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二十二講 · 第一講　我與《文心雕龍》

我接觸《文心雕龍》是從40年代（20世紀）開始的，我剛進上海開明書店，是幫宋雲彬先生校對《辭通》。《辭通》出版後，我又幫章錫琛先生校對《文心雕龍》。錫琛先生當時是開明書店總經理，他在空餘時間，也做整理古籍工作，開明書店出版范文瀾先生注的《文心雕龍》，就是錫琛先生整理的。錫琛先生在書末還寫了《校記》。《校記》中說：「余友范君仲沄（即文瀾先生字），博綜群書，為之疏證。」又稱：「最近得涵芬樓影印日本帝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東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藏宋刊本《太平御覽》，偶加尋檢，其中所引《雕龍》文字，頗有同異。尤足珍者，如《哀弔》篇『汝陽王亡』，注謂『汝陽王不知何帝子』。今此本『王』作『主』，則是崔瑗作《哀辭》者，乃公主，非帝子。《史傳》篇『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注謂彥和用《玉藻》說。此本作『左史記言，右史書事』，則用《漢志》說。《論說》篇『仰其經月』，注謂疑當作『抑其經月』，此本果作『抑』。又如《頌讚》篇『義兼』之為『贊兼』，《誄碑》篇『改盼』之為『顧眄』，《史傳》篇『同異』之為『周曲』，『迍敗』之為『屯貶』，《章表》篇『蓋闕』之為『然闕』，《書記》篇『遺子反』之為『責子反』，『激切』之為『激昂』，《神思》篇『綴慮』之為『綴翰』，《指瑕》篇『頗疑』之為『頗擬』，義胥較長。他類是者尚眾，不遑舉縷。輒為簽校。附之卷末，塵山露海，倘有稗乎？民國二十五年六月，開明書店編輯部。」這是錫琛先生最早用宋本《太平御覽》中所引《文心雕龍》來校，補正范注謂「汝陽王不知何帝子」之疏漏。錫琛先生在這篇《校記》里不署名，讀者不知道錫琛先生最早用宋本《太平御覽》來校《文心雕龍》，也不知道錫琛先生曾校正范注。謹在這裡加以指明。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62年重印范注，後附《校記》，對《文心雕龍》全書，皆用宋本《太平御覽》所引《文心雕龍》文作校，但沒有錫琛先生《校記》，全文列前，這是難得的。 解放後，開明書店併入中國青年出版社，我也轉去了。1961年，《人民日報》的《新聞業務》編者叢林中先生找我選譯《文心雕龍》。按照他的要求，譯文要便於和原文對照，起到句解作用，簡化注釋，因此把段落分得短些，譯文就排在正文下，簡注附後。為了便於閱讀，在每篇前加一些說明。在這年《新聞業務》第5期上開始發表，直到1963年第8期止。譯文發表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約我注釋《文心雕龍》，不要譯文。這個注釋，自然比選譯的簡注詳些，又把選譯前的「說明」，改為注後的《說明》，也加詳了。又寫了《例言》和《前言》。接著，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要我把選譯交給他們。注釋和選譯都在「文化大革命」前交去了。「文化大革命」後，1978年4月，在昆明召開古典文學理論學會，我因選譯過《文心雕龍》，也被邀了。在這以前，四川大學楊明照先生曾在文章中指出我在選譯中的錯誤。按我的選譯，主要依靠范注，如《總術》篇：「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范註：「動用揮扇二句，未詳其義。」注文可說「未詳其義」，不注了。選譯時只好勉強譯，自然譯錯了。楊先生指正我的錯譯，提出新解：「語既承上張琴句，其文必與鼓琴事有關。《說苑·善說》篇：『雍門子周以琴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徵揮羽角，初（原誤作『切』，據桓譚《新論》改）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如改『用』為『角』，改『扇』為『羽』，則文從字順，渙然冰釋矣。」楊先生既指正了我的誤譯，又補范注之缺，極好。再說我去昆明開會，與楊先生住一間房，看見楊先生隨身攜帶他著的《〈文心雕龍〉校注》，在書的天地頭和旁邊的空白處，寫滿了蠅頭細楷。楊先生在重慶大學讀書時，就對范注作了補訂。