這也太可怕了。羅納茲就是這些小孩之一，我們傷害了他；我們不如在脖子上套一石磨，淹死在海底。「你有想到過嗎，希思——你有想到過這是什麼意思嗎？」翻臉說道。希思失聲痛哭起來。另一個孩子比查姆，我在上面已經提過，他同樣因為受到「眼睛有黑圈」的指責而羞愧難當。「比查姆，你最近照過鏡子沒有？」翻臉說。「你帶著這麼一張臉到處走不覺得羞愧嗎？你以為大家不知道小孩子眼睛有黑圈是什麼意思嗎？」心虛和恐懼的重負又一次壓到我身上。我的眼睛有沒有黑圈？過了一兩年以後我才明白這被認為是一種可以識別手淫者的症狀。但是，當時我並不知道，卻已接受黑眼圈是墮落的明確跡象，某種墮落的明確跡象。有許多次，甚至在我明白了這種假定的意義之前，我曾經不安地望著鏡子，尋找這種可怕的污點的最初痕跡，秘密犯罪者寫在自己臉上的自白供詞。這些恐懼慢慢消退了，或者說只是斷斷續續偶然出現了，並沒有影響到我的一般所謂的正式信仰。關於瘋人院和自殺者的墳墓的恐懼仍舊存在，但是已不是那麼恐怖了。幾個月以後，我碰巧又見到了霍恩，就是被鞭打和開除的那個犯罪集團頭目。霍恩是受冷落的孩子之一，父母是下層中產階級，毫無疑問這是傻包這樣不客氣對待他的原因之一。他被開除後的那個學期，他進了伊斯特布恩學院，那是當地一所很小的公學，在聖塞浦里安被極為瞧不起，認為「事實上談不上是」一所公學。聖塞浦里安畢業的學生只有極少數上那裡，傻包談起他們時總是帶著一種鄙視的可憐的口氣。如果你上那種學校，你根本不會有什麼前途：至多你的命運是當個小職員。我當時認為霍恩剛剛十三歲就已經喪失了有個像樣的前途的一切希望了。不論從身體、精神和社會上來說，他都完了。此外，我還認為，他父母只有送他上伊斯特布恩學院，因為在他那麼丟臉之後，沒有一所「好」學校會接受他入學。在下一學期里，我們出去散步時在街上遇見霍恩。他看上去完全正常。他體格強壯，一頭黑髮，是個英俊的少年。我馬上注意到他看上去比我上次見到他時氣色要好多了，原來臉色有些蒼白，如今紅潤多了。他見到我們並沒有不好意思的樣子。顯然，他對於自己被開除和上了伊斯特布恩並不感到羞愧。從我們魚貫走過他身邊時他看我們的樣子中，如果你能得出什麼印象的話，那就是他對於自己能逃離聖塞浦里安是感到高興的。但是這次邂逅對我的印象不深。從原來肉體和靈魂都毀了的霍恩如今看上去似乎很高興而且身體健康的這個事實中，我沒有作出什麼可想而知的推論。我仍舊相信傻包和翻臉教我的有關性的神話。神秘的可怕的危險仍在那裡。說不定哪一天的早晨黑圈會出現在你的眼睛周圍，那時你就知道你也是迷途者之一了。只不過它似乎已不再怎麼重要了。這種矛盾是很容易存在於一個孩子的心中的，這是因為孩子本身的生命力。他接受——除此之外，他還能做什麼？——他聽到的成人的胡說八道，但是他的年輕的身體，物質世界的甜美，告訴他的卻是另一回事。關於地獄，也是這樣，在十四歲以前我是正式相信的。幾乎肯定有地獄的存在，有時，繪聲繪色的布道會把你嚇得靈魂出竅。但是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維持得很長久。等待你的火是真正的火，它會像你燒傷手指一樣燒傷你，而且是永遠地燒傷你，但是在大多數時間裡，你能夠在想到它的時候不必怎麼放在心上了。五聖塞浦里安有各種各樣的準則——宗教上的、道德上的、社交上的和學識上的——如果你弄清楚了它們的含義的話，你就會發現它們常常是互相矛盾的。基本的矛盾是十九世紀禁欲主義傳統和一九一四年以前那個時代實際存在的奢侈和勢利之間的矛盾。一方面是低教會派[16]信奉聖經教義和禁欲主義，堅持辛勤工作，重視學業成績，不贊成自我放縱；另一方面是對「書卷氣」的輕視，崇拜運動，鄙視外國人和工人階級，對貧窮幾乎有一種病態的恐懼，而尤其是，認為金錢和特權不僅是重要的，而且最好是繼承而來而不是必須靠工作所得。籠統地說，要求你既是基督教徒又在社會上獲得成功，但這是不可能同時做到的。當時我沒有認識到向我們提出的各種理想互相抵消。我只看到就我而論，它們是完全，或者說幾乎是完全達不到的，因為它們不僅全都取決於你的作為而且也取決於你的出身。我在很早的時候，只有十歲或十一歲的時候，就已得出了一個結論。沒有人告訴我，但另一方面我也不是完全用自己的頭腦想出來的，不過它存在於我呼吸的空氣中，這個結論就是：沒有十萬英鎊，你就是個窩囊廢。我把數目定在這個數字上大概是因為讀了薩克雷的結果。十萬英鎊的利息是四千鎊一年（我把利率定在百分之四，這樣保險一些)，這看來就是你要躋身於真正的社會上層，即住在鄉間宅邸中的人中間的最低限度收入。