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傳 · 懷念師友
紀念蔡元培先生
1918年北大哲學系畢業留影。前排右二為作者，右三為陳獨秀，右四為蔡元培，第二排左四為馮友蘭。
三十一年二月自香港返桂林，《文化雜誌》以時屆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屬為紀念之文。余於蔡先生逝世之初，曾為一文發表於重慶《大公報》，大意申論中國近二三十年之新機運，蔡先生實開之，今不重述。今只述蔡先生的偉大兼及余個人知遇之感於此。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這當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運會來臨，許多人都參預其間的。然而數起來，卻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說運會，是指歷史演到那時，剛好是上次大戰將了，好多舊東西於此結束，而人類一新機運於此初步展開。在社會人生，在經濟，在政治，種種上面都茁露新潮流，與十八九世紀所謂「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國呢，剛好在感受「近代潮流」引發第一度革命之後，反動的（袁氏）帝制運動（民國五年，即1916年），清室復辟運動（民國六年，1917年），此覆彼起，新舊勢力相搏之際。蔡先生即於袁倒黎繼，南北統一內閣之下，應教育總長范靜生先生之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范先生原是蔡先生做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時引為次長的，兩公之相得，自不待言。而況蔡先生以清朝翰林為革命巨子，新舊資望備於一身。此時欲從擴演近代潮流之中，更進而輸入最新潮流，使許多新意識在中國社會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舊勢力於無形，實在除蔡先生能肩負此任務外，更無他人具有這氣力的了。
這還不單是說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資望品概能服人而已；更要緊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識見，恰能勝任愉快。從世界大交通東西密接以來，國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實用的一面，而忽於其無形的超實用的地方。雖然關涉政治制度社會禮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類觀念，後來亦經輸入，仍不夠深刻，仍沒有探到文化的根本處。惟獨蔡先生富於哲學興趣，恰是游心乎無形的超實用的所在。講到他的器局，他的識見，為人所不及，便從這裡可見。因其器局大，識見遠，所以對於主張不同、才品不同的種種人物，都能兼容並包，右援左引，盛極一時。後來其一種風氣的開出，一大潮流的釀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關於蔡先生兼容並包之量，時下論者多能言之。但我願指出說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識到辦大學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緊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意識到此一需要而後兼容並包，不免是人為的（偽的）；天性上喜歡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並包是可學的，出於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學的。有意兼容並包，不一定兼容並包得了。唯出於真愛好而後人家乃樂於為他所包容，而後盡複雜卻維繫得住。——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當時發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數陳獨秀先生，次則胡適之先生，且不論他們兩位學問深淺如何，但都有一種本領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點意思度與眾人。胡先生頭腦明爽，凡所發揮，人人易曉。當時的新文化運動自不能不歸功於他。然未若陳先生之精闢廉悍，每發一論辟易千人。實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瀾。