他在燕京大學進修時，就用《〈文心雕龍〉校注》作為畢業論文，到1957年，再加補訂，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校注》出版後，楊先生繼續校訂，注滿在這本書上，先後相繼，在當時已經經過了四十多年，楊先生對《文心雕龍》校注所下的功力，當是無與倫比的了。當時楊先生告訴我，他有一篇補訂范注的文章，投寄中華書局《文史》。我說回京後，想找這篇文章來讀，用來補訂我的注釋，請求楊先生同意，楊先生慷慨地同意了。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中華書局，都把我交去的注釋和簡譯退還給我，要我修改。這樣，我就把楊先生文字補訂條目可采的引入我的注中，註明楊注，減少拙注的誤缺，這是非常感謝楊先生的。楊先生的補訂稿，已在1982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稱《〈文心雕龍〉校注拾遺》。 在修訂注釋時，寫有《例言》，說明人民文學編輯陳新同志審訂拙注時，對范注也有拾補。如《頌讚》：「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范註：「紀傳後評者，謂《太史公自序》述每篇作意，如雲作《五帝本紀》第一之意。《漢書敘傳》亦仿其體，而雲述《高祖本紀》第一。」陳新同志認為「紀傳後評」即本紀、列傳後面的評語；「亦同其名」，指《漢書》也同樣稱為「贊曰」，非指自序後的自述作意。又《風骨》「務盈守氣」，陳新同志認為「守氣」本於《左傳》昭公十一年叔向論周單子「視下言徐」，以為「無守氣矣」，「其將死乎？」「守氣」指「生氣」，范注未注。我也指出《書記》篇：「趙至敘離，乃少年之激切也。」范注引《文選》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作注，以書為趙至寫的。按此書開端稱「安白」，明非趙至書。《文選》五臣中，李周翰注據干寶《晉紀》，定為呂安與嵇康書，與「安白」相合，又《文選》向秀《思舊賦》李善注，引干寶《晉紀》，亦稱呂安「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云云。太祖（司馬昭）惡之，追取下獄。康理之，但死」。亦謂是呂安與嵇康書。書中稱「披艱掃穢，平滌九區」，要推翻司馬氏的篡奪政權，呂安與嵇康因而被殺。康子嵇紹諱言，改為趙至與嵇茂齊書。蕭統與劉勰於此均為失考，因加注改正。 《選譯》出版後，中華書局要我把「選譯」改為「全譯」。我也感到《選譯》對二十篇文體論，只譯了「文」和「筆」兩部分的前三篇，說明對文體論的認識不夠。現在看來，《文心雕龍》能夠建立一個完整的體系，正像劉勰在《序志》里批評各家文論的「各照隅隙」，他要「彌綸群言」，對後來說的經史子集四部書沒有不包括的；也像他的編定經藏，「區別部類」。在「彌綸群言」時，「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先從文體論入手。在文體論里，「敷理以舉統」，敷陳各體文的創作理論，再歸納為創作論。因此，創作論是從文體論中概括出來的，沒有文體論就很難作出創作論，更難建立全書的體系。因此補譯文體論是必要的。 補譯了文體論，想再加點什麼新的東西。想到在參加古典文學理論學會和《文心雕龍》學會時，聽到有些同志要求編《文心雕龍》術語解釋，他們認為對《文心雕龍》的術語解釋頗有分歧，影響對《文心雕龍》的正確理解。假使對這些術語，就它們在書中出現的次數，總起來看，作些解釋，是適應讀者的需要的，因此嘗試來做一下。由於書中術語，就它在書中出現的次數總起來看，有時作一般詞語用，有時作術語用，這兩者又相關，解釋時似應都注意到，又術語的範圍不容易確定，因此稱作「詞語簡釋」。 在《詞語簡釋》的《例言》里指出對「道」字有不同解釋。如黃侃《札記》引《韓非子·解老》：「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又認為非「一家之道」，作為一家之道，「文章之事，不如此狹隘也」。范註：「彥和所稱之道，自指聖賢之大道而言，故篇後承以《徵聖》、《宗經》二篇，義旨甚明，與空言文以載道者殊途。」黃注認為非「一家之道」，范注認為即儒家之道，「與空言文以載道者殊途」。兩說不同。就全書看，劉勰寫了《徵聖》、《宗經》，聖主要指孔子，經主要指儒家的「五經」，所以他講的道，主要指儒家之道。但他在《原道》篇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他又有取於道家的主張自然。