不過很清楚，我是永遠不可能找到進入這個天堂的途徑的，因為除非是出生在這天堂，你並不能算真正屬於這天堂。如果你能辦得到，你只能用一種叫做「到城裡去」[17]的神秘活動賺錢，你從城裡出來時，腰纏你賺來的十萬英鎊，可是你已身體發胖，年紀衰老。而上層精華分子真正令人羨慕的事是，他們年輕的時候就很富有。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不甘清貧的中產階級，靠考試晉升的人，只有一種成功是可能的，那就是要吃苦耐勞，努力奮鬥。你靠獎學金往上爬，擠進文官系統或者印度文官系統，或者可能當上了律師。但是一旦你稍有「放鬆」，或者「倒退」，在往上爬的階梯上踩空了一腳，你就成了「四十鎊一年的辦公室小當差」。但是即使你爬到了最高一層那個向你開放的神龕，你仍只是個當差的，供真正有權有勢的人使喚的僕從。我即使沒有從傻包和翻臉那裡學到這一點，我也會從其他孩子那裡學到。現在回顧起來，真是令人十分吃驚：我們當時全都是那麼勢利虛榮，對於貴族的姓名地址那麼熟悉，對於講話口音和行動舉止還有衣服的剪裁都能那麼快的一眼就看出不同來。有些孩子甚至在冬季學期中途最寒冷難熬的時候毛孔里也淌著銅錢臭。特別是在學期開始和結束的時候，大家都虛榮得天真地談論著什麼瑞士，什麼蘇格蘭沼澤地，什麼「我叔叔的遊艇」，什麼「我們在鄉下的房子」，「我的小馬駒」和「我老爸的旅行車」等等。我想，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候，單純的金錢財富的庸俗——而且沒有任何貴族的優雅氣質來作一些補救——有像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那些年那樣顯眼的。在那個時代里，發了瘋一樣的百萬富翁頭戴高禮帽，身穿淡紫色背心，在泰晤士河上華麗的遊艇上舉行香檳酒會，那是玩空竹和穿窄底裙的時代，頭戴灰色圓禮帽、身穿燕尾服的「公子哥兒」的時代，《快活寡婦》、薩基的小說、《彼得·潘》和《彩虹盡頭處》[18]的時代，什麼巧克力、雪茄、真開心、真痛快、棒極了掛在人們嘴邊的時代，是他們到布賴敦海濱度那愉快的周末，到特羅克大飯店吃豐盛的茶點的時代。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整整十年里，似乎散發著一種更加庸俗、幼稚的奢侈氣味，一種生髮油、薄荷甜酒和軟心巧克力的味道，瀰漫著一種在綠色的草坪上聽著伊頓賽船歌的曲調，吃那吃不完的草莓冰淇淋的氣氛。令人奇怪的是，人人都理所當然地以為，這種英國上層和上層中產階級的不斷鼓脹和四溢的財富會永遠維持下去，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到了一九一八年以後，情況就不再是從前那樣了。勢利風氣和浪費習慣當然又回來了，不過這種風氣和習慣有些感到不自然，處於防守的地位。在戰前，金錢崇拜完全是不假思索的，沒有因為任何良心的譴責而感到內疚。金錢之有用就像健康或美麗之有用一樣是明白無誤的，而一輛嶄新發亮的汽車，一個貴族頭銜，一批奴僕，在人們的心目中與什麼才是實際道德善行的理念混同起來了。在聖塞浦里安，在學期中，生活的普遍簡樸單調強制實行了一定程度的民主，但是一提起假日，和由此而來的關於汽車、管家、鄉間別墅的攀比，立刻喚出了階級區別的存在。學校里瀰漫著一種對蘇格蘭的奇怪崇拜，這就使我們的價值標準顯出了根本矛盾。翻臉自稱祖先是蘇格蘭人，她偏愛蘇格蘭學生，鼓勵他們穿他們祖傳的格子呢的裙子，而不是校服，她甚至給她的小兒子起了一個蓋爾語[19]的名字。我們表面上要做出敬佩蘇格蘭人的樣子，因為他們總是「鐵板著臉」和「陰沉著臉」（恰當的字眼也許是「嚴峻」)，而且在戰場上所向無敵。在學校大教室里，有一幅銅版畫，是蘇格蘭灰騎兵在滑鐵盧的衝鋒場面，看上去似乎個個都很來勁。我們關於蘇格蘭的印象是由小溪、山坡、褶襉裙、毛皮袋、雙刃刀、風笛等等組成的，不知怎麼的全都與稀粥、新教教義、寒冷氣候等等振奮精神的效果有些交雜在一起了。不過在這一切的下面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對蘇格蘭的崇拜的真正原因是：只有非常有錢的人才能在那裡消夏。