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閒談 · 文化大觀
華茲華斯（Wordsworth）的一首十四行里有這麼一句話：
We speak the tongue that Shakespeare spoke
我們用著莎士比亞所用過的文字
卡萊爾（Carlyle），在他的《英雄與英雄崇拜）（Hero and HeroWorship）一部書的《莎士比亞》一章之內，也說過同樣的話。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他可以作得他這國家、民族的喉舌——好像「言為心聲」那樣。
近代的這種例子，如同托爾斯泰、杜思退益夫斯基、屠格涅甫、柴霍甫那個「四人合唱隊」，代表了過渡時代的俄國文化；顯克微支代表了波蘭；易卜生與般生代表了挪威。詩歌上的這種例子，如同荷馬的兩部史詩是希臘文化的大觀；但丁的《神曲》是中古文化的大觀；哥德的《浮士德》是近代文化的大觀；亞洲的這種例子，如同《天方夜譚》是亞剌伯民族的喉舌；峨默（Omar Khayyam）是波斯民族的喉舌；《聖經》是猶太民族的喉舌；太戈爾是印度民族的喉舌；「諾」劇（No plays）是日本民族的喉舌……這些例子都是由歐洲的立場舉的；峨默，在本國，並算不得「國家詩人」，那個榮譽，在本國，是屬於哈菲斯（Hafiz）的。
歐美的人，談到中國文學，總是拿李白來代表；這是與中國自己通常的傳統思想相異的。韓愈，文起八代之衰的人，確是有眼光，他有過兩句詩，
蚍蜉撼大樹，
可笑不自量！
這兩句詩算是拿歷來的李、杜優劣論給一筆抹煞了。唐代文化，中國的第二期燦爛的文化，是固有的文化與印度文化會合以後而產生的；拿李、杜來代表，無可異議。
《離騷》的想像復活於李白的詩中；《離騷》的情感復活於杜甫的詩中。李白的哲學是老、莊的哲學與出世的「佛學」之融合體；杜甫的哲學是「儒家」的哲學與悲天憫人的「佛學」的融合體。
唐代的詩，由陳子昂起，是針對了「六朝」而發的一種反動；然而，在技巧上，李、杜並不曾舍了「六朝」而不顧。
頗學陰何苦用心
這是杜甫自認其在技巧上受惠於「六朝」的話；
李侯有佳句，
往往似陰鏗。
這是杜甫稱讚李白能以缽傳「六朝」的精細的技巧的話。李白的長短句基源的鮑照，這是杜甫的
俊逸鮑參軍
一句詩已經說破了的；李白的五絕基源於謝月兆，這是我們就了他的詩中常有讚美謝詩的話這一層上可以歸納出來的。
李、杜的技巧，來源是如此；這麼看來，現在的一般新文學的作者，他們所抱的那種「線裝書扔進茅廁里去」的態度，是昧於歷史觀的……同時，當然，新文學也是並不曾歐化到充分的程度。
孔子說的，「溫故而知新」，雖是一句極為陳舊，腐濫的話，它仍然不失為真理。舊文化沒有一個正確的清算，新文化的前程又怎麼去發展呢？西方的文化可以比為春天的太陽，至於樹幹與漿汁，它們還是舊有的，或是由舊文化的土地中升上的。當然，張騫在漢代也曾由「西域」移植過葡萄；各種有「胡」字起頭的果樹，它們也是移植自番邦的。不過，中國的土地上，只是種葡萄，就算了麼？只是苜蓿湯，中國人便能以滿足食慾了麼？美國由中國移植去了各種的植物；他們便拿本國所固有的植物去給毀滅了麼，他們的蜜柑，蘋果，一直銷行到了中國的，正是他們所固有的水果。人工的培植，使得「花旗蜜柑」，「花旗蘋果」，由「西部拓殖者」Pioneers of the West當時所吃的那種，進化成了我們現在所吃的這種……此中確是有一個《伊索寓言》式的教訓。
