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怎樣讀書 · 第三編 我們怎樣學習歷史、地理
我們為什麼要學歷史
朱經農
此地所講的題目，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學歷史？」我們學歷史的目的，並不是要專記事實，而且還要知道歷史的功用。若是不知道它的功用所在，即將古今中外的歷史記得一字不錯，試問這樣的讀法，對於人類生活上有無絲毫影響發生呢？所以我們要學歷史，第一不可不知道它的功用。大概講起來，可以分為三條，而這三條都是極普通、極簡單，而又為一般研究歷史的人所不可不知的。哪三條呢？是：
（一）要知人類生活變遷的狀況，不可不學歷史。我們知道人類生活的狀況，不是一成不變的，草昧初開的時候，人類生活非常簡單，中間經過幾千年的變遷，才進步到現在的狀況。而將來人類的生活，更不知演進到何等程度。譬如從前的人，都將雷電奉為天神一般，一到迅雷風烈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掩耳咋舌、變色失箸的。後來科學發達了，我們才知道這不過是自然界的一種現象，不但不敬畏它，而且還要想種種的方法來利用它，去適應人類的生活。又如從前的人見了大海，就望洋興嘆，以為海的那邊是終究不能飛渡的，哪知現在不但造了幾千噸的大艦遊行於五大洋之上，而且還有海底電線、海底火車等等，完全將一個可畏的大海變成了交通的利器了。凡種種事實，不都是從人類生活上變遷來的？
我們再從人類本身上說，上古的人類，沒有互助的精神，所以只知有個人，不知有家庭，更不知有所謂社會國家。後來經過無數的感覺，才知道人類彼此不可無互助的精神，遂漸漸地將愛個人的狹義意思擴充而為廣義的愛家庭、愛社會、愛國家。今日我們知道不僅要愛我們的國家，而且要再進一步，將我們的愛，推而至於全世界的人類身上。近來這種精神已有表征了。——如前年華北旱災，及此次俄災，外人都盡力地賑濟。——所以現在愛的範圍一天擴大一天，互助的精神也一天泛漲一天了。雖然目前尚未達到大同世界的境域，但是我想將來一定會實現的。我們既明白了人類生活變遷的狀況以後，還可以有兩種益處：（1）打破狹隘的主義，就是不分人我的界限，雖是吳越，也成一家了。（2）免去主觀的見解，就是不致泥古不化，武斷一切的事情。
（二）要知造成現在政局的原因，不可不學歷史。中國現在的政局，混沌腐敗，已達極點，人人都知道是受一般軍閥政客之賜。然而軍閥何以如是專橫，政客何以如是齷齪呢？我們從歷史上觀察起來，政客齷齪，那就不得不歸咎於從前的教育了。
我記得二十年前，時常看見兒童所玩的恩物上或燈籠上，不是鐫的「一品當朝」，就是寫的「三元及第」種種的字樣，這就是以代表當時的教育，簡直是一種富貴利達的教育。有這種富貴利達的教育，結果就造成一班爭權奪利、卑鄙齷齪的政客來誤國殃民。至於軍閥產生的歷史，大概人人都知道，最初的種子，是下於袁世凱小站練兵的時候，而暴長的革命時代，及革命告成之後，一切仍受武力的支配。年年的政局，只有破壞，毫無建設；遂使軍閥的勢力一天強大一天，而國計民生也就因之演成今日瘡痍滿目、不堪設想的現象了，這是我們對於革命的缺點深為痛心的！
總而言之，凡是一椿事的結果好壞，全看下的種子何如。中國今日的政局所以鬧到如此地步的，就是從先的種子下錯了。所以我們今日不想救中國則已，否則非一洗從前富貴利達的教育觀念，打破軍閥的武力思想，是不成功的。
我記得從前在學校的時候，某先生對我們說：「我不希望你們都為拿破崙，但願你們盡成牛頓。」因為這兩句話，所以我們後來幾乎沒一個人不是學自然科學的，這不是一種良好的教育結果嗎？
（三）要想做一個偉大的成功者，也不可不學歷史。為歷史上的人物，如華盛頓、牛頓等可以為我們的模範的，實在不少。不過我們最要注意的就是莫要蹈他人的覆轍。我們很相信袁世凱的聰明能力都不在華盛頓之下，何以華氏能夠造美國，而袁氏不但不能興中國，反令中國的前途日進於危險的地步呢？這個緣故，就是因公私的觀念不同，所以他們的結果也各異。諸君讀了歷史以後，將來若達到袁世凱的地位，當要學華盛頓公忠為國的胸懷，切莫再蹈袁氏的覆轍啊！
除以上三條是講歷史的功用外，還有四條，我們學歷史也不可不注意的：
（一）要注意原人時代的歷史。為什麼呢？因為人類生活的進化及變遷，都發軔於原人時代。而且內容又比較的簡單，使初學的人有路可尋，不致有歧路亡羊之虞，但是最要緊的，必須注意它的變遷狀況，只記事實是無益的。
（二）要注意實業史。從前的人，但講政治史，對實業史絕不注意。不知實業史關係於我們人類的生活，比較政治史要密切得多。我們知道人類生活的要素，就是衣、食、住，而衣、食、住三者，又無一不與實業有關係。如瓦特發明的汽機，牛頓發見的引力，以及現在的恩斯坦發明的相對論，總之他們發明的結果，不僅有關於人類的衣、食、住，就是世界的文化也要受莫大的影響。我說這話，或者諸君有點懷疑，其實是一點不錯的。我們知道傳播文化的利器，就是交通上的火車、汽船。假使沒有瓦特發明汽機，不說現在的南京沒有這般文明，恐怕中西文化的溝通也沒有這樣快吧！照這樣看來，實業史與我們常人的生活既如是密切，那麼我們研究歷史的，豈可不格外注意嗎？
（三）要注意思想史。大凡一個國家，有一國家的思想；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思想，思想的程序，是隨時間、空間而變遷的。我們單拿國家的思想不同一點說罷。例如歐美人民的思想都以為社會是人民公有的社會，國家是人民公有的國家；人人對於社會、國家都應負有一種責任和義務，所以社會上沒有廢事，而國基亦因之日增鞏固。我們中國人則不然，莫說對於社會事業毫不關心，就是國家的存亡也如秦人視越人的肥瘠，以為不干我事。現在稍清潔的人，不是束身自好，遁跡園林，即是敬謝不敏，高臥東山。一國的人民都抱這種不負責任的思想，試問國家社會還有進步麼？思想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基礎，所以我們學歷史，也不可不注意這一點。
（四）要注意名人的傳記。我上面已講過，要想做成功者，須向歷史中去尋求好人物來為我們的模範，不過我們要曉得天下事無大小，斷沒有不經過一種困難而能成功的，試看歷史上大英雄大豪傑，以及一般大科學家、大政治家，哪一個不是艱苦卓越從困難當中打出來的，中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無堅忍的毅力，每遇困難，便垂頭喪氣，萬事都灰心了。這樣畏難苟安的人，還有成功的希望嗎？拿破崙說：「字典中無『難』字，惟愚人腦中則有之。」我今換句話說：「天下無易事，惟看人的毅力如何耳。」所以我們讀傳記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一個人一生的辛苦艱難，可以藉此增加我們的毅力，以後遇有困難或失敗的事，也不致沮喪失望了。
歸納起來說，歷史是與人類生活處處都有關係的，學歷史的人，不但要知道它的功用，還要注意以上所講的四點，把它首尾聯絡貫串起來，那麼對於歷史總算有個具體的觀念。若是割斷了，那就成了一本流水賬，還有歷史上絲毫的價值麼？
（《學燈》）
歷史研究法
何炳松
一 緒論