假裝相信蘇格蘭的優越性只是一種掩護而已，為了掩蓋占領者英格蘭人的感到內疚的良心，他們把蘇格蘭高地的農民趕出他們的農田，而把這些農田改為獵鹿的森林，然後又逼迫他們作傭僕來報答他們。翻臉說到蘇格蘭的時候，臉上總洋溢著天真的得意笑容。有時她說話還裝腔作勢地帶上一點蘇格蘭口音。蘇格蘭是他們私有的天堂，只有少數寵兒才能談論，使得外人自慚形穢。「這次假期你去蘇格蘭嗎？」「當然去!我們每年都去。」「我老爸在那裡有三英里的河。」「我老爸要給我一支新槍當十二歲禮物。我們去的地方有很好玩的黑琴雞。出去，史密斯!你聽著幹什麼？你從來沒有去過蘇格蘭。我敢說你連黑琴雞是什麼樣兒也不知道。」接著便是學叫雄性黑琴雞的啼叫，牡鹿的哮叫，「我們的男僕」的口音等等等等。社會出身可疑的新學生有時會受到各種各樣的詢問，這種問題提得十分具體，存心使你感到難堪，實在令人驚異，特別是你考慮到提問的人只有十二或十三歲! 「你老爸一年掙多少？你住倫敦哪一區？是騎士橋還是肯辛頓[20]？你們家的房子有幾間浴室？你們家有多少僕人？你們家有管家嗎？那麼，好吧，你們家有廚子嗎？你的衣服是哪兒做的？假期里你去看了幾場戲？你身上帶了多少零用錢回來？」如此等等。我曾經看到過一個新來的小孩，才不過八歲，就拚命說謊應付這種詢問：「你們家有汽車嗎？」「有。」「哪一種車？」「戴姆勒。」「多少馬力？」（停頓了一會兒，接著瞎猜。)「十五匹馬力。」「什麼燈？」小孩不解。「哪一種的燈？用電的還是乙炔？」（停頓很久，又一次瞎猜。)「乙炔。」「哈!他說他老爸的汽車用乙炔的燈。那早就淘汰了!那車一定老掉牙了。」「胡說!他是瞎編的。他根本沒有車。他不過是個窮光蛋。他老爸是個窮光蛋。」如此等等。根據我周圍流行的社會標準，我是沒出息的，而且也不可能有出息。但是，各種不同的美德似乎神秘地互有關聯，而且在基本上是屬於同一種人的。舉足輕重的不僅是金錢，還有力量、美麗、魅力、運動員氣魄和精神，以及一種叫「膽量」或者「性格」的東西，在實際上，這意味著把你的意志強加於人的力量。這些品質，我一點也沒有。例如，在運動方面，我是一無所長。我游泳還可以，板球也不是完全不行，但是這些都沒有什麼增添威望的價值，因為孩子們只重視需要力量和勇氣的運動。受到重視的是足球，但是對這運動我是個懦夫。我不喜歡這項運動，因為我看不出它有什麼好玩或者好處，我很難對它表示出什麼勇氣來。在我看來，足球似乎不是真正為了踢球的樂趣而玩的，而是一種爭鬥。足球的愛好者都是吵吵嚷嚷的出身貴族的大孩子，他們擅長於把小一些的孩子踢倒在地並且在他們身上踩踏過去。這就是學校生活的模式——強者不斷勝過弱者。美德在於取勝：在於比別人身材高大、強壯、英俊、有風度、有人緣，能夠不擇手段，在於支配別人，威嚇別人，使他們吃到苦頭，顯得愚蠢，在各方面都勝過他們。生活是有等級的，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是對的。強者有資格取勝而且總是取勝，弱者只配失敗而且總是失敗，永遠如此。我對流行的標準沒有提出懷疑，因為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沒有別的標準。有錢的、強壯的、優雅的、時髦的、有勢的人怎麼會錯呢？這個世界是他們的世界，他們為這世界制訂的規則一定是正確的規則。但是，我從很小的時候起就意識到不管怎樣從主觀上做到從俗隨流是不可能的。在我的內心之中，我的自我總是覺醒的，在向我指出道德義務與心理事實之間的不同。在所有的問題上都是如此，不論是此世的還是來世的。以宗教為例。你應該愛上帝，這一點我不懷疑。一直到十四歲左右，我都是信奉上帝的，而且相信關於他的記述都是真實的。但是我也很清楚，我並不愛他。相反，我恨他，正如我恨耶穌和希伯來長老。如果說我對《舊約》中任何人物有什麼同情的話，這是對該隱、耶洗別、哈曼、亞甲、西西拉[21]這樣的人物。在《新約》中，如果有的話，我的朋友是亞拿尼亞、該亞法、猶大、彼拉多[22]。但是整個宗教問題似乎充滿了心理學上不可能的事。例如，禱告書告訴你要愛上帝和畏上帝，但是你怎麼可能愛一個你畏懼的人呢？你的個人愛憎也是如此。你應該具有什麼樣的感情這是很清楚的，但是實際的感情卻並非是聽命於他人而得。顯然，我有義務對翻臉和傻包表示感激，但我卻沒有這種感激之情。同樣清楚，你應該愛你父親，但是我很明白，我就是不喜歡我自己的父親，我在八歲以前很少見到他，我只記得他是個老是粗聲粗氣說不許這樣不許那樣的上了年紀的人。這不是因為你不希望有正確的品質或者有正確的感情，而是你做不到。