兩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卻是胡先生為人和易平正，原不須蔡先生怎樣費力支持。陳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內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對更多。而且細行不檢，予人口實。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氣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問蔡先生何以能這般出大力氣支持他呢？就為蔡先生雖知他有種種短處，而終竟對他的為人抱有真愛好，對他的言論主張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換任何一人都不會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愛他、真同情他，亦不會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話文運動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主幹。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屬新文化運動的靈魂。此則唯借陳先生對於舊道德的勇猛進攻，乃得引發開展。自清末以來數十年中西文化的較量鬥爭，至此乃追究到最後，乃徹見根底。儘管現在人們看他兩位已經過時，不復能領導後進。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風氣（不問是好是壞）卻是那時他們打開來的，雖甚不喜之者亦埋沒不得。自然是說起當時人物並不止陳、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釗）、顧孟余、陶孟和、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高一涵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陳、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們諸位若沒有蔡先生卻不得聚攏在北大，更不得機會發抒。聚攏起來而且使其各得發抒，這畢竟是蔡先生獨有的偉大。從而近二三十年中國的新機運亦就不能不說蔡先生實開之了。
這時我個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攏包容之中，然論這運會卻數不到我。因我不是屬於這新派的一夥，同時舊派學者中亦數不到我。那是自有辜湯生（鴻銘）、劉申叔（師培）、黃季剛（侃）、陳伯（漢章）、馬夷初（敘倫）等等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當時北京大學內得到培養的一個人，而不是在當時北大得到發抒的一個人。於此，我們又可以說蔡先生的偉大非止能聚攏許多人，更且能培養許多人。除了許多學生不說，如我這樣雖非學生而實受培養者蓋亦不少也。
我到北大任講席始於民國六年（1917年），而受聘則在其前一年，即蔡先生初接任校長之時。蔡先生之知我，是因我有《究元決疑論》之作，發表於上海《東方雜誌》（約在民國五年夏，連載於六、七、八月三期，後來收入東方文庫為一單行本）。此論之作蓋興感於黃遠庸先生之慘死。那時我在北京得到遠庸從上海寫給我的信，同時讀到他的懺悔錄（渡美舟中作，發表於《東方雜誌》），隨亦聽到他在美國被刺的訊息。此論發揮印度出世思想，指示人生惟一的路在皈依佛法。原稿寄給章行嚴先生（士釗）。適章先生奔走倒袁離滬，為蔣竹莊先生（維喬）所得，付《東方雜誌》刊出。不久袁倒黎繼，蔡先生既應范公之請，由海外返國，我以自十幾歲愛好哲學，很早讀到蔡先生的《哲學要領》一類著作，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談（民國元年我為新聞記者，蔡先生為閣員，見過幾面），特因范公介紹晉謁先生於其家，不料一見面，先生就說要請我到北大任教的話。
記得有一天，蔡先生約我與陳仲甫先生（獨秀）相會於校長室，提出請我擔任印度哲學一門課程（陳先生新聘為文科學長，相當今所謂文學院院長）。我說我何曾懂得什麼印度哲學呢？印度宗派那麼多，我只領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沒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說：你說你不懂印度哲學，但又有哪一個人真懂得呢？誰亦不過知道一星半點，橫豎都差不多。我們尋不到人，就是你來吧！我總不敢冒昧承當。先生又申說，你不是喜好哲學嗎？我自己喜好哲學，我們還有一些喜好哲學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來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是當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共同學習好了。他這幾句話打動了我，我只有應承下來。
