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課 · 小說作者和讀者

我們想給小說下一個簡單而明白的定義，似乎不大容易。但目下情形，「小說」這兩個字似乎已被人解釋得太複雜太多方面，反而把許多人弄糊塗了，倒需要把它範圍在一個比較素樸的說明里。個人只把小說看成是「用文字很恰當記錄下來的人事」，這定義說它簡單也並不十分簡單，因為既然是人事，就容許包含了兩個部分：一是社會現象，即是說人與人相互之間的種種關係；二是夢的現象，即是說人的心或意識的單獨種種活動。單是第一部分不大夠，它太容易成為日常報紙記事。單是第二部分也不夠，它又容易成為詩歌。必需把「現實」和「夢」兩種成分相混合，用語言文字來好好裝飾、剪裁，處理得極其恰當，方可望成為一個小說。 我並不說小說須很「美麗」的來處理一切，因為美麗是在文字辭藻以外可以求得的東西。我也不說小說需要很「經濟」的來處理一切，即或是一個短篇，文字經濟依然不是這個作品成功的唯一條件。我只說要很「恰當」。這恰當意義，在使用文字的量與質上，就容許不必怕數量的浪費，也不必對於辭藻過分吝嗇。故事內容發展呢，無所謂「真」，也無所謂「偽」，要的只是恰當。全篇分配要恰當，描寫分析要恰當，甚至於一句話一個字，也要它在可能情形下用得不多不少，妥貼恰當。文字作品上的真美善條件，便完全從這種恰當產生。 我們得承認，一個好作品照例會使人覺得在真美感覺以外，還有一種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說的向善，這個名詞的意義，不僅僅是屬於社會道德一方面「做好人」為止。我指的是這個：讀者從作品中接觸了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示，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普通「做好人」的庸俗鄉愿道德，社會雖異常需要，然而有許多簡單而便利的方法和工具可以應用，且在那個多數方面極容易產生效果，似乎不必要文學中小說來作這件事。小說可作的事遠比這個大，若勉強運用它作工具來處理，實在費力而不大討好。（只看看歷史上絕大多數說教作品的失敗，即可明白把作品有意裝入一種教義，永遠是一種動人理論，見諸實行並不成功。）至於生命的明悟，使一個人消極的從肉體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為緣，並明白人生各種型式，擴大到個人生活經驗以外；或積極的提示人，一個人不僅僅能平安生存即已足，尚必需在生存願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動物肉體基本的欲望，比飽食暖衣、保全首領以終老更多一點的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導向一個更崇高的理想上去發展。這種激發生命離開一個動物人生觀，向抽象發展與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類一切進步的象徵，這工作自然也就是人類最艱難偉大的工作。我認為推動或執行這個工作，文學作品實在比較別的東西更其相宜。而且說得誇大一點，到近代，這件事別的工具都已辦不了時，惟有小說還能擔當。原因簡明，小說既以人事作為經緯，舉凡機智的說教、夢幻的抒情，都無一不可以把它綜合組織到一個故事發展中。印刷術的進步和交通工具的進步，又可以把這些作品極便利的分布到使用同一文字的任何一處讀者面前去。托爾斯太 (1) 或曹雪芹過去的成就，顯然就不是用別的工具可以如此簡便完成的！