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哲學 · 我對人類心理認識前後轉變不同
人們總認為我是個學者，或說我是個哲學家，是國學家，是佛學家等等。其實我全不是。我一向拒絕承認這些。我從來無意講學問，我只是愛用心思於某些問題上而已。我常常說我一生受兩大問題的支配：一個是中國問題，再一個是人生問題。我一生幾十年在這兩大問題支配下而思想而活動——這就是我整整的一生。當我用心思於人生問題時，不知不覺走入哲學，實則曾沒有想要去學哲學的。我的學問都是這樣誤打誤撞出來的。
對於心理學亦復如是。初非有意研究心理學，但卒於有了我的一套心理學。
我最早的心理學見解，是隨著我早期的思想來的。我早期的思想，是受中國問題的刺激，在先父和父執彭翼仲先生的影響下而形成的。
先父和彭先生是距今六十年前的愛國維新主義者。在近百年，中國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就激起許多有心人的維新運動。在北京辦小學，辦報紙，彭先生實為首創。小學和報紙在一處，走一個大門。我就是那小學的學生，還曾隨著大人們在大街上散發傳單，抵制美貨——因那時美國排斥華工，虐待華工。
先父當時認為中國積弱，全為文人——讀書人——所誤。文人專講虛文，不講實學。他常說，會做文章的人，就是會說假話的人。詩詞歌賦以至八股和古文等等，其中多是粉飾門面的假話，全無實用。而全國讀書人都把全副精力用在其間。這是他最反對的。我所以沒有讀過舊經書，至今亦不會做韻文詩詞即為此。先父因為崇尚實用，一切評價——包涵是非善惡——皆以有無實用為準。其極端便成了實利主義，與墨子思想相近。墨子主張「節葬」、「非樂」等等，實太狹隘。把是非善惡隸屬於利害得失之下，亦即近代西洋——特別是英國——功利派的思想。我常常說我一生思想轉變大致可分三期，其第一期恰是近代西洋這一路。從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折返到印度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從印度思想轉歸到中國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了。不待多言，此第一期——早期的思想來歷就是如此。
隨著功利主義的人生思想，自然帶來了一種對人類心理的看法。那即是看人們的行動都是有意識的，都是趨利避害的，去苦就樂的。西洋經濟學家從「欲望」出發以講經濟學，提倡「開明的利己心」，要皆本於此。
以此眼光，抱此見解，去看世間人們的活動行事，確實也很說得通，解釋得過去。既然處處通得過，於是就相信人類果真是這樣的了——此即我對人類心理最初的一種認識。
這種對人心的粗淺看法，自已慢慢發見很多疑問，終於被自己否定了。其實若不深究，世上不正有許多人都停留在此粗淺看法上嗎？愛用心思的我，不停止地在觀察、在思考，終於覺得它不合事實。事實不這樣簡單。人們許多行事雖表面上無不通過意識而來——不通過意識的行動是例外，是病態，是精神不健全——但實際上大都為感情衝動所左右所支配，而置利害得失於不管不顧。當其通過意識之時，不過假借一番說詞以自欺而欺人。是感情衝動支配意識，不是意識支配感情衝動。須知人類心理的根本重要所在，不在意識上，而寧在其隱藏於意識背後深處的。研究人類心理，正應當向人們不自覺，不自禁，不容己……那些地方去注意才行。
西洋心理學家過去一向看重意識，幾乎以意識概括人心，以為心理學就是意識之學。後來他們乃轉而注意到「本能」、「衝動」、「潛意識」（或「下意識」）「無意識」種種，這實為學術上一大進步。我自己恰同樣地亦經過這一轉變。此即我在人類心理的認識上第一次的翻案。亦即對人類心理較為後來的一種認識，但還不是最後的。