我們要知道什麼是歷史研究法，就應該先知道什麼是歷史。歷史的定義有兩種：一種就是人類過去的活動，一種就是人類過去活動的記載。歷史有了這樣兩個定義，所以它比較地在我們腦筋中容易混亂。因為它一方面就指歷史的本身；一方面又可以指歷史的著作或歷史的書籍。不過現在我們在科學上所謂歷史，當然專指第一種人類過去的活動而言，並不是歷史的著作，或歷史的書籍。什麼叫作研究法，這是很簡單的，所謂研究法，就是探討真理的方法。歷史上的真理是什麼？這當然是人類過去活動的真相。現在我們可以總括起來說：歷史研究法，就是探討人類過去活動的真相的方法。
在這裡我要附帶地說一句話：我們現在所謂歷史研究法，同我們中國從前所謂「史法」，完全不同。從前中國所謂「史法」，專講「褒貶筆削」這一類話；至於現在的歷史研究法和我國向來所謂《春秋》的筆法完全不同。你們讀完我的文章以後，就會明白現在的史法是什麼？不論所謂《春秋》的筆法是否出諸孔子的本意，還是出諸後人的附會，當然大有討論的餘地。因非本講範圍所及，所以不去論它。
還有一點，我們中國人研究歷史，向來注重歷史的評論，就是所謂「史論」。就在現在普通學校里所出的歷史題目中，還常常發現「漢高祖論」、「唐太宗論」和什麼「蕭何、宋濂優劣論」等不倫不類的東西。我們要知道：這種信口開河、事後論人的辦法，無論它說得怎樣天花亂墜，根本上完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風涼話，絕對不合科學態度的。即使退一步說，假定在文學中我們應該有如此一類的作品，那麼它亦應該歸入別的範圍，不應該在歷史著作中占絲毫地位。《四庫全書》史部中史評一類的著作是科舉時代的古董，除一部分與史法批評有關的著作以外，其餘都應該排斥的。
現在繼續討論歷史研究法的對象。歷史研究法的對象，當然是歷史；所謂歷史，就是剛才所說人類過去的活動。不過這句話是很空泛的，究竟人類過去的活動是什麼？照現在歷史家的意見，人類過去的活動大體有五個方面（aspects）：（一）經濟方面，（二）政治方面，（三）教育方面，（四）藝術方面，（五）宗教方面。歷史所研究的就是人類過去這五個方面的活動。但是我們此地有二點要注意：第一點，就橫的方面講，我們對於這五個方面並不是研究它們的支體，應該研究它們的渾淪，所謂渾淪就是這五個方面所並成的一個整個東西。第二點，就縱的方面講，我們要研究的是這個渾淪的變化，並不是研究它在各時代中的靜止（static）狀態。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要研究活的和動的人類史，不是死的和靜的人類史。什麼是活的和動的人類史？怎樣去研究它們？我們下面再講，此地暫置不論。
在這裡我又附帶了一個感想，就是我們中國向來研究歷史，差不多統是注重在片面的同部分的方面，或者在靜的同死的方面，難得可以找出一本研究中國歷史的書，能夠注意到綜合的和變化的一方面。例如：研究文化的狀況，他們只知道分門別類地直敘下來。至於中華民族在某一時代中整個的文化狀況怎樣，他們就不去注意了。又如研究官制的沿革，他們只知道將歷代的官制平鋪起來。至於秦代的官制何以到了漢代就發生變化，其變化的情形怎樣，他們就不去注意了。所以中國從前的歷史著作是破碎的，不是整個的；是死的，不是活的。
現在講一講歷史研究法和自然科學研究法不同的地方。第一，就是觀察點的不同。科學方法裡面的觀察點，是在各種實質上求他們相同的地方；而歷史的觀察點，完全注意於實質上各種不同的地方。概括地說：科學方法，是在各實質上求同；歷史方法，是在各實質上求異。第二，就是研究對象的性質不同，科學所研究的，專注意在許多實質中某一種原質，所以非常單純；而歷史所研究的，並不是研究許多事實裡面的某一點，乃是將一件事實的各方面，作普遍的各個的研究。還有科學研究的範圍，是有一定的，它總是由複雜而簡單。至於歷史研究的範圍，就沒有一定了：我們可以研究一個朝代的歷史，也可以研究一個小時的歷史；我們可以研究一個民族的歷史，也可以研究一個人的歷史。還有一點，就是歷史處處要受時間、空間的限制，換句話說：就是歷史的事實絕對不能離開地方和時代。時與地實在是歷史事實必要的元素。至於科學就可不受這種限制。科學的真理，一旦發見以後，無論古今中外，都可以應用起來。第三，歷史研究法的步驟和自然科學研究法的步驟，也不相同。自然科學方法所用的步驟，是觀察和實驗；而歷史所研究的事跡，都是已經過去的了，沒有方法可以觀察，可以實驗。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是一件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因此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歷史這種學問，可以說是純粹主觀的學問；而自然科學，大體上可以說完全是客觀的學問。
在這裡我又有一個感想，就是現在我們中國人談歷史，動不動就在歷史裡面求因果這句話我們從上面所講的看來，可以說是無根之談。他們以為自然科學都講因果，歷史既然是一種科學，所以歷史也應該講因果，這種比附的論調，完全是錯誤的。
在這裡我還要特別提出中國史學界唯一天才章學誠先生對於歷史上的客觀和主觀，應該怎樣辨別，怎樣調和的名言。他在他的名著《文史通義•史德篇》上說：
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他此地警告研究歷史的人要注意「天人」之際。什麼叫作「天人」？依我的解釋，所謂「天」，就是客觀；所謂「人」，就是主觀。他叫我們要將歷史上的客觀和主觀兩種東西分別清楚。他又說：
史所載者事也……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生焉。
他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既然是人，而且研究的又是人的事，憑今弔古，當然要從主觀方面生出氣和情來。所以他說：
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
照這樣說起來，豈不是天人——客觀主觀——之際，在歷史研究上永遠沒有分離的希望了麼？章氏卻以為不然。他居然提出一個調和的辦法。他這個辦法，我以為非常透闢，非常精到。他說：
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
這就是說：歷史家發表出來的東西，應該而且不免「氣昌而情摯」。不過我們所發的氣，要能夠「合於理」；我們所生的情，要能夠「本於性」。那麼「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換句話說：就是氣和情雖是純屬主觀的東西；但是假使我們心中所發生的是合於理的氣，和本於性的情，那就不至於以私害公，以個人的情感埋沒史事的真相了。所以這種氣和情，仍可以當作客觀的東西看。這真是中外史學界中未曾有過的至理名言。就是現代西洋新史學家恐怕也不能說得這樣透闢精到。如果我的解釋不錯，那麼章氏這幾句話，實在值得我們的服膺，值得我們的表彰。我現在再把他的話圖示如下：