二十世紀雖和十八九世紀情形大不相同，最大不同是都市文明的進步，人口集中，剝奪了多數人的閒暇，從從容容來閱讀小說的人已經不怎麼多，從小說中來接受人生教育的更不會多了。可是在中國，一個小說作品若具有一種崇高人生理想，希望這理想在讀者生命中保留一種勢力，依然並不十分困難。中國人究竟還有閒，尤其是比較年青的讀書人，在習慣上用文學作品來耗費他個人的剩餘生命，是件已成習慣的時髦事情。若文學運動能在一個良好影響上推動，還可望造成另外一種人的習慣，即人近中年，當前只能用玩牌博弈耗費剩餘生命的中層分子，轉而來閱讀小說。 可是什麼作品可稱為恰當？說到這一點，若想舉一個例來作說明時，倒相當困難了。因為好作品多，都只能在某一點上得到成功。譬如用男女愛情作為題材，同樣稱為優秀作品的作品，好處就無不有個限制。從中國舊小說看來，我們就知道《世說新語》的好處，在能用素樸文字保存魏晉間人物行為言語的風格或風度，相當成功，不像唐人小說。至於唐人小說的好處，又是處理故事時，或用男女愛憎恩怨作為題材（如《霍小玉傳》《李娃傳》），或用人與鬼神靈怪戀愛作為題材（如《虬髯客傳》《柳毅傳》），無不貼近人情。可是即以貼近人情言，唐人短篇小說與明代長篇小說《金瓶梅》又大不相同。《金瓶梅》的好處，卻在刻畫市井人物性情，從語言運用上見出卓越技巧。然而同是從語言控制表現技巧，《金瓶梅》與清代小說《紅樓夢》面目又大異。《紅樓夢》的長處，在處理過去一時代兒女纖細感情，恰如極好宋人畫本，一面是異常逼真，一面是神韻天成。不過就此說來，倒可得到另外一種證明，即一個作品其所以成功，安排恰當是個重要條件。只要恰當，寫的是千年前活人生活，固然可給讀者一種深刻印象，即寫的是千年前活人夢境或駕空幻想，也同樣能夠真切感人。《三國演義》在歷史上是不真的，毫無關係，《西遊記》在人事上也不會是真的，同樣毫無關係。它的成功還是「恰當」，能恰當給人印象便真。那麼，這個恰當究竟應當側重在某一點上？我以為一個作品的恰當與否，必需以「人性」作為準則。是用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都「共通處多，差別處少」的共通人性作為準則，一個作家能了解它較多，且能好好運用文字來表現它，便可望得到成功。一個作家對於這一點缺少理解，文字又平常而少生命，必然失敗。所以說到恰當問題求其所以恰當時，我們好像就必然要歸納成為兩個條件：一是作者對於語言文字的性能必需具敏銳的感受性，且有高強手腕來表現它。二是作者對於人的情感反應的同差性，必需有深切的理解力，且對人的特殊與類型能明白刻畫。 換句話說，小說固然離不了討論人、表現人的活動事情，但作者在他那個作品的製作中，卻儼然是一個「上帝」（這自然是一種比喻）。我意思是他應當有上帝的專制和殘忍、細心與耐性，透明的認識一切，再來處理安排一切，作品方可望給人一個深刻而完整的印象。一個作家在寫作過程中，「天才」與「熱情」常常都不可免成為毫無意義的名詞，所有的只是對人事嚴密的思索，對文字保持精微的敏感，追求的只是那個「恰當」。 關於文字的技巧與人事理解，在過去，這兩點對於一個小說作家本來不應當成為問題，可是到近來卻成為一個問題。這有一種特別原因，即近二十年中國的社會發展，與中國新文學運動不可分，因此一來小說作家有了一個很特別的地位。這地位也有利也有害，也幫助推進新文學的發展，也妨礙偉大作品產生。新作品在民十五左右已有了商品價值，在民十八又有了政治意義， (2) 風氣習慣影響到作家後，作家的寫作意識不知不覺從「表現自我」成為「獲得群眾」。於是留心多數，再想方法爭奪那個多數，成為一種普遍流行文學觀。「多數」既代表一種權力的符號，得到它即可得到「利益」，得到利益自然也就象徵「成功」。跟隨這種習慣觀念，不可免產生一種現象，即作家的市儈工具化與官僚同流化。尤其是受中國的政治習慣影響，偽民主精神的應用與政治上的小幫閒精神上相通，到時代許可競賣競選時，這些人就常常學習諂諛群眾來爭奪群眾，到時代需要政治集權時，又常常用捧場湊趣方式來討主子歡心。