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 · 引言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要準確描述那些生活在我們之中的神經症患者和驅動他們的衝突、焦慮、痛苦以及他們的人際關係和自我關係當中所存在的諸多困難。在此，我關心的不是某一種神經症，也不是神經症的類型，而是性格結構。這個結構以不同的形式不斷地在我們時代幾乎所有神經症患者的身上重現。 論述重點將放在現實存在的衝突及患者解決衝突的努力、現實的焦慮及患者的防禦手段上。把重點放在實際情況上，並不意味著摒棄了神經症之本源在於早期童年經歷的看法。但與許多精神分析作者不同，我認為，以一種片面的沉迷態度去關注童年，並在本質上將日後的行為反應看成是先前反應的重演是不合理的。我想說明的是，早期童年經歷與後期衝突的關係遠比有些精神分析學家所認為的更加複雜，他們所主張的是一個簡單的原因和結果關係。儘管童年經歷給神經症提供了決定性的發生條件，但這些條件並非日後困境的唯一原因。 當我們把注意力放在實際的神經症上時就會發現，神經症並非只產生於偶發的個人經歷，還產生在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特定文化環境。事實上，文化條件不僅為個人經歷賦予了重量和色彩，還從根本上決定了它們的具體形式。比如，遇上一個專制或「自我犧牲」的母親算是一個人的不幸，但這隻發生在我們能找到這種母親的具體文化條件下，同樣，也只有在這種既定的條件下，這種經歷才會給日後的生活帶來影響。 一旦我們明白了文化條件對於神經症的巨大意義，被弗洛伊德視為根源和基礎的生物的生理條件便失勢了。若非基於確鑿的證據，不能考慮生物生理因素的影響。 我的這種取向，引發了許多有關神經症基本問題的新闡釋。雖然，這些闡釋涉及不同的問題，如受虐狂的問題、情感神經症傾向的含義、神經症性內疚感的意義等，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即強調焦慮在引發神經症性格上的決定性作用。 由於我的論點與弗洛伊德背道而馳，一些讀者或許想問這還是不是精神分析。問題在於你覺得什麼是精神分析的本質。如果你認為，精神分析只能依據弗洛伊德提出的既有理論，那我所談的就不是精神分析。但若你認為，精神分析的本質是有關於潛意識過程的作用及其表現方式的某種基本傾向以及促使這些潛意識過程得以察覺的治療形式，那我所談的就是精神分析。我覺得，嚴格遵循弗洛伊德的所有理論闡釋勢必帶來危險，我們會企圖從神經症中去發現弗洛伊德理論期望我們發現的東西。停滯不前是危險的。尊重弗洛伊德的偉大發現應該表現為鞏固他建立起來的相關原則，這樣才有助於精神分析在未來把理論與臨床療法的可能性轉變為現實。 就此，我同時也回答了另外一個可能的疑問：我的論點是否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阿德勒學派的影響。我的某些觀點確實與阿德勒強調過的觀點相似，但從根本上來說，我的闡釋是基於弗洛伊德學說的。倘若單純追求破舊立新——不以弗洛伊德的基本成果為基礎，即便對心理過程確有富有洞見的觀察，其實也是難以推陳出新的，在這一點上，阿德勒可稱典型。 至於我贊同其他精神分析論著者的哪種遵從方式，並非本書的主要目的。因此，在這些問題上，我的討論將著重於我的那些明顯背離弗洛伊德的觀點。 在此，我所談的是我基於長期的神經症相關精神分析工作的感想。我並非不想納入大量詳盡的個案史材料，但這對於一本旨在概括性地介紹神經症問題的書來說，實在是太過煩瑣了。從另外一方面來說，即使沒有這些材料，專業人士甚或外行，也可以考證我的觀點的效力。如果某位讀者是一個細心的觀察者，你不妨將我的假說與自己的觀察和經驗作比較，進而對我的論述予以拒斥或接納，也可予以修訂或是強調。 本書力圖做到語言平實，為使論說足夠清晰易懂，我避免討論太多細枝末節。同時儘量迴避專業術語，因為讓這些術語替代清晰的思考是很危險的。因此，對很多讀者而言，即使是外行人，也能很容易理解神經症人格的問題，但這或許是一個錯誤甚至危險的結論。我們無法忽視這樣一個事實：所有心理學問題必然是極其複雜且微妙的。若有人不願接受這一事實，那我或許應當勸阻他看這本書，以免陷入困惑以及在尋求現成的公式定律的過程中感到失望。 這本書面向的是有興趣的外行人，那些必須與神經症患者打交道的專業人員，還有那些熟悉相關問題的人。與此同時，本書不僅寫給精神病醫生，也寫給社會工作者和老師，還有那些了解心理因素在不同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的人，以及眾多的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最後，我也希望本書對神經症患者有所助益。只要他不將心理學的觀點視為一種侵犯和強迫而予以原則性拒絕的話，基於自身的困苦，他對於心理複雜性的理解就必定會比那些更健康的同胞更敏銳、更準確。不幸的是，認識了自己的處境並不意味著病症的治癒，在閱讀過程中，讀者或許更樂意將別人對號入座，而非自身。 在此，我有幸向伊麗莎白·托德小姐致謝，是她編輯校訂了此書。感謝我在文中提及的各位著者。我尤其要感謝的是弗洛伊德，他給我們提供了相關基礎和研究工具，還有我的病人，我的知識都來源於我和他們在工作過程中的種種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