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學論著輯要 · 文獻學論著輯要 四

論校書（五則） 段玉裁 讀書有本子之是非，有作書者之是非。本子之是非，可讎校而定之。作書者之是非，則未易定也。慎修先生、東原師皆曰從事經學，蓋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審定難。仆以為定本子之是非，存乎淹博；定作書者之是非，則存乎識斷、審定。 〔《經韻樓集》卷五《與胡孝廉世琦書》〕 校書必毋鑿，毋泥，毋任己，毋任人，而順其理。 〔《經韻樓集》卷八《經義雜記序》〕 校定之學，識不到則或指瑜為瑕，而疵纇更甚。轉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學者隨其學之淺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書之坏於不校者固多，坏於校者尤多。坏於不校者，以校治之。坏於校者，久且不可治。 〔《經韻樓集》卷八《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 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後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二者不分，　　如治絲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實而瞀亂乃至不可理。何謂底本？箸書者之稿本是也。何謂立說？箸書者所言之義理是也。 〔《經韻樓集》卷十二《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義理之是非，而後經之底本可定，而後經之義理可以徐定。 〔《經韻樓集》卷十二《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校書說（二篇） 黃廷鑒 一 客有問於余曰：子之校書，以不改為主，如此又曷取於校乎？余應之曰：是乃所謂校書也。古人校書，祇於一書有諸本者，考其同異，別其音義，定成善本，未有採摭他書之文以竄改者。漢人解經，首推康成，其注《禮記》，如《書》之《兌命》，《尹吉》，言乃；周田觀文王之德，《詩》之以畜寡人，我今不閱，履無咎言，有梏德行。第雲某字書，《詩》作某，仍即本文詮解，未嘗輕易一字也。又如《史記》、《漢書》凡引《詩》、《書》，其文多與今書不合。而裴駰、司馬貞、如淳、師古諸家之注，皆悉仍本文釋之。由此言之，書之不容輕改明矣。客曰：《御覽》出自後代，類書非經史比，且其舛錯謬誤，多不可卒讀。校而不改，可乎？余曰：《御覽》雖非經史，猶宋初古籍，校書之體，不可易也。惟應據諸本異同，考其得失，擇善而從。倘諸本皆同，而其義絕不可通者，乃證於所引之本書，本書既佚，不得已乃證之唐代類書及子史各注。其實有形聲脫誤之跡，屬後人傳抄之誤者，乃可改之。否則明知其誤，無寧闕疑，蓋不當改者，固不可改。即不可不改者，必慎之又慎。如是則改者自少，以雲不改，不亦可乎！客又曰：古書取其津逮後學，如子之時，仍繆襲訛，則何貴於校刊。且今所傳經史與近代類書，皆海內通行之本，學者所依據，而必執《御覽》之殘文斷簡為是，何子之膠固已甚乎？余應之曰：《御覽》之書，成非一手，其中體例之雜，採錄之舛，誠所不免。在今日貴重之者，特取其唐以前既佚之書，倖存一二，可資考據，其所引經史百家，與今書不合者，大約非今古傳本之不同，即出自編纂諸臣之增損。其是者固足廣好古之見聞，其非者可存而不論。至既佚之書，又何從而臆斷之，與其信轉相販鬻之類書，不若信《御覽》為得矣。使必一一求其文從字順，吾恐非者未必去，而是者或轉為非。自是《御覽》之書，與村塾《兔園冊》無異。考古者奚從藉以為考據之資哉！近人有云：誤於不校者，可以校治之。誤於校者，其弊將不可治。真名論也。況今日校刊其書，非重修其書，不害傳疑。海內人士，欲讀《御覽》者，俱苦於無書，不苦其謬誤，安見少邢子才其人，而慮其難讀乎？倘見其與通行諸書異，從而嗤點之者，其人必不肯讀《御覽》者也，亦必不能讀經史諸書者也。子可無慮此，問者唯唯而退。 二 客既退，同學張子問曰：先生之說，證之漢人解經之法，固有合矣。信好如朱子，於《大學》則定章句矣，於《孝經》則有刊誤矣，或重定篇次，或刪易字句，至今遵行，豈朱子亦可非乎？余曰：朱子之刪定，豈後人改書之比，如《大學》傳首三四章下，皆注云舊本在某句下；《孝經》經一章下注云舊分為幾章，衍去引《詩》引《書》者幾。凡所更定，必詳註舊本云云，則雖改而本書之舊仍存，即謂之未改可也。且子以為改書起於朱子，余則以為校書而不改書者，莫善於朱子，不獨解經然也。觀《陰符》、《參同考異》，則兼解文義也；《韓文》考異，則正其字句也。皆博採諸本，詳列句下。以朱子之學識，何難折衷一是，而猶作傳疑未敢專斷者，誠慎之至也。且校之與改，義亦迥別。凡同一書，而據甲本以改乙本者，謂之校；校一書，而摭他書以改者，謂之改。若憑臆竄亂，而並滅其跡者，則改而妄矣。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謹守師法，未聞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於啟禎之代，凡《漢魏叢書》以及《稗海》、《說海》、《秘笈》中諸書，皆割裂分並，句刪字易，無一完善，古書面目全失，此載籍之一大厄也。國朝文教蔚興，名儒輩出，皆知講求實學，宋元古籍，寶護惟謹，近抱經、經訓兩家，校刊諸書，皆稱善本，實一洗明代庸妄之習。然多據他書以考訂一是，未合唐宋以前先儒謹守之法。所善者在注存舊本，不沒其真，猶循朱子《考異》之例，俾學者得以考其得失，則是寓改於校，而非專一於改也。若第法盧、畢兩家據他書考訂之意，而去其注存舊本之例，則又專主於改而全失校書之法。其與明代眉公諸人，相去幾何哉！夫今人之學識，遠不逮古人，重以八百餘年之古籍，所載又多漢魏六朝遺文，艱深隱奧，讀之者方且目瞪舌撟，茫無涯涘。即闕其所不知，亦難得而訾議之。顧欲挾三家村學究嗤點童子舉業伎倆，強作解事，屑屑求通，以自居於考訂，多見其不知量也。 〔《第六弦溪文鈔》卷一〕 校書二法 朱希祖 校書之法有二：一則羅列各本，擇善而從，其不善者，棄而不言。然必擇一本為主，若他本他書有善者，據以校改此本，必注云：原本作某，今據某本或某書改。否則必犯無徵不信之譏，且蹈無知妄改之戒。原本不誤而校改反誤者，皆由於此。一則擇一本為主，而又羅列各本之異同，心知其善者，固當記注於上。即心知其誤者，亦當記注於上。以存各本之真面。使後世讀此書者，得參校其異同，斟酌其是非，擇善而從，抑亦校書之善法也。然主前法者，或譏後法為蕪纇而無所發明。主後法者，或譏前法為專擅而妄改古書。其實各得其法，不偭其矩，皆有益於學者。 〔《酈亭藏書題跋記·校本意林跋》〕 校書法四例 陳　垣 昔人所用校書之法不一，今校《元典章》所用者四端：一為對校法。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於其旁。劉向《別錄》所謂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法。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故其短處在不負責任，雖祖本或別本有訛，亦照式錄之，而其長處則在不參己見，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別本之本來面目。故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法，然後再用其他校法。 二為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書前後互證而抉摘其異同，則知其中之繆誤，吳縝之《新唐書糾繆》、汪輝祖之《元史本證》即用此法。此法於未得祖本或別本以前，最宜用之。予於《元典章》曾以綱目校目錄，以目錄校書，以書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節目訛誤者若干條。至於字句之間，則循覽上下文義，近而數葉，遠而數卷，屬詞比事，牾自見，不必盡據異本也。 三為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書校本書。凡其書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後人所引用者，可以後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並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此等校法，範圍較廣，用力較勞，而有時非此不能證明其訛誤。丁國鈞之《晉書校文》、岑刻之《舊唐書校勘記》，皆此法也。 四為理校法。段玉裁曰：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所謂理校法也。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法須通識為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昔錢竹汀先生讀《後漢書·郭太傳》太至南州過袁奉高一段，疑其詞句不倫，舉出四證，後得閩嘉靖本，乃知此七十四字為章懷注引謝承書之文，諸本皆儳入正文，惟閩本獨不失其舊。今《廿二史考異》中所謂某當作某者，後得古本證之，往往良是，始服先生之精思為不可及。經學中之王、段，亦庶幾焉。若《元典章》之理校法，祇敢用之於最顯然易見之錯誤而已，非有確證，不敢藉口理校而憑臆見也。 〔《校勘學釋例》卷六〕 札迻敘 孫詒讓 詒讓少受性迂，拙於世事，無所解顧，唯嗜讀古書。咸豐丙辰丁巳間，年八九歲，侍家大人於京師澄褱園，時甫受四子書，略識文義，庋閣有明人所刻《漢魏叢書》，愛其多古冊，輒竊觀之，雖不能解，然瀏覽篇目，自以為樂也。年十六七，讀江子屏《漢學師承記》及阮文達公所集刊《經解》，始國朝通儒治經史、小學、家法。既又隨家大人官江東，適當東南巨寇蕩平，故家秘臧多散出，間收得之，亦累數萬卷，每得一佳本，晨夕目誦，遇有鉤棘難通者，疑牾累積，輒郁　不怡，或窮思博討，不見端倪，偶涉它編，乃獲確證，曠然昭寤，宿疑冰釋，則又欣然獨笑，若陟窮山，榛莽霾塞，忽覯徑，遂達康莊。邢子才云：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斯語。亮已卅年以來，凡所以採獲，咸綴識簡端，或別紙識錄，朱墨戢孴，紛如落葉。既又治《周禮》及墨翟書，為之疏詁，稽覽群籍，多相通貫，應時　記，所積益眾。中年早衰，意興零落，惟此讀書結習，猶復展卷忘倦，綴草雜遝，殆盈篋衍矣。竊謂校書如讎例，肇西漢都水《別錄》，間舉訛文，若以立為齊，以肖為趟之類，蓋後世校字之權輿也。晉唐之世，束皙、王劭、顏師古之倫，皆著書匡正群書違繆，經疏史注，咸資援證。近代鉅儒，脩學好古，校刊舊籍，率有記述，而王懷祖觀察及子伯申尚書、盧紹弓學士、孫淵如觀察、顧澗文學、洪筠軒州倅、嚴鐵橋文學、顧尚之明經及年丈俞蔭甫編修，所論著尤眾，風尚大昌，覃及異域。若安井衡、蒲阪圓所箋校雖疏淺，亦資考證綜論厥善。大抵以舊刊精校為據依，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思博考，不參成見，其正文字訛舛，或求之於本書，或旁證之它籍，及援引之類書，而以聲類通轉為之鈐鍵，故能發疑正讀，奄若合符。及其蔽也，則或穿穴形聲，捃摭新異，馮臆改易，以是為非，乾嘉大師，唯王氏父子郅為精博，凡舉一義，皆確鑿不刊，其餘諸家，得失間出，然其稽覈異同，啟發隱滯，咸足餉遺來學，沾溉不窮。我朝樸學超軼唐宋，斯其一端與！ 詒讓學識疏譾，於乾嘉諸先生無能為役。然深善王觀察《讀書雜誌》及盧學士《群書拾補》，伏案揅誦，恆用檢覈，間竊取其義法以治古書，亦略有所寤。嘗謂秦漢文籍，誼旨奧博，字例文例多與後世殊異，如荀卿書之案，墨翟書之唯毋，公孫龍書之正舉狂舉，淮南王書之以士為武，劉向書之以能為，而驟讀之幾不能通其語。復以竹帛梨棗，鈔刊屢易，則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漢篆隸之變遷，有魏晉真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槧之羼改，逵徑百出，多岐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今春多暇，檢理篋臧，自以卅年覽涉所得，不欲棄置，輒取秦漢以遝齊梁，故書雅記，都七十餘家，丹鉛所識，按冊迻錄，申證厥誼，間依盧氏《拾補》例，坿識舊本異文，以備甄考。漢唐舊注及近儒校釋，或有回穴，亦坿糾正，寫成十有二卷，其群經、三史、《說文》之類，義證閎博，別有著錄，以竢續訂。冊中所錄，雖復簡絲數米，或涉瑣屑，於作述閎旨，未窺百一，然匡違苪佚，必有義據，無以孤證臆說貿亂古書之真，則私心所遵循而不敢 者，儻坿王、盧諸書之後，以裨補遺闕，或有所取爾。編寫既竟，謹舉漢唐以來校讎家之例，論厥要略，覬與學者共商榷焉。光緒十有九年十一月。 〔《籀廎述林》卷五〕 書經義述聞讀書雜誌後 姚永概 高郵王氏父子，以小學名於乾隆嘉慶之際，海內推為碩儒。余嘗讀其《經義述聞》、《讀書雜誌》二書，能抉發千載之滯郁，使讀古書者變絀曲為大通，豁然若疾病之釋體，洵乎弗可及也。然非生當太平極盛之時，父子繼業，居高明之地，而竭畢生精神，不能若是之宏且富。顧余猶有疑事三焉。王氏著書之例，采唐人說寥寥矣，宋以後則絕不之及，然其說旡祇悔之，祗訓多先庚後庚、先甲後甲，謂古人吉事喜用庚甲日干，則《朱子語類》皆已詳言之，他與項安世、吳澄輩亦時有相犯者，貶而絕之，顧不能不雷同於其說，抑又何也，其可疑者一也。古書訛脫至不可讀，好古者搜采他本或類書注語之引及者，讎校而增訂之。於是書誠有功矣。若其書本自可通，雖他書所引間有異同，安知誤不在彼，能定其孰為是非哉！王氏信本書之文，不及其信《太平御覽》、《初學記》、《白帖》、《孔帖》、《北堂書鈔》之深，斯乃好異之弊，其可疑者二也。古人屬辭，意偶而辭不必偶，往往有一字而偶二三字者，王氏每以句法參差不齊為疑，據類書以改古本，不知類書多唐以後人作，其時排偶之文務尚工整，故其援引隨手更乙使之比和，況古人引書但取大義，文句之多寡，字體之同異，絕不計焉。從王氏之說，是反以今律古，失之遠矣。此可疑者三也。余非好毀先儒也，大抵其書，可取者七，而待定者三焉。讀焉者慎之而已。 〔《慎宜軒文》卷二〕 與是仲明論學書 戴　震 仆所為經考，未嘗敢以聞於人，恐聞之而驚顧狂惑者眾。昨遇名賢枉駕，望德盛之容，令人整肅，不待加以語也。又欲觀末學所事得失，仆敢以《詩補傳·序》並辨鄭衛之音一條，檢出呈覽。今程某奉其師命，來取《詩補傳》，仆此書尚俟改正，未可遽進。請進一二言，惟名賢教之。仆自少時家貧，不獲親師，聞聖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經示後之人。求其一經，啟而讀之，茫茫然無覺。尋思之久，計於心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求所謂字，考諸篆書，得許氏《說文解字》，三年知其節目，漸睹古聖人製作本始。又疑許氏於故訓未能盡，從友人假《十三經註疏》讀之，則一字之義，當貫群經，本六書，然後為定。至若經之難明，尚有若干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漢末，孫叔然創立反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釋氏之徒，從而習其法，因竊為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測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線。其三角即句股，八線即綴術。然而三角之法窮，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為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說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講。仆欲究其本始，為之又十年，漸於經有所會通。然後知聖人之道，如縣繩樹槷，毫釐不可有差。仆聞事於經學，蓋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三者，仆誠不足與於其間，其私自持，暨為書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聞強識，如鄭漁仲、楊用修諸君子著書滿家，淹博有之，精審未也。