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 · 頌讚
譯文
風、小雅、大雅、頌,是詩理的極至,頌是這「四始」的最後一項。「頌」的意思就是形容狀貌,就是通過形容狀貌來讚美盛德。從前帝嚳時期,咸黑曾作頌揚功德的《九韶》等。從《詩經·商頌》以後,創作「頌」的方法就已經成熟了。能感化整個諸侯國的詩歌叫做「風」,能影響整個大國的詩歌叫做「雅」,形容當世的國家風貌來讚美當代功德的叫做「頌」。「風」和「雅」通常是寫人記事,所以有「正風」、「正雅」和「變風」、「變雅」;「頌」是用來稟告神明的,內容必須純正美善。魯國因頌揚周公之功而編成《魯頌》,宋國因祭祀祖先而輯錄《商頌》。這都是用於宗廟的雅正樂歌,不是宴會上常用的歌詠。《周頌》中的《時邁》一篇,是周公親自寫作的;這篇賢人寫成的頌,為後人留下了典範。每個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思想,表達其思想的口是堵塞不住的。春秋時晉國民眾用「原田每每」來讚美晉軍,魯國人用「麛裘而韡」來諷刺孔子,這些都是說而不是唱,以簡短的話來進行諷刺。左邱明和孔順,都把這種話當做「誦」來記載。這是有了變化的不正規的頌;頌本來是用以告神的,這種變化已漸漸用於人事了。到了屈原的《橘頌》,內容和文采都很美好,它用相似的東西來寄託情意,又把「頌」的內容推廣到細小的事物了。 秦始皇時代的石刻,都是為了稱頌秦始皇的功德。即使漢代的惠帝和景帝時期,也有描述形容的頌產生。所以,頌的寫作是一代一代地相繼不斷了。如揚雄表彰趙充國的《趙充國頌》,班固歌頌竇融的《安豐戴侯頌》,傅毅讚美漢明帝的《顯宗頌》,史岑稱述鄧後的《和熹鄧後頌》,有的學習《周頌》,有的模仿《魯頌》或《商頌》。這些作品雖然深淺不同,詳略各異,但它們讚美功德、顯揚形容,其基本法則是一致的。至於班固所寫《車騎將軍竇北征頌》,傅毅所寫《西征頌》,就是將頌寫成了散文,由於過分的褒獎而違反了「頌」的正常體制!馬融的《廣成頌》和《上林頌》,有「雅」的用意卻寫得很像賦,為什麼如此玩弄文詞而遠離「頌」的特點呢!還有崔瑗的《南陽文學頌》,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頌》,序文寫得很好,而精簡了「頌」本身的篇幅。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對頌這一文章體裁做了深刻的品評,但其中說在頌的作品中「雜有一些風、雅的內容」,而不弄清其根本意義,這不過是徒然聲張一些不合史記的議論,和古代對於鑄劍可黃銅白錫相雜的謬論差不多。到了魏晉時期的雜頌,很少有打破傳統的文章格局。曹植的作品,以《皇太子生頌》為代表;陸機的作品,只有《漢高祖功臣頌》較突出。不過,他們的作品中褒揚和貶抑混雜在一起,這就是魏晉時期頌的演化。 「頌」的創作,內容要典雅,辭藻要華美。描寫雖然近似賦,但不流於過分華靡的境地;嚴肅莊重有如「銘」,但又和「銘」的規勸警戒意義不同。頌是本著頌揚的基本要求來敷陳文采,從廣義的意義上來確立內容。至於細緻巧妙的描寫,也必須根據實際情況採取變通。頌的寫作,大致就是這樣了。 「贊」的意思就是說明,就是輔助。相傳從前虞舜時的祭祀,很重視樂官的讚辭,那就是歌唱之前要作說明的辭句。至於益幫助禹的話,伊陟向巫咸所作的說明,都是講明事情,用語氣幫助言辭。所以,漢代設置鴻臚官,他在各種典禮上呼喊禮拜的話就是「贊」:這些都是古代留傳下來口頭上講的「贊」。到司馬相如進行寫作,才在《荊軻論》中對荊軻進行了讚美。後來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便借讚辭來進行褒揚或批評:那是用簡要的文辭加以總結,用頌的體裁而加以議論;《史記》和《漢書》的最後,又各有一篇《太史公自序》和《敘傳》作一總評,它和「贊」的名稱是相同的。可是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卻把這種「贊」誤稱為「述」,那就差得很遠了。後來郭璞注《爾雅》,在《爾雅圖贊》中,無論是動物植物都寫了「贊」,內容兼有褒揚和貶抑。這和上面所說魏晉以後的頌一樣,也是贊體發生變化之後的作品。 「贊」原本的意義是人對事物的嘉獎,所以古代流傳下來的「贊」篇幅很小,文體上必須由四言的句子構成,大約有十到二十句,需要作者極其簡明地講完並終結全文。「贊」這一文體的寫作要點就在於此。「贊」雖然傳承久遠,但使用並不廣泛,從大致分類而言,它可以算作「頌」的一個支派。 總結: 形容美德寫成頌,讚揚功業寫成贊;描繪形容和組成聲韻,使文辭清晰而鮮明。 這樣的頌或贊,雖然年代久遠,它的美好卻像清晨一樣美麗。後世用頌讚來品評平常事物,往往就是炫耀辭采來作遊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