寫成作品具宣傳味，且用商品方式推銷，作家努力用心都不免用在作品以外。長於此者拙於彼，因此一來，作者的文字技巧與人事知識，當然都成為問題了。這隻要我們看看當前若干作家如何把作品風格之獲得有意輕視，在他們作品中，又如何對於普通人情的極端疏忽，就可明白近十年來的文學觀，對於新文學作品上有多大意義，新的文學寫作觀，把「知識」重新提出又具有何等意義了。作品在文體上無風格無性格可言，這也就是大家口頭上喜說的「時代」意義。文學在這種時代下，與政治大同小異，就是多數庸俗分子的抬頭和成功。這種人的成功，一部分文學作品便重新回到「禮拜六」派 (3) 舊作用上去，成為雜耍，成為消遣品。若干作家表面上在為人生爭鬥，貌作莊嚴，全不兒戲，其實虛偽處竟至不可想像。二十年來中國政治上的政策變動性既特別大，這些人求全討好心切，忽而彼忽而此的跳猴兒戲情形，更是到處可見，因此若干活動作家寫成的作品，即以消遣品而論，也很少有能保存到五年以上，受時間陶冶還不失去其消遣意義的。提及這一點時，對於這類曾經一時得到多數的作家與作品，我無意作何等嘲諷，不過說明這種現象為什麼而來，必然有些什麼影響而已。這影響自然很不好，但不宜照到某一個作家來負責。這是「時代」！ 想得到讀者本不是件壞事。一個作者拿筆有所寫作，自然需要讀者，需要多數讀者更是人之常情。因為寫作動機之一種，而且可說是最重要的一種，超越功利思想以上，從心理學家說來，即作品需要多數的重視，方可抵補作者人格上的自卑情緒，增加他的自高情緒。抵補或增加，總之都重在使作者個人生命得到穩定，覺得「活下來，有意義」。若得到多數不止抽象的可以穩定生命，還可望從收入增多上具體的穩定生活，那麼，一個作家有意放棄多數，離開多數，也可以說不僅是違反流行習慣，還近於違反動物原則了。因為動物對於生命的感覺有一個共通點，即思索的運用本來為滿足食與性而有，即不能與這兩種本能分開。多數動物只要能繁殖，能吃喝，加上疲乏時那點睡眠，即可得到生命的快樂。人既然是動物之一，思想願望貼近地面，不離泥土，集中於滿足「食」與「性」，得到它就儼然得到一切，當然並不出奇，近於常態。 可是這對於一般人，話說得過去，對於一個作家，又好像不大說得過去。為什麼？為的是作家在某種意義上，是比較能夠用開明腦子在客觀上思索人生、研究人生，而且要提出一種意見表示出人生應有些事與普通動物不同的。他有思索，他要表現。一個人對人生能作較深的思索，是非愛憎取予之際，必然會與普通人不大相同。這不同不特要表現到作品上，還會表現到個人行為態度上！ 所以把寫作看作本來就是一種違反動物原則的行為，又像是件自然不過的事情，為的是他的寫作，實在還被另外一種比食和性本能更強烈的永生願望所壓迫，所苦惱。他的創作動力，可說是從性本能分出，加上一種想像的貪心而成的，比生孩子還更進一步，即將生命的理想從肉體分離，用一種更堅固材料和一種更完美形式保留下來。生命個體雖不免死亡，保留下來的東西卻可望百年長青（這永生願望，本不是文學作家所獨具，一切偉大藝術品就無不由同一動力而產生）。願望既如此深切，永生意義當然也就不必需普通讀者來證實了！他的不斷寫作，且儼然非寫不可，就為的是從工作的完成中就已得到生命重造的快樂。 為什麼我們有這種抽象的永生願望？這大約是我們人類知識到達某種程度時，能夠稍稍離開日常生活中的哀樂得失而單獨構思，就必然會覺得生命受自然限制，生活受社會限制，理想受肉體限制，我們想否認，想反抗，盡一切努力，到結果終必敗北。這敗北意思，就是活下來總不能如人意。即這種不如意的生活，時間也甚短促，不久即受生物學的新陳代謝律所拘束，含恨齎志而死。帝王螻蟻，華屋山丘，一剎那間即不免同歸消滅於烏有之鄉。任何人對死亡想要逃避，勢不可能。任何人對社會習慣有所否認，對生活想要衝破藩籬，與事實對面時，也不免要被無情事實打倒。