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 · 第十五章　文化與神經症

即使是最有經驗的分析師，也會在分析中遇到新問題。對於每個病人，他都要面對他從未遇見過的困境，面對那些很難辨別、更難解釋的態度，面對種種難以一眼識破的行為反應。回顧前面章節里所描述的錯綜複雜的神經症人格結構和其中牽涉的諸多因素，這種種變數並不令人驚訝。一個人的遺傳特質和——尤其是童年時期的——人生經歷這兩方面的差異使得相關因素的構造發生了無限的變化。 但是，正如一開始說到的，儘管有這些個體差異，但神經症藉以形成的決定性衝突總是相同的。總之，我們文化中健康人也面臨著同樣的衝突。我們不可能清楚區分神經症和正常，這已是老生常談了，但仍有必要再說一次。許多讀者，面對著在個人經驗中所意識到的種種衝突和態度，可能會捫心自問：我究竟是不是神經症？最有效的標準在於，個體是否感覺受阻於內心衝突，是否能面對這些衝突並直接處理它們。 一旦認識到，在我們的文化中，神經症患者受同樣的潛在衝突驅使，並且在較小的程度上，正常人也面臨著這些衝突，我們就再一次面臨著本書開始時提到的問題：我們文化中哪些條件使得環繞在神經症內核周邊的是我所說的那些衝突，而非其他東西？ 弗洛伊德只是有限地考慮過這個問題；他的生物取向缺乏社會取向的對立面，因而傾向於把社會學現象主要歸因於心理因素，然後把這些心理因素主要歸為生理因素（「力比多」理論）。這種傾嚮導致精神分析作者認為：戰爭是由死本能的作用造成的，我們現在的經濟體制是基於「肛門期」性慾的動力，機器之所以沒能在兩千年前出現是因為那個時期的自戀，諸如此類。 弗洛伊德沒有看到文化源於複雜的社會過程，而主要視之為生理動力的產物，這些動力被壓抑或升華，其結果就是建立起反向作用機制（reaction formations）來對抗它們。這些動力的抑制越徹底，文化就發展到越高的層次。由於升華（sublimation）能力是有限的，強烈地抑制種種原始動力可能導致神經症，因而文明的成長必然意味著神經症的增長。神經症是人類為了文化發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這一系列觀點背後所暗含的前提是相信存在受生物因素所決定的人性，或更準確地說，認為所有人類身上都具有近似等量的口腔動力、肛門動力、陰莖動力以及攻擊動力。性格形成上因人而異的種種變數——就像因文化而異的變化一樣，其機制在於不同個體所需要的壓抑程度不同，以及不同個體所固有的不同額外限制使這種壓抑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各種不同的動力。 歷史學和人類學研究並沒有證實文明程度與性動力或攻擊動力的壓抑有這種直接關係。該理論的謬誤之處主要在於其假設的是定量而非定性的關係。該種關係並不在於壓抑程度與文化程度，而在於個人衝突的性質與文化困境的性質。定量因素不能忽視，但它只能評估整體框架這一個方面。 我們文化中所固有的某些典型困境，會以激發各種衝突的形式反射在每個人的生活中，漸次積累起來就有可能導致神經症的形成。我不是一個社會學家，因而只能就神經症和文化的關係這個問題的主要傾向作一個簡單的揭示。 現代文化在經濟上是基於個人競爭法則的。孤立的個體不得不與同一群體的其他個體競爭，不得不超越他們，並且常常是把別人推到一邊。一個人的優勢往往正是別人的劣勢。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心理後果就是個體間存在一種彌散性的敵意。每個人都是另一個人真實或潛在的競爭對手。同一行業中，這種情況非常明顯，不管是追求公平合理，還是努力偽裝得禮貌體貼。不管怎樣，必須強調的是，競爭以及與其相伴的潛在敵意，已經擴散到了整個人類關係中。競爭是社會關係中的一個主導性因素。它擴散到了男性與男性、女性與女性的關係中，不管競爭的目標是名氣、能力、魅力還是其他社會價值，無不極大地損害了穩靠友誼的可能性。正如已經揭示出來的那樣，它還擾亂了男性與女性的關係，不僅在選擇伴侶上，也在整個優勢地位的鬥爭之中。它還擴散到了校園生活中。而且也許最為重要的是，它擴散到了家庭環境當中，以至於孩童在非常早的時候就被打了這種預防針。父子間競爭、母女間競爭、手足間競爭，雖然不是一種普遍的人類現象，卻是文化環境刺激下的慣常反應。弗洛伊德注意到這種競爭在家庭中的作用，例如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結」的概念和其他假設中都出現了競爭這一概念。然而，必須補充一點，這種競爭本身並不是生理條件——而是既定文化條件的結果，並且家庭環境也並非挑起競爭的唯一環境，而競爭性刺激在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所有生命階段都很活躍。 