雖則答應了，無奈我當時分不開身。當時我正為司法總長張西先生（耀曾）擔任司法部秘書。同時任秘書者有沈衡山先生（鈞儒）。沈先生多為張公照料外面周旋應付之事，我則為掌理機要函電。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為主，張公實代表西南滇川兩粵而入閣。正在南北初統一，政治上往來機密函電極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於此門功課夙無準備，況且要編出講義，如何辦得來？末後只得轉推許季上先生（丹）為我代課。
及至次一年，經過張勳復辟之役，政府改組，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職南遊入湘。10月間在衡山的北軍王汝賢等部潰走長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隨著潰兵難民退達武漢，就回北京了。因感於內戰為禍之烈，寫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呼籲有心人出來組織「國民息兵會」，共同制止內戰，養成民主勢力。自己印刷數千冊，到處分送與人。恰這時許先生大病，自暑假開學便缺課，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於是才到北大。
我在北大前後共七年，即自民國六年至十三年（從新思潮的醞釀、五四運動的爆發，到國民黨改組）。中間曾因腦病求去兩次，皆經蔡先生懇切挽勸而留住，其詳不煩說了。七年之間從蔡先生和諸同事諸同學所獲益處，直接間接，有形無形，數之不盡。總之，北京大學實在培養了我。論年輩，蔡先生長於我廿六歲，我只算得一個學生。然七年之間與先生書信往返中，先生總稱我「漱溟先生」，我未嘗辭，亦未嘗自稱晚生後學。蓋在校內原為校長教員的關係，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謙德。後來離校，我每次寫信，便自稱晚學了。
近中四川報紙有傳我初投考北大未見錄取，後乃轉而被聘為教授者，非事實。從上面所述可以看出（那時蔡先生以講師聘我亦非教授）。不過我初到北大時，實只廿四歲，與諸同學年齒相若，且有比我大兩歲者。如今名教授馮友蘭、顧頡剛、孫本文、朱謙之諸君皆當日相聚於課堂的。更有少時與我為同學友，而其時卻正求學於北大的，如雷國能（在法科），如張申府（崧年，在理科）諸兄是。
當時蔡先生為什麼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呢？我既不屬新派（外間且有目我為陳、胡的反對派者），又無舊學，又非有科學專長的啊。此即上文所說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覺到我富於研究興趣，算個好學深思的人，放在大學裡總是好的。同時呢，他對於我講的印度哲學、中國文化等等自亦頗感興味，不存成見。這就是一種氣度。這一氣度完全由他富於哲學興趣相應而俱來的。換言之，若胸懷意識太偏於實用，或有獨斷固執脾氣的人，便不會如此了。這氣度為大學校長所必要的；老實說，這於一個為政於國的人有時亦同屬必要吧！
由於蔡先生愛好哲學，又請來有哲學興趣的教員，亦就開發了學生們的哲學興趣。在我眼見的七年中，哲學系始終是最重要的一個學系。當其盛時，比任何一學系的學生都多。除了註冊選修哲學課程者外，其他學生自由來聽講的亦很多。校外的人（例如琉璃廠高師的學生、太僕寺街法專的學生，還有些不是學生的人）經常來聽講者亦頗有之。註冊部所安排的教室每不合用。就為按照註冊人數，這間教室本可以容納下，而臨時實到聽講的人數卻加多，甚至加多達一倍，非掉換大教室不可。我自己的經驗，當民國十二年（1923年）及十三年（1924年）上半年，我講儒家思想時，必須用第二院大講堂才行。通常聽講人數總在二百左右，到課程結束，舉行考試時的試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正式註冊的學生了。聞人言近年（指抗戰前和抗戰中）南北各大學哲學系學生少得可憐，幾乎沒有人願入哲學系。此固一時一地風氣不同，然可見蔡先生當年倡導總算成功。
