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流浪的中國人 · 附錄——那些年,那些流浪的人
其實,在秋高氣爽的風光里,在滿眼黃花紅葉的山頭,飲著菊花酒,插著茱萸的兄弟們,也更會憶起「獨在異鄉為異客」的王維,他們並戶站在山上遙望天涯,也會不約而同地悵憶著異鄉的遊子,恨不得這時也有他在內,和大家一起度過這歡樂的時光。
藤野先生
——魯迅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裡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裡面的幾間洋房裡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卻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厲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稀為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系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為「膠菜」;福建野生著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台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裡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卻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卻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裡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卻,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於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須,戴著眼鏡,挾著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台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著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並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為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時竟會忘記戴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裡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戴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著頭骨,後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麼?」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吃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著,向我和藹地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著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著,心裡卻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於實在的情形,我心裡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里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卻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托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裡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泄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裡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臉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嘆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裡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著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支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彼此
——林徽因
朋友又見面了,點點頭笑笑,彼此曉得這一年不比往年,彼此是同增了許多經驗。個別地說,這時間中每一人的經歷雖都有特殊的形相,含著特殊的滋味,需要個別的情緒來分析來描述。
綜合地說,這許多經驗卻是一整片仿佛同式同色,同大小,同分量的迷惘。你觸著那一角,我碰上這一頭,歸根還是那一片迷惘籠罩著彼此。七月!——這兩字就如同史歌的開頭那麼有勁——八月,九月帶來了那狂風,後來,後來過了年,——那無法忘記的除夕!——又是那一月,二月,三月,到了七月,再接再厲的又到了年夜。現在又是一月二月在開始……誰記得最清楚,這串日子是怎樣地延續下來,生活如何地變?想來彼此都不會記得過分清晰,一切都似乎在迷離中旋轉,但誰又會忘掉那麼切膚的重重憂患的網膜?
經過炮火或流浪的洗禮,變換又變換的日月,難道彼此臉上沒有一點記載這經驗的痕跡?但是當整一片國土縱橫著創痕,大家都是「離散而相失……去故鄉而就遠」,自然「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臉上所刻那幾道並不使彼此驚訝,所以還只是笑笑好。口角邊常添幾道酸甜的紋路,可以幫助彼此咀嚼生活。何不默認這一點:在迷惘中人最應該有笑,這種的笑,雖然是斂住神經,斂住肌肉,僅是毅力的後背,它卻是必需的,如同保護色對於許多生物,是必需的一樣。
那一晚在××江心,某一來船的甲板上,熱臭的人叢中,他記起他那時的困頓饑渴和狼狽,旋繞他頭上的卻是那真實倒如同幻象,幻象又成了真實的狂敵殺人的工具,敏捷而近代型的飛機:美麗得像魚像鳥……這裡黯然的一掬笑是必需的,因為同樣的另外一個人懂得那原始的驟然喚起純筋肉反射作用的恐怖。他也正在想那時他在××車站台上露宿,天上有月,左右有人,零落如同被風雨摧落後的落葉,瑟索地蜷伏著,他們心裡都在回味那一天他們所初次嘗到的敵機的轟炸!談話就可以這樣無限制的延長,因為現在都這樣的記憶,——比這樣更辛辣苦楚的——在各人心裡真是太多了!隨便提起一個地名大家所熟悉的都會或商埠,隨著全會湧起怎樣的一個最後印象!