正確的事和可能的事似乎永遠不能吻合。有一句詩，確切地說我並不是在聖塞浦里安時讀到的，而是在一兩年以後，但它似乎在我的心中激起了沉重的回聲。它就是：「不可改變的法則的大軍。」我完全明白做路西法[23]意味著什麼，他是被打敗的而且是理當被打敗的，沒有復仇的可能。帶著教鞭的教員，在蘇格蘭擁有城堡的百萬富翁，頭髮捲曲的運動員，他們都是不可改變的法則的大軍。在那個時期，很難認識到這個法則事實上是可以改變的。而根據那個法則，我是註定失敗的。我沒有錢，我體弱，我醜陋，我沒有人緣，我咳嗽不愈，我膽小，我身上有氣味。我應該再加一句，這幅圖像不是太吸引人的。我是個不討人喜歡的孩子。即使我以前並不是這樣，聖塞浦里安也很快把我弄成了這樣。但是一個孩子相信自己有什麼缺點並不完全決定於事實。例如，我相信我身上有氣味，但這完全是根據一般的可能性。大家都認為令人討厭的人身上有氣味，因此我假定自己也有。再如，在我離開學校以前，我一直認為我是異乎尋常的醜陋。這是我的同學告訴我的，而我又沒有其他權威可以請教。我不可能成功這個信念在我心中埋藏之深足以影響到我成年以後很久的所作所為。在我三十歲以前，我在計劃我的生活時一直是從下述假定出發的：不僅任何重大舉措必然會失敗，而且我只能預期再多活幾年而已。不過這種自慚形穢和註定失敗的感覺被別的什麼東西給抵消了：那就是生存的本能。即使一種軟弱、醜陋、怯懦、體臭而且無論如何再沒有生存理由的生物，仍希望按其自己的方式生存下去並保持快樂。我不能逆轉現有的價值天平，或者使自己成功，但是我可以接受失敗，反過來使它為我所用。我可以自己認命，然後努力在這種條件下求生存。求生存，或者至少是保持任何哪種獨立性，基本上是犯罪性質的，因為這意味著要違反你自己承認的規則。有個名叫強尼·哈爾的孩子好幾個月來一直欺負我頗甚。他個兒大，力氣大，臉頰紅潤，一頭鬈髮，長得粗獷，有男性美。他總是在扭別人的胳膊，擰別人的耳朵，用短鞭打別人（他是「六班」成員)，或者在足球場上表演絕技。翻臉很喜愛他（因此她總是用他的教名叫他)，傻包讚揚他是個「有性格」，「能維持秩序」的孩子。他的後面總是跟著一批馬屁精，他們叫他是「強人」。有一天，我們在更衣室脫掉大衣時，哈爾存心找我岔。我「還了他一句嘴」，他就抓住我的手腕，把我的胳膊擰到背後，痛得我要命。我還記得他的露出蔑視的紅臉湊到我的臉上。我想，除了他身體極其強壯以外，他的年齡也比我大。在他鬆手放開我的當兒，我心中痛下了決心。我要在他不備的時候狠狠地揍他，出我這口惡氣。當時正好就是這麼一個關鍵時刻，因為出去散步的老師幾乎馬上就要回來了，等他一回來就打不成了。我大概等了一分鐘，儘量裝出不存惡意的樣子向哈爾走過去，然後傾我全身的力氣，一拳打在他的臉上。他給這一拳打得站不住腳，身子往後退了幾步，打了一個趔趄，嘴角上流了血。他的一向紅潤的臉氣得發青。他轉過身去到洗臉盆前漱口。「好吧!」老師把我們帶出去時他咬牙切齒地對我說。在這以後好幾天裡他總跟著我，要我同他干一仗。我雖然嚇破了膽，但是堅決拒絕。我說他臉上吃的那一拳是他罪有應得，這事就此了結。奇怪的是，他並沒有在當時和當地乾脆就向我動手，他如果這樣做，輿論大概也會支持他的。這樣，這件事就慢慢地不了了之了，最後沒有打架。應該說，按照我自己的行為準則同按照他的行為準則一樣，我的行為都是錯誤的。趁他不備揍他是錯誤的。但是後來由於知道如果打起來的話他一定會打敗我而拒絕打架，那就更加錯了，因為這是懦夫行為。如果我是因為不贊成打架而拒絕，或者我真誠地認為此事已經了結而拒絕，那就沒有什麼了。但是，我僅僅是因為我怕打不過他而拒絕。這甚至使我當初的報復也顯得空洞而沒有意義了。我當初打那一拳是在一時氣憤之下的不假思索的暴力行為，存心不顧前後，只求一時之快的報復，根本沒有考慮會有什麼後果。我後來有時間認識到我做得不對，但是這是一種你能夠得到一些滿足的犯罪行為。如今一切都抵消了。我的第一個行動還可以說是一種勇氣的表現，而我後來的怯懦表現卻把這勇氣都抹得一乾二淨了。有一個事實我根本沒有注意到，那就是哈爾雖然正式向我挑戰，但是他並沒有真的對我動手。相反，他在挨了那一拳以後就不再欺侮我了。我過了大約二十年才發現這件事的意義。當時，我只能看到在一個由強者統治的世界裡弱者所面臨的道德難題，除此之外，我看不到更遠。這個難題就是：不違反規則就得滅亡。我沒有看到，那樣的話，弱者也有權為自己定一套不同的規則。因為，即使我想到了這樣一個念頭，在我的環境中是沒有人能為我確認這一點的。