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傳 · 我的主要經歷

值得感念的歲月 我入北大，時北大建校將近二十年，我年僅二十五歲。今值北大校慶九十周年，謹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時一些往事，以表達我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於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方自歐洲歸來，應教育總長范源廉之邀，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我請范公代為先容，往謁蔡先生於其南菜園上街寓所。辛亥革命勝利民國建立，1912年蔡先生參加首屆內閣為第一任教育總長，而我此時於同盟會《民國報》工作，以一青年記者身份，出入於國會、總統府、國務院及各政黨總部，因此於採訪中多次接近蔡先生，但未得深談。而此次不同，是以自己所著《究元決疑論》特向蔡先生求教的。此文評論古今中外諸子百家，而獨推崇印度佛家思想。當我說明來意後，先生回答說：「我過上海時已在《東方雜誌》上看過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過目，並對這篇如今看來是東拉西扯的文章給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隨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說：「我是喜愛哲學的。我此次來北大重點要辦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學係為重點，你就來哲學系講印度哲學好了。」我忙回答說：「先生之喜愛哲學我知道，早在中學時即讀過先生翻譯的《哲學要領》一書，至於我，實在不懂印度哲學。印度宗派是如此之多，而我只不過為解決自己在人生問題上的煩悶，鑽研了一些佛典，領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先生說：「你說你不懂，但又有誰懂呢？我尋不著人，就是你來吧！」我總不敢承當。先生於是申說道：「我看你也是喜歡哲學的。我們把一些喜愛哲學的朋友聚攏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麼可以不來呢！來北大，你不要以為是來教別人的，你把到北大當做來共同學習好了。」蔡先生這幾句話打動了我。抱這種態度再好不過，而我又怎會不願來學習呢。來北大的事就如此確定下來。 敘說至此，不由聯想到近年有關我入北大的一些失實的傳聞。1942年在《紀念蔡先生逝世兩周年》一文里我即有所申述，不料四十多年後又再度傳播開來，且更加離奇、廣泛；大小報刊且不說，雖《北京大學學報》亦不能免。事實是我因中學畢業後投身同盟會活動，無法顧及升學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學同窗如湯用彤（在文科）、張申府（在理科）、雷國能（在法科）諸兄尚求學於北大，況且蔡先生以講師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錄取，反被聘為教授之事。 1916年我雖應聘，卻因尚在司法部任秘書，一時不得脫身，1917年下半年才到北大。入校後先開「印度哲學」一課，此課自非哲學系重點，但聽課者似仍不少。後來講授「儒家哲學」，聽課者更多，註冊部原安排一院紅樓教室容納不下，於是不得不遷往二院馬神廟階梯教室。此課聽講者約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數即為註冊之學生，如馮友蘭、朱自清、顧頡剛、孫本文諸位均是如此得與我相聚於課堂的。至於其餘半數即為自由聽講者：有的來自其他高校，有的來自社會。蓋當時北大對外開放，任人來聽課。以我所知，如軍界前輩廣東伍庸伯先生（與李濟深同學），江蘇江問漁先生（後隨黃炎培先生工作，是時任工商部主事），皆年近四旬，而天天來聽課。湖北張難先先生（湖北三怪之一，辛亥革命中頗有影響的人物），來聽課時更是年近五旬了。年輕後輩如我者，聽課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如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先生。聽課者之踴躍，更可想而知了。於此可見蔡先生兼容並包主張的實施和當時新思潮的影響，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濃厚空氣，不僅感染北大師生和其他高校，且影響及於社會。生活在此種氣氛中怎能不向上奮進呢！ 在講授「印度哲學」（其中包括佛學）之後，我又開有「唯識學」。但在因愛好哲學而愛好佛學的蔡先生，猶以為未足，先後又請來張爾田先生講「俱舍論」（代表小乘）、張克誠先生講「觀所緣緣論」（代表相宗）、鄧高鏡先生講「百論」（代表性宗），雖時間不長，也未列為哲學系正式課程，卻仍可見蔡先生銳意繁榮學術和好學之精神。佛學不屬舊學之列，卻亦不合於新思潮，因此難免遭非議。此時，於學生紛紛建立之種種社團中，更有「反宗教大同盟」之成立。顧名思義其宗旨自是反宗教。該「同盟」曾組織講演會，邀請對宗教問題持不同觀點者發表意見。我研究佛學、講佛學，自是被邀對象。我應邀作了題為「宗教問題」的講演，地點在三院南河沿室內操場，可容千人左右。記得當時以我到得早些，便由我先講。從早八點多開始，講了一上午，意猶未盡，下午又繼續講，待結束時竟日落西山。原安排在同一日的另一講演人李石曾先生（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當時倡導無政府主義），在台下自早聽到晚，最後竟無時間供他發言。聽講者眾多，且有耐心，可見對講演內容感到有興味。但須知對主講人觀點持反對態度者亦大有人在，如我講「儒家哲學」時，有學生對旁人說：「我倒要聽聽他荒謬到什麼程度！」採取此種態度，實未可厚非。學問學問，學而不問怎能求得真學問。彼此質疑，互相問難，是有利於學術發展的。當時北大此種風尚是極可珍貴亦應加以發揚的。 當時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宣傳西方文化，提倡科學與民主，而貶抑東方文化，於是「東西文化」常成為談論的問題。我於教學之外對此時時思考，探究不輟。友人張申府、屠孝實等嘗加勸阻，或說問題範圍太大，難於著手，或說問題尚遠，可俟諸來日。我均不以為然。那時以陳獨秀、胡適之等為代表的新派，多主張全盤西化。陳獨秀頭腦明晰，筆鋒銳利，批判舊派觀點，如摧枯拉朽。《新青年》雜誌詰問舊派：孔子真精神是什麼？價值何在？舊派張口結舌。可是許多舊派先生竟不感苦惱，仍埋頭於舊學之中，仿佛彼此並不相礙。學生一如教師，也分新舊。新派刊物名《新潮》，宣傳科學精神與民主思想，內容充實而有生氣。傾向於舊派的學生辦有刊物名《國故》，卻只是示人以一堆陳舊古董，根本無力與新派對壘。雖然我對新思潮莫逆於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屬舊派，面對新舊之爭，似盡可仍埋首於佛學研究，可是我卻感到壓迫之嚴重，以為此問題不可忽略而且急切。蓋自鴉片戰爭以來，隨帝國主義勢力之入侵，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受到懷疑，似中國之有今日全由於我們的文化。這明明是逼著中國人討一個解決。試想，如果中國傳統文化果真不能與西方文化並存，而要根本絕棄，我們應趕快自覺改革，不要與它同歸於盡；如果中國傳統文化受西方文化壓迫，並不足慮，而中國文化終有翻身之日，那也應積極去做，不要再做夢發獃；又如果確如一些人所說，東西文化可以融通調和，那也應弄清調和之必要及調和之道，絕不應消極等待。誰說問題不嚴重而且急切！ 我原是個很笨很呆的人，從我十幾歲會用思想之日起，就愛尋個准道理，最怕聽無可無不可的話。凡是我心中成為問題的，便不肯忽略過去，而對此問題如果我說不出它的道理，就表明我沒有道理。中國文化問題關係國家命運，民族存亡，怎可輕輕放過，漠不關心？同時北大以及整個社會當時愛國主義精神高漲，人們關心國事，文化問題成為學術界討論最多的問題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這種主觀要求和客觀環境推動下，1919年我首次將個人對此問題研究結果，在課外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為題作連續多次講演，介紹給北大同事、同學。1920年又於濟南向社會公開報告。第一次由陳政同學（哲學系）記錄。第二次由羅常培同學（中文系，解放後曾任語言研究所所長，1954年病故）記錄。後將兩次記錄稿加以整理，以講題為書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我生平第二本專著。該書出版後受到學術界注意，引來評論不少。可以說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張考卷，記錄了我在校期間學習與研究成績的高下優劣。 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我將西方、中國、印度三種文化加以比較，各給予人類文化發展史上以適當位置，並指出世界最近未來將是中國文化之復興。於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轉為儒家思想，決心去作孔家生活。1924年為實行自己的辦學理想，我向蔡先生辭去教職，從此離開了北大，而北大影響仍留在我心上。我這個根本未曾入過大學之門的人，得以走上大學講台，就我個人說，只不過因為我鑽研了一個冷門——佛學，而從根本上說，則是由於蔡先生實行兼容並包的主張，是由於蔡先生對後學的關心與愛護。而在進入北大之後，我從蔡先生和諸同事、同學所獲益處，直接間接，有形無形，說之不盡，於是得以經過自學鑽研，在學識上有了自己的獨立見解，並開始走向成熟。 我嘗說過，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是因蔡先生包容於北大而得到抒發的人，而我則不是；我是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養的一個人。而今我已九十有五，追憶往事，真可謂培育之恩沒齒難忘。 鄉村工作簡略回顧 我從事鄉村工作的簡略回顧 抗日戰爭前，我做鄉村運動曾有較大發展，此種發展有客觀原因。在中國銀行民國二十一或二十二年的年度報告中指出，當時國內社會經濟有了大變化，既不出也不久入。原來中國出口靠農村（農產品），進口也是為農村（農村需要的煤油等），這時銀行業首先感覺到這種不出不入的現象。這正是鄉村運動在國內開展普遍的一個原因——農村破產。正為農村破產，才有救濟農村呼聲，南京政府亦設立農村復興委員會。在這裡我想說一下我從事鄉村運動的由來。 我們開頭並不是在農村破產刺激之下從事這一運動的。我本生長於大城市北京，包括我的上一代上兩代也如此。為什麼一個在都市生長的人想去搞鄉村運動？早年因受彭翼仲先生的影響，灌輸了愛國思想，我於是很早就熱心國事，從而熱心憲政。我認為皇帝專制為中國腐敗的根源，救國必須從政治入手，憲政首先出現於英國，應以英國為藍本，實行憲政。清末大家都要求憲政，清廷因此有憲政十九條的宣布。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布了臨時約法，這也是模仿英國憲政。後來袁世凱又背叛民國而搞帝制。可是竟然社會民眾沒有實行憲政的要求。如果公眾沒有參與國政，爭取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的要求，憲政只在上層說來說去，是無用的。在這個問題的推動下，我想必須從地方自治入手，也就是從基層的農村入手，於是我拋棄都市生活，到鄉村去。最初想在廣東試辦，因為與我相識的李濟深當時在廣東當政，民國十六年我在廣東發起創辦鄉治講習所，並且作了「鄉治十講」的講話，講述鄉治的道理、辦法等，可惜講習所未辦成，此講稿也已不存。後來政局變化，李濟深為蔣介石扣留，我於是回到北方。剛好我回到北方遇見朋友王朝俊（鴻一）、梁仲華等人。王是山東人，當時為山東省議會副議長。馮玉祥、閻錫山二人對王很禮遇，因此王是馮、閻二人的座上客。王朝俊熱心鄉村自治。他一面在北平出版《村治月刊》，一面與朋友在河南輝縣辦河南村治學院。《村治月刊》在經濟上得到閻的資助，村治學院則得到馮的同意。村治學院院長為彭禹廷、梁仲華，我為教務長，村治學院的旨趣書是我起草的。我在此前後不超過一年，因為民國十九年蔣閻馮中原大戰，學院被迫倉促結束。當時名義上河南省主席是韓復榘，實際上他並不能主持省政。韓原是馮的部下。中原大戰結束後，蔣拉韓，委以山東省主席的職位，韓於是脫離了馮。在學院結束後，副院長梁仲華去山東向韓報告，韓即表示河南辦不成，請都來山東好了，於是學院的全班人馬去山東，考慮如何做法。當時社會各界都高談「建設」，我們在此影響下就提出「鄉村建設」，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院址選在距濟南不太遠，又靠近膠濟路的鄒平縣，劃縣為實驗區。院以下除實驗區，另外兩個部分是訓練部和研究部，前者的任務是訓練做鄉村工作的幹部，後者做鄉村建設的研究工作、策劃工作。梁仲華任院長，我為研究部主任。進行鄉村建設工作，我頭腦中所設想的有兩個要點，因為從我的眼光看，中國有兩大缺欠。中國農民的散漫幾乎到了自生自滅的程度。農民不關心國家，國家也不管農民。農民散漫，缺乏團體組織，這是一個缺陷。中國社會所缺乏的另一面是科學技術。我所想的憲政的新中國，必須從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須從團體自治入手，將農民組織起來，才能實現。我夢想的團體自治是合作社；這種合作社主要是生產合作，也包括消費合作、信用合作。西洋進步從都市入手，是向外侵略發展貿易，而犧牲農村發展起來的。我們不能走這個路子．總之，中國缺乏「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這八個字。將這兩方面補進來，中國即發達進步，成為很好的國家。這個好，要勝過西洋，因為其富強是建立在廣大農村之上的。我心目中的做法是將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引進於鄉村：團體組織引進一分，即可引進一分科學技術，同樣科學技術引進一分，又可推動團體組織一分。為此，我們在鄒平成立了農村金融流通處，併兼理縣金庫，流通處不貸款給個體農民，只貸給農民組成的合作社，以推動合作社的發展，促進農民組織，又促進了科學技術。例如鄒平孫家鎮為棉花集散地，農民將生產的棉花送去出售、打包，運給青島紗廠。我們即做棉種改良工作，推廣紗廠需要的長絨棉（美棉），紗廠高價收購，農民歡迎。我們還計劃在當地自辦紗廠，這樣可以農工結合，增加農村財富，後因七七事變，未及實現。 搞鄉村運動，我本從主觀認識出發，而在農村破產的客觀形勢推動下，運動有了較大較廣泛的發展，於是我們連續三年舉行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第一次在山東鄒平，隨後兩次先後在河北定縣和江蘇無錫。這三次會議的記錄由章元善、許仕廉編輯，以《鄉村建設實驗》為題交商務印書館出版。附以出家精神做鄉村工作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動他的心肝，牽動他的生命；他看到眾生均循環沉淪於生死之中，很可憐的，所以超脫生死，解決生死，遂拋棄一切，不顧一切。現在我來做鄉村運動，在現在的世界，在現在的中國，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樣。我同樣是被大的問題所牽動，所激發；離開了朋友，拋棄了親屬，像和尚到廟裡去般的到此地來。因為此事太大，整個地占據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無有了，只有這件事。此時即如出家和尚出家時覺得世人都是在做夢，而自己甚為孤獨，但多數人仍占在他的心內。在佛家原是為眾生，悲憫眾生，為眾生解決生死；這種不忘眾生、念著眾生的心理，做鄉村運動的人，應當仿效。在普通和尚很少這樣激動，這樣決心，自動發願出家；如果那樣的出家，等於未出家，他雖出了家，不過隨隨便便念念經，其生活是同世人一樣的無聊。這樣的生活是無味的生活。如果鄉村運動者不是自動出家，在內心並沒起了激動，仍系鬼混度日，這是最冤枉最無味的生活。如果我們真是發願而來，我們應當真的像和尚一樣感到孤獨，常常念著眾生，常常念著一件事，常常像要解決一個很急切的問題似的。（我在廿歲時曾經想出家，後來沒有；可是到現在還常常覺著出家的味道。）一個人很容易一陣明白，一陣糊塗；明白時很容易明了他的責任，糊塗時便恍惚忘記了。這隻有常常提醒自己，要問出一個很真切的心來。如果不是真想干，乾脆的不如不干；如果真想干，那麼應該很深沉的內決於心，雖有時糊塗恍惚，也可覺醒的。 抗戰以來自述 我努力的是什麼——抗戰以來自述 1940年底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後，為在海外建立民盟的言論機關，1941年作者被推赴香港籌辦《光明報》。1941年9月18日報紙創刊，作者被任命為報社社長，主持該報工作。《我努力的是什麼？》一文即寫成於此時，並在《光明報》連載達一個半月之久。文中扼要記述了作者自1937年七七事變前後至1941年離渝赴港之前四年間所參與的種種重要活動。五十年前的這些往事，因時移事易，有些細節已無多大意義，故現在重新刊出時略有刪節。至於文章中的多處「天窗」，則系當年被香港當局新聞機構所檢扣的部分，因作者無法填補，只得付諸闕如。 編者 引言 我努力的是什麼？這原是要讀者看了這篇自述之後，從四五年事實經過中認出的。但今亦不妨先指點出來： 一、是國內的團結； 二、是民眾的發動。 發動民眾為抗戰所必需，國內團結為抗戰所必需，這是人人都知道應需努力的事。努力者正多其人，我亦不過追從國人之後之一份。事無新奇，不足稱述。不過我四五年間翻來覆去，努力不已，不是這件，就是那件，自始至終，一貫不移。述說出來，使國人關心這兩大問題者，亦可得其消息之一斑。 我第一個念頭原在發動民眾，因為意想中全國一致對外不成問題，後來曉得事情不這樣簡單，還必須先求團結才行，否則彼此猜防之心未泯遽動手發動民眾，愈發動即愈衝突，衝突大了，國事便不可為。但如有人問我：定要團結好了，再發動民眾，事實是否能許可呢？我回答不出。我總強調「團結第一」就是了。 我是個謹慎人，我，像共產黨一樣，可以去發動民眾。我當然要從團結入手，求取全國有計劃的合於理的民眾大動員（此事我有主張計劃見後）。無奈我的氣力薄弱，事情不易成功，至今天還盤旋在團結問題上，沒有進展，因此四五年間所努力的，核實了仍只是團結一事而已。試看後文自明。我今天受同人委託，辦理本報，仍是為了團結運動。現在自述其四五年來努力經過，藉以求教於當世賢達，亦正是表出本報宗旨的一種工作，倘得各方讀者同情指教，使團結運動得些進益，豈非大局之幸乎。祝之祝之！ 在本篇的敘述上，擬將最近在重慶我們一些朋友，為團結而奔走的一段經過敘列為開卷第一章，然後翻回頭來，再從抗戰之前敘起，直敘到最近，使與開端的敘述環扣起來，其順序約略如下：（一）1941年2、3月間的一段經過 （二）七七以前的講演 （三）「八一三」以後的文章 （四）國防參議會 （五）訪問延安 （六）國民參政會 （七）改善兵役的運動 （八）解決黨派問題的我見 （九）巡歷華北華東各戰地 （十）統一建國同志會 （十一）1940年4月間的一個提案 （十二）總結全文 一、1941年2、3月間的一段經過 這一段經過，我看見曾有兩個刊物提說到。一是陶百川先生主編的《中央周刊》似用《勸駕記》為題，一是鄒韜奮先生寫的《抗戰以來》第七十五節《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前夜》。不過，都語焉不詳。我現在較精確地記述當回事實（其中自然仍省略許多），讀者不妨取以與前兩文相印證。 這一段經過，是1941年2月22日起，到3月27日為止的，其內容如下。其時中共參政員毛澤東等七人對於1月間新四軍事件表示抗議，用書面通知國民參政會秘書處說：在他們所提善後辦法十二條未經政府裁奪前，即不出席參政會。而參政會已定3月1日開會，所以居第三者地位的參政同人，不便坐視，特於2月22日集會商談。當日在座者，計有張君勱、羅隆基等各位，左舜生、李璜等各位，沈鈞儒、鄒韜奮等各位，黃炎培、冷等各位，而前屆參政員章伯鈞、張申府亦參加，連我自己共有十五人。大家商談結果，推定左、羅及我共三人，負責起草幾條意見，作為向雙方說話的根據。當晚左、羅及我三人又作一度交換意見，而委託我來執筆。23日晚我寫好之後，通知各位朋友於24日集會。大家看了，我所寫好的無甚修改，即依年齡為順序而簽名。第一為張表方（瀾）先生，第二為褚輔成先生，余不必細數。除章伯鈞、張申府兩位未簽名外，仍得十六人之數。褚先生為國民黨老前輩，素不存黨派成見，此次亦自願列名。 我寫的共四條，其條文如下： 一）為昭示全國團結，此次大會中共參政員之出席必不可少。 （二）為永杜紛爭，全國一切軍隊，應與任何黨派絕緣，統一於國家。 上項原則之實行應由各方面合組委員會秉公監督辦理。 （三）抗戰建國綱領公布瞬滿三年究竟實行者幾何？而現在事實，背乎各條規定者又有若干？應由各方面合組委員會切實檢討。其有實行不力者，應督促實行；背乎各條規定者，應加糾正。並以此委員會為常設之監督機關。 （四）根據二三條，合設一委員會，以最高領袖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時，派負責代表主席。設委員八人，網羅各方面充任之。委員會議決事項立即生效，不再經任何機關核定。 1939年春作者自重慶大後方出發，赴山東敵後游擊區巡視，途中常晝伏夜行，歷盡艱險。八個月後返抵洛陽。（前排右三為作者，其左為隨行秘書，其右為隨行軍事參謀王靖波）。 蔣公的表示十六人簽名的一份，又在四條前後加了頭尾，作成一封信的方式，準備呈給蔣公。中共方面，則約了周恩來、董必武兩位來面談。周談話甚多，總其要點，不外兩層：第一層表示，極歡迎第三者出來說話，他們願與第三者共同推進民主，可以將自己的事，加倍讓步；第二層表示，四條主張甚好，若得當局接受，則他們出席，亦即不成問題。這是25日的事。27日早，蔣公約去見面，除面呈那四條外，又加口頭說明。大意著重兩點：一點是軍隊必須脫離黨派而統一於國家，方為根本杜絕紛爭之道；一點是國家政令，每每宣布而不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即其一例，我們不多要求旁的東西，只要求兌現，我們要求給我們監督兌現的權。蔣公對此兩點，皆表示甚以為然。總結來說，就是接受我們的建議，可以組織那個委員會。至於中共參政員出席問題，則囑咐我們去勸他，並約第二天再見面。我們當將此意，即刻轉告周、董兩位。除中午一度談話外，當晚復在油市街四號（國民參政會秘書處）由同人與周、董切實商討，請其撤回那不肯出席的通知書。周、董二君訖未同意，僅允電延安請示。第二天28日，同人再見蔣公，即以周君已電延安為告，接續商量組織委員會事，甚為順暢。臨末，蔣公追問中共出席不成問題否？無人敢負責答覆。於是蔣公嚴切表示，明天（3月1日）他們出席，即當按一個黨派參加主席團一個主席之原則，推選周恩來為主席團之一；如其不出席，則是他們不惜以國內裂痕暴露於外，他們要負責的。以後即無話談。請你們去告訴他！ 那時只剩半天工夫，非常迫促，所以我同黃（炎培）、沈（鈞儒）、左（舜生）諸公顧不得吃飯，趕去訪問周、董兩位。既傳達領袖的話，亦表示同人的要求，請決定出席，勿負各方面之望。周君等似亦無甚固執之點，僅謂必須候取延安復電。他們自己有電台，在化龍橋近處的山上，每日午後四時、晚十時、天明五六時，和延安通電三次。所以周君對我們說，至遲夜晚必有復電。收得復電，馬上通知我們。政府諸公關心此事者，都向我們問消息。我們皆做樂觀的答覆。因當時空氣確實不像有問題的。但不料我同黃先生坐候一夜，屢次用電話詢問周君；周君亦在山上坐候收電，到底不得複音。天明周、董兩位親來見我們，說電台發生障礙，收不到延安電報，不便出席。經再三懇談，終無法相強。已到開會時間，忽於電話上，蔣公親語黃先生，囑我們代表他，敦勸董、鄧兩參政員速即出席（因七參政員中實只有董必武、鄧穎超在渝）。我們只得再跑去勸駕。他們自然不肯來，寫了一封抱歉的信，聲明沒有黨中央命令，不能自主。我們趕至會場，將此信回復蔣公，大會早在開幕了。 我們將信面呈蔣公，並代為解釋，說他們第因電令未到，不好出席，非有他意。蔣公當表示可以等待他們一天．於是由黃炎培、張君勱等四十二人臨時動議，將下午大會停開，所有主席團的選舉改在第二天舉行。為是等到他們出席後，便可選出周恩來參加主席團。 延安提新十二條 到了第二天，3月2日黎明，我同黃先生又用電話詢問周君。復言延安電報已到，我們正色然而喜，卻不料其又有十二條的提出，要當局接受了，然後出席，十二條件如下： （被檢） 這是所謂新十二條，比較前次十二條降低甚多（），但不論條件高低，我們從來不預聞討價還價之事。我們是以國民立場過問國事，本著我們的主張和信念（見前述四條）而奔走努力。我們並非做和事佬，調停的人。何況這種分家的辦法和我們要求國家統一的精神不合，同人皆感覺失望，不能贊一詞，國民黨方面的情緒如何，更不必說了。 一個委員會問題 中共既不出席，主席團的五位，當日選舉出來（有左舜生、張君勱），自無周恩來在內。正午十二時同人聚於一心飯店，商決我們今後動止如何。我提出意見說：中共的十二條我們實不願加以討論，況且逐條磋商，必致延過了參政會期；要當局一口答應，又萬無此理。可否向他們作如下的商量： 一、原提之第十二條，今事成過去，不必再議；二、原提之第十一條，似相當於我們所主張的那個委員會，請按照我們的四條主張繼續進行商量；三、自第一至第十各條都暫不討論，候那委員會成立時，交委員會裁決之。 此即集中到一個委員會問題。而委員會如何組織，則請周恩來先生和張岳軍（群）先生直接見面，較易解決，更加上君勱、舜生共四人商洽起草。得出草案，即刻請領袖核定，一經核准，即可一面成立委員會，而一面中共出席參政會。若能在此屆大會內終得圓滿出席，尚足以安慰國內人心及國際友邦之望。 個人接洽 同人都很消極，我的意見未被採納。結論是：我個人可以單獨進行，不與大家相關。黃先生對我說：你如果要進行，我勸你先問得張岳軍同意，然後再見周恩來。君勱先生對我說：你欲晤張岳軍，我可替你向他約個時間。張表方先生亦鼓勵我。我接受了幾位先生的美意，自願試一試看。 3月4日乘張岳軍先生過訪，相談甚暢。他還提到二十八（1939）年秋間，我從華北回來，力主軍隊應屬於國家之說，當時不過一空想，而今則居然得到兩黨的承認，何等可喜。又說：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立國之道更無餘義矣！但我提議請他們與周君恩來直接商談委員會事，他卻說且待請示最高當局再說。於是我再三叮嚀，請其於請示好之後，告知我。 次日（5日）清早，我訪君勱先生，恰又與岳軍先生相遇。他說：今晚蔣公在嘉陵賓館招待全體參政員，他亦被邀陪坐，屆時定可答覆我。而在他走了之後，君勱極力勸我不必等待他，盡可先訪周恩來。我想亦無礙，就去訪周，未談眼前具體之事，而從根本大端上有所討論，如軍隊統一於國家等問題。其詳容另記。到晚上，嘉陵賓館席散後，岳軍招我於一旁，問我曾否進行，若未進行，過了明天再說。我轉問何故。他答：蔣公定於明天（6日）親自代表國民政府，向參政會宣布共產黨事件，並希望參政會對此問題有所表示。所以我們看了明天的形勢再進行。言罷，匆匆分手。 周恩來的意見 我聞言，急覓君勱商量。我說：不知蔣公將作何宣布，又不知要參政會作何表示？假若雙方洽商好，而以領袖之宣布，參政會之表示，作一轉圜文章，最妙。否則，多一次宣布表示，即加重一層痕跡，更難轉圜，我願盡今夜做一度努力，請你代約岳軍明早等候我。