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機器 · 再版前言

1980年4月，《文學機器》由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出版，收錄在「鴕鳥」叢書。卡爾維諾為這部文集撰寫了一篇簡短的前言（我們的版本中也收錄了這篇前言），文中他與自己的那些發言稿，以及在十多年中所扮演的「具有傾向性的知識分子」的角色拉開了一定距離。他在序言結尾處寫到：「如今，我可以將這些文章集結成冊，能夠重新閱讀它們，也讓他人再次閱讀它們，以便使這些文章停留在屬於它們的時間與空間裡；與它們保持適當的距離，並且以正確的角度和方式對其進行審視；重新勾勒出它們主觀和客觀的改變與延續的脈絡；理解我所處的位置，對一切蓋棺論定[1]。」 事實上，卡爾維諾還撰寫了另外一篇文章，而那篇文章的目的很可能正是為了介紹這本文集。後來，他明顯更加喜歡另一篇文章所採用的樸實方法，以及果斷甚至生硬的腔調。無論如何，卡爾維諾也想讓讀者了解這篇更加具有分析性和與歷史緊密聯繫的文章，因此將它發表在1980年4月15日的《共和國報》上面（文章的標題是《在那塊石頭下面》），當時卡爾維諾剛開始與這家報紙合作。以下我們為本套「奧斯卡」系列叢書的讀者全文刊登卡爾維諾的這篇序言。 我與自己撰寫的評論性文章之間總是存在著一些關係。那些敘事性作品，無論好壞，一旦創作完成，就不會再改變。我既不能改變那些作品，也不能假裝不曾創作過它們。短篇或者長篇小說一旦成形，便獲得了穩定性和獨立性，以及在世界中流傳的權利，而對於那個世界，我感覺自己沒有任何干預的權利。然而，那些思考性的作品，我卻從來不會認為它們已經完成或者與我脫離關係。這些作品屬於口頭表達的自然流動，屬於複雜的推理和懸而未決的判斷。我幾乎可以說，它們是口頭表達中發生的意外事件。儘管我拋出一些不容置疑的說法，但還是覺得內心深處存在著某種猶豫。 有些作家不會讓自己的任何作品在抽屜里老去，還有些人將發言稿和應景之作集結成冊，作為他們所有作品的主體結構，使自己的作品成為一種永無休止的講話，其中包含了複雜的含義和詩意的表達。然而，我的情況並非如此。或許出於發自內心的一種懷疑，我無法全身心投入一場完全確定的戰役，比如像帕索里尼那樣，要求揭開方言以及謙卑的前科技化義大利的真相；或者是佛爾蒂尼（Fortini）的道德改革，他對一個獲得新生的社會做出了預測（我的這些作品經常會與他們兩位的作品形成某種對話）。還有一些作家建立起自己統一的寫作風格，無論是涉及虛構文學，還是對於現實進行批評和評論的作品：比如說阿爾巴西諾（Arbasino），還有桑奎內提（Sanguineti），不過，後者採取的是另外一種方式。他們的作品如同一本始終在延續的書，一篇連續不斷的日記。我的情況有所不同。在每一次的創作當中，我都覺得有必要將作品結束，然後再重新開始。 在過去的歲月里，假如有人敦促我將這些文章中的幾篇重新出版，我都會回答他們，我不認為這些文章的創作已經結束，還需要增加一些文章，以便使我的思想更加明確；又或者，我覺得這些文章與一些過渡時期之間的聯繫過於緊密，因此需要等待周而復始的歷史再次賦予它們現實性；又或者，我所捍衛的理論性闡述，與我作為作家的具體實踐的做法之間存在著過大的跳躍，所以，我首先需要在兩岸間修建一座橋樑。 現在，這本文集出版了，而我距離出發點如此遙遠，已經不知道還能修改和增加些什麼。如今，時間在這些紙張上面覆蓋了一層同樣的銹跡，將偶然性變成了時代的見證。如今，我可以在這本書中辨認出一幅圖畫，它的形成獨立於我的意願，是一個逐漸具體化的主題，是一條路線和一起事件，儘管它們不能被認為是一個終點，但我們可以賦予它們一個確定的意義。 簡而言之，這本文集的主題可以被認為是：在某些年間，有個人曾經認為自己的工作是通過建設一種文學來建設一個社會。