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願無盡 · 附錄三

梁漱溟年譜簡編 1893年 （清光緒十九年） 生於北京。翌年中日甲午之戰。 1898年 （5歲） 開始讀書。 是年光緒變法維新。 1899年 （6歲） 入兼習英文之「中西小學堂」。 1990年 （7歲） 因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而輟學。 1901年 （8歲） 庚子變後，維新勢力又抬頭，學堂復興，於是又入「南橫街公立小學堂」學習。 1902年 （9歲） 改入彭翼仲先生主辦之「蒙養學堂」，學習至次年。 1904年 （11歲） 由親友各家合請一家庭教師，在家中不習四書五經，而讀小學課本。 1905年 （12歲） 入「江蘇小學堂」學習。 1906年 （13歲） 考入「順天中學堂」，學習國文、英文及數理化各種。 1910年 （17歲） 因同學甄元熙介紹，開始參加革命活動。 1911年 （18歲） 中學（時改稱「順天高等學堂」，程度同大學預科）畢業。 讀張繼譯日人幸德秋水著《社會主義神髓》有感而作《社會主義粹言》，自己油印數十份。 辛亥革命爆發。 1912年 （19歲） 參加中國革命同盟會京津支部，在支部主辦之天津《民國報》（社長甄元熙，總編孫炳文）任編輯及外勤記者。 1916年 （23歲） 袁世凱「帝制」失敗，恢復民國法統。任南北統一內閣司法部秘書。 有感於名記者黃遠生之死，而作《究元決疑論》，發揮佛家出世思想。文章發表於《東方雜誌》後，以此求教於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因而被邀往北大講授「印度哲學」。 1917年 （24歲） 正式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任課，至1924年止，前後七年。 是年游湘，目睹南北戰爭之禍，因而寫《吾曹不出如蒼生何》，自費印發千冊散發，呼籲制止南北軍閥內戰。 1919年 （26歲） 開始與熊十力先生相交往。 《印度哲學概論》出版。 1920年 （27歲） 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演。 在北大添講佛家唯識學。《唯識述義》（第一冊）出版。 梁啓超、蔣方震諸先生由林志鈞（宰平）先生引導來訪談。 1921年 （28歲）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首次出版。 介紹熊十力先生到北京大學講授佛家唯識學。 與黃靖賢女士結婚。 1922年 （29歲） 與李大釗先生倡議裁兵；蔣方震先生草出「裁兵計劃」。 在蔡元培先生家討論《我們的政治主張》，並簽名。 1923年 （30歲） 陳銘樞先生北來相訪。 1924年 （31歲） 辭去北大教學工作，赴山東主持曹州高中及重華書院，並籌辦曲阜大學。 1925年 （32歲） 因時局變化回北京，與熊十力先生住什剎海東煤廠與青年朋友約十人同住共學。 是年為北伐前夕，南方革命空氣高漲。李濟深、陳銘樞、張難先三位來信，以革命大義相責勉，促速南下，而此時對中國大局之出路正處於疑悶中。 1927年 （34歲） 應李濟深等三位之邀赴廣州。 南京國民政府發表為廣東省政府委員，辭未就職。 1928年 （35歲） 在廣州，認為憲政應以地方自治為基礎，而地方自治又應由基層（鄉村）入手，因而作《鄉治十講》；籌辦鄉治講習所，未成。 1929年 （36歲） 離廣州，至上海崑山、河北定縣及山西鄉村考察鄉村工作。後因廣州政局變化，不再南返。經王鴻一先生介紹，與籌辦河南村治學院之梁仲華、彭禹廷等相識，並受聘為該院教務長。同時接辦北京《村治》月刊。 1930年 （37歲） 因蔣閻馮中原大戰，村治學院開辦未滿周年即結束。 1931年 （38歲） 梁仲華等與山東省主席韓復榘聯繫，在山東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梁仲華任院長。內設訓練部和研究部，任研究部主任。鄒平縣劃為鄉建實驗區。 1932年 （39歲）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村治論文集）出版。仍兼任《村治》月刊主編。 1933年 （40歲） 第一次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在鄒平縣召開，作《山東鄉建院工作報告》。報告中說：「顧今日中國之亂，系由近百年來，遭遇另一種不同文化，……所引發其自身傳統文化之一大激變。夙昔社會之組織構造，節節崩潰，……此時而言求治，非從根底上重新建立其自身所適用之一種組織構造不可。