我當時是生活在男孩子的世界裡，他們是群居的動物，對任何事情從不提出疑問，接受強者的法則，把自己受到的屈辱轉嫁到比自己小的孩子身上去，以此作為報復。我的處境就是無數別的孩子的處境，如果從潛在因素來說我比大多數孩子更其具有叛逆的性格的話，這僅僅是因為按照孩子的標準我比他們更窮。但是我在思想上從來沒有叛逆過，只是在情緒上才這樣。除了我的頑強的自我利益考慮，我的不能夠——不是不能夠蔑視自己而是不能夠不喜歡自己，我的求生存的本能以外，我沒有任何東西幫助我自己。在我揍了強尼·哈爾臉一拳之後大約一年，我永遠地離開了聖塞浦里安。那是冬季學期結束的時候。我帶著一種從黑暗中出來見到陽光的感覺，繫上了我的校服領帶，整裝待發。我很清楚地記得我把那條嶄新的真絲領帶系在我脖子上的感覺，一種解放的感覺，好像這條領帶既是成人的標誌又是對付翻臉的嘮叨和傻包的鞭子的護身符。我這是從束縛下逃出來。這並不是說我預期或者甚至打算在一所公學裡能夠比在聖塞浦里安成功一些。但是，我還是逃脫了束縛。我知道，在公學裡會有更多的獨處機會，更加沒有人管，更加遊手好閒、放縱自己和墮落。多年以來我已下定決心——開始時是不自覺的，後來是自覺的——一旦得到了獎學金，我就要「放鬆下來」，不再死背硬記那麼用功。這個決心得到了充分的實現，在十三歲到二十二或二十三歲之間，能夠躲避的功課，我很少去做。翻臉同我握手告別。她甚至為此稱呼我的教名。但是在她的臉上和話聲里有一種恩施甚至嗤笑的成分。她說再會的口氣幾乎就是她以前說「小蝴蝶」的口氣。我考上了兩個獎學金，可我還是個失敗者，因為成功不是用你的成就而是用你的出身來衡量的。我並「不是好的一類孩子」，不可能為學校帶來榮譽。我沒有什麼性格或者勇氣或者力量或者金錢，甚至沒有彬彬有禮的舉止，而這是顯出你是紳士的本錢。「再見，」翻臉的告別微笑似乎在說，「如今犯不著爭吵了。你在聖塞浦里安的時間裡並沒有獲得很大成功，是不是？我也不認為你到了公學裡就會有很好的成績。說真的，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在你身上浪費了我們的時間和金錢。這樣一種教育對於一個有你那樣的背景和前途的孩子來說是沒有很大作用的。哦，別以為我們不了解你!我們全都知道在你的腦袋瓜里的那些思想，我們知道你不相信我們教導你的一切東西，我們知道你一點也不感激我們為你做的一切。但是如今一點也沒有必要把這再提出來了。我們對你不再負有什麼責任了，我們不會再見到你了。我們就乾脆承認你是我們的一個失敗例子，不傷感情地分手吧。好吧，再見。」至少這是我在她臉上看到的東西。然而，在那個冬天的早晨，當火車把脖子上繫著晶晶發光的真絲領帶（深綠、淡藍和黑色，如果我記憶正確的話)的我送走的時候，我仍是多麼地高興啊!世界在我面前展開，只有那麼一點兒，就像灰色的天空現出一條藍色狹縫一樣。公學要比聖塞浦里安好玩多了，不過從根本上來說，是同樣的格格不入。在一個以金錢、貴族家庭、對運動的愛好、定製的衣服、梳得整齊的頭髮、迷人的笑容為成功的必要條件的世界裡，我是沒有出息的。我所得到的只不過是一個喘息的空間。一點點安靜，一點點自我放縱，一點點喘息，不再死記硬背——然後是毀滅。到底是什麼樣的毀滅，我不知道；也許是在殖民地或者在辦公室當差；也許是坐牢，或者早夭。但是開始一兩年，我可以「放鬆一下」，享受一下自己的罪過所帶來的好處，就像浮士德博士。我堅定地相信我不會有好下場，但是我極其快活。這就是十三歲的好處：你不但可以只圖眼前活得痛快，而且是充分意識到這一點的，預見到將來會是怎麼樣，但是滿不在乎。下學期我要到威林頓去了，我在伊頓也考上了獎學金，但是那裡有沒有名額的空缺，沒有把握，因此我先到威林頓去。在伊頓，你一人有一間屋子——一間甚至可能有壁爐的屋子。在威林頓，你有自己的小臥室，晚上可以自己做可可。個人的清靜，成長的優越性!那裡還有圖書館可以給你逗留徘徊，在夏天的下午，你可以躲開運動，單獨到鄉間去漫遊，沒有老師帶著你。同時，還有節假日。還有，我有一支上次假日買的0.22口徑步槍（名叫克萊克肖，花了二十二先令六便士)，而且下星期就到聖誕節了。敞開吃喝的樂趣使我想起一種特別鬆軟的奶油鬆餅，在我們鎮上的鋪子裡兩便士就可以買一個。（那是一九一六年，食品配給還沒有開始。)甚至我的旅途費用稍許算錯了一點，也使我感到無比幸福——多出了一先令，可在路上給我喝一杯事先沒有想到的咖啡，吃一兩塊蛋糕。在未來的厄運降臨之前，還有時間可以享受一點點幸福。但是我知道，未來是黑暗的。