希望在明天下午蔣公出席參政會之前，能洽商一結果。君勱允為照辦。我即刻訪周傾談，當夜宿於周家。 我對周君誠懇地爽直地說出下列兩層要緊意思： 一、當局決定明日作一宣布。但我囑託張岳軍候我消息。我們都是愛護大局的，必不可使大局更僵。所以我來請教你，要趕在今夜明晨洽商一結果，俾大局從此轉圜。 二、最好集中到一個委員會問題來商量。商量時最好請你與張岳軍直接談，而第三者參加討論。委員會事確定了，大小事都交付委員會解決，請先出席參政會，以慰各方之望。周先生答覆我的話，總結有下列幾層： 一、由於王秘書長（世傑）何部長（應欽）連日在大會上的兩次宣布，我們出席參政會問題，可說已成過去，不必再談。我們固不知蔣先生明日如何宣布，但想其影響大局者，好亦好不到哪裡，壞亦壞不到哪裡。——自然是若能不再作何宣布最好。 二、撇開參政會出席問題，我們不拒絕任何的商談。像是各方合組委員會的問題，尤所願談。委員會如成立，一定參加。 三、同張岳軍先生直接談，無所不可，梁先生問得張先生同意，我馬上去見他。 四、前於3月2日有一件簽呈，系以周恩來名字，作為下屬長官（不作為黨派關係）口氣，列舉幾件小事，然而是很痛苦的事，例如某處扣車，某處扣人，幾個月不發下護照等等，請求委員長批交各該機關制止或糾正者，請轉懇張岳軍先生向委員長促請早為批下。——能批一「查明辦理」的字樣都好。 我只得照他的話，第二天據實轉告張先生，張表示且待過了下午再商。 這天（6日）下午蔣公代表國民政府對參政會宣布共產黨事件，詞義嚴重，並且話很長。報紙曾有披露，此可不述。接著參政同人臨時動議，表示盼望中共參政員出席之意。其決議文，和中共參政員的答文，均經揭載於報紙，此亦不敘，彼此一往一復文章愈多，彼此間的距離愈遠。我適有自己事待辦，亦就離渝回鄉了（我居住四川璧山縣鄉間）。 參政同人繼續努力 聽說我離渝期間，大會上有某參政員（陝西籍，忘其名）又提出一案，關涉到陝北邊區和十八集團軍，亦經議決通過，此事後來亦生影響。 10日我自鄉趕回重慶，大會已行閉幕式，因聞張岳軍先生將於翌日返成都，特於夜雨中偕張表方先生訪之。我對他說，那個委員會就是最好的辦法，一切問題可在委員會上有清楚明白的解決，並且馬上解決，不予拖延；解決時有第三者大家共同討論，自必有正義公道；萬一某方違背諾言，自由行動，則輿論亦必然援助政府的制裁。所以我希望當局不要以為那委員會是只利於共產黨和第三者的。蔣先生為中共問題很焦心，而少有人能替他分心籌劃，我們都盼望你能幫助他。岳軍先生似頗以為然。他說他十天後將再來重慶，希望我亦繼續努力。 參政會開罷過去，中共問題原無時限之督迫，而同人仍思盡力。13日午由黃炎培、沈鈞儒、張君勱、左舜生四位出名在一心飯店請客。被請的都是參政同人，而以中共參政員為主要對象，當由眾人公推褚（輔成）、黃、張、左及我五個人共負繼續進行之責。 蔣公傳見周恩來 14日下午聞訊，蔣公手諭張沖轉周恩來，約於15日下午見面。據說自上年冬以來，周君屢次求見皆不可得。一切交涉只能由葉劍英與軍令部劉次長接洽。因政府認定系軍令軍紀問題，葉為十八集團軍參謀長，在軍令部系統之間必須服從，無多少商量。而周君則代表共產黨，不見周即不願落於黨對黨的問題上也。忽然傳見，意必有話商談。 待到17日晚間，周、董各位回請我們吃飯之時，周君將15日謁見情形，說給我們。則據云並未談到要緊處，蔣夫人先面見，甚親洽，蔣公後出來，亦無不愉快之色。周君即未提出大問題來說，僅提到3月2日的簽呈，請早賜批示，蔣公謂這很容易。又謂你可再寫了來，周君自雲本日（17）遵即再度寫簽呈八件遞上。前次系一簽呈列舉多事，今改為一事一呈，委員長喜歡批哪一件即可批哪一件。 第三輯 我的主要經歷 委員會組織草案 在我們想，大局問題的解決，仍有待於那個委員會。適國民參政會王秘書長（世傑）亦向同人表示，委員會事仍可商量進行。遂根據從前我們的四條意見，經他協助，草成一個委員的組織章則。草案原文，我未保存，今不能全記。大致是這樣： 一、名稱定為國民參政會特別委員會。 二、委員定為十五人，設常委三人。委員人選不限於參政員，意在軍政實際負責人參加。 三、蔣委員長為主席。因事缺席則指定一常委臨時代理。 四、關於推進民主，加強團結，督促軍隊國家化，監督抗戰建國綱領之實行等四項，有權調查提議，決議並促其實行。 五、議決案由主席負責執行。 王秘書長前任法制局長多年，對於起草法規具有專長。其一條一條的文字，都經苦心斟酌，並不像我寫的這樣拙笨，但大意確是如此。 19日我們五人先在秘書處與王君洽談後，約好20日面呈蔣公核定。20日中午原系蔣公宴請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廿五人。飯罷留下我們五人細談。對於草案認為可行，僅將常委改為三人至五人，委員改為十五人至十九人，余無改動。問我們若未曾與中共談過，可即往商談。 委員會之難產 22日我們約了周、董兩位於君勱家談話。即以委員會草案給他們看，而征其意見。周君說話雖多，但重要爭點則似無幾。最重要只有一點：他們反對以此委員會隸屬參政會。我們說：此委員會必有系屬之處，與其系屬於政府，不如屬於參政會。並且大會已閉幕，我們準備由駐會委員產生出來（且準備作為主席團的提議）。因為照駐會委員會的新章增加了建議權。周君亦認為不妥。他指出此屆大會上一次一次的宣布，一次一次的議決（特別是陝西某參政員的提案），使他們落於絕對不利地位，他們無法再出席產生於此參政會而且隸屬於此參政會之委員會。他又指出駐會委員會的建議，照章程上規定以不背大會議決案為限，如果有人指摘此委員會不合於大會議決案精神，或指摘此委員會所行者不合於大會所議決，那麼，都有被推翻的可能。因此，他堅決地說：即使延安同意了，而命他出席委員會時，他亦要堅辭不擔任。 我們覺得他的話相當有理，亦不強爭。更恐除此點外，尚有其他問題；恐周君意見外，延安尚有意見；故結論請其以草案全文電達延安征問後，再作討論。周君謂一二日必有復訊，遂約於24日再會面。 23日午前我們同訪張岳軍先生。——他已因國民黨中央開全會由成都來渝。我們將一切情形都說給他，並表示我們已不考慮這委員會隸屬參政會的問題，須另想辦法。他覺得其他辦法不易想，然或者亦非全無辦法。不過，若不屬於參政會則委員會的名稱即又成問題。因為當然不再稱國民參政會特別委員會，而亦不能禿頭的一個特別委員會，那就很費思索了。最後我個人聲明定期25日赴桂林，不能等待完成此事。張君勸我等待有結果再去。 在此期間，蔣公夫婦曾請周恩來夫婦吃飯（是為第二度見面）。其確期，今指不出。據聞仍無重要談商。 24日午後，如約與周君等重行會見，忽有某君貿然來參加，致妨礙談話。又因周君亦稱延安尚無詳復，遂改期27日再談。但我原定25日同林隱青（虎）先生赴桂的，竟以此被同人強留，不得成行。又事有可異者，25日我國際宣傳處收錄敵人廣播，此委員會乃為東京所宣說出來。 27日同人與周君等再相會見。周君報告延安意見共有七點之多。其中大問題有二：一、反對此委員會隸屬參政會，而認為不必有其所系屬；二、主張此委員會定名「各黨派聯合委員會」。其他尚有各黨派委員平均各一人等五點。同人聞訊均有難色。而周君則稱他在黨內甚難勸說讓步的話。因為前將極痛苦的幾件小事簽請批示查明辦理者，至今仍不得批。黨內責他，一點小事都辦不了，何顏徒勸自己讓步。同人互商，認為雙方誠意不足，此事殆無成功之望，只好結束，不再進行。除當面向周君聲明外，同時向王世傑先生聲明，托其代陳於蔣公，於是近四十日來之奔走，至此宣告停頓。 29日一早我即離開重慶，去桂林了。 我努力團結是為了統一 這一段經過的敘述至此為止。末了，要總結來說幾句論斷的話。 這結論在我胸中有若干話欲說，但在筆下能寫出發表的，卻只兩點，如後。 一點是：事雖無成，而在全國團結（或統一）運動上卻已有了進步。說老實話，我是要求統一的（看以後所述自明）。不過我認定統一要從團結得之。所以我努力團結，是為了統一。國家統一不統一，於何處決定呢？那無疑是以軍隊的統一不統一為決定。若此一方彼一方各有各的軍隊，任你如何說國家統一亦是假話，而且內戰永不能完。我很早提出要軍隊脫離黨派而統一於國家，就是為此。許多朋友聽見我的主張，都笑我太書生。，，絕對做不到的事。甲如此說，乙如此說，丙如此說……幾乎沒有人贊成我。我自己亦不免搖惑起來，怕是距離事實太遠，實現無望。然而武力統一，強迫地將軍隊收歸一處我是早確認其無成的。——不是不能成，是成了旋即失敗。倘若和平統一是空想，武力統一又是徒勞，則中國豈非沒有統一之日。沒有統一，即沒有建設與進步；沒有建設與進步，就沒有中國。沒有中國？這是不可想像的事。所以我一定要求軍隊統一，我相信一定做得到。 這一信念，總算從經過事實中，沒有令我失望。我廿八年從華北游擊區目睹我軍，回至大後方，倡言軍隊須統一於國家之時，雖贊成的很少，而到這次參政同人商量向兩黨提出我們的主張意見時，卻被列為最重要之一條，並且得到幾方面朋友，十六位先生聯署。這給我的鼓勵不小。更增我希望的，兩黨皆慨然同意，並沒有碰釘子回來。廿八年切實指教我，說我是幻想空想的張岳軍先生，亦轉過來替我樂觀。還間接聽到張君勱、李幼椿（璜）二位轉述何部長應欽、陳部長立夫在不同地點對不同的朋友談話，或以軍隊脫離黨派為莫大之幸，或以軍隊直屬國家為素所主張。不論大家命意用心是否相同，我皆認為是進步。。 今事雖未成，這一句話卻唱出了。事之不成，我早看到。不要說那委員會沒有成，就令委員會成立，亦不免吵鬧一場而散。就令不吵不散（廿九年成立之特種委員會即未吵過，其事見後），軍隊統一亦不易辦成，但我以為儘管不成，而原則已昭示天下，。，。，總有一天要交出給國家。所以這原則的承認，實在是統一運動向前邁了一大步。 既有進一步，就不白努力；當然我要再努力下去。——這是第一點。 又一點是：看清楚事之所以無成，都為第三者太無力量。在四十日的經過中，，；，。，。，，我們沒有力量於其間。這是事情不能成功之由來。，，。，？，，。，。，，，。，卻亦有一種和平正義的力量。大局便可不難好轉。今後再度努力的方針方法就是如此。——這是第二點。 就以上面兩點，為此一段經過的敘述作結束。 二、七七以前的講演 1941年2、3月間的一段經過敘述後，我們翻轉來再從抗戰之前敘起。 抗戰之前，我本來是在山東做鄉村工作，其詳情不敘在此篇。現在只敘逼近抗戰前夕，我在成都的一次講演。從這一講演中，說明了我平時努力的鄉村工作和抗戰的關係，使讀者了解我四五年來努力之前的背景。 在七七盧溝橋炮聲未響之前，我們抗敵的情緒已經緊張了。6月13日我在成都省黨部大會場，作了一次「我們如何抗敵」的講演。事緣四川省政府劉主席（湘）屢次函電邀我入川，我在5月尾經過南京、武漢飛到重慶、成都兩處，曾為一個月之盤桓，作了三十次以上的講演（有時一天兩三次），此為其中之一次。那次，有教育廳長蔣志澄先生陪著去，地點借省黨部，性質是公開的任人來聽，事後成都各報皆有登載。今撮舉大意如下： 開首：今講「我們如何抗敵」一題，是為了有些朋友不明白我們鄉村工作和應付當前國際問題的關係，嫌我們緩不濟急；所以要特地指明我們正是準備抗敵，才從事鄉村工作之理。 次段：中國今日要抗敵，應采兩原則：一是必須靠無限的兵力，而眼前有限的兵力為不足。中國常備軍雖多，但行的募兵制，除了常備軍便無其他。此有限兵力，至多不過可用一時而已，萬萬不足用。非化民為兵，求之於無限不可。又一是不求摧敵於一朝，而要能與之作持久戰，取得最後勝利。因為我們的國防軍備是不足以和敵人為主力之決勝的，只有拖久以待他之內潰。 三段：假定上面的話不錯，就必得認定兩點去下功夫： 一、增厚國民的抗敵情緒及能力； 二、加強政府的統治力量。 從第一點，就是求得無限兵力的法子；從第二點，就有了如何指揮運用此無限兵力的根本。 四段：要政府的力量強大，有賴於多數國民的支持；要政府能遂行其統制，有賴於下層機構的健全靈活。但照現在情形，上下之情未通，希望老百姓支持政府似難；民眾都缺乏組織與訓練，要下層機構健全靈活更做不到。 五段：所以我們必得要啟發出老百姓擁護政府的情緒，並且加以訓練及組織才行。然而這一功夫做到了，亦正是增厚國民的抗敵情緒及能力。因此，前認定兩點或作功夫者，核實只一樁事而已。 這一樁事是什麼呢？就是要從農業和農民入手做功夫。 六段：所謂從農業和農民入手的功夫有二： 一、先解除農業上種種妨害（災害，匪患，苛捐雜稅等等），更進而積極促興農業（技術，金融，合作等等）；二、切近農民日常生活予以組織訓練（自衛，自治，合作等等），更進而為臨時對外抗敵的組織訓練。 七段：為何定須如此做功夫呢？其理由有四點： 一、國民之大多數在農民； 二、非政府關切農民生活問題，替他設法，則農民不會愛國，不會擁護政府；三、非感情相通，則組織訓練不會成功； 四、非有日常生活上的組織訓練，則臨時抗敵的組織訓練就無根。 八段：我們的鄉村建設工作，正是切近農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組織，健全地方下層機構，為政府統治運用之準備；正是解除一點農業上痛苦，培養農民愛國情緒，並增加其抗敵能力的。所以我們正是從事抗敵的工作，縱使緩不濟急，但似別無更急切有效的辦法。 我們主張擴大鄉村建設工作以應敵。完了。 抗戰前夕，我的努力，我的主張，是這個。當然，抗戰起來了，更將本此方針，要求發動民眾。其奔走事實經過見後。 三、「八一三」以前的文章 我在川時，盧作孚、陳築山兩先生適從廬山回川。他們給我講，政府當局為大局問題將約集在野人士，同到廬山，彼此商討。給我的一份請帖，由作孚轉來，切囑於7月初間到廬山去。 我於6月29日出川，經武漢北上，7月2日到北平。那時北平謠言甚多，情勢緊張，已有風雨欲來之勢。7月4日南下，於津浦車中遇胡適之、林宰平兩先生，他們都應約到廬山談話會的。我告知他們，我隨後亦到。5日在濟南下車，折返鄒平一視。旋即回濟南，準備南下，而盧溝橋炮聲發作矣。 從此以後，我即為抗戰奔走，東西南北，沒有休息。瑣事不足記，記我當時的主張。此主張發表於「八一三」上海抗戰爆發之前夕，8月10日至12日載上海《大公報》。題目是：怎樣應付當前的大戰。今記其內容如次： 開首：提出三條大原則—— 第一、全國軍民的動作，乃至他們的生活，都要在最高統一的軍今政令下面而動作而生活。 第二、政治要民主化，政府與社會要打成一片。 第三、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有知識的出知識。 三條原則互相關聯，不可分割。現代戰爭都是以整個國力相較量，勝負關鍵在於後方。而況我們欲為持久之計，更非深蓄其力於廣大的社會不可。第三條即與全國人力物力合為一國之力以應敵。如何合法？則不但要有「節制之師」，更須有節制之民。一切統一節制之後，可以舉全國人力而化為一個抗戰工具。——這就是第一條之意。但要想舉國工具化，還得要舉國主體化。那即是使舉國之人都得其感情意志之發抒，意識到為他自己而抗戰，不是給人家作工具。第二條所以要政治民主化，政府與社會打成一片者，在此。 綜合起來說，要在以第一條的系統化，第二條的民主化，來完成第三條的一切國力化。 次段：指出這三點都是理想，距離事實現狀甚遠甚遠。例如中國事向來無系統無條理，國家最近才統一，政治民主化三十年未作到等等。（下略） 三段：提出十四條較為具體的主張辦法來。（中略）此其內容實包括有： 一、國家行政以訖地方行政的大改革； 二、教育制度的改造； 三、政治的改造。 關於第一項，是為要適應戰時動員需要，將中央地方軍政一切機關係統化，合理化。（下略） 關於第二項教育制度的改造，是我多年以來的主張。那就是廿二年應教育部之約，寫的「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草案」。關於第三項政治的改造，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我當時亦聲明將另成專篇討論之，後來亦是沒有寫。（下略） 總起來，我是採取兩大方針：一方向統治走去，一方向民主走去。 四、國防參議會 「八一三」以前的幾天，我在上海，每天與蔣百里先生見面，商討時局。11日因聽了蔣先生的話，有急事特地到南京一行。夜車開行之前，適上海市公安局長蔡勁軍來晤談。他將敵我兩方緊張情形告知我，說不一定馬上開火。我心中忐忑而興奮。 夜車開行不久，乘客入睡甚熟之時，忽聞人馬聲喧。車正停在無錫車站。站台上滿是軍隊，站長傳知客人一律下車，奉命火速運軍隊去滬。當時眾人紛紛下車，我亦同英國友人戴樂仁先生互相幫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自然傳說甚多，而我心裡則認為已經開火了。 當日幸得附他車，繼續起行。但我已認定開火之故，過南京即未下車，逕返山東，準備自己崗位內之事。12日經兗州到濟寧，剛下車入門，我們工作同人即謂中央連電促我入京，正轉電至上海覓我。我未休息，仍乘原車回兗州，候南下車入京。14日清早抵京，晤張岳軍、熊天翼諸君，一面得知「八一三」開火情形，一面得知中央將成立國防參議會，要我參加。 關於國防參議會，鄒韜奮先生的《抗戰以來》第四節《參政會的胚胎》曾加敘述。但其中所述，不無記錯之處。即如原書說，國民政府8月底集合全國各黨派領袖們組織國防參議會云云，其實「八一七」就舉行第一次會了。那天是夜間集會的，到的人有張伯苓、胡適之、周恩來、蔣百里、李璜、傅斯年諸先生。在上海的沈鈞儒、黃炎培等各位尚未趕到。因聘書15日才送出，秘書長是彭學沛（交通次長兼任），不是甘乃光。甘先生只在臨末了，參議會將結束，才來擔任幾天。 我想分幾層來敘述敘述： 一、這個會無疑地是民主在抗戰期間的萌芽（鄒先生語）。從內容人物來看，幾乎全是在野的，黨外的。即為國民黨的，亦系素不接近中樞的，如馬君武先生。這種精神，的確表見政府要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的意思。從這個會追上去，便是廬山談話會。再可追溯到「一•二八」那年的洛陽國難會議，其命意和性質皆大致相同。 從國難初起的國難會議，直到今天的國民參政會，實是一脈下來，平時並沒有這種集會，更未成立為機關。而由國難逼來，則馬上召集之，就充分證明其為這時所必需，翻過來，平時政府固不見得找這些人來中央，而這些人在平時亦未見得願意來。今天政府願意大家來，大家亦願意來，一面是政府開誠延納，一面是大家竭誠擁護。團結在此，民主在此，統一在此，進步在此。氣象光昌，三十年來所未有：誰說敵人不大有造於我！ 二、任何一樁事，不要看外表形式，而看其有無一段真意存於其間。國防參議會雖小，形式多不具備，而我感覺卻還不錯，似較今天的國民參政大會還好些。這就是初起時，意念較真。論人數雖後來增至廿五六人，而開會時總不過十餘人，可謂甚小。人所以到得少，例如蔣百里先生、胡適之先生均即奉命出國，毛澤東先生在延安沒來，周恩來後亦不到，黃炎培、沈鈞儒二公常往來上海，張耀曾、顏惠慶兩位訖未入京，晏陽初先生和我亦是往來不定。但正因人少，精神凝聚，談話親切，亦從容隨便。這樣倒使彼此少隔閡，而易溝通。開會時間亦多，多時每周至四次（當九國公約在北京開會之時，為聽取國際消息）。有不少軍事外交財政金融上較機密的事亦可知道一點，亦正為其人少之故。到後來參政大會上，幾百人在座，政府便不肯拿出報告了。參政大會先是三個月一集會，後改半年一集會。政府報告都先做出文章，付印成冊，數目字很詳細，各部長朗誦一番。形式整齊，而意味卻減多了。大會有議長，議事有規則，提案有手續，表決算人數，種種形式當然比較從前好看。開會時車馬雲集，亦甚熱鬧，但按實來，卻按不到一點東西。 鄒先生書中，說國防參議會在組織及職權上，簡單之極，根本沒有什麼文字上的規定，連全體參議員名單亦未見過。這大致是事實。我們收到的聘函，原來就是密件（開首稱密啟者），所以沒有向外發表名單。開會時，交換意見，每每就是口說，用不著書面。然正為此之故，或以一言半語對政府有所啟發，或往復斟問使我們得所了解。鄒先生又說「代理主席汪精衛把大家意見口頭轉達政府當局，有時亦把當局意見口頭轉達給該會同人，如此而已」。此亦事實。然而比較後來參政會上文書印件傳來遞去，像煞有介事者，未必無用。我想中國政事一切落於「等因奉此」，正應當矯正。而見於有名的英國憲政，全靠習慣和精神，不假條文規定；似乎我們亦不要盡在條文上作功夫，而要培養起憲政的精神和習慣，才有希望呢！ 三、國防參議會組織及職權的條文規定，亦許有的，我卻未看見。我只記得第一天的會上，張伯苓先生曾問及參議員的選任，以何為標準原則。胡適之先生曾問及參議會怎樣去實行參議。當時代主席汪精衛對於頭一問題，大致回答說著重在野黨派，社會人望，和具有專長的人，總之，政府為了抗戰，認為必須借重的，就可選任。對於第二問題，則分三層：一層是政府認為時局嚴重無比，特請大家來共商國事，亟願聽取各方意見——這就是說，看大家有什麼建議；二層政府應付時局或將有些計劃方案之類，交到會上請大家共同參酌；三層政府隨時以國際情勢前方戰況以及如何應付的方策，告知大家，使大家得以了解而支持政府。 現在想來，三層之中，實重在第三層。不只是政府主觀要求在第三層，末後收到一點效用亦在第三層。 論到第一層，大家懷抱的意見，向政府建議的，軍事外交等等自亦不少。而為眾議所集中的，約有三四點。頭一點要調整政府機構，使之合理化，簡便化。因為五院各部會太龐大，不合戰時需要。又加戰時新機關層出，疊床架屋，行政效率不能增加，反而減少。曾慕韓先生創為「袖珍政府」之議，主張縮小組織，取其輕便，易於移動。此一要求，實是眾議所同，。大抵裁減人員容易，裁減機關較難；裁減小機關容易，裁減大機關較難。政府遷武漢後的改組，各部曾有裁併，五院就不行。 再一點，要發動民眾。三一點，要成立民意機關，認為參議會不夠。四一點，肅清貪污。直到我軍退出上海，政府將要西遷，張君勱、左舜生、黃炎培、沈鈞儒、羅文干、馬君武、李璜、楊賡陶和我九人尚聯名提出這幾點，懇切地面呈當局。 論到第二層，政府交議之件亦不少，最大的一案要數全國總動員計劃大綱。此與後來到武漢時，交議的節約計劃大綱，同為洋洋大文。參議同人亦費不少心思去討論，，，。 論到第三層，政府確曾將軍事外交各種情報，說給我們不少，使我們於大局情勢恍然有所了解。一向局外人責備政府的心理，為之減少，而支持政府的情緒增加。舉一個例來說：抗戰前段，尤其初起之時，很多人殷切地希望蘇聯幫忙，亦極相信蘇聯一定幫忙，乃至期待他出兵或外蒙出兵。在看不見蘇聯積極幫忙之時，就以為政府不肯接近蘇聯。於是由責備而不諒解的心理很多流行在社會。但參議同人曉得事實不如此，便對政府沒有不諒解，而且支持政府的做法。像沈老先生、黃老先生都是在上海為多數人所信仰。他們的態度是支持政府的，便使反政府的空氣不易起來。這種減少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隔閡，而溝通之的效用，怕是國防參議會收效的一點。 但前兩層亦不是沒有效用。例如，當時後方幾個省政府主席，都空著，或本人留京，或旁人兼代，君勱先生提請政府注意，大局嚴重時不宜如此。政府於是就調動補充，或令本人回任了。又如關於農產工商的調整機構，在記憶中仿佛出於黃先生建議的。 四、參議同人總是不滿意參議會這一機關。共產黨方面總不肯到會，亦是缺憾。各方要求成立正式民意機關者很多，當局亦表示接受，請大家提出方案來。聞當時收到的方案，就有七件之多。代主席汪精衛曾向我們述說，黨內對這一問題甚為躊躇。他說有三點困難：一點是人數上困難；一點是產生方法的困難；還有一點是職權上困難。 何謂人數上困難呢？他說人數少了不像民意機關（參議同人即自覺人數少不足代表國民，沒有力量），非多不可。但多到幾百人的會議，實不切眼前緊急狀態中的需要，而且沒有地方開會（當時我們在鐵道部地下室開會，大本營亦在地下辦公）。事實上確有困難。 何謂產生方法的困難呢？他說正式民意機關總要用選舉方法產生出來，但要辦選舉卻是一大事。戶口不清，選民難計，地廣人多，交通不便，今戰事緊急，安得從容舉辦？而況從來的選舉（他包括國民大會的選舉說）都辦不好，人人皆不滿意，今倉促中更辦不好，或者為戰事的影響，根本辦不成。 何謂職權上困難呢？他說自戰事起來後，黨內曾有決議說，今後要多數人工作，少數人討論，一個人決定。——這一個人當然是說蔣委員長。若正式民意機關必應有最後決定之權，沒有決定之權，不成一民意機關；但這樣便與上面的原則衝突了，所以很困難。 這是在南京的話，後來遷到武漢，卒成立國民參政會。而由於這三點困難不易解決，只能勉強算一個準民意機關。 五、末了，說到我個人在參議會中的盡力，卻無多。參議會在南京時，我常常跑回山東照顧我們自己的工作。參議會在武漢時，我又跑一次延安，並駐於徐州許久。所以黃炎培先生常笑我缺課。——每次開會我們坐下來聽代主席委委宛宛談各種消息情報，黃、沈諸老均筆記甚勤，如像學生上課一樣，因以缺席為缺課。 我所盡力者，總是我的老主張，發動民眾。第一天（8月17日）會上，我就拿出來說。我要求建立一個擔負全國動員的系統機構，以應付大戰。大意就是《大公報》所發表的（見前「『八一三』以前的文章」一節內）。那話說起來，未免長些，內容涉及行政改革，教育改造。有一位性急的朋友，就起來阻止我，不要說下去。他以那時上海的炮火正緊，應當商量軍事，商量外交，你怎麼說這個呢？當時會議席上參議諸公而外，政府各部長均在座，看神氣能理會我的意見的人很少。大約他們都覺得我「文不對題」罷！我的話，亦實在說早了些。但不知抗戰四五年的今日，對於這個需要，這個主張可有人認識否？ 8月19日我奉蔣公命，陪同蔣百里先生到山東，視察防務，離京缺席很久，到10月初，沈鈞儒先生在會上提一建議案，大致主張利用失學失業知識分子（如留日學生回國的，華北各大學學生及其他）組織鄉村工作團下鄉工作。原案經國防最高會議採納，交下參議會再擬具體方案。於是促動我，為再度之獻議。 那具體方案，是經秘書長彭學沛，邀集參議同人，會同各有關主管機關（例如大本營第六部、內政部、中央農業實驗所、實業部合作司、衛生署等）擬定的。從我看去，於事實無益有損，不能附和。原案要點： 一、開首點明，此種工作系補助中央暨地方行政所不足，因為原有其負責機關的。 二、列舉工作項目，內計有民眾訓練，抗戰宣傳，農業改良，合作指導，公共衛生等若干項。 三、工作團或稱服務團由知識分子青年們組織起來，得請當地行政機關審核許可，便可成立。工作是可以巡迴於各處的。 四、經費由政府酌量補助之。 此案若在負地方之責的行政機關（如省政府，專員公署，縣政府）看去，一定反對。不但民眾訓練一類事，不能隨便付給這工作團去做，即宣傳的事、指導改良的事亦都不願他們來添麻煩亂手腳。在工作團方面，無權無責，職位不明，亦斷斷無法工作。又如農業改良等，亦斷非平素無設備研究，可以行的。如其工作，亦只是兒戲般的工作。在行政上，其弊不止於駢枝；在動員上，收效等於零。所以說它無益有損。 我認為凡事不做則已，要做便須責任分明，章法清楚。知識分子下鄉，從事動員工作，原為當務之急；但無條理無計劃，以雜湊出之，以點綴出之則不可。必要將他納入負責機關係統之中，使他真知道事情的難處，使他沒得躲閃，心思力氣都用出來，事情才辦得好。這樣，就必須建立全國動員的系統機構，而改造現行政，乃至改造教育才行。聽了我的話的人，多舌撟不下，覺得豈不牽動太大？誰都沒有這個勇氣。 適晏陽初先生亦為此事被促到京。我們二人即相約面見蔣公，陳述所見，那天恰好黃任之、江問漁兩先生亦有事見蔣公，其被指定的時間又恰與我們差不多。於是我們四人就一同來陳說。經我們一番陳說，又指摘當時動員工作的甚多缺點。蔣公很樂於接受，就指定我們四人擬定計劃，並囑咐在旁的張岳軍先生協助進行。 我們四人奉命之後，曾為數度集儀，一度訪陳立夫部長。又承政府將關於動員的一切計劃草案法令送來參考。乃一面就動員說話，對於那些法令章則，條陳了十幾條的意見，復一面就鄉村說話，提出一個非常時期鄉村工作計劃大綱，請政府擇行其一。那時節，上海戰事我軍已退出大場，黃先生急欲回滬一視，晏先生因湖南工作正忙，亦要回湘，江先生則赴武漢的約期已屆。所以此計劃大綱就囑我一人起草。我起草出來的時節，則我軍已退出上海，政府正忙於西遷，草案雖經托岳軍先生轉呈，而在那時情況下，卻無從談起了。 五、訪問延安 11月16日政府開始西遷，當晚有船先送參議員赴漢口。我因顧念山東事情，仍先回山東，又應李宗仁司令長官之邀到徐州。遲至12月9日，乃到武漢。曾臥病旬日。病癒，即於新年（1938）1月1日飛西安。 本來退出南京時，各參議同人有奉命視察各地方者（如曾慕韓先生奉命視察雲南之類），我自請視察陝西及河南。所以這次到西安，算是奉命的。但我目的地實是延安。先經與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接洽好，又經與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接洽備車，遂於1月5日往延安。關於這一段訪問經過，我擇要分述於次： 訪問延安的動機 我去延安是有兩件事要做： 一是對於中國共產黨作一考察； 二是對於中共負責人有意見要交換。 