……所謂村治或鄉村建設者，意在新組織構造必從鄉村建其根基。」[1] 又劃菏澤縣為實驗區。 1934年 （41歲） 第二次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在河北定縣召開。 增劃山東濟寧專區等十四縣為實驗區。 《鄉村建設論文集》出版。 1935年 （42歲） 與梁仲華、孫廉泉等，推動山東省政府擬定以改革地方行政和民眾自衛訓練為主要內容的「三年計劃」（1936—1938年），以應付日本入侵，實行自衛做準備。 是年日人策劃「華北五省三市自治」，華北局勢緊張。 第三次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在無錫召開。 1936年 （43歲） 赴日本考察農村工作。 應邀赴廣州講學，途經上海訪蔣方震先生。蔣先生談日本大舉入侵將不在遠，而我方之應付策略應植基山東山西之農村。 1937年 （44歲） 七七事變，日本入侵我國。 應聘為國防最高會議參議員，參加會議。自認為這是參與上層政治活動的開端。 因戰火延及山東，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建院七年（1931—1937年）之後結束，部分人員撤往河南。 《鄉村建設理論》與《朝話》出版。 1938年 （45歲） 1月初，為全國團結抗戰，自武漢赴延安，訪問毛澤東主席。 國防會議參議會改組，擴大為國民參政會，被選為參政員。自此任參政員至該會結束時（1947年）止。 在四川創辦南充民眾教育館。 1939年 （46歲） 2月，自重慶，經西安、洛陽，去游擊區巡視，歷經豫東、皖北、蘇北、魯南、冀南、豫北、晉東南，前後8個月。親見國共摩擦，深懼內戰爆發，妨礙抗敵。返回大後方成都、重慶，得悉黨派關係惡化同樣嚴重。於是與國共及第三方面分別商討如何避免內戰，並與第三方面人士組成「統一建國同志會」。 1940年 （47歲） 年底，皖南事變前夕與黃炎培、左舜生、張君勱共四人商定將「統一建國同志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蓋認為第三方面任務重大，非加強組織不可。 創辦勉仁中學。 1941年 （48歲） 1月發生皖南事變。因不能坐視國內分裂之發展，與民盟同人奔走於國共雙方。為擺脫國民黨政府之鉗制壓迫，被派赴香港創辦民盟言論機關《光明報》，自任社長。在報上發表了民盟成立宣言及民盟對時局主張綱領。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陷敵，報紙停刊。 1942年 （49歲） 年初自香港脫險，至桂林。 著手撰寫《中國文化要義》。寫出《我的自學小史》前十一節發表。 為蔡元培先生逝世二周年發表《紀念蔡元培先生》一文。 年末，張雲川自重慶帶來周恩來先生密信，勸往蘇北或其鄰近地區建立鄉建或民盟據點。因感在蘇北缺乏自己開展工作的基礎，辭拒未去。 1943年 （50歲） 寫《答政府見召書》，寄邵力子。信中說：「……其在大後方，則執政黨對於黨外之壓制，轉迫轉緊，浸至無所不用其極。人不入黨，幾不得以自存；言不希旨，絕難宣之於筆口。」「如漱溟者正同處此境地，而身受其苦之一人。」信中最後說：「政府誠有取於民主精神，政府自實踐之，何用許多人來籌備。」因此，「實施憲政，非所願聞；踐行民主，寧待籌備」。[2] 拒赴重慶。 1944年 （51歲） 發表《中國以什麼貢獻給世界呢》。 《漱溟最近文錄》出版。 8月，日軍進犯桂林，避難於賀縣八步。同陳此生兄「過著自己燒飯的生活」。此時曾為「策劃兩廣湖南三省交接處展開戰時民眾動員工作和樹立對內政治革新旗幟，號召改造全國政局而奔走」，「盡算是苦心孤詣，卒於一事無成」。[3] 1945年 （52歲） 日本戰敗投降。以為「敵國外患既然沒有，內部問題亦可望解決」。因此「用不著我再為現實政治努力」。「我要回到文化工作崗位。及至行抵廣州，乃悉國內形勢未容樂觀」。[4] 為參加重慶政協，年底由粵飛渝。 《梁漱溟教育論文集》出版。 1946年 （53歲） 作為民盟代表之一參加重慶政協會議，會後以為「今幸內戰停止，協商告成，中國有步入坦途之望」，「但時局旋即惡化，沒有容我抽出身來，更且把我拖入」。4月接任民盟秘書長，「從5月初到10月底，整6個月，除一度去昆明調查李聞案外，都在京滬間為和談盡力，但當我看清楚無可為力的時候，我就拔腳走開了」。[5] 於是辭去秘書長，遠去重慶北碚，閉戶著書，撰寫《中國文化要義》。 1947年 （54歲） 在《觀察》雜誌發表《樹立信用，力求合作》。文中說：「我與共產黨之間顯然有很大距離。……然而根本上還是相通的。