失敗、失敗、再失敗——既有失敗在後，又有失敗在前——這是我隨身帶著的最最深刻的信念。六所有這一切都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了。問題是：現在的學校兒童是不是還有那種同樣的遭遇？我相信，惟一誠實的回答是，我們沒有把握知道。當然，很明顯，今天對教育的態度比過去富有人性得多，合理得多了。虛榮勢利曾經是我受到的教育的組成部分，在今天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因為培育它的那個社會已經死亡了。我記得在我離開聖塞浦里安前一年發生的一次談話。一個體格肥大，頭髮淡黃，大概比我大一歲的俄羅斯孩子問我：「你父親一年收入多少？」我把我猜想的數目告訴他，這是在實際數目上再加上幾百鎊，這樣聽起來好一些。那個俄羅斯孩子有做事一絲不苟的習慣，他摸出鉛筆和小記事本來，作了演算。「我父親的錢比你父親多兩百倍，」他高興地用一種輕蔑的口氣宣布。那是在一九一五年。我不知道，過了一兩年他父親的錢的下落如何。我更不知道，這樣的對話如今是不是仍出現在預備學校里。顯然，甚至在庸碌的沒有思想的中產階級中間，世界觀也有了很大的改變，可以說是「開明化」有了普遍的發展。例如，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其他各種沒有意義的東西也隨之消失。我想如今不會有什麼人再向一個孩子說什麼如果你再手淫最後就會進瘋人院。體罰也已聲譽掃地，在許多學校里甚至都已放棄了。不給孩子吃飽也不再被認為是一件正常得幾乎是值得讚許的行為。如今沒有人會公開那樣做：儘量不給學生吃飽或者告訴他們吃完飯站起來時同坐下去時一樣感到肚餓是有益健康的。孩子們的整個地位改善了，一半是因為孩子生得比較少了。心理學方面的知識哪怕是一點點的傳播也使家長和教師不容易再以紀律為名肆意虐待孩子了。這裡有一件事，不是我親身遇到的，但是是我一個可以擔保他人格的人遇到的，而且發生在我們自己的時代里。有個小女孩，她是一個牧師的女兒，到了應該不再尿床的年齡還是繼續尿床。為了要懲罰她，她的父親把她帶到賓客眾多的花園茶會上，當眾宣布她是個尿床的女孩。而且為了要強調她是個壞孩子，事先還把她的臉塗黑。我並不是說翻臉和傻包實際上也會幹出這樣的事情來，但是我敢說，這不會使他們感到驚訝。畢竟，情況變了。然而——! 問題不是星期天是否還要孩子們系伊頓硬領，或者告訴他們嬰兒是從醋栗叢下挖出來的。我承認，這樣的事情已經不再發生了。但是真正的問題是，讓一個學童多年生活在沒有理性的恐怖和精神錯亂的誤解里，是否正常？這裡，我們遇到了一個極其困難的問題：怎麼知道孩子自己的真實感受和想法？一個表面看來好像很快活的孩子可能在事實上遭到了他不能也不願泄露的可怕的事。他生活在一種陌生的水底世界裡，我們只能用記憶或猜想來探明。我們的主要線索是，我們自己曾經是孩子，但是許多人似乎完全忘記了他們自己童年時代的氣氛。比如想一想把孩子送回學校去時讓他穿著花紋不對的衣服而且不肯看到這對他來說是一件事關緊要的事，這樣做對孩子造成的不必要的苦惱!在這樣的問題上，有時孩子會表示抗議，但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他的態度是隱忍不發。不向成年人表露自己真實的感情從七八歲起似乎成了一種本能。甚至你對孩子的愛，你想要保護和珍視他的願望，也會成為誤會的原因。也許，你能夠比愛成人那樣更加愛一個孩子，但是不能由此就倉促斷定孩子會對你有任何愛的回報。我回顧自己的童年，在嬰孩時代過去以後，我認為我對任何成人都沒有感到過愛，除了我母親，而且即使對她，我也不是信任的，理由是羞怯使我對她掩藏了許多真實感情。愛，那種自發的，沒有條件的感情，我只能對年輕的人感到。對於那些年老的人——要記住對一個孩子來說，三十歲以上，或者甚至二十五歲以上就算「年老」了——我可以有敬畏、尊重、欽佩或者慚愧的感情，但是似乎有一層由害怕和羞怯夾雜著人體上的厭惡織成的薄紗把我同他們隔絕開來。人們太容易忘記孩子是不願同成人發生身體上接觸的了。成人那麼大的個子，他們的笨拙僵硬的身體，他們的粗糙多皺的皮膚，他們的厚厚鬆弛的眼皮，他們的發黃的牙齒，他們的發霉衣服、汗水、啤酒、菸草交雜的氣味動不動就從他們身上散發出來!在孩子的心目中成人之所以醜陋，一部分是由於孩子往往得抬頭看他們所造成的，很少臉孔從下往上看時是處在最佳狀態的。