別有略是而謂大道可以徑至者，如宋之陸，明之陳、王，廢講習討論之學，假所謂尊德性以美其名。然舍夫道問學，則惡可命之尊德性乎？未得為中正可知。群經六藝之未達，儒者所恥。仆用是戒其頹惰，據所察知，特懼忘失，筆之於書。識見稍定，敬進於前不晚。名賢幸諒！震白。 〔《戴東原集》卷九〕 與胡敬仲書 凌廷堪 久不得音問，都中奉到手書，如親謦欬也，並悉道履勝常，伏惟萬福。所云近之學者，多知崇尚漢學，庶幾古訓復申，空言漸絀，是固然已。第目前侈談康成，高言叔重者，皆風氣使然。容有緣之以飾陋，借之以竊名，豈如足下真知而篤好之乎！且宋以前學術屢變，非漢學一語遂可盡其源流，即如今所存之十三經，註疏亦不皆漢學也。蓋嘗論之，學術之在天下也，閱數百年而必變。其將變也，必有一二人開其端，而千百人譁然攻之；其既變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從之。夫譁然而攻之，天下見學術之異，其弊未形也；靡然而從之，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始生矣。當其時，亦必有一二人矯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變之既久，有國家者繩之以法制，誘之以利祿，童稚習其說，耄耋不知非，而天下相與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則又有人焉思起而變之，此千古學術之大較也。漢興立五經博士，《易》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氏，《詩》齊、魯、韓氏，《禮》大小戴、慶氏，《春秋》公羊嚴、顏氏，《春秋》穀梁氏。黨庠無異學，授受有專家。西京之盛，蔑以加矣。哀帝時，劉歆欲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諸儒怨恨，眾議沸騰。龔勝乞骸，師丹大怒。建武初，韓歆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持之為不可，陳元爭之而不從，譁然而攻之者，如此其眾也。豈非變於始者難為力乎！當是時，數家雖不立學官，而私相講習，亦有擢高第者。至鄭君康成出，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所注諸經，皆兩漢之不立學者，《易》費氏、《書》古文、《詩》毛氏、《禮》則較以古文，取其長者，《左氏》則以授服子慎，於是天下皆靡然從之，矯之者獨一王子雍耳。雖然，東漢所立十四博士，猶未改西京之舊。及魏晉以還也，鄭氏之《易》、《書》、《詩》、《禮》，服氏之《左傳》，始立於學官。延至永嘉之後，西京立學之書，遂掃地而無餘，此學術之一變也。魏王輔嗣以空言講易，好異者競相祖述，而范寧謂其罪浮於桀紂，蓋有識者猶或非之，乃未幾而杜預之《左氏春秋》出矣，又未幾而梅賾之《古文尚書》出矣。東晉太興初，《周易》王氏、《尚書》孔氏古文、《左傳》杜氏各置博士一人，而《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競省而不置。自是而後，南北分裂之際，好尚互有不同。江左《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易》書則鄭康成，《左傳》則服子慎，《詩》則並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蓋天下攻之者半，而從之者亦半，其風會又不同於魏晉之初矣。唐貞觀十二年，詔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周易》用王弼韓、康伯注，《尚書》用梅賾所上孔氏《傳》，《詩》用毛公《訓故傳》及鄭氏《箋》，《禮記》用鄭氏《注》，《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天下始靡然從之，而鄭、服之學寖微。唯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少存漢晉以前之舊，所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毅然而持之者如此而已。此學術之又一變也。由是而行之數百年，雖其書不盡兩漢之遺，而學者守訓詁而不鑿，考制度而必詳，陸務觀所云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當時恪守《五經正義》者如此。啖助、趙匡舍三傳而說《春秋》，時人未之或從也。宋劉原父《七經小傳》出，稍稍自異於傳注，嗣是有疑及《繫辭》者，有排及《詩》、《書序》者。王文公導之於前，朱文公應之於後。《大學》、《中庸》，《小戴》之篇也。《論語》、《孟子》，傳記之類也。而謂聖人之道在是焉。別取而注之，命以四書之名，加諸六經之上。其於漢唐諸儒之說，視之若弁髦，棄之若土苴，天下靡然而從之，較漢魏之尊傳注，隋唐之信義疏，殆又甚焉。而浚儀王氏、金華范氏數公者，尚能以舊說自持者也。元仁宗皇慶二年，詔《易》用程氏、朱氏，《尚書》用蔡氏，《詩》用朱氏，《春秋》用三傳及胡氏，《禮記》用古註疏，四書用朱氏章句集注。明初因之。此學術之又一變也。元明以來，儒者墨守程朱，亦如隋唐以前儒者墨守鄭服也。元行沖謂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者，則又寧道孔聖誤、諱言程朱非矣，疑之者自陳氏《經典稽疑》、郝氏《九經通解》開其端。然其書或守誦習之說，而未安於心；或舍傳注之文，而別伸其見。學者咸以詭異視之。固陵毛氏出，則大反濂洛關閩之局，揞擊詆訶，不遺餘力。而矯枉過正，武斷尚多，未能盡合古訓。元和惠氏、休寧戴氏繼之，諧聲詁字，必求舊音；援傳釋經，必尋古義。蓋彬彬乎有兩漢之風焉。浮慕之者，襲其名而忘其實，得其似而遺其真。讀《易》未終，即謂王韓可廢。誦《詩》未竟，即以毛、鄭為宗。《左氏》之句讀未分，已言服虔勝杜預。《尚書》之篇次未悉，已雲梅賾偽古文。甚至挾許慎一編，置九經而不習；憶《說文》數字，改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學術之源流，而但以譏彈宋儒為能事。所謂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嗟乎！當其將變也，千百人譁然而攻之者，庸人也。及其既變也，千百人靡然而從之者，亦庸人也。矯其弊、毅然而持之者，誰乎？蓋深有望於足下焉。故不禁發其狂瞽，幸足下教之，外附上舊文《辨學》一首、《漢十四經師頌》一首，皆論古今學術源流者也，足下見之，當不以為河漢。書不盡言，廷堪頓首。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三〕 與江子屏書 龔自珍 大箸讀競，其曰《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焉，改為《國朝經學師承記》，敢貢其說。夫讀書者實事求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專。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謂之漢學，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瑣碎餖飣，不可謂非學，不得為漢學。三也。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為漢學乎？四也。若以漢與宋為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五也。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詁為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不忍深論，以誣漢人，漢人不受。七也。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異，而附於經，謬以裨灶、梓慎之言為經，因以汨陳五行，矯誣上帝為說經，《大易》、《洪範》，身無完膚，雖劉向亦不免，以及東京內學，本朝何嘗有此惡習？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別有絕特之士，涵詠白文，創穫於經，非漢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為門戶之見者所擯。九也。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學不同，國初人即不專立漢學門戶，大旨欠區別。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則渾渾圜無一切語弊矣。自珍頓首，丁丑冬至日。 〔《龔定盦全集·類編》卷七《奏議書疏類》〕 答趙生炳文論漢學宋學書 胡培翬 承詢漢學宋學塗徑，並雲漢學難而宋學易，又雲考據之學亦所欣慕，欲俟晚年識見定時為之。足下之志學篤矣，足下之不以問為恥亦明矣。然仆竊以為所見之未深也。人之言曰：漢學詳於訓詁名物，宋學詳於義理，以是歧漢宋而二之，非也。漢之儒者，未嘗不講求義理。宋之儒者，未嘗不講求訓詁名物。義理即從訓詁名物而出者也。特漢承秦焚書之後，典籍散亡，老師宿儒之傳不絕如線。漢儒網羅蒐討，務期博採而兼收之，故於名物訓詁特詳。宋承五代之敝，人心盲昧，正學不明，故宋儒以言心言性為急。此亦運會使然，非其有偏重也。考據之學，至今特盛者，宋之大儒，研求性命精微之旨，先其大者，而亦不遺乎小。後人得其糟粕，耳食空談，一切儒先古誼輕於背棄，以致聲音訓詁之不詳而訛文脫字日多，制度名物之不講而蔑古荒經者眾。國朝諸儒乃特矯而正之，詳加釐訂，一一必求其實據，不敢逞私臆斷，亦運會使然，非以爭勝於前人也。以孔門之教論之，漢儒先博學致知而不廢躬行，宋儒重躬行而亦必本於博學。考據之學，則又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求致知者也。以漢學為難，得其門徑亦非難。以宋學為易，則誠有非易者。昔人謂宋學不在多言，要於躬行實踐，易乎？難乎！漢儒之學，具存註疏，而毛、鄭之注《詩》、《禮》，尤其精者。宋儒之學，在五子書，而小學、近思錄尤為切要。大抵風俗之敗壞，皆由小學等書不講之故也。若夫考據之學，必先以博覽多識、似須精力強壯為之，晚年恐有不及。足下向學之意甚殷，而又疾世風之不古，急急以正人心風俗為務，誠為有志聖賢之學，而惜所見之未深也。故不憚詳悉指陳，惟垂察焉。 〔《研六室文鈔》卷五〕 國朝詁經文鈔序 胡培翬 經學莫盛於漢，自文帝置《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其後增立五經博士，傳業寢廣，一經說至百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可謂盛矣。然諸儒講論六藝之文罕傳焉，以無裒集之者故也。漢儒說經，各有家法，不為向壁虛造之談，歷魏晉至隋唐，遵循勿失。宋時周、程、張、朱諸子講明義理，而名物制度，猶必以漢儒為宗。逮至元明，講章時文之習勝，率多高心空腹，束書不觀，而經術日衰矣。我國家重熙累洽，列聖相承，尊經重學，頒御纂欽定之書於天下，而又廣開四庫，搜羅秘逸，兩舉鴻博，一舉經學，天下之士，靡然向風。二百年來，專門名家者，於《易》有半農定宇惠氏父子，於《書》有艮庭江氏、西莊王氏，於《詩》有長發陳氏，於《春秋》有復初顧氏，於《公羊》有巽軒孔氏，於《禮》有稷若張氏、慎修江氏、易疇程氏，於《爾雅》、《說文》、音韻有亭林顧氏、東原戴氏、二雲邵氏、懋堂段氏、石臞王氏，於諸經——言天文，則勿菴梅氏；言地理，則東樵胡氏、百詩閻氏；言金石文字，則竹汀錢氏。其讀書卓識，超出前人，自辟塗徑，為歷代諸儒所未及者，約有數端。一曰辨群經之偽。如胡氏之《易圖明辨》，辨河圖洛書先天後天各圖非《易》書本有；王氏之《白田雜著》，辨《周易本義》前九圖非朱子所作；閻氏《古文尚書疏證》、惠氏《古文尚書考》，辨東晉晚出之古文《孔傳》為梅賾偽托；毛氏《詩傳詩說駁議》，辨子貢傳、申培說為豐坊偽撰是也。一曰存古籍之真。如《易經》二篇、《傳》十篇本自別行，王弼作注，始分傳附經，朱子《本義》復古十二篇，而明時修《大全》用程傳本，以《本義》附之；後坊刻去程傳，專存《本義》，仍用程傳本，而朱子書亦失其舊；自御纂《周易》折中改從古本，學者始見真面目，惠氏《周易本義辨證》詳言之。又如竹君朱氏之倡刊《說文》，始一終亥之本通志堂、抱經堂之校刊《經典釋文》全書是也。一曰發明微學。惠氏之《易》，漢學《周易》，述張氏之《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王氏之《廣雅疏證》，段氏之《說文注》，黃梨洲、梅勿菴之本《周髀》言天文，邵二雲之重疏《爾雅》，焦里堂之重疏《孟子》是也。一曰廣求遺說。余氏之《古經解鉤沉》，任氏之《小學鉤沉》，邵氏之《韓詩內傳考》，洪氏之輯鄭、賈、服諸家說為《左傳詁》，臧氏之輯《儀禮喪服馬王注》、《禮記盧植解詁》、《月令蔡邕章句》、《爾雅古注》是也。一曰駁正舊解。江氏之《深衣考誤》，辨深衣非六幅，交解為十二幅；《鄉黨圖考》，辨治朝本無屋無堂。顧亭林《左傳杜解補正》、顧復初《春秋大事表》皆糾杜注諒短喪之謬。戴東原《聲韻考》，以轉注為互訓，歷指前人解釋之誤是也。一曰創通大義。顧氏之《音學五書》分十部，江氏之《古韻標準》分十三部，段氏之《六書音均表》分十七部以考古音，王尚書之《經傳釋詞》標舉一百六十字以明經傳中語詞非實義，凌教授之《禮經釋例》分通例、飲食例、賓客例、射例、變例、祭例、器服例、雜例以言禮之節文等殺是也。凡此皆本朝經學之卓卓者。其他閉戶研求，以其所得，筆之於書，不可殫述，蓋惟上有稽古同天之聖人，而後下之服習者眾，彬彬乎超軼兩漢也。諸儒所注群經，成書具在，而其散見於文集者，或與友朋辨論經義，或剖析古今疑旨，或所注之經，句詮字釋，限於篇幅，因取書中關涉大義者，別為文發之。又有札記之書，所釋非一經，每經不數條，顧較通釋全經者，時有創穫，裒而輯之，誠通經之軌轍已然。而諸儒著述，散在人間，為類甚繁，非博聞多識、好學深思之君子，未易攬其全、集其成也。涇邑朱蘭坡先生，以許、鄭之精研，兼馬、班之麗藻，出入承明金馬著作之庭二十餘年，內府圖籍，外間所未見者，輒錄副本，又性好表章遺逸，宏獎士類，四方著述未經刊布者，多求審定，先世培風閣藏書最富，而其萬卷齋所得秘本尤多，於是博採本朝說經之文，覈其是非，勘其同異，分類編錄，名曰《詁經文鈔》，凡《易》八卷，《書》八卷，《詩》八卷，《春秋》八卷，《周禮》十卷，《儀禮》五卷，《禮記》五卷，《三禮總義》十卷，《論語》、《孟子》附群經義共五卷，《爾雅》一卷，《說文》一卷，《音韻》一卷，總七十卷；《續鈔》又已積二十卷，其文多鈔自諸家集中。而解經之書，有分段箋釋，自成篇章者，亦同錄入，尋其義例，宗主漢儒，惟收徵實之文，不取蹈空之論。至於一事數說，兼存並載，以資考證，蓋欲讀者因文通經，非因經存文也。然而諸家撰著之精，亦藉是萃聚，不致散逸矣。培翬曩歲在都，追陪講論，飫聞大旨，今獲睹是書之成，奉命作序，自慚膚末，無裨高深，惟敬述我朝經學之盛，與是書所以嘉惠藝林之意，揭之於篇，以諗來者。儻有好而梓之，廣其傳布，則後進獲益無窮，不朽之業，實在於斯，所深企焉。 〔《研六室文鈔》卷六〕 論乾嘉諸儒之學 柳詒徵 世尊乾嘉諸儒者，以其以漢儒之家法治經學也。然吾謂乾嘉諸儒所獨到者，實非經學而為考史之學。考史之學，不獨趙翼《廿二史劄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或章學誠《文史通義》之類，為有益於史學也，諸儒治經，實皆考史。 或輯一代之學說， 如惠棟《易漢學》之類。 或明一師之家法， 如張惠言《周易虞氏義》之類。 於經義亦未有大發明，特區分畛域，可以使學者知此時代此經師之學若此耳。其子三禮，尤屬古史之制度，諸儒反覆研究，或著通例， 如江永《儀禮釋例》、凌廷堪《禮經釋例》之類。 或著專例， 如任大椿《弁服釋例》之類。 或為總圖， 如張惠言《儀禮圖》之類。 或為專圖， 如戴震《考工記圖》、阮元《車製圖考》之類。 或專釋一事， 如沈彤《周官祿田考》、王鳴盛《周禮軍賦說》、胡匡衷《儀禮釋官》之類。 或博考諸制， 如金鶚《求古錄禮說》、程瑤田《通藝錄》之類。 皆可謂研究古史之專書。即今文學家標舉公羊義例， 如劉逢祿《公羊何氏釋例》、凌曙《公羊禮說》之類。 亦不過說明孔子之史法，與公羊家所講明孔子之史法耳。其他之治古音，治六書，治輿地，治金石，皆為古史學，尤不待言。惟限於三代語言文字制度名物，尚未能舉歷代之典籍，一一如其法以治之，是則尚有待於後來者耳。 〔《中國文化史》下冊第三編第十章〕 孫忠愍侯祠堂藏書記 孫星衍 家大人少孤貧，好聚書。書賈輻湊，易衣物購之，積數櫃，旋以飢驅北行。