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機器 · 意想不到的「美好年代」
刊登於《現代》（Tempi moderni）雜誌，1961年7—9月，第6期，是對《最近二十年義大利社會的價值與神話，1940—1960》（Valori e miti nella societàitaliana dell』ultimo ventennio，1940—1960）這篇調查（從雜誌第4期開始）的回應。
十五年前，我們預料到了一切，只有一件事情例外，那就是世界會進入一個叫作「美好年代」的階段。現在，我們正值這個階段。經濟繁榮就像是一個安樂鄉，每個人都在關注自身的利益。昨天使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的想法和行為非常活躍的（不論是好還是壞）那種決不妥協的理想，如今更多是被可能主義和功利主義的言談和行為所取代。無論是公開還是隱藏，所有人都確信，這個安樂鄉會持續很長時間，甚至（這就是每個「美好年代」的典型特點）永遠不會結束。的確，冷戰尚未結束，某些區域也還在發生血腥的戰爭。然而，那些躲藏起來的人卻只是注視著那些戰爭，如同它們是一個晴朗的夏日突然下起的冰雹。的確，先進國家和落後國家之間的不平衡正在加劇，然而，慶祝活動門外饑寒交迫的人群的畫面，呈現出的正是「美好年代」的典型景象。
這才是我們身上真正的改變，而不是想法或者價值，因為它們沒有理由改變（生命已經如此短暫，假如說一個人要去改變自己的想法，就會打破他的生存所能擁有的些微延續性和意義；我們的思考最好是永遠朝著同一個方向，假如這個方向是錯誤的，那麼，早晚會有其他人以更加正確的方法思考，而且會使你的錯誤變得「有用」）。原因在於，從前我們把生命看作某種緊張的、戰鬥的、艱辛的東西，我們要在其中練習選擇好與壞的能力，鍛煉我們堅強的神經和理智，以及使用揭露性的諷刺；但是，現在我們把生命看作一場表演，它在大體上是可以預測和令人安心的，我們希望享受它的所有細節，享受某種舒適、富裕和穩定的東西，並且在其中發泄緊張、焦慮和怒火。從前，我們覺得時間如此飛快地流逝，而生活在其中，我們感到如此平靜，從來不會想到個人的死亡，我們唯一關心的是自己生存的空間在世界歷史中占據多大的比例。現在，在我們身體之外，時間脈搏跳動的速度好像更加緩慢且難以察覺。控制著我們的是個人忙碌的生活和因此產生的不滿，是想到青年歲月突然流逝，以及我們以前能做卻沒有做，和以後也不會去做的事情。
我所講的是資本主義世界，但我相信，這番話對社會主義世界也同樣適用，至少是接受了（或許也是為了我們而決定和確認了）歷史「變速」（假如借用一下報紙上的套話，就是與「中國路線」背道而馳的「赫魯曉夫」路線）的那個部分。統治我們這個社會的是實際消費的快感，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與此相對應的是可能消費的快感，而且被認為是可能達到的、幾乎關鍵性的目標，也就是終於能夠夢想消費卻不必有負罪感的那種快感（這是最好的狀況，因為在道德上，它同時拯救了享樂主義和苦行主義；我們對強迫性的享樂主義感到噁心，而苦行主義僅僅被理解為受虐狂式的激情）。
我之前說，每個「美好年代」都加劇了工業國家和落後國家之間的矛盾，因為它們花了很大力氣在落後國家開闢殖民地。第一個「美好年代」正是歐洲殖民擴張的頂峰時期，而如今這個「美好年代」卻標誌著一次相反的運動：歐洲國家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從殖民國家退出，在舊日的殖民地上，建立起了新的民族國家。世界政治的範圍好像突然增加了十倍之多。兩個彼此對立陣營的形成使世界出現了兩極化，政治的多樣性也仿佛被最終壓制。如今，這種多樣性又在「第三世界國家」重新出現。這些國家繼承了殖民主義破碎的邊界，重又開始了外交遊戲，誰擁有更多的外交關係，誰就能夠得到更快的發展。
最靠近歐洲工業整體的落後國家，通過大量移民來逃離壞死病，而這種移民就好像是受到一種生物力量的推動。從中世紀開始，地中海沿岸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廣泛和無法控制的人口遷徙：西班牙人瞄準了瑞士法語區，北非的阿拉伯人要移民到普羅旺斯和巴黎，卡拉布里亞人要去利古里亞，西西里人要到都靈，米蘭和盧切爾納湖地區構成了三角地帶，土耳其人要去法蘭克福和慕尼黑。當19世紀資產階級的民族概念中，不斷加入法國將軍和義大利統一一百周年慶典的組織者們浮誇的言辭時，歐洲人種地圖在過去的十年中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幾乎所有大城市的勞動階級（無論是形式上的，還是歷史上的）都與之前完全不同：語言、傳統、反抗的方式，在一年之間發生了完全的改變。在誕生之初，歐洲工人運動設想工業無產階級的發展是連續性的，而且會始終如一地成長。然而，在對話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卻發現面前是一群彼此各異而又無法理解的對話者。