隨著年代的流逝，他發現自己周圍的社會（他所說的是義大利社會，但同時也在關注這個社會與變革中的世界之間的關係）越來越與之前的計劃和預測不符，這個社會成為某種越來越無法掌控的東西，而且拒絕任何的模式和形狀。文學同樣拒絕任何形式的規劃，不願意被限制在任何話題當中。在一段時間內，這本文集的作者努力理解越來越複雜的社會形式，創造越來越詳細的格式，而且不斷移動進攻的戰線。後來，他逐漸明白了，其實問題在於他的根本態度站不住腳。他開始認為，人類世界的核心或者是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過程，又或者是由那些非常細微和幾乎微觀的事物構成。而且，對文學的觀察也應該通過以上的雙重角度。我在對這本集子進行「剪輯」時選擇的文章，或許可以勾勒出我講述的這個故事。當然，對於這本文集的閱讀，我並不希望強加一種唯一的原則。假如有人在文集中看到另外一個故事，他只需提出自己的觀點，並對這個觀點進行展示。 至於這本文集的標題，最初我想從各篇文章原有的標題中挑選一個適合的書名。然而，這些標題大部分都非常大膽，而且充滿自身的含義，比如《獅子的骨髓》或者《挑戰迷宮》，而我尋找的標題應該適合我當下重新審視和總結人生經驗時的心情。我選擇使用「蓋棺定論」這個標題，是為了說明這是一個已經終結的故事，而且完全沒有必要去對這個故事歌功頌德；是為了說明，只有在遠離很多沒有根據的奢望時，才能重拾一個話題。然而，「蓋棺定論」這個標題也表明了一種需要，那就是忠實地敘述自己的經驗，以便它能夠對我們起到某種作用。 無論如何，標題是在文集完成之後才確定下來的，而我的第一項工作是決定從哪裡開始選擇這些文章。我打開年輕時期的十幾年間發表的文章（包括我在《團結報》、《復興周刊》、《當代周刊》上面發表的文章，它們還可以——鑒於如今我已經開始這樣做——成為另外一部文集的材料，成為放在更加久遠的地質層之上的石頭），然後，我在這部文集的開篇處安排了一篇1955年發表的文章，也就是《獅子的骨髓》，作為對往事的回憶。這篇文章一定程度上是對於整個時期的概括，並且希望確定一種文學路線，就像當時人們所說的，是後抵抗運動時期左派文化問題範疇內的「道德和文明」的路線。 《獅子的骨髓》中闡述的路線，我可以將它定義為對於有意識而且理智的主題所具有的至高無上性的捍衛，而且，後面的文章也延續了這條路線。不過，尤其是從1959年發表的《物質世界的海洋》開始，可以感覺到我們進入了另一個時期。這種改變並非僅僅因為我在政治生活方面的轉變（我在1956至1957年間脫離義大利共產黨），更多是因為我周圍的文化氛圍發生了變化，它同時也要求採取其他的方法。時間開始穿越20世紀60年代，那些年間發表的文章，從重要性和數量上來講，在文集中占據了最重要的部分。 那是埃里奧·維托里尼創建並出版雜誌《梅那坡》的年代，這本雜誌在尋求一種新的文學（雜誌創刊於1959年，在1966年它的締造者去世後結束）。在與人交流，進行論戰，以及樂觀主義方面，那些年都代表著維托里尼最富活力的時期。在他的敦促下，我發表了兩篇文章，試圖對多種文學經驗進行整體上的梳理：《物質世界的海洋》談論的是當今國際現實的各種傾向，《挑戰迷宮》（1962年）則涉及先鋒派的歷史。 一方面，那是先鋒派文學開始興起的時期（首先是「最新的詩人」，然後是「六三學社」）；另一方面，當時還出現了意識形態—政治領域的新先鋒（《紅色雜誌》和《皮亞琴察雜誌》），這種先鋒為1968年那些新左派群體開闢了道路。《梅那坡》立刻與新先鋒派文學建立了聯繫和交流，而與意識形態—政治新先鋒之間的關係，則主要是從中獲得各種論戰的主題，因為政治領域的新先鋒派在《梅那坡》的文化路線中看到了「系統理性化」中關鍵性錯誤的各種極端。