這裡應當說明一句話：第一期的人生思想與第一期的人類心理觀固相關聯，但如上所說的心理觀之轉入第二期，卻與第二期人生思想沒有關聯，而是與第三期人生思想密切相關的——下面講明。
第一期功利思想以為明於利害即明於是非，那就是肯定欲望，而要人生順著欲望走。第二期出世思想則是根本否定人生，而要人消除一切欲望，達於無欲之境。因為覺悟到人生所有種種之苦皆從欲望來。必須沒有欲望，才沒有苦。這在人生態度上雖然前後大相反，卻同樣從欲望來理解人類心理。不過前者以欲望為正當，後者以欲望為迷妄耳。其詳，這裡不談。
雖說前後同樣從欲望來理解人類心理，卻對人類心理認識的變動已經隱伏於此時，漸漸識得人類之高過動物，雖在其理智勝過本能，本能總像是要通過意識這一道門才行。但理智之發達，不外發達了一種分別計算的能力，而核心動力固不在此。核心動力還在本能衝動上。所謂欲望不是別的，恰是從意識這道門出來的本能衝動。這樣，就不再重視意識，而重視隱於意識背後的本能衝動。
剛好，當我深進一步認識到此的時候，看見歐美學者新出各書亦復有悟及此。英國哲學家羅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寫的《社會改造原理》有餘家菊譯本，民國九年出版。他開宗明義第一章第一節就說他「從大戰所獲得的見解，就是什麼是人類行為的源泉……」。他指出這源泉就在衝動（ｉｍｐｕｌｓｅ）。戰爭就是毀滅，不論勝者敗者對誰也沒有好處。然而衝動起來，世界千千萬萬的人如瘋似狂，甘遭毀滅，攔阻不住。他說以往人們總看欲望是行為的源泉，其實欲望不過是較開明的，亦即有意識的那一部分而已。他這裡是把欲望和衝動分別而對待著說，其實欲望的核心仍然是衝動，只不過表面上文明一些。羅素把人們的衝動總分為兩種。一種他名為「占有衝動」，例如追求名利美色之類。另一種他名為「創造衝動」。這與占有相反。占有是要從外面有所取得。創造則是從自己這裡的勁頭、才能、力氣要使用出去。科學家、藝術家往往為了發明創造而忘寢廢食。革命家為了革命而捨生命。以至人們一切好的行為皆出於創造衝動。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鼓勵人們的占有衝動，發展了人的占有衝動，而抑制著人的創造衝動，已經到了可怕的地步。資本主義社會之必須改造在此。改造的方向，或其如何改造的原理，就在讓人們的創造衝動得以發揮發展而使占有衝動減退。
再如美國心理學家麥獨孤所著《社會心理學緒論》一書，亦是一最好之例。他在自序中首先指出社會科學家在講經濟、政治、教育、倫理等等學問時，從來沒有認真研究人類心理，而徑直在他們各自的粗淺看法那種假設上，去講經濟，講政治，講教育，講倫理等等。現在這種假設站不住了，那些學問亦將被推翻，從新來過。他的書就意在為社會科學試著先做些基礎工作。他在這裡說的粗淺看法，即指一般只留意人有意識那一面，亦就是欲望方面。而他則認為人類行為的動力在本能。本能好比鐘錶的發條。假如把發條抽去，鐘錶就不走了。人無本能亦將不會動。本能著見於動物生活中，原是生物進化、生存、競爭、發展而來的。本能在人，或者比動物還複雜，還多。每一種本能皆有與它相應的一種情緒。例如鬥爭，就是一種本能，與之相應的情緒就是忿怒。忿怒與鬥爭相關連。動物在覓食求偶之時，都免不了爭奪。怒氣盛，鬥爭強的自然勝利。這樣就從優勝劣敗，而將那不善斗的淘汰去，發展了鬥爭的本能。又其父母撫養幼子，亦是一種本能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ｉｎｓｔｉｎｃｔ。與之相應的情緒，就是慈柔之情。富於這種本能的動物，自然在生存競爭中亦得到優勝傳種而發達起來。諸如此類，各種本能皆在生物進化史上有其來歷。