在《論說》篇，他又有取於「般若」，勝過「滯有」「貴無」只看到一方面，只有佛說能看到全面，他又有取於佛家之道。所以黃注和范注兩說都有理，不過劉勰是論文原道，從論文角度說，只能有取於儒家之道，比方儒家有《春秋》與《禮》，是講歷史與禮制的。講道家的道或佛家的道或其他諸子的道，就沒有寫歷史與禮制的。就論文角度說，他講的道主要是儒家的，不過也兼采道家的自然和佛家的般若來補儒家講道的不足。他在論文原道，在《論說》篇又指出寫文章要「師心獨見」，要創造，不能依傍儒家或道家。他在《諸子》篇稱：「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采。」認為依傍儒家思想來創作或著作就不行了。他在《時序》篇說：「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用道家思想來寫也不行了。這樣較全面地來詮釋，才能看到劉勰對道的看法，理解他的用意了。 不過《詞語簡釋》中的解釋，有的還不夠全面，還需要作補充。如《詞語簡釋》中的「奇釋」，只對「奇」作了簡釋，指出「奇」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有無所謂好或不好的一面。這樣講是不夠的。因為劉勰還講到「奇正」，光講「奇」而不講「奇正」是不夠的。因此「奇正」還應作釋。對「奇正」，有寇效信先生的《釋「奇正」——〈文心雕龍〉札記之一》，有王英志先生的《也釋〈文心雕龍〉之奇正》。先看寇先生的解釋，王英志先生對寇先生的解釋作了概括，並指出它的不足處。王先生說： ……劉勰的「奇正」觀到底提出了文章的什麼樣的「總的特點和要求」呢？這是問題的實質所在。《釋》（《釋奇正》）的回答是：在構成文章的四個因素（意、事、辭、風格）中皆各有「奇」與「正」之分，因此《釋》具體闡釋了何謂「奇」，何謂「正」，以論證這是「觀奇正」的全部含義。《釋》把「觀奇正」理解為對「奇」與「正」分開來加以對比考察，應該說這對於人們認清「奇」與「正」的各自內容是有價值的，對於探討「觀奇正」的內涵也有所啟迪。但是嚴格來講……與劉勰「四觀奇正」的本意尚有距離。…… 總的說來，王先生要探討「劉勰的『奇正』觀到底提出了文章的什麼樣的『總的特點和要求』呢」？王先生的結論，認為劉勰「四觀奇正」的特點和要求是： ……這是應當倡導的「執正馭奇」的創作傾向和寫作準則。相反，對那種不考慮文章思想內容之雅正，有悖於儒家「正道」，片面追求怪異的表現方式與出格的修辭方法、清異的詞彩之「逐奇失正」的不良創作風氣則必須掃蕩，必要時藥之以「采正棄奇」。這就是劉勰《文心雕龍·知音》篇中「四觀奇正」之「奇正」的較為全面、深刻的內容。 對於王先生這個結論，我們要看看什麼是劉勰認為「有悖於儒家『正道』」之奇了。劉勰在《辨騷》篇里指出：「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劉勰認為這裡的「狷狹之志」、「荒淫之意」，是「有悖於儒家『正道』的奇」，那麼是不是要「采正棄奇」呢？王先生認為不是的，他說： ……這種觀點當然是劉勰思想認識上的局限。實際上所謂「狷狹之志」乃是屈原的愛國之志；「荒淫之意」也未嘗不是對楚宮廷生活的揭露，並未「失正」。…… 王先生認為劉勰這兩點批評是局限，屈原並沒有「失正」，即這兩點是正的，並非失正的奇。但就這兩點說，確實是違反儒家的正道。那應該怎樣看呢？《老子》五十七章：「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奇正是分開的。五十八章：「正復為奇。」正可以變成奇，那麼奇也是可變的。《孫子·勢篇》：「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孫子提出「奇正相生」，即奇可以為正，正可以為奇，奇正是可以相生的，因此，就「狷狹之志」、「荒淫之意」說，站在宗經的立場上，是不合正道的奇；站在文學作品的立場上看，這個奇也成為正了，所以王先生認為沒有「失正」。老子、孫子都認為奇正是可以變化的，劉勰沒有看到這一點，用《宗經》的觀點來衡量《楚辭》，說這兩點失正，不知《宗經》的觀點不能用來衡量文學作品。在《宗經》看來失正的奇，在《楚辭》里這個奇已經變為正了。從奇正變化的角度來看，可以糾正劉勰《宗經》的局限。這點意見，似可以補《詞語簡釋》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