現在再講一講歷史研究法和社會學研究法不同的地方。我以為第一點就是兩者的目的不同。社會學的目的是在求人類活動的通則；而歷史的目的在於研究人類活動的渾淪。第二點兩者所用的方法，亦不相同。社會學的方法，是在過去活動中求相同的地方；而歷史則在過去人類的活動中，求不同的地方。因此他們研究所得的結果，亦完全兩樣：社會學研究所得的結果，是人類活動的定律；歷史研究所得的結果，是人類活動的渾淪。在這裡我可以簡單地再重複一句：我們將歷史和自然科學或社會學比較以後，我們一定可以明白歷史裡面決沒有所謂「因果」這種東西，因為歷史所研究的是人類活動中特異的東西，既不是重複的事實，亦不是貫徹各種活動的定律。
照這樣說起來，那麼歷史究竟是什麼？我說歷史還是不失其為一種科學。因為科學是有條理的知識，而歷史原來也是有條理的知識；科學的目的，無非是尋求真理，而歷史的目的，也是要尋求真理，歷史求真的態度，完全是科學的態度。所以歷史的形式和精神，雖然遠不如自然科學那樣的完備和飽滿，我們仍舊可以把它列在和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裡面去。
以上所講，是歷史研究法的大概情形，以及歷史研究法與其他科學方法不同的地方。現在繼續討論歷史研究法的步驟：
研究歷史可以分為三個大步驟：第一步是搜集材料。這是一步基本的工作，無論研究哪種科學都不能缺少的。第二步是分析。把搜集到的材料，按其性質，加以種種解剖的功夫。這一步工作又可分為辨別真偽、知人論世和明白意義三個階段。第三步是綜合。將分析研究所得的結果，全部綜合起來。這一步工作也可分為斷定事實、編比成文和勒成專著三個階段。經過了這三步工作以後所得的結果，便是歷史的著作。所以就方法講，搜集材料是起點，著作成書是終點，中間一定要經過許多分析和綜合的功夫。現在圖示如下：
再就內容講：史料是起點，事實的真相是終點，中間橋樑是一般史料的供給者。現在再圖示如下：
我們因此應該明白所謂研究歷史並不搜到材料，就立刻可以得到著作；亦並不是看見史料，就算是明白事實的真相。因為中間必須超過許多階梯，排除許多障礙，方才可以達到我們最後的目的地——事實真相的敘述。歷史研究法應該指導我們的，就是這許多階梯怎樣能夠超過，這許多障礙怎樣能夠排除。
二 搜集材料
我們在上面曾經說過，研究歷史的基本工作，就是搜集材料。史料的種類，可以根據兩個標準去分別它們；根據形式的可分為二類：（一）遺物，為古代遺留下來的物質的東西，（二）傳說，這一類又可分為三種：（甲）筆傳，如刻文、書籍之類，（乙）口傳，如歌謠之類，（丙）畫傳，如圖畫之類。根據內容的，也可分為二類：（一）原始的，（二）孳生的。普通以為原始的史料，是親聞親見的作品，當然比孳生的史料為可靠；因為孳生的史料已經經過第二手、第三手，或甚至六七手的轉輾介紹，所以容易失去本來的真相，這是很合理的話。但是我們切不可以為孳生的一定不如原始的來得好。就研究的便利上講，優美的孳生材料，也很可幫助我們研究歷史的人，因為這種優美的作品，一定能說明它的材料的來歷，使後來搜集材料的人，可以根據這種書來做搜羅史料的指導。還有一點，優美的孳生材料，對於考訂的工作，一定非常精密，這也可以省掉後人不少的光陰。譬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他並不是將所有材料不分青紅皂白隨便湊合弄來的。我們看他《考異》一書，就可以知道《資治通鑑》的取材，非常精審，非常謹慎。他能夠將所有的材料，用種種嚴密的方法，斷定它們的真假，並且在《考異》里詳細說明他所以去取的理由。現代西洋所謂歷史研究法，其精神和態度，原亦不過如此。所以假使我們要引用司馬光這部書，就很可以放心，因為他已經做過一番切實考證的功夫了。像這種孳生的材料，其有益於後世學者，並不在原始材料之下。這是應該知道的。
搜集材料，當然要從目錄之學入手。大概材料的搜集，有一個極重要的原則，這就是「賅備無遺」四個字。這不但研究歷史應該如此，便是研究自然科學也應該如此。不過我覺得在我們中國的圖書當中要搜集材料，求其完備，實在非常困難。因為中國書籍很少有系統的目錄，而各書本身更無內容的索引。
在現在中國這種狀況之下，所有書籍既然沒有索引，對於材料的搜集，當然非常的困難。因此我們不能不備具一種耐勞耐苦的美德，抱著犧牲的精神，去做這種功夫。我們倘使要做一篇關於歷史的文章，我們必須搜集到極其完備的材料，然後著手；否則寧願擱筆；因為不是這樣，就要有掛一漏萬的危險。例如我們要做一篇文章，假定關於這篇文章的材料共有十種；但我只搜到了九種，還有最重要最有價值的一種，沒有找到，就貿然發表出來。可是另外一個人的作品卻已搜到了那一種，那麼我的作品價值，就因此大大減低，也許因為缺少了這一種材料的緣故，給旁人的作品根本推翻了，也未可知。所以我們研究歷史，對於材料的搜集一定要以「賅備無遺」為目的。這非具有犧牲的精神和耐勞耐苦的美德不可。
三 辨明史料的真偽
我們知道我們雖然有了許多材料，可是離開著作當然還是很遠；因為隔在材料同著作中間的，還有材料的供給者，就是普通所謂撰人。從起點——搜集材料——到終點——著作——距離既遠，而且中間又夾有撰人，作偽和錯誤的機會當然很多。我們要想走通這一條路，不能不用一點廓清的功夫。在史料裡面，有許多書是後人偽造的，亦有因為輾轉傳抄，所以脫誤極多的。我們遇到這種情形，應該怎樣去辨別？這一點在歷史的研究上，也很重要。
在這裡，我要附帶地說幾句話，就是我們中國研究歷史的人往往以為歷史的材料，就是歷史。普通歷史的著作裡面常有引用了一個古人的話，就下起筆來。究竟那件事情的真面同史料上所述的隔開多少，史料所述有無錯誤的地方，他們都不十分去注意。這種輕易成功的作品，不但不合現代歸納方法的原理；而且有人云亦云、以訛傳訛的危險。所以從事研究歷史的人，對於無論什麼人的話，都要抱懷疑的態度。決不能因為孔子或是司馬遷如此說，我們就盲目地相信他們；對於他們的話都應該一一加以研究。王充、劉知幾、崔述以及清代所謂漢學家的態度，就是我們的好模範。
普通辨別手稿的真偽，比印本來得容易。手稿的辨偽法，第一要注意它的紙張。明代所造的紙和宋代的紙，敦煌石室中所發見的紙和我們現在所用的紙，其不同都是顯而易見的。倘使某書的紙張同某代所用的不合，我們就可以知道它是偽書。第二要注意它的書法。各代的字體各不相同；現在的書法，不但和宋代、元代或明代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就是和清代前半期人的手筆，亦大有區別；普通碑帖家、版本家、古董家，都能夠一望而知。此外再去察看它的內容，書的真假就大致可以辨明了。所以我們要辨別手稿的真偽方法比較的簡單。
至於要辨別印本的真假，就比較困難了。從前的木版書和現在書局所出的鉛印書，裝訂同字體總是大致相同；各書形式上的特點都完全埋滅了。我們要辨別它們的真假，唯一的辦法，就是察看它的內容。首先要注意到文字與時代，是不是相合。因為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章，各有各的風格。清代人要偽造明代的書籍，他一定要不知不覺地參入清代作家的韻味。又如清代以來新造的名詞很多，如果以這些新名詞去偽造古書，一定要鬧成笑話。此外還要看著書人的見解同眼光，是不是合於那個時代一般知識界的情形。以上所說的方法不過最粗淺的一部分，有許多地方，完全要靠著經驗。我們要知道辨別古書的真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許多古書的真偽，到現在還是在爭議之中，如「十三經」中的《周禮》、《左傳》等書，便是一例。