此外，在皮膚、牙齒和臉色上，由於自己很稚嫩白淨，因此孩子對這方面有高得難以達到的標準。但是最大的障礙是孩子對年齡的錯誤概念。孩子很難設想三十歲以後的生活，因此在判斷別人的年齡時會犯很荒唐的錯誤。他會把二十五歲的人看作四十歲，把四十歲的人看作六十五歲，依此類推。例如，我愛上愛爾西時正把她看作是個大人。我再見到她時，我十三歲，她大概才二十三歲；可是她在我看來好像已是個中年婦女了，過了她的最佳年華。而且孩子把年齡增長看成是幾乎到了令人憎厭程度的災難，而由於某種神秘的原因，這是永遠不會發生到自己身上的。所有過了三十歲的人都是一點沒有樂趣的怪物，總是咋呼著沒有重要意義的事情，為了不值得活的原因——從孩子方面來看——而活著。只有孩子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自以為受到學生愛戴和信任的老師事實上背後是受到他們的學樣和嘲笑的。一個成人如果不顯得危險，那就幾乎總是顯得可笑的。我的這些概括都是以我記憶所及的自己童年時代的看法為根據的。記憶雖然靠不住，但是在我看來，它似乎是我們要弄清孩子是怎麼想的主要手段。只有喚起我們自己的記憶，我們才能認識孩子對世界的看法是怎麼的扭曲，甚至到了不可相信的程度。例如，如果我按現在這個年齡回到聖塞浦里安去看它在一九一五年的情況，在我的心目中，聖塞浦里安會是怎麼一個樣子呢？對傻包和翻臉這兩個可怕的權力無比的妖魔，我會有什麼想法呢？我會把他們看成是一對愚蠢、淺薄、無足輕重的夫婦，一心一意要在社會階梯上向上爬，而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都可以看到這個階梯快要垮了。我不會再害怕他們，就像我不會害怕睡鼠一樣。此外，在那些日子裡，我覺得他們已經十分老了，而我想——雖然我沒有十分把握——他們大概比我如今還年輕一些。而那個胳膊像個鐵匠，滿臉譏嘲的強尼·哈爾又會是什麼樣子呢？只不過是個邋遢的小孩子，與其他成百上千的邋遢的小孩子沒有什麼區別。這兩套事實可以並存在我的腦海里，因為這都是我自己的記憶。但是我很難用其他孩子的眼光來看，除非藉助於想像，但這是可能把我引入歧途的。孩子和大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裡。如果是這樣，我們就不能有把握說，學校，至少是寄宿學校，對許多孩子來說，不像過去那樣可怕了。撇開上帝、拉丁文、教鞭、階級差別和性的禁忌不談，恐懼、憎恨、勢利和誤解可能仍都留在那裡。必須看到，我自己的主要問題是完全缺乏任何的比例感或機率感。這使我接受和相信荒誕，為了實際上毫不重要的事情感到痛苦。光是說我「傻」，說我「應該聰明些」是不夠的。回顧你自己的童年時代，想一想你曾經相信的胡說八道和能使你痛苦的瑣事。當然，我自己的情況有我個人特有的細微差別。但是基本上這也是無數其他孩子的情況。孩子的弱點是他是以一張白紙開始的。他既不理解也不懷疑他所生活的社會，由於他的輕信，別人可以影響他，使他有自卑感，使他害怕違反神秘的可怕的準則。也許，我在聖塞浦里安遇到的一切，在最「開明」的學校里也可能發生，雖然可能在形式上含蓄一些。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感到相當有把握的，那就是寄宿學校比走讀學校更糟糕。一個孩子就近有自己的家當避難所，他的境遇就會好一些。我認為英國上層和中層階級的特有的缺點可能一部分是由於孩子八九歲甚至七歲的時候就離家到寄宿學校去，這種做法直到如今才不那麼普遍。我從來沒有回到聖塞浦里安去過。校友重逢、校友聚餐等等這種活動，即使在我記憶是友好的時候，使我感到的反應也不僅僅是冷淡而已。我甚至從來沒有去過伊頓，在那裡的時候，我還是比較快活的。有一次，在一九三三年，我曾經經過那裡，我很有興趣地注意到，似乎什麼都沒有變，除了商店如今在出售收音機了。至於聖塞浦里安，多年之中我憎厭這個名字到了這麼深的程度，以至我不能以足夠超然的態度來看我在那裡遇到的事情的意義。可以說，只是在過去的十年中，我才真正地想過我的學生時代，儘管它的生動記憶一直浮現在我的腦際。我相信，如今我如再去看那地方，如果它還存在的話，它不會對我造成什麼影響了。（我記得幾年前傳說它已被燒毀了。)如果我要路過伊斯特布恩，我是不會故意繞過不去那學校的；如果我正好經過學校，我甚至可能會在它的低低的磚牆（牆邊有一條很陡的河岸)旁駐足，望過平坦的操場，看一眼那醜陋的校舍和它前面鋪有瀝青的廣場。