西方文化，如其斷代的輸入，換而言之，便是，我們如其只是輸入現代的，那不僅是不完全而已，便連了所輸入的現代的這一部分，我們都不能完全了解。只說文學，只說現代的英國文學。詩歌一方面：現任的「桂冠詩人」，他與孝素（Chaucer）的關係；新派詩中感覺的錯綜以及機械文明的詩料，它們與十七世紀「玄學派詩人」的領袖，黨恩（Donne）的關係。戲劇一方面：蕭伯納的「清淨教」的態度，他的讚揚希臘喜劇家亞里斯多芬尼士（Aristophanes）的話，他的喜歡說俏皮話的傾向是怎麼一個來源；高爾斯華綏的《正義》一劇中所插入的啞劇是來源自中古時代的戲劇；巴蕾（Barrie）的戲劇與英國前代的兒童文學的關係。小說一方面：康拉德的工技與史蒂文生的關係；韋爾斯的科學小說與威奴（Verne）、愛倫·坡的關係；高爾斯華綏的十部左右的福西脫家史的小說，它們與左拉的各部魯貢·馬加爾家史的小說的關係。這些決不是斷代的讀現代英國文學所能知道的。那麼，知道了，又有什麼用呢？——有人可以動問。知道了，便知道新的題材可以怎麼去採取，並知道新的題材可以怎麼去處置——我們可以這樣回答。
在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兩千年前的希臘文化的精神可以感興起來一種嶄新的精神；米爾頓（Milton），在《失樂園》（Paradise Lost）的序言中，說他的「無韻體」（Blankverse）是蛻化自希臘史詩的「六步體」。這兩重的態度或許便是新文學所應採取的態度——如其新文學是決意要追蹤燦爛的唐代，在這固有文化又與一種新來的文化接觸的時候，也要產生一種文化大觀的文學、文學家。
中國的「文藝復興」，要借重於兩方面：翻譯、考古學。
玄奘到印度去取經，給唐代文化安置下了一塊基石；這與裴特臘克（Petrarca）的搜求「拉丁」名著，以為繼他而起的「人文學者」的搜集、印行、翻譯希臘與「拉丁」名著，而開闢了歐洲「文藝復興」的道路類似。我們的文學先輩們在介紹西方文學及發掘古文化遺產方面作了一番較為系統的工作。如今又有文化基金會的翻譯工作與教育部的編譯館了。希望他們認明了這種工作的重要性，能以給與我們以一個滿意的成績！
古代的典籍真是「夥頤」之至。研究的有人，整理的也有人。不過，只憑典籍，決不能將古代文化的整體整理起來。考古學的發掘，文獻的保存（如「道教」的），外來的影響（如景教、印度文化、間接的希臘文化），這些，在整理古代文化的工程中，都是應當縝密的進行，探討的。這種工程，不僅與我們的正在形成期內的新文化有密切的關係，便是在世界的文化史上，也一定要有重大的貢獻，研究、整理古代典籍、文獻的人啊，你們的每一點新發現，它要像投下水中的石子那樣，波動開影響到無窮！考古學的發掘者啊，你們所下的每一鋤，它要像礦工的每一鋤那樣，使得你們的祖國更近一步的要發現出她的豐富的寶藏，金、銀、玉、寶石、煤、鐵！
這些都是繁重的，需時悠久的工程；產生一個文化大觀的文學家也是一樣。或許，終我們這一世，工程並不能目睹其完結，那個或是那些文化大觀的文學家也不能自睹其丰采……至少，我們總盡瘁了我們的力量；在這羞辱與貧弱交迫的時代，我們便是放下筆來，放下工具來，遵從了「死亡」的號召而遠去那片地方：
From whose bourne no traveller returns，
那片「沒有行人遄返自它的疆界的」地方，我們在最後的回光之內，至少能以自慰，我們還算是不愧為陳子昂、玄奘、李白、杜甫的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