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 · 誄碑
譯文
周代帝王的德澤盛大,所以有銘誄產生。古人說過:能勝任大夫的人材,遇有喪事必須能寫出誄文來。所謂「誄」,就是積累;就是列舉死者的德行,加以表彰而使之永垂不朽。夏、商兩代以前,沒有關於誄的傳聞。周代雖然有誄,也不盛行,因為在當時誄還不能用於普通官吏,並且低賤的人不能為高貴的人作誄,幼輩也不可給長輩作誄;所以帝王死後,只能說由上天來誄他。宣讀誄文,定立諡號,那時在禮儀上是有一套嚴格規定的。自從春秋時魯莊公戰敗於乘丘而錯怪駕車的人,誄才開始用到下級官吏。孔子死後,魯哀公給他作了誄文。從其中所講「上天不願留下這位老人」,和「嗚呼哀哉」的悲嘆來看,雖然不算很高明的作品,但古代誄文的基本格式已經具備。到魯國柳下惠的妻子作《柳下惠誄》,就是文辭悲哀而篇幅較長的作品了。 到了漢代,繼承前人來寫作:如揚雄的《元後誄》,文辭本來是相當繁雜的;《漢代·元後傳》中只摘要提到「沙麓之靈」四句,晉代摯虞卻懷疑是《元後誄》的全文。豈有累述尊貴者的德行,只寫寥寥四句呢?東漢杜篤的誄文,在前代頗負聲譽。他的《吳漢誄》雖然不錯,其他誄文卻比較粗疏。怎能因《吳漢誄》一篇受到光武帝的稱讚,就使他的全部作品變得貴重起來?傅毅所寫的誄,文辭體制,頗有倫次;蘇順、崔瑗二人的作品,也還寫得明白而簡要。看他們的誄文,敘事如史傳,文辭細緻,音律協調,的確是具有寫誄之才。晉代潘岳,在構思上專學蘇順,善於敘述悲傷之情,能很容易地寫得新穎而親切。所以,和漢代的蘇順比較起來,潘岳就能獲得更為美好的聲譽。至如東漢崔駰的《誄趙》文,劉陶的《誄黃》文,都掌握了寫誄的方法,好在簡明扼要。三國時的曹植,雖然享有盛名,其實,他的誄文,文繁而勢緩;在《文帝誄》的最後,用一百多字來表白自己,這就很不符合誄的寫作規則了。 此外,如殷代人對商湯王的誄,是在《玄鳥》詩中追頌其祖先的洪福;周代史官對周文王的歌頌,是在《生民》等詩中追述后稷的功業。累述祖宗之德,這是詩人的表達方法。至於敘述哀傷之情,那就要根據有關的事物加以發揮。如傅毅的《北海王誄》,其中講到北海王死後,「白日的光輝為之暗淡,暴雨下得天昏地暗」。《北海王誄》又開始在序中寫了令人感傷之情,這就成了誄文的榜樣;後來的摹仿者,就從而寫得更好了。 仔細研究誄這種文體的寫作方法,大致是選錄死者的言論,記敘死者的德行;以記傳的體制而用頌的文辭;開始是稱讚死者的功德,最後表達哀傷的情意。講到這個人,就要使人隱隱約約看得見;敘述悲哀,就要使其悽愴之情令人感到傷痛。這就是寫誄文的基本要求。 所謂「碑」,就是附助。古代帝王受命,就封禪於泰山,刻石記功,所以叫碑。相傳周穆王曾在弇山上刻石記其行跡,這就是「碑」的意思了。還有宗廟階前的碑,樹立兩根石柱在廟堂中庭,只是作為系牲畜之用,並不在上面銘刻功績。後來,記功的庸器逐漸少用,所以,後代就常用石碑記住功勞;用石碑代替銅器,同樣可以保持長久。這和聚土而成墳墓一樣,宗廟的碑和墳墓的碑都可長期保存。 從東漢以後,方形和圓頂形的石碑大量出現了。漢代寫碑文最有才力的,莫過於蔡邕。如他的《太尉楊賜碑》,學習《尚書》而寫得端正有力;他的《陳寔碑》、《郭泰碑》兩篇,都無虧於所稱揚的人;此外,《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廣碑》等篇,無不寫得清晰允當。蔡邕的碑文,在敘事上全面而扼要;詞采上雅正而潤澤;文詞清晰而又變化無窮,新義巧出而又超然卓立。考察他寫碑文的才能,是自然而來的。孔融寫碑文,就有學習蔡邕的地方。他的《衛尉張儉碑銘》和《陳碑》兩文,言辭巧捷,文采豐富,可算是僅次於蔡邕的作品了。到晉代孫綽,有志於碑誄的寫作,他的《溫嶠碑》、《丞相王導碑》、《太宰郗監碑》和《太尉庾亮碑》等,辭多枝蔓,雜亂無章;只有《桓彝碑》一篇,最為簡潔。 關於碑文寫作的主要點,是要具有史家的才能。它的序文近於傳體,碑文近於銘體。突出敘述死者的盛德,必須顯示其美好的清風;明白記敘死者巨大的優點,必須表現其宏偉的功績:這就是碑文的基本寫作法則。碑是銘刻器物,碑文也就是銘;是根據石碑這個器物來確立「碑」的名稱,碑的產生自然先於銘誄。所以,用石刻來讚頌功勳的就屬於銘,樹石立碑來講述死者的事就屬於誄。 總結: 描寫過去的事跡,再現死者的容儀,碑誄為此而建立。銘刻美德,記敘言行,文采的運用應當適宜。 寫其清風,要能如親見其面;聽其文辭,要能如悲聲哭泣。碑誄的美好文辭,使人流風餘韻,永無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