若論其意緒動機，則蘊蓄已久。我是要求社會改造的人，我始終同情共產黨改造社會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對共產黨不了解中國社會，拿外國辦法到中國來用。我認定北伐後，老社會已崩潰，只須理清頭緒來建設新社會，沒有再事暴動破壞的必要。這裡有兩句話： 從進步達到平等； 以建設完成革命。 這是我的信念。不斷地暴動與破壞，將只有妨礙建設，梗阻進步，延遲革命之完成，實在要不得。所以自從共產黨放棄對內鬥爭，國民黨堅苦淬礪領導國人，共同抗戰以來，當然是民族命運一大轉機。我們欣喜之餘，不能不考慮兩個問題： 一、多年對內鬥爭的共產黨，一旦放棄對內鬥爭，可謂轉變甚大；但此轉變是否靠得住呢？二、以同仇敵愾而得見國家統一，誠足欣幸；然為鞏固此統一，似非國人有進一步的努力不可。 我對於暴動破壞痛惜於衷者愈久，則對於第一個問題想求得解答愈切，於是就非去考察考察不可。從事鄉村建設多年的我，無時不夢想國家統一，以便整個規划進行，覺得眼前抗敵的統一總不滿足。對於第二個問題就懷抱一些具體意見，想去努力看一看。 再明白地說，我訪問延安的兩件事，其一所謂考察者，不是考察別的，是專為考察共產黨的轉變如何；其一所謂交換意見者，不是交換旁的意見，是專為求得國家進一步的統一，而向中共負責人交換意見。 延安所見 我於廿七年1月5日由西安往延安去，於25日返回西安，往返共三星期。隨行者有黎君鄒君兩位。車是軍用大卡車，無篷。路是軍用公路，一切寬度，坡度，轉彎角度，均不合於公路規矩。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橋樑涵洞，車行危險而且費事。時當嚴冬，奇冷難支，舉目所見，荒涼悽慘。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窮苦，一望而知，可不待問。而愈問愈驚，多有出人意表者。 所謂陝甘寧邊區者，聞其代主席張國燾（主席為林祖涵先生）言之，共有廿一個縣又半。人口是九十餘萬，而實只五十餘萬（張言如此）。即平均一縣兩萬多人，豈不奇怪。愈荒即愈苦，其苦自不待言。許多遊記筆記，於那裡生活情況，各有記述，亦不必詳及。我只證言約近四年前的延安確是苦（後來亦許不同）。 然而在極苦的物質環境中，那裡的氣象確是活潑，精神確是發揚。政府，黨部，機關，學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滿街滿谷，除鄉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見長袍與洋裝。人都很忙！無悠閒雅靜之意。軍隊皆開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隊。所見那些制服的人，多數為學生。 學校似有六處，所謂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馬列主義學校（簡稱黨校）、魯迅師範、摩托學校（機械學校），如是等等。花樣新鮮，趣味豐富。內容組織，課程科目，教學方法，生活上各種安排，值得欣賞之點甚多。自然其中魯莽滅裂，膚淺可笑者亦正不少。這是大膽創造時，所不能免，不足深怪。並且事實上證明，他們是成功的。因為許多學生來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處，現在的起居飲食，比了從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學興趣轉勝，一般身體並不見差，不是成功嗎？關於這些教育（或稱訓練），我本囑隨行的友人考察記錄，不過材料不在手邊，只好從略。但我為使上面的話不落空，為使大家深切予以注意起見，我特指出那學生生活的苦況。吃飯總是吃小米飯，沒有掉換，菜只一樣，蘿蔔湯，有點鹽，沒有油，滋養二字，不能談。睡在窯洞內，空氣光線皆不足，而且潮濕，又是人與人擠攏一起，鋪位分不開，跳蚤虱子縱橫無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沒有洗臉水，因為擔水上山來不易，水都凍冰，要柴來燒，而柴是貴的。所以一盆水，第一個人洗過，第二人洗，第二人洗過，第三人洗，第三人洗過，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個人才算完。這種情形，衛生二字向誰講？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隨我去的鄒君參加到他們學生隊中，故知之詳且確，沒有虛假，奇怪的是身體並不見差（面色不見黃瘦難看），興趣都很好！這不是一種成功嗎？ 一般看去，各項人等，生活水準都差不多，沒有享受優厚的人，是一種好的風氣。人人喜歡研究，喜歡學習，不僅學生。或者說人人都像學生。這又是一種好的風氣。愛唱歌，愛開會，亦是他們一種的風氣。天色微明，從被窩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揚，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勞苦都由此而忘卻！人與人之間情趣增加，精神上互為感召流通。——凡此印象，我腦中尚存留，但不知今日延安尚保持得否？ 政府黨部及司法機關，皆曾參觀。邊區政府亦分民財教建四廳。縣政府則有兩個：一個是邊區所屬的，一個是自省政府來的。法院院長為廣西雷君，據談他們的法律大半遵照國民政府，而亦有自己撰作的。還有一種露天開會的審判，最為特別（偶一行之）。監獄內亦有可記之處，惜記憶不清。 共黨人物多半會見。惟軍事領袖朱、彭、劉、賀、林諸位不在延安，未見到。又惜未多住些時，謀與鄉民接近，藉知其所感受者如何。 關於邊區的民主政制，從條文及傳說中曾得其略。上自政府主席，下至村鄉長，都是選舉出來的。並且各級都有議會。手邊無材料可資敘述，暫亦不願隨便批評。雖然是一個要緊問題，卻從略了。 中共轉變問題 我們參觀地方黨部的時候，由郭君洪濤接談。談到民眾運動，指出農民會從前是不許地主、富農參加的，現在都許可參加。延安城內從前只有市民會，沒有商會，現在亦照外面一樣有商會組織。總起來說，民眾團體以前是階級性的組織，現在是全民性的了，一面其運動亦改變以救國為號召，一致對外，不再向於內部作階級鬥爭。——這是一種轉變。 我們參觀地方政府的時候，由代主席張國燾接談。他談邊區的民主政制甚詳。指出現行政制與從前蘇維埃不同之點，例如從前沒有選舉權的人現在都有選舉權被選舉之權。同時談到土地革命之放棄，地主多已回來了。不過土地已經分配，不許收回他原有土地，而由旁處補還給他。 關於土地問題，張國燾、毛澤東都表示今後的方針政策尚有待研究，並希望各黨派共同研究。——這自是一種重要轉變。 地方政府所做的事，不論大事小事，似乎都與從前蘇維埃時代不同。參觀曾有筆記，今不在手邊。記得教育廳正在改編各種教材（小學用的，民眾用的），亦拿出來給我們看。建設廳指導辦理合作社，因大環境改變（從前被封鎖現在開放），政策改變，亦變更甚多。 從事情上所見，大致如上，從理論上，則對於中國前途，似抱一種三段的看法。他們都說：要在抗戰中爭求民主，亦相信必能相當實現民主（第一段）；從實現民主，逐步前進中，就可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第二段）；從社會主義進一步到共產，亦許是我們子孫的事了（第三段）。 因此又有兩種責任或兩大任務的說法：一種是現時實際任務，就是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一種是將來遠大理想，就是完成共產主義。 這就是說，他們沒有什麼不可與其他黨派合作的，他們將求著與大家合作；他們將爭取不流血的革命，而用不著暴動和破壞。 我又曾提出幾個問題，問他們。譬如我問：你們都說團結禦侮，是否不禦侮即不團結呢？明白地說，對內鬥爭是一時放棄呢，抑永久放棄？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總書記張聞天君答覆我，他們原來與國民黨合在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十年苦鬥非其所願，今得重合，將長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戰，共同建國。 我又問：過去究竟所由造成此大分裂大鬥爭之客觀因素是什麼？這些因素到今天是否已經轉變不存在？請一一分析言之。假若不能指出其客觀因素，則從前錯誤，？，？——這一追問，倉促之間張君未能給我好的答覆。 我又問：照一般之例，為完成革命，革命黨當必須自操政權施行其有方針有計劃的建設才行；那麼，今後中國共產黨是否必要取得政權呢？假如說，不一定自操政權，然則將如何去完成共產革命，願聞其詳！張君對此的答覆，大意是說他們將幫助國民黨完成其革命，就不一定要自操政權。如何完成共產革命，似未說清楚。 敘起來太長，我作個結論罷。大致所見事實，和談話接觸上，使我們相信中共在轉變中。他們的轉變不是假的，不是一時策略手段如此。他們不願再事內戰的情緒很真切。他們對中國前途的三段看法和他們說的兩大任務，是切合於他們理論的，不是飾詞。 但這只是結論的一面。還有一面，即其轉變雖不假，卻亦不深。因為他們的頭腦思想沒有變。他們仍以階級眼光來看中國社會，以階級鬥爭來解決中國問題。換句話說，根本上沒有變。似乎只是環境事實要他變，他自己情緒亦在變，而根本認識上所變甚少。 當時有當時的事實，當時有當時的情緒；今天何如，不在我這觀察結論之內。 毛澤東的會談 在延安談話最多的是和毛澤東先生。前後共談八次。有兩次不重要，一是他設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臨走之前，他來送行。其餘六次，每次時間多半很長，至少亦兩個鐘頭。最長者，就是通宵達旦。——這樣有兩次。因為毛先生夜裡不睡覺，而白天睡，談話多從晚飯後開始，不知不覺到天明。他這種生活習慣，聽說是在軍中養成的。夜裡面他將作戰計劃做好，次日大家出去作戰，他便睡覺。傍晚起來，聽取報告，又做計劃入夜。明天大家作戰，他又睡覺了。 毛先生民國七八年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做事，而那時我正在北大教書。毛先生的老師（又其岳父）楊懷中先生（昌濟）又同時教授於哲學系，彼此相好。楊老先生住居地安門豆腐池胡同，毛先生亦隨他同往。我去看楊先生，亦和他碰過面。——這是一點舊緣。此番會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時諸葛公稱關美髯曰逸群絕倫，我今亦有此嘆。他不落俗套，沒有矯飾，從容、自然而親切。彼此雖有爭辯，而心裡沒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讓你很舒服地回去。 他於聽你談話時，喜用筆隨手記錄。禿筆粗墨，在大紙上橫行寫來如飛。我一邊談，他一邊寫。我談完，他便手指所記要點，一條一條答覆。條理清楚，句句到題。我將我的一兩種小冊子和四十萬言的一部《鄉村建設理論》都贈他，請他指教。隔一天再見面時，他取出一沓紙來，紙上已將我書內要點或他認為好的地方，皆摘錄排列，井井有條。這都是可佩服之處。不過他太忙，雖喜歡看書，未能沉潛反覆。況對我的書，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這是我一點小不痛快。 從旁看他的生活起居，看他的身體，不免使人替他擔心。夜間不睡是其一例。還有嗜煙嗜酒，亦太過。談話時，他為你斟茶，而自酌酒。酒是白酒，亦用不著菜餚。煙亦恆不離手。我曾問他的健康如何。他答我說，人家傳我有肺病，醫生檢查過沒有的，但我患神經衰弱。在他們的社會中，似對他特別優待。飲食（夜間同飯所見）卻看來亦儉素。唯所住屋內，不火自暖。是從屋外掘地，轉於地下燒煤，所費不資。在全延安更無此設備。又他出門走路，有四衛士相隨，別的人俱未見有。 我和他的談話，除交換意見者，另記於後外，茲選擇幾段，敘於此。 我問張聞天先生那兩個問題，亦向毛先生問過。對於造成1927年後分裂鬥爭的客觀因素，他有答覆。大致分別為國內的因素，國際的因素，而取今昔不同，對照言之。即如國際一面，在那時各帝國主義者雖彼此有矛盾，而同懼中國之赤化，卻使他們可以統一起來。於是他們就來分化中國內部，使國共分裂。國共之分裂，此蓋為有力因素。但到今天來則相反。今天國際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邊，有反侵略的英美法蘇一邊，而統一不起來。他們就不能共同來對付中國。侵略者如日本人，固然利於中國之分裂，而行動適足以反迫成中國之團結。反侵略者則不願中國再有內戰，處處從正面助成我們團結。上年（指廿五年）西南兩廣為要求抗日有所舉動時和「雙十二」事變之時，英美友人的心理和其活動，皆為最好例證。他說：這就是今昔客觀因素之不同。由於這些因素（國際的更甚國內的），他相信國共前途只會團結，不會分裂。——這是一段。 對於中共要不要取得政權問題，他先轉問我：我們（他自指）不是已經有一部分政權了嗎？假如國民黨邀我們參加到中央政府去，我們亦可以參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強求。即使他來邀，而我們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倘於國際情勢有所不便時，我們還是不參加的。但往長遠里看，國共必是長期合作；長期合作中，少不了參與政權。——大意不否認要有政權，而表示不奪取政權。這又是一段。 我又問他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過去最大錯誤是什麼？聽說共產黨朋友常作自我檢討，不知亦曾檢討及此否？是否亦可說給我們外邊人。他笑著答我道：你且說一說看。我說據我所見，有兩個對照： 一是十五、六、七年北伐時，革命軍並非以兵力或戰術戰略制勝，而成功在政治上適合當時大勢需要。對照來看，十年間共產黨之革命無成，即是其政治上的失敗，政治上路線錯誤。因其在政治上若適合時勢需要的話，則配合起軍事，應當早成功了。 一是抗戰之前到現在（指談話之時），共產黨博得國內大多數的同情擁護和期待，聲光出於各黨之上。這其中並無別的緣故，只為放棄對內鬥爭，倡導團結抗日，適合人心要求，政治上所走的路線走對了。對照來看，過去十年之勞而無功，僅僅靠軍事來維持黨的生命，政治路線之不對可知。 我末了說：我們祝望中國共產黨今後繼續爭取政治上的勝利，而不要再靠軍事維持一條黨命。毛君笑顏相謝，說你的意思很可感！ 意見的交換 我迫切地要求統一，但我絕對不承認有武力統一中國的可能。我相信只有在國人意志集中意志統一上，得到國家統一。這一信念，被抗戰前後的事實證明了。在抗戰上中國表現了從來未有的統一。然而這是不是從一個武力中心向四外發展，征服全國的結果呢？誰都可以看見沒有這事。反之，誰都看見是全國各方甘心情願來擁護一個中心（各方的人都到中央來，各方的力量都貢獻給國家），中央亦開誠接納的結果。 但這個統一明明是外來的。只為暴敵愈逼愈緊，使不同的中國人感受到同一威脅，眼光不容旁視，心念自然集中，不期而造成全國人意志的統一。由意志統一於對外，而國家內部統一了。這全為暴敵之所賜，其勢不可久恃。我們必須乘此時機，從內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統一。 從內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統一——這如何可以做到呢？這並不難做到。只從本身「如何建設新中國」大題目上，能集中全國人意志而統一之，當然就行了。 我去延安考察中共的轉變，同時亦是測探統一前途的消息。我既見中共正在轉變中，因進一步提出這一問題，問中共負責人毛澤東。以下便是交換意見的大概。 我問他：以我看中國問題有兩面，一面對外要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對內要完成社會改造（即建設新中國）；你看對不對呢？他答：完全同意。 我問他：這兩面問題應當分別解決呢，抑或一併解決，不得分開？他答：這原是相關的事，不應分開來談。但究非一事，在進行解決上或時有輕重賓主之異。譬如眼前應當一切服從於抗戰，第二問題只能附在第一問題里去作。 我說，這在我亦沒有疑問。不過我卻要求在今日民族對外之時，決定我們本身社會改造之事。我認為此一決定，正為對外抗戰所必要，有兩個理由在這裡： 一則必團結而後能抗戰，團結不力則抗戰不力。但如今日的團結明明植基甚淺，幾乎是一時手段，甚感不夠。完成社會改造為吾民族自身基本問題，必在此問題上徹底打通，彼此一致，團結才是真的。否則，隱略不談，必生後患。 二則抗戰必求與國，而我們的友邦一面有資本主義的英美，一面有共產主義的蘇聯，若我們自己國策未定，恐難交得上朋友。中國要決定自己要走的路，並坦然以示友邦，不招猜忌，不啟覬覦。胸中無主，外交無成。我們必須認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開在國際環境中的局面。 他對於我的話認為很對。 我於是提出我的主張，要確定國是國策，所謂國是國策，就是對民族解放社會改造兩面大問題，及其所涵細目，均有確切之訂定。尤其要緊的，在建國的理想目標，並其達於實現的路線步驟。如何來確定呢？這當然要全國各方開誠相商，共同決定。 他表示單為抗日而團結，誠不免一時手段之嫌。但他又慮社會改造問題重大，牽涉甚遠，各方意見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見不能歸一，豈不又影響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說一步。 我說你這種顧慮亦是應有的，不算過慮。但遇此困難，當以熱心（熱心於徹底團結）、信心（相信彼此說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後結果。 他說你的意見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國民黨來倡導進行，或其他方面來推動提倡。中共方面，因為剛將抗戰促動起來，不過六個月又吵動什麼社會改造問題，似乎不便。假若國民黨或其他願為此根本商討，那他們共產黨當然歡迎之至。 他又對我說：此時（1938年1月）他們正請得國民黨同意，兩黨起草共同綱領。在武漢有八個人——國民黨為陳立夫、康澤等四人，共產黨為陳紹禹、周恩來等四人——正在蔣先生指導下起草。共同綱領和你所說國是國策亦甚相近。假若由兩黨的擴而為全國的，由側重眼前抗戰的，進而包括建設新中國，便是了。你何不趕回武漢，去推動推動呢？ 毛君屢次對我說，中國現在已是團結，但仍須求得進一步的團結。我便說，你想進一步的團結，除了我這辦法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又問他，並問張聞天，假如國是國策定下來，則黨派問題即將得一根本轉變，是不是？他們都答覆是的，那樣全國將可以成為一個聯合的大黨。 關於黨派問題，我從來認定中國社會形勢散漫，各黨說不上有什麼截然不同的社會基礎，而從中國問題看去，恰又有其共同任務。因此，「絕不相容」只是人們的錯誤，而非形勢所必至；大家合攏來，乃是問題所需要，而形勢甚有其可能。不過解決黨派問題的主張，在當時我胸中尚未具體化，所以亦未向下商量，即到上面所談為至止。 所謂意見的交換，除團結統一問題略記於上之外，大致還有兩種： 一種是關於那時時局的。我在那時（1938年1月）眼見得崩潰之象，當然不免悲觀。他從國際方面、敵方、我方三下分析給我聽，轉換我的悲觀見解不少。而說到當時各種問題的主張上，彼此多半相合，沒有相乖之處。事過境遷，記憶不全，記亦無味，從略。 再一種就是關於中國前途的了。我對於中國前途一向有我的見解主張。我要求確定國是國策，其意正在要認清民族的前途，而把握著自己前途去走。而他們共產黨呢，一面既有其世界前途的理想，一面又有其獨具之歷史眼光，當然他們對於中國前途是有他們之見解主張的。我有一套，他們更有一套。所以通宵達旦，談之不盡的就在此。 關於這一問題，彼此所見就不同了。假如他們是「三段論」，那麼，我便可說為「一段論」。他們的三段，前文曾提到過，就是：在抗戰中實現民主；由於民主進步，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末了進步到共產。我所見如何？我認為中國政治上趨於民主化和經濟上趨於社會化，是同時的。其前進是同時前進，互相推動著前進，相攜並進，以抵於成。因為分不開，所以他們的前兩段，在我就是一段。又因為我只信社會主義，而不大相信共產，又少卻他們的第三段，於是我便成「一段論」了。——其實在我並無所謂「一段論」。 問題太大，話說起來太長，現在記不勝記。他們的書報刊物甚多，讀者不難考證。我亦有一些出版物，外間流行卻少（內地及上海尚可得，香港甚難）。今將舊文摘幾句於此以見意： 中國政治問題必與經濟問題並時解決，中國經濟上之生產問題必與其分配問題並時解決；聖人復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國國家之新生命必於其農村求之，必農村有新生命，而後中國國家乃有新生命焉；聖人復出，不易吾言矣！流俗之所見，或以為政治問題解決，而後產業得以發達，而後乃從容談分配問題；或以為必由國家資本主義以過渡於共產主義，而當從事國家資本主義之建造。是或狃於歐洲國家之往例，或誤於俄國布爾塞維克之企圖，而皆昧於彼我之異勢，謬欲相襲者，曾何足以知此！ 這是民國十八年為河南村治學院所寫旨趣書中的話。又後來《鄉村建設綱領》第十八條有云： 吾人所見，中國政治得進於民主化，將有賴其經濟生活之社會化，此與西洋政治之民主化得於個人主義者適異。經濟上之社會化，有助於政治上之民主化；政治上之民主化，復有助於經濟上之社會化；如是輾轉循環向前進，自微之著，由下而上，經濟上之社會主義與政治之民主主義，同時建設成功。 這些話均待另外詳談，才得明白。彼此對中國前途看法之不同，從何而來呢？當然由於對中國老社會認識不同，從而對近百年所起變化的了解不同，從而對前途估計不同。所以從談未來問題，就追溯到過去歷史文化。我總執持兩句話：中國老社會有其特殊構造，與歐洲中古或近代社會均非同物。中國革命是從外面引發的，不是內部自發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會之特殊構造來。他相當承認我的話，但他說，中國社會亦還有其一般性，中國問題亦還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視其特殊性而忽視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在其特殊之處；你太重視其一般性，而忽視其特殊性，豈可行呢？ 我與毛先生兩人間的爭論，到此為止。 六、國民參政會 我訪問延安後於1月25日回抵西安，29日去開封。在西安、開封均略作考察，以便復命參議會。2月2日到山東曹州與舊日山東同人會晤。2月4日到徐州，一面系應李德鄰（宗仁）先生之約，一面亦系謀與魯西、魯南同人恢復聯絡，鼓勵抗敵。留於徐州者一個月之久（住北關農場內）。 3月3日回到武漢，訪聞所謂八個人起草共同綱領的事，已陷於停頓。蔣公曾一度熱心混合全國為一黨，旋亦作罷。所以我想求得進一步團結的事，那時不便談。 4月曾往潢川，往長沙等處，5月曾往南陽、鎮平等處，6月曾入川往返於重慶成都。跑來跑去，無非為了抗戰，第以其中事情敘起來太煩，均從省。現在只記一記7月的國民參政會。 在前敘國防參議會時，已論到國民參政會。因有前次提到的三點困難不易解決，人數時有增改，產生不由選舉，職權只備諮詢。第一屆人選發表，輿論尚表滿意。第一次開會，各黨派互相約定要會內保持一致，故團結精神很充分。其後，此種精神便一次不如一次。第一屆延到廿九年底為止，第二屆產生。二屆人數又有增改（初公布增至二百二十人，臨時又增多二十），但黨外人數（其他黨籍或無黨籍者）則顯著減少，所增多為黨內人士。一個並無決定之權的機關，並不需在表決票數上競爭，這樣增減寧有必要？而當初國防參議會務以黨外者在野者為主的精神，遂不可見。 現在不欲作何評量，略述我在會內一點經過，以存客觀事實。 我在第一次參政會上，提有一個建議案，三個詢問案。那一個建議案是請政府召開戰時農村問題會議，並於政府設置常設機關，其原文錄後： （理由）中國自1930、1931而後，農村急劇崩潰，除1936年以全國農產豐收，市價又不壞，稍得喘息外，問題之嚴重未解，而大戰遽起。此時國家抗戰，所需人力物力，既無不責之於鄉村，鄉村負擔加重若干倍，而農產或以貿易停頓不得輸出於外，或以運輸困難而滯銷於內，正苦無負擔之力。此為農村戰時最大問題之一。又地方制度（尤其省縣以下），自清末以來日在紛更，迄未確立。自治固不能談，即官治亦且難言。加以數十年來受西洋影響，無論政治教育經濟，皆使人才錢財集中都市。都市有擁擠充斥之患，而內地鄉村空乏，幾同一片荒原沙漠；即下級行政機構之不能充實健全自屬當然。此時國家百事責之地方，地方一切歸於鄉村。鄉村無力負擔是一個問題，辦理不善是第二個問題。例如兵役問題其最著者也。在上級政府嫌其質量兩差；在中級（專員縣長）已竭蹶萬狀；在鄉村則擾亂痛苦直匪言可宣。不獨痛苦，抑且前途危險之至！此為戰時農村最大問題之二。國家抗戰既依靠於農村，農村問題嚴重如此，豈容忽視！擬請行政院召開戰時農村問題會議，集合了解下情之人詳加討論，亟籌整理補救之方。 會議後所以必須更有常設機關者，以一次整理未盡得宜，下情必須不斷了解，此其一。農村問題，關涉許多方面，雖在政府各有職司其事者，而互相間聯絡不夠，必須加以推動，使其常得商討設計，而後分別執行，庶乎事業可舉，此其二。 （辦法）戰時農村問題會議由行政院或軍事委員會召集之，其組織及工作進行應注意下列各點：（下略） 我此一提案，所以錄原文於此者，以見內容平常，並未能替農民說話，而仍是為國家為政府設想，政府實不必害怕。果能實行，則上下之情得以稍通，鄉村實際好處卻不小。同時各部門各機關互得配合聯絡，一切事業才得進行起來，於工作效率關係亦大。原案經審查會修正（增加與會人員）通過，送經大會照案通過。秘書處咨送政府，經國防最高會議發交行政院核議。行政院又交經濟部核復。經濟部翁部長文灝、何次長廉，私人請我商談一度後，具復行政院認為事實可行。行政院又照樣具復於國防最高會議。國防最高會議亦曾將經濟部行政院的核議可行，通知國民參政會秘書處。但除公文往來復去而外，事實上並無下文。——此會經廿七年到廿八年，又到廿九年，以至三十年（1941）的今天，還沒有召集。 此外之三個詢問案，第一案大意如下： 查抗戰建國綱領第十八條，有以全力發展農村經濟之文，此誠當前首務。惟此中關係方面甚多，例如，農村金融系統之樹立、農業技術之改進、農產之輸出與流通、合作組織之普遍推行、農民教育以及農村治安諸端。想在政府必有統籌之規劃，切實之進行。規劃者應請提交本會議決，進行者應請提交本會報告。 此案後經政府答覆說，在經濟部工作報告中，不另答覆。 第二件詢問案大意如下： 查抗戰建國綱領第廿五條，有發動全國民眾，組織農工商學各職業團體，改善而充實之，為抗戰而動員之意。在各職業團體中，應以農會為最關重要，誠以民眾動員大部分為農民之動員也。各地農會素來有名無實，或並其名而無之，只臨時為應付選舉而設。究應如何改善而充實之，想在政府必有至計，請答覆。 此案當時經政府中的軍委會政治部答覆說，本部對於農會正在一面調查，一面計劃改善，現尚無可報告。我於是在第二次參政會上，再提詢問，事隔幾個月，究竟調查所得如何，改善計劃確實否，請答覆。而這次忽然變了，由行政院經濟部出來答覆。說本部調查得全國農會共有一萬幾千幾百幾十幾個，改善計劃早經確定，並已實行云云。這樁事不知究竟應當歸誰掌管？ 第三件詢問案大意如下： 查抗戰建國綱領第十四條，有改善各級政治機構使簡單化合理化，並提高行政效率以適合戰時需要之文，又風聞內政部於省縣各級制度，亦曾有改訂擬議。在各省地方如湖南、江西各省政府對於地方行政力求革新，除辦理行政人員訓練外，並已涉及制度之變更。究竟此一問題，在中央正計劃者如何，已實行者如何，請答覆。 此案當經政府回覆說，已有提案到會。