同樣是在工人運動中，發生改變的更多不是想法或者價值，而是領導者和工人之間、方向與自發性（由此才會經常因為意想不到的活力和戰鬥力的實例而產生驚喜）之間、願望與自然之間，還有計劃和預期之間的關係。在這裡，同樣發生了「變速」：首先是對未來的期待，也就意味著在政治和工會鬥爭中進行一種不同的能量投入。政治、工會或者激進主義的官員也加入生產。由於工廠的大門在面前關閉，他們就一馬當先嘗試各種經濟的舉措，通常可以獲得成功，因為他們比其他人更加聰明、積極和明智，而且具有作為人的那種特別的態度，也就是在不同的場合表現出最好的自己：無論是犧牲，是折磨，還是在經濟繁榮時期，情況都是一樣。工人階級遠離政治活動與知識分子遠離政治運動的情況是不同的：對於工人世界來說，假如變身為一個小業主，那是因為他自然而然地適應了周圍環境，通常不意味著理想的危機；而知識分子卻認為應該將一個簡單的社會學或者工作領域的變化與思想危機對應起來。
於是就產生了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態度，它傾向於將現在歐洲工業的經濟繁榮看作一種自然而穩定的條件，要以這種優先條件為衡量標準，去評價每件事情。（假如說在修正主義的思想當中，感覺這種態度是不言而喻的，那麼在任何儘管是理智、有意義和能夠接受的建議中，卻都會感覺到缺少了某種東西，缺少了那種折磨的感覺，也就是在一個令人心碎的世界中思考的感覺，然而，它又是我們在思考的產物當中能夠識別出來的唯一真理的印記。）
與此同時，每一個「美好年代」所在的時期，也總是革命極端主義和意識形態上的虛無主義的時期：對於以幻想和不公正形式出現的繁榮的拒絕，導致了對於可能通過它得到的（哪怕是暫時和有限的）任何享受和利益的拒絕。革命的苦行主義不再是一種可能和功能性的需要，而是由放棄和純潔帶來的快感，所以是有私心的熱情，是身心上的先決條件，它預先確定我們的所有選擇，也使得評價變得不再清晰。（就像在我們這裡一樣，假如一個人像「中國人」那樣思考，那麼或許他在絕對歷史邏輯的層面沒有出錯。然而，健康人的道德觀念是不會以任何代價保留自己的純潔，而是冒著失去道德的危險，在實踐的腐蝕中獲勝，是試圖以最小的放棄和痛苦為代價，儘可能達到目標，向一個仍然充滿了未知數的未來前進，享受最好的東西，同時每前進一步，又都要面對更糟糕的情況。）
前面的一個「美好年代」從1870年持續到差不多1914年，幾乎經歷了五十年的時間。當時，人們並不知道等待著他們的是塞拉耶佛事件，而是相信了芭蕾舞劇《細刨花》呈現在他們面前的景象。不過，現在一切都已經顯而易見。我們已經知道了塞拉耶佛事件。咱們來算一算，假如我們的「美好年代」也能持續這麼久，而且鑒於人類的進步，或許還可以更久一點，假如能夠將塞拉耶佛事件推遲到我們可能的壽終正寢之後，而且但願讓它遙遠到連我們的兒孫都不會看見；但願我們無須找到一個持續性的解決方法，也可以不費一槍一彈，就從一個分離和異化的世界，過渡到一個完整、普遍的社會主義世界。
然而，事情不會這樣。總有可能發生更糟糕的狀況。我們沒有任何辦法預測這種不確定的平衡、繁榮和樂觀主義還能持續幾個小時、幾個月、幾個五年，或者五十年，甚至更多。塞拉耶佛事件在任何時刻都可能發生，甚至可能是明天。我們不知道那會是怎樣一幅景象，會是原子戰（不過，或許超出預期的可怕事情並不會發生），或者是另外一種。或者是從未滅絕的古老妖怪的模樣，又或者是一種我們不認識的新形式。
我們所知道的是，我們應該把「美好年代」公民的身份當作一種暫時性的狀態，儘管我們的行動是完全自由和自然的。在我們成長為成年男人的時期經歷過的那個種族滅絕和充滿威脅的世界，仍然有可能出現，而且可能在任何時刻重新開始。在任何時候，我們都可能重新扮演受害者或者劊子手的角色，而我們早就已經準備就緒。我們並沒有發生變化。說到底，我們周圍任何重要的東西都沒有改變，不論是結構、思想，還是意識。當然，我們如今感覺自己與個人生活樂趣的外在標誌之間的聯繫尤為緊密；但是，當周圍的這些標誌還是如此稀少的時候，我們把它們看作一種「價值」，而且拒絕將它們當作一種自負來蔑視。就像今天，在這個名不副實的安樂鄉的快樂當中，我們明白，並沒有任何東西是屬於我們的。一切都像紙糊的城堡，吹一口氣就會倒塌。唯獨有些事情是我們不能被剝奪的，那就是一次次區分正確行為和錯誤行為，為世界的新景象感到驚奇，以及通過我們自身來體現未來對於我們的憐憫與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