我從羅素與麥獨孤兩家的言論主張得到印證，增加了我的自信。特別是看到他們所認為頂新鮮的道理，我已經掌握而高興。兩家之外，可舉之例還很多很多，如心理學界後起的「精神分析」學派，以佛洛伊德為首，特彆強調下意識或雲潛意識，極注意人的感情方面。還有許多學者提出「社會本能」，這一說法，給予我思想上很大助力，其中如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一書，從鳥獸蟲豸生活中羅列其群居互助的許多事實，證明互助實為一種本能，人類社會之所由成正亦基於此。西洋舊說，人們所以結成社會是由自利心的算計要交相利才行。講到倫理上的利他心，總說為自利心經過理性而推廣出來的。所有這些總由只看到人有意識的一面，而沒有認識到本能和感情的強有力。現在心理學上新見解出來，舊說悉成過去。雖東歐、西歐、北美各學者之為說不盡相同，著意所在種種不一，然其為西洋人的眼光從有意識一面轉移到其另一面則無不同。
為何說我在心理學上所抱見解這一轉變，卻與我第三期宗尚儒家的思想相聯呢？因為我發現孔子和墨子恰好不同。墨子所忽視的人類情感方面恰為孔子重視之所在；而墨子所斤斤較量的實利，恰為孔子所少談。此其不同，正是代表著兩家對人性認識之不同而來。近代西洋社會人生，是從其中古宗教禁欲主義之反動來的，可說是「欲望本位的文化」。其盛行的功利主義於墨子為近，於孔子則相遠。同時，在儒書中，你既嗅不出一點欲望氣味，亦看不見一毫宗教禁慾痕跡。這證明它既超出西洋近代，又超出西洋中古，不落於禁慾和欲望之任何一邊。像前面說過的，我因覺悟到欲望給人生帶來種種苦痛而傾心印度佛家的出世。但我一諷誦儒書，就感染一種沖和、恬淡、欣樂情味，頓然忘苦，亦忘欲望。當然亦就忘了出世，於是我看出來儒家正是從其認識人性而走順著人性的路，總求其自然調暢，避免任何矯揉造作。這樣，我就由傾心佛法一轉而宗尚儒家了。距今四十五年前（１９２１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就是從這裡寫成出版的。書中貶低墨子而推崇孔子，是完全基於人類心理認識之深入的，同時，看清楚近代西洋和古中國和古印度三種不同的人生態度，實代表著人類文化發展的三階段；斷言：在世界最近未來，繼歐美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近代西洋文化之後，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並指出其轉折點即在社會經濟從資本主義轉入社會主義之時。所有這些見地主張從何而來？一句話：
要無非認識了人類心理在社會發展前途上將必有的轉變而已。
這話說起來很長，非此所及詳。姑舉其一點而言之。社會發展的前途，是要從階級統治的國家，轉到階級消滅而國家消亡的。國家的消亡是什麼呢？那即是代表強力統治的法律、法庭、警察、軍隊的消亡而已。簡單說，那亦就是刑罰的廢除。此時社會秩序的維持，人們協作共營生活的實現，全要靠社會成員之自覺自律，不再靠另外的強制力。教育勢必成了首要之事。但教育只在思想意識一面嗎？你必須從根本上調理好人的本能情感才行。質言之，必須以情感上的融和忘我取代了分別計較之心才行。
那將莫妙於儒家倡導的禮樂了。未來的文化必將以禮樂代刑罰（或刑賞），是可以斷言的。刑罰（或刑賞）不外利用人的計較利害得失心理來統馭人。這一老套子在新社會不唯不中用，而且它會破壞和樂忘我的心理，破壞協作共營生活的。當時孔子並不曉得社會發展前途的需要，但他卻深切認識人類心理而極不願傷損人類那可貴的感情。
關於我在人類心理的認識上第一次翻案的話不再多談。以下談其第二次翻案，亦即是最後的認識。
我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曾說「世界上只有兩個先覺：佛是走逆著去解脫本能路的先覺；孔是走順著調理本能路的先覺。」這句話代表我當時（四十五年前）把一般心理學上說的本能當作人類的本性看待了。這是錯誤的。那本書在人生思想上歸宗儒家，而在為儒家道理作說明時，援引了時下許多不同的心理學派所用術語，類如「本能」、「直覺」、「感情」、「衝動」、「下意識」等等，夾七夾八地來說話，實在不對。不但弄錯了儒家對人類心理的認識，也混亂了外國那些學派。