若問蔡先生何以能有這種種成功——他能羅致人才，能造成學風，能影響到全國大局，使後之言歷史者不能不看做劃時代的大節目，其成功之由果何在？我可以告訴你：此無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惡。何謂真好惡？儒書上指點得明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便是。有真好惡，而後他的一言一動，不論做什麼事，總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間。這樣，他便能打動人。人或者甘心情願跟著他走，或隨著他有一段鼓舞於衷而不自知。朱晦翁嘗說的一句話：「是真虎，必有風」，正謂此。他不要籠絡天下人，他更不想強制天下人聽他的。一切威迫利誘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卻自為他所帶動。他畢竟成功了，畢竟不可磨滅地成功了。反之，那玩手段的欺人自欺，亦或自覺得一世之雄，卻每每白費力，落得一場空。這亦就是儒書上「不誠無物」一句話了。
總之，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偉大在於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進一層說：坦率真誠，休休有容；亦或者是偉大人物之所以為偉大吧。
今者距新思潮之風動全國既二十年，距余之離開北大既十七八年，距蔡先生之身故既滿兩年，而余亦浸浸五十之年矣。自顧尚無所成就以答蔡先生之知遇，以報北京大學之培養。竊不敢妄自菲薄，將致力於新文化運動之建設的工作，無使蔡先生之精神徒如過去新思潮所表現者而止，而更有其最後之成果焉。是則區區心愿之所在也。因紀念蔡先生，並志於此以自勵。
附記
此文寫於民國卅一年，即1942年；1970年忽於亂紙堆中發現吾手稿原跡，計經廿有八年矣。既審視其不無可存，則重為抄錄一通，復就回憶所及五十年前之往事附記於其後。
文中說蔡先生有多方面之愛好，極廣博之興趣，其可征之事例甚多。今試舉其一。爾時（約在1927年）京中有蜀人張克成先生宣講佛家唯識論著於廣濟寺，任人聽講，蔡先生時出掌北大校事非久，竟然撥冗偕友幾次往聽。其實張先生信佛雖篤，卻不通唯識，其錯解可笑，愚著《唯識述義》曾指出之。然蔡先生之好學豈可及耶？
文中說北大哲學系爾時之盛況，曾及1923—1924年愚講儒家思想時來聽者之多。卻須知聽眾非盡屬思想上的同調，為求學習而來者。愚曾聞有反對派來聽，倡言「我聽聽他荒謬到什麼地步」。（註：同學中有彭基相、余文偉以我為唯心主義，夙示反對。）此正見出當時思想自由活潑之氣象；凡哲學界所以成其盛況者詎不在此耶？
1970年11月3日記
又文中「他不要籠絡天下人，更不想強制天下人聽他的，……反之那玩手段的自欺欺人，亦或自覺得一世之雄，卻每每白費力，落得一場空；這亦就是儒書上『不誠無物』一句話了。」蓋有感於當時執政者蔣介石而發，時當抗日戰爭中期，百事望之於蔣，而誤於蔣，深有慨於心也。
同年11月8日又記
此文紀念蔡先生兼及當年愚受任北大哲學系講席之事，因回憶往昔同學盛況如次：計同班同學有孫本文、顧頡剛、馮友蘭、黃文弼、朱自清諸君。其時我廿四歲，論年齒彼此大致均相若。班上惟一年長者為譚鳴謙，即是後來革命運動中出名的譚平山其人，他年近三十矣。同學諸友固遠不止此數，此舉其後來學問上各有造詣，且均為大學的名教授，我此一時偶爾回憶中者數人而已。且在北大首尾七年之間，所熟識交好者初不止於哲學系諸同學，而泛及於其他系科。如羅常培、羅庸皆國文系，如陳政則德文系，如葉鮕則理科，如黃艮庸則在預科，朱謙之（自由聽課，不屬任何學系）、王恩洋（旁聽生）。谷源瑞則屬哲學系，後因在國民參政會任秘書，而特別相熟。至如王星賢（英文系）雖在學校時不相知而晚年來過從頗密，十分契合。
1984年2月5日再識
紀念梁啓超先生
今天為梁任公（啟超）先生逝世第十四周年，友人張旭光、周之風諸君提議撰寫紀念文。去年漱溟自香港返桂，嘗應友人囑寫有蔡孑民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文一篇。愚往者既同受知於蔡、梁兩先生，則茲於紀念梁先生之文，自不容辭。紀念蔡先生文中曾指出蔡先生之偉大處，復自道其知遇之感。今為此文，大致亦同。
一、怎樣認識任公先生的偉大
欲知任公先生的偉大，須從其前後同時人物作一比較。例如蔡先生即其前後同時人物之一。兩位同於近五十年的中國，有最偉大之貢獻。而且其貢獻同在思想學術界，特別是同一引進新思潮，衝破舊網羅，推動了整個國家大局。然而奇怪的是任公少於蔡先生八歲，論年輩應稍後，而其所發生之影響卻在前。就在近五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開始之時。在距今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個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後的中國政治全為立憲運動所支配，而這一運動即以他為主。當他的全盛時代，年長的蔡先生卻默默無聞（蔡先生誠早露頭角，但對廣大社會而言則是如此）。蔡先生從「五四運動」打出來他的天下，那是距今二十四年的事。歐戰以後的新思潮於此輸入（特別是反資本主義潮流），國民革命於此種其因。所以他的影響到大局政治，不過是近二十年的事。
