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二十二講 · 第十二講 試論劉勰的宗經、辨騷問題
一、宗經問題
有一種看法，認為劉勰把《五經》看做是文學活動的指南，如說「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宗經》），而把《詩經》作為創作典範是不行的。葛洪《抱朴子·鈞世》就指出：「《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 博富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魯頌· 宮》），何如王生之賦靈光（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乎？同說遊獵，而《叔畋》（《鄭風·叔于田》）、《盧令》（《齊風·盧令》）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上林賦》）乎？」劉勰認為不宗經，「是以楚艷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宗經》）再看劉勰在《辨騷》里指出《離騷》「同於風雅」和「異乎經典」的兩個「四事」，就能看到儒家思想束縛著劉勰了。以上這種看法，有不少作者不同程度地提出來討論過，這裡只想對這種看法，提出點商榷意見。
這裡第一個問題是「宗經」，劉勰是不是把「宗經」作為文學創作的指南呢？就我來看，是的，也不是的。為什麼說是呢？他在《序志》里說：
惟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
他提出「宗經」，這裡說的有兩點：一點是要求寫出有內容又實用的文章來，像五禮六典以及有關君臣軍國的文章；一點是要求糾正浮詭訛濫的文風。就他的文體論看，有很多是屬於當時的應用文，這類應用文自然要求寫得有內容又實用，反對浮華空洞，他這樣來提出宗經，是無可非議的，要是拋開了他的文體論，拋開了他列舉的很多應用文，拋開了當時浮華空疏的文風，光就創作詩賦來說，批評他的「宗經」，恐怕是不符合他的原意的，即要求糾正當時的文風，寫好各種應用文。
拋開應用文，專就創作詩賦散文來說，他是不是要求用宗經來指導創作呢？回答還是是的，又不是的。劉勰在《徵聖》、《宗經》里除了要求寫出有內容又實用的文章外，還提出了什麼呢？他在《徵聖》里提出：「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即「繁略殊形，隱顯異術」，學習繁略隱顯四種寫作法。他在《宗經》里又要求學習什麼呢？他指出經書有「言中事隱」的，有「文意曉然」的，有「藻辭譎喻」的，有「章條纖曲」的，有「婉章志晦」的；還是學習各種寫作手法。那麼他的徵聖、宗經，實際上是要從經書中學習各種寫作手法，這是無可非議的。他在《宗經》里又提出：
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
這是六個寫作的標準，這六個標準是正確的，也是無可非議的。
那麼他的宗經是不是限制了文學創作呢？沒有。第一，他不同意用經書的思想來寫作。他在《宗經》里說過「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說經書中的思想是至道鴻教，是裝門面的話，不是他論文的要求。他在《諸子》里說：「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他認為聖人文王、孔子，還要向鬻熊、老子訪問請教，說明諸子也懂得道，他們知道的比聖人還多。更重要的，他指出：
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西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采，此遠近之漸變也。
六國以前的諸子，是不依傍經書來寫作的，所以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西漢以後，儒家定於一尊，依傍儒家思想來寫，就體勢浸弱，不如六國以前的諸子了。這是明顯地指出不能依傍儒家思想來寫。那麼用道家思想來寫怎樣呢？他認為也不行。《時序》說：「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用道家思想來寫，不能反映時代的面貌，也不行。為什麼他宗經而反對依傍儒家思想來寫呢？《論說》曰：
詳觀蘭石之《才性》（傅嘏《論才性》），仲宣之《去伐》（王粲《去伐論》），叔夜之辨聲（嵇康《聲無哀樂論》），太初之《本無》（夏侯玄《本無論》），輔嗣之《兩例》（王弼《易略例》上下），平叔之二論（何晏《無為論》、《無名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論之英也。
他認為立論要「師心獨見，鋒穎精密」，不能依傍儒家；要「彌綸群言，研精一理」，把各種言論綜合起來，經過研精，提出創造性的獨見，才能夠成為名論。換言之，他是主張創造，不主張依傍經書的。
那麼能否用經書的文字來寫作呢？他在《徵聖》里說過經書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他在《宗經》里又提出「文麗而不淫」。可是經書的文章，除《詩經》外是比較樸素的，同文麗的要求不合。他對文辭的要求，寫了《情采》、《聲律》、《麗辭》，要講究辭藻，聲律、對偶，同經書的文章不一樣，所以他也不要求用經書的文字來寫作。