……我對於民族前途，對於整個人類前途，有我的看法及其遠大理想，除掉這遠大理想，便沒有我。而他們恰是一個以遠大理想為性命的集團。」[6] 1948年 （55歲） 年末，寫成《過去內戰的責任在誰》[7] ，備發表。文中指出：「過去內戰的責任不在中國共產黨」，「今天好戰者既已不存在，全國各方應該共謀和平統一，不要再打」。[8] 於重慶北碚創辦勉仁文學院。 1949年 （56歲） 《中國文化要義》出版。書中「自序」說：「要認識中國問題，即必得明白中國社會在近百年所引起之變化及其內外形勢。而明白當初未曾變的老中國社會，又為明白其變化之前提。現在《中國文化要義》正是前書 （指《鄉村建設理論》一書——編者注） 講老中國社會的特徵之放大，或加詳。」[9] 《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論集》出版。 蔣介石發布《元旦文告》。解放軍將渡江。 發表《過去內戰的責任在誰》、《敬告國民黨》、《敬告中國共產黨》。 寫信致「民盟主席張瀾先生轉諸同人」和「中共中央毛周諸公」，「勉勵諸先生為國家大局努力負責，而聲明自己決定三年之內對國事只發言不行動」；「對民盟則許我離盟；對中共則恕我不來響應新政協的號召」。關於脫離民盟原因說：「我知道我此時言論主張在盟內未必全同意。要我受拘束於組織而不得自由發言，我不甘心；使組織因我而受到破壞，尤非道義所許……」[10] 1950年 （57歲） 由重慶北碚來北京。 3月12日應毛主席邀請晚飯談話，「主席問我是否可以參加政府，我答自己願在政府外效力。我希望設一中國文化研究所，或稱世界文化比較研究所」，「主席當時未置可否」，而以去參觀新老解放區相勸。於是赴山東、河南、平原及東北六省參觀，歷時近半年。 1951年 （58歲） 任全國政協委員。 自請赴四川合川縣雲門鄉參加土改。 1952年 （59歲） 寫出《我的努力與反省》一長文，回顧多年從事社會活動的經過，並試作檢討。 1955年 （62歲） 再次撰寫《人心與人生》自序。 1965年 （72歲） 在早年所作《悼王鴻一先生》一文後批註：「此文寫於1930年，其時吾於共產黨缺乏了解，且有偏見，故爾出語不合。然此文可存，此語不必改，以存其真，且志吾過。」 1966年 （73歲） 《人心與人生》寫出前七章，因「突遇文化大革命運動，以自己所儲備之資料及參考書盡失而輟筆」。 「抄家」未逾月，「在手頭無任何資料的情況下，撰寫《儒佛異同論》」。 1974年 （81歲） 《我們今天應當如何評價孔子》改寫完畢。文中說：「目前批孔運動中一般流行意見，我多半不能同意。」隨後寫出《批孔運動以來我在學習會上的發言及其經過的事情述略》。 1975年 （82歲） 7月初《人心與人生》撰寫完畢。在此書後記中說：「書雖告成，自己實不滿意。」又說：「竟爾勇於嘗試論述」「自己不能勝任的學術上根本性大問題——人心與人生」，是因為「第一，年方十六七之時對人生不勝其懷疑煩悶，傾慕出世，尋究佛法。由此而逐漸於人生有其通達認識，不囿於世俗之見，轉而能為之說明一切」，「第二，……當今人類前途正需要一種展望之際……」[11] 改寫《東方學術概觀》一文。 1980年 （87歲） 被推為全國政協常委和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 1984年 （91歲） 《人心與人生》一書出版。 1988年 （95歲） 6月23日病逝於北京。 [1] 《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工作報告》（1933年）。 [2] 《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論集》（1949年）。 [3] 《我的努力與反省》（1987年）。 [4] 《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論集》（1949年）。 [5] 《我的努力與反省》（1987年）。 [6] 《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論集》（1949年）。 [7] 《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論集》（1949年）。 [8] 《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論集》（1949年）。 [9] 《中國文化要義》（1949年）。 [10] 《我的努力與反省》（1987年）。 [11] 《人心與人生》（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