再說初入一個陌生城市的一天,——這經驗現在又多普遍——尤其是在夜間,這裡就把個別的情形和感觸除外,在大家心底曾留下的還不是一劑彼此都熟識的清涼散?苦裡帶澀,那滋味侵入脾胃時,小小的冷噤會輕輕在背脊上爬過,用不著絲毫銳性的感傷!也許他可以說他在那夜進入某某城內時,看到一列小店門前悽惶的燈,黃黃的發出奇異的暈光,使他嗓子裡如梗著刺,感到一種發緊的觸覺。你所記得的卻是某一號車站後面黯白的煤氣燈射到陌生的街心裡,使你心裡好像失落了什麼。
那陌生的城市,在地圖上指出時,你所經過的同他所經過的也可以有極大的距離,你同他當時的情形也可以完全的不相同。但是在這裡,個別的異同似乎非常之不相干;相干的僅是你我會彼此點頭,彼此會意,於是也會彼此地笑笑。
七月在盧溝橋與敵人開火以後,縱橫中國土地上的腳印密密地銜接起來,更加增了中國地域廣漠的證據。每個人參加過這廣漠地面上流轉的大韻律的,對於塵土和血,兩件在尋常不多為人所理會的,極尋常的天然素質,現在每人在他個別的角上,對它們都發生了莫大親切的認識。每一寸土,每一滴血,這種話,已是可接觸,可把持的十分真實的事物,不僅是一句話一個「概念」而已。
在前線的前線,興奮和疲勞已摻拌著塵土和血另成一種生活的形體魂魄。睡與醒中間,飢與食中間,生和死中間,距離短得幾乎不存在!生活只是一股力,死亡一片沉默的恨,事情簡單得無可再簡單。尚在生存著的,繼續著是力,死去的也繼續著堆積成更大的恨。恨又生力,力又變恨,惘惘地卻勇敢地循環著,其他一切則全是懸在這兩者中間悲壯熱烈地穿插。
在後方,事情卻沒有如此簡單,生活仍然緩弛地伸縮著;食宿生死間距離恰像黃昏長影,長長的,盡向前引伸,像要撲入夜色,同夜溶成一片模糊。在日夜寬泛的循回里於是穿插反更多了,真是天地無窮,人生長勤。生之穿插零亂而瑣屑,完全無特殊的色澤或輪廓,更不必說英雄氣息壯烈成分。斑斑點點僅像小血銹凝在生活上,在你最不經意中烙印生活。如果你有志不讓生活在小處窳敗,逐漸減損,由銳而鈍,由張而弛,你就得更感謝那許多極平常而瑣碎的摩擦,無日無夜地透過你的神經,肌肉或意識。這種時候,嘆息是懸起了,因一切雖然細小,卻絕非從前所熟識的感傷。每件經驗都有它粗壯的真實,沒有嘆息的餘地。口邊那酸甜的紋路是實際哀樂所刻畫而成,是一種堅忍韌性的笑。因為生活既不是簡單的火焰時,它本身是很沉重,需要韌性地支持,需要產生這韌性支持的力量。
現在後方的問題,是這種力量的源泉在哪裡?決不憑著平日均衡的理智,——那是不夠的,天知道!尤其是在這時候,情感就在皮膚底下「踴躍其若湯」,似乎它所需要的是超理智的衝動!現在後方被緩的生活,緊的情感,兩面摩擦得愁郁無快,居戚戚而不可解,每個人都可以苦惱而又熱情地唱「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或「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為此之常愁!」支持這日子的主力在哪裡呢?你我生死,就不檢討它的意義以自大。也還需要一點結實的憑藉才好。
我認得有個人,很尋常地過著國難日子的尋常人,寫信給他朋友說,他的嗓子雖然總是那麼干啞,他卻要啞著嗓子私下告訴他的朋友:他感到無論如何在這時候,他為這可愛的老國家帶著血活著,或流著血或不流著血死去,他都覺到榮耀,異乎尋常的,他現在對於生與死都必然感到滿足。這話或許可以在許多心弦上叩起迴響,我常思索這簡單樸實的情感是從哪裡來的。信念?像一道泉流透過意識,我開始明了理智同熱血的衝動以外,還有個純真的力量的出處。信心產生力量,又可儲蓄力量。
信仰坐在我們中間多少時候了,你我可曾覺察到?信仰所給予我們的力量不也正是那堅忍韌性的倔強?我們都相信,我們只要都為它忠貞地活著或死去,我們的大國家自會永遠地向前邁進,由一個時代到又一個時代。我們在這生是如此艱難,死是這樣容易的時候,彼此仍會微笑點頭的緣故也就在這裡吧?現在生活既這樣的彼此患難同味,這信心自是,我們此時最主要的聯繫,不信你問他為什麼仍這樣硬朗地活著,他的回答自然也是你的回答,如果他也問你。
信仰坐在我們中間多少時候了?那理智熱情都不能代替的信心!