我們研究古籍，一方面要辨明它的真偽，一方面還要訂正它的錯誤。文字錯誤在古書或者現在出版的書籍里，都是不免的。錯誤可分兩種：（一）有意的錯誤。這大概出於傳抄者或校對者的自作聰明。他們對於原稿有不明白的地方，往往不去問——也許無法去問——著作人，就憑著自己的意思，隨意湊合上去。這就是顏師古所說的「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的意思。這一種錯誤，往往似是而非，極難辨別，甚至永遠無法訂正。（二）無意的錯誤。有的是字體混亂；有的是前後顛倒；有的把兩個字並成一個，或者一個字析作兩個；這在古書裡面都是常見的，在版本惡劣的書中，尤其如此。我們只要翻看王念孫的《讀書雜誌》，就可見一斑。
四 知人論世
史料的供給者——普通所謂撰人，在歷史研究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他是一個引導我們從起點到終點的媒介。我們有優美的媒介，就不至於被人家引入歧路中去。所以我們對於做媒介的撰人不能不加以慎重的考問，這就是歷史研究法中所謂「知人」。我們要「知人」，第一應該知道著作人的名氏，而且要斷定他是否偽托。第二應該知道這人的性格；這一點又可細分為下列六項：（一）天資如何？是否耳目聰明的人？（二）學識如何？是否是博學多能之士？（三）地位如何？是否站在相宜的地方，可以目睹耳聞一切的經過？（四）成見如何？是否有好惡愛憎的偏見？（五）心術如何？是否心口如一？（六）文才如何？是否能詞達其意？
我們要知人，就要根據上面所提第二點裡面六個問題細細去讀他的著作，而求得滿意的答案。中國人所謂「文如其人」，就是這個意思。這一點，對於供給歷史材料的人，尤其要注意。此外做書的時期和地點，也應該注意到；看撰人著書的工作是否進行於相當之時和適宜之地。我以為歷史材料的供給者和一般著作家必須具備下列幾個理想的條件：（一）耳目聰明；（二）意誠心正；（三）至公無私；（四）學問淵博；（五）識見卓越；（六）長於文才。（一）屬生理，（二）、（三）屬心術，（四）、（五）、（六）就是吾國所謂良史的「三長」。假使我們自問沒有具備這六個條件，我們就不配而且也不應該做著作家或史料的供給者。
在這裡我還有一點附帶的感想：我們知道這種理想的著作家，是不容易得到的。所以我們中國從六朝以來筆記、文集之類雖然很多，但是內中材料可用的很少。可是現在中國不免有少數學者專從百家雜碎上去做功夫，反將正史置於度外。這真是可謂「舍正路而不由了」。我以為我們不去研究中國史，那就罷了；否則非從正史入手不可。
五 明了史料的意義
有了材料之後，應當明白這些材料的意義，因為有許多書籍——尤其是古書——往往意義晦澀，不易了解。這一步工作可分作「意」和「義」兩層來講：
（一）字義的注釋 文字的意義常隨時代而變化，所以有許多地方，我們不一定可用現在的意義，去解釋古代書籍中的文字。這凡是讀過古書的人都應該知道的。又有許多文字的意義隨地不同，如揚雄《方言》上所說的「不過」是一例；便是現在，也還有這種現象。有時候兩個著作家對於同一個字的意義各抱不同的解釋。又如古書里所用的同是一個字，亦往往因為上下文的關係，在同書各篇中各具不同的意義。所以我們研究古書的時候應該知道：文字的意義常因時代和地域而不同；又因著書人的運用而不同。在同一書里又因文章的結構不同而不同。這都是訓詁學上的問題，其中詳細情形，一言難盡，此地不能多說了。
（二）真意的領會 文字意義明白之後，我們還要領會著作的真意，這就是研究著作者做這部書的時候有沒有變態的心理和欺騙讀者的動機。什麼叫作變態的心理，我們後面再講。至於欺騙的動機，大致有六種：
（甲）自私自利：對於有利本人，或本團體的事情，加意地誇大；官樣文章、宣傳作品，都是著例。（乙）為勢所逼：有種事情，他本人並不願意如此說，但為情勢所逼，所以不得不如此。（丙）心有好惡：論人論事，都憑著一己的愛憎。（丁）心慕虛榮：本來不是自己做的事，偏說是自己做的；譬如近來張作霖的被炸，當時有好幾部分人爭先通電自命為兇手，以表自己對於革命的有功，幾乎鬧出代日本人受過的大笑話，就是一例。（戊）取悅流俗：一般人的心理，往往為迎合群眾起見，公然說出「昧心之談」，其例不勝枚舉。（己）自炫文采：這是一般文學家的通病。《文心雕龍·誇飾篇》說得很透闢，此地可以不贅了。
總之我們要明白歷史材料的意義，除字義的訓詁以外，對於著作者有無欺騙後人的動機和變態的心理，都應當加以探索。史料意義明白以後，我們才可以去決定史料價值的高低。
六 斷定歷史的事實
我們既然知道供給歷史材料的是什麼一種人，同時並辨明材料的真假，了解著作的意義，我們就該將這種材料集在一處作第三步綜合的功夫。綜合功夫我們前面曾經說過，亦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就是事實的斷定。關於事實的斷定，大概以二個很簡單的原理做根據：
第一個原理就是斷定事實，應以這件事實的可能與否為基礎。這是一個極簡單的前提。在我們斷定事實之前應該先研究這件事實，就我們經驗上所知道的和現代科學上所發明的而論，究竟是否可能。如果可能，我們當然可以假定它是容有。否則雖然人言鑿鑿，我們亦不能相信它。例如中國的私家筆記里，往往充滿了鬼怪狐狸種種荒誕不經的記載，甚至在《易經》里亦有「河出圖，洛出書」這一類奇談。這種事實斷沒有存在的可能，我們當然不能相信。不過我們同時亦要明白可能的事實，不一定就是容有的或曾有的事實。現在我國人在學術上的討論，往往以為可能的事就是容有的事，或者甚至以為就是曾有的事。這是武斷，不是科學的論證。我們要注意。我們要證實一件事實的曾有，不能不用第二個原理來做根據。
第二個原理就是斷定事實，至少應有兩種以上的記載之暗合。我們所有材料中間，往往有種種不同的或矛盾的報告；所以要斷定事實的有無和真假，看來好像很難。但是我們所根據的原理卻非常簡單；就是可能的事實，我們要證明它的曾有，至少非有兩種以上暗的證據不可。因為假使一件事實有兩種以上的材料能夠不謀而合、不約而同地來證明它的曾有，那麼它的真確自然無可再疑的了。
不過此地亦有一點應該注意，這就是在古今中外的人類裡面，總不免有一類人，不問他是一個學者還是一個普通人，不知不覺地懷有一種因錯覺或因幻覺的變態的心理，喜歡虛構事實，妄言欺人。知識幼稚的人聽了，亦往往轉輾相傳，以為真有其事。從前筆記中所記的和現在愚人口中所傳的神怪，都是由這種心理發生出來。我們對於這種史料，不但有兩個以上的證明不能相信；便是有一百個一千個以上的證明，我們亦應該根據上面那個原理根本上去排斥它。中國正史里的五行志以及各種筆記里的鬼怪狐狸，尤其是唐代以來的百家雜記，都是很顯著的實例，我們在斷定事實的時候，至少應該抱王充的態度，加以科學的或常識的衡量，不要受欺才好。
現在我們究竟怎樣著手去斷定事實？我以為第一步要博覽群書，搜求必要的材料，並隨時加以上面所述的分析功夫。第二步當讀書的時候，應該勤事札記。依照材料的性質分別筆記下來，以類相從，以備比較同斷定之用。讀書筆記之後，可以得到下列三個不同的結果：
（一）所得各種證據不約而同：這種事實當然可信的了。
（二）所得各種證據言人人殊：這種事實，就比較的難以斷定；有時在若有若無之間，那隻好闕疑了。
