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安東妮亞 · 第八章

初春終於突破了亘長的寒冬，最初的那幾個禮拜里，哈林家的孩子們和我感到從來沒有比這更愉快更滿意更無憂無慮的了。我們整天在外面淡薄的太陽下，幫助哈林太太和東妮掘地，種菜園子，在果樹周圍鬆土，縛葡萄藤，修剪樹籬。每天早晨，在我起床以前，我總可以聽到東妮在園裡一排排的樹間唱歌。蘋果和櫻桃樹開花以後，我們在下面四處奔跑，尋找鳥兒正在築起的新巢，互相丟泥塊，同尼娜玩捉迷藏。然而使萬物改觀的夏季一天天臨近了。男孩女孩們在成長的時候，生活是無法平靜的，即使在最寧靜的鄉村小鎮也是如此；他們是非成長不可的，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但他們的長輩們總是忘記了這一點。 一定是在六月間，因為哈林太太和安東妮亞正在做櫻桃醬，有一天早晨我在她家停下來告訴她們，有一個舞蹈班子的帳篷到鎮上來了。我曾看到兩輛運貨馬車從車站運來了帳篷和漆得五顏六色的帳篷柱子。 那天下午，三個興致勃勃的義大利人在黑鷹鎮上溜達，對每一樣東西都要瞧一瞧，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一個皮膚黝黑，身體結實的女人，頸子上戴一根長長的金表鏈，手裡拿一把黑花邊的陽傘。他們似乎對孩子們和空地特別感興趣。當我追上他們，停下來同他們說話時，我發現他們和藹可親，對人也信得過。他們告訴我說他們冬天在堪薩斯城工作，夏天就帶著帳篷到農村小鎮來教舞蹈。一個地方生意清淡時就遷移到另一個地方去。 舞蹈帳篷搭在丹麥人開的洗衣店附近一塊空地上，四周有高大弓形的白楊樹環繞著。那帳篷很像一個玩旋轉木馬的帳篷，四面敞開，帳篷的柱子上飄揚著色彩鮮艷的旗幟。一個禮拜還沒過完，所有愛出風頭的母親全都把她們的孩子送到午後的舞蹈班去學習。到了三點鐘，人們就能碰到穿白衣服的小女孩和穿著當時時興的圓領襯衫的小男孩們在人行道上風忙火急地向帳篷走去。范尼太太在帳篷進口處迎接他們，總是穿著鑲了很多黑花邊的淡紫色衣服，胸前掛著她那條顯赫的表鏈。她把頭髮攏到頭頂上，用紅珊瑚梳子攏成一個黑塔似的髮髻。她一笑就露出兩排堅固而歪七扭八的黃牙。她親自教小娃娃，她那彈豎琴的丈夫則教年紀大一點的孩子。 母親們時常在上課時帶著她們的刺繡活兒來，坐在帳篷蔭涼的一邊。賣玉米花的小販把裝著玻璃的貨車推到門口那棵白楊樹下，在太陽下懶洋洋地等待著，確信跳舞散場後會有一筆好生意做。丹麥洗衣店老闆詹森先生總是端著椅子從走廊上出來坐在草地上。有幾個從火車站來的衣衫襤褸的小男孩在拐角上撐著把白傘出賣爆玉米花和冰鎮檸檬水，他們對那些打扮得齊齊整整來跳舞的小傢伙們做鬼臉。那塊空地不久就成了小鎮上最快活的地方。即便是在最炎熱的下午，上面有沙沙響的白楊樹遮蔭，空氣里充滿了爆玉米花和融化了的奶油的香味，皂草在太陽中枯萎。這些大膽魯莽的花兒從洗衣店花園裡蔓延出來，把空地當中的草映成粉紅色。 范尼家模範地遵守著規矩，每天晚上在市議會規定的時間關門。只要范尼太太一發出信號，豎琴上奏起《家，甜蜜的家》，全黑鷹鎮就知道是十點鐘了。你可以根據這個曲子來對表，其可靠程度不亞於機車修理房的汽笛聲。 在那漫長的無聊的夏天的夜晚，人們終於有點事兒可做了，先前這個時候結了婚的人們像菩薩似的坐在前面走廊上，少男少女們在木板人行道上溜達，溜達——北到開闊的大草原邊上，南到火車站，然後轉過來到郵局、冷飲室、肉店。如今有了這麼個地方，姑娘們可以穿上她們的新衣服，人們可以放聲大笑，不會受到接著而來的沉寂的譴責。那種沉寂仿佛是從地里滲出來的，同蝙蝠和陰影一同懸掛在黑黝黝的楓樹樹葉下面。如今這沉寂為輕鬆愉快的聲音打破了。首先是范尼先生的豎琴像銀色漣漪越過充滿塵土氣的夜色嗡嗡地傳來；然後小提琴參加進來了——其中的一把簡直像長笛的聲音。這些聲音是那麼調皮而誘人地召喚著，使我們的腳急匆匆朝發出聲音的帳篷走去。我們先前為什麼不曾有過這樣一個帳篷呢？ 現在跳舞流行起來了，正如去年夏季的溜旱冰。進步黨的紙牌俱樂部同范尼家訂了合同，包下禮拜二和禮拜五兩個晚上專用他們的場地。其他時間，只要付錢和守秩序，誰都可以去跳舞：包括那些鐵路上的職工，機車修理房的機修工，送貨的勤雜，賣冰的人，住在不遠、幹完一天的農活還來得及騎馬到鎮上來的莊稼漢。 我從沒錯過一場禮拜六夜晚的舞會。那時帳篷一直開放到深夜。鄉里的小伙子從八十英里遠的農場跑來，所有農村來的姑娘都到場了——安東妮亞、莉娜、蒂妮和丹麥洗衣店的姑娘們以及她們的朋友。並不是只有我一個男孩感到在那裡跳舞比其他娛樂更愉快。屬於進步黨紙牌俱樂部的年輕人總是在很晚的時候順便走進來，冒著同情人吵架和受到普遍譴責的危險，來同「幫工姑娘們」跳一輪華爾茲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