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機器 · 帕韋塞：存在與創作

1960年11月26日，米蘭文化之家舉辦了帕韋塞去世紀念會。本文刊登於《文學歐洲》（L』Europa letteraria），1960年12月，第1卷，第5—6期。同時刊登的還有姜西羅·費拉塔（Giansiro Ferrata）為帕韋塞去世十周年撰寫的一篇文章。 1950年已經過去了十年，我們可以嘗試去下一個定義。帕韋塞在文學創作和道德方面所從事活動的意義，就是在這個世界上兩種不同的生存方式之間艱苦的轉換。從一種消極和默默無聞的存在狀態出發，過渡到將我們所經歷的一切都變成自我創造、意識與需要。我們所說的是他在文學創作和道德方面的活動。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講，這種活動意味著脫離一個概念，也就是認為創造意味著沉浸在抒情的表白當中，或者沉浸在對於創作的興趣和對外部世界自然主義的認識帶來的快樂當中，以便通過一個艱難的排除和簡化的過程，得到那些反映了最為重要、無法取代的人生經歷的畫面和所有層次上絕對的交流。在創作的選擇上，這就意味著在一個缺乏詩意的工業城市裡，在皮埃蒙特這個由農業和農村構成的缺乏詩意的大區里，要在日常生活的灰色畫面、沒有面孔的存在、粗俗而輕率的談話里進行挖掘，直到在一頁紙上找到一塊空間、一種色彩、一個獲得厚度的關係體系，以及一種高水準的語言。總之，是一種風格。風格，是啊，談論風格，聽起來像是重拾一個陳舊的話題。因為在過去的十年里，在實踐當中，在文學和藝術面臨的問題當中，在仿佛已經死亡的那些東西中間，就包括了風格這個概念。風格並非數字和品位的疊加，而是關鍵坐標系統的選擇，旨在表達我們與世界的關係。帕韋塞事先為自己確定的任務，就是在詩歌表達和道德意識層面建立一種風格。這兩個層面具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所從事的活動：從一個粗陋、充耳不聞和消極的現實內部出發，進行精簡、選擇，還有深化。 帕韋塞成為詩人，並非因為他的性格和外表的優雅。無論是青年時期作品還是成熟期作品中以自傳體方式勾勒出的他的早期形象，都表現出一種年輕人的痛苦，而這種痛苦與處於那個年齡且生活在那種社會狀況和年代的人們共同的痛苦一般無二。唯一不同的是他在自我定義時表現出的執拗。當他能夠描繪自己的形象，也就是不帶抒情色彩地從外部注視自己的時候，今天的我們應該在這個形象當中感受到那個年代一種典型的味道：青春令年輕人感到痛苦，而非享受；城市裡的一群群年輕人，他們走在路上，孤孤單單，如同虛無中的夜遊神。對於他們來說，沒有經驗，缺錢，不屬於一個確定的社會，缺乏希望，這一切好像都促使他們在一個沒有顏色和味道的虛無中摸索。在帕韋塞的生命中，除了這個方面以外，始終還有另外一個方面，那就是對於事物本來應該具有的存在方式的渴望。不過，這種渴望總是帶著某種唯意識論的不準確：一個講求實際的人，知道應該如何去做，懂得分辨生活中的好與壞，就像詩歌《南洋》中的堂兄，摩托車手阿梅利奧，或者那些果斷而有點男性化的女人，又或者是由地下工人政治運動構成的那個世界。不過，這些始終是一個外在的事實、一個需要達到的目標，也是向有效的史詩文學表示敬意：從笛福和梅爾維爾，到惠特曼，再到環境嚴酷的中西部省份，也可能是皮埃蒙特。帕韋塞真正想要表現的，是尚需征服這種嚴酷（這種風格）的人要走的道路。這種征服或許並不是在實際應用上，而只是在存在的方式上。帕韋塞真正的理想，或許是成為一個具備明白事理者所有悲傷的智慧的人，一個懂得行動者所具有的自信的人，就像《唯在女人間》中的女帽商克蕾莉亞。然而通常情況下，在帕韋塞的敘事作品當中，學習也意味著，而且尤其意味著懂得如何忍受痛苦，和如何面對受到的傷害。假如誰沒有學會這些，就只能屈從。 另外，文學能夠教會我們的並不是實際的方法和需要達到的結果，而僅僅是對待事物的態度。其他事情並不能從文學中學到，而是要到生活中去尋找。不過，這並不是說在實際的例子和生活的教訓中，帕韋塞的形象沒有向我們伸出援手。關於他過激的行為，我們說得太多；而關於他日復一日在與自我毀滅的衝動所做的鬥爭中取得的勝利，我們卻說得太少。