那麼他要不要學習經書在風格上的特點呢？也是否定的。他在《宗經》里稱美《詩經》是「藻辭譎喻，溫柔在誦」，即譎喻和溫柔。可是他在《明詩》里說：「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他推崇漢代五言詩，並不用譎喻和溫柔來要求它。他在《明詩》里又說：「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可見他認為《詩經》的風格是雅潤，五言詩的風格是清麗。他提出寫作的標準六義里，有「風清而不雜」，「文麗而不淫」，即要求清麗，根本不提雅潤。他不僅不用《詩經》的風格來要求創作，反而要以當代五言詩的風格作為詩歌創作的標準。這樣看來，他的宗經要求寫出有內容又實用的文章，來糾正當時浮靡的文風，從經書中學習各種寫作手法，這些都是應該肯定的。他不主張依傍經書的思想來寫，不主張用經書的語言來寫，不主張用《詩經》在風格上的特點寫，也是正確的。
那麼《宗經》里說：「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這又怎麼解釋呢？這是說，賦頌歌贊是從《詩經》來的，好比從根本抽出枝葉來。就上面所說，他並不要求五言詩學習《詩經》，自然更不要求賦頌歌贊學習《詩經》了。他在《頌讚》里講頌：「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講贊說：「本其為義，事生獎嘆」，「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是提出不同要求的。
二、辨騷問題
劉勰的《辨騷》是不是要用經書來要求《離騷》呢？回答是：是的，也不是的。
說是的，劉勰指出《離騷》有「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是「同於風雅」。有「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是「異乎經典」。這正是用經書來要求《離騷》，辭有褒貶，所以說《離騷》是「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認為《離騷》不如《詩經》。這正像他說「四言正體」，「五言流調」，好像認為五言不如四言，可是他又稱五言「清麗居宗」，符合他提出的寫作標準，這矛盾怎樣看呢？原來劉勰有的話是裝門面的，有的話是真心的。他說「四言正體」是裝門面的，所以實際還推重五言為清麗。這裡說《離騷》是「雅頌之博徒」，是裝門面的，實際上是推重它為「辭賦之英傑」。
說劉勰實際上推重《離騷》有什麼憑證呢？一、他在《辨騷》里說：「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說「轢古」，不是壓倒《詩經》嗎？說「絕艷」，不是超過《詩經》的文采嗎？「難與並能」，不是《詩經》難跟它並能嗎？二、他在《時序》里說：「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 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這裡說「籠罩雅頌」，不是說《離騷》可以罩蓋《詩經》嗎？三、他在《詮賦》里說：「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這裡把《離騷》同《頌》都認為是鴻裁、雅文。這三處不正證明在劉勰的心裡，把《離騷》同《詩經》都認為是雅文，並認為《離騷》壓倒《詩經》嗎？
劉勰在這裡講的，是不是專指《離騷》的文采呢？不是的。他在《辨騷》里說：「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又說：「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可見他講的，包括內容的情志和懷抱在內，不光是指文采。那他為什麼又要說四事「異乎經典」呢？看他所舉的四事。一講詭異，指「豐隆求宓妃，鴆鳥謀娀女」；二講譎怪，指「康回傾地，夷羿 日」，都是神話。他對神話並不真的反對，如《諸子》說：「按《歸藏》之經，大明遇怪，乃稱羿斃十日，嫦娥奔月。殷《易》如茲，況諸子乎？」認為經書里也有神話，所以用神話不足怪。他在《正緯》里說：「白魚赤烏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認為神話對寫作有幫助。所以他講《離騷》或《楚辭》中用神話的缺點，是裝門面，並非真心話。三講狷狹，指「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即屈原投江自殺，對這點的批評，也不是真心話。他在《哀弔》里說：「自賈誼浮湘，發憤吊屈，體同而事核，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稱賈誼的《吊屈原文》是首出之作，肯定他對屈原的哀悼，而沒有批評屈原的狷狹。四講荒淫，指「士女雜坐，亂而不分……娛酒不廢，沉湎日夜」。這是指《招魂》說的，王逸認為《招魂》是宋玉作，劉勰對此沒有表示，可能同意王逸的看法，那麼這點不是批評《離騷》的。這樣看來，他提這四點，實在是勉強找出來的。他為什麼要這樣說，是為了宗經。