這就是我在《梅那坡》上面發表的第三篇文章所面對的癥結，文章的標題就是《作為對立面的工人階級》（1964年）。文中不僅將此前對於整理和編輯目錄的熱情用在文學上面，也用在政治理論化方面，從而維護一種「理想化」想法的連續性，並抵禦新馬克思主義的進攻，這種新馬克思主義與老馬克思主義的不同之處，是它拒絕任何與18世紀啟蒙運動的傳承關係。 這篇文章是我將所有可能的反對意見都納入一幅總體圖畫當中的最後一次嘗試。從那以後，我再也不能為自己掩蓋一種現實，那就是我的那些詮釋方法相對於複雜的世界來說並不適合。因此，我放棄了所有大膽挑戰的腔調，也不再嘗試奢望窮盡一切的概括。到那時為止始終在支撐我的，對於工業社會能夠長期持續發展的信念（我在這個時期的作品中不斷提到這種發展，證明了我相信義大利能夠在生活水平、思想和經濟—社會體制上，逐漸接近美國和蘇聯），表現出它的不可持續性；同樣地，工業發展之糟糕也令我們無法進行長期規劃。「不再講廢話」這個想法，是在我1965年撰寫一篇文章時偶然跳出來的。今天，我覺得可以把它當作我生命中的一個里程碑。 20世紀60年代是文化領域發生革新的時期，我們發現人文科學領域的認識方法並不能夠使我們了解世界。在這個時期，儘管我仍然堅持從根本上拒絕採用傾向於包含一切的體系，但是語言學、結構人類學、符號學等領域經常會出現在我的文章當中。我更願意在自己周圍匯集一堆各不相同，而且彼此並沒有聯繫的元素：除了「人文科學」以外，還有自然科學、天文學、宇宙學、演繹主義和信息理論。（在敘事文學方面，在1965年和1967年，我分別發表了《宇宙奇趣》和《時間零》。）在探索科學語言為表達提供的可能性的同時，我還支持採用謊言最少，因此也最為可信的語言，也就是想像中所包含的「滑稽」和粗俗的方面。（當然，這種滑稽的方法經常出現在我的創作實踐當中，但是我要說，直到這個階段，這種方法才在我的評論中找到了應得的位置。）一個與所有這些方面相關的名字開始被我頻繁地引用，那就是深受拉伯雷和大百科全書派影響的雷蒙·格諾。 說到這裡，我們所講述的歷史來到了1968年。當時，集體思想意識和社會功能方面發生了轟動一時的變化。儘管如此，我找到可以用來填充文集中「1968年」這個方框的唯一文章，是對維托里尼的紀念。在去世之前兩年，他被認為是發生在「1968年5月」的那次運動的先驅。對於自己的沉默和後來撰寫的這種類型的文章，我可以找到其中的原因：當時，我注意到世界發生了變化，但不知道它正向何處發展；即使有能力，別人也在傾聽我的說法，我也還是找不到任何適當的立場去向他人解釋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我唯一能夠做的只是賦予過去一種意義，使得今天有可能成為過去的延續。 這本文集中的作品，對於1968年運動中涉及的反極權主義和反壓迫問題做出的貢獻，是重提夏爾·傅立葉，這位倡導實現願望的理想主義者（文章是為了1971年出版的傅里葉著作所寫的）。巴黎「五月運動」將傅立葉頌揚為他們的先驅，而我對於他的興趣是將他作為完全不跟隨潮流的一種思想範疇的模式。傅立葉指出，一種反壓迫的文明並不意味著生命的衝動與混亂的自發主義的爆發，而是要求知識、準確性、完整的組織、分類的精神、事先細化到最微小細節的綱領，而且要確信個性對於所有人的幸福非常珍貴。 就這樣，我們來到了20世紀70年代。因為習慣了更加糟糕的社會狀況，而且受到生存條件的牽制，所以，除了沉默以外，文學尚未能夠做出任何回答。不知道這本書是否能夠明確地指出，在我試圖重建的人生軌跡當中，目前所處的位置。當然，我無法將文集中最後的幾篇與歷史聯繫起來，因為它們涉及的是我目前的思想。這就意味著，從某個時刻開始，我放在已經完成的文章上面的這塊石頭，僅僅是一塊鎮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