會中果亦收到政府提案，內容涉及各省縣制度、保甲制度，還有省縣參議會問題。這是屬於內政方面的，應歸第三組審查會審查，我正負第三審查會召集人之責。當時經過頗有許多曲折，外間知者不多，我今亦不說的好。第二次在重慶開會，我又擔任第三審查會召集人。我們審查內政部工作報告時，何部長鍵親自出席審查，彼此面談，又有出人意料者，我現在都不說。到廿八年冬有「新縣制」之頒定，並有以廿九年為「新縣制年」之說，是此一問題中一極重大改革，然而並沒有經過參政會。 在第二次參政會內，我提有改善兵役一案，將來另記。當時正是廿七年10月廣州武漢相繼不守之後，大局嚴重，我特臨時動議，開全體審查會，請政府當局出席切實檢討抗戰工作。所謂全體審查會，是出席人數與大會同，而不作為大會，因為大會發言有限制，而審查會較容說話。那次，曾以末一天的半天功夫，由參政同人和政府負責諸公作了一次檢討。——這算比較重要的一事。 第三次會在廿八年2月，第四次會在廿八年9月，我都未參加。因為那八個月功夫，我正在安徽、江蘇、山東、河北、河南、山西六省戰地旅途中。 七、改善兵役運動 抗戰工作不外分一個前方，一個後方。對於前方工作，我的朋友學生（特別是豫北和山東的朋友學生），原為有計劃的努力，我間接地幫助他們做，其詳另記。在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後，我力辭駐會委員，即恐入川便與前方同人不易聯絡。自廿六年12月到武漢，我即對人說，你們向南我向北，你們向西我向東。蓋此心實不安於退居後方也。但後來到底入川了，與豫北山東相隔太遠，消息阻斷，對於前方既不能有所盡力，我即決定在西南大後方擇一緊要問題而盡力。 在西南大後方說，當然以補充兵員，多多徵集，好好訓練為第一事。而兵役問題，恰辦得不好，談者莫不疾首蹙額。在鄉村已痛苦不堪，而國家亦得不到好壯丁。我們從來做鄉村工作的人，對此鄉村最大痛苦不能坐視，不能躲閃，而為了抗戰亦非給國家求得好兵員不可。於是我就留心兵役改善的研究，思所以盡力之道。 這一研究不是書本上的事，一面要在鄉村調查，匯集事實，一面要向主管方面尋求了解除法令外並及辦理實情。我在此兩面皆有機緣可資進行，又恰得著朋友和社會大眾幫忙。有一位朋友王寅生先生，他是「中國農村社」的，曾在武漢主持「戰時農村問題研究所」的座談會，因而相熟。這次相遇於重慶。彼此談起來，相約於此致力。我二人之外，又約了孔庚、呂超兩位先生，借他們的資望地位（呂為川軍前輩，現任國民政府參軍長）好辦事。四人出名發起兵役問題座談會於重慶。其時社會上各方面正為兵役問題感受刺激，有此需要，不期而然地都踴躍參加，而兵役負責機關（包括上下級）亦時常派員出席說明。此一座談會，不斷舉行，從廿七年9月亘續至一年以上，實為難得盛事。到廿八年10月又正式改組成立兵役實施協進會。可惜到廿九年（1940）有人進讒言於最高當局，經蔣公召呂先生面諭解散了（我於發起後五個月即有北方之行，一切成績實王、呂之功）。 先是廿七年6月間，我到成都，趕好省府召集十八個行政專員和保安副司令開會，就商議兵役問題；王主席纘緒要我出席指導。我那時於實際問題尚未調查清楚，無從有何指點，只就辦理徵兵幾個大條件來說明其辦不好之故。我說很粗淺的四大條件：甲，政令統一，事權統一；乙，秩序久定；丙，地方制度健全，下層機構充實；丁，人口戶籍清楚。今天就全國說，初見統一；就四川一省說，亦是初初統一。其政令的統一，事權的統一，以事實上未曾就緒，多談不到。秩序久定一點，就全國說，好多地方難講，就四川說，亦正難講。若地方制度，則自清末以至現在三十餘年紛更不已，未得確立；下層機構，更是人才錢財兩俱缺乏，離著健全充實四字不知有幾千里遠。人口戶籍一向虛偽造報，無可依據。四個基礎條件沒有，辦不好是當然的。 自我留心研究兵役問題以後，方知道原來就未曾實行依法徵兵。說是11月1日起依法施征，尚未見諸事實，所以國家徵兵法規是虛設的。政府所行的另有命令指示，而下層實際辦理情形，卻又與其上級政令所指示者多半不合。於是國家法制為一事，政府政令又為一事，實際辦理者又為一事。所謂兵役一事，竟可析而為三。在此狀態下，我們只有要求政令符合於法制，實際辦理者符合於政令，還三為一。換言之，就是認真依法徵兵。 我根據此意，擬成具體計劃，於全省動員機構、兵役監察系統、出征軍人家屬協助委員會、出征軍人家屬聯合會各有所建議。這些建議一面須得行政當局了解採用，一面須得地方有資望有信用的各級（省、縣、鄉）領袖熱心出頭贊助才行。那時就四川說，省政府兼軍管區司令的王主席纘緒自為正負責人，而在他之上代表中央直接指揮他的則為一軍委會重慶行營主任張群。關於兵役一事，重慶行營實居主腦地位，倒不是軍政部直接來指揮軍管區。王主席一面，我在6月間已和他談過此事（見前），決繼續訪他談談。然而最要緊的，還不在政府，而在地方。恰好在四川地方人士中首屈一指的張表方先生（瀾），又與我相好。至於四川教育界上熟人亦甚多，而且教育界素來明通。政府和地方兩面肯積極做，教育界大家幫忙，是不成問題的。 9月末到10月初，張表方先生已被我說動，願意為此一大問題努力。我們就偕同訪重慶行營張主任岳軍先生商量。張主任正為兵役辦不好發愁，聞言十分欣喜。對於三方面配合的原則極承認，對於表方先生肯幫忙如獲至寶。馬上即從人的方面、費用方面，分別籌計有著。趕好王主席自蓉來渝，又一同商談極洽。10月7日張（為監督）、王（為就職）同飛成都，便邀了表方先生同我一齊去。雙十節省府全體宣誓就職後，即按照預定步驟，第一步先改組省動員機構。表方先生而外，邵（從恩）、尹（昌齡）、盧（廷棟）諸公皆參加。改組成立的一天，岳軍先生並親自出席指導。當時氣象極好。 當時氣象甚好，而不料後來卒作不通。 （被檢扣一段） 張邵諸老先生消極，我一個外省人無所用其力，就自動退下陣來——退下政治鬥爭的陣來。 四川的事從此罷手。但我仍將改善兵役的意見辦法貢獻於參政會。當時參政會同人注意此問題者正多其人，曾借江翊雲先生（庸）家聚會來交換意見，交我起草提出，是為第二次參政會上的改善兵役實施辦法建議案。提出後交付審查，結果又是我自己做的審查報告（因為深夜審查，被指定的委員多不到）。此案經大會通過，咨送國防最高會議，交下行政院軍委會辦理。原案附錄後面，備讀者參考。 西南大後方的工作重要在兵役；兵役問題盡不上力，我即決定再赴前方了。廿八年2月出川北行，行抵西安時，參政會開第三次會。我雖未出席，仍有「辦理兵役亟應改善各點分別提出建議案」之提出（托朋友提出）。其內容是從各地訪察得許多事實問題，分別指出建議改善。我的改善兵役運動到此為止。（附錄建議案略） 八、解決黨派問題的我見 我在巡視華北華東起行之前，還有一件事要敘述在這裡。此即解決黨派問題的主張之提出。這是廿七年（1938）12月的事。大約在11月間張君勱先生於《再生》雜誌發表一文，題為《一封公開給毛澤東先生的信》。內容是毛先生在其中共六次全會上的報告。說到國共長期合作的話，張先生則進一步要求國家統一。仿佛毛先生有「從中央軍到八路軍，從國民政府到邊區政府」的話，張先生以為何必如此排列對峙，痛快地成了一個軍事系統，一個政府系統，豈非國家之福。此文發出以後，各方均極注意，而黨派問題遂為一時所熱烈討論。我的主張之提出，即有感於時論紛紜，不覺引起我的夙懷。 當時系用《抗戰建國中的黨派問題》為題，寫好之後寄《大公報》發表，《大公報》樂於發表，而在新聞檢查方面被扣。那時劉伯閔先生主持檢查事，特枉步來看我，解釋此事。我又請劉先生介紹我，訪葉楚傖先生（當時的宣傳部長）面談一度。據劉先生、葉先生表示都頗同情我的主張，原可發表，其所以阻我發表的理由，是恐引起各方討論之後，文章愈寫愈多，不能促問題之解決，轉增不愉快的情緒。他們說，黨派現狀固不令人滿意，但如無好轉的把握，有惡化的可能時，仍以少談為好。於是就沒有發刊，只有手稿兩份，分送各黨派領導人看一看。 今將當時原文大意，分段略述於下： 開首說，此為抗戰建國中最大問題之一，或且為最難問題之一。但我們不要在緊張的情緒下，急謀辦法，而應當先靜下心來做一些研究；因為解決的途徑，是必須在問題頭緒，從頭理清楚以後，才發現的。例如從清末中國革命同盟會、政聞社和資政院時代一些政團，以至民國初年許多黨派的演變，中間毀黨造黨，要黨不要黨（民五國會第一次恢復時），那些議論，都要清理一番。更且是中國國民黨數十年來，累次改組，並與共產黨一再分合的經過，要用心察考。這樣做了之後，必可發現其中一些道理，為我們今日寶貴的教訓。 歷史的研究而外，更須作理論的探討。我們要問：這些政黨是哪裡來的？它基於何種必要而存在？中國政黨它的任務是什麼？假定我們說不要它，行不行？諸如此類。 次段講：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這是討論黨派的社會基礎（或背景）問題。 我平素認定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構造，所有封建社會資本社會這一套觀念都適用不上。大致說，其社會內部形勢散漫流動，階級分化不著；乃至職業的聯結，或經濟上同地位的聯結，亦每為家族鄉土關係之所掩。雖然近百年大交通以後，受世界影響，漸漸變質，已非原來的社會；而像日本那樣追步西洋，工商業發達，有新興階級形成者，在我亦以卅年秩序不定，未得成功。所以階級勢力不是形成中國黨派的因素，中國黨派缺乏其一定之階級基礎。然而家族鄉土關係能形成政黨嗎？當然又不能。中國亦並沒有什麼「地方性的黨派」。 說到宗教，中國雖有佛教、基督教、回教等幾大宗教，但並沒有從宗教不同，而凝成幾大勢力，表現於政治場上。說到種姓部族，雖有漢滿蒙回藏之五族，亦未曾在政治上因而劃分為幾方面。 總起來說，所有這些社會的分野——階級、職業、地方、宗教、種姓部族等——原為外國黨派所由形成者，在中國或分不清楚，或聯結不固，或雖分得清，聯得起，而未嘗構成政治上鬥爭的問題，形成政治上競爭的勢力。 三段講：中國問題是什麼問題？——這將討論到中國應有些什麼運動，亦就是中國黨派所要負的那些任務。 我平素認定中國問題是外面引發的，而不是社會內部自發的，此其一；我又認定中國問題有其對外求得民族解放和其對內完成社會改造之二面，此其二。 所謂中國問題不是自發的，正由於中國社會構造特殊，歷史上只有一治一亂之循環而無革命，假若世界不交通，中國仍為中國，則我們不能想像有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革命發生。滿清皇帝亦可以倒，倒之者將又是一明太祖而已。所以我常說中國問題富有其外面性。 中國問題雖具有外面性，然而說到問題之如何解決，乃又重在內部，積極求得本身之進步，為文化之補充改造（包括政治改造經濟改造），俾一新中國建設成功，方為問題解決。斷斷不是徒以排除外面迫害為問題之解決的。外面迫害之排除，有時為建設新中國之前提；但假使自身無整頓之進步亦無從去排除外面迫害。兩面相關，不可強分先後。 四段講：假如上面所分析認識的不錯，則恐從過去到現在的中國政黨，倒不免有些錯誤了。 因為照上面所說中國國情論斷，外國政黨的兩種方式都不適合的；而從過去到現在的中國政黨，卻總想要在這裡面走上一條路去。所謂兩種方式： 一種是兩黨以至多黨分立，彼此承認而互相競爭政權的方式。這在一般謂憲政國家的政黨，大約都是這樣。過去中國曾為此模仿，乃至現在亦還有人想走這條路。 一種是一黨獨操國權，不容許他黨並立的方式。如蘇聯和德意等國家，均屬此例。這亦是中國人看見了，很想走的一條路。以蘇聯而論，共產黨原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其在他們社會上的基礎，是很分明確實的。為了渡達於階級消滅，而實行其階級專政，故不能不排斥其他。德意雖標榜民族立場，不從階級說話，然其以一種階級勢力為中心，而壓服其餘，亦初無二致。 社會形勢散漫的中國，只能合攏為一，卻無法排他而立。合攏為一，可以對外抗戰；合攏為一，可以建設新中國。排他便不能抗戰，排他便不能建國。 總起來說，在中國國情之下，尤其在當前抗戰建國大任務之下，多黨互競，一黨排他，都是不對的。 五段講：中國政黨應走的路。 上面說多黨互競，一黨排他，都是不對，好像使人無所適從，其實不然。這中間是有一條路走的，即要從聯合求統一。從聯合求統一，一面既免多黨意志不能集中之弊，一面又無主一而排他之弊。這名曰「二重組織」，即各別黨派為第一重組織；全國許多黨派之聯合體為第二重組織。 總起來說，這種方式既非多黨制，亦非一黨制，而是「一多相融」。一中有多，多上有一。這種方式既非有分無合，亦非合而不分；乃是合中有分，分而後合。為了切合中國社會形勢，適應中國問題需要，非此不可。 此處說各黨聯合，是一簡便粗略的說法。仔細講，我是主張一種「綜合制」。其具體方案另詳。 六段講：以二重組織扣合當前事實來講，我以為中國國民黨為第二重組織，即是黨上之黨，而以國民黨外之各黨派和國民黨內之各派係為第一重組織，即各小單位。 此其理有三點可說： 第一、按道理而論，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原可以為解決中國問題之最高指導原則。 第二、事實上，國民黨之三民主義或得他黨之接受擁護，或得他黨表示意見相合，在國內大致已不生異議。 第三、國民黨素來包羅甚廣，內部早有許多不同（傾左傾右）之理論主張門戶派系，亦應當痛痛快快表露出來，不必勉強作一個單位。 葉楚傖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一面勸我不發表，一面說他很同意的，似指此一段。這與中國共產黨提議以國民黨為民族聯盟，各黨派都加入，而仍各保持其獨立性者，亦甚近似。但共產黨既不是抄襲我的，我亦不是抄襲他的。在枝節上彼此尚亦有出入，更且各有各的本源。 七段講：實行這一方式，所必具的兩大條件。 要實行這二重組織的新方式，有其在前的一大條件，即是國是國策確定；有其在後的一大條件，即是政權治權劃開。 要確定國是國策的話，前已講過。假若沒有去確定國是國策，就來改組成功二重組織，那徒有表面而已，骨子裡未得意志集中，什麼都是假的，必不能久；所以開誠交換意見，收得意志集中之效，是全國黨派改組的前提。在國家為國是國策，在各黨派為共同綱領。綱領為行動之指針。既有共同綱領，行動上即一致同趨，此為改組二重組織的理由。所有夙昔排他性的、對立性的各黨，至此乃轉變為同在國策下服務，又且協力配合工作的團體。 所謂政權治權劃開，就是全國性的大國民黨，代表國民行使政權，而國民政府則代表國家行使治權。兩面不能相混。譬如上面所說都是政黨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政黨的事，就只是這些事，不要插手於政府。政府必須不著黨派顏色，而應為無色透明體。凡政黨中人而服務於政府者，都要聲明脫離其原來黨派關係。軍隊和警察，都是國家所有，而為政府行使治權的工具，與黨派無關。——這是最必要的一點。 八段講：這一特殊方式的正確性，可以從過去得些證明。 這一方式，實是一特殊方式，他處所未見。但於中國政黨問題則是正確的。此正確性，自然有待將來的事實證明。但從過去看，亦可得些證明。過去的中國黨派在空間上沒有很大分別，而時間上的分別大。或者再清楚地說，中國的黨派在空間上彼此名為兩黨的，其分別還不如在時間上前後名為一黨的分別之大。——這是可注意的一特殊情形。請問：一個國民黨在北伐前和在北伐後的分開，是不是大過北伐始期國共兩個黨的分別？又一個共產黨在抗戰前和在抗戰後的分別，是不是大過抗戰始期國共兩個黨的分別？豈但國共兩黨而已，其他正多類此。辛亥革命，並非一黨之力，亦非幾多革命派之力，而是原來不同黨派，合起干成的。恢復共和亦是各黨派一齊來的。 在平時，中國問題僅止於刺激中國人發生救國運動；至於如何救國，則從各自社會背景而異其見解主張，意志趨向不能統一。抑此種不相背反（同欲救國），而又不一致之志趨，最表現散漫微差性。此種在寬泛邈遠目的下，為其一種方法手段（如何救國）之志趨，最表現流動不定性。全不似從階級問題發出的趨向簡單明切，一貫不移。歷來意志趨向不得統一，多誤於此。只在問題逼緊時，可表現一致趨向；問題一鬆弛，馬上又分散了。我們現在就是要抓住此番一致抗戰的機會，組織起來，不讓它再分散去。不過要因其不同，而綜合之；不要抹殺其不同，而混合之。 這就是所謂從過去可以證明這方式的正確性。 1939年春作者赴山東敵後游擊區巡視（前排右三為作者）。 九、巡歷華北華東各戰地 當我於兵役改善不得盡力，解決黨派問題的主張不得發表時，我感覺留在西南大後方沒有意義，便決心到華北戰地去。彼時第二次參政會仍選我為駐會委員，經力辭得脫。又特請示於蔣公，得其嘉勉贊助（予以軍委會特派員身份，發給路費一萬元，派專車送隨員至廣安，發電令知各戰區長官遇事照料等等）。於1939年2月1日成行。經過八個月工夫，到10月23日返回重慶。此中見聞甚多，有些不便發表的，而且日記手冊以遭敵人追擊，全行失落，僅憑記憶亦甚有限。下面分為幾層，敘述大概而已。 此行目的 我到華北去，是因為我與華北地方有多年的關係。我同一般朋友所做鄉村工作，先是以河南為對象，而訓練機關設在豫北輝縣。後來移山東，有三個中心，一鄒平，二菏澤，三濟寧。前後合計經我們訓練或培養的下層幹部，有三四千人。過去的成功失敗，此處不敘。單說國軍退出豫魯以後，我們亦只有逐步向西南撤退。但大多數人實不易離開鄉土，且已經失去聯絡。其中只有濟寧的一批人馬（包含教職員學生和鄉民壯丁）約七八百人是整隊退出的。先退到豫東淮陽，又退南陽鎮平。因此抗戰初期，即以徐州為前方聯絡站，以鎮平為後方收容集中地，而駐代表於武漢，以與政府和各方取得聯繫。當時計劃，在鎮平一面收容，一面訓練回鄉抗戰。所以商得軍委會政治部陳部長（誠）許可，將鎮平一部分收歸該部直轄，名為戰時幹部訓練團直屬第一訓練大隊。乃至徐州不守，武漢會戰，又請得政治部許可，編為該部第三政治大隊，開赴豫魯戰地工作。廿七年9月整隊開拔（全副武裝而且槍多於人，又現款十餘萬，皆原來攜出者今又攜回），渡過黃河，留第五支隊於豫北工作，其餘經冀南人魯。初時以為攜有無線電台，可通消息；後來乃久無消息。這是促使我去華北的一原因。 說到敵後的工作，我素抱有極大的興趣。我在戰前就想像到一旦中日作戰之後，會要有很多地方我軍撤退，敵軍未到，因為在空間上敵人兵力是不能普遍的；亦會要有許多地方，我行政機關已撤，而敵人御用機關未立，因為在時間上也來不及的。在這許多地方，鄉下人頂需要知識分子領導或幫忙。而此時的鄉村工作亦必然很好做。因為平素我們工作時，雖處處為農民打算，而以我們趨新，他們守舊，我們多所興舉，他們懶得動，我們不免站在政府一邊，他們好似是被統治的老百姓，致成彼此相對立的樣子，實為工作中一大苦悶。今天敵人（或擾害地方的人）壓迫來，我們和鄉下人要共同應付環境，便從相對轉為相合以對外。同時非團結組織無以應付環境，鄉下人將自然走上團體生活之路。凡此皆敵人之賜，要趕緊利用，這是我們想去華北的一種心理。 還有，我對於敵後工作，早在抗戰前就認識其重要。我曾說過：「我認為中國不應當在如何摧敵處著想，而應當在讓敵人不容易毀滅我們處著想，乃至在我們被毀滅後如何容易恢復處著想。——但所有這些功夫將怎樣做呢？那就是當下講的鄉村建設。鄉村建設是我們在國際大戰前，最好的準備功夫」。（見《鄉村建設理論》第441頁）當我大軍從華北華東撤退以後，好些人心理上亦就像是放棄了華北華東，其實華北華東的抗戰工作，方於此開始。更到了今日，敵人已無力再西進；敵我所爭全在那片廣大疆土資源是他能利用嗎？還是我們使他利用不成？更非有多數人到華北華東去，與敵人相爭持不可。 但我到敵後去，卻非有什麼大工作。我的用意第一看看敵後的真情實況，是否與我在徐州所寫「抗戰指南」所揣想者相合；第二對許多在敵後的同人同學加以鼓勵；第三將我們在抗戰中的進步，敵人在戰爭中的困難，以及國際情勢等，宣說給敵後的同胞，堅定其意志；第四在從事研究工作——研究鄉村在敵後起的變化，對於未來大局政治的影響關係；第五則願盡力調協於各方，促進團結。 往返所經路線 2月1日隨行人員黃秘書艮庸、王參謀靖波、王醫官福溢等乘軍委會卡車先出發，約於西安相會。2月2日我飛成都，停三日飛西安，適西安有敵機來襲，改飛蘭州降落。於是無意中得一游蘭州，看見蘭州幾個朋友。 抵西安後，晤行營主任程頌雲（潛）先生商量所走路線，不能決定。一面亦問之第八路軍辦事處，並托其電知前方將領，如遇我經過時請為照料。又晤山東省政府駐西安辦事之戴君、孫君等，承見告他們所常走之原武陽武一路，今被敵人封鎖，許多人員及器材均停滯不能走。於是我就先訪閻百川先生於宜川之秋林鎮，其事另記。訪閻歸來，赴洛陽晤衛俊如（立煌）先生。衛公極殷勤代籌，又堅勸莫忙，候機會東行。最後決定，乘於孝侯（學忠）總司令入魯之便，隨他同行。於是趕赴皖北阜陽（穎州），與之相會。沿途經漯河周家口、黃河泛濫區域，乘小輪入皖。但我抵阜陽，於公已先行。幸其王參謀長靜軒初自陝之白河來，因又為同行之約。不意行抵蒙城，則前行之於軍已被敵人截擊，三團人損失半數，由津浦鐵路東又退回鐵路西。所有我們想於宿州車站南衝過津浦路之計劃，不能不重行考慮。 王參謀長改變計劃，不向東而向北。我亦改變計劃，不隨大軍而行。隨大軍而行，當然可得到保護，但亦就成了敵人的目標，不一定平安的。我與隨行朋友共七人，由蒙城折到渦陽，派人通知永城（屬豫東）書案店（一鄉鎮）新四軍彭司令雪楓，請其代為布置路線，並覓嚮導，輕裝前進。於是經永城入蕭縣（屬蘇北），在碭山境越過隴海鐵路，轉經豐縣沛縣而到山東之單縣。所有這些地方縣城都在敵手，我們都是晝伏夜行。越過鐵路的一天，天明正在休息，敵軍偵知襲擊。幸得八路軍彭明治部，派隊千餘人來接，得以脫險。 單縣居山東西南邊角，我們即經歷魯西南各縣（舊曹州屬）渡黃河而北，到濮縣范縣朝城一帶（此是范專員築先領導抗戰之地帶）。轉而向東，經壽張東平寧陽等，在津浦路南驛車站之南衝過鐵路，向魯南去。這次過鐵路，亦是靠八路軍一一五師王參謀處長秉章率隊護送。 當時山東省政府沈主席在魯南沂水縣之東里店，於總司令則在上高湖，八路縱隊司令部則在蒙陰王莊。我們一部分同人編成的政治部第三政治大隊亦駐於附近。我們奔赴魯南，意在與各方會見。不意正會見的幾天，敵人舉行他所謂的魯南大掃蕩，從四面八方攻進來（軍事上所謂分進合擊），於軍方師長叔洪（范）竟以陣亡。從此我們輾轉于山谷之間，度其游而不擊的生活約近一個月。最後轉至費縣境，稍得休息，便由魯南返回魯西。 這次系從泰安附近越過鐵路。到達魯西時，亦正在敵人所謂魯西掃蕩之後，情形完全不是初時經過景象。前後在山東境內共歷四個月，於8月23日離魯西之濮縣而入河北省之濮陽。此地為丁專員樹本領導抗戰之根據地，一切情形又自不同，後面略記。承丁君派人送我們經滑縣濬縣，在湯陰境越過平漢鐵路，轉至林縣——這些又都是河南地方。 在此豫北一帶，原有我們朋友同學從事抗戰工作，多在林縣會見。由林縣即入太行山，到山西省壺關陵川晉城等縣，這是所謂晉東南，我軍與敵人迭次大戰之地。當時得在朱軍長懷冰、龐總司令炳勛兩軍中各盤桓數日。隨又轉出太行山，到河南濟源孟縣等處。從孟縣渡河回抵洛陽，恰是九一八紀念日的前一天。 總計此行，經過有皖、蘇、魯、冀、豫、晉六個省份。半屬華東，半屬華北。經過之處，都是戰地，凡有我軍政長官者，必會面。只有經過陵川時，卻沒有看見朱德總司令，因為事後才曉得他在那裡。 沿途走路的方法，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有軍隊同行護送。這種可以穿軍裝或穿長衫，並可以騎馬代步。又一種是自己少數人輕裝走。這便須改服鄉村的短衣，只可騎驢，不宜騎馬（騎馬則目標大），最好步行。無論哪一種，都須好的嚮導。正確的情報，為起行前所必須；然仍不免走至中途，改變路線。食宿都是在老百姓家（百次中總有九十八次），因為走的多半不是大路，沒有旅店，或者原有旅店，都經兵災破壞了。 各戰地情形不同 從秋林鎮回西安轉洛陽，不久即登上巡歷戰地之長途。每承朋友見問，戰地情形如何？我輒張口難答，因各地情形不一，不能舉一例余。故我想莫若就以各地情形不同，各時情形不同之兩點，提出來說，倒是使人了解戰地情形一好辦法。 先說各地不同之一點。例如我所見的皖北各縣和蘇北各縣相較，有一大不同處。在皖北完全沒有八路軍新四軍勢力，行政專員郭造勛拒絕其入境；而在蘇北豐沛蕭碭則清一色都是八路武力。 皖北各縣雖經敵人重大破壞，各縣城內房屋存者不及半數，但行政權已恢復。專員郭君原為廣西軍隊中一團長，阜陽縣長亦為廣西人王和，一切行政有廣西作風。舉辦各種訓練（如保甲訓練等）皆採用廣西教材。蒙城渦陽兩縣長則是本地人。因為李司令長官宗仁，是採取用本地人的政策，大體上說，這裡情形要算不錯。郭專員之拒絕新四軍入境，他說：你們是為抗戰而來，此地敵人已退；如或有上級命令，我亦遵照。二者俱無，所以拒絕。言之有理，對方亦即不來。 蘇北當時情形最奇妙。豐縣縣長董玉珏、沛縣縣長馮子固、蕭縣縣長彭效騫、碭山縣縣長竇雪岩，都是各自本縣人士。——此即李長官的政策。他們或奉委於失地之前（如馮），或奉委於失地之後（其餘三人），卻都是奉命於省政府（當時在淮陰），而且除馮外皆隸國民黨籍。然而他們所憑藉的武力，竟可說清一色的八路勢力。據聞當地失陷之後，董等三人自淮陰奉委，隻身潛蹤回鄉。全以鄉里自衛的意義，得到鄉人擁護，而恢復其政權。所謂八路的武力，一半指彭明治部（號蘇魯豫支隊），是外邊開進來的；還有一半是本地發動成立的。四個縣長（馮在內）的隊伍各有數千人不等，當然都是本地方的，不屬八路軍系統，卻從發動，掖助，以至領導皆出於八路，甚而系統，亦有分不清的了。他們時常不斷與敵人應戰，既無其他大軍，非靠八路不可。倒頗能為國共合作表現一好例。 可惜皖北蘇北情形，皆不長久。我離皖北，敵人隨即從商邱，下皖北；新四軍當然亦即進來，局面大變。我離蘇北後，國共合作的好例旋即破壞。凡此又可說明各時情形不同之一點。 蘇北與魯南、與魯西南皆相接境。但魯南情形不同於蘇北，亦與魯西南不相同。魯南是中央大軍（于學忠部、繆征流部、沈鴻烈部）與八路軍（張經武山東縱隊、陳光一一五師）都有的。論政權，除敵偽政權外，皆屬於省政府，當時尚無八路自建政權之事。沂水、臨沂、莒縣、蒙陰等數縣亦在我方手中。省政府在東里店已有半年以上之安穩，小鄉鎮竟富有精美酒食（如冰啤酒汽水等）常開盛大宴會。於、沈、繆所駐相隔多不過百餘里，少者數十里。我趕到東里店的一天，主席，廳長，委員，專員，總司令，軍長，師長等，都聚會一處，雍容雅談。此不僅為敵後各戰地所無，抑以現在的魯南回想那時，亦將有唐虞三代不可復得之感（現在繆已變動。於沈仍在魯南，但情形大不同了）。 大半年安居無擾的省政府和高度繁榮的小鄉鎮，我將趕到幾天前就被敵機炸完。因為敵人一面從四外分進合擊（見前），一面從頂上來轟炸。省政府亦只有實行游擊，多數人員均行解散。所謂各時情形不同，此又一證明。還有我前敘由魯南返回魯西，全不是初時經過景象，亦證明此意。 試再以魯西與冀南比較。魯西前以聊城為中心，是范故專員築先領導的抗敵地帶。冀南以濮陽為中心，是丁專員樹本領導的抗敵地帶。兩地接壤，風土相似；范、丁二公又都是守土未退的專員，以抗敵齊名。而以我經過時所見，卻完全不同。我經過時，范公已殉國成仁。雖有其參謀長繼任，部下多分散：有的投八路，有的改編省保安旅，而多數擾民極凶（見後）。丁專員所部極整齊，實力有兩萬人。人數少於范部，而魄力雄厚過之。因范公自己沒有基本隊伍，都從收編散兵游匪而來，致有三十幾個司令之多。范公在時，尚能於擾民中抗敵；范公故後，只擾民不復抗敵。丁君則先任濮陽縣長兩年，得當地人曹君（黃埔軍校畢業）之助，從訓練幹部，到自己成軍，其結果當然大不同。地方秩序極佳，人民雖亦非常苦（負擔太重），而卻是有條有理的苦。 丁氏在抗敵工作上，有兩點極有名的表現：一是改變地形。平原地帶，敵軍汽車騎兵運動迅速，最無法應付。於是將所有道路全掘成溝，寬五尺，深七尺，即以溝為路。此使敵騎敵車皆發生極大困難。我經過時，雖毀於大雨，仍然大致可見。又一是空室清野，古語堅壁清野，今我壁不能堅。敵人將至，則城內人民悉行撤退，一物亦不留。敵人到時，因無從井取水之具，以致飲水不得。於是敵人到濮陽兩日自去。我經過時，敵人退去不過一個月之事也。——但現在的濮陽，一切皆非了。 河北省大致均在八路軍勢力範圍，只有丁氏當時獨立一隅，到廿九年亦站不住了。據我們所知各地方抗敵之初，各黨派多不分彼此，後來便分裂不相容。又保持中立，不落一偏的想頭為多數人所有；但結果都不能保持。丁氏在冀南，亦其一例。就整個抗敵大前提來說，這都是削弱自己力量，極可痛惜的事。 豫北情形複雜（有八路軍，有反正的偽軍，有兩面奉迎的軍隊，有中央軍），不如冀南。豫北和晉東南接連，為戰爭要地，中央軍朱懷冰部、龐炳勛部皆在此。我們經歷各處，都只看見游擊戰，沒有看見激烈的大戰爭。而到這裡卻是大戰地帶。敵我幾萬人開火，傷兵一下來就是一兩千，住滿了好幾個鄉村。其規模之大，情況之烈，聞之令人精神奮揚。例如晉城就是我到時收復不久的。敵占我奪，奪而復占，往復已多次。每次皆拼好多兵力，好多時間。