予生四五齡時，既就傅，歸竊視櫃中書，心好之。年逾志學，從家大人之句曲官舍，因按日讀所列學宮《十三經註疏》及諸史。朱墨點勘，凡數過，幾廢科舉之業。已而負笈，遊學皖江淮海河洛之間，逾二崤而西。著述於關中節署，畢督部藏書甲海內，資給予，使得競其學。嘗應試入都，傭書四庫館，所見書益宏多。又數年，釋褐入玉堂，奉敕進西苑校中秘書，並睹翰林院所存《永樂大典》。迴翔省闥者九年，所交士大夫皆當代好學名儒。海內奇文秘籍，或鈔或購，盡在予處。間覽釋道兩藏，有最先古本，足證儒書及陰陽術數家言，取其不詭於經者，寫存書目。及官東魯，由監司權廉使，往來曹南歷下，防河折獄，所頓亭傳，不廢披覽。旋以母憂南旋，倉皇捆載，卷帙狼藉。時值河溢，經南陽湖，遇風沉舟，歸至金陵，料簡殘冊，置忠愍侯祠屋中，損書大半。比年負米吳越，貧不自存，猶時時購補數十種書，稍完具如初，或有創穫。蓋藏書之難，而好書之不能免於厄者尚如是。所藏既不備群書，不能區分四部。獨釋其最要者，以教課宗族子弟，略具各家之學，導來者先路。俾循序誦習，咸有法程。分部十二，以應歲周之數。曰經學第一，先以古義，附以雜說。漢魏人說經，出於七十子，謂之師傳，亦曰家法。唐人疏義，守之不失。以及近代，仿王氏應麟輯錄古注，皆遺經佚說之僅存者。學有淵源，謂之古義。至宋明近代說經之書，各參臆見，不合訓詁。多其游辭，少有要實。或又疑經，非議周漢先儒，謂之雜說，列於附存。曰小學第二。先以字書，次及韻書。訓詁之學不明，則說經不能通貫，或且望文生義。文字之變，隸楷遞改，滋生日多。既集漢魏字書，亦及後世，以盡其變。聲音反切，雖起六朝，或推本讀若舊音而作，且引古字書，亦宜兼載。曰諸子第三。先以古書，附以偽本。九流七略，互有改移。班《書》、《隋志》，部分最當。依此為類，庶非臆見。《六韜》舊入於儒，《管子》還列於道，周秦述作之才，幾於聖哲，或多古韻古字。偽書後出，瞭然可知。唐宋諸子，尤多遊戲之作。附存於末，不惑後人。曰天文第四。先以垂象，次以算學，次以陰陽。黃帝、巫咸、甘石之學，是分天部分野，以占吉凶，出於保章左史，其書最古，謂之垂象。九章五曹之書，惟知轉算，不必長於觀象，謂之算法。遁甲六壬，其術亦古，不可中廢，合以命書算法，謂之陰陽。三者俱屬天文，其學各有所受，不能合一。曰地里第五。先以統志，次以分志。或總紀區宇，或各志封域。《禹貢》古文說及周地圖之言，存於列代地誌及《水經注》、《括地誌》諸書。宋元方誌，多引古說，證經注史，得所依據，宜存舊書。地名更易，今古殊目，兼載今志，以資博考。曰醫律第六。先以醫學，次以律學。醫律二學，代有傳書，並設博士。生人殺人，所關甚重，經稱十全為上。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稱郭鎮、陳寵世傳法律，此學古書，未火於秦。歷代流傳，尤不可絕。醫則刪其後出偏見者，律則今代損益盡善，欲求根據，兼載古時令甲雲。曰史學第七。先以正史，次以雜史，次以政書。古今成敗得失，一張一弛，施之於政，賴有典型，存乎正史。史臣為國曲諱，或有牾，尤賴雜史，以廣異聞。朝章國典，著作淵藪，舉而措之，若指諸掌，則政書尤要雲。曰金石第八。金石之學，始自宋代。其書日增，遂成一家之學。鐘鼎碑刻，近代出土彌多。足考山川，有裨史事，古今兼列，無所刪除。曰類書第九。先以事類，次以譜類，次以書目。古書亡佚，獨賴唐宋人編類，采存十五。非獨獺祭詞章，實則羽儀經史，謂之事類。譜學之傳，自東晉板蕩，南宋播遷，周秦世系，不可復尋，或多偽托。唐宋學有專家，傳書幸在，列代經籍，自有淵原。證以書目所存，偽本不能妄托。是亦事類之屬，故並為一。曰詞賦第十。先以總集，次以別集。漢魏六朝唐人之文，足資考古，多有舊章，美惡兼存。自宋以下，人自為集，取其優者，入於書目，余則略之。曰書畫第十一。先以總譜，次以分譜。六朝以來，以行楷爭奇，存乎絹素，或摹繪山川故事，以傳往跡。書畫小技，不絕於今，宜考其真贗。鑑賞之學，所謂賢於博奕。遊藝及之，勿致廢事。曰小說第十二。稗官野史，其傳有自。宋以前所載，皆有本末。或寓難言之隱，或注所出之書。今則矯誣鬼神，憑虛臆造，並失虞初志怪之意。擇而取之，余同自鄶焉。昔之聚書者，或贈知音，或遭火患，或以破家散失，或為子孫售賣。高明所在，鬼神瞰之。予故置之家祠，不為己有。既經沉濕，僅有文字可尋。卷帙零亂，知免天災豪奪之咎。但舍之作宦，不能多攜，是所觖望。略述原流，以曉後人云耳。 〔《五松園文稿》卷一〕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序 顧千里 汪君閬原藏書甚富，取宋本、元本別編其目，各成一冊，以予於此向嘗究心，出以相示，且屬為序。夫宋元本之可貴，前人所論綦詳，收藏之家，罔不知寶，而近世稱鑑別精審、網羅廣博者，唯遵王斧季數子而已。今汪君宿具神解，凡於有板以來，官私刊刻，支流派別，心開目了，遇則能名，而又嗜好所至，專壹在茲，仰取俯拾，兼收並蓄，揮斥多金，曾靡厭倦。以故郡中傳流有名秘笈，搜求略遍，遠地聞風，挾冊趨門，朝夕相繼，如是累稔，遂獲目中所列宋若干種、元若干種，既精且博，希有大觀。海內好古敏求之士，未能或之先也。汪君之於宋元本，可謂知之深而愛之篤矣！間嘗思之，天水、蒙古兩朝，自秘閣興文以暨家塾坊場、儒學書院，雕鋟印造，四部咸備，往往可考，固無書無地無人不皆宋元本，其距今日遠者甫八百餘年，近者且不足五百年，而天壤間已萬不存一，雖常熟之錢、毛，泰興之季，崑山之徐，尚著於錄者，亦十存二三。然則物無不敝，時無不遷，後乎今日之年何窮，而其為宋元本者竟將同三代竹簡、六朝油素，名可得而聞，形不可得而見，豈非必然之數哉。然則為宋元本計當奈何？曰：舉斷不可少之書覆而墨之，勿失其真，是縮今日為宋元也，是緩千百年為今日也。幸其間更生同志焉。而所謂宋元本者，或得以相尋而無窮，計無過於此者矣。乃若汪君之於宋元本，其知之也深，其愛之也篤，其欲為之計者，當必有度越尋常之見，故詳述斯語用為序而稔諸。壬午閏月朔書。時將復之揚州，為洪賓華殿撰校刊《說文系傳》之前一日也。 〔《思適齋集》卷十二〕 錢唐丁氏八千卷樓藏書志序 繆荃孫 目錄之學，肇自西京，更生撰《別錄》於前，子駿成《七略》於後，條流派別，兼具解題。班氏《藝文》，因斯而就。私家編輯，始於梁處士阮孝緒，《隋·經籍志》據訂存亡，今所傳者，則以南宋晁、陳兩家為書林之矩矱焉。遂初兼載重本，敏求獨嗜宋刻，踵事增華，例益加密。至於考撰人之仕履，釋作書之宋旨，顯征正史，僻采稗官，揚其所長，糾其不逮，《四庫提要》實集古今之大成。若夫辨板刻之朝代，訂鈔校之精粗，則黃氏蕘圃蹊徑獨辟，惜所見古書錄未能手訂成書，而掇拾叢殘猶覺空前絕後，非他書目可比。錢唐丁丈松生博極群書，於學無所不通，與賢兄竹舟先生有雙丁之目，庚辛之亂於兵火中扶持文瀾閣書，俾出於險，久已名聞海內，迨亂定，請帑修閣，書有缺者為之鈔寫補足，數十年未已。而己之收藏亦日益富，造八千卷樓庋藏之，又為考其事實，臚其得失，載其行款，陳其同異，成《藏書志》二十卷，實能上窺《提要》，下兼士禮居之長，賞鑒考訂兩家合而為一，可謂書目中驚人秘笈矣。慨自粵逆跳梁，東南淪陷，縹緗之厄，幾等秦灰。近海內稱藏書家曰海源閣楊氏，曰鐵琴銅劍樓瞿氏，曰皕宋樓陸氏，與八千卷樓為南北四大家。三家各有書目行世，而此志獨晚出，其所長則有二焉。一在收明人之箸述也。晁、陳收至南宋時代最近，今距明末二百五十餘年，距明初則五百年。閱世愈遠，傳本愈難，一刻再刻，業難考訂，何敢輕棄，非變例也。一在拾鄉先輩之叢殘也。愛日精廬間收國朝人未刊之書，今仿其例，尤留意於鄉人，雖一卷半帙，亦必詳悉備載。如有賢子孫欲求先集，可望流播以免散遺，宅心仁厚於此可見。荃孫幼嗜縑素，得一異書，寢食俱廢，雖無力不能多購，然舊家所藏，廠肆所出，得寓目者亦復甚夥。歲在丙子，與修甫中翰訂交於京師，時作一瓻之借。戊戌游浙，丈已老病，請見未能，深憾來游之晚。今修甫昆仲命襄校讎，兼志原委，掛名簡末，誠不勝附驥之幸。光緒庚子四月，江陰繆荃孫序於鐘山講舍。 〔《藝風堂文續集》卷五〕 溫州經籍志敘例 孫詒讓 郡邑之志經籍者，蓋土訓之駢枝，書錄之流裔也。《關東風俗之傳》，《墳籍》成篇。《嘉泰會稽之志》，遺書有錄。方誌書目，此其虇蕍，元明舊記，多沿茲倫。厥後撰箸漸繁，紀載難悉，遂創專志，別帙單行。簿錄之體，不淆釋地。徵文之例，斯為宏焉。溫州自唐以來，魁儒瑋學，纂述斐然。而圖經所載，廑具書名，不詳崖略，疏漏踳謬，揅討靡資。今特為補輯，勒成斯編，粗存辜較，兼拾闕遺，匪敢謂梓桑文籍，盡備於斯，然唐宋而後，嘉道以前，耳目所及者，亦略具矣。 中壘校書，是有《別錄》，釋名辨類，厥體綦詳。後世公私書錄，率有解題，自汴宋之《崇文》，遝熙朝之《四庫》，目誦所及，殆數十家，大都繁簡攸殊，而軌轍不異。至於篇題之下，孴迻敘跋目錄之外，採證群書，通考經籍一門，實創茲例。朱氏《經義考》，祖述馬書，益恢郛郭，觀其擇撢群藝，研覈臧否，信校讎之總匯，考鏡之淵棷也。此書之作，意存咳備，故輒遠軌鄱陽，近宗秀水，庶廣甄錄，用備考稽。 劉《略》、班《藝》，類分以六，厥後荀勖創四部之名，王儉樹七志之目。分別部居，雜而不 。勝朝地誌所紀藝文，多以人次。義類紛舛，實乖史裁，蓋經藝異軌，史子殊原，不有區分，曷資參證。故此編分類，一遵四部，至於子目分合，古錄多殊，惟乾隆《四庫總目》辨析最精，配隸尤當，今之編纂，實奉為圭臬焉。 目錄之別存佚，自唐釋智異《開元釋教錄》始也。朱氏沿厥舊規，增成四目，存佚之外，有曰闕者，篇簡俄空，世無完帙也；有曰未見者，弆臧未絕，購　則難也。四者昈分，實便檢斠，然存闕並憑目譣，不慮訛踳。惟未見與佚，雖箸錄有無，足為左契，而時代遷易，未可刻舟。朱書之例，原始明代，遝於國初，志錄所收，若偶未見，並不注佚。今去朱氏幾二百年，上溯勝朝，尤為遼邈，豈無瑋篇珍帙，晦而復顯，昔艱尋購，今則通行，而隱秘之書，湮沒已久，傳播殆絕，無事存疑，故此編未見之書所據藏目，斷自昭代，明人所紀，併入佚科。更有書匪目睹，而傳帙確存者，如《四庫全書》庋儲天府釋道兩家，各有專藏，不必經覽，即定為存。分別觀之，是在鴻博。 網羅放失，有異鑒臧。書不盡存，目宜徵實。唐修《五代·經籍志》，坿注亡書，悉據梁有。朱氏《經義考》所紀卷數，多援史志，實事求是，此為精例。是編廣意蒐尋，必求審諦，凡隱篇秘笈，久無傳本者，苟箸在前錄，悉注行間，用楬採摭之本原，且證淪佚之時代。其見存舊帙，紀述稠疊，博引繁稱，有類旒綴。然如經籍藝文，史家專志，晁、陳、鄭、馬，儲藏古目。以及乾隆《四庫》，提全書之綱要；晉江《千頃》，稡五史之闕文。並鈐鍵藝林，津逮文苑，凡卷帙異同，流傳廣狹，是實足征，不宜從略。故今凡遇此諸目，所收無論存亡，並為詳註也。 古書流傳寖遠，遞更鈔梓。名淆於婁刻，卷異於重編。苟不辨其原流，將至展卷茫昧。此志於見存之書，標題卷數，悉遵舊本，其有新刊，重定篇第，差互則附註下方，使先後昭晰，優劣粲然。至於亡編逸籍，敘錄多歧， 易分並，尤難鉤核。今則據舊目以溯厥初，證群籍以廣其異。名期從朔，卷必征全，附斠駁文，用資考覈。 彭城史通，首論限斷。地誌書目，蓋亦宜然。世俗崇飾人文，恆多假借，總其凡聚，厥有二耑：一曰僑寄，一曰依託。蓋郡邑之人，遷徙無常，父子之間，籍貫頓異，如不有畍域，則一卷之中，人殊燕越，體例蕪雜，不足取信。此編所收文籍，區別特嚴，大抵自內出者，錄父而刪子，以父尚溫產，子則異籍也；自外入者，錄子而缺父，以子已土箸，父猶寓公也。至如偽作新編，嫁名前哲，揅究既難，採錄宜審，今凡遇鈔迻舊籍，確有主名，並搜厥根荄，概從芟癹。其有書非襲舊，人實傳疑，則姑為綴錄，以竢參定。凡此諸類，舊存今削者，更加疏證，別為辨誤，庶知刊劃有由，異於逞臆棄取。 敘跋之文，雅俗雜糅。宋元古帙，傳播浸希，自非繆悠，悉付掌錄。明氏以來，略區存汰。大氐原流綜悉，有資考校；義旨閎眇，足共誦覽。凡此二者，並為捃采。或有瞀士剿剽，雅馴既少；書林鬻，題綴猥多。則廑存凡目，用歸簡要。若編帙既亡，孤文廑在，則縱有疵纇，不廢迻謄。復以馬、朱兩考，凡錄舊文，不詳典據，沾 塗竄，每異本書，偶涉讎勘，輒滋歧啎。今亦依張《志》之例。凡舊編具在者，並迻寫元文，不削一字。年月系銜，亦仍其舊。其有名作孤行，禁征它籍者，則備楬根柢，並箸卷篇，庶使覽者得以討原，不難覆檢。至於辨證之語，刺剟叢殘，實難稽覈，朱考概標某曰，尤為疏略。今則直冠書名，用懲臆造，有刪無改，亦殊專輒。 祿利興而經義濫，風俗敝而小說滋。剬緝藝文，別裁宜審。而《千頃書目》，坿制舉於總集；《百川書志》，入傳奇於別史。榛楛勿翦，宏達所嗤。此編蒐羅務廣，甄擇特嚴。凡此兩門，雖古帙流傳，輒從刪汰，庶使野言佹說，不淆文史。至於譜諜一類，古志例收。然隋唐以前，崇尚氏族；斜上旁行，悉登官簿。自譜學淪廢，私書繁雜，前創後修，此分彼合，篇帙日增，不可殫究。故《四庫總目》，不立此目，分韻編姓，帙坿類書。舊志於家諜，間登一二，今並削之。 詔定官書，雜成眾手。史志所箸撰人，或惟主監修，或廑題經進，理無專屬，達例未聞。況復斷地為書，方隅攸限，凡在茲科，宜從蓋闕。至於遊宦名賢，實多載述。如緝之郡記，開編譜之閎規；子溫橘錄，萃永嘉之珍產。考徵所藉，捊輯須詳。然主客之間，當有畛域。而溫州舊志，並與本郡箸述相廁，尤為無例。今別錄為外編一卷，以為蒐討舊聞之助。 兩漢經儒，學有命氏，劉、班所載，師法灼然，朱考凡所標楬，以氏系名，例雖創立，意則同貫。此編所紀，不盡詁經之書，竊取敬鄉之義，故所稱述，並沿朱例。至朱考薈稡群書，雖區世代，然不標明，易滋淆舛。今各加識別，俾尋覽憭如。一代之人，或有先後，則並據科第生卒之年，略為排比。其有義士逸民，身遘易姓，苟節崇肥遯，則仍系故朝，謹遵《四庫總目》例也。至於姓氏久湮，事實不箸者，則坿一代之末，用竢考定，再為敘次。 寫錄之次，馬、朱互異，貴與殫心舊錄，故敘跋系晁、陳之後；錫鬯博綜佚聞，則傳狀冠志目之前。凡此科條，未為允協。今之寫定，輒為更張，大抵每書之下，敘跋為首，目錄次之，評議之語，又其次也。其有遺事叢談，略綴一二。苟地誌已具，則無貴繁征。至於申證精奧，規檢訛誤，一得之愚，不敢自秘，殿於末簡，以質大雅。己巳之夏，屬稿伊始，寒暑再更，條緒粗立，凡為卷三十有三，外編二卷、辨誤一卷坿焉。箸於錄者一千三百餘家，所目見者十一而已。自知徒殫勼集之勤，未窺述作之旨，紕繆奪漏，懼弗克免，用竢方聞，理而董之。 〔《溫州經籍志》卷首〕 揚州藝文志商例 劉壽曾 周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有《墳籍志》之名，是為地誌載書目之始。其書久佚，義例不詳。自明以來，郡邑志乘類志藝文，事由枝贅，式同帳籍，所見地誌藝文略師目錄家前軌者，惟咸豐《永嘉》、《儀征》二志，義例為優。今取揚州一郡藝文，勒為專書，不附志乘，用管氏庭芬《海昌經籍志》例也。 《禹貢》職方，揚州之域至廣。周秦之際，聲教未迄，文雅尚絀，無可入錄者。今斷自漢廣陵國。此後革沿分省，各從歷代史志。 著錄之人，必考核鄉貫，如嘉慶《府志·藝文》門，誤收閩之興化府人著述甚多，此類俱當審正。其父子兄弟異籍者，亦當討論以定限斷，起兩漢迄國朝，咸同朝凡生存之人著述概不甄錄。 目錄家源出劉向《別錄》，昔人謂書名之外有所稽　是也。晁、陳兩家，咸守軌轍。至馬貴與《通考》之列經籍，間存敘跋，益以諸家論釋之詞，體裁大備。秀水朱氏《經義考》宗之，益加恢博，今參用馬、朱義例。 《七略》之列，其實廑六。自荀氏創立四部，沿承至今。阮孝緒之《七錄》、王儉之《七志》，分析近碎，不能奪荀氏之幟也。志乘書目，或以人為綱，蓋用《剡錄》之例，淵源流別，隱而不彰。今一以四部為次，其子目分合出入，則遵《四庫全書總目》。惟用嘉慶《府志》例，於乙部之末，增譜牒一門，以備考尋氏族。 書籍存佚，有關學術風尚。朱氏《經義考》於存佚外，別有二例：曰闕，篇簡俄空，世無全帙也。曰未見，著錄未絕，購覓則難也。存闋二者，稽注為易。佚與未見，易於歧淆。今用孫氏《溫州經籍志》例，凡注未見，斷自國初《絳雲》、《述古》諸目所收為始。其《千頃堂書目》記明人之書，多張空目，不在此例。《四庫全書》著錄及存目所載，不必目驗，概注為存，釋道兩藏亦然。 書名後提行夾注著錄之書，以《漢》、《隋》、《唐》、《宋》、《明》諸史《藝文志》為先。《宋史》所缺者則取倪燦《補志》，《元史》無《藝文》則取錢大昕《補志》。再取晁、陳、趙、鄭、馬、黃諸家及《四庫全書》，凡部類皆載之，則書之顯晦，一覽瞭然。 目錄之書，非同傳記。著書者風概，原可從略。然知人論世，考尋斯在。子政、子固校上之篇，綜括生平。《新唐書》志注，且補傳缺。《四庫提要》，首詳鄉貫仕履。皆前事之師也。今於著述初見者，列其人籍貫字號科第及所終之官。正史有傳，則雲某史有傳。其生平言行，略於達官仕，詳于山澤之臞。蕉萃專一之士，意主闡幽，不嫌歧例。 卷帙異同，關於省並。今於見存之書，必考舊槧標題卷數。其後人重編卷第異者，則注於下方。若亡佚之籍，著錄多歧，今以最初著錄之卷數為主，異者亦注之如上例。 敘跋之文，出於本書。馬氏系志錄之後，朱氏冠書目之前，其例均可商。今於每書之下，先錄敘跋，再及著錄各書。惟敘跋作者不一家，朱紫淆錯，雅鄭雜糅。義主考稽，不釋文義。但取其有關著作條例，傳授原流，以逮其人生平，皆載之有刪無改。有年月結銜者亦錄之。其原書已亡若未見，則於序跋之下，注所采之書，以示徵實。至空泛之論，庸腐之談，駢儷之文，徒費鈔胥，無關考證，翦裁斯下，芟柞從嚴。 編次之例，既主分類。一類之中，又以時代為次。大率以科第生卒之年為次，無可考者則以游處之人定之。