無論是經歷自己的生活、從事自己的工作，還是加入他人的工作時，帕韋塞都可以使古典作品中的道德和實踐中的道德發揮作用。對於我們這些在帕韋塞生命的最後五年才結識他的人來說，他是一個在研究、文學創作和出版社的工作中都非常勤奮和準確的人。對他來說，每一個動作，每一個小時，都具有它的功能和收穫。工作和存在彌補了他的簡練與孤僻。他性格躁動，這是因為他完全被積極工作的狂熱所控制。作為一個勤奮工作的人，慵懶和消遣在他身上非常少見，卻也因為智慧而充滿滋味。這個帕韋塞和另外一個消極、絕望的帕韋塞一樣真實。他不僅僅是一個將自己交給朋友們的記憶，交給作品以外的活動的人，還是一個「做事」的人，一個寫書的人。帕韋塞成熟期的作品帶著這種勝利甚至是幸福的標誌，儘管這種幸福是苦澀的。帕韋塞也擁有一個幸福的故事，是憂傷的心靈中一種艱難的幸福。然而，追求幸福的動力同時使他深陷痛苦的境地，直到二者之間的差距過大，以至於打破那種艱難的平衡。 儘管帕韋塞式的自我塑造對於我們的教誨（就像他的作品和人生經歷所反映的那樣）希望能夠包含對實際生活的征服，對自己從事戰鬥的目標的改變，以及在與消極性的鬥爭中取得的勝利，但它的真正實現是在內心對於所經歷事物的意識層面，是能夠經歷某種事情，而不是被某種事情所駕馭，儘管這個某種事情並不會改變。帕韋塞在生活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意識。儘管我們應當認為，這是他在生活中唯一得到的東西，而且，從關於他的生活和死亡的表面信息，我們應該能夠推斷出，他的人生悲劇並沒有因此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他的道德，他的「風格」，對於他來說並非抵禦痛苦的外在盔甲，而是內心堅硬的殼，能夠把爐火般的痛苦裝在裡面。 在他最初創作的那些日記當中，有一篇（1936年4月20日）已經對一種工作和一種生活做出了完整的計劃：「教訓是：要在藝術上和生活上自我塑造，在藝術和生活中消除享樂，以及悲劇般地生存。」這是帕韋塞藝術創作和理論研究的主題，同樣也是日記的主題：悲劇生活與享樂生活的對立。「享樂生活」是什麼呢？讓我們試著用他的話來定義：「是將情緒作為它們自身的目標……是沉浸在真誠當中，在某種絕對的東西中失去自我……是過著跳躍式的生活，既沒有發展，也沒有開始……」而「悲劇生活」又是什麼呢？在日記的這一頁上，帕韋塞的定義好像只涉及詩人那種實用性的冷漠：鑒於情緒在詩歌中的普遍化，他接受了情緒，並且賦予它一種意義（就像在年輕人看來，能夠創作一部詩歌作品，仍然顯得是一種超人類的英雄主義，是奇蹟般的道德思想的濃縮）。很明顯，我們還可以將這個概念擴大：悲劇般地生活，意味著引導個人的故事（不是將它當作零錢花掉）成為一種濃縮的力量，以便在所有行動、作品，還有人類的所有行為上，都留下它的痕跡；意味著將存在中包含的衝突的火焰，轉變為一種歷史進程中的行為；將個人的痛苦或者幸福，我們死亡的這些畫面（任何的個人幸福，內部都包含著它的終結，因此也就包含著與之相對的痛苦），轉化為交流和變形，也就是生命之力的組成部分。 假如我們將帕韋塞的日記與當代另外一份重要資料，一段心路歷程（安德烈·紀德的日記）對比，就會看到紀德的行動方向與帕韋塞的完全相反。紀德是從在他的文化、理智，總之是古典主義的外殼中完美構建而成的個人的獨特性出發，融入自然而然向前發展的生活，進而觸碰一種未曾確定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紀德可以逐漸捕捉到變化多樣的世界的所有面貌。在那裡，真誠不再是痛苦的，痛苦也不會消耗生命。 紀德和帕韋塞所走的是現代文學向我們的認知和實踐態度建議的兩種不同的道路。一條是融入一切，沉浸在流動的生命和宇宙當中；另一條則是選擇和消耗，使自己只剩下骨頭，是將存在的價值轉移到行動當中，從生命轉移到作品，從存在轉移到歷史當中。 在帕韋塞生活的那個時期，世界文化傾向於將生存與歷史道德結合起來。這位皮埃蒙特作家的去世，仿佛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事實上，應該說在過去的十年里，即使帕韋塞獲得了越來越大的成功，他的教誨對當代文學可能產生的影響卻好像在迅速減少。