這實在因我當時過分地看重了意識的那另一面，而陷於理智、本能的二分法之故。特別是誤信了社會本能之說，在解釋人類道德所從來上，同意於克魯泡特金的說法，而不同意於羅素。羅素在其《社會改造原理》一書中把人類心理分成本能、理智、靈性（其原文為ｓｐｉｒｉｔ，譯本以「靈性」
一詞譯之）三方面，而說人類宗教和道德即基於靈性而來。克魯泡特金在其《無政府主義者的道德觀》一書中，卻直截了當說人類的道德出於生來的一種感覺，如同嗅覺、味覺、觸覺一樣，絕似儒家孟子書中「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的比喻。他因而主張「性善論」亦同孟子一樣。於是我在舊著中就批評羅素於本能外抬出一個靈性，作為宗教上道德上無私的感情（原文為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ｆｅｅｌｉｎｇ）之所本，未免有高不可攀的神秘味，實不如克魯泡特金所說之平易近情，合理可信。我對人類心理的最後認識，即在後來明白了一般心理學上所謂本能，不相當於人類本性；人類所具有「無私的感情」，不屬於本能範疇，承認了羅素的三分法確有所見，未可菲薄。
此蓋為１９２１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後，愛用心思的我，仍然不停地在觀察，在思考，慢慢發覺把本能當作人類本性（或本心）極不妥當。事實上有許多說不通之處。像孟子所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敬其兄」的話，按之事實亦不盡合。任何學說都必根據事實，不能強迫事實俯就學理。原書錯誤甚多，特別在援引時下心理學的話來講儒家的那些地方。為了糾正這些錯誤，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的一學年在北京大學開講「儒家思想」一課，只是口說，無講義，由同學們筆記下來。外間有傳抄油印本，未經我閱正。我自己打算把它分為兩部分，寫成兩本書。一部分講解儒書（主要是《論語》，附以《孟子》）的題名《孔學繹旨》，另一部分專講人類心理的題名《人心與人生》，但兩本書至今均未寫成。《孔學繹旨》不想再寫了。《人心與人生》則必定要寫，四十年來未嘗一日忘之，今年已開始著筆，約得出十之三，正在繼續寫。
以下略講第二次翻案後，亦即現在最後認識的大意。達爾文的進化論泯除了人類與動物的鴻溝，有助於認識人類者甚大。人類生命的特徵之認識，只有在其與動物生命根本相通，卻又有分異處來認識，才得正確。從有形的機體構造來看，人與其他高等動物幾乎百分之九十幾相同，所差極其有限，此即證明在生命上根本相通。心理學上所說的本能，附於機體而見，是其生命活動渾整地表現於外者，原從機體內部生理機能之延展而來，不可分離。就動物說，其生命活動種種表現，總不外圍繞著個體生存和種族蕃衍兩大問題。這實從其機體內部生理上飲食消化、新陳代謝以及生殖等機能延展下來，而渾整地表現於外的就為本能了。生理學上的機能和心理學上的本能，一脈貫通，是一事，非兩事。從機體到機能到本能，一貫地為生命解決其兩大問題的工具，或方法手段。前面亦曾說過，本能是動物在生存競爭自然選擇中發展起來的極有用的手段。人類生命從其與動物生命相通處說，這方面（從機體到本能），基本相類似，若問其分異何在呢？那就是對照起來，只見其有所削弱而不是加強，有所減退而不是增進。例如鼻子嗅覺人不如狗，眼睛視力人不如鳥，腳力奔馳人不如馬，爪牙勁強銳利人不如虎豹。機體的耐寒耐飢人亦遠不如動物。在食色兩大問題上的本能衝動亦顯得從容緩和，不像是有利於爭奪取勝的。總結一句話，相形比較之下，人在這方面簡直是無能的。
