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機器 · 如表演一樣的小說

卡爾維諾 《文學機器》
刊登於1970年10月14日的《日報》。文章涉及卡爾洛·卡索拉與彼得羅·西塔提之間的論戰。 在倫敦V&A博物館今年為紀念狄更斯去世一百周年舉辦的展覽上,最能說明狄更斯作為上個世紀中葉小說家之意義的,是他有生之年出版的那些流行雜誌,以及他在這些雜誌上連載的小說。這些雜誌標題繁多,但都是那麼溫和與家庭化(《本特利氏雜誌》、《韓夫利少爺之鐘》、《家常話》、《一年四季》)。通常,狄更斯是這些周刊和月刊的編輯和主任,甚至是與之合作的唯一作家。這些刊物主要是(或者只包括)作者正在撰寫的小說的一部分,包括高潮部分的插圖。展覽上的很多資料反映出這些插圖的重要性,以及他與繪圖者的關係[西摩(Seymour)繪製過《匹克威克外傳》的插圖,但沒能完成;在完成《霧都孤兒》的繪製後,克魯克尚科(Cruikshank)與狄更斯發生了爭吵;布朗(Browne)又被稱作「菲茨」(Phiz),繪製了幾乎其餘所有作品的插圖]。人們可以看到,狄更斯是如何在需要添加插圖的手稿上做標記,而且通過那些草圖,也可以了解在作者的指導下,一個人物是如何獲得能夠被幾千個讀者認識進而變得流行的面孔。 狄更斯對戲劇具有強烈的愛好。他曾經嘗試做演員,但沒有成功。不過,在名望達到頂峰的時候,他曾經在倫敦和外省的各個劇院朗誦自己作品的片段,並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通過這種方式,敘事文學回歸了它作為口頭交流的本源:觀眾買票去聽小說家的朗誦,就像是觀看一場表演。然而,表演的這個特點也延伸到了印刷的紙張上面。對於狄更斯來說,作為一部小說的作者,並不僅僅意味著創作它,還包括作為小說視覺詮釋的導演,意味著指導插圖畫家的工作,以及通過小說章回之間的中斷控制觀眾情緒的節奏。所以,小說的創作就像表演一樣,幾乎就發生在讀者的眼前,並與觀眾的反應(好奇、恐懼、哭泣和歡笑)彼此呼應。 在狄更斯出版的這些小雜誌的其中一本上面,有一個滑稽人物對小說進行了介紹,他說自己在一棟神秘的房子裡,在一個老鐘錶的表殼裡面,找到了小說的手稿。就像那些古代的故事集一樣,一個虛構的故事成為另外一些虛構故事的框架。讀者們將要閱讀的故事如同發生在他們認識的人身上的真實事件,而故事也並不掩飾它們程式化和表演性的特點,以及它們對效果的使用,也就是它們「小說」的本性。這些雜誌的讀者會給狄更斯寫信,要求他不要讓某個人物死去。那些書信並非出於虛構與現實之間的混淆,而是對於遊戲的熱情,那個講述者與傾聽者之間古老的遊戲,它要求有一個實實在在的觀眾群存在,而且,他們就像是受到了講述者聲音的挑釁,如同合唱隊一樣加入這場表演。 幾個世紀之後,當小說不再由故事講述者或者說書人來講述,而是成為孤獨而無聲的閱讀對象後,敘事文學仍舊保留著這種集體表演的特點。我們可以說,這個特點的消失是發生在一個距離我們比較近的時代,而且判斷這種消失是決定性的,還是僅僅是一種暫時的現象,為時尚早。 卡索拉指出福樓拜代表著「小說」的終結(因此,應該認為福樓拜是文學形式瓦解的發起者,這種瓦解後來會成為先鋒派的綱領),而且把他作為個人藝術思想的永恆典範,這些都是正確的。然而,當卡索拉從這個觀點出發,奢望從中總結出一種普遍性規則的時候,卻與自身靈感的深層精神發生了衝突。超越文學和文化的中介去審視生活,期待「事物用沉默的語言來揭示現實」,不僅暗示著對於客觀世界和自我的一種特殊想法,還包括這兩個詞之間的特別關係,是一種思想路線,一種天恩眷顧。假如誰真的能夠達到這一步,或許會忘記,自己走上那條道路僅僅是為了創作一部小說。試圖通過文學來討論生活中不可言喻的方面,現在是,而且以後還將與罕見的個人經歷、與特殊的歷史時期聯繫在一起。卡索拉說他獲得了勝利,但是他沒有意識到這種勝利是一種失敗嗎?如今,這種勝利能夠意味著什麼?索然無味的小說就如同洗碗水,上面漂浮著油漬般的拼湊起來的情感。對於像卡索拉這樣有理由表達他們對福樓拜教誨之熱愛的人來說,最好是承認我們從未遠離福樓拜的那個時代,而那種情緒也不可能隨意複製;而且,驕傲地要求被當作福樓拜孤獨的模仿者。 假如說現在,我傾向於同意西塔提的觀點,也就是恢復「小說」的地位,並打賭它能夠獲得重生,那是因為敘事藝術「匠人」的特點始終令我著迷,而且我認為文學研究的內在理由最終會走上這條道路。 通過對今天文學領域中最專業的嘗試進行總結,我們會發現兩個好像彼此矛盾的方面:一方面,小說(或者是為了探索性文學的創作而取代了小說的類型)的首要規則是不再提及作品以外的故事(世界),而要求讀者僅僅跟隨作品的發展,也就是文章正在進行的創作活動;另一方面,如今的研究和分析都集中在傳統類型小說現在(和過去)的所有方面的特點上。在文明的各個階段,人類這種始終行之有效的功能(也就是敘述),從未像今天一樣,在最基本的成分上面得到如此多的分析、拆卸和重新組裝,不論是口頭敘述(原始神話、童話、史詩),還是書面敘事(短篇小說、流行小說、新聞事件),或者是通過畫面的講述(電影、動畫)。可以說,敘述同時達到了兩個頂峰:一個是文學作品中的消失,另一個是評論和分析界對它的興趣。 羅蘭·巴特在最後一部著作《S/Z》中對巴爾扎克的一部小說進行了詳盡的分析。[61]他認為,從效果的角度來講,小說的任何一個最小的細節都具有它的功能,不存在任何毫無意義的東西。不過他也聲稱,之所以可以這麼做,是因為這部作品充滿了意義,可以通過破譯「編碼」來解讀,而這些編碼中包含了一個社會全部有意識和無意識的陳詞濫調。如今,我們已經無法創作出這樣的作品。假如說我們還可以透徹地閱讀一部「古典」小說(這裡指的是浪漫派,是小說),那是因為這是一種已經死亡的形式。 不過,我們也可以把這個推理反向進行:假如我們了解了「小說」的遊戲規則,就可以創作出在實驗室里誕生的「人造」小說,可以像玩棋類遊戲那樣,絕對合乎規則地玩小說創作的遊戲,從而在完全了解自己正在使用的裝置的作者和明白遊戲規則,知道不會再被作為笑柄,因此願意玩這個遊戲的讀者之間重新建立交流。不過,因為小說的規則就是一個入會儀式,是對我們的激情、恐懼和認識過程的一種鍛煉的規則,儘管這種鍛煉以幽默的方式進行,所以小說最終會將我們內心和外部世界的所有東西,重新納入遊戲。關於「外部」,我想說的當然是歷史和社會背景,是小說在那些黃金年代受到其滋養的所有「不潔」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