當任公先生全盛時代，廣大社會俱感受他的啟發，接受他的領導。其勢力之普遍，為其前後同時任何人物——如康有為、嚴幾道、章太炎、章行嚴、陳獨秀、胡適之等等——所不及。我們簡直沒有看見過一個人可以發生像他那樣廣泛而有力的影響。康氏原為任公之師，任公原感受他的啟發，接受他的領導。卻是不數年間，任公的聲光遠出康氏之上，而掩蓋了他。但須注意者，他這一段時期並不甚長。像是登台秉政之年（民國二年，即1913年；民國六年，即1917年，兩年度），早已不是他的時代了。再進到「五四運動」以後，他反而要隨著那時代潮流走了。民國八、九年（1919年、1920年）後，他和他的一班朋友蔣百里、林長民、藍志先、張東蓀等，放棄政治活動，組織「新學會」，出版《解放與改造》，及共學社叢書，並在南北各大學中講學，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學開出來的新風氣所影響。
因此，論到所給予社會影響之久暫比較上，任公每又不如其他的人。所以有人評論他幾句話：
其出現如長彗燭天，如瓊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響絕，政治學術兩界胥不發生綿續之影響。——此正任公之特異處。
《陳伯莊通訊》
（《思想與時代》，第十三期）
這是很對的。我們由是可以明白諸位先生雖都是偉大的，然而其所以偉大卻各異，不可馬虎混同。任公的特異處，在感應敏速，而能發皇於外，傳達給人。他對各種不同的思想學術極能吸收，最善發揮。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綿歷久遠。像是當下不為人所了解，歷時愈久而價值愈見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這亦就是為何他三十歲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卻要待到五十多歲的理由。他給中國社會的影響，在空間上大過蔡先生，而在時間上將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
從前韓信和漢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個善將兵，一個善將將。蔡、梁兩先生比較，正復相似。蔡先生好比漢高祖，他不必要自己東征西討，卻能收合一班英雄，共圖大事。任公無論治學和行文，正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自己衝鋒陷陣，所向無前。他給予人們的影響是直接的，為蔡先生所不及。
任公為人富於熱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夠沉著，一生遂多失敗。
二、任公先生的生平得失
吾人紀念前賢，亦許應當專表彰他的功德。無奈我想念起任公先生來，總隨著有替他抱憾抱悔之心。任公學術上的成就，量過於質，限於篇幅，不能悉數。今就其在政治上得失說一說。
清季政治上有排滿革命和君主立憲兩大派。任公一度出入其間，而大體上站在立憲一面，且為其領袖。固然最後革命派勝利，而國人政治思想之啟發，仍得力於他者甚多，間接幫助了辛亥革命者甚大。國人應念其功，他自己亦可引以為慰。
民國成立，宋鈍初（教仁）想實行政黨內閣，正與任公夙懷符合。當時曾約定以全力助宋，可惜宋氏被刺，兩派合作機會遂失。加以袁世凱方面種種籠絡。國民黨方面種種刺激，卒成組織進步黨對抗國民黨之局。更進而有熊希齡受袁命組閣，隱然由進步黨執政之局。末了，就陷於副署袁氏解散國會命令之重大責任，而不能逃。國會既散，政黨根據全失，熊閣當然亦站不住。政治脫軌，大局敗壞，任公於此悔恨不及。這是他政治生活第一度失敗。自然當日之事，由各方造成，任公不獨屍其咎。卻是春秋責備賢者，賢者引咎自責，不能不如此。
由任公先生之知悔，遂在袁氏帝制時，有奮起倒袁之舉。在倒袁運動上，先生盡了最大力量。假如說創建民國是革命派的首功，那麼這次再造共和，卻不得不讓他的一派居首功了。當日事實自有史家載之史乘，茲不多述。這是任公先生在政治活動對於國家第一度偉大不磨之貢獻。
可惜在倒袁中忽遭父喪，袁倒後先生治喪持服，未得出而秉政。於是種下了民國六年（1917年）佐段（祺瑞）登台之事。在這裡面還夾著一段反對康（有為）、張（勛）復辟。信有如任公幾十年前所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者，可算作他第二度對於國家的貢獻。
復辟既敗，共和三造，段、梁攜手執政，居然又有幾分進步黨內閣氣概。此固為任公登台應有之陣容。但千不該，萬不該，不肯恢復國會，而另造新國會，以致破壞法統，引起「護法之役」，陷國家於內戰連年。這是他政治生活第二度嚴重失敗。這次責任別無可諉，與前次不同。我們末學只有替他老先生惋惜，而他的政治生涯亦於此告終。
總論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學術，不在事功，獨在他迎接新世運，開出新潮流，撼動全國人心，達成歷史上中國社會應有之一段轉變。這是與我紀念蔡先生文中所說：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學術，非事功，而在其釀成一種潮流，推動大局，影響後世，正復相同的。