然而世界終究是人的世界，不是動物的世界；那麼，人之所以優勝究竟何在呢？這就在作為生命的工具、方法手段方面，他雖不見優長，卻在運用工具方法手段的主體方面，亦即生命本身大大升高了。在機體構造上，各專一職的感官器官不見其增多，亦不見其強利，反而見其地位降低，讓權於大腦中樞神經，大大發達了心思作用。他不再依靠天生來有限的工具手段，他卻能以多方利用身外的一切東西，制出其無限的工具手段。這就是說，他在生物進化途程中走了另外一個方向。
生物進化本來有著幾種不同方向的：首先植物和動物是兩大不同方向；其次動物界中節肢動物和脊椎動物又是兩大不同方向。不同的方向皆於其機體構造上見之。說人類走了「另外一個方向」，即是指的脊椎動物這一條路向。脊椎動物這一路，趨向於發達頭腦，以人類大腦之出現而造其高峰。為什麼說「另外」呢？對於生活方法依靠先天本能，生活上所需工具就生長在機體上，那舊有方向而說，這是後起的新方向。從心理學上看，舊有的即是本能之路，後起的為理智之路。理智對於本能來說，恰是一種反本能的傾向。傾向是傾斜的，初起只見其稍微不同，慢慢越發展越見其背道而馳。節肢動物走的本能之路，以蜂蟻造其極。那些與人類相類近的許多高等動物，原屬脊椎動物，其傾向即在理智。在它們身上露出了有別於本能的端緒，本能卻依然為其生活之所依賴。必到人類，理智大開展，方取代了本能，而人類生活乃依賴學習。理智本能此消彼長，相反而不相離。在人類生命中，本能被大大削弱、沖淡緩和，減退，卻仍然有它的地位。此在食（個體生存）色（種族蕃衍）兩大問題上不難見出。
從食色兩大問題上不難見出本能仍然在人類身上有其勢力。不過對照動物來看，在動物身上畢生如是，代代如是，機械性很大，好像刻板文章的本能，但在人類卻像是柔軟易變的素材，任憑塑造，任憑鍛鑄，甚至可以變為禁欲主義如某些宗教，還可以逆轉生殖能力，向著生命本身的提高而發展，如中國道家「順則生人，逆則成仙」的功夫。這些話我們不暇談它，扼要點出其不同如下。
一、本能在動物是與生俱來的，為著解決兩大問題而配備好的種種方法手段。動物之一生，仿佛陷入其中而出不來，於是其整個生命亦就隨著而方法手段化，成為兩大問題的工具，失掉了自己。本能在動物生活中，直然是當家做主的。
二、感情興致與本能相應不離，雖有種種複雜變化，要不出乎好與惡之兩大方向。此兩異之方向，顯然是為利害得失之有異而來，而其為得為失為利為害則一從兩大問題上看。
三、由於反本能的理智大發展之結果，人類生命乃從動物式本能中解放出來，不再落於兩大問題的工具地位，而開始有了自己。從而其感情興致乃非一從兩大問題的利害得失以為決定者。
四、方法手段總是有所為的。與動物式本能相應不離的感情，不能廓然一無所為，不是為了個體，便是為了種族的利害得失。因而無私的感情，動物沒有，唯人有之。人類求真之心好善之心都是一種廓然無所為而為。例如核算數字，必求正確，算得不對，心難自昧。這就是一極有力的感情。這感情是無私的，不是為了什麼。求真之心，好善之心，亦或總括稱之為是非之心，當在大是大非之前，是不計利害得失的。必不能把求真好善當作營求生活的一種方法手段來看。
五、無私的感情發乎人心。人心是當人類生命從動物式本能解放出來，其本能退歸工具地位而後得以透露的。唯此超居本能、理智之上而為之主的是人心，其他都不是。
說到這裡，舊著錯誤便自顯然。舊著籠統地講所謂「本能」，動物本能人類本能混而不分，是第一錯誤。直以此混而不分的本能當作人心來認識，就錯上加錯了。
還有舊著誤信歐美一些學者「社會本能」的說法，亦須待指明其如何是錯誤的。