遺民義士未膺興朝爵命，則系名前朝，用《四庫全書》錄宋林景熙、元朱希晦例也。其有姓名厪具，事跡莫征，則殿一代之末。方外閨秀，概從其世。經義利祿之階，雜劇教坊之事，小說奸盜之媒，凡此三科，古帙雖存，概不甄采。不得以《千頃堂目》之收時文、《百川書志》之收傳奇概之。 官撰之書，纂錄不止一手，標題止據監脩。凡郡人為官書監脩者，義得入錄。若賢守茂宰，遊客寓公，撰述圖經，授輯譜錄。桑梓之聞斯在，主客之辨宜嚴。凡此別為外編，以為征考文獻之助。此書以郡縣誌藝文為本，缺者補之，其郡縣誌誤收之書，別為辨誤，次外編之後。 〔《傳雅堂文集》卷一〕 藏園群書題記序 余嘉錫 江安傅先生掛冠以後定居北平，閉戶不交人事，所居有山石花木之勝，取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之句，顏之曰「藏園」，聚書數萬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鈔精槧，聞人有異書，必從之假讀，求之未得，得之未讀，皇皇然如饑渴之於飲食，蓋其好學天性然也。暇是輒取新舊刻本躬自校讎，丹黃不去手，矻矻窮日夜不休。凡所校都一萬數千餘卷，皆以定，可繕寫。每讀一書，輒為題跋一首，敘板本之同異，辨字句之訛謬，燭照數計，既精且博。至於撰人仕履，著書旨意，必詳人所不能詳，其常見者則略焉。凡所為又數百首，目之曰《藏園群書題記》，既鏤板行世矣。歲丁丑戊寅間，龍蛇起陸，蜚鴻滿野，獨北平恬然如在異國，先生顧不樂，日惟隱几讀書，因檢點近歲所為題跋，得百有六首，匯為《續集》，當付諸手民，以書命嘉錫曰：子為我序之。嘉錫固辭不獲，遂為之序曰： 書本之異同，難言之矣。古人之書，皆出手寫，凡文字點畫相似，聲音相近，則易訛誤；竹簡縑素，斷爛殘闕，則多奪落。荀悅所謂：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是以劉向校書，必合中外之本以相比較，定著為若干篇；而康成注《禮》則有故書今書之殊，注《論語》則有從魯從古之異。然則向所校定，與太史公所見，固已不同；康成之《論語》，亦非復《張侯論》之舊矣。兩漢經學文字不同，則家法不同，學者誦習其本，亦姑謂某家之學若是雲耳。必謂所傳即洙泗之原本，未之敢信也。一家之學傳之者眾，又復紛然殊異，後生末學持論巧慧者，加以穿鑿；專己守殘者，曲相傳會。趙賓受孟氏《易》，說箕子明夷，以為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而劉向所見今文《易》，「箕子」竟作「荄滋」。徐遵明讀康成《論語序》，「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穿鑿附會，亦已甚矣。《北史·儒林傳》序言江南河洛《詩》將主於毛公，而《顏氏家訓·書證》篇所引《詩》乃是江南本。河北本之不同，一家之書尚如此，推之各家，抑又可知。同出一源，理無俱是，但先師已亡，聖人不作，孰能定其是與非耶？故蔡邕書五經立石，韓言齊言盍毛包周，第各隨其家法是正而已，不敢整齊各家，有所刊定也。 且古人讀書，惟經學必守家法，從其師授之本，至於他書，期於適用而已。時異用殊，則以己意增省其文，竄易其語。《蒼頡》篇，李斯所造，前漢閭里書師以教學童，嫌其不言漢事，則益以漢兼天下。《神農本草》，先秦古書，後漢名醫用之，嫌其所言川澤山谷不明，則易以當時郡國。彼亦自適其用耳，豈為後世校讎考證家計耶？大抵凡書為習俗所用，傳之愈廣，則其增竄也益甚。是以陸慈《切韻》增加字者至數十本，而李翰《蒙求》傳寫者亦互有不同。於此而欲考其某句為原本，某字為後增，固已難矣。又況儒生稽古，喜加箋識，學子佔畢，輒肄塗鴉，一經傳錄，便滋淆互。且古書流傳既久，繕寫者不盡通人，魯魚帝虎無論矣，而別風淮雨，遂成典故。其甚者，文義奧衍，己所不解，則妄加竄定；章句繁冗，憚於腕脫，則肄為刪減。如昌黎生之改金根車、群牧司吏人之鈔《唐百家詩選》是矣。今所傳六朝唐人寫本固多能存古書之真，然其訛謬處，乃至不可勝乙。宋人刻書，悉據寫本，所據不同，則其本互異；校者不同，則所刻又異。加以手民之誤，傳寫之訛，故明刻可以正宋刻，刊本可以較寫本，未可盡以時代論也。 若夫宋刻既亡，後人展轉傳鈔，卷葉有錯互，而改其行款，則文義凌亂；字跡有模糊，而妄加填注，則疏謬百出。蓋藏書家之書，往往鈔而不校，卷幅多者尤甚。故書鈔《御覽》之類，舊鈔無善本，至如晏公《類要》，遂不可復讀矣。明代士風習為妄誕，傳刻古籍，奮筆塗改。至其末葉，書帕之本鹵莽滅裂，又出坊本之下。故清儒謂明人刻書而亡書，必以宋刻為貴。余以為此特就其大較言之耳，實則宋本亦未必盡善。麻沙書坊所刻《周易》「坤為釜」而作「為金」，致姚祐誤據之以發題，取笑當世，此與明刻《金石錄》以「壯月朔」為「牡丹朔」者復何以異？且宋人妄改古書，枚數之亦不能盡。經傳合疏於注，而孔穎達、賈公顏、邢昺之書亡。《史記》合刻三家注，而司馬貞，張守節之書亡。陳鄂改《尚書釋文》，而陸德明之書亡。陳彭年等重修《玉篇》、《廣韻》，而顧野王、陸法言之書亡。林億等校《千金方》，改其方藥分兩，而孫思邈之書亡。晏殊、董弅刪《世說新書》，而劉孝標之書亡。今此數書猶有唐寫本或北宋刻本可證也。然則宋人刻書，書未嘗不亡也。更究其極言之，則六朝以前之典籍，自六藝經傳外，幾無完書，其源皆出於唐鈔宋刻，是則唐人寫書，書亦未嘗不亡也，安得獨以竄亂古書之罪坐之明人乎？而書本之異同，惡可不講乎？夫五經三史先儒注釋，非無訛誤，但既成一家之學，後人自不得輕改。至於宋以後板刻異同，各本具在，固宜擇善而從。若執一麻沙誤本而曲為之說，是使徐遵明、姚祐復見於今日也。 然而儒生類多寒素，求書不易，焉能備致眾本？惟藏書家多見異書，縱不能無劉向之殺青定著，亦當舉其所見貢諸當世。上之，取舊刻名鈔點勘纂著，作為校記，如盧抱經之《群書拾補》。次之，撮取善本之長以正俗刻之誤，作為解題，如陳仲魚之《經籍跋文》。如此則存古書之面目，示後學以門徑，於南面百城，庶幾無負！而諸家目錄見不及此，但記書名，不辨流別。甚者標千字文為號，臚列每號若干櫥，每櫥若干部，是何異戶口之魚鱗冊、米鹽之流水簿乎？善乎顧千里之言曰：自宋以降，板刻眾矣，同是一書，用較異本，無弗夐若徑庭者，每見藏書家目錄，經某書、史某書云云，而某書之為何本，漫然不可別識，然則某書果為某書與否，且或有所未確，又烏從論其精粗美惡邪？余謂欲著某書之為何本，不當僅言宋刊本、明刊本已也，刻書之時有不同，地有不同，人有不同，則其書必不盡同，故時當記其紀元干支，地當記其州府坊肄，人當記其姓名別號。又不第此也，更當記其卷帙之分合，篇章之完闕，文字之同異，而後某書之為某書與否，庶乎其有可考也。然而自明以前之書目固都不記此，即明清之際毛斧季、錢遵王之流以收藏賞鑒名家者，所記板本之異，不過欣然規往、山中一半雨之類，用為標幟而已。其後如黃蕘圃者，尤以佞宋沾沾自喜，群推為藏書大家，而其所作題跋，第侈陳所得宋元本楮墨之精，裝潢之美，索價幾何，酬值幾許，費銀幾兩錢幾緡，言之津津，若有餘味，頗類賣絹牙郎，至於此書何為而作，板本之可資考證者安在，文字之可供讎校者謂何，則不能知也。故其所謂《蕘圃藏書題識》者，僅可以考百宋一廛散出之書，於學子實無所益。豈惟遠遜晁、陳，即持較《通志·藝文略》、《國史經籍志》之雜鈔書目者，亦尚不及也。嗚呼！著錄題跋之事，豈易言也哉！ 昔者劉向奉詔校書，所作書錄，先言篇目之次第，次言以中書、外書合若干本相讎校，本書多脫誤以某為某，然後敘作者之行事及其著書之旨意。向時未有雕板，所謂中書、外書，猶宋以後之閣本及民間刻本耳。由是言之，則目錄校讎板本三者一家之學也。《別錄》既亡，惟清代《四庫全書總目》能言作者之旨意，為劉向以後僅有之書。然殊不及板本，於校讎亦略而不詳，則猶為盡善。其他家書目，蓋無足道者。 藏園先生之於書，如貪夫之隴百貨，奇珍異寶，竹頭木屑，細大不捐，手權輕重，目辨真贗，人不能為毫髮欺。蓋其見之者博，故察之者也詳。吾嘗侍坐於先生，聞其談板本異同，如數家珍。有以書來者，望而知為何時何地所刻，幾於暗中摸索能別媸妍者。至於校讎之學，尤先生專門名家。平生所校書，於舊本不輕改，亦不由徇，務求得古人之真面目，如段若膺所謂以鄭還鄭，以孔還孔。其於向、歆父子雖未知何如，至於宋之劉原父、岳倦翁，清之何義門、顧千里，未能或之先也。故其所作《藏書題記》，於板本、校讎二者，自道其所得，實能開自來目錄家所未有。以先生書與《四庫提要》合而觀之，而後《隋志》所稱劉向校書論其指歸，辨其訛誤者，義乃大備。此豈他藏書家徒以收藏賞鑒名者所能企及者哉。 先生嘗恨學者讀書不見善本，故於所藏書，既擇其罕見者若干種付之剞劂外，尤不吝通假。近涵芬樓所影印之《叢刊》，底本多假自先生，猶以不能盡刻其書為憾，則手寫其校記，將次第為書，以示學者，蓋師盧抱經《群書拾補》之意，而進而益善且加詳焉。又以書不能盡校，則撮其要旨，存其大部，著之題記，使學者因以窺見板本文字之異同，於讀書知所別擇，蓋先生嘉惠後學之心如此其拳拳不已也。《題記》前後兩集，凡數百篇，四部九流，無所不備，以視陳仲魚《經籍跋文》，精密相似，而博贍過之矣。 嘉錫竊不自揆，好為流略之學，持以語人，見謂迂闊，遠於事情，先生顧創相許與。今承命為序，因取平日相與討論者，雜以臆見，以復於先生，蓋將因以受教焉。故其言之繁如此，於先生著書之意，未有當也。微先生無以發吾之狂言爾。 〔《余嘉錫論學雜著》下冊〕 黃顧遺書序 余嘉錫 吳縣王君欣夫博學好古，覃思著述，尤喜網羅放失，輯刻昔賢遺書。自甲戌起，歲歲繼承勿絕。已得百數十種，又輯黃蕘圃、顧千里經籍題跋及雜著集外文，都六種，顏曰《黃顧遺書》。刻既成，索余為之序。自惟學殖荒落，比來尤不喜作文字，報書謝不敏，而請之益勤。不獲已，遂為之言曰： 黃、顧兩先生皆以校讎名家，方千里館蕘圃家時，主賓相得甚歡。既別去，猶為作《百宋一廛賦》，賞奇析疑，十餘年不絕。其後乃因事齟齬，竟至絕交。千里校士禮居所刻《輿地廣記》，朱墨縱橫，塗抹殆遍，跋中詆蕘圃甚力，是千里之褊也。至於兩家學術，則論者類右顧而左黃，余亦不得而異焉。 嘗試論之：昔人謂有讀書者之藏書，有藏書者之藏書。校讎亦然。千里乃讀書者之校書，若蕘圃者，則藏書家之校書耳。蓋千里讀書極博，凡經史、小學、天算、輿地、九流百家詩文詞曲之學，無所不通。於古今制度沿革、名物變遷以及著述體例、文章利病，莫不心知其意，故能窮其要旨，觀其匯通。每校一書，先衡之以本書之詞例，次征之於他書所引用，複決之以考據之是非。一事也，數書同見，此書誤，參之他書，而得其不誤者焉。一語也，各家並用，此篇誤，參之他篇，而得其不誤者焉。文字、音韻、訓詁，則求之於經。典章、官制、地理，則考之於史。於是近刻本之誤，宋元刊本之誤，以及從來傳寫本之誤，罔不軒豁呈露，瞭然於心目，躍然於紙上。然後臚舉義證，殺青繕寫，定則定矣。故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斯言也，豈徒日執誤書，向壁冥想云爾哉！ 先生於書，必求善本以與各本互校。然善本之中，亦有不善者存。及校本既出，然後其書乃盡善。故凡經先生校正之書，其題跋雖於原本盛有稱美，其實皆筌蹄也。若其所未校，或校而未刻者，讀其跋，則古今刻本異同之故，可考而知。其有益學者大矣。論者徒見其校書不輕改字，以為先生尊信舊本，如藏書家佞宋之為者，非知先生者也。 至於蕘圃之校，蓋得一宋本而愛之。或愛之而不能得，因傳錄於近刻本之上，尋行數墨，句勘字比而已耳。鉤勒其行款，塗改其諱字而已耳。譬之唐臨晉帖，一筆毋敢出入，號曰為宋本留真面目，其實不如毛氏影宋鈔遠甚。是尚不能傳宋刻之形貌，其能定古書之是非乎？雖然，有說焉。書必講本子，彌古而彌善，千里之言也。舉宋元本中斷不可少之書，覆而墨之，勿失其真。縮今日為宋元，緩千百年為今日，亦千里之言也。刻本之古者，莫古於宋元，是誠足貴矣。時無攝影上石之術，覆而墨之，良非易易。影鈔須覓善工，貲費幾與刻等，亦匪甚易也。蕘圃《士禮居叢書》，固嘗取善本覆而墨之矣。絀於貲力，不能多刻，則姑就所見宋元本校於近刻本上，一字不易，為宋元本留一種子，好學者得而讀之，從而定其是與非焉。其有功古書，不亦多乎？此其道，自何義門鮑淥飲類然，即惠定宇、盧抱經亦往往而然，蕘圃自守校讎家法耳，未可用此為訾議也。 蕘圃題跋，喜敘書籍流傳始末，多一時興到之語。不特不能如《七略》之辨章舊聞，並能如晁、陳之撮舉大旨。然自毛斧季、錢遵王而後，見舊刻之多者，莫如蕘圃。遵王之學又出蕘圃之下，而其《敏求記》，尚為藏書家所資，況蕘圃之談板本，足供學者之漁獵者乎？故論其學術之淵博，誠不逮千里，至於鑑別古書，則亦不至大相遠也。 欣夫合刻二家之書，使兩先生之題識傳，而古書之崖略亦傳。是欣夫之心，即兩先生好古之盛心也。刻書之功有與著述等者，其此類也夫。 〔《余嘉錫論學雜著》下冊〕 論引書（四則） 顧炎武 述古 凡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則兩引之，不可襲以為己說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傳《易·未濟》，三陽皆失位。而曰：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是則時人之言，而亦不敢沒其人。君子之謙也，然後可與進於學。 引古必用原文 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經注》引盛宏之《荊州記》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回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注乃北魏酈道元作，而記中所指今上，則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為嫌。 引用書意 《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淮南子》：舜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爾雅》注引之，則曰：漁者不爭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史書下兩曰字 註疏家凡引書，下一曰字。引書之中又引書，則下一雲字。雲、曰一義，變文以便讀也。此出於《論語》牢曰、子云是也。若史家記載之辭，可下兩曰字，《尚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 〔《日知錄》卷二十〕 引書法示端溪書院諸生 陳　澧 說經之文與時文不同者，時文不能引書，說經之文則必須引書。引書有引書之法，得其法則文辭雅馴，不愧為讀書人手筆，且將來學問成就，著述之事亦基於此矣。其法本不難知，今為初學者詳述之： 一、前人之文，當明引不當暗襲。《曲禮》所謂必則古昔，又所謂毋剿說也。明引而不暗襲，則足見其心術之篤實，又足征其見聞之淵博。若暗襲以為己有，則不足見其淵博，且有傷於篤實之道。明引則有兩善，暗襲則兩善皆失之也。 一、引書須識雅俗，須識時代先後。書之雅者當引，俗者不可引也。時代古者當先引，時代後者當後引，又或不必引也。在精不在多也。若引淺陋之書，則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矣。 一、書之顯赫者，但當舉其書名，亦有當舉其人之姓氏者；其次則當兼舉其字，或號，或官，或諡。若其人其書皆不顯赫，則舉其名。此當斟酌於其間也。文字之內說古人，亦當斟酌。 一、所引之書，卷帙少而人皆熟習者，但引其文可矣。否則當並引篇名，或註明卷數，以征核實。 一、引書數條，固當以時代先後為次第。然亦不可盡拘，有以此一說為主，以彼一說佐之者，有以此一說牽連彼一說而出之者，則當審其文義以定其次第也。 一、所引之書，其說甚長者，當擇其要語，或不必直錄其文而但渾括其意，如孔疏引鄭注有雲鄭以為者，此亦引書之一法。 一、引書必見本書而引之。若未見本書而從他書轉引者，恐有錯誤，且貽誚於稗販者矣。或其書難得，不能不從他書轉引，宜加自注云不見此書，此從某書轉引，亦篤實之道也。若其書已亡，自當從他書轉錄，然亦必須註明所出之書也。 一、引書之後，繼以自己之語，必加案字或據此云云。如引書多，不每條如此，亦須斟酌文義，使自記之語與所引之說，不相混淆。 一、引前人之說而加以稱讚，必須斟酌。如鄭君、朱子之經注，許氏之《說文》，馬、班之史書，何待稱讚者。必須稱讚，則其語須簡而實，如以浮辭稱讚則愚矣。 一、前人之說，有當辨駁者，必須斟酌語氣。如鄭君、朱子之書，亦豈能無誤。但當辨析，不可詆。即辨析亦當存尊敬之心。如注《周禮》不從先鄭之說者，但曰玄謂云云，此當奉以為法者也。若其人不必尊敬，其說又乖謬足以誤人，則當正言斥駁，仍不可加以漫罵，致有粗暴之病。至其人其書皆無足輕重，則更不必辨駁矣。 〔《東塾未刊遺文》〕 商周銅器說（上下篇） 阮　元 上 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商周二代之道，存於今者，有九經焉。若器則罕有存者，所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古銅器有銘，銘之文為古人篆跡，非經文隸楷縑楮傳寫之比，且其詞為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為，其重與九經同之。