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 · 樂府
譯文
所謂「樂府」,是用宮、商、角、徵(zhǐ止)、羽的音調,來引申發揮詩意,又用黃鐘、大呂等十二律來和五音配合。不但傳說天上常奏《萬舞》,而且上古葛天氏的時候也曾有過八首樂歌。此外如黃帝時的《咸池》、帝嚳時的《五英》等等,現在都無從考究了。以後夏禹時塗山女唱「候人兮猗」,是南方樂歌的開始。有娀氏二女唱「燕燕往飛」,是北方樂歌的開始。夏代孔甲在東陽作《破斧》歌,是東方樂歌的開始。商代整甲在西河想念故居而作歌,是西方樂歌的開始。歷代音律聲調的演變,是很複雜的。一般老百姓唱本地的歌謠,采詩官藉以搜集輿論,樂師則給這些歌辭制譜,使人們的情志、氣質通過各種樂器表達出來。因此,晉國的樂師師曠能從南方歌聲里看出楚國士氣的盛衰,吳國的公子季札也能從《詩經》的樂調里看出周王朝與各諸侯國的興亡,這確是很精妙的。 音樂本來是用以表達人的心情的,所以它可以透入到人的靈魂深處。先代帝王對此非常注意,一定要防止一切邪亂和失當的音樂,教育貴族子弟時,一定要選擇有關政治功德的樂曲。因此,樂曲中所表達的情感,能感動天、地、人和春、秋四時;其教育作用可以遠達四面八方。自從雅正的音樂漸漸衰落以後,淫邪的音樂便漸漸興起。秦始皇時燒了《樂經》,西漢初年想恢復古樂。由樂師制氏記下音節,叔孫通定下禮容和法度。漢高祖時作《武德舞》,漢文帝時作《四時舞》,雖說是學習古代的《韶樂》和《大夏》,卻也繼承了秦代的舊樂,所以,中正和平的樂調便難於再見了。到武帝重視禮樂,建立樂府這個機構,綜合北方的音節,採取南方的腔調,還有李延年以美妙的嗓音來配合樂律,朱買臣和司馬相如用《楚辭》的體裁來寫歌辭。像《安世房中歌·桂華》等樂章,文辭華麗而違反常規;《郊祀歌·赤雁》等作品,語言雖美而不合法度。河間獻王劉德曾推薦古樂,但武帝很少採用,所以汲黯對武帝的《天馬歌》表示不滿。宣帝時所作的樂章,常常模仿《詩經》中的《鹿鳴》。到元帝、成帝時,漸漸推廣淫邪的音樂。因為雅正的音樂不能適應一般人的愛好,所以難於發展。後漢的郊廟祭祀,由東平王劉蒼寫了新的歌辭;辭句雖文雅,但音節上卻與古樂不同。 到三國時魏的曹操、曹丕、曹睿,他們的氣質高朗,才華美妙,用古題樂府寫時事,音節也美妙而和平。但讀了曹操的《苦寒行》、曹丕的《燕歌行》等作品,覺得裡邊無論敘述宴飲或哀嘆出征,內容都不免過分放縱,句句離不開悲哀的情緒;雖然直接繼承漢代樂府詩,可是比之《韶樂》、《大夏》等古樂卻差的遠了。到了晉代,傅玄通曉音樂,寫了許多雅正的樂歌,來歌頌晉代的祖先;張華也寫了一些新的篇章,作為宮庭的《萬舞》。但杜夔所調整的音律,節奏舒緩而雅正;而晉初荀勖所改制的樂器,音節卻比較感傷而急促。所以阮咸曾批評他定的不協調,後來有人考查了古代的銅尺,才知道荀勖改的不對。可見和諧的樂曲之所以能達到精妙的地步,是要各方面相配合的。 由此可知,詩句是樂府的核心,聲律是樂府的形體。樂府的形體既然在於聲律,那麼樂師必須調整好樂器;樂府的核心既然在於詩句,那麼士大夫應該寫出好的歌辭來。《唐風》中說:「喜愛娛樂,不要過度。」季札稱之為有遠見。《鄭風》中說:「男男女女互相調笑。」季札認為這是亡國的預兆。由此可見季札聽《詩經》的演奏,並不僅僅是注意它的聲調。 至於後來樂府詩中,寫纏綿的恩愛或者是決裂的怨恨;把這些不適當的作品製成譜,怎能產生良好的音樂呢?但是一般流行的,主要傾向於新奇的樂章。雅正的樂府詩是溫和嚴肅的,人們聽了都厭煩得打呵欠、瞪眼睛;對奇特的樂府詩就感到十分親切,人們聽了就喜歡得拍著大腿跳起來。所以詩句和聲調都走到邪路上去,從此越來越厲害了。樂府的辭句就是詩,詩句配上聲律就變成歌。聲律配合辭句時,如果辭句過於繁雜,便難於節制。所以曹植說,左延年善於增減原作,太多了便刪去一些。這說明歌辭應該注意精煉。試看漢高祖的《大風歌》,以及漢武帝的《李夫人歌》,辭句並不多,而歌唱者很容易配合音節。後來曹植、陸機等人,都寫過較好的詩,但並沒有令樂師制譜,所以不能演奏。一般人認為他們的詩不合聲律,其實這是沒有經過仔細考慮的挑剔。 此外,還有傳說黃帝令岐伯制《鼓吹曲》,到漢代又出現《饒歌》和《輓歌》等等;雖然內容有軍事和喪事的區別,但都算是樂府的一種。還有繆襲的作品,也值得我們注意。從前劉向整理文章,把「詩」和「歌」分開;所以我現在另寫這篇《樂府》,以表示其間的區別。 總結: 各種樂器產生種種動聽的音樂,而好的歌詞卻是其中的主幹。首先在鄉村里產生了歌謠,宮廷中譜製成種種樂章。 卓越的古樂很難繼承,不正當的音樂卻容易開展。從這裡不僅看到了音樂的演變,更可看出禮法的盛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