所以要宗經，正像《宗經》里說的：「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艷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他要糾正當時浮靡的文風，使它歸本，回到正確的路上。這種文風，是從楚艷漢侈來的，從而造成流弊。這點，他在《辨騷》里也講了：「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他在這裡是不是認為屈原有不正和失實的毛病，要用《詩經》來補救呢？沒有。他在贊里說：「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他稱屈原「壯志煙高」，是肯定他的志趣的，不過認為要研究他的情理實是辛苦的，因為他往往借美人香草和神話來說，所以費力。正由於這樣，所以一般人只看到它的文采，忽略了它的情志，從而產生流弊。所以要提出宗經，要用雅頌來補救。補救的是後人只看到《離騷》的文采，看不到它的情理的流弊，不是《離騷》。既然要宗經來救弊，不得不從《楚辭》中硬找出一些不足處，這些是硬找出來的，是門面話，實際上他認為《離騷》是壓倒《詩經》的。
在這點上，再可以舉例來說。他在《時序》里提到一個創作的規律：「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他提出文變、興廢，是從發展變化的角度來看的。在《序志》里說「變乎騷」，可見他的真心是通過《離騷》來說明文學作品的變化的，《辨騷》只是門面話。從這種變化里看出興廢，是系乎時序的。時代變了，文學也跟著變，新的文學興起了，舊的就會廢去。廢只是就新的時代說的，《離騷》適應時代的需要興起來了，人們很少用《詩經》的體裁來創作了。劉勰的眼光卓越處，既看到了《離騷》壓倒《詩經》的一面，也看到了《詩經》還有它可取的一面，要糾正當時的文風，還要宗經，這正是他的卓越處。他又提出「染乎世情」，就是他在《時序》里說的：「故知 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縱橫詭俗是戰國時代的世情。《文史通義·詩教》上說：「戰國者，縱橫之世也。」「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詼奇焉。」把這種敷張揚厲而加詼奇的世情運用到創作上去，有助於構成《離騷》的文變。戰國策士的辯說，多講一國的形勝，從東方到西方南方北方，《楚辭·招魂》也從四方有什麼怪異來說，是不是受到這種世情的影響？再說楚地本富有各種神話，形之於民歌，像原始的《九歌》。把楚地的神話和想像融會到《楚辭》中去，這也是「文變染乎世情」。這些正是劉勰「變乎騷」的看法，是他特別推重《離騷》的看法。
這裡就接觸到辭賦問題，《詮賦》說：「然則賦也者，受命於詩人，而拓宇於《楚辭》也。」既然劉勰提出《楚辭》「籠罩雅頌」，那麼葛洪提出《詩經》的華采不及辭賦，就同劉勰的看法一致了。不過葛洪不如劉勰的地方是，葛洪只提《詩經》的華采，看不到像白居易在《與元九書》里提出「風雅比興」，即《詩經》的美刺作用。劉勰對此是有深切體會的。他在《明詩》里說：「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他在《比興》里說：「比則蓄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托諷。」斥言即指刺，托諷即指「后妃方德」，「夫人象義」，對德義的讚美，這種美刺作用，已經和白居易講的風雅比興說一致了。
劉勰在《詮賦》里舉出荀卿、宋玉、枚乘、司馬相如、賈誼、王褒、班固、張衡、揚雄、王延壽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對宋玉稱「宋發夸談，實始淫麗」，大概指《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但他還是認為宋玉為辭賦之英傑。下面說：「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他既認宋玉淫麗，承認揚雄說的賦不過是雕蟲篆刻，是勸百諷一，那麼在這十家中只有像荀卿、賈誼可稱麗則，有風軌，益勸戒了。其他勸百諷一的都不行，何必稱為辭賦之英傑呢？肯定他們是辭賦之英傑，這種英傑又表現在哪裡呢？劉勰的意思，認為辭賦有的「舉要以會新」，有的「繁類以成艷」，有的「致辨於情理」，有的「窮變於聲貌」，有的「明絢以雅贍」，有的「迅發以宏富」，有的「構深瑋之風，」有的「含飛動之勢」，因為有這些成就，所以是辭賦之英傑。他們雖然勸百諷一，但並沒有減損他們以上的種種成就。
這樣評價，跟當前文學史的評論有些相似。比方有一部文學史，談到司馬相如的辭賦說：「篇末有所謂曲終雅奏，寓一點規陳之意，但實際是『諷一而勸百』，讀者所注意的還是在於它所極力鋪陳形容的東西。」這就是「無貴風軌，莫益勸戒」。他又說：《子虛》、《上林》「這兩篇賦的主要內容實際是描寫帝王貴族田獵之威，描寫皇帝勢力範圍之大。費那樣大的力氣來描寫這些，社會意義不很大」，這跟雕蟲霧縠的說法有些近似。又說：「但在客觀上反映出了一個時代勞動人民所創造的物質文化的一些面影。」這是新的，為劉勰所不可能看到的。「而且它用力地寫出了自然景物之美，這都是值得重視的。」這同劉勰對十家辭賦的讚美是一致的。劉勰對辭賦的看法，能夠同當前的文學史有這樣一致的地方，是值得稱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