北宋後古銅器始多傳錄，鐘鼎尊彝敦盤戈劍之屬，古詞古文，不可勝識。其見稱於經傳者，若湯之盤，正考父、孔悝之鼎，其器皆不傳於今。然則今之所傳者，使古聖賢見之，安知不載入經傳也？器者所以藏禮，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用之於朝覲燕饗，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寵，雖有強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於祭祀飲射，則見德功之美，勛賞之名，孝子孝孫永享其祖考而寶用之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其器；非有問學，通其文詞，則不能銘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習禮博文之學。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與器皆不墜也。且世祿之家，其富貴精力，必有所用，用之於奢僭奇衺者，家國之患也。先王使用其才與力與禮與文於器之中，禮明而文達，位定而王尊。愚慢狂暴好作亂者，鮮矣。故窮而在下，則顏子簞瓢不為儉；貴而在上，則晉絳鍾鎛不為奢。此古聖王之大道，亦古聖王之精意也。自井田封建廢，而梓人鳧氏亦失傳矣。故吾謂欲觀三代以上之道與器，九經之外，舍鐘鼎之屬，曷由觀之？ 下 三代時，鐘鼎為最重之器，故有立國以鼎彝為分器者。武王有分器之篇，魯公有彝器之分，是也。有諸侯大夫朝享而賜以重器者，周王予虢公以爵，晉侯賜子產以鼎，是也。有以小事大而賂以重器者，齊侯賂晉以地而先以紀甗，魯公賄晉卿以壽夢之鼎，鄭賂晉以襄鍾，齊人賂晉以宗器，陳侯賂鄭以宗器，燕人賂齊以斝耳，徐人賂齊以甲父鼎，鄭伯納晉以鍾鎛，是也。有以大伐小而取為重器者，魯取鄆鍾以為公盤，齊攻魯以求岑鼎，是也。有為述德儆身之銘以為重器者，《祭統》述孔悝之銘，叔向述讒鼎之銘，孟僖子述正考父鼎銘，史蘇述商衰之銘，是也。有為自矜之銘以為重器者，禮至銘殺國子，季武子銘得齊兵，是也。有鑄政令於鼎彝以為重器者，《司約》書約劑於宗彝，晉、鄭鑄刑書於刑鼎，是也。且有王綱廢墜之時，以天子之社稷而與鼎器共存亡輕重者，武王遷商九鼎於雒，楚子問鼎於周，秦興師臨周求九鼎，是也。此周以前之說也。自漢至唐，罕見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稱神瑞，書之史冊，儒臣有能辨之者，世驚為奇。故《說文·序》曰：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是也。今略數之，則有漢元鼎汾陰得寶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辨之。永平六年，王雒出寶鼎。永元元年，竇憲上仲山甫鼎。吳赤烏十二年，寶鼎出臨平湖，又出酃縣。宋元嘉十三年，武昌縣章山出神鼎；二十二年，新陽獲古鼎，有篆書四十二字。泰始五年，南昌獲古鼎，容斛七斗；七年，義陽郡鼎受一斛。皆獻於朝。唐貞觀二十二年，遂州涪水中獲古鼎，傍有銘刻。開元十年，獲鼎，改河中府之縣名寶鼎縣；十二年，后土祠獲鼎二，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十三年，萬年人獲寶鼎五，獻之，四鼎皆有銘；二十一年，眉州獻寶鼎，重七百斤，有篆書。天寶元年，平涼獲古饞鼎，獻之。元和二年，詔以湖南所獻古鼎付有司，重一百十二斤。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此自漢至唐之說也。北宋以後，高原古冢，搜獲甚多，始不以古器為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賞。加之學者考古釋文，日益精核，故《考古圖》列宋人收藏者，河南文潞公、廬江李伯時等三十餘家，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識其文，閱三四千年而道大顯矣。古之器，余不得而見，余今所見之器，安知後之人能見否也？且又安知後千百年新出之器，為今所未見者，不更多也。是宜以周以前、唐以前、北宋以後三者分別論之。 〔《揅經室三集》卷三〕 愙齋集古錄序 羅振玉 予弱冠治金石文字之學，私以為金石文字者，古載籍之權輿也。古者大事勒之鼎彝，故彝器文字，三古之載籍也。唐以前無雕板，而周秦兩漢有金石刻，故周秦兩漢之金石刻，雕板以前之載籍也。載籍愈遠，傳世愈罕，故古彝器之視碑板為尤重焉。 往嘗與友人言古之典籍，掌之史氏，民間不獲傳流。孔子轍環列邦，觀百二十國之寶書，乃修《春秋》。吾人對三代列邦古彝器，是不啻不下堂而觀三古列國之寶書也。生三千年之後，而神遊三千年以前，得據以補詩書之所遺佚，訂許、鄭諸儒之訛誤，豈非至可快之事哉！ 顧古彝器藏於好古而有力者，非人人所能盡睹。故許君序《說文解字》，言山川往往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而書中古文但據群經，非不欲並收彝器文字，不獲遍覽也。今則有傳拓之法，有諸家箸錄之本，視古人為便矣。而猶不能無憾焉者：箸錄諸家或傳模失真，點畫訛舛，一也。見聞所限，蒐輯未備，二也。疏於鑑別，真贗雜糅，三也。昧於古文義例，考釋或疏，四也。有斯四失，遂難依據。 往見吳子苾閣學捃古錄，所收墨本多至千三百有奇。考釋矜慎，模寫不苟，幾乎美備矣，而仍不免有點畫之小訛，後世偽器偶有刪之未盡者，蓋甚矣茲事之難也。 子銳意收集古器墨本，汰偽存真，得二千餘通，欲編輯為集古遺文。荏苒垂二十年，尚未克就，嘗以為憾事。今年春，返國養疴，住滬江者月余。聞吳恆軒中丞所編《集古錄》手稿二十餘冊尚在吳中，吾友張菊生侍郎將借付影印，為之驚喜。徒以衰病杜門，未獲往觀。比歸東山寓居，而侍郎以書至，屬為之序。始得見首冊。據中丞自序言，所收諸器其數與《捃古錄》相埒，而甄別精嚴，考釋確當則過之。蓋中丞於古文所諧至深，天資超絕。曩讀所作《字說》，每為之解頤。蓋我朝古金文之學，實至中丞而中興也。今得菊生侍郎為之精印，視墨本不爽銖黍，有四喜而無四失，可謂盡美且善，無遺憾矣！異日書成，予亦將就行篋所儲取斯篇所遺者編印，以為此書之續，俾三古載籍不至散亡，豈非藝林之至幸哉？ 又聞廬江劉惠之部郎藏愙齋中丞手稿數冊，乃專續子苾閣學《捃古錄》者，侍郎盍亦精印與斯書並行，當亦宇內學者所欲爭先睹者，爰書此以誶之，侍郎倘有意乎？丁巳八月三日永豐鄉人羅振玉書于海東寓居之夢郼草堂。 〔《愙齋集古錄》卷首〕 三代吉金文存序 羅振玉 往在海東，亡友王忠愨公從予治古彝器文字之學。予以古金文無目錄，勸公編金文著錄表。既竣事，公請繼是當何作？予曰：前人考古彝器文字者，咸就一器為之考釋，無會合傳世古器文字分類考釋之者。今宜為古金文通釋，可約分四類：曰邦國，曰官氏，曰禮制，曰文字。試略舉其凡：如古器所記國名，燕作匽、作郾，鄭作，芮作內，祝作鑄，滕作媵，薛作 ，莒作 ，蘇作穌，邾作鼄，邶作北，與《左》、《國》諸書不同。又如官名，司空之作司工；女姓之任，本字作妊；隗，本字作媿；巳，本字作妃。又金文所載射禮，足考證《戴記》文字之繁變；通假正俗，多可訂正許祭酒書。如是之類，姑略舉可以隅反。公聞而欣然。方擬從事，乃遽應歐人之請，返滬江。公既歸，遺書曰：金文通釋之作，沈乙庵尚書聞之，亟盼其成。然滬上集書甚難，各家著錄不易會合。與曩在大雲書庫中，左右採獲，難易不啻霄壤。某意不如先將尊藏墨本，無論諸家著錄與否，亟會為一書，而後為通釋。即此一編求之，不煩他索，成書較易矣。予於時至韙公言，顧未幾歐戰起，戰後海東疫作，家人多抱病，乃攜家返津沽。人事牽阻，未及從事，而忠愨逝世，乙庵尚書又先委化。著述之興，不復能自振。及移居遼東，閉門多暇，又以限於資力，始課兒子輩先將所藏金文之未見諸家即錄者，編為《貞松堂集古遺文》，先後凡三編，夙諾仍未克踐也。去年乙亥，馬齒既已七十。慨念四十年辛苦所蒐集，良朋所屬望，今我不作，來者其誰。乃努力將舊藏墨本及近十餘年所增益，命兒子福頤分類督工寫影。逾年乃竣，編為《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寄海東精印以償夙志，而尚書與忠愨，刻已不及觀成矣。至通釋之作，不知炳燭餘光，尚能繼是而有成乎？是亦且委之不可知之數而已。撫今追昔，傷逝懷賢，攬素綴辭，曷勝淒感。丙子、重九。 〔《三代吉金文存》卷首〕 論碑版（二則） 葉昌熾 以碑版考史傳，往往牴牾，年月、官職、輿地，尤多異同。朱竹垞、錢竹汀，皆為專門之學，然不徒證史也。即以文字論，一朝總集，莫不取材於此。歸安陸存齋觀察輯《全唐文補遺》，余見其目，亦取諸石刻為多。近時畿輔遼金碑，先後出土，余欲輯金文以補張金吾之闕，又欲輯遼文。藝風以為先得我心，請割愛。余曰：文章，天下之公器也，遂輟業。唐《韓集》之《五箴》、《伯夷頌》，《柳集》之《永州八記》、《羅池廟碑》，宋之永叔、子瞻、劉貢父、蔡君謨，元之姚燧、黃溍、柳貫、干文傳、朱德潤諸家，皆有碑版傳世。以校集本，亦莫不有異同。山川橋樑，孔子之宮，二氏之居，其興造古刻，或為圖經所不載。宋鄭虎臣《吳都文粹》以地為斷，其所采不皆吳人之作，余欲取鄉先賢之無集傳世者，或有集而散佚者，都其文為一編。若陸長源之《景昭法師碑》、《會善寺戒壇記》，顧少連之《少林寺廚庫記》，孫翌、顧方肅所撰墓誌，皆先哲遺文之僅存者也。錢竹汀舉雲居寺兩詩，為《全唐詩》所未收，不知東南摹厓，唐人詩刻，可采者尚不少。宋元名家，如石湖、劍南、遺山諸詩，零璣碎璧，亦可補全集之遺。金石文字，有裨考古如此，豈得為玩物喪志哉。然吾人搜訪著錄，究以書為主，文為賓，文以考異訂訛，抱殘守闕為主，不必苛繩其字句。若明之弇山尚書輩，每得一碑，惟評騭其文之美惡，則嫌於買櫝還珠矣。 撰書題額結銜，可以考官爵，碑陰姓氏，亦往往書官於上。斗筲之祿，史或不言，則更可以之補闕。郡邑省並，陵谷遷改，參互考求，了於目驗。關中碑誌，凡書生卒，必雲終於某縣某坊某里之私第，或雲葬於某縣某村某里之原，以證《雍錄》、《長安志》，無不吻合。推之他處，其有資於邑乘者，多矣。至於訂史，唐碑之族望及子孫名位，可補宗室宰相世系表。建碑之年月，可補朔閏表。生卒之年月，可補疑年錄。北朝造象寺記，可補《魏書·釋老志》。《天璽紀功》、《天發神讖》之類，可補《符瑞志》。投龍、齋醮、五嶽登封，可補《郊祀志》。漢之孔廟諸碑，魏之《受禪》、《尊號》，宋之道君《五禮》，可補《禮志》。唐之《令長新誡》，宋之《慎刑箴》、《戒石銘》，可補《刑法志》。古人詩集，凡有登覽紀游之作，注家皆可以題名考之。郡邑流寓，亦可據為實錄。舉一反三，餉遺靡盡。 〔《語石》卷六〕 金石萃編序 王　昶 宋歐、趙以來，為金石之學者眾矣。非獨字畫之工，使人臨摹把玩而不厭也。跡其囊括包舉，靡所不備。凡經史、小學，暨于山經地誌、叢書別集，皆當參稽會萃，覈其異同，而審其詳略，自非輇材末學能與於此。且其文亦多瑰偉怪麗，人世所罕見，前代選家所未備，是以博學君子咸貴重之。歐、趙所采，止於五代，後之著錄者取以為法焉。然歐公上至五代，僅及百年。《金石錄》以劉跂作序之歲數之，亦百有五十年耳。而宋末遼金迄今，至歷五百餘年之久，其未可引歐、趙之列，斤斤以五代為斷明矣。且《宋》、《遼》、《金》三史，皆成於托克托之手，卒以時日迫促，載者有所弗詳，重者有所未削，方藉碑碣文字正其是非，而可置而不錄歟？古金石之書，具目錄，疏年月，加考證焉爾。錄全文者，惟洪氏《隸釋》、《隸續》為然，而明都氏穆、近時吳氏玉搢等繼之。然洪氏《隸書》之外，篆與行楷屏而不載。都氏止六十八通，吳氏止一百二十餘通。愛博者頗以為憾焉。余弱冠即有志於古學，及壯，游京師，始嗜金石，朋好所贏，無不丐也；蠻陬海澨，度可致，無不索也。兩仕江西，一仕秦，三年在滇，五年在蜀，六出興桓而北，以至往來青、徐、充、豫、吳、楚、燕、趙之境，無不訪求也。蓋得之之難如此。然方其從軍於西南徼也，留書簏於京師，往往為人取去。又遊宦輒數千百里，攜以行，間有失者，失則復蒐羅以補之。其聚之之難又如此。而後自三代至宋末遼金，始有一千五百餘通之存。夫舊物難聚而易散也，後人能守者少，而不守者多也。使瑰偉怪麗之文銷沉不見於世，不足以備通儒之採擇，而經史之異同詳略，無以參稽其得失，豈細故哉！於是因吏牘之暇，盡取而甄錄之，缺其漫漶陊剝不可辨識者，其文間見於他書，則為旁註以記其全。秦漢三國六朝篆隸之書，多有古文別體，摹其點畫，加以訓釋。自唐以後，隸體無足異者，仍以楷書寫定。凡額之題字，陰之題名，兩側之題識，胥詳載而不敢以遺。碑制之長短寬博，則取漢建初慮俿尺度其分寸，並志其行字之數，使讀者一展卷而宛見古物焉。至題跋見於金石諸書及文集所載，刪其繁複，悉著於編。前賢所未及，始援據故籍，益以鄙見，各為按語，總成書一百六十卷，名《金石萃編》。嗚呼！余之為此，前後垂五十年矣。海內博學多聞之彥，相與摩挲，參訂者不下二十餘人，咸以為欲論金石，取足於此，不煩他索也。然天下之寶，日出不窮，其藏於嗜古博物之家，余固無由盡睹，而叢祠破冢，繼自今為田父野老所獲者又何限，是在同志之士，為我續之已矣。 嘉慶十年仲秋，青浦王昶書，時年八十有二。 〔《金石萃編》卷首〕 金石續編跋 陸增祥 古人事跡，史不悉載，賴金石以傳之。金有時毀，石有時泐，賴墨本以傳之。墨本聚散何常，存亡何定，賴箸錄以傳之。箸錄之家，本朝極盛，薈萃成書，奚啻百數，有限以時代者： 翁氏《兩漢金石志》，嚴氏《漢金石例》，申氏《涵真閣漢碑文字跋》，范氏《分隸偶存》，王氏《漢隸拾遺》，某氏《隸釋》、《再續》、《三》、《四續》，孫氏《三國六朝金石記》。 有限以一省者： 孫氏《京畿金石考》，樊氏《畿輔古石刻》，畢氏《中州金石記》、《關中金石記》，翁氏《江右金石記》、《粵東金石略》，阮氏《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記》，黃氏《中州金石考》，嚴氏《五陵金石志》，朱氏《雍氏金石記》，杜氏《越中金石記》，謝氏《粵西金石略》，朱氏《安徽金石志》，某氏《汴中金石錄》，某氏《湖北金石存佚考》，某氏《兩湘金石志》，劉氏《三巴孴古志》。 有限以一省並限以時代者： 黃氏《關中隋唐石刻補遺》。 有限以一郡者： 嚴氏《江寧金石志》，李氏《括蒼金石志》，丁氏《武林金石錄》，某氏《濟南金石志》，沈氏《常山貞石志》。 有限以一邑者： 葉氏《嵩陽石刻記》，朱氏《濟寧金石志》，段氏《益都金石志》、《武功金石志》，武氏《偃師金石遺文記》、《安陽金石志》，錢氏《嘉定金石志》，袁氏《河內金石志》，趙氏《涇縣金石文鈔》，王氏《滄州金石志》。 有限以域外者： 李氏《羅麗琳琅考》，趙氏《海東金石存》，韓氏《海東金石存考》，潘氏《東嬴貞石志》。 有限以名山者： 嚴氏《五嶽貞珉考》，某氏《七星岩志》，翁氏《九曜石志》，某氏《龍門山金石志》，王氏《浯溪考》，某氏《浯溪新志》。 有限以一人者： 嚴氏《平原石跡表》。 有限以一碑者： 顧氏《石經考》，萬氏《石經考》，杭氏《石經考異》，胡氏《禊帖綜聞》。 有別以體者： 嚴氏《金石類簽》，黃氏《古志石華》。 有敘以表者： 曹氏《金石表》。 有繪以圖者： 褚氏、牛氏《金石經眼錄》、《金石圖》，馮氏《金石索》。 其上追秦漢，下逮遼金，近自里閭，遠訖海外，綜括而考證之者，亦不下數十家。或宗歐、趙之例，著目錄，加跋尾： 錢氏《潛研堂金石錄目》、《金石文跋尾》，武氏《授堂金石跋》、《讀史金石集目》，邵氏《方輿金石碑目》，孫氏《寰宇訪碑錄》，嚴氏《知白齋金石文跋尾》，趙氏《竹崦盦金石目錄》，王氏《竹雲題跋》，某氏《金石評林》，某氏《金石小箋》。 或宗洪氏之例，具載全文： 顧氏《金石文字記》，林氏《來齋金石考》，李氏《觀妙齋金石文考略》，陳氏《金石遺文錄》，葉氏《金石文隨錄》，王氏《金石萃編》，孫氏《平津館金石萃編》，某氏《石跡記》，吳氏《金石存》，來氏《金石備考》，梁氏《金石記》，汪氏《古石琅玕》，周氏《雲煙過眼錄》，黃氏《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江氏《金石今有錄》，洪氏《平津讀碑記》，宗氏《留雲盦金石審》。 或勘前人之訛： 錢氏《校金石錄記》。 或補前人之不足： 葉氏《續金石錄》，劉氏《金石續錄》，錢氏《金石後錄》，葉氏《金石錄補》，潘氏《金石文字記補遺》，吳氏《筠清館金石記》，瞿氏《古泉山館金石文編》，顧氏《補寰宇訪碑錄》。 或未獲讀其書，或且並未知有其書，而嗜古博物之家，探奇搜秘，未必盡加甄錄。甄錄矣，未必成書。書成矣，未必盡刊。則雖希有之品，終焉湮沒不傳而已。顧書亦未必盡傳於世，傳於世亦未必盡足徵信，富於摭拾。故物久亡索，記者懵焉；域於聞見，遠訪無資，愛博者悕焉；疏於援據，稽古者病焉；失於審擇，別偽者嗤焉。是故王氏《萃編》一書，實為宇宙之鉅觀，古今之傑構。故其自序云：欲論金石，取足於此，不煩他索焉。而後之踵而起者，冀以彌縫其闕，則有如吳氏之《筠清館金石記》、瞿氏之《古泉山館金石文編》以及先生之是書也。吳氏蒐羅最富，《萃編》外，多至二千六百餘通，後人不能守其書，道州何氏得之矣。