思索時許多事,在思流的過程中,總是那麼晦澀,明了時自己都好笑所想到的是那麼簡單明顯的事實!此時我拭下額汗,差不多可以意識到自己口邊的紋路,我尊重著那酸甜的笑,因為我明白起來,它是力量。
話不用再說了,現在一切都是這麼彼此,這麼共同,個別的情緒這麼不相干。當前的艱苦不是個別的,而是普遍的,充滿整一個民族,整一個時代!我們今天所叫作生活的,過後它便是歷史。客觀的無疑我們彼此所熟識的艱苦正在展開一個大時代。所以別忽略了我們現在彼此地點點頭。且最好讓我們共同酸甜的笑紋,有力地,堅韌地,橫過歷史。
《吾國與吾民》自序
——林語堂
在這本書里,我只是表達了一下自己的觀點。這是長期痛苦思索、閱讀和反省的結果。我沒有試圖與人辯論,也沒有竭力證明自己的觀點怎麼與眾不同。然而我歡迎人們為我辯護,也隨時準備接受人們對我的批判,就像孔子談論他的《春秋》一樣。中國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國民生活如此複雜,對她有形形色色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闡釋,都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有人持有與我相反的意見,我也隨時準備支持他,並為他提供更多的材料來證明他的正確性。然而,真理終究是真理,它會壓倒一切聰明的個人見解。人們能夠獲得真理、體會真理的時刻並不多,只有這些時刻才能永存,而個人見解則會很快地消失。因此,最為艱難的搜集證據的工作所帶來的結論,通常可能僅僅是博學的廢話。人們需要更簡單、更微妙一些的方式去闡述這些體會,因為真理永遠不能被證明,它只能被感知。
還有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我會檄怒不少闡釋中國的作家,特別是我的同胞們和偉大的愛國者們。這些偉大的愛國者與我毫無干係,他們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他們的愛國主義也不是我的愛國主義。或許我也熱愛自己的國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讓他們知道。因為一個人可能會一輩子披著一件愛國主義的外衣,衣衫襤褸,招搖過市,不僅在中國,而且到國外去炫耀自己。
我可以坦誠相見,因為我與這些愛國者不同,我並不為我的國家感到慚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煩都公之於世,因為我沒有失去希望。中國比她那些小小的愛國者要偉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們來塗脂抹粉。她會再一次恢復平穩,她一直就是這樣做的。
我也不是為西方的愛國者寫作。我害怕他們摘引我的字句——承蒙他們錯愛——勝過我害怕自己同胞的誤解。我只為具有簡單的庸見的人寫作。古老的中國就是以這種庸見見長的,但今天這種庸見卻少了。我的韋只能這樣簡單地去理解。為了那些沒有失去自己最高人類價值觀的人,只是為了他們,我才說了這些,因為只有他們才會理解我。
歸國雜感
——胡適
我在美國動身的時候,有許多朋友對我道:「密司忒胡,你和中國別了七個足年了,這七年之中,中國已經革了三次的命,朝代也換了幾個了。真箇是一日千里的進步。你回去時,恐怕要不認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國了。」我笑著對他們說道:「列位不用替我擔憂。我們中國正恐怕進步太快,我們留學生回去要不認得他了,所以他走上幾步,又退回幾步。他正在那裡回頭等我們回去認舊相識呢。」