個人理想雖純潔崇高，然而附於肉體的動物基本欲望，還不免把他弄得拖泥帶水。生活在人與人相挨相撞的社會中，和多數人哺糟啜醨，已感覺夠痛苦了，更何況有時連這種貼近地面的平庸生活也變成可望而不可及。有些人常常為社會所拋棄，所排斥，生活中竟只能有一點回憶，或竟只能作一點極可憐的白日夢。一個作者觸著這類問題時，自然是很痛苦的！然而活下來是一種事實，不能否認。自殺又違反生物的原則，除非神經衰弱到極端，照例不易見諸實行。人既得怪寂寞痛苦的勉強活下來，綜合要娛樂要表現的兩種意識，與性本能結合為一，所以說，寫作是一種永生願望。試從中國歷史上幾個著名不朽文學作家遺留下的作品加以檢查，就可明白《離騷》或《史記》，杜工部 (4) 詩或曹雪芹小說，這些作品的產生，情形大都相去不遠。我們若透過這些作品的表面形式，從更深處加以注意，便自然會理解作者那點為人生而痛苦的情形。這痛苦可說是惟有寫作，方能消除。寫作成後，願望已足，這人不久也就精盡力疲，肉體方面生命之火已告熄滅，人便死了。人雖死去，然而作品永生，卻無多大問題。 這個「永生」，我指的不是讀者數量上問題，因為一個偉大作家的經驗和夢想，既已超越世俗甚遠，經驗和夢想所組成的世界，自然就恰與普通人所謂的「天堂」和「地獄」鼎足而三，代表了「人間」。雖代表「人間」，卻正是平常人所不能到的地方。讀者對於這種作品的欣賞，決不會有許多人。世界上偉大作品能在人的社會中長久存在，且在各種崇拜、讚美、研究、愛好，以及其他動人方式中存在，其實也便是一種悲劇。正如《紅樓夢》題詞所載： 「滿紙荒唐言，一把酸辛淚，都言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5) 從作品了解作者，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一個誠實的作者若需要讀者，需要的或許倒是那種少數解味的讀者。作者感情觀念的永生，便靠的是那在各個時代中少數讀者的存在，實證那個永生的可能的夢。對於在商業習慣與流行風氣下所能獲得的多數讀者，有心疏忽或不大關心，都勢不可免。 另外還有一種作家，寫作動力也可說是為痛苦，為寂寞，要娛樂，要表現，但情緒生活相當穩定，對文學寫作看法只把它當作一種中和情感的方式。平時用於應世的聰明才智，到寫作時即變成取悅讀者的關心，以及作品文字風格的注意。作品思想形式自然能追隨風氣，容易為比較多數讀者接受，因此一來，作品在社會上有時也會被稱為「偉大」，只因為它在流行時產生功利作用相當大。這種作家在數量上必相當多，作品分布必比較廣，也能產生好影響，即使多數讀者知稍稍向上，也能產生不好影響，即使作者容易摹仿，成為一時風氣，限制各方面有獨創性的發展。文學史上遺留下最多的篇章，便是這種作家的作品。 另外又還有一種作家，可稱為「新時代」產物。這種作家或受了點普通教育，為人小有才技，或辦黨從政，出路不佳，本不適宜於與文字為緣，又並無什麼被壓抑情感願望迫切需要表現，只因為明白近二十年有了個文學運動，在習慣上文學作家又有了個特殊地位，一個人若能揣摩風氣，選定一種流行題目，抄抄撮撮，從事寫作，就可很容易的滿足那種動物基本欲望。於是這種人就來作文學運動，來充作家。寫作心理狀態，完全如科舉時代的應制，毫無個人的熱誠和興趣在內。然而一個作家既兼具思想領導者與雜耍技藝人兩種身分，作品又被商人看成商品，政客承認為政治場面點綴品，從事於此的數量之多，可以想像得出。人數既多，龍蛇不一，當然也會偶然有些像樣作品產生，不過大多數實無可望。然而要說到「熱鬧」或「成功」時，這些作家的作品，照例是比上述兩種作家的作品還容易熱鬧成功的。只是一個人生命若沒有深度，思想上無深度可言，雖能捉住題目，應制似的產生作品，因緣時會，作偽售巧，一時之間得到多數讀者，這種人的成就，是會受時間來清算，不可免要隨生隨滅的。 