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課 · 一封信
編輯先生：
得到來信，知道前不久在「文藝」上我那篇談「差不多」的文章 (12) 所提起的一點意見，已很有了些反響。對於一件事情，見仁見智，各有不同，原是很自然的。尊意擬把它匯集一下，刊載出來，作為一種討論，詢問我有什麼意見補充。對於這種討論我並無何等意見，尤其是照時下風氣，在討論文中常發現「你是漢奸」「你是混蛋」一類名詞情形下，我是更無意見可言的。我寫那篇文章只說明我個人對當前情況一點所見所信。我的希望，我的目的，在本文末尾就說得明明白白，並不如你所加按語要引起一種觀念不同兩不接頭的討論的。
近幾年來在作家間所進行的運動很不少，大眾語運動、手頭字運動、幽默文學、報告文學、集團創作……每種運動都好像只是熱鬧一場完事。我卻希望有些作家，來一個「反差不多運動」。針對本身弱點，好好的各自反省一番，振作自己，改造自己，去庸俗，去虛偽，去人云亦云，去矯揉造作，更重要的是去「差不多」！這樣子來寫出一些面目各異的作品。倘若一個文學作品還許可我們對它保留一點希望，以為它會成為多數人的經典，可能成為多數新人的一種經典，似乎也只有經過這樣子反省來從事寫作的作家，方能夠完成這種經典。這「反差不多」的運動，在刊物上、雜誌上熱鬧是不必需的事，卻應當在作家間成為一個創作的基本信條。
我的對象是一些同我一樣有誠心寫作，而又感於自己成績不佳，且明白失敗根本所在，也希望自己作品更好一點，坦然承認必須虛心努力的作者。這種作者在當前不是沒有的。至於那種自信心極強，有機會印了幾個單行本創作集，就以為對於文學已經作過很大貢獻的，那是用不著我來說話，提出個什麼「基本信條」，只要書業中人作廣告時為介紹「這是中國偉大作家」，就很夠了。倘若因為我在文章中對他們不提提，像是疏忽了他們，抹殺了他們，因而十分不平，便由於這種情緒，引起一些極可笑的謾罵，這個你知道，去我寫那文章的意思已離得太遠，更無從討論了。
我說的「差不多」一個名詞，自然很傷了一些作家的心。尤其是在這種年頭，有些人拿了一支筆在手上，就天真爛熳的以為只有他是在「愛國」，而又保有「真理」，他是預言家，是全個身心浸透了對人類同情，所有作品都得照普通廣告上常見的措詞得到讀者反應的。他在趨向上要表示與「多數」一致，在寫作方式上又最忌諱與人一致的矛盾中（也就是思想上他要從差不多中討好，文章上又要從反差不多中見好的矛盾），我這句話不是打中了他的胸膛，就是觸著了他的背脊，不受用是當然的。但其實倒是這些人自信心不大堅強，或明知自己也空空洞洞，一點點成就還是「頭腦」和「老闆」湊和的，心虛而內恧，所以對我提到的一個名詞便感到憤惱或痛苦，不然就不至於如此了。
我認為「一切偉大作品都得有它的特點或個性，努力來創造這個特點或個性是作者的『責任』和『權利』。作者為了追求作品的壯大和深入，得自甘寂寞，略與流行習氣離遠，不亟亟自見」。這點意見和當前一般人說來，的確是如你那按語所說有些「孤單」的。我明白這點孤單。這孤單即或對當前「作家」無意義，至少對某一些人也許還有用處，就是給那些對創作真有信心，真有野心，自甘寂寞埋頭努力的無名之士，一點「空谷足音」的感覺。我相信到處都有這種無名之士。他們在生長，在各地各種生活里慢慢的生長，而且毫無可疑，所謂真正偉大的作品，是要由他們手上產生的。他們當前的沉默，便孕育了一個偉大的未來。他們的努力，也許與「作家」「文壇」「集會」「論戰」都仿佛無關，然而作品卻將與「真理」和「藝術」更近，成績將成為歷史之一環。
我贊同文藝的自由發展，正因為在目前的中國，它要從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種「一尊獨占」的趨勢里解放出來，它才能夠向各方面滋長、繁榮。拘束越少，可試驗的路也越多。