（三）我們所得僅有一個孤證：這種事實，我們至多只能說它「容或有之」，不能憑一個人的證明就斷定它確有其事。
我常常覺得我們中國人，一面歡喜武斷，一面又不肯懷疑。這個習慣，恐怕是從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因為當時的讀書人，對於孔子的話，同朱子的注，不管它們合理與否，總得認為天經地義，絲毫不敢違反。這種不合科學態度的舊習，我們應該打破它。對於古書中所記的事實都應該抱「鑒空衡平」的態度去偵查訊問，然後再下斷語。程頤所說的「讀書先要會疑」，真是科學上的格言。我因此常常回想到我們中國的「二十四史」以及其他史部的書籍，如果用現代科學的標準來衡量它們，它們的地位實在有根本動搖的危險，中國向來一班正史的作家我們雖然知道他們決不會虛構事實，但是他們不但不肯說明他們斷定事實的理由，而且並不願宣布他們材料的來歷。這種深閉固拒的態度，極易使後人誤會他們的工作是閉門造車。衡以現代科學的標準，最多是「一面之詞」罷了。所以我們要整理中國史，對於史料還要先做一番「探源」的功夫才行。我們因此更不能不佩服司馬光了。他能夠將他撰述《資治通鑑》時斷定事實的經過在《考異》中宣布出來。這種光明磊落的態度比較其他偷竊掩飾的著作家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七 比輯歷史的事實
我們既然斷定了事實的真確與否，就該把它們編成有系統的著作。著手編纂的時候，有兩點應該注意：就是編輯前應該考慮的問題，和編輯時所用方法的問題。現在大略地加以討論。
編輯前應該考慮的問題，我的意思有六個：
（一）定主題（topic）的界限：這就是確定我們研究題目的範圍。使它可以概括我們所要說的話。
（二）定史事的時期：對於我們所要編纂的史事，定下一個發生和結束的時期。
（三）定史事的去取：在已經斷定的事實當中，決定哪幾件應該取用，哪幾件應該割愛。
（四）明陳跡的變化：各件事實集合之後，我們應該細細去考察它們相互之間有沒有因果的關係，每類事實變化的經過同變化的情形究竟怎樣？
（五）定史事的重輕：在許多事實中，應該辨別它們的地位在這個主題里究竟孰輕孰重，以便筆述的時候沒有詳略失宜、輕重失當的毛病。
（六）定烘托材料的多寡：一篇敘事文要使它有聲有色，那非有相當的烘托材料不可。究竟這種材料的分量，應該多少，宜加熟慮。
我們對於上述的六個問題加以考慮之後，方可著手編比。所謂編比的方法就是將上述六個問題使之具體化；換句話說，就是想出實際辦法來。關於這一層，我的意思大致可以分為五點來講：
（一）分成段落以類相從：例如關於經濟的事實，歸入經濟一類；關於政治的事實，歸入政治一類。此外如教育、宗教、藝術等等，也各歸其類地排比起來。再依時代的先後和事實本身的重輕，一一加以敘述。其餘和主題沒有密切關係的事實一概割愛。
（二）求各段間之連鎖：各段落中各類事實之間當然不能絕對分開，必須使它們相互間發生極密切的關係。要使它們發生極密切的關係，就是要注意而且敘明人類過去活動上五個不同的方面互相為因、互相為果的地方（這是因果關係，不是因果律），把它們揉成一個整個的渾淪。這樣我們才可不致再把所謂通史編成一種類纂式的書本。近來我國有人主張用分類法來編中國文化史，就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這一點的緣故。
（三）注意特異的變化：歷史上的活動，普通可以分成三個步驟：（甲）原狀，（乙）改造原狀的運動，（丙）改造運動的結果。我們編輯歷史，對於改造的運動應該特別注意。我們中國人編纂歷史向來只是偏重原狀和結果，對於極重要的改造運動，或者語焉不詳；或者絕不提起。我們隨便找一本歷史的著作，都可以看得出來。例如它們對於秦代的官制怎麼樣，漢代、唐代的官制又是怎麼樣，都能夠羅列得非常詳盡。可是秦代的官制為什麼而且怎樣會變成漢代的官制？漢代的官制又為什麼而且怎樣會變成唐代的官制？這中間經過的情形總是難得有人注意。我們在前面說中國從前的歷史著作，是死的不是活的，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們將來編輯中國史，應該竭力矯正上述的毛病。對於中國人過去五個方面的活動，處處要注意它們變化——亦稱演化——的經過；換句話說，就是要著眼在改革的運動。那麼我們研究的結果才可以稱為活的不是死的歷史。
（四）表明事實的輕重：人類五種活動在歷史上地位的輕重當然不同，就是在一類裡面各件事實的輕重亦當然各不相同。我們編纂歷史的時候，應該用什麼方法去表示出來？我們中國從前的著作家要表示事實的重要時，往往用許多不合理的形容詞來讚美或攻擊一個人或一件事。在現在科學發達的時代，就一句話，用一個字，都有一定的分寸；這種不負責任、信口雌黃的辦法當然絕對不能再用。換句話說，就是要用文學的手段來應付歷史的敘述，在現在科學上是不容許的了。在歷史著作裡面要表示事實的輕重，方法非常簡單：就是遇到重要的事實，記得詳細一點，使它多占一點篇幅；遇到不重要的事實，記得簡單一點；那就夠了。這樣做法，讀者自能於不知不覺之間感到各件事實的地位究竟怎樣。我們正不必虛費時間和腦力去做舞文弄墨的功夫。
（五）烘托材料之運用：歷史文章要使得它能夠「情摯氣昌」，烘托的材料當然不可缺少。例如描寫一個人的品格或一件事實的重要，都不妨用一些尋常的瑣事去陪襯出來。至於這種烘托的材料究竟應該用多少，那卻可由著作家自由去決定。這一點要看著作家的識見如何。具有別識心裁的人應用烘托的材料，一定能夠恰如其分，不致鬧出畫蛇添足的笑話。良史的才、學、識「三長」裡面所以以識為最是難能可貴，這亦是一個理由。
以上五個方法看來很是簡單；但是要運用得宜還是要靠學力和經驗。
八 勒成專門著作
上述的工作做完之後，研究的事業還不算成功。我們還有最後的一步，就是著作。這一步工作亦很繁重。我們著手的時候，應該注意的亦有六點：
（一）文史要分別清楚：文學同歷史完全是兩種東西，我們對於它們的界限，應該絕對劃清；我們斷不可用文學的手段去做歷史的工作。因為歷史的根據是固有的事實，文學的根據是作者的神思——就是所謂想像力。神思是可以馮虛御空的，事實是不能由我們自由去顛倒或虛構的。簡單地講，就是陸士衡所說的「文翻空而易奇，事徵實而難巧」兩句話。歷史的文章處處要受史科——或者不如說事實的真相——的限制，絕對沒有自由行動的餘地。一旦有了自由，那就是文學的作品，不是歷史的作品。
（二）著作要一線貫串：當我們著作的時候，要能夠明定範圍，揭示綱領，才能使讀者有振衣得領、張網挈綱的樂趣。要達到這個目的，當然要靠我們的卓識和真實的功夫。歷史著作上所謂一線貫串，和文學作品上所謂一氣呵成，原是一樣。不過我們要知道歷史著作上的所謂一貫，是以校勘、訓詁等等的考訂功夫做基礎的。
（三）著作者要有反省功夫：我們要希望自己的著作有一貫的精神，應該多用一番反省的功夫。這就是著作完成之後切不可急求名利倉促出版，以致鬧成笑話。當我們的著作未出版以前，自己先要再三閱讀，細察內容有無失檢或謬誤的地方，以便隨時加以修正。如能請相知的和相當的學者代我們自己再去校閱一番，那就更好。中國向來有名的著作家大半都是如此。我們的作品，不必問人家懂不懂，先要問自己懂不懂；不要讓人家來批評，先要自己去批評。我們要知道：研究學問最高尚的目的，在於利人。假使退一步說，我們所抱的目的在於營利，那麼我們亦應該以相當良好的商品去取得他人的代價。倘使以惡劣的商品去騙他人的金錢，這在商業道德上已是說不過去，何況關係學術的事業？