瞿氏考核最精，跋語多者至千數百餘言，原書已付劫灰，傳鈔之本，曩一見於潘氏，近聞不知所在矣。而先生是書，得以後人之克守前芬，刊行於世，先生之幸也，亦王氏之幸也，即古人之幸也。抑更有奢望者，本朝金石之學，遠軼前代，倘得聚百餘家已刊未刊之書，統數千百年之遺文妙跡，芟其繁複，剔其訛謬，覈其異同，判其真贗，集其大成，而匯泐一編，永傳千古，則書之傳者益傳，不傳者亦傳。其書傳，其人傳，即偶得一二希有之品者，亦且附之以傳，而史冊所不傳之古人，亦罔弗賴是以傳。將王氏所謂欲論金石，取足於此，不煩他索者，其在此而不在彼也，不誠天下後世之大幸也哉！顧非大有學而大有力者，其能與於此哉！ 同治戊辰十月後學增祥謹跋。 〔《金石續編》卷首〕 金石學之定義及其範圍 馬　衡 金石者，往古人類之遺文，或一切有意識之作品，賴金石或其他物質以直接流傳至於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種材料作客觀的研究以貢獻於史學者，謂之金石學。古代人類所遺留之材料，凡與中國史有關者，謂之中國金石學。 凡甲骨刻辭、彝器款識、碑版銘志及一切金石、竹木、磚瓦等之有文字者，皆遺文也。其雖無文字而可予吾人以真確之印象者，如手寫或雕刻之圖畫、明器中之人物模型及一切凡具形制之器物等，皆有意識之作品也。 由上所言，既名金石學，而範圍乃不僅限於金石者何歟？蓋有故焉。試先述其名稱之由來及學科成立之概況。 商周之時，所謂金石者，皆指樂器而言，非今之所謂金石也。其以金與石並舉，而略同於今之定義者，蓋自秦始。《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群臣奏議及始皇二世詔書，多曰金石刻，或曰金石刻辭。其意蓋欲以文辭托之不朽之物質，以永其壽命，故合金與石而稱之曰金石刻或金石刻辭。後世稱此類刻辭，謂之金石文字，或競簡稱為金石。 五代以前，無專治金石學者。昔傅山問閻若璩：此學始於何代何人？閻舉七事以答之。王鳴盛為錢大昕作《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序》，又續舉十一事。李遇孫輯《金石學錄》，其第一卷中皆輯自《經典》、《史》、《漢》以及《唐》、《五代》者，並閻氏、王氏所舉者計之，亦不過四十餘事。此四十餘事中，不皆屬於考證。其有可以訂訛補闕者，亦皆一鱗片甲，不能成家。有宋一代，始有專攻此學者，歐陽修《集古錄》為金石有專書之始。自是以後，呂大臨、薛尚功、黃伯思、趙明誠、洪适輩各有著述，蔚為專家。鄭樵作《通志》，以金石別立一門，儕於二十略之列。而後金石學一科，始成為專門之學，卓然獨立，即以物質之名稱為其學科之名稱矣。 宋以來之為此學者，大致分為二類。其一可名為古器物之學，不論其為金為玉，不論其有無文字，凡屬三代秦漢之器物，皆供賞玩者是也。其一可名為金石文字之學，不論其物質之為何，苟有鐫刻之文字，皆見採錄者是也。故此二者之範圍，最初僅限於器物及碑碣，其後乃漸及於瓦當磚甓之屬。至於今日，古物出土之種類，日益滋多，殷虛之甲骨，燕齊之陶器，齊魯之封泥，西域之簡牘，河洛之明器等，皆前人著錄所未及者。物質名稱雖不足以賅之，而確為此學範圍以內所當研究者。故今日之所謂金石學，乃兼古器物學、金石文字學而推廣之，為廣義的學科名稱，非僅限於狹義的物質名稱已也。 〔《凡將齋金石叢稿·中國金石學概要上》〕 名原敘 孫詒讓 汝南許君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是文字之初，固以象形為本，無形可象，則指事為之。逮後孳乳寖多，而六書大備。今《說文》九千文，則以秦篆為正，其所錄古文，蓋捃拾漆書經典及鼎彝款識為之。籀文則出於《史篇》。要皆周以後文字也。倉沮舊文，雖雜廁其間，而叵復識別。況自黃帝以迄於秦，更歷八代，積年數千，王者之興，必有所因於故名，亦必有所作於新名，新故相襲，變易孳益，巧曆不能計，又孰從而稽覈之乎？ 自宋以來，彝器文間出，考釋家或據以補正許書之訛闕。邇年又有龜甲文出土，尤簡省奇詭，間有原始象形字，或定為商時契刻，然亦三代瑑跡爾。余少嗜讀金文，近又獲是龜甲文，咸有錄，每惜倉沮舊文不可復睹，竊思以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跡，上推書契之初軌，沉思博覽，時獲確證。聚栝論之：書契初興，形必至簡。逮其後品物眾而情偽滋，簡將不周於用，則增益分析而漸繁。其最後文極而敝，苟趣急就，則彌務省多，故復減損而反諸簡。其更迭嬗易之為，率本於自然。而或厭同嗜異，或襲非成是，積久承用，皆為科律，故歷年益遠，則訛變益眾。而李斯之作小篆，廢古籀，尤為文字之大厄。蓋秦漢間諸儒，傳讀經典，已不能精究古文，如古多假忞為文，與寍形近，而《書·大誥》曰寍考、寍王、前寍人、寍武，則皆文之訛也。古文有載市即禮之爵韠，又有 字，當為爵帛本字。而毛《詩·絲衣》曰載弁俅俅，載則、 之假也。庸，古文作，與 偏旁相涉，而《左傳》說成王賜魯土田倍 ，倍 則附庸之訛也。《書》、《詩》傳自伏生、毛公，《左氏春秋》上於張蒼，大毛公當六國時前於李斯，伏固秦博士，張則柱下史，咸逮見李斯者。三君所傳，尚不無舛駁。斯之學識，度未作遠過三君，而乃奮臆製作，徇俗蔑古，其違失倉史之旨，寧足責邪？ 通校古文大小篆，大抵象形字與畫繢通，隨體詰詘，訛變最多；指事字次之；會意形聲字，則子母相檢，沿訛頗鮮，而與轉注相互，為例又至廣博，其字或秦篆所不具，或許氏偶失之，故不勝枚舉；而假借依聲託事，則尤茫無涯涘矣。今略摭金文、龜甲文與《說文》古籀互相勘校，楬其歧異以箸省變之原。而會聚比屬，以尋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約舉辜較，不能備也。世變方亟，茲學幾絕，所金石瑑刻，日出不窮，倉沮舊跡，儻重見於人間，後之治古文奇字者，執吾說以求之，其於造作書契之微旨，或得冥符於萬一爾。光緒乙巳十一月。 〔《籀廎述林》卷五〕 契文舉例敘 孫詒讓 文字之興，原始於書契，契之正字為栔，許君訓為刻，蓋鋟刻竹木以箸法數，斯謂之栔。契者，其同聲假借字也。《詩·大雅·綿》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公訓契為開，開、刻義同。是知契刻，又有施之龜甲者，《周禮》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又雲遂吹其焌契以授卜師。杜子春云：契，謂契龜之鑿也，亦舉《綿》詩以證義。鄭君則謂：契，即《士喪禮》之楚焞所用灼龜也。綜覯杜、鄭之義，知開龜有金契，有木契。杜據金契用以鑽鑿，鄭據木契用以然灼，二者蓋同名異物。金契，即刻書之刀鑿。將卜開甲俾易兆，卜竟紀事以征吉，殆皆有契刻之事。《詩》、《禮》所述，義據焯然。商周以降，文字繁孳。竹帛漆墨，日趨簡易，而栔刻之文，猶承用不廢。漢承秦燔之後，所存古文舊籍，如《淹中古經》、《西州剩簡》，皆漆書也。汲冢《竹書》出晉太康初，亦復如是。然則栔刻文字，自漢時已罕覯，迄今數千年，人間殆絕矣。邇年河南湯陰古羑里城揞土得古龜甲甚夥，率有文字，丹徒劉君《鐵雲集》得五千版，甄其略明晰者千版，依西法拓印，始傳於世，劉君定為殷人刀筆書。余謂《考工記》築氏為削，鄭君訓為書刀。刀筆書，即栔刻文字也。甲文既出於刀筆，故庯峭古勁，觚折渾成，恍若讀古史手札，唯瑑畫纖細，拓墨漫漶，既不易辨仞，甲片又率爛闕，文義斷續不屬。劉本無釋文，苦不能鬯讀也。蒙治古文大篆之學四十年，所見彝器款識逾二千種，大抵皆出周以後，賞鑒家所櫫楬為商器者，率臆定不能確信。每憾未獲見真商時文字，頃始得此冊，不意衰年睹茲奇蹟，愛玩不已，輒窮兩月力校讀之，以前後復緟者參互審繹，乃略通其文字，大致與金文相近，篆畫尤簡省，形聲多不具。又象形字頗多，不能盡識。所稱人名號未有諡法，而多以甲乙為紀，皆在周以前之證。羑里於殷屬王畿，於周為衛地。據《周書·世俘》篇，殷時已有衛國，故甲文亦有商、周、衛諸文，以相推譣，知必出於商周之間。劉君所定為不誣。至其以 為子，以 為系，間涉籀文，或疑其出周宣以後，斯則不然。夫《史籀》十五篇，不必皆其自作。猶之許書九千字，雖為秦篆，而承用倉沮舊文者十幾七八，斯固不足以獻疑爾。甲文多紀卜事，一甲或數段，縱橫反正、交錯糾互無定例，蓋卜官子弟應時記識以備官成，本無雅辭奧義，要遠古栔刻遺文，藉存辜較，朽骼畸零，更三四千年竟未漫滅為足寶耳。今就所通者略事甄述，用補有商一代書名之佚，兼以尋究倉後《籀》前文字流變之跡，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抑余更有舉證者，《尚書·洪範》原本雒書，漢劉子駿、班孟堅舊說，咸謂初一曰五行至畏用六極六十五字，為雒水所出龜書，禹得之以為九疇。馬、鄭所論略同，後儒疑信參半，遂滋異議，顧彪、劉焯、劉炫、孔穎達之倫雖依用劉、班，猶致疑於字數繁簡之間。今所見龜文殘版，徑一二寸者，刻字輒數十，計元龜全甲尺二寸，必可容百名以上，以相推例，雒水龜書，殆亦猶是。蓋本邃古之遺文，賢達寶傳，刻箸龜甲，用代簡畢，大禹浮雒，適爾得之。要其事實不過如此。自緯候以為神龜負書，文瑑天成。後儒矜飾符瑞，遂若天璽神讖，祥符天書，同茲誣誕，實則契龜削甲，古所恆覯，不足異也。此似足證經義，輒附記之，以諗學者。光緒甲辰十一月，籀　居士書。 〔《籀廎述林》卷五〕 殷商貞卜文字考序 羅振玉 光緒己亥，予聞河南之湯陰發見古龜甲獸骨，其上皆有刻辭，為福山王文敏公所得，恨不得遽見也。翌年，文敏殉國難，所藏悉歸丹徒劉氏。又翌年，始傳至江南。予一見詫為奇寶，慫恿劉君亟拓墨。為選千紙付影印，並為制序。顧行篋無藏書，第就《周禮》、《史記》所載，略加考證而已。亡友孫仲容徵君詒讓亦考究其文字，以手稿見寄，惜亦未能洞析奧隱。嗣南朔奔走，五六年來，都不復寓目。去歲東友林學士泰輔始為詳考，揭之《史學雜誌》，且遠道郵示，援據賅博，足補正予向序之疏略。然尚有懷疑不能決者，予乃以退食余晷，盡發所藏拓墨，又從估人之來自中州者，博觀龜甲獸骨數千枚，選其尤殊者七百，並詢知發見之地，乃在安陽縣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湯陰，其地為武乙之墟。又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諡十餘，乃恍然悟此卜辭者，實為殷室王朝之遺物。其文字雖簡略，然可正史家之違失，考小學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爰本是三者，以三閱月之力，為考一卷。凡林君之所未達，至是乃一一剖析明白，乃亟寫寄林君，且以詒當世考古之士。惜仲容墓已宿草，不及相與討論為憾事也。宣統二年，歲在庚戌，仲夏，上虞羅振玉記。 〔《殷商貞卜文字考》卷首〕 殷虛書契前編序 羅振玉 光緒二十有五年，歲在己亥，實為洹陽出龜之年。予時春秋三十有四，越歲辛丑，始於丹徒劉君許見墨本。作而嘆曰：此刻辭中文字，與傳世古文或異，固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楊、許諸儒所不得見者也。今幸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秘，且適當我之生，則所以謀流傳而攸遠之者，其我之責也夫！於是盡墨劉氏所藏千餘為編印之，而未遑考索其文字。蓋彼時年力壯盛，謂歲月方久長，又所學未邃，且三千年之奇蹟，當與海內方聞碩學共論定之；意斯書既出，必有博識如束廣微者，為之考釋闡明之，固非曾曾小子所敢任也。顧先後數年間，僅孫仲容徵君詒讓作《契文舉例》，此外無聞焉。仲容固深於《倉》、《雅》、《周官》之學者，然所為舉例，則未能闡發宏旨，予至是始有自任意。歲丁未，備官中朝，曹務清簡，退食之暇，輒披覽墨本及予所藏龜，於向之蓄疑不能遽通者，諦審既久，漸能尋繹其義。顧性復懶散，未及箋記。宣統改元之二年，東友林君泰輔寄其所為考至，則視孫徵君舉例，秩然有條理。並投書質疑，爰就予所已知者，為《貞卜文字考》以答之。已而漸覺其一二違失，於舊所知外，亦別有啟發，則以所見較博於疇昔故。於是始恍然寶物之倖存者有盡，又骨甲古脆，文字易滅，今出世逾十年，世人尚未知貴重，不汲汲蒐求，則出土之日，即澌滅之期。矧所見未博，考釋亦詎可自信？由此觀之，則蒐求之視考釋，為尤急矣。因遣山左及廠肆估人至中州，瘁吾力以購之，一歲所獲，殆逾萬。意不自歉，復遣人至洹陽採掘之，所得又再倍焉。寒夜擁爐，手加氈墨，擬先編墨本為《殷虛書契前編》，《考釋》為《後編》。並謀投劾去官，買地洹陽，終我天年，以競此志。乃逾年冬而國難作，避地浮海，將辛苦累蓄之三千年骨與甲者，鄭重載入行笈，而展轉運輸及稅吏檢察，損壞者十已五六。幸其尤殊者，墨本尚存。乃以一歲之力，編為《前編》八卷，付工精印；其未及施墨者，異日當輯為《續編》，而《後編》亦將次寫定。嗚呼！喪亂以來，忽已匝歲。神州荒翳，文獻蕩然。天既出神物於斯文垂喪之時，而予倉皇編輯，須鬢日改，犬馬之齒亦既四十有七，上距己亥，已閱十有四年，買地洹陽之願既虛，茫茫斯世，誰復有讀吾書者？亦且抱此遺文，以自慰藉而已。歲在壬子，十二月。 〔《殷虛書契前編》卷首〕 殷虛書契考釋序 羅振玉 予既編印《殷虛書契》，欲繼是而為考釋。人事乖午，因循不克就者，歲將再周。感莊生吾生有涯之言，乃發憤鍵戶者四十餘日，遂成《考釋》六萬餘言。既競，書其端曰：予讀《詩》、《書》及周秦之間諸子、太史公書，其記述殷事者，蓋寥寥焉。孔子學二代之禮而曰：杞、宋不足征。殷商文獻之無征，二千餘年前，則已然矣。吾儕生三千年後，欲根據遺文，補苴往籍，譬若觀海，茫無津涯。予從事稍久，乃知茲事實有三難：史公最錄商事，本諸《詩》、《書》，旁攬《系》本。顧考父所校，僅存五篇；《書序》所錄，亡者逾半；《系》本一書，今又久佚。欲稽前古，津逮莫由。其難一也。卜辭簡質，篇恆十餘言，短者半之，又字多假借，誼益難知。其難二也。古文因物賦形，繁簡任意，一字異文，每至數十，書寫之法，時有凌獵。或數語之中，倒寫者一二；兩字之名，合書者七八。體例未明，易生炫惑。其難三也。今欲祛此三難，勉希一得，乃先考索文字，以為之階。由許書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窺書契。窮其蕃變，漸得指歸，可識之文，遂幾六百。循是考求典制，稽證舊聞，途徑漸啟，扃為開，稽其所得，則有六端：一曰帝系。商自武湯逮於受辛，史公所錄，為世三十。見卜辭者，二十有三。史稱太丁未立，而卜辭所載祀禮，儼同於帝王。又大乙、羊甲、卜丙、卜壬，校以前史，與此異文。而庚丁之作康祖丁，武乙之稱武祖乙，文丁之稱文武丁，則言商系者之所未知。此可資考訂者一也。二曰京邑。商之遷都，前八後五。盤庚以前，具見《書序》。而小辛以降，眾說多違。洹水故墟，舊稱亶甲。今證之卜辭，則是徙於武乙，去於帝乙。又史稱盤庚以後，商改稱殷。而遍搜卜辭，既不見殷字，又屢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獨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國尚號商。《書》曰戎殷，乃稱邑而非稱國，此可資考訂者二也。三曰祀禮。商之祀禮，夐異周京，名稱實繁，義多難曉。人鬼之祭，亦用祡 ；牢鬯之數，一依卜定。王賓之語，為洛誥所基；騂牡之薦，非鎬京始創。此可資考訂者三也。四曰卜法。商人卜祀，十干之日，各依祖名，其有爽者，則依爽名。又大事貞龜，餘事骨卜。凡斯異例，先儒未聞。此可資考訂者四也。五曰官制。卿事之名，同於《雅》、《頌》，大史之職，亦載《春官》，爰及近臣，並符周制。乃知姬旦六典，多本殷商。此可資考訂者五也。六曰文字。召公之名，是 非奭。鳥鳴之字，從雞非鳥。佳、鳥不分，子、 殊用。牝牡等字，牛羊任安。牢牧諸文，亦同斯例。又藉知大小二篆，同乎古文。古文之真，間存今隸。如此之類，未遑僂數。此可資考訂者六也。予爰始操翰，訖於觀成。或一日而辨數文，或數夕而通半義。譬如冥行長夜，乍睹晨曦。既得微行，又蹈荊棘。積思若痗，雷霆不聞。操觚在手，寢饋或廢。以茲下學之資，勉几上達之業。而既竭吾才，時亦弋獲。意或天啟其衷，初非吾力能至。但探賾索隱，疑蘊尚多。覆簣為山，前脩莫竟。繼是有作，不敢告勞。有生之年，期畢此志。訂訛補闕，俟諸後賢。它山攻錯，跂予望之！甲寅，十二月。 〔《殷虛書契考釋》卷首〕 殷虛書契考釋序 王國維 商遺先生《殷虛書契考釋》成，余讀而嘆曰：自三代以後，言古文字者，未嘗有是書也。炎漢以來，古文間出，孔壁、汲冢與今之殷虛而三。壁中所得簡策殊多，《尚書》、《禮經》頗增篇數，而淹中五十六卷同於後氏者十七，孔氏四十五篇見於今文者廿九，因所已知，通彼未見，事有可藉，功非至難。而太常所肄，不出曲台之書；臨淮所傳，亦同濟南之數。雖師說之重，在漢殊然，將通讀之方，自古不易。至於誤「 」作「序」，以「袗」為「袀」，「文人」之作「寍人」，「大邑」之書「天邑」，古今異文而同繆，伏孔殊師，而沿訛言乎？釋文蓋未盡善，晉世《中經》定於荀、束，今之存者，《穆傳》而已。讀其寫定之書，間存隸古之字，偏旁締構，頗異古文，隨疑分釋，徒存虛語。校之漢人，又其次矣。其餘郡國山川，頗出彝器，始自天水，訖於本朝，呂、薛編集於前，阮、吳考釋於後。恆軒晚出，尤稱絕倫。