這話並不是戲言,乃是真話。我每每勸人回國時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國時,並不曾懷什麼大希望。果然船到了橫濱,便聽得張勳復辟的消息。如今在中國已住了四個月了,所見所聞,果然不出我所料。七年沒見面的中國還是七年前的老相識!到上海的時候,有一天,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戲。我走進去坐了兩點鐘,出來的時候,對我的朋友說道:「這個大舞台真正是中國的一個絕妙的縮本模型。你看這大舞台三個字豈不很新?外面的房屋豈不是洋房?這裡面的座位和戲台上的布景裝潢豈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戲的人都不過是趙如泉、沈韻秋、萬盞燈、何家聲、何金壽這些人。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我十三歲到上海的時候,他們已成了老角色了。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卻還是他們在台上撐場面。這十三年造出來的新角色都到哪裡去了呢?你再看那台上做的《舉鼎觀畫》。那祖先堂上的布景,豈不很完備?只是那小薛蛟拿了那老頭兒的書信,就此跨馬加鞭,卻忘記了台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出《四進士》。台上布景,明明有了門了,那宋士傑卻還要做手勢去關那沒有的門;上公堂時,還要跨那沒有的門檻!你看這二十年前的舊古董在二十世紀的大舞台上做戲;裝上了二十世紀的新布景,卻偏要在那二十年前的舊手腳!這不是一副絕妙的中國現勢圖嗎?」
我在上海住了十二天,在內地住了一個月,在北京住了兩個月,在路上走了二十天,看了兩件大進步的事:第一件是「三炮台」的紙菸,居然行到我們徽州去了;第二件是「撲克」牌居然比麻雀牌還要時髦了。「三炮台」紙菸還不算稀奇,只有那「撲克」牌何以會這樣風行呢?有許多老先生向來學A、B、C、D,是很不行的,如今打起「撲克」來,也會說「恩德」,「累死」,「接客倭彭」了!這些怪不好記的名詞,何以會這樣容易上口呢?他們學這些名詞這樣容易,何以學正經的A、B、C、D,又那樣蠢呢?我想這裡面很有可以研究的道理。新理想行不到徽州,恐怕是因為新思想沒有「三炮台」那樣中吃罷?A、B、C、D,容易教,恐怕是因為教的人不得其法罷?
我第一次走過四馬路,就看見了三部教「撲克」的書。我心想「撲克」的書已有這許多了,那別種有用的書,自然更不少了,所以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專去調查上海的出版界。我是學哲學的,自然先尋哲學的書。不料這幾年來,中國竟可以算得沒有出過一部哲學書。找來找去,找到一部《中國哲學史》,內中王陽明占了四大頁,《洪範》倒占了八頁!還說了些「孔子既受天之命」,「與天地合德」的話。又看見一部《韓非子精華》,刪去了《五蠹》和《顯學》兩篇,竟成了一部《韓非子糟粕》了。文學書內,只有一部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是很好的。又看見一家書目上有翻譯的莎士比亞劇本,找來一看,原來把會話體的戲劇,都改作了《聊齋志異》體的敘事古文!又看見一部《婦女文學史》,內中蘇蕙的迴文詩足足占了六十頁!又看見《飲冰室叢著》內有《墨學微》一書,我是喜歡看看墨家的書的人,自然心中很高興。不料抽出來一看,原來是任公先生十四年前的舊作,不曾改了一個字!此外只有一部《中國外交史》,可算是一部好書,如今居然到了三版了。這件事還可以使人樂觀。此外那些新出版的小說,看來看去,實在找不出一部可看的小說。有人對我說,如今最風行的是一部《新華春夢記》,這也可以想見中國小說界的程度了。
總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國的出版界──這七年來簡直沒有兩三部以上可看的書!不但高等學問的書一部都沒有,就是要找一部輪船上火車上消遣的書,也找不出!(後來我尋來尋去,只尋得一部吳稚暉先生的《上下古今談》,帶到蕪湖路上去看。)我看了這個怪現狀,真可以放聲大哭。如今的中國人,肚子餓了,還有些施粥的廠把粥給他們吃。只是那些腦子叫餓的人可真沒有東西吃了。難道可以把《九尾龜》、《十尾龜》來充飢嗎?