其時龐軍於收復晉城之後，又圍攻壺關，范漢傑軍則正攻陵川，我住龐軍中，時時聞戰報。而將過去不久的，龐軍攔車鎮一戰，最為老百姓所艷稱，沿路數百里，傳說不絕。 論到地方情形，晉豫又自不同。晉省先有其多年以來的村政，後有公道團犧盟會的民眾組織，迥非外間所能比。中央駐軍不問地方事，有事問縣長說話。而鄉間的民眾訓練，我卻見有八路番號臂章的人，喊口令。民眾與軍隊的配合，在山西有的地方達於極好之境，但似亦不多見。 總之，各地情形不同，又每每變化極快，是談戰地所首先要知道的。 總括的三句話 若將巡歷各戰地後的見聞，總括來說，則我嘗有三句話。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敵人之勢已衰。第三句是黨派問題尖銳嚴重。先說老百姓真苦。這個苦完全是從抗戰來的，與平時無可比照。其苦況深重，亦完全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像。舉例言之，老百姓向來是受慣欺壓的，然而大致上是受一面欺壓。若不同的兩面來，已難應付，何況今天竟不知有幾多方面。敵我是不同的兩面，敵之外又有偽，。其他複雜尚多。或此來彼去，或同時俱來，而都是拿老百姓出氣。而且有苦，沒處可訴。恐怕自古及今，誰都沒有受過這個罪，乃至亦沒有人夢想到有這樣罪受。 窮凶的破壞、有意的騷擾不說，只以法令來說，我方不許農產資敵，游擊隊遇見推車送糧食棉花向城鎮車站的，就可沒收。而敵方則高價收買，強制征取。我不許用偽鈔，而敵不許用法幣。誰的話都是聖旨一般，而聖旨卻從八面而來。 似乎人類的惡性，都在這種特殊機會中，發作出來。敵人對我之破壞且置不說，只以我們自己人的騷擾言之。這裡有一明證。廿八年4月山東省政府魯西行轅正副主任李樹春、廖安邦，曾發出一告各部隊官長書，就是以隊伍擾害太甚，為民請命的。內容說：「各部隊冒領給養（給養皆向老百姓攤派）者有之，栽贓勒罰者有之，誣良為漢奸者有之，假公以泄私忿者有之，甚至奸淫擄掠殘殺無辜者有之，……須知軍紀不良，若起民眾反感，去年半角店之慘劇，可為殷鑑。……屢聞各地民眾有不堪駐軍騷擾，竟至央求敵人派隊掃蕩，或被逼為虎作倀情事，每念及此，痛心萬分。……望為民眾留一線生機。」原文由魯西《大時代報》（報在菏澤城內出版，行轅予津貼）載出，我曾摘取電中央報告。李為民政廳長，廖為省保安司令部參謀長，而所謂各部隊者皆是省保安旅，縣保安團之類，明明是其上司長官，卻不能管，不得已以哀詞勸告出之。此時雨落更大，前面有一小村莊，名「對經峪」。大家皆渴求休息。而村小不能容，秦君先請我及隨帶警備隊進村。他們大隊再前進不遠，進另一小村莊名「石人坡」的去休息。我們進村，入老百姓家，全不見一人，而屋內衣物食具卻未攜去，極為驚詫。試問通宵大雨，老百姓為何不在？既出走，為何衣物食具全在？顯見得，其為臨時驚慌逃去，此地不遠必有敵人。我們實在應當馬上走開，不應休息，卻為饑寒所困，不免耽擱。正在解衣擰乾雨水之際，耳邊槍聲大作，知道不好。我本來騎馬，幸未解鞍，趕緊上馬向東而逃。——因槍聲在西面。 原來敵人在近處一山頭，看見我們隊伍進村。而我們則以大雨迷濛，人馬疲睏，卻未見他。所以他們立刻下山，將石人坡包圍，四面架起機關槍。大隊人馬，有的衝出，有的陣亡，有的遭擒，有的藏身屋內，被敵縱火焚斃。事後，我曾派黃君公君等返回調查，掩埋死者，撫慰傷者（隱於老百姓家），得知其詳。 就在敵人包圍石人坡之時，給我機會逃走。我策馬仰登一山頭，一個完全沒有路徑的山頭。山頗高，到山頂便入雲端，敵人不能見。於是一時逃過了。然而雨仍大，且山高，風又大，不能久停。慢慢尋路下山，見有兩三人家，便去覓食烤火。將在解衣烘烤和進食之際，隨員報告敵人即至。不得已又出來，隱身於草樹茂密之處。舉目向遠處望去，果見有兩路隊伍，循兩山嶺而來。一路在前的，為中國隊伍，有我們的大隊，亦有其他軍隊。一路在後的，則為敵兵。看看走近，知非隱身草樹所解決，適見老百姓向一山谷逃避，我亦隨之。末後，藏在一大山洞內。 洞內先有人在，老弱婦孺為多。我和隨行者共六人，入洞時，老百姓指示我們隱於最後，並以我們行裝易被認出，解衣衣我，以資掩蔽。此時兩軍即已開火，槍聲，大炮聲，最後並有飛機助戰，正正在我們的山上面。洞內屏息靜聽，自晨至午，自午至黃昏。黃昏後，槍聲漸稀，入夜全停。此時老百姓出而勸我們，離洞他逃。我們始亦願他去，暗中摸索而出。無奈，兩軍並未撤離一步，警戒甚嚴。哨兵於黑暗中有所見，即射擊，我們沒法可走，只得仍折回洞內。 我們折回洞內，老百姓極不願意。他們說天明戰事完了，敵人必然來洞搜索。我們身上皆佩短槍，不是開火，就是被擒，一定連累他們。但我們實在無處可去。大家無言，昏昏入睡。天尚未明，睜目看時，老百姓已多不知所往。天明，則除我六人外，洞內沒有人了。此時戰事又作，激烈如昨。洞內無人，便於移動，可以偷望對面山頭敵陣。旗幟、敵軍官、望遠鏡、指揮刀，歷歷在目。過午槍聲漸稀，望見敵兵三五自山頭而下，不久竟沿路轉來洞邊，大皮靴聲音直從洞口過去。當時同人皆扣槍待放，他如果向洞內望一望，我們便拼了。這是最險的一剎那。 午後約三時頃，戰事停。我們出洞來看，兩山兩軍皆已撤退。大家放心，而肚內飢不可耐，差不多兩天沒吃飯了。只好將洞內老百姓遺留的筐籃鍋盆，一一翻檢，尋些食物。我們正在大嚼。老百姓卻回來了。我們臉上甚不好意思，老百姓倒笑語相慰，並各取出飲食相餉。但他們仍不敢引我們到家，日落時，領我們到二十里外另一個洞去住。 險劇既過，不必接續述下。第三政治大隊經此兩役，損失大半（秘書主任、秘書、會計被俘身死，其餘不計），殘部逕返魯西。因為原留有第二支隊在魯西，合起來仍有三百人之數。支持到上年（廿九年）年尾，亦不能存在。我自己，離洞以後，六十名警衛隊已尋不見。幸好公秘書竹川相隨，他是蒙陰本地人。蒙陰公姓甚多，有「蒙陰縣，公一半」之謠。於是我六人隨著他，投止於公姓家。從第一個公家，到第二個公家，再到第三個公家，……如是一路從蒙陰北境走出蒙陰南境。他送我到較平安地帶，即返回家去。卻不料不久竟為八路軍所錯殺，棄屍無頭。 此行勞而無動 總論此行，勞苦是勞苦了，危險亦危險了，卻是並沒有什麼收穫。當初北行的用意五點，多半未做到。第一點，親自考察游擊區的事實，是否與自己揣想者相合。當然考察了一些，並且知道與自己揣想者不盡相合。這尚不算全無結果。第二點，會晤舊同人同學，撫慰而鼓勵之。當然會晤了不少人，而以匆匆來去，不得安住於一地，所以不能召集聚會。因此未得會晤者甚多。又且一部分主力（第三政治大隊），即於此時送掉，未達加強抗敵力量的目的。第三點，沿途宣講國際國內情勢，以堅定淪陷區的人心，略收好果。因為我北行之際，正汪精衛投降之時，頗有人以為中國無法支持。經一番講說，並經我指出大軍轉至敵後的計劃（此計劃定於南嶽會議，廿八年上半年正在實行），國際增加援助的情形，人心莫不歡悅。所謂八個月中，急促奔跑之時多，從容巡視之時少，因而宣講的機會有限。第四點，作研究功夫，匆忙中當然說不上。至多得到一點親身經驗，為研究之資而已。第五點，所謂調和各方，其事之無能為力，前已言之矣。至多不過親見許多事實，更促我努力團結而已。在那裡實在沒有能講一句話。 旅途雜感 八個月的旅途中，見聞不少，感想亦多。及今回憶，猶存其什之一二，記之於後。 第一個感想，便是中國老百姓太好。譬如上文所敘，為了抗戰他們所受苦難，都沒有怨恨國家、怨恨中央之意。游擊隊（所謂省保安隊等亦在內）隨地籌給養，以至像我們過路的軍政人員沿途需要招待，並不以為是格外需索，或不願意負擔。他們簡直承認，完全承認這是應當的。他們心裡不服的，只在無禮的騷擾，其他毫無問題。國家遭難，大家都得犧牲是圖挽救。這一點，他們全明白。 老百姓是再好沒有的好百姓，只是政府官員軍隊游擊隊此一黨彼一派太對不起老百姓！這是隨時隨地引起感想最深之一點。 第二個感想，民國三十年來正經事一件沒有做，今後非普遍從鄉村求進步不可。這一感想之引起，是我們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謂窮鄉僻壤，將民生之窮苦，風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內地婦女纏足，纏到幾乎不見有足，至須以爬行代步。還有黃河右岸窮谷中，婦女束髮青衣白裙的裝飾，與京戲上所見正同，大約仍是明代的舊樣子。說到窮苦，更不勝說。普遍都是營養不足，飢餓狀態。其不潔不衛生，則又隨窮苦及無知識而來。這樣的人民，這樣的社會，縱無暴政侵略，亦無法自存於現代。故如何急求社會進步，為中國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國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沒有做。一年復一年，其窮如故，甚陋如故。照這樣下去，再過三十年豈不仍是依舊。我們平素主張鄉村建設，就是有計劃地用社會教育普遍推進建設工作，求得社會平均發展（反對歐美都市畸形發展）。從觀察了內地社會真情以後，這一要求更強。 再明白點說，從這感想中，我們更要反對內戰和一切妨礙國家建設社會進步的事。同時，我們亦反對無方針無計劃的建設，蹈資本主義的覆轍，人力財力奔向工商業去，而使廣大鄉村落後。從這感想中，更加強我們平素主張的自信。 第三個感想，今日問題不是敵人力量強，而是我們自己不行，敵人之勢已衰，前已敘過。且以山東而論，合計分布各處的敵軍，全省亦不過兩萬餘人。以山東地方之大，兩萬人安得為強？何況其已呈衰勢呢？然此已呈衰的兩萬人，卻居然能霸占山東，而且據點擴充到很多。全省情勢，我不願明說。只以去年12月我所得確報，一個膝縣境內就有十九個據點。滕縣從前在我們行政上，亦不過分十個區，設十個區公所。他現在竟加一倍。每一據點，總有幾個敵兵，有時，少到兩三個。如此零散，應當不難解決，而乃受制於他。這完全證明不是他力強，而是我們太不行了。這個不行，不是軍事的，是政治的。說起來，只有慚憤。 過去的不說了。今後既要準備反攻，必須調整政治，以立其本，更加強各戰地政治工作，啟發民眾抗敵力量。如其不然，恐無翻身之日！ 第四個感想，中國目前的問題全在政治，而政治的出路卻並不現成。因為這政治問題後面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不是平常的封建民主之爭。譬如上面說，對於敵人勢衰力弱見出於中國人太不行，此不行是政治問題，有老文化為其背景。又如前敘游擊區老百姓苦痛深刻，此深刻苦痛出於敵人所加於我者，不如中國人自己造成者多。這亦是政治問題，亦有老文化為其背景。 （被檢一段） 不講騷擾，單講加於老百姓負擔重，亦就不了。壽張一縣，人口不過廿余萬，而駐軍一時有馮壽彭部、齊自修部、於耀川部、劉耀亭部，還有省府行轅的三營，縣保安隊三中隊，各區常備隊等。所有這許多隊伍，都向地方索給養。只齊部每天即要一萬七千斤糧食，菜錢在外。試問，這如何得了？ 人禍之外，還有天災。我沿途曾看見旱災、蟲災、水災三種。而在前（廿七年）在後（廿九年），據所聞亦都是災情很重的。我所見春夏是乾旱，而夏末秋初則大水。我初去時，於五月尾在鄄城濮縣之間過黃河。河槽完全乾的（半因黃河改道），沒有一滴水，我們步行河底而過。回來時，於八月尾仍在鄄城濮縣之間過黃河。河水滿槽，卻非船莫渡了。 水災最慘重的，我所見的是豫北。豫北的東部，有衛河；豫北的西部，有沁水：都是汪洋千里。這其中，還有人為的因素。我軍掘沁水，以沖道清鐵路敵軍；敵軍則於其上游，相反方向掘了沖我們。彼此對沖，天災人禍合一，老百姓卻無處容身了。當地行政專員潘善齋，告訴我有五個縣城沁陽、博愛、獲嘉、武陟、新鄉，全在水中泡著。災民不知有幾多萬，無處可逃。想渡過黃河南岸來覓食，而以軍事關係又不許人渡河。 我記得有一次，隨八路軍同行，在泰安境內的山村中，全村的糧食不足我們一飽，只有煮稀粥分食。又一次夜行軍至天明，饑渴非常，乞食於老百姓，不問內容，先行吞咽。細察之，乃是肥田用的豆渣餅，加以樹葉煮成粥。這在我們，要算吃苦了，而在老百姓望此望不到啊！ 據現在所知，敵人狠毒的破壞，遠較我經過那時加重；而兩年來內部鬥爭使局面惡化，亦遠過於彼時，游擊區域同胞們的苦痛，怕是傾若干淚和血亦訴不盡，任何一枝筆任何一張口亦形容不盡。人世間的奇惡絕慘，到此怕才算齊備。雖今日全世界都在兵連禍結，苦痛的不只一個中國，然而情節複雜，刻骨入髓，則怕哪裡亦不能比。但不知經此一番奇苦深痛，其最終的意義是什麼？ 第二句話，所謂敵人之勢已衰，事實可征者甚多。最顯著不同於開戰初期的，是士無鬥志。戰事初期，敵兵絕無繳械投降之事，雖戰至一兵一卒，乃至包圍遭擒，亦斗到底。現在不然，將槍一拋，高舉雙手的很多了。大約素質已不同，初時是現役兵正精壯剛強，現在則或是十八歲的孩子，或是三四十歲迫近中年。沿途我們都遇見俘虜，在我軍中；亦曾與之談話（多半筆談），而知其情形。又敵軍厭戰反戰，隨處皆有其例，舉不勝舉。再則敵偽內部腐化，駐防游擊區的為尤甚。因彼此爭權奪軍，而致下屬不服長官命令，軍紀無法維持者有之。以華制華之計不能成功，關係其前途為尤大。蓋敵人沒有深懷以用人，沒有大量以容人，而忌刻輕薄，中國人不能與久處。偽軍反正者愈多，彼猜忌愈甚。或不發槍械，或不發子彈（皆臨時再發），或種種監視提防，激起偽軍投誠反正者愈多。所以幾年來，偽軍總量上沒有加，只有減，沒有穩固，只有不安。——至少山東河南是如此。 第三句話，所謂黨派問題尖銳嚴重，似亦無煩多說。大要游擊區域短兵相接，與大後方雍容坐談者不同。我初去時，問題將開始，還沒有大決裂，方自謂可於此盡些力。哪裡曉得，第三者是不見容於兩方的，而且問題是整個的，不能於局部解決。簡直一句話不能說。在歸途上所見所聞益多，所以忙著回來想根本辦法。兩年來所得消息，愈演愈烈，我們自己朋友學生亦連連被殺（我到山東時已有之），多少事不必述，只「無所不用其極」一句話，可以包括。問題嚴重，無以復加，又非當時之比了。 一幕驚險劇 關心我們朋友學生抗敵工作而想加以撫慰鼓勵，是我赴華北視察目的之一，前曾經說過。所以這裡臨末還須交代一下。這就要敘到一幕驚險劇了。 我們的第三政治大隊，除第五支隊留於豫北工作外，其餘由大隊長秦亦文君率領開入魯境。因奉部令歸省政府直接指揮，所以大隊部即住東里店附近。如前所敘，當我到達東里店，與各方會見的幾天（6月1日至6日），便遭敵人圍攻。我與秦君等即彼此相失，互尋不見。久之又久，忽然得訊，秦君率部駐於蒙陰的北岱崮，距離我們隱藏之地往北約百餘里。於是我偕隨行諸友，往北去就他。 哪裡曉得，秦部五百餘人，還有省府其他人員相隨，目標過大，又留駐該地達十日之久，已被敵入偵知，派兵三路進擊。我往北去就他，我的背後正有敵兵亦同走一路向北前進。我到達該處，秦部已得諜報，敵人拂曉進攻，急須轉徙以避之。所以不及多休息，傍晚天黑齊隊向西而行。行前，秦君指定秘書公竹川君並警衛隊六十名專衛護我，遇必要時，我得另自走。 當天黑齊隊時，天已落雨。愈走而雨愈大，山路愈滑。又崎嶇坑谷，漆黑無光（用光火恐為敵見），出手不辨五指。前後彼此牽衣而行，不許交言，古所謂銜枚而進。腳下高低深淺，亦不得知。兩次有人滑墜澗谷，不知其性命如何。如是走一通夜，雨落一通夜，衣褲淋漓，難於移步，寒透肌骨，既飢且疲。走到天明，舉目看看，方知只走出五六里路（人多亦為行慢之一因）。 十、統一建國同志會 華北華東之行，如前所敘於九一八前一天返抵洛陽，即可算結束。在洛陽晤衛司令長官（立煌）談兩度之後，即到西安。在西安晤蔣主席（鼎文）談話，並托八路軍辦事處發電其前方將領，致謝沿途照料。10月3日由西安飛成都。 我到成都這一天，趕巧是蔣公以自兼四川主席，飛成都準備就職的一天。我因亦留成都，就便晉謁。雙十節後的一天，承約便飯，就將戰地經歷大致報告。又特將山東敵情，省政府情形，八路軍情形分別報告。蔣公於如何處置山東事，頗有指示。此時談話已甚長，黨派問題尚未及提出，請示時日再度奉謁。蔣公約於回渝再談。 我回四川的意思，原以黨派問題尖銳嚴重，推想大後方必然迫切要求解決，是我努力貢獻意見的機會。所以準備分向三方面洽談：一是國民黨方面，二是共產黨方面，三是第三者方面。所謂第三者方面，意指兩大黨以外的各黨各派以至無黨無派的人物。我自己亦屬於第三者，平素所往還最熟的亦在此，因而最先洽談者亦在此。此時在成都的有黃炎培、晏陽初、李璜諸先生，於是連續聚會有所談商。 我大致報告我所見黨派問題尖銳嚴重情形（其中包括山東問題及河北問題，未經敘出於本文者），認為近則妨礙抗戰，遠則重演內戰，非想解決辦法不可。第三者於此，無所逃責。而零零散散，誰亦盡不上力量，故第三者聯合起來，共同努力，為當前第一事。黃、晏、李諸先生都十分贊成，相約到重慶再多覓朋友商量進行。 10月23日我飛返重慶。此時蔣公恰赴桂林，又轉湖南前方，不獲見面。而中共方面的參政員如陳紹禹、秦邦憲、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等各位先生，正於參政會開罷，尚未離渝。26日晚間訪晤於曾家岩五十號，上述諸位全在座同談。 我談話，先從戰地見聞談起。所有八路軍如何行動不對，以及我的學生如何被他們殺害，皆爽直說出。秦（邦憲）先生一面聽我談，一面筆之於紙，但他們諸位對於這些事不甚表示意見。其意似謂你既歷歷有見有聞，而我們見聞不及，又無其他報告，無從判斷其是非，既不能否認，亦不便遽皆承認。我接著就指出問題的嚴重性，進而提出我所主張的解決辦法（大要見前第八節：解決黨派問題的我見），特別置重於軍隊必須脫離黨派，統一於國家。所有這許多話，秦先生亦全記下來。然後由陳、秦二位先開口作答，以次及於林、吳、董諸老。他們答覆我的話，大致是說：你的理論和我們的理論是有出入的，但你的結論都和我們的結論頗相合。至於軍隊統一國家，在道理上自是如此，周恩來同志在廿五年「雙十二」時節，且曾對外說出過這個話。不過事實上，必要國民黨同樣辦理，我們方可照辦。——這一方面的表示，就是如此。 在重慶的朋友，那時正忙於憲政運動。因9月間剛將憲政案通過於參政會，政府原答應於雙十節作一宣布，而屆時未實行，謂將候11月初間的國民黨中央全會之決議，所以在野黨派為促成憲政，無任其久延，吃緊努力。 我於那次參政會是沒有出席的。那時我方在豫北太行山麓朱懷冰軍長的軍部中，略聽到消息而已。好在會罷不久，我即到渝，於當時提案討論通過各情形尚能聞知大概。據我所知，當時各方提案最初動機，，而爭求各黨派合法地位，俾有公開活動的自由。乃從這一問題，轉到早施憲政。恰好此時，汪精衛組織偽政府，以施行憲政為號召，遂以間接促動此提案之通過。論時機實不成熟。 照我個人所見，應以團結統一為急。即如各黨派（我亦在其中），我認為亦宜從團結統一中得其解除，而且只有從團結統一中得其解除，不能從憲政得之（料定憲政不會實現）。在大家亦並未忘了統一，大家意思求憲政即是求統一，未嘗有二；我則認為要從統一到憲政，而不能從憲政到統一，所以我對於憲政運動不如對於統一運動之熱心。統一運動入手處，在先謀第三者之聯合，我專志於此，憲政運動便沒有參加。 好在大家朋友並不怪我的偏執。而且對於第三者之聯合，早有此意，不待我發動，已在洽商中。經彼此聚議好多次之後，一面確定這一組織的名稱為「統一建國同志會」，一面通過本會信約十二條文。原文照錄於次： 統一建國同志會信約： 一、吾人以誠意接受三民主義為抗戰建國最高原則，以全力贊助其徹底實行，並強調「國家至上，民族至上」。 二、吾人以最純潔的心情，擁護蔣先生為中華民國領袖，並力促其領袖地位之法律化。 三、吾人認定：中國今後惟需以建設完成革命，從進步達到平等，一切國內之暴力鬥爭及破壞行動，無復必要，在所反對。 四、吾人相信：中國今後需為有方針有計劃之建設。此建設包括新政治，新經濟乃至整個新社會文化建設而言，且彼此間須為有機的配合。 五、吾人承認今日較之以前已進於統一；但為對外抗戰，對內建設，吾人要求為更進一步之統一。今日之統一，非出於武力，而為國人抗日要求之一致所形成。今後仍應本此方向以求之；務於國人之意志集中，意志統一上，求得國家之統一。 六、吾人主張憲法頒布後，立即實施憲政，成立憲政政府。凡一切牴觸憲法之設施，應即中止，一切牴觸憲法之法令，應即宣告無效。 七、凡遵守憲法之各黨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開存在；但各單位間應有一聯繫之組織，以共同努力為國是國策之決定與推行。 八、一切軍隊屬於國家；統一指揮，統一編制，並主張切實整軍，以充實國防實力。 九、吾人不贊成以政權或武力推行黨務，並嚴格反對一切內戰。 十、吾人要求吏治之清明，而以剷除貪污節約浪費為其最低條件。 十一、吾人主張現役軍人宜專心國防，一般事務官吏宜盡瘁職務，在學青年宜篤志學業，均不宜令其參與政黨活動。 十二、吾人主張尊重思想學術之自由。 （此十二條宜與後來民主政團同盟綱領十條對勘，而參求其異同所在） 此十二條文，最初起草的有章乃器、左舜生諸先生。左先生並負匯集各方意見之責。我於其中，亦參加一些意見，並於末後與沈鈞儒先生、左先生等共負審查之責。經大家通過後，即作定。 這一組織，口頭說明（文字上不便規定）是中間性的，是第三者地位。國民黨和共產黨當然不請他參加，但間或有國民黨籍，而實際另屬一派的，如沈老先生和張申府先生等，則在內。又參加的非必代表一黨一派，無黨無派的個人，如張表方先生（瀾）、光明甫先生癉等各位，亦都參加。又參加的，固以參政員居多數，而非參政員的亦正有其人，如章乃器先生便是。以黨派而論，則凡在參政會中有人的，全在內。不過國家社會黨的羅隆基、胡石青、羅文干三先生參加，而張君勱先生卻沒有在內。 組織確定，為免滋誤會起見，同人咸主以本會信約十二條，托王世傑、張岳軍兩先生代為轉呈最高當局，並推定黃炎培先生和我兩個人代表面陳一切。黃先生將文件手交王、張二公，請其代約謁見日期。隔多日，蔣公約去見面時，則黃先生已因公赴瀘州，只得我一個人去見。 我見蔣公時，張岳軍、王世傑兩先生皆陪座。我說明本會成立動機，是受黨派問題刺激，而以求大局好轉自任。蔣先生屢次要我們說公道話，而不知道我們說話甚難。我們說一句話批評到政府，則被人指為接近共產黨或站在某一邊了；我們說一句話指摘到共產黨，又被人指為接近政府，或為國民黨利用，仿佛我們就沒有我們的立場，只能以人家的立場為立場，這是非常痛苦的。這樣將全國人逼成兩面相對，於大局極不好。於大局極不利的，即於政府不利。我們聯合起來，就是在形成第三者的立場。蔣公既以說公道話相期勉，先要給我們說公道話的地位，那就是許可我們有此一聯合組織。 蔣先生沒有留難即表示諒許，大約是先經研究決定了。只問我，參加的是哪些人。我大致數數，數到沈老先生和鄒韜奮先生時，！我答，以我所知他們兩位並沒有成見的；與其讓他們在這一組織的外面，還不如約在裡面。蔣公點頭，亦以為然。談話大致即此為止。這是廿八年11月29日。 我出蔣邸，王世傑先生以車送我回青年會。在車中，他問我道，你們這是一政黨了。我答不是。這是為了當前問題的一種聯合而已。當前問題有分裂內戰的危險，我們誓本國民立場，堅決反對；「統一建國」的標題正由此而來。現在參加的，各方面人都有。彼此間，還有不少距離，須得慢慢增進彼此間的了解。縱有人想組黨，現在亦說不上。在我個人則根本不承認中國的多黨制是合理。說得激烈一點，我反對歐美式的憲政。王先生於匆促間聽不明白我的話，他誤會我反對中國行憲政。他竟轉問我道：你是否認為中國永不需要憲政呢？大概他亦想我是開倒車的人罷！ 12月間會中，同人擬出版刊物，推余家菊先生主編，曾集資若干，並指定各人撰稿。後來卻沒有出版，其情不詳，因那時我離渝了。轉過年來，到廿九年上半年，同人皆不斷聚會。臨近參政會開會之前，到的人亦多，聚會亦多。同人曾商量共同提案，屬我起草。我草出後，大家討論。意見互有出入。最後仍作為我個人提案，願聯署者聯署，此事另記於後。 參政會開罷，同人多離去。接著到了5月大轟炸期，在重慶更不能住。同人幾有失去聯繫之勢，幸而周士觀先生（寧夏參政員）寓舍宜於避空襲，他不離渝，乃公推他照料會務。每次同人入渝，與他接頭，於必要時通知開會。 八路軍新四軍問題，由來已久，而以何（應欽）、白（崇禧）皓電（9月19日）促其緊張。皓電以前，我們為關心大局，每於開會時，約中共駐渝代表秦邦憲先生出席，請他報告他一方面的情形和他與政府交涉的情形（當時一切交涉皆由秦與何）。政府方面亦間接地以消息和材料供給我們。後來秦先生回陝北，周恩來先生則來渝，常亦被約預會。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為了願意我們清楚前方軍隊情形，屢以各色新繪地圖拿給我們看。所以由兩方面的問題，不知不覺形成第三者地位的重要。雖然這一個會很可憐的，並無甚勢力，然而除了這一個會之外，更向哪裡尋得第三者？ 問題愈到後來愈緊，轉過年來1月初間，就發生皖南新四軍事件。接著就有中共的抗議，而不出席參政會。同志會於此，當然不能坐視大局之僵持，於是就有本年2、3月間奔走的一段經過。其事見前第一節，可不再敘。 說2、3月間奔走的是同志會亦可，說是民主政團同盟亦可，因為表面上都沒有以團體名義出面，而實際上同志會已改組為同盟了。同盟以同志會為前身，組成分子還是那些人，只少了救國會一派朋友（再則多了一位張君勱先生）。至於其組織加強，綱領有異，自應於時勢需要而來，此處不敘。 十一、1940年4月間的一個提案 統一建國同志會同人，於廿九年（1940年）4月初間開的參政會，原商量作共同提案，將當前大問題，分作一二三幾個，由同人分別擔任起草提案，然後請大家討論，集中思慮，修正完善，提出於大會。我擔任的，即是關於當時黨派問題的提案。不過我草出之後，大家討論，在措詞上，在辦法上，意見互有出入，不能歸一。遂改由我個人提出，同人隨意聯署。此案標題，為《請厘定黨派關係，求得進一步團結，絕對避免內戰，以維國本案》。由此案，就在參政會中產生一「特種委員會」來負（關於此事的）審查及建議的責任。雖然後來，並無收到什麼結果，但總算有此一事，現在大略敘一敘。 於此，先要談一談國共問題。國共問題始於河北、山西，次及于山東、江北、江南。衝突事件早非一日，而政府提出來說，則始於廿九年1、2月間參政會駐會委員會上何參謀總長應欽的報告。我寫此提案，即根據報告來說話。我的意見和主張，則根據我平素對於這問題的認識。我的認識可分為三層言之。 一、問題為自然演成，不必追問誰負其責。好多人一開口，就喜問兩方面鬧起來，究竟誰不好。這是最糊塗的話。要知兩方面原來都不是立憲國家的普通政黨，彼此可以互相承認其存在。而實在是各自以革命建國自任的革命黨，其不相容性，本於先天。此其一。過去不久，明明有十年苦鬥，雖則一時罷手，彼此初來釋然。此其二．明乎此，則其勢不能免，不能怪責哪一方，已甚明白。何況，政治軍事文武鬥爭分不開，地面如此廣，人如此多，亦無從追究誰先起意，誰先動手。事實上，總是相激相盪，不知不覺演成，此其三。還有第四點，就是當兩方關係好轉時，未及將彼此關係厘定清楚。譬如，政事上陝北邊區，軍事上第十八集團軍，其於國家建制幾成一謎。匆忙抗戰，留下許多問題未解決，其引啟糾紛，是自然的了。 二、國民對於這一問題，應抱持嚴正態度。上面的話，對於當事雙方誰亦不責備，好像很取巧。好像做中間調停人，要如此說話才行。其實我是反對這種態度的。中國國民不應當將此事看做鄰舍吵架一樣，站在旁邊來調停。這是家裡面的事，是切身的事，要持嚴正干涉態度。對於雙方有不對處，都應當責備。 三、解決問題的辦法，要在國民輿論督迫下，和平解決。要知道陷身問題中的兩方，誰都不能解決這問題。問題的解決，必將關係切身利害而身又不在問題中的大多數國民。正當的解決，亦是惟一可能的解決，必在國民輿論督迫下得之。 所以我那提案上說，事非一枝一節之事，於一枝一節究問是非曲直，實屬無益。又說，問題之解決，應從厘定黨派關係入手，以求得較今日更進一步之團結（意指黨派綜合為一）。而以解決問題的責任，責望於參政會。原文有云： 竊念執政之國民黨，於抗戰起後，既招致黨外在野人士，始而為國防參議會，繼而為國民參政會，原期團結共商國事。今雙方行動，雖不起於參政會內，須知亦並不在會外。國民黨方面，蔣總裁固明明本會之議長也。共產黨方面為首負責人毛君澤東，固明明吾參政同人也。雙方不協，是本會尚未能發揮團結作用有以致之也。設今於此問題不加解決，而聽其擴大，則參政會應職其咎。吾同人舉不得辭其責而亦大虧負執政之國民黨之初心也。 至於原案提議的辦法，計有三點：一是電促毛參政員等迅速出席（按毛君從未出席，而其餘幾位當時亦未到）；二是組織特種委員會研究解決方案；三是特種委員會由議長指定委員三人至五人組織之。 其實在我早知問題解決非易，並不存何等奢望。我只望在會內會外造成強烈不許內戰的輿論空氣，俾軍事行動收斂一下，而尋求合理解決途徑。其次，則希望在大會電促之下，毛先生果然來渝一行，情勢或有轉移，為問題解決開其端。但後來事實上均未做到。 我當時是先提一詢問案，後提此建議案。詢問案於開會第一天即行送出。大意即根據參謀總長在駐會委員會上之報告，而詢問政府在眼前曾否嚴切制止雙方行動以及如何為根本消弭之道。