三、我個人對任公先生的感念
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啟發甚深之一人。論年紀，我小於先生二十歲。當他二十幾歲舉辦《時務報》、《清議報》之時，我固不能讀他的文章。即在他三十歲創刊《新民叢報》亦還不行。直待我十五歲，好像《新民叢報》已停刊，我尋到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冊《新民叢報》和《新小說》全年一巨冊（約五六百萬字以上），又《立憲派與革命派之論戰》一厚本（任公與汪精衛、胡漢民等往復辯難所有文章之輯合本）才得飽讀。當時寢饋其中者約三四年。十八歲時，《國風報》出版，正好接著讀下去。這是比我讀五年中學更豐富而切實的教育。雖在今日，論時代相隔三十年以上，若使青年們讀了還是非常有用的。可惜今日僅存《飲冰室文集》，而原報殆不可得。那其中還有旁人許多文章和新聞時事等記載，約占十之八，亦重要。至今想來，我還認為是我的莫大幸福。
蔡先生著作無多，我讀到亦不多，在精神上卻同深嚮往。民國五年（1916年）曾因范靜生（源廉）先生介紹而拜見蔡先生。但對任公先生則未曾求見。因我先父多年敬佩任公，當他從海外返國，親往訪四次未得一見，兩度投書亦無回答，我更不敢冒昧。到民國九年（1920年），任公漸漸知道我。一日忽承他偕同蔣百里、林宰平兩先生移尊枉步訪我於家。由此乃時常往還。民國十四年（1925年）我編印先父遺書既成，送他一部。書中有先父自記屢訪不遇投書不答之事，而深致其慨嘆。我寫信特指出這段話，請他看。他回信痛哭流涕數百言，深自咎責。囑我於春秋上祭時，為他昭告說「啟超沒齒不敢忘先生（指我父）之教」。蓋先父於慨嘆其慢士之餘，仍以救國大任期望於他也。此事在先父若有知，當為心快。而在我為人子者，當然十分感激他（註：任公先生此一回信附後）。
十八年（1929年）春上，我在廣州聞任公先生逝世之訊，心中好大難過。念相交以來，過承獎愛，時時商量學問，虛心咨訪（先生著作關於佛教者恆以初稿見示征問意見），而我未有以報。第一，他奔走國事數十年，所以求中國之問題之解決者甚切，而於民族出路何在，還認不清。第二，他自謂服膺儒家，亦好談佛學，在人生問題上誠為一個熱心有志之士，而實沒有弄明白。我於此兩大問題漸漸若有所窺，亟思以一點心得當面請正。豈料先生竟作古人，更無從見面談心，只有抱恨無窮而已。今為此文，雖時間又過去十多年，還是不勝其追懷與感念！
1943年1月
附：任公先生十四年答漱溟信漱溟宗兄惠鑒：
讀報知巨川先生遺文已裒輯印布，正思馳書奉乞，頃承惠簡先施，感喜不可言罄。讀簡後，更檢《伏卵錄》中一段敬讀，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許者如此其厚，而啟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無狀。今前事渾不省記，而斷不敢有他辭自諱飾其罪。一言蔽之，學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誠負天下之重，以致虛情慢士，日儕於流俗人而不自覺，豈唯昔者，今猶是也。自先生殉節後，啟超在報中讀遺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並世有此人，而我乃不獲一見（原註：後讀兄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兄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納交之心益切）。豈知先生固嘗辱教至四五，而我乃偃蹇自絕如此耶！《伏卵錄》中相教之語雖不多，正如晦翁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啟超者實至大。末數語，蓋猶不以啟超為不可教，終不忍絕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願兄於春秋薭祀時，得間為我昭告，為言：啟超沒齒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報先生也。遺書尚未全部精讀，但此種俊偉堅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紙隻字皆關世道。其效力不見於今，亦必見於後。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繼述而光大之，即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創，課業頗忙。又正為亡妻營葬，益卒卒日不暇給。草草敬覆奉謝，不宣萬一。
啟超再拜。十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