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機器 · 關於政治語言的註解
1.回答一份關於當今寬容缺失的調查（1977年）。我不記得是為了何種刊物所寫。
2.刊登於《周日信使報》（La Domenica del Corriere），1978年3月。回答一份「關於當今魔鬼」的調查。
3.電台《法國—文化》（「France-Culture」）節目關於法國政治語言的採訪筆記（法語）。未出版。
在《新文學》（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關於法國政治語言調查的回答筆記（法語）中，我表達過同樣的觀點。義大利語版未出版。
4.《公開的日記》（Diario in pubblico），維多利奧·斯皮納佐拉主編，米蘭：試金石出版社，1978年。回答一份關於1968年運動與文學關係的調查。
1.拒絕發言
從我了解的大量事件來判斷，當今寬容的缺失，在多數情況下並非是強迫接受某種類型的討論，而是好像拒絕任何類型的討論，是對討論本身的嘲笑。它所暗示的未來，最多是一個發音含糊不清而非沉默的世界。這個世界的表達方式，是發生在個人身上或者群體中的，進攻性的衝動和衝突的消失這兩種狀況的交替。仔細觀察就會發現，詞語很久以來就明顯患上了一種疾病：比如，政治語言呈現出貧瘠化，意義也在褪色、消失。如今，對於詞語本身，或者對於聽到詞語的拒絕，我認為標誌著對於死亡的渴望。意味著希望達到一種不受外界干擾（不會被外界不斷破壞的，在我們看來已然完整）的生存狀況，這就意味著嫉妒死人的狀態。寬容的缺失，就是渴望我們的外界等同於我們所認為的內在，也就是世界變成了屍體。在某些情況下，寬容的缺失是致命的；無論如何，它本身就是一種死亡。
2.近似性的討論
如今，近似就是魔鬼。我所謂的魔鬼，指的是不可救藥的否定性，其中不會產生任何好的東西。在近似性的討論中，在籠統性當中，在不確切的思想和語言當中，尤其當它們還伴隨著自負和蠻橫的時候，我們可以認為這個魔鬼就是在與清晰（不論是內心的還是與他人關係中的清晰）為敵，可以認為這個魔鬼是神化和自我神化的人格化。我所說的是近似，而非複雜。當事物並不簡單，並不清晰，卻不惜一切代價奢望達到清晰和簡單化的時候，那就是輕率。正是這個奢望迫使發言變得籠統化，也就成為謊言。然而，正是在面對最為複雜的事情時，努力嘗試著用儘可能準確的方式思考和表達，才是最為誠實和有益的態度。對自己的疑問進行界定，比將基礎建立在空洞的，因為過度使用而失去意義的詞語之上的果斷說法，要具體得多。
3.義大利和法國的政治語言
在政治領域，義大利和法國之間最令人吃驚的差異，是語言。在義大利，政治語言非常難懂、抽象和深奧。義大利政治家想要表達的總是事物之間一些細微的差別、一些可能性和可以應用於不同場合的謹慎。他要確定一個能夠在其中活動的某種模稜兩可的領域。我認為，這種風格是義大利各種彼此對立的政治傾向的共性。
當我在電視上聽到法國政治家講話時，不論他屬於哪種傾向，我都立刻會感覺到他的語言具體、簡單和清晰，總之，與我在義大利類似情況下的感受完全相反。但是，我不能不懷疑，這一切都過於簡單，以至於顯得不真實。我感覺，法國政治家通過使用簡單的語言，逃避問題的複雜性；他們希望大家幻想，一個群體的重大經濟問題可以像家庭支出的賬目問題一樣容易解決。
總之，在這兩種情況當中，語言都被用來隱藏，而非解釋。義大利人用普遍抽象和拐彎抹角的詞語掩蓋簡單和具體的東西；法國人則藉助使一切都顯得簡單和清晰的幻覺，來掩蓋問題的複雜和費解（即使對於手中握有操縱杆的人，也同樣費解）。
在義大利和法國，相對於政治語言，文學類文化的語言的地位也有很大差別。在當今的法國，文學類文化的語言達到了高度的抽象。它是一門獨立的語言，對應的是一套非常專業的規則，與一般性發言之間有著很大距離，與政治性發言也有很大距離。所以，政治越來越難以使用文學的語言來發言。在義大利，在作家發言和以政治規則進行的發言之間，同樣存在很大差距。然而，正是出於這個原因，義大利作家不斷被鼓勵在報紙、圓桌會議、電視台，就所有題材表達自己的看法，甚至是與他們的專業能力相去甚遠的話題。作家被請去用人類的語言，用那種被稱作人類語言的東西，解釋政治家只會用抽象名詞談論的東西。
現在，我相信在這兩種情況下，將兩種並不完全真實的語言疊加起來，並不能創造出一種真正的語言。問題並不僅僅關係到一種語言本身，而是兩種語言的疊加形式。無論在義大利，還是在法國，這個問題都遠遠沒有解決。
法國競選運動和義大利競選運動之間的主要區別，是義大利人從來不談綱領和具體的事情，而是對於一切都有意地含糊其辭；義大利政治家所做的一切努力，目的都是不講出他們要做的事情，因為也沒有人知道他們要做什麼。決定一個政府要怎麼去做的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以及在不同平衡之間的選擇，也就是說，可以做的事情少之又少。
在法國，對於義大利人來說最奇怪的是看到選舉是在綱領、實際而確切的選擇，以及預算數字上面做文章。我嘗試過欣賞法國政治語言的實用性，但也產生了某種懷疑：我的感覺是，關於經濟和社會的決定比公開辯論時表現得要複雜得多。義大利政治語言有很大一部分被神化了，法國政治語言也是一樣：在義大利語中，神化意味著總是逃避現實的東西；而在法語中，神化則是將複雜的問題過於簡單化。
4.政治語言和文學語言
自從職員階層和國家資產階級意識到，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在未來的幾個世紀裡，發號施令的只會是他們，政治語言作為唯一語言的奢望就成為他們承擔的一大重負。斷言藝術與詩歌的空間與這種未來之間存在著無法消除的對立，就意味著在不考慮所有倒退的情況下，一種文明將成為我們的目標，在這種文明當中，生產勞動是各種價值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