中文書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調查現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書籍。看來看去,都是些什麼莎士比亞的《威匿思商》、《麥克白傳》,阿狄生的《文報選錄》,戈司密的《威克斐牧師》,歐文的《見聞雜記》,……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書。內中有幾部十九世紀的書,也不過是歐文、迭更司、司各脫、麥考來幾個人的書,都是和現在歐美的新思潮毫無關係的。怪不得我後來問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習,竟連Bernard Shaw的名字也不曾聽見過,不要說Tchekov和Andreyev了。我想這都是現在一班教會學堂出身的英文教習的罪過。這些英文教習,只會用他們先生教過的課本。他們的先生又只會用他們先生的先生教過的課本。所以現在中國學堂所用的英文書籍,大概都是教會先生的太老師或太太老師們教過的課本!怪不得和現在的思想潮流絕無關係了。
有人說,思想是一件事,文字又是一件事,學英文的人何必要讀與現代新思潮有關係的書呢?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我們中國學英文,和英國美國的小孩子學英文,是兩樣的。我們學西洋文字,不單是要認得幾個洋字,會說句洋話,我們的目的在於輸入西洋的學術思想,所以我以為中國學校教授西洋文字,應該用一種「一箭射雙鵰」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時並教。例如教散文,與其用歐文的《見聞雜記》,或阿狄生的《文報選錄》,不如用赫胥黎的《進化雜論》。又如教戲曲,與其教莎士比亞的《威匿思商》,不如用Bernard Shaw的Androcles and the Lion或是Galsworthy的Strife或Justice。又如教長篇的文字,與其教麥考來的《約翰生行述》不如教彌爾的《群己權界論》,……我寫到這裡,忽然想起日本東京丸善書店的英文書目。那書目上,凡是英美兩國一年前出版的新書,大概都有。我把這書目和商務書館與伊文思書館的書目一比較,我幾乎要羞死了。
我回中國所見的怪現狀,最普通的是「時間不值錢」。中國人吃了飯沒有事做,不是打麻雀,便是打「撲克」。有的人走上茶館,泡了一碗茶,便是一天了。有的人拿一隻鳥兒到處逛逛,也是一天了。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一坐下便生了根了,再也不肯走。有事商議,或是有話談論,倒也罷了。其實並沒有可議的事,可說的話。我有一天在一位朋友處有事,忽然來了兩位客,是××館的人員。我的朋友走出去會客,我因為事沒有完,便在他房裡等他。我以為這兩位客一定是來商議這××館中什麼要事的。不料我聽得他們開口道:「××先生,今回是打津浦火車來的,還是坐輪船來的?」我的朋友說是坐輪船來的。這兩位客接著便說輪船怎樣不便,怎樣遲緩。又從輪船上談到鐵路上,從鐵路上又談到現在中交兩銀行的鈔洋跌價。因此又談到梁任公的財政本領,又談到梁士詒的行蹤去跡……談了一點多鐘,沒有談上一句要緊的話。後來我等得沒法了,只好叫聽差去請我的朋友。那兩位客還不知趣,不肯就走。我不得已,只好跑了,讓我的朋友去領教他們的「二梁優劣論」罷!
美國有一位大賢名弗蘭克令(BenJamin Franklin)的,曾說道:「時間乃是造成生命的東西。」時間不值錢,生命仍然也不值錢了。上海那些揀茶葉的女工,一天揀到黑,至多不過得二百個錢,少的不過得五六十錢。茶葉店的夥計,一天做十六七點鐘的工,一個月平均只拿得兩三塊錢!還有那些工廠的工人,更不用說了。還有那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說了。人力那樣不值錢,所以衛生也不講究,醫藥也不講究。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鋪里和窮人家裡的種種不衛生,真是一個黑暗世界。至於道路的不潔淨,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說了。最可怪的是無論阿貓阿狗都可掛牌醫病,醫死了人,也沒有人怨恨,也沒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錢,真可算得到了極端了。