人類夙有「社會性動物」之稱，因其他任何高等動物都沒有像人這樣總是依賴著社會過活。雖然節肢動物的蜂和蟻，倒是過著社會生活，但它們不屬高等動物。蜂蟻之成其社會出於本能，那是不錯的。因為其社會內部組織秩序，早從其社會成員在機體構造上種種不同，而被規定下來。人類走著反本能之路，本能大見削弱，豈得相比。近代初期的西歐人士便倡為「民約論」之說，說社會國家之組成起源於契約，不免是發乎民主理想的臆說，於歷史事實無征。但從有意識地結約之反面，一轉而歸因什麼「社會本能」，又豈有當？特別是順沿著動物的本能來談人類的本能，混而不分，把人類社會的成因歸落到這混而不分的本能之上，錯誤太大，不容不辯。
人類特見優良之所在有二：一是其特見發達的心思作用，這是無形跡可見的一面；又一面是其隨時隨地而形式變化萬千的社會。此二者乍看似乎是兩件事，實則兩事密切相關，直同一事。心思作用完全是人（個體）生活在社會中隨著社會發展而發達起來的，直不妨說為社會生活的產物，而同時任何一形式的社會亦即建築在其時其地人們心理作用之上。形式一成不變的蜂蟻社會，當然是由本能而來的；卻怎能說形式發展變化不定的人類社會亦是出於本能呢？且以人類之優於社會生活歸因於人類所短絀的本能，顯然不近理，倒不如歸因於其所優長的心思作用，亦即意識作用還來得近理些。然而以意識作用來說明人類社會起源之不對頭，卻又己說在前了。
如此，兩無所可，便見出理智、本能兩分法之窮，而不得不捨棄我初時所信的克魯泡特金之說，轉有取於我前所不取的羅素的三分法。羅素在理智本能之外，提出以無私感情為中心的靈性來，自是有所見。可惜他的三分像是平列的三分，則未妥。應當如我上面說的那樣：無私的感情發乎人心；人心是當人類生命從動物式本能解放出來，其本能退歸工具地位而後得以透露的。正不必別用「靈性」一詞，直說是「人心」好了。說「人心」，既有統括著理智、本能在內，亦可別指其居於理智、本能之上而為之主的而說。這樣，乃恰得其分。
對於人類心理有此認識之後，亦即認識得人類社會成因。人類社會之所由成，可從其社會生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兩面來看。所謂必要性，首先是因其缺乏本能而兒童期極長，一般動物依本能為活者，一生下後（或在短期內）即有自營生活的能力。而依靠後天學習的人類，生下來完全是無能的，需要很長時期（十數年）在雙親長輩的撫育教導下，乃得成長起來。人不能離開社會而存活是其所以成社會。所謂可能性，指超脫於動物式本能的人心乃能不落於無意識地或有意識地各顧其私，而為人們共同生活提供了基礎。在共同生活中，從人身說，彼此是分隔著的（我進食你不飽）；但在人心則是通而不隔的。不隔者謂痛癢好惡彼此可以相喻且相關切也。這就是所謂「恕」。人世有公道實本於恕道。恕道、公道為社會生活之所攸賴。雖則「天下為公」，還是社會發展未來之遠景，但此恕道公道從最早原始人群即必存於其間。乃至奴隸社會，在某一範圍內（譬如奴隸主之間），某種程度上亦必存在的。否則此不恕不公之奴隸社會亦將必不能成功。在範圍上，在程度上，恕道公道是要隨著歷史不斷發展的，直至末後共產社會的世界出現而大行其道。總結一句：蜂蟻社會的成因即在蜂若蟻之身；人類社會的成因卻是在人心。
從上所談，可知克魯泡特金以道德為出於本能的不對。然而如麥獨孤在其《社會心理學緒論》中對此類見解力加非難者亦復未是。他對那些抱持道德直覺或道德本能一類見解者致其詰難說：人們的行動原起於許多衝動，這些衝動乃從生物進化自然選擇而發展出來，在進化中並沒想到人們將來文明社會裡應該怎樣生活的，所以人們行動反乎道理是常情，合乎道理乃非其常。今天有待解說的，是為什麼人們發乎衝動的行事亦竟然有時合乎理性？在生物進化中並沒有發展出一種道德本能來呀？我們可以回答說：作為生活方法手段的那樣道德本能確乎沒有的。但從方法手段性質的本能（動物式本能）解放出來的人心，卻不期而透露出給道德作根據的無私感情。理性不從增多一種能力來，卻從有所減少而來，麥獨孤固見不及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