為作家設想，為作品的自由長成而能引起各方面的影響設想，我認為一個政治組織固不妨利用文學作它爭奪「政權」的工具，但是一個作家卻不必需跟著一個政治家似的奔跑。（他即或是一個對社會革命有同情的作家，也不必如此團團轉。）理由簡單而明白，實行家是有目的而不大擇手段的，因此他對人對事是非無一定，好壞無一定，今天這樣明天又那樣，今天擁護明天又打倒，一切惟看當前情形而定。他隨時可以變更方法而趨向目的，卻不大受過去行為的拘束。文學家照例得捏緊一支筆，不幸這支筆另一時也就纏縛著他。他若跟著「政策」跑，他似乎太忙一點，來不及製作什麼有永久性的作品。不管他屬政府派還是屬反政府派，奉命執筆既必然常常得變更其毀譽目標，所說的人事是非無固定性，違命執筆則不可能，稍受壓迫且特別容易轉變。轉變又轉變，人轉變了文章卻好好的擺在那裡，一個稍有記憶的讀者試來對照對照，就可看出有多少作家去年的文章卻罵了今年的本人，當前的行為倒嘲諷了先前的作品。結果恰好兩兩抵消，本人的文章行為在社會上皆無從引起信仰，對革命言只是化「悲壯」為「幽默」，對文學言只是從「有為」變「無為」。
為讀者設想，讀者是更需要各方面作品來教育或娛樂的。若文學作品真如某種人的妄想，以為只要在一個作品上說「我是真理，信我就可得救」，所有讀者當真信從真理一律得救，文學與社會關係簡單到如此，那也就好辦多了。事實上文學作品對社會的影響卻有它的限度，它既受歷史上那一大堆文學遺產所控制，又被人人賴以為生的各種職業所牽制。易言之，就是大部分讀者的文學觀，是建設在一切現存的文學作品上面，某種新的理想要從文學輸入，那個作品必然得達到一個較高作品的水平才會發生效果。大部分讀者的人生觀又是建設在當前貼身事業上，任何未來的理想主義，一涉及變更他們當前生活時，照例絕不會即刻拋下他的固有事業而去追求理想的。讀者如此，作者卻只是幾個長遠寄託生活於大都市中的人物，書本知識和人事知識皆異常薄弱，惟各以便利機緣成為作家，露面於老闆與讀者之間，知自愛的還肯老老實實努力於作品製作，具政客手腕活潑跳脫的，卻老在想法從一個口號或一種運動上企圖偉大。砂上建屋，瘠地種樹，求作品能籠罩一切，對讀者能有多大作用，當然是不可能。
我說的自由發展，不特是解放抽象的觀念上的拘束，也是打破事實上的少數作家的市場獨占，不特是為作者，同時也正是注意到讀者。
在文壇聯合的問題上，有點文章可作我對於這種見解的說明：
聯合實具有解放的意義，因為既聯合了，既在一個廣大範圍中聯合了，至少從此以後一般刊物中，消極的我們可以不必再讀一些屬於私人的吵嘴、肉麻的批判，不會再見到左翼的「雙包案」，更不用使許多青年學生，把興趣集中到觀戰一件事情上，向大小刊物去搜集文壇消息。積極的，我們還可以希望作家各自努力來製作那種經典，真的對於大多數人有益，引導人向健康、勇敢、集群合作而去追求人類光明的經典。同時尚留下一點點機會，許可另外一種經典也能夠產生，就是那類增加人類的智慧，增加人類的愛，提高這個民族精神，豐饒這個民族感情的作品產生。正因為這些作品，是在某一時容易為少數人嘲諷，卻也必然為當前與將來那些沉默無言的多數人所需要的。它的內容也許不是革命，不是義勇軍，不是戰爭，不是中學生和大學生的讀物。但是我們只要一想想，除了學生以外，支持這個社會的中堅分子還有多少人，便是學生，除了文法科以外，尚有多少在實驗室的，在工場裡的，以及先前是學生，現在已離開學校，在種種事業上直接參加這個國家建設工作的人（尤其是身在邊地僻縣服務的人），工作之餘，還有不有一點需要，從一本書上得到一點有會於心的快樂，得到一點忘卻寂寞與疲勞的安慰，得到一點向上的興奮，就明白那些作品如何重要了。
（《大眾知識》第三期）
我說的「事實」，因此也許就比一些人談的「理想」似乎顯得平凡。不過一個作家當他提筆寫他的大作時，他固然需要理想，且不妨馳騁妄想，但提筆以前無論如何他總得明白事實，承認事實。目前許多作家，要別人了解他或崇拜他的情緒特別濃厚，自己卻無多大興味去認識人生，認識社會（也就是要人類對他同情太切，他卻對人類根本缺少同情）。作品之無從偉大，是必然的。自己若存心用文字寫一本好好的小書，先得去好好的讀一讀那本包含萬有用人類行為寫成的大書。這點希望對已成名的作家，也許以為近於嘲諷，對未露面的准作家，或者是種諍友的忠告。
專此敬復，並頌著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