現今的人都說教育可以救種種的弊病。但是依我看來,中國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簡直可以亡國。我有十幾年沒到內地去了,這回回去,自然去看看那些學堂。學堂的課程表,看來何嘗不完備?體操也有,圖畫也有,英文也有,那些國文、修身之類,更不用說了。但是學堂的弊病,卻正在這課程完備上。例如我們家鄉的小學堂,經費自然不充足了,卻也要每年花六十塊錢去請一個中學堂學生兼教英文唱歌。又花二十塊錢買一架風琴。我心想,這六十塊一年的英文教習,能教什麼英文?教的英文,在我們山裡的小地方,又有什麼用處?至於那音樂一科,更無道理了。請問那種學堂的音樂,還是可以增進「美感」呢?還是可以增進音樂知識呢?若果然要教音樂,為什麼不去村鄉里找一個會吹笛子唱崑腔的人來教。為什麼一定要用那實在不中聽的二十塊錢的風琴呢?那些窮人的子弟學了音樂回家,能買得起一架風琴來練習他所學的音樂知識嗎?我真是莫名其妙了。所以我在內地常說:「列位辦學堂,盡不必問教育部規程是什麼,須先問這塊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麼。譬如我們這裡最需要的是農家常識、蠶桑常識、商業常識、衛生常識,列位卻把修身教科書去教他們做聖賢!又把二十塊錢的風琴去教他們學音樂!又請一位六十塊錢一年的教習教他們的英文!那位自己想想看,這樣的教育,造得出怎麼樣的人才?所以我奉勸列位辦學堂,切莫注重課程的完備,須要注意課程的實用。盡不必去巴結視學員,且去巴結那些小百姓。視學員說這個學堂好,是沒有用的。須要小百姓都肯把他們的子弟送來上學,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
以上說的是小學堂。至於那些中學校的成績,更可怕了。我遇見一位省立法政學堂的本科學生,談了一會兒,他忽然問道:「聽說東文是和英文差不多的,這話可真嗎?」我已經大詫異了。後來他聽我說日本人總有些島國習氣,忽然問道:「原來日本也在海島上嗎?」……這個固然是一個極端的例。但是如今中學堂畢業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遊民。這都由於學校里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所以學校只管多,教育只管興,社會上的工人、夥計、賬房、警察、兵士、農夫……還只是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社會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學堂所造成的是不會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這種教育不是亡國的教育嗎?
我說我的「歸國雜感」,提起筆來,便寫三四千字。說的都是些很可以悲觀的話。但是我卻並不是悲觀的人。我以為這二十年來中國並不是完全沒有進步,不過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兩步,所以到如今還是這個樣子。我這回回家尋出了一部葉德輝的《翼教叢編》,讀了一遍,才知道這二十年的中國實在已經有了許多大進步。不到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們,如葉德輝、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駁康有為,所以這書叫作《翼教叢編》。我們今日也痛罵康有為。但二十年前的中國,罵康有為太新;二十年後的中國卻罵康有為太舊。如今康有為沒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續編》來罵陳獨秀了。這兩部「翼教」的書的不同之處便是中國二十年來的進步了。
每逢佳節
——冰心
唐詩人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同東兄弟》這首詩,一千多年來膾炙人口,每逢佳節,在鄉的遊子,誰不在心裡低徊地背誦著:
獨在異鄉為異客,
每逢佳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
遍插茱萸少一人。
其實,在秋高氣爽的風光里,在滿眼黃花紅葉的山頭,飲著菊花酒,插著茱萸的兄弟們,也更會憶起「獨在異鄉為異客」的王維,他們並戶站在山上遙望天涯,也會不約而同地悵憶著異鄉的遊子,恨不得這時也有他在內,和大家一起度過這歡樂的時光。
我深深知道這種情緒,因為每逢國慶,我都會極其深切地想到我們海外的親人。在新秋的爽風和微溫的朝陽下,我登上天安門前的觀禮台,迎面就看到排成一長列的軍樂隊,燦白的制服和金黃的樂器,在朝陽下閃光,還有一眼望不盡的,草綠的,白色的一方方的像用刀裁出來各種軍隊的整齊行列,他們的後面是花枝招展的象一大片花畦的少年兒童的隊伍,太遠了,聽不見他們的笑語,但看萬頭攢動的樣子,就知道他們在歡悅地說個不停……這一切,從禮炮放過的兩個鐘頭,直到我們偉大的毛主席和國家領導人以及貴賓們,在天安門城樓上從東到西向我們揮帽招手時為止,我的心一直在想著許許多多現在在國外的男女老幼的臉,我憶起他們懇摯的直盯在你臉上的眼光,他們的傾聽著你談話的神情,他們的從車窗外伸進來的滾熱的手,他們不斷起伏的在我們車外唱的高亢的《歌唱祖國》的歌聲……我想,這時候,在全地球,不知道有幾千萬顆的心,向日葵似地轉向著天安門,而在天安門上,和天安門的周圍——這周圍擴大到祖國國境的邊界——更不知道有幾億萬顆心,也正想念著國外的親人啊!