顧於創通條例，開拓閫奧，概乎其未有聞也。夫以壁經、冢史，皆先秦之文；姬贏漢晉，非絕遠之世。彝器多出兩周，考釋已更數代，而校其所得，不過如此。況乎宣聖之所無征，史佚之所未見，去古滋遠，為助滋寡者哉！殷虛書契者，殷王室命龜之辭，而太卜之所典守也。其辭或契於龜，或刻諸骨，大自祭祀征伐，次則行幸畋漁，下至牢鬯之數，風雨之占，莫不畛於鬼神，比其書命。爰自光緒之季，出於洹水之虛。先生既網羅以歸秘藏，摹印以公天下，復於暇日撰為斯編。余受而讀之，觀其學足以指實，識足以洞微，發軫南閣之書，假途蒼姬之器，會合偏旁之文，剖析孳乳之字，參伍以窮其變，比校以發其凡，悟一形繁簡之殊，起兩字並書之例。上池既飲，遂洞垣之一方。高矩攸陳，斯舉隅而三反。顏黃門所謂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者，斯書之謂矣。由是太乙卜丙，正傳寫之訛文；入商宅殷，辨國邑之殊號。至於諏日卜牲之典，王賓有奭之名，槱燎薶沈之用，牛羊犬豕之數，損益之事，羌難問於周京，文獻之傳，夙無征於商邑。凡諸放逸，盡在敷陳。馭燭龍而照幽都，拊彗星而掃荒翳。以視安國之所隸定，廣微之所撰次者，事之難易，功之多寡，區以別矣。是知效靈者地，復開宛委之藏；弘道惟人，終佇召陵之說。後有作者，視此知津。甲寅冬。 〔《觀堂集林》卷二十三〕 殷虛書契考釋後序 王國維 余為商遺先生書《殷虛考釋》竟，作而嘆曰：此三百年來小學之一結束也。夫先生之於書契文字，其蒐集流通之功，蓋不在考釋下。即以考釋言，其有功於經史諸學者，蓋不讓於小學。以小學言，其有功於篆文者，亦不讓於古文。然以考釋之根柢在文字，書契之文字為古文，故姑就古文言之。我朝學術所以超絕前代者，小學而已。順康之間，崑山顧亭林先生實始為《說文》、音韻之學。《說文》之學，至金壇段氏而洞其奧。古韻之學，經江、戴諸氏至曲阜孔氏、高郵王氏而盡其微。而王氏父子與棲霞郝氏復運用之，於是詁訓之學大明，使世無所謂古文者，謂小學至此觀止焉可矣。古文之學，萌芽於乾嘉之際，其時大師宿儒，或殂謝，或篤老，未遑從事斯業。儀征一書，亦第祖述宋人，略加銓次而已。而俗儒鄙夫，不通字例。未習舊藝者，輒以古文所託者高，知之者鮮，利荊棘之未開，謂鬼魅之易畫，遂乃肆其私臆，無所忌憚。至莊葆琛、龔定盦、陳頌南之徒，而古文之厄極矣。近惟瑞安孫氏，頗守矩矱；吳縣吳氏，獨具縣解。顧未有創通條例，開發奧窔，如段君之於《說文》，戴、段、王、郝諸君之於聲音訓詁者。余嘗恨以段君之邃於文字而不及多見古文，以吳君之才識不後於段君而累於一官，不獲如段君之優遊壽考以竟其學，遂使我朝古文之學不能與詁訓、《說文》、古韻三者方駕，豈不惜哉！先生早歲即治文字故訓，繼乃博綜群籍，多識古器，其才與識固段、吳二君之儔。至於從容問學，厭飫墳典，則吳君之所有志而未逮者也。而此書契文字者，又段、吳二君之所不及見也。物既需人，人亦需物。書契之出，適當先生之世，天其欲昌我朝古文之學，使與詁訓、《說文》、古韻匹，抑又可知也。余從先生游久，時時得聞緒論。比草此書，又承寫官之乏，頗得窺知大體，揚搉細目。竊嘆先生此書，銓釋文字，恆得之於意言之表，而根源脈絡，一一可尋。其擇思也至審，而收效也至宏。蓋於此事自有神詣。至於分別部目，創立義例，使後人治古文者於此得其指歸，而治《說文》之學者亦不能不探源於此。竊謂我朝三百年之小學，開之者顧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昔顧先生音學書成，山陽張力臣為之校寫。余今者亦得寫先生之書，作書拙劣，何敢方力臣？而先生之書，足以彌縫舊闕、津逮來學者，固不在顧書下也。甲寅冬。 〔《觀堂集林》卷二十三〕 雪堂校刊群書敘錄序 王國維 近世學術之盛，不得不歸諸刊書者之功。刊書之家約分二等：一曰好事，二曰篤古。若近世吳縣之黃、長塘之鮑、虞山之張、金山之錢，可謂好事者矣。若陽湖孫氏、錢唐盧氏，可謂篤古者矣。然此諸氏者，皆生國家全盛之日，物力饒裕，士大夫又崇尚學術，諸氏或席豐厚，或居官師之位，有所憑藉，其事業未可雲卓絕也。若夫生無妄之世，小雅盡廢之後，而以學術之存亡為己責，蒐集之，考訂之，流通之，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極天下之至艱而卒有以達其志，此於古之刊書者未之前聞，始於吾雪堂先生見之，嘗譬之為人臣者，當無事之世，事聖明之主，雖有賢者，當官守法而已。至於奇節獨行與宏濟之略，往往出於衰亂之世，則以一代興亡與萬世人紀之所系。天固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維之也，學術亦然。孫、盧諸氏之於刊書，譬之人臣當官守法而已，至於神物之出，不與世相應，天既出之，固不忍聽其存亡，而如先生之奇節宏略，乃出於其間，亦以學術存亡之所系，等於人紀之存亡，故天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維之也。先生校刊之書，多至數百種，於其殊尤者皆有敘錄，戊午夏日，集為二卷，別行於世。案先生之書，其有功學術最大者，曰《殷虛書契前後編》，曰《流沙墜簡》，曰《鳴沙石室古佚書》及《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此四者之一，已足敵孔壁、汲冢之所出。其餘所集之古器古籍，亦皆間世之神物，而大都出於先生之世。顧其初出，舉世莫之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蒐集一二以供秘玩斯已耳。其欲保存之、流傳之者，鑒於事之艱鉅，輒中道而廢，即有其願與力矣，而非有博識毅力如先生者，其書未必能成，成亦未必能多且速，而此間世而出之神物，或有時而毀，是雖出猶不出也。先生獨以學術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為性命所寄之軀體，思所以壽此軀體者，與常人之視養其口腹無以異。辛亥以後，流寓海外，鬻長物以自給，而殷虛甲骨與敦煌古簡佚書先後印行，國家與群力之所不能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印書籍，亦略稱是。旅食八年，印書之資以巨萬計，家無旬月之蓄，而先生安之。自編次校寫選工監役，下至裝潢之款式、紙墨之料量諸凌雜煩辱之事，為古學人所不屑為者，而先生親之。舉力之所及，而惟傳古之是務。知天生神物，復生先生於是時，固有非偶然者，《書》有之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先生之功業，可謂崇且廣矣，而其志與勤，世殆鮮知之。故書以為之序，使世人知先生所以成就此業者，固天之所啟，而非好事者及尋常篤古者所能比也。戊午六月。 〔《觀堂集林》卷二十三〕 庫書樓記 王國維 光宣之間，我中國新出之史料凡四：一曰殷虛之甲骨，二曰漢晉之簡牘，三曰六朝及有唐之捲軸，而內閣大庫之元明及國朝文書實居其四。顧殷虛甲骨，當其初出世，已視為骨董之一，土人仍歲所掘，率得善價以去，幸無毀棄者。而西垂簡牘捲軸，外人至不遠數萬里，歷寒暑、冒艱險以出之，其保藏之法尤備。獨內閣文書，除宋元刊寫本書籍入京師圖書館外，其餘十三年之間，幾毀者再而卒獲全者，雖曰人事，蓋亦有天意焉。案內閣典籍廳大庫為大樓六間，其中書籍居十之三，案卷居十之七。其書多明文淵閣之遺，其案卷則有列朝之朱諭、敕諭，內外臣工之黃本、題本、奏本，外藩屬國之表章，歷科殿試之大卷，其他三百年間檔冊文移，往往而在，而元明遺物，亦間出其中。蓋今之內閣，自明永樂至於國朝雍正，歷兩朝十有五帝，實為萬幾百度從出之地。雍乾以後，政務移於軍機處，而內閣尚受其成事，凡政府所奉之朱諭，臣工所繳之敕書、批折，胥奉儲於此，蓋兼宋時宮中之龍圖、天章諸閣，省中之制敕、庫班、簿房而一之。然三百年來，除舍人省吏循例編目外，學士大夫罕有窺其美富者。宣統元年，大庫屋壞，有事繕完，乃暫移於文華殿之兩廡，地隘不足容，其露積庫垣內者尚半，外廷始稍稍知之。時南皮張文襄公方以大學士、軍機大臣管學部事，奏請以閣中所藏四朝書籍設學部京師圖書館，其案卷則閣議概以舊檔無用，奏請焚毀，已得俞旨矣，適上虞羅叔言參事以學部屬官赴內閣參與交割事，見庫垣中文籍山積，皆奏准焚毀之物。偶抽一束觀之，則管制府幹貞督漕時奏摺；又取觀他束，則文成公阿桂征金川時所奏。皆當時歲終繳進之本，排比月日，具有次第。乃亟請於文襄，罷焚毀之舉，而以其物歸學部，藏諸國子監之南學。其歷科殿試卷，則藏諸學部大堂之後樓。辛壬以後，學部後樓及南學之藏又移於午門樓上，所謂歷史博物館者。越十年，館中資費絀，無以給升斗，乃斥其所藏四分之三以售諸故紙商，其數以麻袋計者九千，以斤計者十有五萬，得銀幣四千圓，時辛酉冬日也。壬戌二月，參事以事至京師，於市肆見洪文襄揭帖及高麗國王貢物表，識為大庫物，因蹤跡之，得諸某紙鋪，則庫藏具在，將毀之以造俗所謂還魂紙者，已載數車赴西山矣。亟三倍其直償之，稱貸京津間，得銀萬三千圓，遂以易之。於是，此九千袋十五萬斤之文書卒歸於參事，參事將築庫書樓以儲之，而囑余為之記。余謂此書瀕毀者再，而參事再存之，其事不可謂不偶然，固非參事能存之也。國朝祖宗聖德神功之懿，典章制度聲名文物之盛，先正謨遠猷之富，與夫元明以來史事之至賾至隱，固萬萬無亡理。天特假手於參事以存之耳。然非篤於好古如參事者，又烏足以與於斯役也。參事夙以收藏雄海內，其天津之嘉樂里第，有殷時甲骨數萬枚、古器物數千品、魏晉以降碑誌數十石、金石拓本及經籍各數萬種，實三古文化學術之淵藪。今者又得此大庫之書，宸翰之樓，大雲之庫與斯樓鼎峙北海濱。世有張茂先，必將見有慶雲休氣發於漢津箕斗之間，而三垣十二次無不浴其光景者，何其禕歟！雖然，參事固不徒以收藏名家者也，其於所得之殷虛文字，固已編之、印之、考之、釋之，其他若流沙墜簡，若鳴沙石室古佚書等凡數千種，先後繼出。傳古之功，求之古今人，未見其比。今茲所得，又將以十年之力檢校編錄，而擇其尤重要者次第印行，其事誠至艱且鉅。然以前事征之，余信參事之必能辦此也。其諸山川重秀，天地再清，舉斯樓之藏，還之天府，以備石室金匱之儲，至千萬世傳之無窮，余又信參事之必有樂乎此也。然則斯書之歸參事，蓋猶非參事之志歟？壬戌七月。 〔《觀堂集林》卷二十三〕 印行四部叢刊緣起及例言 葉德輝 乾嘉以來，黃堯圃、孫伯淵、顧澗、張古余、汪閬源諸先生影刊宋元明三朝善本書，模印精工，校勘謹慎，遂使古來秘書舊槧，化身千億，流布人間。其裨益藝林，津逮來學之盛心，千載以下，不可得而磨滅也。然古書形式易得，氣韻難具。諸家刻意求工，所謂精美有餘，古拙終有不及。由於書法一朝有一朝之風氣，刻匠一時有一時之習尚，譬之於文揚雄之擬經，於詩束皙之補亡，貌非不似，神則離矣。海通而後，遠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書，照印流傳，形神逼肖。較之影寫付刻者，既不費校讎之日力，尤不致摹刻之遲延，藝術之能事，未有遇於此者。惟其所印者未能遍及四部，成為巨觀。江陰繆藝風荃孫、華陽王息塵秉恩兩先生，慫恿張菊生同年元濟以商務印書館別舍涵芬樓徵集海內藏書家之四部舊本書，擇其要者為《四部叢刊》，即以石印法印之。繆、王二人皆南皮張文達門下士。初擬按文襄《書目答問》所列諸本付印，詢之於余。餘力言其非，以為文襄書目，行之海內數十年，稍知讀書者，無不奉為指南，按目購置。今惟取世不經見之宋元精本縮印小冊，而以原書大小尺寸載明書首。庶剞劂所不能盡施，版片所不能劃一者，一舉而兩得之。菊生以為善也。其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宋元版書，甲於南北。主人瞿良士啟甲，風雅樂善。得余介紹，慨然盡出所藏，借之影印。京師圖書館之書，則因傅沅叔同年之力，得以相假。江南圖書館所藏，則光緒末年豐潤忠愍端方總督兩江時購自仁和丁氏八千卷樓者，其中亦多宋元舊本。商之齊鎮岩撫部耀琳，飭司館書者悉選其精善完整之本，在館印出。余又從日本白岩子云龍平向其國岩崎氏靜嘉堂假得宋本《說文解字》，為孫氏平津館仿宋刻所自出者。此吾國第一孤本，為歸安陸氏皕宋樓售出，今幸珠還，不可謂非快事也。同時，嘉興沈子培方伯同年曾植、江寧鄧正盦編修邦述、獨山莫楚生觀察棠、新建夏劍丞觀察敬觀皆與其事，展轉商定。自戊午創議，迄壬戌告成，為書二千餘冊，為卷一萬有奇。萃歷朝書庫之精英，為古今罕有之巨帙。《永樂大典》，分韻出於支離；《圖書集成》，搜輯無此精要。書成，藝風久歸道山，不及見矣。今以余撰例言錄存於此，以紀書林一重公案，云： 昔曹石倉學佺有言：釋道二家，匯刻經典累數萬卷，名為藏經。至於儒家，獨付闕如，誠為恨事。張文襄之洞勸人隨舉《書目答問》中一類，刊成叢書，以便學者。二公銳意及此，迄未有成。鄙見以為昌明國學，端賴流布古書。涵芬樓廣收善本，海內賢達，勉以流通。不吝借瓻之助，冀成集腋之功。故不辭力小任重之譏，毅然圖始。區區之意，學者諒之。匯刻群書，先宜決擇。是編衡量古今，勘酌去取，幾經詳審，始得成書。蓋於存古之中，兼寓讀書之法，不僅如顧千里所云，叢書之意在網羅散佚而已。 明世匯刻，如祁承　《澹生堂余苑》、吳琯《古今逸史》，莫不標異名稱，強分種類。如經余、史余、合志、分志等目，終非簿錄之恆言，難作刊書之典要。今依張海鵬《墨海金壺》、錢熙祚《守山閣叢書》之例，以經史子集為綱領，其次第則依《四庫全書》。《四庫》分類，時有失當。茲不復有所出入，從人人習見也。左圭《百川學海》，別分卷帙。毛晉《津逮秘書》，強立集名。頗涉於紛歧，難於檢閱。夫匯刻群書，述而不作，分卷分集，殊無義例，今所不取。 古書紀載行字，濫觴於明季，孫從添《藏書紀要》亦鄭重言之。其後黃丕烈、孫星衍、顧廣圻諸人，尤齗齗於此致辨。近日楊守敬取宋元明版及古鈔本書，每種刻二三葉為《留真譜》，可以知墨版之沿革，槧法之良窳，例至善也。是編竊師其意，悉從原書影印，一存虎賁中郎之意，一免魯魚三寫之訛。即影印縮小，取便巾箱，必將原版大小寬狹，准工部尺，詳載卷首，以存古書真面。近代影刻舊本，如黃丕烈士禮居重刻明嘉靖徐刻《周禮》，改小原書；黎庶昌《古佚叢書》摹刻杜工部《草堂詩箋》，移動行款。茲編幸無此弊，識者鑒之。 茲編於宋元明初舊刻書，有名家影寫本，有名人手校本，其有益本書，實非淺鮮，今悉附卷後為校勘記。或有朱墨兩筆校者，則用套版印法，偶錄一二部，以存其真。 四部之書，浩如煙海，茲編止擇其急要者登之。經部漢宋學派分途，宋有《通志堂經解》、《經苑》，清有《皇清經解》及《皇清經解續編》等書，久已家藏戶遍，茲恐掛一漏萬，概不泛收。史則正史、編年、地理外，取別雜傳載之最古者。子則九流十家，取其古雅而非出偽托者。詩文集則取其已成宗派者，如漢魏六朝，初唐四傑，李、杜、韓、柳、元、白、溫、李、皮、陸，宋之歐、梅、蘇、黃、王、曾、朱、陸、陳、葉、范、陸、真、魏，金之遺山，元之虞、楊、范、揭，明之宋、劉、陽明、歸、唐，或詩或文或理學，支分派別，門戶高張。今但取其初祖二三家，以概餘子。至明之五子、十子、前後七子，大都聲氣標榜，名實乖違，收不勝收，悉從割愛。 算學、兵書、醫經，在古人為專門之學，在今日有專科之書。作者層出不窮，後來或更居上。今但取其初祖數種著錄，以為學者導源星宿之資，亦兼取其文辭典奧瑰奇者，足以沾溉學林。採錄雖簡，引伸無窮，雖非窺豹全斑，要可嘗鼎一臠，非漏略也。 史部中之《通典》、《通志》、《通考》，類書中之《太平御覽》、《冊府元龜》，集部中之《全唐文》、《全唐詩》，皆以卷帙繁重，自宜別印單行，茲編概不闌入。 史部藝文、經籍諸志，以及古今官私書目，所以辨章古今之學術，藉考典籍之存亡。他日擬匯集諸家藏書記、目、題、跋之屬，別為一編印行，故茲於書目不錄一部。金石一類，亦同此意。 古書非注不明，然如裴松之之注《三國志》，李善之注《文選》，古今能有幾家。茲編所錄各部，如非宋元以前舊注。凡近人注本。概不輕用。 宋元舊刻，盡善盡美。但閱世既久，非印本模糊，即短卷缺葉。在收藏家固不以為疵纇，而以之影印，則於讀者殊不相宜。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遠，所刻古書，盡多善本。昔顧亭林已甚重之，況今更閱三四百年，宜求書者珍如拱璧矣。茲之所采，多取明人覆刻宋本，喜其字跡清朗，首尾完具。學者得之，引用有所依據，非有宋元本不貴，貴此明刻本也。 版本之學，為考據之先河。一字千金，於經史尤關緊要。茲編所採用者，皆再三考證，擇善而從。如明徐氏仿宋刻本三禮，明人翻宋岳珂九經中三禮，徐刻《周禮》不如岳本之精，岳刻《儀禮》不如徐本之善，皆非逐一細校，不能定其是非。其他北宋本失傳之書，賴有元明人翻本，轉出南宋本之上者。若僅以時代先後論，則不免於盲人道黑白矣。茲編於此類頗有鑒衡，非泛泛侈言存古也。 書無論刻本、鈔本，雖大體完善，短葉缺文每不能免。今茲所采，多系舊本。影印之際，不加參訂。則郭公、夏五，千載滋疑。學者讀之，不無遺憾。故影印一書，必羅致數本，此殘彼足，互借補全。若數本俱缺，無可取證者，則傳信傳疑，未敢妄作。尚希讀者鑒及微忱。 明祁承　《藏書約》論鑒書云：垂於古而不可續於今者，經也。繁於前代而不及於前代者，史也。曰亡而曰佚者，子也。曰廣而日益者，集也。諒哉言乎！茲編所錄，集部較多。初本斷自朱明，不涉近代。繼思有清一朝文學，實後進之津梁。張文襄有言：讀書門徑，必須有師。師不易得，即以國朝著述名家為師。