及至此建議案撰寫好，覓同人聯署時，許多人怕惹是非，不敢簽名。只有幾個熟人，如黃炎培、冷癉、江恆源、張君勱、羅文干、胡石青、左舜生、張申府、晏陽初諸公幫忙，幾位老先生如張一、鍾榮光、胡元絯、張瀾、光癉諸公熱心此案之提出而簽名。黃先生老成練達，他勸我不要貿然提出，應先請示議長蔣公，至少亦應先向王秘書長（世傑）說明之。我沒有那樣周到，又加聯署人湊足二十，大會提案將近截止，來不及請示說明，就徑直送出了。 在詢問案送何部長答覆之時，大約我已被人注意而懷疑。及至此案提出，，。執政黨的參政員始而要打消此案，後來改提強調軍紀軍令的對案。最後由王秘書長面請蔣議長指示，蔣公一面親筆手諭，審查會召集人適為黃炎培先生。王秘書長約黃先生商談後，即將手諭二紙（一紙寫不完，遂有二紙），請黃先生轉給我看，並托他與我商量一切。 蔣公手諭原文此時自記不全。大意是，此為軍令軍紀問題而非黨派問題，軍令軍紀是不能有討論餘地的，然而參政同人若願意加以研究，亦未始不可，最後則政府自有權衡。黃先生與我商量，說當局既認為可以通過，則通過無問題；為避免會場上無謂爭吵起見，最好省略各種手續。，於是在審查會上，黃先生主席，第一省略宣讀（照例秘書宣讀全案原文）；第二省略說明（照例由原提案人加以口頭說明）。然後主席又說，原提案用意甚好，所謂組織特種委員會一事似亦可行，可否勿庸多討論。大家表示贊成，舉手通過。陶參政員百川發言，原提議特種委員會三人至五人，似乎太少；人選既請議長指定，則人數亦不妨由議長決定之，不必限制。又大會沒有幾日，此委員會工作似不必限於大會期內，即在會後仍可進行報告請示於議長。大家亦無異議，而通過。 審查會完畢，送到大會上。蔣公親自主席，仍照前省略各種手續。只由秘書長宣讀審查意見，議長問大家贊成者舉手，大家舉手，通過。於是一個大案，不到兩分鐘，便辦妥。事情不算不順利，而我想造成輿論空氣的初意則達不到。還有電促毛參政員澤東出席一層，則審查會以至大會皆沒有提。 末後，特種委員會經議長指定十一人組織成立。共產黨方面由秦邦憲、董必武代表；國民黨方面則有許孝炎、李中襄等幾位；居於中間的則為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等幾位（記不全）。而由張副議長伯苓和黃先生為正副召集人，自行定期召集開會。 據聞開過兩三次會，在會上兩方說話甚多，卻並無一點爭吵，而且每次都有結論。——這是黃先生告訴我的。臨末一次會，秦參政員報告他與何部長交涉大致妥協，計有三條： 一、共黨處置辦法，以彼此公函往復取消之。 二、陝甘寧邊區定為十八縣，由中央指定之；其隸屬關係大約將隸屬於行政院。 三、軍隊編制為三軍六師、三補充團、三保安團、三支隊；共約二十三萬人之數。 如是該會議決如次； 一、地方政制及其職權，必須經中央正式訂定公布，以舉統一之實。此事並望中央從速解決辦理。 二、各地民眾運動應遵守抗戰建國綱領，並服從政府法令；所有政治性防制辦法應一律撤消，以收團結之效。 三、關於貨幣，希望中央就地方需要予以相當數量之供給；同時取消局部施行之通貨，以免紊亂幣制。 四、經濟抗戰應由政府命令各方嚴切執行，絕不使敵貨輸入流通。 五、右之決議，由召集人面陳議長；本會休會，這樣特種委員會就結束了。 十二、總結全文 以上共分十一節，將我個人自抗戰以來的事自述一遍。第十一節，上年4月間的—提案，若再敘下去便是第一節，本年2、3月間的一段經過。首尾如環之相扣，所有前後情節，乃至日期順序，都可在全文中尋清楚。現在臨了特地說幾句話，作一總結。 我努力的是什麼？大約看了全文的自然明白，無待贅言。現在要說的，就是凡我在抗戰中努力的事，其實都是抗戰前一向所努力的。再則，就是將來抗戰完了後，我要努力的事仍不外此。 先講抗戰前我一向努力的事。我努力的是鄉村建設，人人皆知。鄉村建設的內容，不外喚起民眾，組織民眾，訓練民眾；總而言之，就是發動民眾。抗戰中的發動民眾，是在以民眾配合軍隊，以後方配合前方；總而言之，是為了抗戰。抗戰前的發動民眾，是在啟發民眾力量，作根本建設工夫，向著新經濟新文化新政治而前進；總而言之，是為了建國。然而抗戰前，雖側重根本建國工作，同時早就準備抗戰；此為上文所曾敘及者。抗戰中，雖以對外抗戰為主，同時亦正離不開根本建國工作。所以前後並沒有大差異。 在南京我起草了《非常時期鄉村工作計劃大綱》，而未能做；在四川我擬了改善兵役種種計劃和建議，而未能做。——這大都是為後方設想的。在徐州小駐時，曾為山東鄉村工作同人同學寫一冊《抗敵工作指南》，亦沒有發生多大效果；則是為前方或敵後設想的。其起首一段，將抗戰前工作抗戰中工作性質無異，聯繫不分，指示甚明，摘錄於此，以備參考。 鄉村工作，在平時其目標為建設新社會，完成中國革命。但在今日，則應轉移其目標於抗敵；於抗戰之中，進行新社會之建設。此為總目標。在此總目標下，則以敵人征服我者有四大步驟，從而對抗，亦有四項目標。茲分別指點於次： 一、敵人對我第一步計劃為軍事的占領。故抗敵工作第一目標，應為對抗敵人，使不能達到其軍事目的。在國軍作戰地區，則發動民眾武力，組成游擊隊，與正規軍相配合，相策應，並擔負諜報、嚮導等工作，以求保衛鄉土。在敵人已經占領地區，雖不得正規軍配合策應，亦應相機為破壞敵人，牽制敵人，妨礙敵人種種工作。大之可以部分收復失地，小之使敵人不得遂行占領。 二、敵人對我第二步計劃為政治的統治。故抗敵工作第二目標，應為對抗敵人及其傀儡政權（如維持會，或偽縣長等），使不能達到其政治目的。在敵人傀儡政權勢力所及之地區，例如鐵路沿線，或公路沿線之城鎮等，應有秘密組織，消極抵抗，乃至進而予偽政權以種種破壞打擊。在敵人未成立傀儡政權之地區，或雖已成立而其勢不能及之地區，應斟酌情形，或形成某種方式之地方自衛自治力量，或樹立代表民眾之臨時政權。總求安定社會秩序，俾農業得如常生產，農民得如常生活，消極的可以不接受敵人統治，積極的能為游擊隊作根據地。 三、敵人對我第三步計劃為經濟的榨取。故抗敵工作第三目標，應為對抗敵人，使不能達到其經濟目的。此要在使鄉村社會趨向團結組織，依其組織的力量，解決經濟生活上種種問題（如缺乏煤油，便商量著設油坊，缺乏輔幣，便商量著存積糧食，以糧食為標準，發行輔幣），達到鄉村自給自足的企圖，而使敵人不得遂行其種種計劃（不能收買農產，不能行使偽鈔，不能推銷敵貨，不能布置經濟侵略機關）。 四、敵人對我第四步計劃為滅亡我民族文化。故抗敵工作第四目標，應為對抗敵人，使不能達到其亡我之最後目的。此要在激發民族意識，認識民族精神之所在，而服膺勿失。凡其一切毀滅我文化之所為（如提倡日語日俗，改訂教科書等事），均嚴切拒絕之，抵制之。 然抗敵之中，仍須不忘原初建設新社會之目標，要使上列各項工作同時更具有建設新社會之意義。例如：在政治工作中，啟發民眾政治意識，養成其組織能力，引導其政治生活趨向民主化；在經濟工作中，促進農民合作，養成農民適應環境之自主能力，使經濟重心轉移於鄉村，經濟生活趨向於社會化；在軍事工作文化工作中，樹立堅強的有形無形之國防基礎等等皆是。 抗戰不能不靠民眾抗戰；建國不能不靠民眾建國：總之，都要發動民眾。然而中國民眾在鄉村，民眾工作就是鄉村工作。鄉村工作是我一向的本行本業。 創辦《光明報》前後 1946年與民盟主席張表方（瀾）合影。 赴香港創辦民盟言論機關《光明報》前後 1940年12月24日我與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髮起籌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同盟的前身），這時國內的政治形勢十分惡劣。國共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抗日戰爭初期的那種全國團結抗日的氣氛已經蕩然無存。國民黨的控制、鎮壓也日益嚴重，人民的民主權利已名存實亡。國民黨的「民意機構」——「國民參政會」——也更加缺少「民意」的色彩，因為國民黨提出的第二屆參政員人選中極力排斥黨外人士或敢言之士；記得陶行知、胡景伊等就是這次被取消了參政員資格，而塞進了更多的吃閒飯的國民黨員。1941年1月又發生了「皖南事變」，國內形勢更加急劇惡化。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在為力爭團結抗日的局面不公開破裂，積極奔走於國共兩黨之間的同時，加快了民盟組織的建設工作，希望民盟能早日建成，使它能儘快在促進國內團結中發揮作用。民盟的政治綱領、組織章則以及常委、主席等人選等都是這時商討確定的。而創辦民盟的報紙也是這時商定的。記得有一天我們相會於張君勱的住處（張當時借住於其胞弟國民黨交通部長張嘉趝家中）。張君勱首先說，只有不在蔣介石的控制之下才能講我們要講的話。大家對此當然都有同感，遂決定去海外建立民盟自己的言論機關，並推我負責。 一、離重慶去桂林 為籌備民盟的報紙，我在1941年3月底離開重慶。就在我動身之前不久，鄒韜奮不堪國民黨特務的長期監視，巧妙地甩掉特務的盯梢，逃離重慶。在這種情況下，我根本弄不到去香港的機票，只得乘長途汽車先去桂林，再做打算。汽車途經第一站是距重慶90公里的綦江。車剛剛停穩，旅客正準備下車略事休息，有個人打開車門上車問道：「梁漱溟參政員在車上嗎？」我答：「我就是。」來人就說：「請下車，到我們那裡喝喝茶。」我便回答說：「時間有限，不下去了。」不料此人卻一再堅持「請」我去「喝茶」，這我才明白過來。為了他們稽查站向重慶上級特務機關請示，於是全車被扣在綦江過夜。當我提著小皮箱在汽車站附近尋找投宿的旅館時，看見牆上有布告，布告末尾署名人為「張軫」，職銜是「警備司令部分區司令、補充訓練處處長」。張軫是河南人，過去經河南友人介紹見過面，也算相識了。在一個小孩的指引下，我找到了這個訓練處，見到了張軫。我一見張就問：「稽查站你指揮得了嗎？」張答：「指揮不了。」當夜我就留宿在他的辦公室。晚間閒談，談起徵兵，因為所謂「補充處」就管的是此事。張說：「慘得很！壯丁都想跑，跑了抓住就槍斃。為了防止逃跑，睡覺時將拉來壯丁的手用繩子拴在一起。」張說著竟為之落淚。我問他為什麼不向上反映。張說：「當然我向何應欽說過。他聽後擺擺手，或搖搖頭，不了了之。」 次日汽車被放行，我終於經貴陽到了桂林。當時廣西大學校長雷沛鴻是早相識的朋友。廣西大學那時在桂林郊外約60里的良豐，那裡景色宜人，像個大花園，我就住在那裡，並應雷的邀請講學約兩個月，講的內容就是後來我撰寫的《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的一部分。我的最後目的地是香港，在桂林停留一個時期後我還要離開，可我買不到機票。我找當時任國民黨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主任的李任潮（李濟深），由李的秘書（也是李的表侄）黎民任打電話向航空公司擔保為我購機票，公司說要向重慶有關方面請示，在拖延了一陣以後，終於弄得一張去香港的機票。 二、隻身飛赴香港 1941年5月20日我隻身一人飛往香港，開始了籌辦民盟報紙的工作。到香港時有李沛文（李濟深先生長子，解放後曾任華南農業學院院長）自己駕車到機場來接，我即先暫住於李家。後來又遷往許地山先生（作家，筆名落華生，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寓所。在我借住許家期間，一夜許先生竟死於急症，我又不得不另覓棲身之處。經過三四次轉移之後，報社終於租得一座樓房中的一層充社址，我才有了固定的住處。為了減少開支，報社用房力求節省。記得我的住房也僅能放一張辦公桌和一張摺疊床。 三、為籌辦事與盟內外人士洽商 在重慶公推我代表民盟赴港辦報時，本曾商定張君勱、羅隆基二位隨後也將來港協助，但他們始終未能來。黃炎培（當時任抗戰公債籌募委員會秘書長）原說去南洋募捐後途經香港時與我相會，不料我到港之日恰好他離港飛回重慶。於是有關籌辦報紙的事宜，我只得會同當時在港已參加民盟的各黨派人士商討辦理，如曾慕韓（即曾琦，青年黨）、徐夢岩（國社黨）、伍憲子（憲政黨）、周鯨文（東北同鄉會）、張雲川（第三黨，即今日之農工民主黨）、甘介侯（桂系）等人。在籌辦過程中，還與當時在港的許多左翼人士，如何香凝、廖夢醒、廖承志、柳亞子、陳翰笙、彭澤民等接觸，他們自然都對民盟這一工作表示支持。其中廖承志是周恩來告訴我與他聯繫的，因為在離重慶之前，我到曾家岩將去港辦報的事告訴他，並向他問得中共駐港代表。在臨創刊之時，有人又勸我出面宴請一些知名人士，以取得更多的支持；記得被邀請的人士中有茅盾、夏衍、金仲華等人。 四、籌組辦報班子我去香港沒有帶一個人，辦報的班子是到香港後才籌組的。8月接重慶的民盟同人的信，決定由我任報社社長，經理則由我推薦薩空了擔任。其餘編輯人員等，多靠金仲華等人介紹。記得新聞版負責人是筆名羊棗的（聽說後來他在福州為國民黨殺害）。總編輯是俞頌華，他原在上海《申報》工作過，是個老報人。經過大約三個多月的緊張籌備，1941年9月18日這一天，民盟自己的報紙《光明報》終於和讀者見面了。報紙取名的事，這裡可以附帶說一說。一天碰見范長江，他與我提起當時張君勱的國家社會黨（後改名民社黨）在香港出版的報紙，范說報販叫賣時多喊出許多報名，而《國家社會報》往往被略去，就是因為這個名字不易上口，叫出來也不響亮。後來我們二人共同議論的結果，就取名《光明報》。 五、為報社經費不足奔走 民盟要創辦一份自己的報紙，經濟上困難不小。在籌備之初，只有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章伯鈞每人各拿出國幣1萬元，我除了參政員的津貼外無積蓄，只出了6000元。而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貨幣不值錢，大約是4元才換一張港紙（港元）。後來反蔣的四川劉文輝和雲南的龍雲（通過繆雲台先生）支持民盟，又贊助了幾萬元。但開辦之初，要用錢的地方很多：註冊要交押金，請律師也要錢，還要付紙張印刷等費用，所以仍感入不敷出，緊張得很。當時范長江負責中共在香港的報紙《華商報》，見到我就問：「怎麼還不出版呀？」我回答說：「你還看不出來！」不久，他來找我說：「有『南洋某僑領』願資助你們辦報，只要你寫個收據就行了。」我說：「寫收據還不容易。」隨後他送來4000港元。 待《光明報》創刊之後，經費仍感拮据，遂決定由我親自去新加坡一帶向華僑募款。為了此行，我添置了一套在那一帶炎熱氣候下需穿著的白色西服。不料我一上船就碰見了國社黨的徐傅霖。徐見我也搭船，首先開口問我：你去南洋幹什麼？待我說明此行目的以後，徐就表示：民盟由許多政治黨派組成，也包括了他所在的國社黨，如果民盟去募捐，國社黨就無法再募。我們二人同去，捐款者將只給你，而不會給我；你去了，我將空手而歸。因此，你要去，我就不去；如果我去，你就不能去！徐態度之強硬，實在出乎我的意料。徐是民國初年的老國會議員，年齡又比我大許多（當時我四十八歲，他已六七十歲了），我只好讓他。一個錢沒有募到手，還報廢了花上百元港幣買得的一張頭等艙船票。不料事過不幾天，日本即發動太平洋戰爭，新加坡很快淪入日軍之手。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幸好未去成，不然我也會滯留在東南亞一帶，難於回歸祖國大陸了。 報社經濟既如此困難，可是青年黨的曾慕韓（琦）還要往報社裡安插閒人，實在令人氣憤。本來報社已任命薩空了為經理，薩很有才幹，社內工作在他掌管之下，早已走上軌道，而曾慕韓忽然又「推薦」青年黨的陸光榮當副經理。因為薩已完全勝任，而且也已有一位副經理李炳海，無須再添人，何況添人又要多一筆開支，理所當然地我拒絕了這一無理要求。於是曾陸二人邀我去茶樓談判，再三要挾。最後曾竟說：「你如此堅持己見，拒不接受，我們便不再是盟友，我將以敵人來對待你！」平日貌似文雅的曾某，竟如此兇惡無理，實在可嘆！ 六、國民黨的阻撓破壞 民盟在香港辦報，國民黨當然不高興，一定千方百計地阻撓和破壞。早在報紙籌辦中，國民黨就派了他們立法院副院長劉維熾由重慶趕到香港，與港當局接頭，企圖阻止我們創辦這個報紙。可惜他晚了一步，因為待他趕到時，註冊手續我們已辦理完畢，應交的押金4000元港幣也已交清，並請好了法律顧問，已算是有合法地位的報刊，不能任意取締了。可是由於劉的一番奔走活動，港當局的新聞檢查機構仍對我們多方刁難。為了避免或減少麻煩，在報紙出刊之前大家勸說我，應當先拜訪新聞檢查機關的負責人，並特別提醒我要購買些禮品送去，表示希望他給予關照。這種跡近行賄的事，我還從未乾過！可是為辦報，我還是十分勉強地帶著禮品去見了這位負責人。此人姓劉，著長袍馬褂。這在流行西裝革履的香港是不多見的。東西送了，請關照的話也說了，可是《光明報》第一天的發刊詞上他就給開了「天窗」。於是我再去找他，進行交涉。他的回答很直截了當：這是「奉命行事」，因為上面有交待。他還說：「你們報上的文章如果發表在別的報上，如《大公報》，可以不刪，可是登在你們《光明報》上，就不能不刪。」報紙大樣天天送檢，天天要開「天窗」，成了家常便飯。許多文章被刪節得太多，文句不通，無法讀下去。我寫的連載在報上的長文《我努力的是什麼》，也刪節得千瘡百孔，不成樣子。 七、向國內外公開宣告民盟成立 1940年底至1941年1月民盟已創立，但始終不曾公開。《光明報》在香港創刊後，它首要的任務就是向國內外公開宣告國共兩黨之外的最大政治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並公布民盟的政治綱領。但民盟的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在見報之前如送檢，肯定不能通過，所以民盟這兩個重要文件如何才能見報，成為一大難題。大家議論再三，想不出什麼辦法。幸好後來薩空了出一個好主意：將宣言和政治綱領放在有報頭的一版廣告欄內刊出，因為按香港新聞檢查機關的規定，廣告欄大樣無須送檢，這樣做就可以輕易地避開送檢被扣一關。後來即按此意見辦理。同時又通知印刷廠增加印數，出售時又特意減收報費，盡力擴大這一期發行量。1941年10月10日這一天，刊有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的《光明報》終於在香港街頭各處公開發售，與廣大的讀者見面了；至此海內外各界人士和廣大群眾才知道民盟的成立。香港當局見此情況，當然不免大吃一驚，立刻派來由英籍警官率領的警務人員來到報社，查問究竟。我們就以廣告賬目本出示，上面填寫有刊登廣告人的姓名、住址，以及所收廣告費數目，以表明我們是按廣告刊登，並且手續完備。來檢查的人抓不住報社的任何把柄，就按照賬本上寫的姓名、住址去查找那要求刊登廣告的人，而姓名、住址等都是我們事先編造好的，因此他們自然是什麼也找不到。 八、青幫頭子杜月笙奉命出馬 《光明報》發表了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公開宣告民盟的成立，當然為蔣介石所不容。首先是旅港的參政員王雲五、成舍我兩人秉承國民黨的意旨，以邀我同去重慶參加參政會為名，要我離開香港，重新回到受蔣介石嚴密控制和監視的重慶，為我所拒絕。後來國民黨元老李石曾（李與吳稚輝、蔡元培、張靜江，人稱國民黨四大元老，他們都是中山先生的朋友），當時正住九龍半島酒店，也寫信勸我回重慶，信中說：「介公之於先生，一如先生之於介公，並無惡意。」並通知我機票已由吳鐵城的弟弟代為準備好了。對此我再次「辭謝」。最後國民黨搬出了青幫頭子杜月笙，讓他來出馬，「動員」我離開香港。有一天，由杜月笙出面，請我一個人去「吃茶」，地點是「告羅士打酒店」的雅座。杜一見面，首先講了許多恭維的話，說什麼我在《光明報》上發表的文章如何好，大家如何注意，許多人都表示贊同等等。然後話題一轉，說：「重慶方面很希望梁先生回去，有什麼主張，盡可以與蔣先生面談。當面交換意見不是更好嗎？」他還說：「我們這些人素以信義著於天下，說話從來是算數的。我願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我回答說：「不必了，因為除了報上已發表的，我沒有什麼另外的主張。更何況民盟總部在重慶，有張君勱、左舜生等人在，如果需要當面談，他們可以代表民盟。」杜遭拒絕後不死心，後來又請我吃過一次茶，當然還是讓他碰了釘子。 九、來自內部的分歧與干擾 國民黨的干涉和破壞活動當然為我們製造了許多困難，但更令人心痛的還是來自內部的分歧與干擾。這是我此生中最感苦惱的經歷之一，至今難忘。民盟的政治綱領早在重慶時即由我執筆寫好，並經大家修改同意。但在距報紙創刊前一個多月，黃炎培即托人自重慶帶來密函並抄件，其中意見是為避免使國民黨感到刺激，擬就的十二條綱領中有四條暫不發表。這四條內容包括反對由國庫負擔國民黨費用，反對設立特務機關等。其實這種將綱領分成兩部分先後發表的意見，早在我尚在重慶時黃就提出過，後來大家取得非到適當時機不發表的諒解，這個分歧遂被暫時擱置起來，現在不過是舊事重提罷了。為了消除分歧，能按原定日期（1941年10月10日）發表民盟政治綱領，經過在港民盟成員多次討論和與在重慶的民盟成員多次信函往返，終於決定由我根據原來的十二條另起草一個十條綱領。這個改寫後的綱領後經重慶方面民盟成員同意，一字不改；而在港的徐夢岩、周鯨文等堅持刪去第四條中「擁護國民黨執政，為抗戰建國綱領之執行」，而在第二條「結束黨治」後面，增加「仍委託國民黨執政」等字樣。結果大家議論紛紜，久久定不下來，最後終於修改為「督促並協助國民黨切實執行建國綱領」。後來在報上發表的那個政治綱領，就是經過這許多曲折產生的。 至於民盟成立宣言的發表方式的分歧，早在宣言起草之前就出現了。青年黨曾慕韓首先提出發表時不具名的主張，而後被推為民盟主席的黃炎培又提出要為他個人參加民盟保守秘密；而姓名保密也只能是不具名。我則以為民盟這兩個重要文件的發表，都應由民盟的負責人共同具名，毫不隱瞞這些政治主張是我們的；只有如此，才足以表明我們鄭重負責的態度，並取信於國內外。有人又提議改由參加民盟的各黨派具名，而職教社又反對，其理由是不言自明的：因為黃炎培是該社負責人，有了職教社的名字，也就等於有了他的名字。於是我又建議以「民盟駐港代表梁漱溟」名義，或解除我的報社社長職務再發表，均不得同意。而青年黨曾慕韓以不具名發表的意見未談妥為藉口，拒不起草原應由其執筆的宣言。為了宣言與政治綱領同時按原定日期發表，我又不得不連夜趕寫宣言，經大家討論通過。最後在萬般無奈中，只得服從不具名發表的意見，在《光明報》上刊登了這兩個民盟的重要文件。 由於發表時不具名，孫科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在香港發表公開談話，攻擊民盟，說民盟是暗藏的「第五縱隊」，破壞抗日等等。而不具名發表的最大不利是不能取信於國外，以獲得國際上的同情和支持。為補救計，後由陳友仁（曾任中山先生秘書、國民政府外長）和陳翰笙二位向外國記者說明和保證，並由他們代為將這兩文件譯為英文，宣言與政治綱領才得通過這些記者轉發國外。 十、被迫停刊 1941年底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12月8日日軍由九龍方面進攻香港，同時對香港炮擊和轟炸。《光明報》自同年9月18日創刊後，至12月13日被迫停刊，前後不過三個月。報紙無法辦下去，工作人員只得遣散。為免生意外，我也在同人的幫助下多次遷移住處。12月25日日軍終於全部占領了香港，香港當局投降。在香港淪入敵人之手的初期，盜匪蜂起，日軍也乘機作惡，社會秩序無法維持。此時為了安全，我又與薩空了、張雲川、黃瓚三人躲入西環一所小學校，住在三樓的一間空房裡，住入此處以後，我們盡力深居簡出。白天各自讀書，夜間無電無法看書，幾個人就在一起閒談，各自介紹個人經歷的種種往事。 有一天我有事外出，走在中環路距香港大學不遠的地方，遇見陸光榮，兩人正邊走邊談時，由兩樓之間忽然衝出一人，雙眼以下蒙著白布，手持尖刀，以刀對我，要我交出身上財物來。當我從衣袋裡取錢包時，陸趁機逃離，向上坡方向飛跑，而此時正巧有一輛警車自上往下駛來。陸於是邊跑邊大聲喊叫：「robber！robber！」（強盜！）匪徒眼見警車向我們方向開來，急忙逃走，竟不及接我手中遞給他的錢包。 十一、離港出走返回祖國大陸 此後不久，范長江、薩空了問我是否打算在此時離開香港，我說當然想走，便約定與陳此生、范長江夫婦等同行。1942年1月10日，在日軍完全占領香港兩周後，我換裝著中式夾褲夾襖，於黎明前離開所住的小學，由黃瓚送我到香港仔約定的一個僻靜處，登上預先租定的一條小漁船，趁著破曉前的昏暗，躲過日軍的檢查和封鎖，悄悄地離開了香港，踏上了返回祖國大陸的途程。由香港回到大陸內地所經歷的種種艱險和一些感受，在回到桂林以後曾寫過題為《香港脫險寄寬恕兩兒》一長文，有較詳細的記述，這裡就不再說了。 香港脫險寄寬恕兩兒 一、離港 我已於1月26日到達梧州，現在可以將從香港脫險的經過告訴你們。 香港戰事於12月25日結束，我同幾個朋友隱蔽在西環一間小學的教室里，且覘日軍動靜如何，準備走出香港。但急切間得不到什麼好辦法，直至1月10日始得離港北來。 這是起身頭一天方決定的。承一位朋友的好意通知我們，說是有一隻小帆船明天開往澳門，船主曾向日軍行過賄，或可避免查問。船費每人港幣六十元，此友已預定五個人的位子。我們當下付過錢，約定次日天明於某處見面，有人領我們下船，並囑咐我們改換裝束，少帶行李。 我們同行朋友計五人：陳君、陸君、范君夫婦和我。五人皆改成工人或小商販的裝束，自攜行李（都是小件的），隨著引路人，自中環急步，向香港仔下船。這是一段約二十華里的路程，在久不走路的我，竟感到異常吃力，周身是汗，兩腳生痛，走到末了，一跛一拐，幾乎不能再走。路上還承友人相助，代攜行李，方勉強到達。不過還好的是我氣不喘，心不慌。 船甚小，寬約一丈，長約三丈二尺，卻有三掛帆。我真沒想到這樣小船可以航海。由香港仔駛出時，從海面看見有被鑿沉的輪艦十數艘堵塞海口，如其不是這小船怕亦駛出不得呢！ 二、到澳門 船行全賴風帆之力。風若不順，或無風，那便走不動。所以一時風力好，則船上人都色然而喜；一時無風，便人心沉悶，都說今天到不了澳門。大體上那一天早晚都有風的，但不十分順風，所以暈船的人頗多。而中間亦有一段沒風的沉悶期。同行友人或則嘔吐，或則眩暈難支，頻頻服止嘔藥。只有我一個人不感覺什麼，一切如常。范君等皆以為訝。 在途中曾遇有敵機盤旋而過，又有敵艇自遠駛來，好似追我們的。船上水手和客人均慌起來，各自將珍貴財物掩藏。實則始終沒有碰到敵人，或偽軍土匪。我們一路無事，於夜晚十時，便在澳門登陸。 澳門政權屬於葡萄牙，而此時則全在敵軍控制之下。我們登岸入旅館，便見很多說日本話的朝鮮人，且傳說敵軍將接收澳門的警察權。我們到澳門還希望有輪船去廣州灣，但輪船皆被敵人扣住不許開。有一次日本領事簽字許開了，而他們海軍方面又不許，到底不得開。我們因旅館耳目太多，且不好久居，承澳門朋友馮、柯兩先生幫忙，移居到一間空房內，慢慢設法離澳。 此時澳門已甚恐慌。糧食來源不足。米、鹽、油、糖，四項皆政府公賣，非有居民證不能買。（所以我們皆靠馮祝萬先生送來米吃。）各商家皆預備結束，市民多半要走。而香港跑來澳門的人亦一天比一天多，都是要再走的。這樣多的人要走，而可走的路卻不多。第一是沒有輪船，只有漁船或使帆的小貨船；而海上多盜，誰亦不敢走。只有循石岐向內地走的一法。那卻要經過敵人幾道檢查，才得通過。首先要在澳門的敵人機關繳相片，領取通行證、良民證，手續甚繁。澳門市民多走此路。香港來的人走此路者亦不少。我們幾個朋友則不願辦這些手續，亦不願經過沿路檢查，只得另想辦法。 最後想的辦法，還是小船飄海，直奔自由中國的都斛（屬台山縣）。此路因海上多盜，無人敢走。但我們則因有友人介紹得識海上豪傑吳發君。他逞豪海上多年，人稱「吳發仔」的便是。他的勢力範圍在三灶島、橫琴島、大小欖一帶等處。抗戰以來，敵人要奪取三灶島為空軍根據地，他便與敵人抗拒，苦戰多次，曾受政府收編，擔任游擊工作。因他本人即是三灶島上的人，家族親故皆在島上。島上居民共一萬二三千人，全被敵人屠殺趕走，失去生活依據。所以他與敵人是永不妥協的。直到現在，還有幾千義民跟隨他在澳門附近荒島野山上砍柴為生，我們皆曾眼見。至於他們的抗日戰績，前一二年的香港澳門報紙亦不少揭載的。此番他知道我們是文化界的人要返國，他願護送我們到都斛。同時托我們將他抗日的赤誠，部隊的苦況，義民的流離，向政府代為申訴，請求設法接濟和救濟。 三、再度飄海 在17日的下午，吳發仔派人引我們乘渡船先到路環。——這是距澳門不遠的一個地方。三灶島的義民逃難在此的便不少。而吳的部下實際亦都是他們的族中子弟，他們都稱呼他「發叔」。部隊並沒省政府發的餉項，要靠護航為生。就是將內地所需貨物如汽油棉紗等包運到都斛，收些護運之費。