好作家固然稀少，好讀者也極難得！這因為同樣都要生命有個深度，與平常動物不同一點。這個生命深度，與通常所謂「學問」積累無關，與通常所謂「事業」成就也無關。所以一個文學博士或一個文學教授，不僅不能產生什麼好文學作品，且未必即能欣賞好文學作品。普通大學教育雖有個習文學的文學系，亦無助於好作品的讀者增多或了解加深。不良作品在任何時代都特別流行，正反映一種事實，即社會上有種種原因，養成多數人生下來莫名其妙，活下來實無所謂，上帝雖儼然給了他一個腦子，許他來單獨使用這個腦子有所思索，總似乎不必要，不習慣。這種人在學校也熱誠的讀莎士比亞或曹子建詩，可是在另外一時，卻用更大熱誠去看報紙上刊載的美人蟹和三腳蟾。提到這一點時，我們實應當對人生感到悲憫，因為這也正是「人生」。這不思不想的動物性是本來的，普通大學教育雖在四年中排定了五十門課目，要他們一一習讀，可並無能力把這點動物性完全去掉。不過作者既有感於生命重造的宏願和堅信，來有所寫作，讀者自然也有想從作品中看出一點什麼更深邃的東西，來從事閱讀。這種讀者一定明白人之所以為人，為的是腦子發達已超過了普通動物甚遠，它已能單獨構思，從貪與性兩種基本願望以外玩味人生、理解人生。他生活下來一種享受，即是這種玩味人生、理解人生。或思索生命什麼是更深的意義，或追究生命存在是否還可能產生一點意義，如此或如彼，於是人方漸漸遠離動物的單純，或用推理歸納方式，或單憑夢幻想像，創造出若干抽象原則和意義。我們一代復一代便生存在這種種原則意義中，或因這種種原則意義產生的「現象」中。羅素稱人與動物不同處，為有「遠慮」，這自然指的是人類這種精神向上部分而言。事實上，多數人與別的動物不同處，或許就不過是生活在因思索產生的許多觀念和工具中罷了。近百年來這種觀念和工具發達不能一致，屬於物質的工具日有變遷，屬於精神的觀念容易凝固，因此發生種種的衝突，也就發生各式各樣的悲劇。這衝突的悲劇中最大的一種，即每個民族都知道學習理解自然、征服自然、運用自然，即可得到進步，增加幸福。這求進步幸福的工具雖日益新奇，但涉及人與人的問題時，思想觀念就依然不能把戰爭除外，而且居然還把戰爭當作競爭生存唯一手段。在共同生活方面，集群的盲目屠殺，因工具便利且越來越猛烈。一個文學作家如果同時必然還是一個思想家，他一定就會在這種現象上看出更深的意義。若明白戰爭的遠因實出於「工具進步」與「觀念凝固」的不能兩相調整，就必然會相信人類還可望在抽象觀念上建設一種新原則，使進步與幸福在明日還可望從屠殺方式外獲得。他不會否認也不反對當前的戰爭，說不定還是特別鼓吹持久戰爭的一分子，可是他也許在作品中，卻說明白了這戰爭的意義，給人類一種較高教育！一個特殊的讀者，他是樂意而且盼望從什麼人作品中，領受這種人生教育的。 若把這種特殊讀者除外不計，試將普通讀者來分一分類時，大致也有不同的三種：一是個人多聞強記，讀的書相當淵博，自有別的專業，惟已養成習慣，以閱讀文學作品來耗費剩餘生命的。這種人能有興趣來閱讀現代小說的，當然並不怎麼多。二是受了點普通教育，或尚在學校讀書，或已服務社會，生來本無所謂，也有點剩餘生命要耗費，照流行習慣來讀書的。既照流行習慣讀書，必不可免受流行風氣趣味控制，對於一個作品無辨別能力，也不需要這種能力。這種讀者因普通教育發達，比例上必占了一個次多數。三是正在中學或大學讀書，年紀青，幻想多（尤其是政治幻想與男女幻想特別多），因小說總不外革命戀愛兩件事，於是接受一個新的文學觀，以為文學作品可以教育他，需要文學作品教育他（事實上倒是文學作品可以娛樂他滿足他青年期某種不安定情緒）。這種讀者情感富餘而興趣實在不高，然而在數量上倒頂多。若以當前讀者年齡來分類，年紀過了三十五，還帶著研究興趣或欣賞熱誠的讀者，實在並不多。年紀過了二十五，在習慣上把文學作品當成教育兼娛樂的工具來閱讀的，數目還是不甚多。