個體間的潛在敵意會不斷激發恐懼——害怕他人的潛在敵意，又由於害怕他人的報復而得以加強。對於正常人，另一個恐懼的重要來源是失敗的可能性。害怕失敗是一個現實來源，這首先是因為失敗的機率通常遠大於成功的機率，還因為在一個競爭社會中失敗會導致實際需要的挫折。這些東西不僅指經濟保障，還指聲望損失和情感挫折。 成功之所以是一種如此令人著迷的渴望，另一個原因是它影響我們的自尊。不僅他人會根據我們的成功程度來評判我們，甚至我們的自我評價也遵循著同樣的模式。根據既定的思想意識，某人之所以成功是由於其內在的優點，或用宗教術語說，是上帝恩惠的明顯證據；但事實上，成功取決於諸多不可控的因素——機遇、手段，諸如此類。然而，在既定思想意識的壓力下，即使是最健康的人也會情不自禁地在獲得成功時感到歡欣鼓舞，而若遭遇了失敗則自感一文不值。無須說，這說明自尊的基礎並不是始終穩固的。 所有這些因素——競爭及其同伴間的潛在敵意、恐懼、受損的自尊——在心理上使得個體感覺自己是孤立無援的。即使他與別人頻繁接觸，即使他有一個幸福婚姻，他在情感上仍然是孤立的。任何人都難以忍受情感孤立，但如果這種情感孤立伴隨著憂慮以及對自我的不確定，就會變成一種不幸。 對於我們時代的正常人來說，正是這種情境激發了我們對於愛的強烈需要，以作為一種補救。他人的愛會使我們覺得不那麼孤立，不那麼受敵意威脅，對自己也不那麼迷茫。因為愛成了一種至關重要的需要，因而在我們的文化中被大大高估了。猶如成功一樣，愛也成了一種幻影：似乎有了愛，一切問題都將迎刃而解。愛本身並非一種幻象——儘管時下的人們往往會打著愛的旗號去滿足與愛無關的願望，但由於我們對它的功能抱有太多、太大的期望，在人們心中，它就變成了一種幻象。而且我們在思想意識上強調自己重視愛，也是為了掩飾那些致使我們過於渴求愛的因素。因此，個體（此處是指健康的個體）處於需要大量的愛卻很難得到的尷尬境地。 當前的時代可稱神經症形成的沃土。對正常人也會造成困擾（把他帶往不穩固的自尊、敵意、憂慮、產生恐懼和敵意的競爭，並因此更加需要良好的個人關係）的那些因素在更大程度上困惱著神經症患者，而後果則更為嚴重——粉碎性的自尊、毀滅性、焦慮、產生焦慮和破壞性衝動的競爭更為激烈，以及過度渴求愛。 考慮到任何類型的神經症患者身上都存在某種無法調和的內在矛盾，我們不禁要問：我們文化中是否也存在某種構成了典型神經症衝突之基礎的特定矛盾？研究和描述這些文化矛盾是社會學家的任務。於我而言，概要性地指出一些主要矛盾傾向就夠了。 要提到的第一個矛盾是，一邊是競爭與成功，另一邊是兄弟情誼與謙遜。一方面，所有事情都在鞭策我們成功，這意味著我們不僅必須獨斷，還要進取，要能擠對別人；另一方面，我們又深受基督教理想的薰陶，它聲稱為一己之利是自私的，我們必須謙卑、寬容、讓步。由於這個矛盾，正常範圍內只有兩個解決途徑：重視其中一個而忽視另一個；或者兩個都重視，結果個體在這兩方面都遭到嚴重抑制。 第二個矛盾是，刺激我們需要的事物，與滿足需要所帶來的現實挫折之間的矛盾。在我們的文化中，出於經濟原因，必然會不斷受到某些形式的刺激，諸如廣告、「炫耀性消費」、攀比理念等。然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些需要的現實滿足受到嚴格的限制。對於個體來說，其所造成的心理後果就是他的願望和願望的實現之間始終存在隔閡。 第三個矛盾在於，所謂的個人自由和他所面臨的現實侷促之間的矛盾。個體被社會告知他是自由獨立的，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來自由決定自己的生活；「人生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 of life）向他開放，只要他精明能幹、精力充沛，就能得到他想要的。而現實是，對大多數人來說，所有這些可能性都是有限的。人們曾開玩笑說我們無法選擇父母，這句話可以很好地延伸到一般生活中——我們無法選擇職業，無法在事業中有所成就，也無法選擇消遣方式、選擇伴侶。對於個體而言，其結果就是，感覺自己在完全自主決定自身命運和完全無能為力之間無地自容。 我們的文化中這些根深蒂固的矛盾恰恰是神經症患者努力調和的衝突：他的攻擊傾向和他的屈從傾向；他的過度要求和他對一無所獲的恐懼；他對自我擴張的追求和他個人的無助感。與正常人的區別僅僅是程度上的。正常人能夠在無損個人人格的情況下處理這些困難，而在神經症患者看來，所有衝突都擴大了，以至於不可能有任何令人滿意的解決途徑。 看起來，更有可能罹遭神經症困擾的人所體驗到的是突出形式的文化困境——大都始發於童年時期的經歷；當時的他們無力解決這些困境，或者儘管解決了這些困境，但其人格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我們或許可以稱他們為我們文化的「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