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 · 銘箴

劉勰《文心雕龍》

昔帝軒刻輿幾以弼違，大禹勒筍虡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誡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則先聖鑑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慎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勛於景鍾，孔悝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棺之錫，靈公有奪里之諡，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博於華山，誇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眾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鉞，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准矱武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贊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蓍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閒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劍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箴者，針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針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周之辛甲，百官箴闕，唯《虞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後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以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鞶鑒有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勖《符節》，要而失淺；溫嶠《侍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文多而事寡；潘尼《乘輿》，義正而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武銘，而水火井灶，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御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攡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寡用，罕施後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贊曰∶ 銘實器表，箴惟德軌。有佩於言，無鑒於水。秉茲貞厲，警乎立履。義典則弘，文約為美。

譯文

相傳從前軒轅黃帝在車廂、案桌等物上雕刻銘文，用以幫助自己警惕過錯；夏禹曾在樂器架上雕刻銘文，表示希望聽取他人的意見；商湯王的《盤銘》，提出「一天要比一天新」的規勸；周武王的《戶銘》、《席四端銘》等，寫了必須警戒的教訓；周公在《金人銘》中，強調「語言要謹慎」；孔子在魯桓公廟中，見到欹器而激動得變了臉色。可見先代聖賢，長期以來就注重鑑戒了。銘，就是名稱，觀察器物必須了解它的名稱。正定名稱而明確其作用，是為了重視言行謹慎這種美德。魯國的臧武仲論銘曾說：「寫銘文，對天子應以頌揚其美德為主，對諸侯應以肯定其功績為主，對大夫則只能稱讚其征伐的勞苦。」如夏代帝王有德，九州的首領便送上金屬，鑄成金鼎；周代帝王為了傳示其美德於後代，便在肅慎國送來的箭上雕刻銘文。這就是關於頌揚美德的例子。呂望輔助周武王的功績，曾用金屬鑄成銘文；仲山甫輔佐周宣王的功績，也曾刻在周代的記功器上。這就是關於肯定功績的例子。晉國魏顆的戰功，曾刻在晉國的景公鐘上；衛國孔悝祖先勤於國事的功勞，曾記在孔悝的《鼎銘》中。這就是只稱征伐之勞的例子。至如說飛廉得到天賜的石槨，衛靈公得到黃泉之下的諡號；銘文竟出現在地下的石槨上，這就太奇怪了！又說趙武靈王曾派人在番吾山上刻他的大腳印，秦昭王叫人在華山上刻了個大棋局：都是用虛誇不實的銘刻來顯示後人，這就很可笑了！仔細看看以上正反兩面的例子，銘文的意義就很清楚了。到秦始皇時，有《泰山》、《琅玡台》等山嶽的刻石，雖然秦代政治殘暴，這些刻石的文辭卻較為潤澤，也還有其暢達之美。到了漢代，如班固的《封燕然山銘》，張昶的《西嶽華山堂闕碑銘》，其序文也寫得很長了。蔡邕的銘文，更是獨冠古今。如歌頌橋玄的《黃鉞銘》，模仿《尚書》；歌頌朱穆的《鼎銘》，就完全寫成碑文了；這是蔡邕慣於寫碑文的原因。至於馮衍所寫刀、杖、車等雜器的銘文，雖取法周武王，卻寫得事不稱物，詳略不當。此外，崔駰品量器物的銘文，讚頌多而警戒少；李尤寫的大量銘文，內容單薄，文辭瑣碎。他把蓍龜之類神物的銘文，和戲玩的《圍棋銘》攙雜在一起；把寫衡量器的《權衡銘》，放在關於杵臼的銘文之後。李尤在品量器物名稱上，還沒有來得及做好，怎能熟知事物的道理呢！曹丕寫了九種寶物的《劍銘》，所講的刀劍是銳利的，文辭卻很平鈍。只有張載的《劍閣銘》，寫得清明而有辭采。他的銘文有如快馬疾馳，後來居上；晉武帝下令把《劍閣銘》刻在氓山、漢水之間，那是得到適當的處置了。箴，就是針刺，用以批評過錯，防止禍患，好比治病的石針。這種文體興起後，盛行於夏、商、周三代。《夏箴》和《商箴》，還留下幾個殘餘句子。周代的辛甲，要求各種官吏都寫箴辭，用以針刺天子的過失。其中只有《虞人之箴》一篇，箴體的格式和內容都比較完備。到春秋時期，這種文體逐漸少起來，但還沒有衰絕。所以晉國魏絳曾用《虞人之箴》中講的后羿，來諷諫晉君；楚莊王曾用「民生在勤」等話來箴戒國人。戰國以後，拋棄道德，專求有功；因此，銘辭代之而興，箴文就基本上絕跡了。到了漢代，揚雄考古，才模仿《虞人之箴》，寫了卿尹、州牧等各種官吏的箴文共二十五篇。後來崔駰、胡廣等又加以補寫，總稱為《百官箴》。按照不同的官位，提出應該箴戒的事項，充分發揮鑑戒的作用，這就可以說是學習古人的清風，繼承辛甲的做法了。漢末潘勖的《符節箴》，比較簡要，卻失於膚淺；東晉溫嶠的《侍臣箴》，內容廣博，卻過於繁雜；西晉王濟的《國子箴》，雖然旁徵博引，內容卻很貧乏；潘尼的《乘輿箴》，內容正確，但又寫得過於蕪雜：所有這些相繼出現的作品，很少寫得恰到好處。至於魏國王朗的《雜箴》，把頭巾、鞋子也寫了進去，雖也有了戒慎的意義，但在箴中寫這種東西是不恰當的。《雜箴》的文詞簡明扼要，是學周武王的銘寫的；但它寫一些水火井灶之類，就顯得拉雜不已了，這是立意不正造成的。箴是官吏對帝王諷誦，銘是用來品題器物，它們的名稱和用途雖然不同，但起警戒的作用是相同的。箴主要用來抵禦國失，所以文詞必須準確切實；銘則兼有褒揚讚美的作用，因此，其篇體以弘大潤澤為貴。總的來說，銘和箴所講的事，都必須確實而清楚明白；所用的文詞，都必須簡要而深遠。這就是銘箴二體在寫作上的基本要求。但由於說直話的風氣逐漸消失，記功的制度也長期不存在，所以這兩種文體都不多用，也就很少施行於後代了。今後的作者，應注意取其弘潤、深遠的特點。總結：銘主要是彰明器物，箴主要是軌範道理。應該牢記警戒的語言，而不要徒取銘箴的形式。要用這種貞正的勉勵，來警戒人的實際行為。內容合於常道就能弘大，文辭則以簡要為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