這種生意每個月亦只有陰曆二十五至初五的十天內能做。因為這十天沒有月亮，在漆黑的夜間才得避免被敵人發現。白天和月光下都是不方便的。1月17日這天正好是陰曆十二月初一，就乘他們運棉紗的便船送我們走。 黃昏時候，吃完晚飯，大家下船，船共五隻，雖有大有小，亦差不甚多。記得我乘的一隻，約六尺寬，三丈長，無篷，一掛帆而已。原說我們五人分乘五船。因為船太窄小，而駛船的人一船卻有八九個，還不時往來行動。所以只能在滿載的棉紗包上面近舵之一端，側身臥一客人，再多，便不免妨礙駛船。後來因為范太太覺得黑夜孤身一個害怕，許他們夫婦同船。我及陳、陸二君則各人一船。已經分別開行了，忽然陸君一船向我船趕來，說是他們發覺我不能粵語，怕途中萬一有事不好應付，特地要我與善粵語的陳君同一船。遷換既定，揚帆各去，昏暗中彼此皆看不見了。 此夜風向甚順，我們仰臥著看天上星斗，船在靜靜中如箭一般的駛去。不意後半夜風向忽變，風浪甚大，小船顛盪欲覆，浪水直潑向船內，濺入鼻口；衣服盡濕更不待說了。好在船行多在群島之間，所以不久便依泊於一小荒島上。候至天明日出，將衣服曝在太陽下，人亦燒柴取暖。船上帶有米糧菜蔬，但遍覓島上無淡水可得，只好用海水煮飯。我素有耐飢本領，啜一小碗而已。飯罷，就仰臥沙灘之上，陽光之下。除海潮聲外，寂無所聞。直待到天色昏暗，方又揚帆而去。——此為18日事。 船行順利，是夜便到都斛。但還不是都斛市鎮，是其海口，地名東口。耳聞隔船語聲，知范君夫婦已先到。彼此問訊，知他的船在途中，被劫兩次。棉花劫去數十包，幸無它失。而其餘三隻同來的船，竟不見來到。候至天明，總無消息，為陸君懸心不已。 四、由都斛到台山城 我們船到東口之時，岸上的警察派出所便有警察持手電筒上船來查問。我們直以從香港逃出告之。他回派出所後，他們的警察長非要我們上岸問話不可。而從船到岸還有幾十丈必須涉水而過。正在後半夜極其寒冷，又僅有星光，不辨腳下深淺。跣足涉水，真有些為難，我們向他商量，請至天明再問話不遲。他執意不允，大聲威嚇起來。我身邊恰尚有名片，就托范、陳二君辛苦上岸，對警察長說明。 經說明後，他態度倒還好。天明就招待我們上岸洗臉飲茶，用電話向鎮上喊來轎子，送我們到鎮上。大約他已報告上司，而得到指示了。 在鎮上飲茶時，棉紗貨主亦由鎮上來東口收取他的貨物。乃知吳發包運他的紗貨共有十六隻小船之多，先後分三批開行。第一批六隻船，第二批五隻船，第三批又五隻——就是我們搭乘的這一次。第一批有五船失蹤，只到一隻，亦被劫光。第二批五隻船都不見到。第三批到了我同范君兩船，餘三只未到。總算起，共失去十三條船，到達的僅只三船而已！如此看來，我們此行真太危險了。而到達的三船，一船被劫精光，一船被劫兩次，其得安全無事者獨我與陳君一船，真又太幸運了！ 原來當17日晚，船已開行，我與陸君忽又換船之時，我心中早為之一動：莫非我這船要出危險嗎！因為從來的經驗，我是碰不到兇險事情的。我在某處，某處便無兇險事；只有在我未到之前，或離去之後方發生。這種事例太多了。二十八年（1937年）我在敵後游擊區出沒之時，最為清楚顯明。就以此番香港戰事而言，我離開黃泥涌道不久，敵軍便占了黃泥涌道；我遷離軒鯉詩道黃家，並將衣服取走之一天，黃家便被匪劫。亦有一串事例可舉。這樣就暗示給我一種自信：我總是平安的。所以當忽然換船之時，我不免心中一動了。哪曉得它果然出事呢！ 照此情形，我們只有函托吳發仔於尋到他的船時，設法營救陸君。我們久候於都斛亦屬無益，19日宿一夜，20日就赴台山縣城。 赴台山，我和范夫人各乘一轎，范、陳二君各騎一單車（腳踏車）。車轎都是警察所代雇的。警官甄君招待甚周，並設酒飯在他所內款待我們。因為我的名字一傳到都斛，就被當地幾個舊日廣州第一中學的學生朱元凱、朱靈均、李元五等曉得了，馬上來歡迎我。而警察所朱所長正是他們一家弟兄。所以可以說一入國境，便遇到熟人了（我於民國十七年任第一中學校長）。 朱等立刻寫信告知台山城內的同學陳炳賢。陳任縣政府糧政科長，他又報告給縣長陳燦章。所以我們一到城內，陳同學和陳縣長又都來歡迎了。陳縣長是我的朋友劉裁甫先生的學生。十七年（1928年）我在廣州時，他任民政廳秘書，曾經見過面的。於是隨著當地的新聞記者和縣黨部書記長亦都來看我。他們皆以為我是文化界從香港脫險到內地最早的一人。——此是1月20日的事。 五、經過三埠 照我們的路線，到台山後，應經三埠去開平肇慶。所以20日宿一晚，21日晚發電報給重慶後，即決定去三埠。電報是打給國民參政會的。其文曰： 重慶國民參政會主席團蔣、張、左暨王秘書鈞鑒：頃已從香港脫險返回，請代披露報端，告慰各方知好。梁漱溟。 可喜的是當我們起身赴三埠時，陸君忽然趕到台山，直入我們旅館中。問他所遭遇的事，知道被赤溪方面的海盜擄去。吳發的十三條船皆被集中在一處，貨物和旅客一同在那裡。船貨要交七萬五千元才可以領回。旅客則每人要交港幣一千元保護費才可出來。陸君本與其他客人同一待遇，後來因為他頗知江湖人物心理，幾番說話居然說動他們，將掠去的衣物還他，且派船送他一人登陸。他趕至都斛，經警察所的指示，又通電話於縣政府，所以就尋得我們了。於是原來同行五人，又復會齊出發。 經一程旱路，一程水路，21日下午我們到了三埠。「三埠」原是三個埠頭：長沙、荻海、新昌。這好像武昌、漢陽、漢口三鎮的一樣。市面繁盛，有廣東第一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駐此。先得知專員是舊日相熟的李磊夫先生，一到便送名片通知他。他立刻來看我，歡然道故。次日又約請彭指揮林生和一些軍政長官以及中央、中國、中農三銀行經理為我設宴。並且派一個隊長帶了弟兄，於宴罷護送我們一行去肇慶。 此地中國農民銀行經理吳尚勢君，在席上向我談他是廣州第一中學的老教員，雖然他入一中是霍校長請去的，我早離開。然而我在一中的措施，已奠定好的基礎，養成好的學風。他們後來的人，從我遺留下的規模和同學口碑之間，雖未謀一面，卻完全清楚我的為人了。——不料隨處都遇到對我有好感的人呢！ 六、經開平到肇慶 22日午後起身，當晚抵開平縣城。縣政府陳科長偉宗先迓於中途，林縣長開遠又到旅館來看我們。據他說亦是十七年在廣州會過面的。他隨你們姨父伍庸伯先生做過事，所以常聽伍先生說起我。——那麼又算是一個熟人了。 23日黎明，縣政府雇來五乘轎，林縣長又親來送行，當晚宿田村。次日繼續前進，午後二時便到新橋，在新橋換小船，傍晚就到肇慶了。 肇慶是府名，縣名高要。此處為廣東第三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駐在地，專員為王仁宇先生。他收到李專員磊夫的電報，又經護送我們的隊長通知他，所以當下便同他夫人來看我們。我以為這王專員是不認識的生客了，哪裡曉得我雖不認得他，他卻又熟悉我呢！ 原來廣州西村有兩間學校，一是第一中學，一是工業專科（後改工廠）。王先生曾主持工校的事，因為同處西郊，一中的校況學風他很清楚。幾乎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心目中。最近他任連縣縣長三年，剛從連縣調任此地專員不久。在連縣時，王夫人和你們大姨（伍庸伯夫人）往來親密得很。王夫人對我說，雖未會面，早從相片上認識了我和你們兩兄弟，並且還看見恕兒寄給大姨母的繪畫和木刻呢！ 王專員告訴我，伍先生領導之游擊隊的根據地就在三水縣境內，而三水和高要是接境的。可惜我與同行諸友要趕路，不及去訪看老而益壯的伍先生了。 是晚（24日晚），我們宿肇慶大旅店。次日天明王專員和他的夫人又來旅店，引我們出城去避空襲。這天明避空襲是肇慶近月以來的規矩。全城人都走出城外，過午才回城。王專員就在城外一書院舊址辦公。我們便在他辦公室休息和吃早飯。他夫婦又引我們游公園、游郊外樹林，再吃午飯。傍晚又送我上船去梧州。——此為25日事。 七、搭船上梧州 25日傍晚，王專員夫婦和一位管理西江航政的唐姓軍官親自送我上船。這是以前航行廣州的拖渡大船。船老闆表示客氣，將特艙位讓給我們，而且堅持不收船價。 我們一路上船轎車腳等費，以及宿食等項，大都有人招待，或特別客氣相讓，所以從澳門馮祝萬先生借得國幣一千元，又代換五百元，共不過一千五百元，五個人用到此地尚余大半。因此李專員、彭指揮、王專員先後贈我路費，皆沒有再接受。實在沿途承受朋友們的好意已經很多了。 王唐諸公道別去後，船快要開，忽然在我鋪位旁邊坐了剛上來的一位客人，短裝如工商界人，以帽壓額，雖在燈影恍惚之下，我卻已看出是久柄廣東政權、威名赫赫的陳濟棠。我們在港皆確知他陷在港沒出得來，而在澳門以及沿路皆聽說他被敵人拉去廣州，並傳說已到南京出任軍委會副委員長。他能脫險回內地，不獨他個人之幸，亦是國家之福。我忙指給身邊的陳君看，低聲問他是不是陳濟棠。陳君看了，亦說像他。但我和陳濟棠原相熟的，此時我看他，他卻不打招呼。我不看他時，他又偷眼看我。這明明是他無疑了。不過他既不願人知，自不便和他答話。 入夜，他又遷了艙位，不再看見。次日上午船上帳房來向我說「陳老總」相請。果然是他，請我去談話。他說：昨夜原已看見你，現在梧州快到了，再無問題，我們可以談談罷。據談，他因未得乘飛機出港，即於戰事中改裝隱蔽。戰事休止，1月12日離港到大澳，雖家人部屬亦不知。從大澳經朋友護送走中山、順德、新會、鶴山、高明各縣的鄉間，不經過任何埠口而達肇慶的。由肇來梧之前，卻已托人致電梧州梁專員朝璣，請其派船迎接。 不一時，果見梁專員乘了電船來接。他便邀請我和陳君等同上電船，很迅速地到了梧州碼頭。梁專員招待我們在司令部內休息用飯，並馬上打電話報告桂林李主任（濟深）、黃主席（旭初）。他自己亦與李、黃二公通話，說明一時尚不來桂林。我亦就便與李、黃二公通話，說我不久可以到桂林。 陳公（指濟棠）確乎有病，從形容上完全可以看出。他自己說「百病俱發」，雖言之或許太過，但不休息不調養不行了。他擺脫政務（他是中央黨部常委兼農林部長），決計去茂名（廣東高州）靜養，我認為是一明智之舉。當晚（26日晚）他留於梧州，而我們詢悉有開上水的船，即托梁專員代訂船位，飯後上船趕程西進了。 八、脫險後感想 以上所述，到1月26日梧州事為止，是在貴縣朴園休息期間寫記下的。本來脫離港澳已算脫險，說得寬一點，則說到廣東接近敵人的區域，如肇慶（距敵七十華里，仍不時打炮）便可。到梧州就無險可言，故梧州以後不必詳敘。 梧州以後，大略言之：27日晚抵桂平，即刻換船；28日下午抵貴縣。以同行友人陳君是貴縣人，即借他親戚家的朴園小住數日，此時同行他友均已分手。2月3日同陳君搭汽車到賓陽，4日到柳州，當晚搭湘桂鐵路夜車，5日天明就到桂林了。這一段路同樣地亦到處得朋友幫忙，招待，歡送，不要我自己費一點事。 至此再無可述，要述我自己的感想給你們。 第一個感想，自然是：我太幸運！在香港炮火中，敵軍和盜匪遍地行劫中，我安然無事。冒險偷渡出港、出澳，一路上安然無事，始終沒碰到一個敵兵、偽軍或土匪。不但沒有危險，即辛苦亦只往香港仔下船時不足二十華里的平路，哪算得辛苦呢？損失亦沒有什麼損失。人家或被劫若干次（走東江一路的人最多，被劫亦最苦）。我不獨沒有遇劫，而且自己棄於香港的一箱春夏衣服，還意想不到有朋友給我帶送到桂林。所以和人家談起來，任何人亦沒有我這般幸運！ 第二個感想便是：到處得朋友幫忙，人人都對我太好。譬如遺棄的衣物偏有人同我帶來，不是一例嗎？如上所述，從頭到尾的經過，不全是這種例證嗎？同我在香港的只有張先生（雲川）是你們熟悉的。其餘多數你們都不認得，即在我亦是新交。離港前夕，張先生以未得同行照料我，頗不放心。我即說：你盡放心，天下人識與不識都會幫忙我的。盡我身邊，一無家人，二無親戚，三無故舊，卻以人人對我好的緣故，正與家人親故同處無二，此番脫險更加證明了我的自信。 第三個感想：便是盡一分心，收一分效果。這是從我和廣州第一中學的關係而發生的感想。一中學生多是兩廣人，在兩廣每每遇到人便談及我在一中的一段事。（最近又遇到坪石中大農學院一位趙教授，他開口便說：你到坪石來，我們那邊一中同學甚多，他們會歡迎你的。）好像我和一中有很深很久的關係一樣。其實我任一中校長只半年而已。不過，我卻曾為一中盡了一番心。我於十七年（1928年）7月接任校長，那時的一中腐敗不堪。但亦難怪。因為從十五年（1926年）6月起，兩年內更換了七個校長，平均每任不過三個月多點。我接任後，逐漸整頓，在12月提出全部改造方案，轉年（十八年）實行，到實行時，我便離粵了，但全盤教職員則一個不動，由黃先生（艮庸）繼任校長以代我。一切事情都是黃先生、張先生?知）、徐先生（銘鴻）主持。自十七年經十八年、十九年一直維持到二十年夏秋間，這一班朋友才離開。改造方案（原文見《漱溟卅後文錄》，商務出版）得以執行，而且穩定下去，所以便能建立根基，遺留於後來。然而就我自己講，實不曾用許多心血精力於其間。不能不令我嘆息，盡一分心，居然亦收一分效果了。 九、處險境中我的心理 最後要說我處險境中的心理。我不只是一個從外面遭遇來說，最安然無事的人；同時亦是從內心來說，最坦然無事的人。外面得安全，固是幸福，自家心境坦然，乃是更大的幸福。——試問一個人盡外面幸得安全，而他心境常是憂急恐慌的，其幸福又有幾何呢？ 二十八年（1939年）我去華北華東各戰地，出入於敵後者八個月，隨行諸友如黃先生（艮庸）等無不說我膽子大。因為不論當前情勢如何險惡，我總是神色自若，如同無事。旁人都有慌張的時候，我總沒有慌過。此番在香港炮火中，以至冒險出港，凡與我同處的朋友亦無不看見的。所以同行范君等，一路上就禁不住稱嘆：梁先生真奇怪，若無其事！梁先生了不起，若無其事！「若無其事」這一句話，我記得他不知說了幾次呢！ 范君嘆我「若無其事」，亦是兼指我身體好，修養好，耐得辛苦憂勞。其實我原是心強而身並不強的人，不過由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你若是憂愁，或是惱怒，或是害怕，或有什麼困難辛苦在心，則由心理馬上影響生理（如呼吸、循環、消化等各系統機能）而起變化，而形見於體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來。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 我心中何以能這樣坦定呢？當然這其間亦有一種天分的，而主要還由於我有一種自喻和自信。自喻，就是自己曉得。我曉得我的安危，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擔心。試分別解說一下。 假如我所作所為，只求一個人享樂，那麼，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做事只顧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麼，我的安危亦不過關係一家而已。但不謀衣食，不謀家室，人所共見。你們年紀雖小，亦可看出。我栖栖皇皇究為何事，朋友國人，或深或淺，多有知之者。而曉得最清楚的，當然是我自己。 又假如我雖用心在大問題上，而並無所得，自信不及，那亦就沒有何等關係。但我自有知識以來（約十四歲後），便不知不覺縈心於一個人生問題，一個社會問題（或中國問題），至今年近五十，積年所得，似將成熟一樣。這成熟的果實是： 一是基於人類生命的認識，而對孔孟之學和中國文化有所領會，並自信能為之說明。 一是基於中國社會的認識，而對於解決當前大局問題，以至復興民族的途徑，確有所見，信其為事實之所不易。 前者必待《人心與人生》、《孔學繹旨》、《中國文化要義》三本書寫定完成，乃為盡了我的任務。後者雖有《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理論》（一名《中國民族之前途》）、《我努力的是什麼》（最近在香港發表）三書出版，已見大意，仍有待發揮和奔走努力，以求其實現。 孔孟之學，現在晦塞不明。或許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卻無人能深見其系基於人類生命的認識而來，並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學而後乃闡明其倫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又必於人類生命有認識，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國文化在人類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證其得失。此除我外，當世亦無人能做。前人云：「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第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的，萬不會有的事！ 一班朋友在港，時刻感到生命的受威脅，不獨為炮火無情，更怕敵人搜捕抗日分子。所以我們偷渡出來，到達澳門旅館的一夜，同行友人都色然而喜，相慶更生。然我只報以微笑，口裡卻答不出話來。因為我心中泰然，雖疑慮的陰影亦不起，故亦無歡喜可言也。又我身上的名片，始終未曾毀棄，到都斛時，隨手便取出應用。正為我絕不慮到遭遇敵人搜查的事。 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何謂天命？孟子說的明白：「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凡事都不是誰要他如此，而事實推移（時間的），機緣湊合（空間的），不期而然。察機緣之湊合，來自四面八方；尋事實之推移，更淵源遠至無窮。這其間沒有偶然，沒有亂碰，於是就說作「天命」。而事之關係重大者，其推移似尤難得恰好，機緣尤難湊攏，一旦或成或毀，就格外說它是天命而非偶然了。 我說「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包含有兩層意思。頭一層是自信我一定平安的意思。假如我是一尋常穿衣吃食之人，世界多我一個或少我一個皆沒關係，則是安是危，便無從推想，說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將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沒有第二人代得。從天命上說（從推移湊合上說），有一個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應當沒有問題（沒有中變了）。——這一自信，完全為確見我所負使命重大而來。 再一層是：萬一有危險，我完全接受的意思。前一層偏乎人的要求（主觀），未必合於天的事實（客觀）。事實結果如何，誰亦不能包辦得來。萬一推移湊合者不在此，而別有在，那麼，便是天命活該大局解決民族復興再延遲下去，中國文化孔孟之學再晦塞下去。我亦無法，只接受命運就是了。或者我完全看錯了。民族復興，並不延宕，文化闡明，別有其人。那怪我自己糊塗，亦無所怨。——這一意思是賓，是對前一自信的讓步而來。 總之，我把我的安危一付之於天，不為過分的計慮（自力所不及，而偏斤斤計慮即為過分）。我盡我分（例如盡力設法離險），其餘則盡他去，心中自爾坦然。在此中（在坦然任天之中），我有我的自喻和自信，極明且強，雖泰山崩於前，亦可泰然不動；區區日寇，不足以擾我也。 我處險境中的心理，大致如是。若看了不甚了解，待他日長進，再去理會。 後記 此文原系家書，其中有些話不足為外人道（指《處險境中我的心理》一段）。但既然被友人拿去在桂林《文化雜誌》上發表了，亦不須再。其中狂妄的話，希望讀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回憶調查李聞案 1946年初與民主同盟部分同志合影。前排自右至左依次為：史良、張瀾、沈鈞儒與作者。 回憶參加調查國民黨暗殺李聞案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7月15日聞一多教授在參加李公朴先生追悼會後又被特務殺害身死。 李是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民主教育運動副主席。聞也是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雲南省支部常委暨宣傳部主任。民盟中央這兩位重要成員接連死於政治謀殺事件，在當時引起了國內外很大震動，對民盟自然也是很大的打擊。 一、要求共同調查 暗殺事件發生時，我駐南京民盟總部，擔任民盟秘書長，主持民盟中央工作，正是奔走國共和談最緊張的時候。 李公朴被殺害的消息於12日傳到南京，民盟中央有許多負責人正在上海，我只得先以個人身份對新聞界發表談話說：「公朴先生被害，無疑是為了當前政治鬥爭，儘管真兇沒捕到，好像無法證實國民黨特務之所為，但此事無待申說，大家心裡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現在政治是這樣黑暗，統治者已經超過法律，用恐怖手段行其統治。」不料四天之後，聞一多又被殺害。 18日，我又以民盟秘書長的名義發表書面談話：「李聞兩先生都是文人、學者，手無寸鐵，除以言論號召外無其他行動。假如這樣的人都要斬盡殺絕，請早收起憲政民主的話，不要再說，不要再以此欺騙國人。」我又說：「我個人極想退出現實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這樣，我卻無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這顆槍彈，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倒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光……」在宣讀完這個書面談話之後，出於對國民黨特務的卑鄙兇狠的行徑的憤恨，我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特務們！你們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在這裡等著它！ 二、赴昆明調查 國民黨做賊心虛，自始至終不肯同意派人與民盟共同進行調查。拖到8月初，只同意由民盟自己派人去調查，政府給予交通的便利和調查時的便利，並由國民黨中央黨部派一名秘書「協助工作」。 民盟本打算派羅隆基去，後來傳言說羅不能去，去將死在昆明。後來決定由我與民盟副秘書長周新民一同去調查此案。 8月3日我們二人會同國民黨中央黨部派出的秘書張壽賢由南京先飛重慶，因換乘飛機延誤，6日才到昆明，開始工作。 國民黨為了做出「重視」此案的姿態，也為對我們的調查進行阻撓，此時也派了一批軍警憲大員飛去昆明「查辦」。記得他們當中有陸軍總司令顧祝同、顧的參謀長冷欣、憲兵司令張鎮、警察總署署長唐縱等。此外參加「查辦」此案的還有已在昆明的雲南主席盧漢、昆明警備司令霍揆彰。 我們到昆明後立即約見他們，但他們故意拖延，屢次推拖，改動會見日期，使我們無法及時開展工作，至8月9日才見到他們。我們見他們主要是說明我們的立場和態度，要求將此案移南京組織特別法庭審理，因為李聞案是一政治性謀殺案，普通法庭是審理不了的。這個要求我們在南京時即向國民黨提過，現在重提自然也是無結果的，但這是一原則問題，我們不能不表明。在不能同意移南京審理的情況下，我們又要求不要急於定案。 8月13日顧祝同和盧漢出面宴請我們，有冷欣和張鎮等作陪。此時顧祝同告我暗殺李的兇犯未捉獲，聞案的兇犯已捕到，後日即可開庭審判。當晚收到省法院通知，說15日「公審」，邀我們去「觀審」。我們當即回信說不同意這種「公審」，但既經邀請，我為藉此機會作調查，準備參加，並提出增加民盟雲南支部負責人之一的馮素陶一人參加「觀審」。 三、如此「公審」 增加馮素陶「觀審」得不到同意，只有我與周新民二人去參加15日的「公審」。「公審」時到的只有被邀的不過二十餘人，下午人更少；其中記者只二人，且均為國民黨中央社的。《大公報》派來昆明的記者申請參加，也無理地被拒絕。「公審」時出庭的被告只有暗殺聞一多的兩名兇犯，名湯時亮和李文山，據說是昆明警備司令部的兩名中下級軍官。真正的兇手是不是他們？誰也不清楚。我曾要求將聞一多被殺時受傷的他的兒子聞立鶴用擔架送來法庭，以便辨認兇手和作證。但直到「公審」收場後，參謀長冷欣才要張壽賢秘書轉告我們說，軍法處去醫院，院方出具證明，認為聞立鶴「傷勢未好」，不宜出庭。所以審理中只有法官與被告之間的一問一答，問答完了即算審理完了。在被告回答法官的提問時，他們在公堂上做了一番演說，說「聞一多是賣國賊」，說他在李公朴追悼會「罵了軍人」，他們二人出於一時「氣憤」，故刺殺他，此事與他人無關，云云。聞案就這樣審理了一番，草草了事。結束時也未說明是否審理完畢。李公朴一案，則因為兇手根本不曾「捉拿歸案」，更是不了了之。 「觀審」畢，我即致函顧祝同，說明我們旁聽後認為疑竇頗多，請他們不要急於定案，並索取一份審訊記錄的抄件，但始終不曾給我們。 19日顧祝同再次宴請。飯罷入另室談話，我問：15日「公審」一天，好像是已經審完，可是為何又不宣判？如果不算審完，是不是將再審？顧遲遲答不上來，末後低聲對我說：我也還做不得主。 四、阻撓與封鎖 同時，國民黨在下面又採取種種辦法，阻撓我們調查，對我們進行封鎖。 本來早在李聞案發生之前國民黨特務即散布謠言，製造打擊民主力量的藉口，空氣已十分緊張。張貼在街頭的反動刊物和壁報說，民主黨派要與地方勢力「聯合起來暴動」，奪取被國民黨由龍雲手中收去的政權，說「李聞加入了共產黨」，「聞一多組織了暗殺團」，種種胡言亂語。在這種情況下，6月底民盟組織不得不多次舉行招待會，說明我們的主旨是「和平建國，民主團結」，說明民盟為非暴力革命團體，從來反對暗殺暴動。 待7月11日和15日李聞兩位被暗殺後，昆明的空氣更加緊張。潘光旦、楚圖南、費孝通等各位不得不住進美國駐昆明領事館。像這樣人人自危的狀況，當然使我們不便或無法與許多調查對象接觸。我們到昆明後，即住在商務酒店，店裡此時早已先住進了許多「客人」，我們的出訪，或有人來訪，一舉一動，當然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有一天我在酒店中餐廳吃早點，偶然遇見孫福熙君。孫是著名作家孫伏園（福元）的兄弟。孫福熙曾為中國旅行社編輯過旅行雜誌，而這家商務酒店正是由中國旅行社經營的，因此他也住在酒店內。彼此早相識，見面怎能不打招呼？兩人互致問候，寒暄幾句，也就分手了。誰知竟被特務注意。據孫事後對我說，在我們談話後，特務立刻將孫找去盤問，問他：你與梁某人是什麼關係？你向他說了些什麼？孫萬沒有料到在大庭廣眾之中，這樣一般的交往，也要受到如此盤查，趕忙解釋說：梁某人以前在北京大學教書，他是先生，我是學生，只是師生關係，彼此多年不見，這是偶然相遇云云。我還記得，當時繆雲台先生正在昆明，他是重慶政協會議的社會賢達代表，我本想藉此機會彼此見見面。這本是與調查無關的活動，但也未能實現，後來繆雲台先生派了某紗廠經理來見我，說「有事」不能來。像這樣的處境，我們的調查工作是很困難的。 但是我們通過種種途徑，通過美國領事館，搜集到許多與案件有關的情況，足以說明這是國民黨特務謀殺了李聞兩位。 五、報告調查結果 李聞案的調查在國民黨的阻撓下再也不能進行下去，而「公審」是否繼續進行又無期，22日我們即由昆明飛返南京了。 8月25日我在上海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報告調查經過和結果。我說：可以用吞吞吐吐四字來說明此案。一是李案「未捉獲兇手」，只拿出聞案來「公審」，是李案「吞」而聞案「吐」。二是承認是昆明警備司令部兩個中下級軍官乾的，這是「吐」。但是出於兇犯「個人氣憤」，這樣就「吞」去了暗殺的主謀者。三是「公審」只許中央社記者參加，這是「吐」。但拒絕《大公報》記者及其它報社記者參加，這是「吞」。四是「公審」好像審判完結，這是「吐」；但問是否再審，他們答不出來是「吞」。在這報告中，我還作了三個預言：一、李案政府一定不了了之，因為聞案推不脫，才說是警備司令部軍官乾的，但是出於「一時氣憤」，李案不好再說是特務出於同樣原因乾的。二、聞案不會再審了，也不會正式宣判。三、兩個兇手在執行死刑時，定有兩個替死鬼。 後來此案的了結與這些估計大體不差。 末後我們將調查經過與所得寫成《李聞案調查報告書》，印發各界，揭露國民黨特務的罪惡，要求取消特務機關。有關調查的種種情況，可以找此書查閱。 追記和毛主席的談話 1938年1月在延安與毛澤東談話。 