觀禮台前涌過浩蕩的彩旗的海,歡呼的聲音像雄壯的波濤一般的起落,我的心思隨著這濤聲飄到印度的孟買,我看到一個老人清癯的布滿皺紋的笑臉,他出國的年頭和我出生的年紀差不多一樣長!他是那般親熱地、顫巍巍地跟在我們前後,不住地問長問短,又喜悅,又驚奇,兩行激動的熱淚,沿著眼角皺紋,一直流下雙頰……
我的心思,飄到英國的利物浦,在一個四壁畫滿中國風景,屋頂掛著中國宮燈的飯店裡,那一對熱情的店主東夫婦,斟上一杯又一杯的濃郁的酒,歡祝祖國萬歲,祖國人民萬歲,勉強我們一杯一杯地喝乾。英雄的人民站起來了,使得他們三十多年來拋鄉離井,異鄉餬口的生活,突然增加了光彩,看見了來訪的親人,更使他們興奮,他們的眼裡、身上,涌溢著如海的深情……誰道「西出陽關無故人」?我們雖是不會喝酒的人,那時是「十觴亦不醉」地痛飲了下去……
我的心思,飄到緬甸的仰光,碼頭上長行的獻花的孩子,向著我們撲來。這一群華僑兒童,打扮得出水芙蓉一般的皎潔秀麗,短褲短裙,露出肥胖的小腿,復額的黑髮下閃爍著歡喜的眼光。他們獻過花,便挽在我們的臂上,緊緊地跟著我們走,我笑問他們:「你們認得我麼?怎麼跟我們這麼親熱呵?」他們天真地笑著仰頭說:「為什麼怕生呢,你們是我們的親人呵!」他們說的普通話,是那麼清脆,那么正確,「親人」這兩個字,流到我們的耳朵里,把我們的心都融化了……
我的心思,飄到日本的鎌倉,這一所庭園,經過一場春雨,纖草綠得像一張絨毯,幾樹不知名的濃紅的花,在遠遠的亭子邊開著。我住的這間「茶室」,兩面都是大玻璃窗,透亮得像金魚缸一樣,室內一張方方的短几,一個大大的火盆,轉著火盆抱膝坐著幾個華僑青年。這幾個青年,從我們到日本訪問起就一直陪著我們,但是我們忙著訪問,他們忙著工作,一直沒有暢談過,現在我們到鎌倉來休息了,他們決不放過這個機會,但是他們又怕我們勞累,在紙門外你推我讓,終於叩門進來了……我們轉著火盆,談著祖國建設,談著世界和平,談著中日友好,談著他們各人的生活,志願……談得那樣熱烈,那樣真摯,直談到燈上夜闌,爐火撥了又撥,添了又添,若不是有人來催,他們還戀戀不肯離去……
我的心思,飄過異國的許多口岸,熨貼著各處各地在異鄉作客的親人。他們和他們的祖先都是勤勞勇敢的勞動人民,被從前的黑暗政治所壓迫,咬著牙漂洋過海,到遠離祖國的地方,靠著自己堅強的雙手,經過千辛萬苦,立業成家。在祖國悲慘黑暗的年頭,他們是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歲時節慶,悵望故鄉,也只有魂銷腸斷;然而他們並不灰心,一面竭力地從各方面輔助祖國自由獨立的事業,一面和當地人民合作友好,鼓著勇氣生活下去。英雄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十二年之中,不但站得穩,而且站得高,成了保衛世界和平的一面鮮紅的旗幟。如今,我們海外的親人,每逢佳節,不是低徊抑鬱地思鄉,而是歡欣鼓舞地懸想著騰光溢彩的天安門。但是,他們應該會想到,在天安門上面和周圍,也有無數顆火熱的心在想著他們,交叉的億萬顆心,在同一節奏里劇烈地跳動。這種音樂,和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祖國一樣,是嶄新的,它鼓舞著我們,在迎風飄揚的五星紅旗下,隔著海洋,一同為祖國建設和世界和平盡上我們最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