（四）敘事要恰如其分：敘述史事的時候，下筆要特別慎重。史文和史料，必須表里相符，史文應該絕對反照事實的真相，絲毫不得增減。可疑的應直言其可疑，可信的應直言其可信。是非虛實，秉筆直書，才算是正當的辦法。學術上最可貴的美德就是「忠實」兩個字。章學誠所說的「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就是這個意思。
（五）要儘量利用成文：歷史著作中引用成文愈多愈妙。歷史家和文學家不同，對於成文決不可過用割裂剪裁的功夫。歷史的文章非到萬不得已時，不應該自己造作。對於有一定程式的史料和足以表示歷史人物個性的成語，尤其不可憑文學上「言不雅訓」的理由，任意地去改頭換面。因為這樣，才能保存史事的真相。
（六）著作中要附有註腳：註腳這種東西在現代各種科學的著作上，都占極重要的地位，幾乎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註腳的好處，簡單說來，大致有四：
（甲）表明材料的來歷：現在無論研究什麼一種科學，非得廣搜材料來做根據不行；所以凡是一種作品，非得旁徵博引不可。有了註腳，就可以表明這種作品的根據何在；這些根據是否強固。
（乙）保存可用的書目：在作品裡面，附有註腳，那麼別人要想對於同一主題加以更詳細的研究時，他就可以將我們作品裡所附的書目當作一部分的指導。而且假使我們所引用的書籍，因為年久失傳的時候，後代人亦可以在我們的作品裡，窺見一二。中國有許多已經散佚的古書，往往因為他人書中引用的緣故，得以重見天日，就是很顯著的實例。
（丙）革除剽竊的惡習：剽竊是一件極不道德的事。如果著作中有了註腳，我們不但可以避去這種嫌疑，而且可以自然而然地革除這種陋習。
（丁）表示作者的人格：著作中間，如果有註腳，那麼著作者見聞的廣狹，功力的深淺和心術的誠偽，都可以使讀者一目了然。這種光明磊落的態度不但合於現代學術公開的精神，而且有功於學術的進步。剽竊成書原是掩耳盜鈴的舉動，識者不為。
至於註腳，大概可分為下列三種。（一）註明所引書籍的章節。如單是羅列書名不註明章節，那不但不便於讀者的覆核，而且不免有未曾讀過、盜名欺世的嫌疑。（二）詳錄成文。倘使很重要的成文，在本文中容納不下，應詳附註中以便讀者觀覽。（三）考訂事實異同。這種註腳，比較最難，但是亦最重要。它差不多將著作家研究工作的全部經過都表示出來。著作家於此不但以真理給人，而且以求真的方法給人；這是學術上一種理想的境狀，我們應該努力去達到它。《資治通鑑•考異》和《三國志注》就是屬於這一種。
九 整理中國史的一個愚見
歷史研究法里的三大步驟，現在已經約略講完了。最後我還要附帶地申述一點感想。我常常覺得現在中國研究歷史的人所抱的野心太大。他們以為要想整理中國史總要從全部做起，好像不如此，就不配稱為歷史家。因此人人都想編一部中國通史，卻始終沒有一個人成功。原來在從前已經有「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的感慨，何況「二十四史」？這種愚公移山的見解，和從前哲學家研究自然，定要從宇宙全部入手一樣的大而無當，我們應該怎樣去糾正它。
整理中國史在事實上既然因為規模太大，非常困難，所以我們應該提倡一個分工的辦法：這就是各人就他的能力和興趣所及，分頭擔任中國史上任何一個問題，切切實實研究出一個結果來。現在的西洋史學界，就是如此。從來沒有大膽的人敢負起研究英國史或美國史全部分的責任；因為他們知道一個人的能力和時間都是很有限的。他們現在所以能夠有各國通史甚至有世界史綱，並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實在因為已經有許多專篇著作可備參考，可備取用的緣故。所以我們要想整理中國史，要想做一部理想的中國通史，應該從研究小規模的問題著手，先產出許多專篇著作來做基礎才行。如果大家都抱著一手包辦的野心，那麼這部中國通史永遠沒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的意思，我們有志於整理中國史的人應該分工來干，各人盡各人的力量，先去研究歷史上的小問題；把研究所得的作成專篇，一二千字也好，一二萬字也好，總得以徹底解決，不勞後人再起爐灶為主。將來中國史上所有的問題，都一一研究解決了，那麼想編通史的人，就可以利用這種材料，編成一部盡善盡美的中國史。如果史學界的同志都能夠這樣做去，我們中國史的整理和通史的編纂才有辦法。
我們此地還有一點要注意：就是我們要整理中國史，當然不能沒有相當的史料。中國史料中最可珍貴的一種就是「二十四史」。現在好像有人以為有了通史就可以不要「二十四史」，這是完全不合理的主張。我的意思，我們一方面固然應該努力於通史的編輯，以便普通人的閱讀；一方面亦應該擁護我們可貴的史料。因為沒有史料，通史是沒有辦法的。總括的一句話：歷史研究法的本身，先要分析，後再綜合，顯然具有分工合作的精神。我們有志於整理中國史的人，亦應該具有同樣的精神先努力去做專篇的著作，再去作通史的功夫。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這是科學家進行工作的步驟，亦應該是我們研究歷史的人進行工作的步驟。我很希望我國的新史學家少抱一點編輯通史的野心，多作幾篇徹底研究小問題的專著。
（《民鐸雜誌》）
我們怎樣去研究地理
王伯祥
地理是什麼？我們為什麼要研究地理？我想，這些問題在一般在學的朋友是大家都能解答的，好像值不得再提出來重複討論。但有些人對它的感想，總以為不過是地名方位的記憶，是一種枯燥無味的學科，也是不可諱的事實。那麼，我們不但應當把「怎樣去研究地理」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而且上邊兩個問題，也有先行討論的必要了。今且就我個人聞見所及的一點零碎東西，把它記錄出來，跟大家商量一下。
一 地理是什麼
地理的成為學科很難下確切明了的界說。他的範圍，最富伸縮延展的可能性，說得狹一點，便是地面上現有的自然現象；說得廣一點，簡直無所不包，竟可說是各種科學的集合體。譬如把大陸、海洋、島嶼、川澤、山脈、高地、平原、沙漠一類的名目舉出來，大家都知道是地面自然的現象，我們只消用許多類名來統攝它們，一一予以解釋，便把這些自然現象說明了。這種類聚解釋的功夫，我們不能不承認它是地理學的職務。但我們一究大陸是怎樣構成的，山脈與島嶼有怎樣一種關係，便牽涉到地質學了；一究風雨的起因是怎樣的，沙漠與海洋的現象，為什麼有時有很相類的部分，有時有極相反的徵象，那便牽涉到氣象學了；一究地球在天空中究居怎樣的位置；地面各處的氣候為什麼寒溫不能一致；晝夜的長短為什麼有些地方終年平均，有些地方長短變化，有些地方竟半年為晝，半年為夜；日蝕、月蝕、潮汐等現象究竟怎樣起的，那更牽涉到天文學了。這不過隨便想起的問題，已經涉及很大的範圍，何況還有憑著大地活動的種種人事現象呢！原來人類的生活，與四周的自然界最有密切的關係，人類的生活固然離不得自然界，自然界的運化也不能脫開了人類而獨顯它的功能；所謂「離人無地，離地無人」的公理，早為一般人所公認了。所以推究人類活動的一切現象，實占地理學上極重要的位置。人類活動的現象既極繁賾，則探求研索的人，必且編涉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語言學、宗教學等的籓籬，然後才有旁證互通的趣味，得到一個真正的著落。地理學的涵義這麼廣漠，我們若為有統系的研究，自然必須把它下一適當的界說，才可了解它的真相。