我於1938年1月初旬訪問延安和毛主席的談話，曾記述之於當年所寫《告山東鄉村工作同人同學書》（由鄉村書店在武漢印發）。其後在香港《光明報》發表《我努力的是什麼》一長篇連載又述及之。前後詳略不同，可以參看。今為此文主要是追記1946年3月我又訪問延安的談話，以及1950—1952年間在北京幾次晉謁時的談話。 在北京的談話，每次總是主席派車來接到中南海頤年堂主席寓所的；1953年秋9月以後就沒有了。 一、1946年3月訪問延安的談話紀要 先要說此次去延安的動機。那是在重慶的舊政協開過後，我宣稱不參加將要組織的聯合政府，為求得中共方面的同意而必須去訪談的。 舊政協會議自1946年1月10日開始，至30日閉幕。按照協議來說，應該組成各黨派聯合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然後依法選舉總統步入正常政軌。閉幕前夕共方周恩來代表將返延安請示，然後簽字，特到國府路300號民盟總部交換意見。此時我預先寫好給毛主席一封信，即交託周公帶去，表明我要退出現實政治，從事思想言論工作，不參加聯合政府之意。不料此意乃非共方所許。毛主席手答一信，經周公帶回面交於我，略謂參加政府與從事言論工作不相妨礙。周公面語尤見嚴厲。他說：國民黨一黨專政，關著門，不容許各黨派參與，經我們大家合力爭取，現在門已敲開，你卻臨門後退，影響不良，絕對不許。我一面在報紙先後刊出《八年努力宣告結束》及《今後我致力之所在》兩文表明衷懷所存，一面即不能不有延安之行。 要知道，當時且將實行的憲政是出於張君勱巧妙設計，為國民黨所同意，為共產黨所同意，為民盟內外各小黨派所同意，惟獨我一人卻認為其不可能行於中國。此憲政是以英國政制為藍本，而形式格局上襲取孫中山五權憲法的。英國政制原是我少時在清末所夢寐以求者，入民國後即逐漸覺悟其不可能行於中國（具見1931年發表的《我們政治上第一個不通的路》一文）。在那時節各方全都同意之下，我一人無法持異議，只有悶在心裡。但要我隨眾參加實施其事，又豈可能。在缺乏眼光的各方面去實行憲政的時候，我個人要退出現實政治，站在批評立場，發抒夙懷意見，自屬必要。去延安就是向毛主席他們傾吐此中曲折。 彼時重慶、延安之間的來往全賴美國軍用飛機。美軍人員既有駐北平（北京）軍事調處執行部者，亦且有兩人駐延安。因此在交通上就多所藉助於他們。我便是經周公代為安排成行。記得同行的全是中國人，先到北平，次日乃換飛機去延安，同機者有肖克將軍等共方人員。飛抵延安時毛主席在場接待。我隨他一車至棗林他的住所休息用飯。據聞毛主席方在病假養息中，劉少奇被稱為代主席，似乎例行公事一付於劉。我為增進共方朋友對我的了解，在我傾吐積懷時希望多有些人在座。毛主席允為約集十人聽我談。後來會談座中記得有任弼時，其他識或不識，現在不盡記憶。 我陳說自己對中國政治前途的見解主張，分兩段說。先就彼時政協所取得協議的憲政，申論其必將行不通。可能用不到二年三年，或許一年就失敗。——附帶說：毛主席對憲政似未寄以信心，而在劉少奇等人以為那便是中國政治的出路了。但毛主席卻仍然親口對我說，他們準備搬家到蘇北清江浦；他將常住在清江浦，而遇中央政府開會時去南京一行。似乎假定憲政能施行一時。——大局到兩黨合作的憲政失敗而別尋出路之時，我有預先準備的一方案在此，願提供中共朋友參考。當然，不到那時，不必考慮。 關於學英美式憲政必將失敗的話，今可不多談。我預備的方案隱約有一個前提，就是蔣介石的死，或他失勢下台。話不好明說，而當時竟被任弼時覺察出來，問我：「你是說要待蔣介石死了嗎？」我點點頭。此公聰明，在建國後不久便故去，真是可惜！ 繼續談我預備的是政治上各方面合作的方案，既非一黨壟斷之局，亦非多黨互競，而是多黨的合作。蔣是任何方式合作的死敵。蔣不去，皇帝制度在中國仍然名亡實存，群情不安，大局不定。當時，我固未料中共一方能以兵力驅除之，竟爾奠定無產專政之局如今日者。我當時只就常情常識申說我懷抱的見解主張。 我的主張根據我對中國當前問題的認識，而當前的中國情況則基於過去中國社會本質上（組織結構上）有所不同於世界他方。這原是八年前我第一次到延安曾和毛主席往復辯論兩個通宵未得解決的老問題。那時他說我太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而忽略中國社會仍然有其一般性，我則反責他忽視了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而過於偏從一般性來看中國。實際上我此時要陳說的主張，仍就是八年前曾經提出的那一建議。不過今天所見更逼真，籌思更加成熟了。 八年前那一建議就是要國內各方面（主要是兩大黨）從當時的團結抗敵前進一步，而確定合作建國之大計。其入手即在「對外求得民族解放，對內完成社會改造」兩大問題上交換意見，互相磋商訂定國是國策。此事如有成果，其第二步便是由一向分立對抗的各黨派轉化為協力合作建國的一個黨派綜合組織。 政治上的奔走活動必然產生黨派，黨派的組成客觀一面是各有其社會基礎（例如階級性、地域性、行業性或其他），主觀一面是各有其主張要求。然而大前提更看中國人面對的是什麼問題。問題來自外，抑或在內？國家危亡是其第一問題，所以救國運動是其存於實質上的共同點。這就客觀上決定了應當彼此合作，不應該互相仇視。但國家危亡有其內因，改造社會本身又屬必要。從而每每彼此立場不同，又落於分立乃至對抗。抹殺其不同，是不好的，亦是不可能的。這就客觀上決定在合作中莫強為混同，應當有合有分，顧不說聯合而說綜合者，所重在合也。 彼此協力合作來對外或較易，協力合作來解決中國內部問題，豈易言哉！如我籌思，要綜合各黨派成立一個組織體，以負起救國建國任務，是必切實注意循行如下各原則： （一）各黨派在訂定國是國策時交換意見，應只就每一具體的現實問題說話，避免涉及各自夙懷根本思想信念。即是：各方原不免各自有其哲學思想或主義信念為其當前意見主張之所本，卻應避免談及。 （二）彼此交換意見應儘可能地求同存異。即對一個問題的看法，彼此間的分異原易突出，卻應各自保留之，而只就如何解決，或如何應付此當前問題的方法政策上，求得其歸一為止。 （三）各黨派在建國的遠大目標上殆莫不傾向社會主義，縱然所謂社會主義者，彼此非定一致認同，仍不妨訂定下來。蓋既為遠景，固非現時所必爭。 （四）在頭一次國是國策訂定之後，隨時就當前問題不斷地賡續進行商談修訂，只要各方同意，不須拘執舊章。 以上所敘非我當場發言原詞，卻是我籌思很久的要義。 繼此而申說的便是黨派綜合體不負行政之責，而居於監督政府執行政策的地位。我於此竊取了孫中山先生政權、治權分開之說。政權在民，黨派綜合體是代表人民，站在全國人民立場執掌政權者，而以治權付之行政部門。行政部門即通俗所稱政府則忠實於政策之貫徹實施（在實施中如有意見可隨時反映給黨派綜合體）。如此兩下分開是萬分必要的，是黨派綜合體自身恆時保持在一致的立場上所必要的一大前提。否則將導致黨派間的鬧意見而動搖根本。 當時座間毛、朱二公頗用心聽我發言，毛無表示，朱公當聽到我末後的話時，忽曰：「此或三十年後的事吧！」此外無人置一詞。 次日毛主席約集其同志數人與我會談，其時因有蔣方不尊重協議之憲草而多所改動之訊，毛主席說：「他（指蔣）改由他改，改八、九、十次亦由他，但我要那第十一個！」關於改動憲草事，蓋出於孫科等備受其黨內詬責，孫同邵力子二人向周恩來代表再三懇求修改。周公商之張君勱在三大問題上分別作如下之讓步：（一）國民代表大會從無形（指全國公民投票）復歸有形；（二）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立法院得對行政院為不信任投票，改為對總統負責，並刪去立法院的不信任投票；（三）各省得制訂省憲改為制定省自治法規。如此重大問題在各方取得協議後豈得再改動？然而在野方面卻居然向國民黨退讓了。中央通訊社高興地大肆宣揚。延安方面吃驚不小，急電促周公回來作報告。其報告和討論的會，我一個黨外人未便參加，即於次晨飛回重慶了。 如上所記我在延安的談話，因為事隔多年，今日不可能記憶清楚。但其內容意思要點大致總不外如下這些： （一）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思想上只從模仿外國出發，而脫離自家歷史背景和社會現實基礎是不行的。 （二）既要建設一新中國，必須依從一定方針宗旨貫徹下去，其勢不可能走多黨互競，輪流上台當政，如歐美各國之路。 （三）一黨專政之路（如法西斯、納粹、布爾什維克）雖然似乎可以貫徹一定方針而前進，但在這散漫成性的小生產者的社會基礎上難以建築得起來。 （四）凡事總要照顧到前途理想要求之一面，又要切合著現實社會條件有其可能之一面。因此所以多黨互競或一黨專政均不是我們的前途。這就歸落到我所設計的黨派綜合體那一主張。我曾有《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極能代表我當年的見解思想，亦即我到延安與中共方面談話的大意，讀者不妨取而參看。 這次再訪延安，除了談話，還下鄉參觀南泥灣等地，同時為了候周公自重慶返回延安，以便了解政協政治協議的改動情況，在那裡前後逗留了十天之久。第一次去延安，未曾見到劉少奇同志，好像當時他在前方。第二次見到了。還記得他和彭德懷二位的住處與我的臨時住處相鄰，我還去回訪過他們。陳紹禹（王明）也曾來過我的住處，面容消瘦，意興不佳，自雲別後一場大病初癒。陳作為共產黨在參政會的代表之一，重慶會內會外我們常可碰見。在這次訪問中，朱德同志還向我提起當年他德國留學後途經莫斯科回北京，曾想訪問我而未成的事；想訪我是由於他在德國留學時的朋友孫炳文烈士的建議，而孫是1912年我在《民國報》工作時該報總編輯。孫炳文兄的夫人任維坤（人稱「媽媽同志」，孫泱和孫維世之母；孫泱與孫維世兄妹均死於「文化大革命」中），這次訪問中也見到了。任維坤也是當年在《民國報》的同事，她是報社中三個女編輯人員之一。 1948年在重慶從事《中國文化要義》的撰寫。 二、1950年後在北京中南海頤年堂的幾次談話1950年3月12日的談話紀要 我是1950年1月半從四川到京的，其時毛主席周總理方在莫斯科同史達林談判未歸。3月10日我在統戰部安排下隨同黨內領導諸公到前門東車站迎接他們兩位返京。次日晚間舉行歡宴，我亦被邀參加。席間主席語我：明天晚上我們談談。12日晚7時後在頤年堂見面，有林伯渠先生（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在座。談話至深夜12點後用飯，飯後又略談片時，茲追記留於我記憶中者於下： 主席問我：這次來，你可以參加政府吧？我稍遲疑，回答說：把我留在政府外邊不好嗎？蓋此時我尚信不及中國能以就此統一穩定下來，以為我如其參加政府，就落在共產黨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對各方面說話歷來的立場資格。——這一心理是有其根源的。中國自推翻帝制多少年來，紛爭擾攘，外無以應付國際環境，內無以進行一切建設，天天在走下坡路，苦莫苦於此。我一向切盼大局統一穩定，而眼見一時的統一不難，就難在統一而且能長期穩定下來。1949年11月尾，劉伯承第二野戰軍和林彪第四野戰軍相繼入川，我親見兩軍軍士裝備和待遇，四野優於二野情形，兩軍接收重慶物資彼此爭奪情形，而且全國劃分六大軍區，頗有割據之勢。還有國民黨會不會捲土重來？這些都是問題。——這些話存在心裡，卻未便說。 我向主席說：取天下容易，治天下卻不容易——治天下要難得多。今天我們當然要建設一新中國（現代中國）而必先認識老中國才行。「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是我一向的口號。我雖不參加政府，但我建議在政府領導下，設置一個中國文化研究所，或稱世界文化比較研究所，我願備顧問，參與研究工作。主席說好，卻未多往下說。 主席隨即勸我出京到外地參觀訪問。他說：過去你不是在河南山東各地搞鄉村工作嗎？現在這些地方全都解放了，去看看有什麼變化。還有東北各省解放在前，算老解放區，亦要去看看！我原有意要了解中共在地方上的政策措施，立即商定各處參觀計劃，其後並於4月初間成行。 我對主席陳明我在川中辦學情況。主席指示勉仁文學院可交西南大區文教部接收，所有教職員工及學生各予適當安排。其中隨我工作多年的人亦可以令其來京仍隨我工作。當下主席對林老林伯渠囑咐：梁先生的這些人員到京之時，請林老決定安置。至如勉仁中學可以續辦一時期，以後再交出，全由國家統一辦理。其後勉仁文學院教職員工和學生多併入西南師範學院，其中副院長陳亞三則來京，以我的秘書名義安置在政協。勉仁中學最後亦交出，改為重慶第二十二中學。 如上解決了我的一些問題，此外還有許多漫談，不覺到深夜12時。左右向主席請示開飯。我立即申明自己素食多年，請給我一二樣素菜。主席忽大聲說：不！全都要素菜！今天是統一戰線！ 開飯時，林老招江青入座，於是四人同席。飯後談話無可記者。我告辭，不敢勞主席相送，主席竟堅持送我到門外登車。然而看他詞色間似不愉快者。 我回憶往年訪問延安，特別是1938年春那兩次通宵辯論後，我臨別出門猶覺舒服通暢之情懷，何以此次竟不可得。如其說那次交談是成功，這次便是失敗。 尋思一時頓有會悟。原來十多年前延安深夜人靜辯論不休，彼此開懷曾不起意。辯論極易引起爭勝意氣，而此種意氣竟然不起者，則感應之間主席實居主動，我是在他的感召之下而勝心不起的。主席和我，此時庶幾乎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者。而這次相見卻不然。主席有意拉我入政府，我意存規避，彼此各懷有得失計較。這些都是私心雜念。一般人將謂彼此各為國家大局設想，怎說「私心雜念」？此則一般人不學之故。——此指孔門古人之學，大乘佛家之學。 1950年9月23日的談話紀要 在上次談話後，我即按照主席所囑計劃，和統戰部長李維漢、徐冰兩位洽商去各地參觀訪問事宜。我提出須帶秘書隨員三四人同行，並商訂秘書各人名資歷待遇問題。然後由中央統戰部分電預定訪問的各省當局知照，請他們招待參觀。4月9日我暨秘書李贗等人出發，其周曆各地情況另有記述。末後於9月16日從東北回京，23日晚9時應毛主席召，在頤年堂談話約一小時有餘，茲記其大要如次。 我首先談我在旅順大連曾聞見美蘇飛機在附近上空相遇衝突之事，我離東北前夕，瀋陽已施行夜晚燈火管制，似乎戰事即將爆發，可惜東北工礦初恢復又將被毀。主席表示尚不至有戰爭。因為我們不想打仗；根據美方在其國內外布置的軍隊的情況來看，亦不像要打仗的樣子．我報告東北見聞中，提到工業方面馬恆昌小組及召開學習馬恆昌小組的會議各情況，工人們已覺悟到新國家之為工人當家作主的國家，實大為可喜現象。後來繼之有王崇倫等先進事跡，均見出工人們的階級覺悟。此種覺悟為我們立國之本，宜發展普及之，主席欣然色喜。 末後，我將隨身帶來的中國文化研究所或稱世界文化比較研究所的草案請主席閱看。此事原在上次談過的，但主席看時皺眉不悅地說：研究是可以研究的，此時不必忙吧！我答言，不是我急於舉辦，而是日前（16日）在懷仁堂遇見周總理，總理囑我起草此件，交給他以便提出於政務院會議討論通過的。主席說：既然你們都商量好，那就去辦吧！且接連說兩次。我說不然，應當以主席意思為準，此事即行從緩再說。——此後我即將此事壓下不提，見到周公，他亦不問了。 今天想來，此事幸而中止。強調階級鬥爭是毛主席倡導的時下潮流，而認識老中國將是唱反調，必不容許的；到那時研究所被砸，不如此時不舉辦。 在這裡附帶一說的是此後不久——10月25日——卒有中國出兵抗美援朝之舉。中國援朝與美國打個平手，結束於停戰協定，奠定聲威於國際，列強遂不能不刮目相待。 此時正是建國初期，土地改革即農村里分田運動，全國有不少地區尚在進行中，主席勸我去參觀學習。我以多日奔馳於關內關外，推辭不想再出去。並表示願以半年來參觀所得和自己的意見感想寫記下來。主席點首說好。 1951年雪後與黃艮庸在萬壽山。 1951年9月5日的談話紀要 我在如上的談話不久，10月初間即偕眷移居頤和園內石舫附近的西四所居住，黃艮庸、李淵庭、孟憲光等亦分住於兩側耳房，進行講論及寫作。寫作的題目為《中國建國之路》。今尚存其稿兩冊，但未寫完即輟筆。 轉過年來，我聞悉將有西南土改工作第一團之組織，憶及上年主席所表示的意旨，經向統戰部取得同意後，即偕艮庸一同參加，於五一節後成行。 彼時在西南大區下，四川一省又分東西南北四個區。從而我們土改工作團百數十人亦分成四小組分赴四個區工作。我暨艮庸則隨土改團長章乃器參加了川東之一區。工作地點在合川縣，團部駐於雲門鎮上。但我和艮庸則願下鄉居住便於工作。工作情況非此所及述。到8月下旬工作結束，30日飛回北京。到京仍住頤和園內。主席聞知我回來了，9月5日晚間召往晤談。 當時章乃器同為主席之所邀談者，他已先談過了許多話，正在向主席告辭。因此我不復多談川東土改經過。且值左右為主席開飯，江青亦來入坐。我先已在家進食，雖列坐，但食一蜜桃而已，即轉入隨便談話。 談話中，主席對江青說：「你去江南參觀土改，當地幹部們阻止你下鄉；你在城裡住幾天就回來，沒有完成任務，這不行！」又囑說：湖北某些地方尚在土改運動中，你還必須去看。 談話中，我說到鄧小平同志曾為我們作長篇大報告，備述劉鄧大軍入川以來如何肅清各處匪亂以至部署土改各情況，看來西南大區鄧實負重責。主席點頭說：「軍事政治各樣他都行。」又連連說：「那是一把好手！那是一把好手！」當時給我印象頗深。比及全國各大區撤消後，各方負責人物多集於中央，而鄧獨被任為黨的總書記，有由來矣。 末後，主席說：據報告廣東進行土改有些麻煩問題，你去看看，好嗎？我答：從5月初入川參加土改工作至8月底歸來，首尾達四個月，不想再出去了。主席遂不相強。 1952年8月7日的談話紀要 這次談話是從午後二時開始，到四時我辭出，不同於往常大多在夜晚談話。又這次談話是出於我（通過林老）的請求，亦非由主席主動召見。蓋多年來我沒有參加革命，而自以為致力於革命，以致妨礙了（共產黨）革命，有必要自己檢討。我寫出檢討文《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一長篇，送請林伯渠秘書長閱後轉呈主席閱看，希望得到主席指教。5月5日送去，至是——8月7日——主席召我去面談。 主席對我說：你的自己檢討文章有好幾萬字，太長；我請林老閱看後，指劃出重要的幾段來而後我方才看的。我看上去，你思想識見有進步了，但還不夠，慢慢來吧！ 於是我提出想去蘇聯作學術研究的請求。往者迫於國難和社會問題的嚴重，我多年來奔走四方不遑寧處，雖然生性好為深思，有心從事專題研究而未暇。今幸在黨的領導下，正好有了安居治學機會。所以要去蘇聯者，是要去學習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之學。因我蓄意寫《人心與人生》一書已多年，巴氏之學雖屬生理學，非心理學，卻與心理學密切相關。研究它，可免心理學空疏之弊。此為第一個要去蘇聯之由來。 再一個原因，是要去蘇聯研究馬克思主義中社會經濟基礎與其上層建築關係的問題。這是在觀察和衡量一種學術思想以至社會文化上如何確立一準則的大問題。我留心此問題而在國內得不到解決；其訪求經過如下—— 1951年駐京的蘇聯大使尤金博士寫有一長文，題為《史達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對於社會科學發展的意義》，北京《人民日報》10月17、18兩日連載其譯文，內容就是討論社會經濟基礎與其上層建築的關係問題，我讀之甚感興趣。但原文往復討論，頗費尋繹，我不大曉得自己了解得是否正確，特就原文分為：（一）所謂社會經濟基礎者何指？（二）所謂上層建築者又指哪些？（三）此二者的關係究竟如何？把原文分別採錄於三個問題之下而試作結語，求教於人，看我的結語對不對？（對，就是沒有錯解尤金的原意。） 我求教於下列幾個方面：一是北京《人民日報》社編輯部的理論組。尤金論文登出在該報，故爾求教於他們。回信說理論負責人請假，原稿退回於我。二是求教於陳伯達。陳住於頤和園對門的黨校內，而我則住在園內，距離最近。他有黨內理論家之目，故爾向他求教。但久久無回音。我到黨校傳達室問訊陳是否在校；回答在校。於是我寫信促請其答覆，不料一個月之久依然無隻字復我。三是求教於沈志遠。沈曾留學蘇聯，抗日戰爭之初經延安回國，聞延安人們稱道他是一個馬列主義學者。於是我從民盟總部詢知其上海住址後通信求教。沈回信雲事務蝟集，恕難作答。最後經政協學習會朱潔夫同志代我向《學習》雜誌主編方面求教，得其覆信，說：此涉及許多理論問題，尚須繼續研究。總起來說，我多方求教，均無結果，我惟有去蘇聯訪問了。 當我向毛主席作如上的陳述時，說到旁人不能答我的提問，卻均退還我的原件，獨陳伯達不給我回信，且扣留著我六千多字的原件。主席笑說：你的原件現在我這裡；是他拿來給我看了。但主席亦置而不答我的提問，只答覆我，要想去蘇聯，尚非其時。 主席說，近兩年我們有不少人去蘇聯。大多是參觀團，在他們引導下各處遊歷一番而止。再則是派去的留學生，在他們安排下分門別類指導就學。但你要求的意思既不是去參觀，又不是去就學於學校，而是住在那裡從事一種問題研究。中蘇之間，雖然親善，究竟是兩個國家，他們不知你在搞什麼；這是不好的。勢不可行。 談話至此，主席針對我去蘇聯的第三個原由而說：你不是想考察了解俄國社會的傳統文化、歷史背景和現狀嗎？你不如且就我們自己國內作一番社會調查。先是我曾問過主席有什麼任務給我，我以為這便是給我的任務。於是請問調查項目。主席說隨你要調查什麼就調查什麼，你要到哪裡就到哪裡。你可以帶幾個助手，公家將給你一切方便。我感覺出主席的好意，不便辭拒。但我內心有自己要做的事，又不想從命而行。當下含糊了之。豈料主席卻很認真，次日乃知立即交付統戰部給我準備出發——另記於後。 談話轉入我幼年所受教育的情況。我說，我沒有誦讀過經書——此蓋出於先父意旨——如《論語》、《孟子》等四書不過後來靠自己閱看罷了。他如《詩經》、《書經》、《易經》未嘗不喜看，但生僻字句至今很多，不識不懂。主席插言：「經書我倒念過不少呢！」又自言八歲就讀私塾三年，至十歲後，極嗜看書。家中書少，而外祖父家有藏書，例如《史記》、《漢書》等皆從外祖家索借閱讀之雲。 我談到十六七歲時，輒厭棄世法，想出家為僧，今垂老而此志不忘。憶當時覓讀佛典，無人指引，暗中摸索，久而得通。二十四歲實無在大學任教的學力，卻竟被蔡校長拉進北京大學任印度哲學講席。對於儒家初無興味，後乃悟其價值不可菲薄。主席說，對於儒家佛家從來漠然非所好。特於佛家學理不通曉。然而在湖南，佛寺卻多且大。曾游寧鄉溈山一大寺廟，屬禪宗溈仰宗，寺僧約近千人，幸絕大多數下地種田。今不悉如何。日昨陳銘樞來信，為某些地方黨員幹部勒令僧尼還俗，毀改寺廟，訴冤訴苦。此非我黨政策。宗教信為麻醉人民的鴉片煙；然而列寧說過共產黨不強加摧抑。中央當曉諭黨員雲。 主席隨後談及北京大學教授周炳琳和清華大學教授潘光旦兩人一些情況。據聞周之子在壁間懸掛主席相片，而周輒為撤除，人或非之。主席說此可不必；應許人有自由意志。若以尊重領袖強加於人，流於形式，有害無益。關於潘光旦的事情，現在記憶不清楚，從略。（附註：周原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曾任河北省教育廳長。） 臨末我因受張東蓀之託，提到張東蓀犯罪問題。張的為人聰明特出，久在學術思想界享有高名，與我相熟數十年。北京城的解放，他亦是奔走城內外之一人。1949年建國，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列居六十名委員之一。殊不料他親美、懼美（註：這時他是美國人辦的燕京大學教授），竟受一特殊間諜的誘惑，甘心為美國務院提供情報，竊以政府會議文件密授之。此特務被捕，供出其事。張內心慌亂，如醉如狂，寢食俱廢，我既恨之，又憫之，雖無意為之求情，亦願探悉主席將如何處理。不意主席於此事竟不見惱怒，回答我說：此事彭真來向我詳細報告了。彭真要捉起他來，我說不必。這種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一起開會了。想來他會要向我作檢討的，且看他檢討得如何吧！ 是日談話至此為止；我告退時，主席說：不忙嘛！我說，到四點鐘了。主席說，那麼，我們去開會。原來此日中央人民政府會議地點就在隔壁勤政殿，主席主持開會，我則同其他政協委員列席后座。 總結上文，略記其後各問題的歸落 首先如上文所敘，主席要我出去各地作社會調查一事，因我沒有拒絕，主席遂已交付統戰部為我準備出發之事。8月9日徐冰同志邀我到統戰部商談一切。我坦率說出一心想去蘇聯，自己學習俄文已一年多，準備隨行秘書李贗也認真學習，已能翻譯俄文書報。徐冰自稱他留學俄國多年，因彼時國內譯出馬列的書還不多，但今則不同。今天既有中文好譯本，而且購求任何原著亦甚方便。總之，他勸我遵照主席意旨在國內做社會調查。無奈我縱然去不成蘇聯，終不願為國內漫遊。他不能相強，只得據實回復主席了。 事隔兩年之後，我始於主席的美意大有所悟。此即毛、周兩公常談的知識分子改造問題，指出知識分子必須下廠下鄉接近工農，以至知識分子要勞動人民化，工人農民要知識分子化。這一方針是向著共產社會走所必要的。回想從1950年3月起至1952年8月，同主席先後談話四次，每次他總勸我出去看看走走，只頭一次我聽從了，其他三次我均拒不從命，大大辜負了他。 再則，如上所敘我想去蘇聯研究解決的問題，經我在京學習研究後亦大致各得其解決。例如： （1）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之學，國內有許多譯本或專著出版，如戈紹龍譯本等是。又如期刊介紹論述之文亦不少。我既大致瞭然，且曾為同學諸友講此學大意一個多月。 （2）至於社會經濟基礎和其上層建築關係的問題，經過幾年的思考研究，我已見得分明。蓋社會經濟基礎和其上層建築的關係在人類文明文化發達史上是步步發展變化的。初期的上層建築不過起一些反作用於經濟基礎而已，愈到後來上層建築愈強大有力。在當初人類不過是自然界之一物，到後來卻儼然成了自然界的主人。史達林寫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意在指明某些學術不因階級而異；在這裡沒有什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問題，那都是對的；而尤金的文章卻引來申論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問題，缺乏真知與定見，殆不足取。 （3）至於我想去蘇聯考察了解俄國社會的傳統文化和現狀問題，則由於蘇聯出現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顯示了它走向共產主義的彎路。此彎路正是由其民族歷史發展和傳統文化的背景而來，非偶然。社會主義革命不見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大國，卻發生在落後的俄國和中國，是各有其理由的。我原料到俄國革命不牢穩，果然不差。但中國卻將為世界革命先導，正自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在。近著《試論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屬於馬克思所謂亞洲社會生產方式》和《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兩文足資參考。 我自己的問題截止於此。另一個張東蓀的問題，卒以毛主席的寬大優容，沒有加罪。張寫出自己檢討文送主席閱看，主席不滿意，囑其再寫。張第二次寫來，仍未獲准。第三次他所寫的幸得諒許。於是既不加罪，且給予中央文史館待遇，每月有生活費百元雲。（據聞後來張本人似乎活至九十歲乃身故。） （上為1976年12月著筆之文，延至1977年2月方寫完的。） 毛主席談話補遺 毛主席有些談話之可記者，茲補記之—— 一則是1951年9月我從四川土改工作後回京見到主席，談到土改中死了不少地主階級的人。主席說：台灣造謠說死了一千多萬人；哪裡有那許多？我估計全國合共大約六十幾萬人吧！ 一則是某次一同吃飯時，因我素食，主席談起自己亦曾吃素半年光景。據云：那是民國七年到京後，經常往來北大第一院（沙灘紅樓）和第二院（馬神廟街北）之間。馬神廟街東首路北有一家羊肉鋪，北京人俗呼「羊肉床子」，一次早晨見其在門前宰羊，剝皮，剖腹……目不忍視，即動念自己不再食肉。如是者半年，隨因離京回南而淡忘雲。 1977年2月11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