文學和藝術意識的前進，如今好像完全導向了紀德一邊。不過，十年這個衡量標準也可以忽略不計：在文學的歷史中，充滿了看起來已經中斷，隨後又被出其不意地延續的話題，或者稱作推遲的約定。如今，帕韋塞作品中使用的那些詞語似乎已經遠去，在形式研究的方面也是一樣，尤其是風格上那種苦行僧式的固執。然而，這僅僅意味著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又會感受到他的思想，只不過因為時間和距離，視角會有所不同。這就足以使我們決定再次靠近他，也會從中看到更多東西，就像我們使一個作者脫離當代的背景，用曾經存在而又不再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光芒去照耀他時會發生的那樣。 在最近幾年裡，研究帕韋塞的學者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重新構建他的形象上，而非他的作品本身：日記、他不願意出版的作品、那些文學評論，以及傳記式的作品紛紛面世。即使在我的這篇文章中，我們也能感覺到這種興趣的集中。這曾經是一個必要的階段，但固執地堅持這一點，就會使關注這個形象的各種理由失去平衡。帕韋塞的所有強烈情感都表現在他的作品，那些以生活和認知的經歷為基礎的作品中，所以我們應該將焦點集中在他的作品上，尤其是標誌著最完整和成熟的帕韋塞的那些作品上。 所以，我們要關注他的小說。即使我特意將小說拎出來，也並不意味著我會將義大利文學中兩部獨一無二的作品放在次要位置。我認為，它們的風格幾乎彼此相反，而且兩部都是「徹頭徹尾」的帕韋塞作品：詩集《艱難之活》（Lavorare stanca）和《與雷烏庫的對話》（Dialoghi con Leucò）。關注小說的理由，是因為帕韋塞將他大部分的能量傾注在敘事文學和創造一種特別類型的小說上面。帕韋塞的九部篇幅較短的小說，構成了當今義大利最為濃重、也最具戲劇性和一致性的系列作品。對於認為這個因素非常重要的那些人，我要說，在對於社會環境，總之是對於人間喜劇，對於一種社會現實的表現方面，他的小說也是內容最為豐富的作品。此外，這些作品尤其具有非凡的價值。在閱讀時，我們也會不斷遇到新的層次和新的意義。我認為，其中有三部小說值得特別提出，它們就是：《山間小屋》（La casa in collina）、《山上的魔鬼》（Il diavolo sulle colline）和《唯在女人間》。這三部作品完成於帕韋塞創作的高產期，也就是從1947到1949年之間。《山間小屋》是一種思考，來源於歷史與人類元史學的道理之間的對比；在《山上的魔鬼》中，帕韋塞將所有交織在一起的道德和生存問題寫成了小說；《唯在女人間》則是生活態度的典型化。從內容上來講，這是三部典型的小說，而且我還要說，它們是思想性的小說。無論在抒情性還是在結構的客觀性上，三部小說都構成了完美的統一。言不盡意的簡練、間接的交流，以及使讀者加入對事實的認知和評價的努力當中，帕韋塞的這些寫作技巧都在小說中獲得了成功。你們已經看到，我沒有把帕韋塞最後一本較短的小說加入其中，也就是《月亮與篝火》（La luna e i falò）。這樣做的原因是，我現在懷疑在這部小說當中，抒情主義的濃縮、客觀的真理，還有交織在一起的文化意義，是否得到了全面的實現。就像我決定將這三部成熟的小說與之前的作品區分開一樣，之前的小說儘管同樣獲得了成功，也僅僅是在逐步走向一種全面的表達形式。 只可惜，帕韋塞懇請我們採用的那種閱讀方式，在當代文學中的實例並非稀少，而是絕無僅有。他希望人們像閱讀偉大的悲劇那樣去閱讀他的著作。在那些作品中詩句之間的每種關係和每個運動當中，都濃縮著一個意味深長的內在原因，以及極其堅實和不容置疑的普遍道理。這種方法可以使我們置身現實當中，去經歷它，評價它，因為我們已經將它完全遺失。帕韋塞以他勤勉而孤獨的方式令我們找到了這種現實。這就是帕韋塞在當今世界文學中所具有的獨一無二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