而且如果我進去，重新聞到那間大教室的霉味，教室里的松香，澡堂的濁水味和冰涼的廁所的尿臊味，我想我只會感到你在重訪童年時代任何情景時都會有的感覺：一切都變小了，而我自己又是老得多麼厲害!但是事實是，多年來我沒有再看它一眼的心情。除非出於十分不得已的必要，我是不會再踏上伊斯特布恩這地方的。我甚至對蘇塞克斯也形成了偏見，因為它是聖塞浦里安所在的那個郡，長大以後我只到過蘇塞克斯一次，作短期訪問。但是，如今，這個地方已永遠對我不再有任何影響了。它的魔力已不再靈了。我甚至對它再也沒有足夠的敵意而希望翻臉和傻包早死，或者學校被燒毀的傳說是確實的。寫於一九四七年五月；刊於一九五二年九至十月號《黨見評論》 * * * [1] 英語「六班」是「Sixth Form」，與「Mrs. Form」（班太太)音很近，故有此誤會。 [2] 英國的所謂公學其實是私立的貴族學校，只有貴族和富家子弟才有經濟實力入學。 [3] 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國政治家，現代保守黨創建人。 [4] Robert Clive（1725—1774)，英國殖民統治者，確立英帝國在印度統治地位的首要功臣。 [5] 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59—1806)，英國政治家，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任英國首相。 [6] 巴黎新教徒遭大屠殺的日子。 [7] Aurangzeb（1618—1707)，印度莫臥兒王朝的皇帝。 [8] The Treaty of Utrecht,該條約結束了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 [9] 西俗，兩人如同時吃到一塊禽類叉骨，一起折斷，得到較大一塊者的希望可以如願以償。 [10] 以上三端均是與上述習俗相同的西俗。 [11] Ian Hay（1876—1952)，英國小說家約翰·海·比思（John Hay Beith)的筆名。 [12] 或譯《次經》，《新約外傳》，《旁經》，都指《聖經》中未收錄的基督教早期著作。 [13] 狄更斯的名著《尼古拉斯·尼克爾貝》中純粹以贏利為目的、專以虐待學生為樂的可怕學堂。 [14] 塞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所著小說《埃瑞洪》中的人物，英文書名「Erewhon」為「Nowhere」（烏有之鄉)的倒拼。這是一部用烏托邦觀點批評當時社會不公的作品。 [15] Robert Dudley，1st Ear of Leicester（1532—1588)，Robert Deverewx，2nd Earl of Essex（1567—1601)，Walter Ralegh（1554—1618)，皆為其寵臣。 [16] 聖公會中的一派，主張簡化儀式，反對過分強調教會的權威地位，較傾向於清教徒，與高教會派相對。 [17] 這裡的「城」指倫敦金融區，就像紐約的華爾街一樣，「到城裡去」意即做股票交易。 [18] 《快活寡婦》，當時流行的一部輕歌劇；薩基（Saki，1870—1916)，英國作家赫克托·休·芒羅的筆名，以短篇小說聞名於世；《彼得·潘》，英國劇作家詹姆斯·巴里（James Barrie，1860—1937)的五幕劇和小說，其主人公永遠不會長大；《彩虹盡頭處》，英國一九一二年上演的一出風靡一時的幻想劇。 [19] 又叫凱爾特語，為蘇格蘭、愛爾蘭等地凱爾特人使用的語言。 [20] 這些地方都是倫敦有錢人的住宅區。 [21] 該隱是亞當和夏娃的長子，殺其弟亞伯；耶洗別是以色列國王之妻，以邪惡淫蕩著名；哈曼是波斯宰相，欲殺猶太人，陰謀敗露被高架吊死；亞甲為亞瑪力國王，被掃羅戰敗；西西拉為反對以色列人的迦南將領。 [22] 亞拿尼亞因私扣變賣田產之所得哄騙聖靈而死；該亞法為主審耶穌的大祭師；猶大為出賣耶穌的門徒；彼拉多為羅馬駐猶太巡撫，下令在十字架上釘死耶穌。 [23] Lucifer，原意晨星，早期基督教著作中對撒旦墮落前的稱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