這界說怎樣定呢？實在不容易下得恰當。我們如只粗粗一想，則究明一山一水的狀態，未嘗不是地理的知識，然而支支節節的太覺片段，太覺零碎，則又宜求會通，自成一個統系。據一般學者的研究，對於地理學的界說，約有三派主張：
（一）研究地面自然現象的真相。
（二）研究地面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的關係。
（三）各科學研究的綜合
這三派中，一派太偏自然，不能包括地理學的全體。因為地理學的目的，不單是認識地球表面自然界的實況，還要研究這自然現象與人類的生活有怎樣的關係。三派則範圍太廣，只可依為精深研究的根據，似乎與普通地理學的目的不能適應。那麼合乎一般目的的，只有二派最適我們的要求。原來我們在地理學上唯一的需求，就是要了解這環境於我們四周的自然環境。所以簡單說來，地理只是關係人類生活的自然環境；地理學只是究明這自然環境怎樣會得影響於人類的生活。
二 為什麼要研究地理
我們既然知道地理只是關係人類生活的自然環境，那麼，「為什麼要研究它」的問題，當然已有較切的解答。因為人類的生活固然受自然環境的支配，而自然環境也因人為的事實而變動。所以人類的生活與自然環境，是一刻不可分離的。這樣說來，我們的生活已為自然環境所限，似乎不能不順應它；但我們的希望，總想把它改造了，使它來順應我們，決不甘心被環境把我們完全征服。然而怎樣才得改造呢？那第一要究明的，便是這自然環境的真相究竟怎樣，它影響到人類的生活又怎樣。把這幾點究明了，然後才有鮮明的關係顯露出來，於是哪一項可以改造，哪一項只能順應的事實，般般清楚，我們便得到一個進行的方針。我們不必說什麼遠大的話，只要出門問問道路的遠近，居家問問風土的宜忌，已隨處脫不了應付的方法。如欲進一步，求為事業的幫助，則尤其不可忽略這環境的研究了。譬如政治家要討論怎樣地施政設治，自然必需周知天然的形勢和各地的民情；商業家要打算怎樣地調盈劑虛，自然必需熟悉貨物的支配和運道的便否；軍事家要規劃怎樣地設防置守，自然必需編察形勢的扼塞和輸送的途徑。這許多必需的條件，試問能不能離開地理的研究？因此，我們自己要明白自己的生活意味，就不能不對於環繞著自己的自然環境求一個真知灼見。換句話說，我們所以要研究地理，便是要了解自己的地位。
三 怎樣研究地理
地理的關係於人生這樣的切要，而地理內容的包含又這樣的繁富，我們怎樣去研究，打從什麼地方入手呢？驟然想來，固然很茫漠，很籠統，似乎無從下手。其實我們無論做什麼事，總有一個較有界限的範圍，研究學問，也是這樣。雖是做精密考查的不能不廣討旁搜，以求其通，然而範圍終得勒定，才可較有把握。不然太廣泛了，竟要弄到像大海迷津一樣，必致泛濫無歸的。今先假定一個研究的目標，這目標可分三步：
（一）就地理表面的種種自然現象一一究明它們的真相。
（二）就已然的現象——現在地面上人地相互共存的現象——和已然的事實——歷史上已往的事實——歸納起來，究明地理環境與人類生活的關係。
（三）根據（一）、（二）兩步所究明的事實，——人地間的真關係——推斷人類對於地理環境應當持怎樣一種態度。
這目標假定了，我們才有研究的根據，才有從入的途徑。但上邊所列的事項，尚有幾點必須說明。如（一）項所說的自然現象，即所謂自然環境，它圍繞在我們的四周，純由山海川泉地形，寒暑燥濕等氣候，動植礦物等天產所構成，都屬於地理的現象，所以又稱作「地理的環境。」又如（二）項所說的人類生活，便是社會的現象，這現象的構成純以人事為主，限於人與人之間相互的活動，屬於歷史的現象，所以又稱作「歷史的環境」。這地理的環境和歷史的環境，雖是同樣的影響到人生而不可分，然而從研究的範圍說，固各有各的界說。譬如從地理的環境推究到人類與它有怎樣的關係，這固屬於地理學的責任；但從歷史的環境推究人類怎樣地利用自然而獲得這樣的環境，卻屬於歷史學的範圍了。我們須知地理的研究，只要根據歷史上已然的事跡，來藉以究明這地理的環境怎樣地影響於人生，並不要考索人生在這環境裡究竟怎樣地活動過來。所以從事地理研究的人，只需把地面上種種的自然現象和現今人地相互共存的現狀做對象好了，一切牽涉別種科目的，也只需引用他們已經證實的結果來取資，不必一一深入別科研究的範圍。因為地理學的範圍，只在說明某種人為的活動，是原於地面某種現象的某種關係，而不在敘述人為的活動，於地理上有怎樣的影響。從此，我們研究的範圍，只在統觀地面的人類為什麼住在這一部分的有這樣的生活，住在那一部分的有那樣的生活，而不在研究人類為什麼必住在地球，或為什麼能在地面的某部分生活。如果研究的進程，順著這目標去探討尋求，而不致旁逸，則地理研究的範圍，已有了一個較有邊際的限度了。研究得愈精，則所持的限度愈狹。例如政治家欲就一國的天然地勢，而討論施政設治的方略，則有政治地理學；商業家欲就天然的產物，設法使它有無調劑，往來交易，則有商業地理學；軍事家欲求天然的形要，來研究怎樣地布防置守，則有軍事地理學。各有分域，便各得專精，本來不在乎好矜浩博，反致錯雜的。
這是就專門研究而論。若對於普通地理的研究，其實也只有一條大路供我們走。這條大路，便是地理的環境。我們在這條路上，可以向前推尋出自然現象的各部，影響到人類的生活究竟怎樣；同時也可知道現在的社會現象是怎樣一個來歷。因為這條路上有三個主要的著眼點，一是地勢，二是氣候，三是物產，——我們走路的時候，只要把這三點究明，便可推測人口的分布為什麼疏密不均，社會的組織為什麼各地不會一律，人類能力的分布為什麼不能平衡了。
今先說明這三個著眼點的重要關係：
（一）地勢。凡海陸的位置，山川的分布，以及島嶼、湖澤、沙漠、丘陵等等一切地面高下凹凸彎曲分合的狀態，都叫地勢。這地勢是組成地理環境的重要部分。因為地球表面的外形既由種種不同的狀態，於是顯出天然的界線，把地面分作無數的自然區域了。這自然區域的力量很大，影響到人類生活的關係也很深，世界上有各種國家、各種民族的不同現象，可以說都是它勢力之下的產物。就最顯著的事例觀察。已可括作下列四項的力量：
a．範圍國境的大小。一國的面積，大概總為自然區域所限。住在這自然區域以內的人民，被高山或大河阻隔住，不能與外界的人民互通往來，他們的語言、風俗、性情、便漸漸地與別部分的人不同；於同一區域內卻漸漸地結合而形成國家。如尼羅河、阿付臘底斯河、恆河、黃河、長江諸流域，都是綿延千里的廣大平原，生聚既易，人口日滋，於是地廣人眾的國家，便在此等地方出現。如地域太促，則包容的國家自亦狹小，像希臘、瑞士那樣只能容納少數民族的活動，便是適例。
b．形成國與國間的特殊關係。國與國有什麼關係，全看它們所處的自然區域與鄰區有怎樣的關係。萊因界線的所以成為德法相爭之點，全因地勢重要、位置優勝的緣故。愛爾蘭與英吉利的爭執所以遷延不休，也因地勢阻越，風俗、習慣、宗教等完全不能相同而弄到這樣的。西班牙明明置身於歐洲，而能不受歐洲政潮的影響，也因天然的界限把它範圍著，所以它能閉關自主，專心注意於它的內政。