唯有年齡自十五歲到二十四歲之間，把新文學作家看成思想家、社會改革者、藝員明星三種人格的混合物，充滿熱誠和興趣來與新作品對面的，實在是個最多數。這種多數讀者的好處，是能夠接受一切作品，消化一切作品。壞處是因年齡限制，照例不可免在市儈與小政客相互控制的文學運動情形中，興趣易集中於雖流行卻並不怎麼高明的作品。 若討論到近二十年新文學運動的過去以及將來發展時，我們還值得把這部分讀者看得重要一些。因為他們其實都在有形無形幫助近二十年新出版業的發達，使它成為社會改革工具之一種，同時還支持了作家在社會上那個特殊地位。作家在這個地位上，很容易接受多數青年的敬重和愛慕，也可以升官發財，也可以犯罪致死，一切全看這個人使用工具的方法態度而定。所以如從一個文學運動理論家觀點看來，好作家有意拋棄這個多數讀者，對讀者可說是一種損失，對作家也同樣是一種損失。這種讀者少不了新文學作品，新文學作品也少不了他們。一個好作品在他們生活中以及此後生命發展中，如用的得法，所能引起巨大的作用，顯然比起別的方面工具來，實在大得多得多。然而怎麼一來，方可望使這種作家對於這種多數讀者多有一分關心？這種讀者且能提高他的欣賞興趣，從大作品接受那種較深刻的觀念？在目前，文學運動理論家似乎還無什麼確定有力的意見提出。尤其是想調和功利思想與美麗印象於一個目的，理論不是支離破碎，就是大而無當，難望有如何效果。 我們也可以那麼說，關於有意教育對象而寫作這件事，期之於第一種作家，勢無可望。至於第二種作家呢，希望倒比較多。至於第三種作家呢，我們卻已覺得他們似乎過分關心讀者，許多本來還有點成就的作者，都因此毀了。我們只能用善意盼望他們肯在作品上多努點力，把工作看得莊嚴一點，弄出一些成績。怕的是他們只顧教育他人，忘了教育自己，末了還是用官派作家或委員董事資格和讀者對面，個人雖儼然得到了許多讀者，文學運動倒把這一群讀者失去了。 一面是少數始終對讀者不能發生如何興趣，一面是多數照老辦法以爭奪群眾為目的，所以說到這裡，我們實觸著了一個明日文學運動的問題。我們若相信這件事還可以容許一個作家對於理論者表示一點意見，留下一些希望，應當從某一方面來注意？個人以為理論家先得承認對第一種作家，主張領導獎勵是末節小事，實不必需。這種作家需要的是「自由」，政治上負責人莫過分好事來管制它，更莫在想運用它失敗以後就存心摧殘它，只要能用較大的寬容聽其自由發展，就很好了。至於第二種作家呢，如政治上要裝幌子，以為既獎勵就可領導，他們也樂於如此「官民合作」，那就聽他們去熱鬧好了。這些人有時雖缺少一點誠實，善於譸張為幻，捧場湊趣，因此在社會也一時仿佛有很大影響，不過比起社會上別的事情來，決不會有更了不得的惡影響的。這些人的作品雖無永久性，一時之間流行亦未嘗不可給當前社會問題增加一種忍受能力與選擇能力。但有一點得想辦法，即對於第二種不好不壞可好可壞的作家，如何來提出一種客觀而切實意見，鼓勵他們意識向上，把寫作對於人類可能的貢獻，重新有一個看法，在他們工作上建立起比「應付目前」還稍微崇高一些的理想。理論者的成就如何，我們從他個人氣質上大約也可以決定：凡帶政客或文學教授口吻的，理論雖好像具體，其實卻極不切題，恐無何等成就。具哲學與詩人情緒的，意見雖有時不免抽象鑿空，卻可望有較新較深影響。這問題與我題目似乎相去一間，說下去恐與本題將離遠了，所以即此為止。 一個作家對於文學運動的看法，或不免以為除了文學作品本身成就可以使作品社會意義提高，並刺激其他優秀作品產生，單純的理論實在作不了什麼事，但他不一定輕視具有誠實良好見解的理論，這一點應當弄明白。目下有一件事實，即理論者多數是讀書多，見事少，提出來的問題，譬如說「小說」這麼一個問題吧，問題由一個有經驗的作家看來，就總覺得他說的多不大接頭。所以關於這類意見，說不定一個作家可能盡的力，有時反而比理論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