c．確定一民族立國的精神。這自然區域既能做一國的保障，當然也能於無形中養成一國國民的特性，確立他們立國的精神。民族性與所處的環境適合，則人地相彰，國勢便得隆盛；如果不能適合，則國勢衰弱，而且民族精神也必日就萎縮。譬如西班牙和英國的邊界都是大海，那麼非靠強有力的海軍，不能維持一國的權勢。西班牙的失敗，完全因為人民偏狹的心理和海軍的衰弱，便是不能適應環境。英國就得了一個教訓，所以它竭力設法維持它海軍的勢力。
d．支配文化發展的方向。人類最初的活動總是最容易的地方入手，所以山川海陸的地位，就能決定移民或出行的方向。中國當秦漢以後，黃河流域雖已完全變為漢族生長老死的樂土，而人口日繁，幾有不能相容之勢，於是開疆拓土，竟成事理必然的結果。然黃河流域地位適中，比北部的松花江、遼河諸域則溫暖，比南部的長江、淮河諸域則略寒，開拓的方向，自然不願向塞北風沙荒涼的地方去移植，而一意認定江淮以南山明水秀的所在去發展了。因此，秦漢盛時，對北的計劃只有阻匈奴的南下，對南則因長江流域的溫和適宜，便逐漸南伸。自西漢以下，文化南行，東拓三吳，西辟巴蜀，慢慢地長江文化與黃河匹敵了；慢慢地長江流域變為全國文化的中心了。後來海道大通，閩廣一帶，因交通便利而隆盛於前；奉天沿岸，也以地居勢要，便卓起於後。這兩處地方，在今日同為文化政治的中心，而各有相當的地位，這便是天然環境啟迪轉移的功勞。
（二）氣候。氣候籠罩在地球各部的上面，分別顯出寒暖燥濕的功能，實是組成地理環境的第二要素。地面的陸地雖廣，而最適宜於人類生息居住的，只有溫帶和鄰近溫帶的一部分。那麼氣候勢力的偉大也可以相見了。所以我們只要熟察地面各處氣候的近況，便可知生活在某種氣候狀況中的人類，究有怎樣的文化地位。今把氣候及於人類生活的力量，概括作三項來說明它：
a．移轉民族的特性。英國的土地，因受潮濕天氣的影響，非常肥饒，人民不用費多大力氣，便能足衣足食，過很舒服的日子。他們的思想，自然以個人為重，所以英國人的個人主義，竟是氣候的出產品了。但是英國人離開了英國，到荒野渴燥的澳大利亞去，在那邊一個人要單獨過他的生活，差不多是做不到的，於是主張個人主義的英國人便不能不立刻變成社會的一員，他的思想便趨向於社會主義的方面。所以澳大利亞有國有鐵路、國有輪船公司、國有保險公司和國有的各種工業。
b．支配人類的行為。人民犯罪的種類，也因天氣的不同而兩樣。在天氣熱的地方，殺人、毆打等罪非常之多；在寒冷的地方，最普通的罪是盜竊、賭博之類。這是因為在暖熱地方，人口眾多，人民互相接觸的地方，自然也很多，所以人民所犯的罪，大半是人事罪；在寒冷的地方，人民稀少，互相接觸之處自然也少，加以生產困難，人民為衣食起見，往往不得已而流為盜賊，所以人民所犯的罪，大半是物事罪。因有這種原因，各處人民的道德觀念，因不同的氣候而變遷，國家的組織和法律也受了極大的影響。
c．影響人類的身體。氣候又能影響於人民身體發育的遲速和生育率的高下。印度地處熱帶，人民身體的發育，異常迅速，因之結婚特早。世界各民族有遲至三十歲才結婚的，而印度則常有十三四歲的女子已出嫁生子，甚且早就變為寡婦了。在南美秘魯地方，有一個城叫怕司哥的，那邊有居民一萬四千人，但因城址建在海平線以上一萬四千二百英尺的高原上，所以氣候非常寒冷，人民身體收縮，生育率幾等於零，就是母雞生蛋，也孵化不出小雞。在那裡居住的人，差不多全是外面搬來的。又有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凡在高地居住的人民，大概總能征服別種人民，推廣他們的勢力範圍，組織一個大規模的國家。因為他們受乾燥稀薄空氣的影響，能發展他們的肺臟和體力，所以他們的勇氣非常充足。這類的例子，在歷史上很容易碰到，如日耳曼族的入主歐陸，蒙古族的混一亞歐，便是最顯著的適例。
（三）物產。凡地面上受自然或人為的培養，可以供給人類生活需用的東西，總稱物產。這物產是構成地理環境的第三要素，它的產額的多寡和分布的遍否，很於人類生活有重大的影響。往往因天然產物的關係，直接或間接形成各地不同的社會現象。我們且就最普通的舉例：
a．礦物的影響。礦產與國家發展的關係很大，所以有許多人就拿「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的名詞，來表示古代文化發展的時期。到了後來用金銀的時代，這兩種礦產便變了很有價值的東西，為搶劫金銀而發生戰爭，歷史上不知見過多少次。在現今工業時代，煤、鐵更是重要，國家有了這兩種礦產，便有很大的利益。法國甘冒不韙占據德國的羅爾，他們的希望，就在這儲煤的寶庫。
b．植物的影響。最初的國家，總發生在植物最豐富的地方。在這種地方，人口漸漸繁盛了，便發生文化。所以埃及、巴比倫、中國、印度、墨西哥、秘魯等有名的大國，都發生在天然倉廩的地盤上。再看沙漠居民的必需跟著水草搬家，更可見出植物與人生的關係了。
c．動物的影響。動物的繁殖，也與人生有很大的關係。譬如某地猛獸特多，則那邊的人群社會便易起恐慌。因為猛獸不但不足供人類的驅使，且足擾害人群的安寧，所以荒山孤城很少繁密的人煙。如馴獸特多，則不但耕牧兩業都得它的利益，即負載往來，也很助商貨的流通。沙漠旅行尤非駱駝不行，便是一例。
這地理環境的三要點，我們若把它認清了，便可討論從入之方。因為我們不但知道人類為地理的主要原動力，而且知道自然的能力，也可阻止或引導人類能力的分布。所以我們如果認定這三點去研究，入手的方法，也有三條綱領。
第一，是人類能力的分配，只要揀這能力最發展的地方去研究，譬如蘇伊士、巴拿馬兩運河，為什麼人類改造的力量有這樣偉大，這偉大的工程，究於地理上發生怎樣的變化？又如美國的紐約、芝加哥，為什麼會變成極繁盛的都市？亞伯利亞極荒寒的地方，為什麼也有赤塔、依爾庫次克等名城。
第二，人口疏密的分布，只要從最秘密的地方去研究。譬如倫敦、北京兩地，都是人煙稠密的地方，我們先要研究秘密的原因，究是被動的集中，還是自動的集中，同是被動或自動了，究竟集中的目的有沒有分別。
第三，是國家分立的情形，只要由國都所在的地方去研究。譬如西班牙的馬德里地和日本的東京為什麼一個據全國的中央，一個偏在東南海濱。又如中國的都城，為什麼不建在江海要衝的上海，而設在北京；歐俄舊時的國都，為什麼要離開莫斯哥而另外經營彼得格拉。
這樣研究，則各地工商業的關係、交通事業的組織、社會情狀的大概……都可連帶地知道，於是「文化因地理而形成，地理因文化而改造」的原理更得明白了。總之，我們研究的目標，是要由地理的環境究明地面各種現象的真相，但我們研究的出發點，卻只從人事方面進行，並不板板地只看各地的方誌，只查各項的地圖，乃是隨時隨地去實地觀察。我們須知學校的教科，只是一種索引，只是一個引端，我們所得的淺深，本來要看自己研究興味的濃淡和努力程度的高下，才定得出來。我以為學校的教科，是我們研究的引端，實地的情形，才是我們研究的對象。一切圖表方誌，不過供我們研究時的反證和參考罷了。我們若抱著教科書算作天經地義，強記著一大堆名目和一些南北東西的方位便算滿足，那固然不是研究；即徒擁種種圖表方誌以為這是無窮的寶庫，也不能算作研究。真的研究，必需從實地去觀察，大家果能從實地去觀察，則地理的領域真是十分的繁富而且活動，盡足容我們在那裡優遊馳騁，享用一輩子。我們只要大膽地闖進這燦爛的領域，便左右逢源，在在可樂，哪裡再會感覺到什麼枯燥無味呢？
（《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