茲之采及近人，亦猶文襄意也。 引取諸本，出於借印者，謹援漢人刻名碑陰之例，著藏者姓氏於目下及本書之首，以不沒諸君嘉惠之美意焉。 以上例言，余所撰定。後涵芬樓以活字印行，微有增改。南北藏書家善本書，此次已搜羅殆遍。惟聊城楊氏海源閣所藏宋本四經四史為最著名之書。當日楊致堂河帥以增得之，以四經四史名其齋，可知其珍襲之甚。公子協卿太史紹和、公孫鳳阿舍人保彝，今皆物故。家藏書籍，閉庋閣中，久無人過問。故此編所采四部善本，獨不及楊氏之藏。又日本各圖書館所藏善本尤多，以影印之費不貲，故不能多借。彼國《支那學報》載有神田喜一郎、武內彥雄二君評論，所舉彼國舊本及指摘目載之本不善者，甚中窾竅。余亦屢與菊生商之，勸其不惜巨貲，以成完美。而主者吝惜印費，遷就成書。又其中有循人請託而采印者，如《孔叢子》、《皮子文藪》之類，皆明刻中下乘。徒以藏者欲附庸風雅，思藉此以彰其姓名。且挾成見，先盡涵芬樓所藏，雖有善者，不願借印。故此書售出至一千五百部之多，而實非余滿志躊躇之事。今錄日本神田武內評論此書者附著於後，亦足見彼國人之深入漢學，在吾國今日殊罕見也。（日本人論文從略） 〔《書林余話》卷下〕 印行四部叢刊啟 張元濟 睹喬木而思故家，考文獻而愛舊邦，知新溫故，二者並重。自咸同以來，神州幾經多故，舊籍日就淪亡，蓋求書之難，國學之微，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上海涵芬樓留意收藏，多蓄善本，同人慫恿景印，以資津逮。間有未備，復各出公私所儲，恣其搜攬，得於風流闃寂之會，成比《四部叢刊》之刻，提挈宏綱，網羅巨帙，誠可雲學海之鉅觀，書林之創舉矣！　縷陳之，有七善焉。匯刻群書，昉於南宋，後世踵之。顧其所收，類多小種，足備專門之瀏覽，而非常人所必需。此之所收，皆四部之中家弦戶誦之書，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其善一矣。明之《永樂大典》、清之《圖書集成》，無所不包，誠為鴻博，而所收古書，悉經剪裁，此則仍存原本。其善二矣。書貴舊本，昔人明訓，麻沙惡槧，安用流傳。此則廣事購借，類多秘帙。其善三矣。求書者，縱胸有晁、陳之學，冥心搜訪，然其聚也非在一地，其得也不能同時。此則所求之本，具於一編，省事省時。其善四矣。雕板之書，卷帙浩繁，藏之充棟，載之專車，平時翻閱，亦屢煩乎轉換。此用石印，但略小其匡，而不並其葉，故冊小而字大，冊小則便庋藏，字大則能悅目。其善五矣。鏤刻之本，時有後先，往往小大不齊，縹緗異色，以之插架，殊傷美觀。此則版型紙色，斠若畫一，列之清齋，實為精雅。其善六矣。夫書貴流通，流通之機，在於廉價。此書搜羅宏富，計卷逾萬，而議價不特視今時舊籍廉至倍蓰，即較市上新版，亦減之再三。復行預約之法，分期交付，既可出書迅速，使讀者先觀為快，亦便分年納價，使購者舉重若輕。其善七矣。自古藝林學海，奚止充棟汗牛，今茲所收，不無遺漏，假以歲月，更當擇要嗣刊。至於別裁偽體，妙選佳槧，亦既盱衡時世之所宜、屢訪通人而是正，未嘗率爾以操觚，差可求諒於當世。邦人君子，或欲坐擁書城，或擬宏開邑館，依此取求，庶有當焉。 〔《四部叢刊書錄》卷首〕 四部叢刊刊成記 張元濟 《四部叢刊》始於己未，越今乃潰於成。為書三百二十三部，都八千五百四十八卷，二千一百冊。賴新法影印之便，如此巨帙，煞青之期，僅費四年，誠藝林之快事。採用底本，涵芬樓所藏外，尤承海內外同志之助，得宋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宋寫本十六，影元寫本五，校本十八，明活字本八，高麗舊刻本四，釋道藏本二，余亦皆出明清精刻。當茲神州多故，國學寖微之日，名山之藏不翼而至，微言大義繼續之機，翳於是賴。豈惟敝館感氣求聲應之雅，而永矢勿諼也哉！匯刻之旨，見於啟事，詳於例言，不煩再述。惟史部目載徐乾學《資治通鑑後編》，集部目載《章實齋遺書》、《苕溪漁隱叢話》，今皆未印，而增入《資治通鑑紀事本末》、《揅經室全集》、《唐詩紀事》，緣徐氏《通鑑》不如畢本之詳，涵芬所藏手稿，取對富陽夏氏刊本，亦無大異；實齋之書，近烏程劉氏已為鋟梓；《漁隱叢話》不如《唐詩紀事》之難得也。諸書版本，亦與前目略有變通，要皆後勝於前。如：經部《禮記》初用明本，今用宋本；《說文系傳》初用祁氏刊本，今用影宋鈔本；《玉篇》初用鈔本，今用元本。史部《資治通鑑釋文》初用十萬卷樓本，今用宋本；《大唐西域記》初用明本，今用宋本。子部《韓非子》初用明本，今用黃蕘圃校影宋鈔本；《脈經》初用明本，今用元本；《翻譯名義集》初用元本，今用宋本。集部《杜工部詩集》初用明本，今用宋本；《皎然白蓮禪月三集》初用汲古閣本，今用影宋明鈔本；《廣成集》初用鈔本，今用明正統道藏本；《東坡集》初用明本，今詩文兩集均用宋本；《後山集》初用鈔本，今用高麗活字本；《盤洲集》初用洪氏刊本，今用影宋鈔本；《鶴山集》初用安氏活字本，今用宋本；《范德機詩集》初用明本，今用影元鈔本；《文選》初用明本，今用宋本；《樂府雅詞》初用《詞學叢書》本，今用鮑淥飲校本；《花庵詞選》初用汲古閣本，今用萬曆仿宋本。又如《丁卯詩集》擬用元大德刊有注本，《石湖居士文集》擬用明金蘭館活字本，《皇元風雅》擬用元梅溪書院三十卷本，而此三種印本漫漶，攝影之後竟同沒字，故《丁卯集》易以影宋鈔本，《石湖集》易以愛汝堂本，《皇元風雅》易以高麗十二卷本。目載沈寶硯校本《南華真經》，套印後，見宋刊與沈校有異同，乃錄為札記，附於卷後，不復用朱墨套印。更若《方望溪》之改用戴刻，《汪容甫》之加入遺詩，《茗柯》、《定盦》亦均有補篇，此非喜為更張也。書囊無底，善本難窮，隨時搜訪，不敢自足。敝館區區苦心，其諸君子所不鄙棄者歟！書名卷數及惠假善本諸家姓氏，並詳書錄。 〔《涉園序跋集錄》〕 重印四部叢刊刊成記 張元濟 是書經始於己未，蕆事於壬戌。出版以來，謬承士林推重。丙寅初冬，乃有重印之舉，亦越三載，復觀厥成，部別類居，悉仍舊貫。惟景印伊始，事屬草創，或懸格以求而書不可得，有既得者而又不盡如我之所期。大輅椎輪，殊未愜當，今之所成，稍彌前憾。綜茲數事，可略言焉。輯印初意，惟求善本，比歲涵芬樓續收之書，不下數十萬卷。藏弆之家，聲應氣求，時復以秘笈相餉，所得見珍，不憚更易。如《孝經》前用影宋鈔本，今改宋本；《說文系傳通釋》前用述古堂影宋鈔本，今後十一卷改配宋本；《吳越春秋》前用明萬曆本，今改弘治本；《越絕書》前用明萬曆本，今改雙柏堂本；《金匱要略》前用明萬曆本，今改嘉靖本；《鬼谷子》前用清乾隆石研齋本，《雲笈七籤》前用明清真館本，今均改道藏本；《寒山子詩》前用高麗本，今改景宋刻本；《岑嘉州詩》前用明正德本，今改正德濟南足本；《陸宣公翰苑集》前用明不負堂本，《小畜集》前用經堂鈔本，《盤洲文集》前用影宋鈔本，《古文苑》前用明成化本，今均改宋本；《淵穎吳先生文集》前用明嘉靖本，《金華黃先生文集》前用影元鈔本，今均改元本；《西崑酬唱集》前用舊鈔本，今改明嘉靖本；《王陽明集》前用明崇禎《集要》本，今改用明隆慶刻《王文成公全書》；又《蔡中郎文集》前用明華氏活字本，今辨為覆刻，已改原本。凡諸改易，悉皆後勝於前。惟《有學集》前用康熙甲辰刊本，中有數卷雜入金匱山房重訂者，今悉改用原本；《唐文粹》前用元刊，因多漫漶，今改用明嘉靖徐焴刊本，而補以宋本之校勘。此屬於版本之變更者也。古籍傳世遼遠，斷簡闕文，短篇欠葉，恆所不免。至於序跋，詳載鐫印源流，言簿錄者尤所珍尚。重印每涉一書，必羅致多本，參考互證。挹彼注茲，藉得補正。《管子》原闕《重令》篇一葉，今補全。《白虎通德論》今改用初印元本，增目後第四葉。《李賀歌詩篇》無《外集》，今補以宋本。《權載之文集》、《李衛公文集》，今各補佚文若干首。《元氏長慶集》卷十闕第五、六葉，今據宋本補。《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一闕七十三行，今據錫山華氏活字本補。《李義山文集》卷一遺四百餘字，今據徐氏《箋注》本補。《遺山先生文集》卷二十二第五葉後有所殘闕，今據靈石楊氏本補《陽曲令周君墓表》半首。《有學集》據金匱山房重訂本補詩文百餘首。《抱經堂文集》卷三十三據別本補《盧雅雨墓志銘》一首。《唐詩紀事》卷三十八、《詩話總龜》卷二十均有闕葉，今各補完。他若《春秋經傳集解》之杜預前後序，《春秋繁露》之樓郁序，《釋名》之呂柟序，《說文系傳通釋》之尤袤跋，《廣韻》之景德四年大中祥符元年牒，陸法言《切韻·序》，郭知玄《拾遺·序》，孫 《唐韻·序》，《通鑑紀事本末》之趙與序，《大唐西域記》之敬播序，《黃帝內經》之顧從德跋，《註解傷寒論》之高保衡等進書序、治平二年牒、仲景自序，《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之宇文虛中跋，《論衡》之楊文昌序，《酉陽雜俎》之鄧復、趙琦美、周登、二無名氏序，《沖虛至德真經》之張湛序、劉向上奏表，《楊盈川集》之皇甫汸序，《駱賓王文集》之郗雲卿序，《曲江張先生文集》之蘇後序，《元次山文集》之李商隱後序，《白蓮集》之孫光憲序，《河東先生集》之張景序，《小畜外集》之蘇頌序，《直講李先生文集》之祖無擇序、自序、《祠堂記》、《奏詞》、《墓記》，《閒閒老人滏水文集》之楊雲翼引，《松雪齋文集》之楊載行狀，《靜修先生文集》之李謙序，《高太史大全集》之三自序，《鳧藻集》之鄭顒跋，《敬業堂詩集》之唐孫華序，漏略雖出原本，究為全書之玷，今復廣蒐舊刊，旁考他籍，為之裒輯，俾成完璧。此屬於卷葉之增補者也。魯魚亥豕，自古已然。即在舊槧，非無訛奪，初印諸書，附校勘者僅若干種。既成之後，偶遇名家精校，復為迻錄，如《山海經》得黃蕘圃校本，《元氏長慶集》得錢牧齋校本，《唐文粹》得江鐵君、顧千里校宋本，均經掇拾，附載卷末。又如《張說之文集》、《權載之文集》、《呂和叔文集》、《李衛公文集》、《唐甫里先生文集》、《小畜集》、《盤洲文集》、《淵穎吳先生文集》、《金華黃先生文集》、《東維子文集》、《有學集》，或根據舊刻，或鉤稽眾本，或參以己見，辨別異同，輯為校記。即初印諸書，曾經校勘者，亦必反覆研求。偶有紕繆，悉加是正。此則敝館同人所願竭其區區之忱，以為讀者土壤細流之助，而又欿然不敢自信者也。全書版式裝置，悉循曩例，惟因上文所舉三者之故，卷帙稍贏於前，都三百二十三部，八千五百七十三卷，二千一百十二冊。凡宋本四十五，金本二，元本十九，影寫宋本十三，影寫元本四，元寫本一，明寫本六，明活字本八，校本二十五，日本高麗舊刻本七，釋道藏本四，余亦皆為明清佳刻，具載書錄。前後三年，從事斯役者：紹興樊君炳清，吳縣姜君殿揚，閩縣林君志烜，海鹽張君元炘，崑山胡君文楷，奉賢莊君羲，海鹽沈君瑞河，崑山孫君義，平湖丁君英桂，夙夜辛勤，克盡厥職，誼得附書。 〔《涉園序跋集錄》〕 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序 張元濟 昔司馬溫公嘗言：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訖《隋》正史，並《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章實齋又言：《通鑑》為史節之最粗，而《紀事本末》又為《通鑑》之綱紀奴僕。嘗以此不足為史學，而止可為史纂、史鈔。由是言之，為學不可不讀史，尤不可不讀正史。 正史匯刻之存於今者，有汲古閣之十七史，有南、北監之二十一史，有武英殿之二十四史。南監本多出宋元舊槧，汲古開雕，亦稱隨遇宋版精本考校，然今皆不易致。北監本校勘未精，訛舛彌甚，且多不知妄改，昔人久有定評。其為世最所通行者，莫如武英殿本。數十年來，重梓者有新會陳氏本，有金陵、淮南、江蘇、浙江、湖北五局儳配汲古合刻本；活版者有圖書集成局本；石印者有同文書局本，有竹簡齋本，有五洲同文局本。先後繼起，流行尤廣。 惟是殿本校刻，雖號精審，而天祿琳琅之珍秘，內閣大庫之叢殘，史部美不勝收，當日均未及蒐討，僅僅兩《漢》、《三國》、《晉》、《隋》五史，依據宋元舊刻，余則惟有明兩監之是賴。遷《史》、《集解》、《正義》多所芟節，《四庫提要》羅列數十條，謂皆殿本所逸，若非震澤王本具存，無由知其妄刪。然何以不加輯補？琅邪章懷兩《漢》舊注，殿本脫漏數字乃至數百字不等。宋嘉祐時校刊七史，奉命諸臣，劉、范、曾、王皆績學之士，篇末所疏疑義，備極審慎，殿本留貽，不逮其半，實則淳化、景祐之古本，紹興、眉山之覆刻，尚存天壤，何以不亟探求，任其散佚？是則檢稽之略也。 《後漢續志》別於范書，殿本既信為司馬彪所撰，而卷首又稱劉昭《補志》，且並為百二十卷，廁八志於紀、傳之間。國志鼎立，分卷各殊，殿本既綜為六十五卷，而三志卷數，又仍各為起訖。其他大題小題之盡廢舊式者，更無論矣。是則修訂之歧也。 薛氏《五代史》輯自《永樂大典》及其他各書，卷數具載原稿，乃鋟版之時，悉予刊落，後人慾考其由來，輒苦無從循溯。又諸史均附考證，而《明史》獨否，雖乾隆四十二年有考覈添修之詔，而進呈正本，迄末刊布，且紀、志、表之百十六卷，猶從蓋闕。是則纂輯之疏也。 蜀臣關羽，傳自陳壽，忽於千數百年後，強代秉筆，追諡忠義。薛《史》指斥契丹，如「戎王」、「戎首」、「狁」、「賊寇」、「偽命」、「犯闕」、「編髮」、「犬羊」等語，何嫌何疑，概為改避？又明修《元史》，洪武二年，先成本紀三十七，志五十三，表六，傳六十三，目錄二。翌年續成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又六，厘分附麗，共成二百一十卷。一見於李善長之表，再見於宋濂之記。殿本則取先後成書之數，並為一談。李表既非原文，宋記復失存錄。是則刪竄之誤也。 南齊、巴州之志，桂陽、始興二王之傳，蜀刻大字曾無闕文。果肯訪求，何難拾補？然此猶可曰孤本罕見也。宋孝宗之紀、田況之傳，至正初刊，均未殘佚，而可以一則竄合二字，充以他葉；一則脫去全葉，文理不貫！然此猶可曰初版難求也。《金史·禮儀志》、《太宗諸子傳》，初印凡闕二葉，嗣已出內府藏本校補矣。而後出之本，一乃補自他書，一仍空留素紙。其他少則一二句，多至數行數十行，脫簡遺文，指不勝屈。猶不止此，闕文之外，更有複葉，如《宋史》卷三十五之《孝宗紀》、《元史》卷三十六之《文宗紀》是。複葉之外，更有錯簡，如《元史》卷五十三之《歷志》是。此則當日校刻諸臣，不能辭其粗忽之咎者也。 長沙葉煥彬吏部語余，有清一代，提倡樸學，未能匯集善本，重刻十三經、二十四史，實為一大憾事！余感其言，慨然有輯印舊本正史之意。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兩京，遠馳域外，每有所覯，輒影存之。後有善者，前即捨去。積年累月，均得有較勝之本。雖舛錯疏遺，仍所難免。而書貴初刻，洵足以補殿本之罅漏。誦校粗畢，因付商務印書館，用攝影法覆印行世。縮損版式，冀便巾箱。真面未失，無慮塵葉。或為有志乙部者之一助歟！ 〔《涉園序跋集錄》〕 鳴沙石室佚書序 羅振玉 距晉太康初紀汲郡出《竹書》之年，又千七百餘載，為光緒之季歲，海內再見古遺寶焉：一曰殷虛之文字，二曰西陲之簡軸。洹陽所出，我得其十九。既已氈拓之，編類之，考證之。雖舉世尚未知重，而吾則怏然自足，一若天特為我出之者。鳴沙之藏，則石室甫開，縹緗已散。我國人士，初且未知。宣統改元，伯希和博士始為予言之。既就觀目錄，復示以行笈所攜。一時驚喜欲狂，如在夢寐。亟求寫形，遽承許諾。後先三載，次第郵致，則斯編所載者是也。自夏徂秋，校理斯畢。爰書其端曰：予於斯編之成，欣戚交並，有不能已於言者七事焉。古人有言，名世之生，期以五百。神物出世，數且倍之。即時會幸至，而我生不辰。今則大卜所掌，若詔予以典守；荒裔寶藏，亦並世而重開。此可欣者一也。厘冢簡冊，載以數車。而諸家寫定，僅得七十五篇。今則簡冊盈千，卷帙逾萬。茲編所刊，千不逮一，數已相埒。此可欣者二也。秘藏既啟，遺書西邁。東土人士，末由沾溉。博士念我所自出，亟許以傳寫。一言之諾，三歲不渝。郵使屢通，異書薦至。此可欣者三也。敦煌之游，斯丹前驅，伯氏繼武，故英倫所藏，殆逾萬軸；法京所弆，數亦略等。吾友狩野君山，近自歐歸，為言諸國典守森嚴，不殊秘閣，苟非其人，不得縱覽英倫古簡。法儒沙畹，考釋已竟，行將刊布。其餘捲軸，檢理未完，刊行無日。此可戚者一也。往者伯君告予，石室捲軸取攜之餘，尚有存者。予亟言之學部，移牘甘隴。乃當道惜金，濡滯未決。予時備官大學，護陝甘總督者，適為毛實君方伯慶蕃，予之姻舊；總監督劉幼雲京卿廷琛，與同鄉里。與議購存大學，既有成說，學部爭之。比既運京，復經盜竊，然其所存尚六七千卷，歸諸京師圖書館。及整比既終，而滔天告警，此六七千卷者，等於淪胥。回憶當時，自悔多事。此可戚者二也。遺書竊取，頗留都市。然或行翦字析，以易升斗。其佳者，或挾持以要高價，或藏匿不以示人。遇此傖荒，何殊覆瓿！此可戚者三也。往與伯君訂約寫影，初冀合力，已乃無助。予為浭陽端忠敏公言之，忠敏亦謂前約已定，義不可爽，因慨任所費。然時公已罷職，力實未逮。滬上書估某，適游京師，予為構合償忠敏金，約以估任剞劂，予任考訂。顧時逾數年，未出一紙。乃復由予贖回，自任刊布。而既竭吾力，成未及半。此可戚者四也。嗚呼！天不出神物於乾嘉隆盛之時，而見於國勢凌遲之日，今且赤縣崩淪，禮亡樂，澄清之事，期以百年。而予顧汲汲為此，急若捕亡。揆以時勢，無乃至愚。而冥行孤往，志不可奪。此編既成，將如孔鮒所謂藏之以待其求，無寧守之以慰幽獨。苟天不使我餒死海外，尚多移書博士，更求寫影。節嗇衣食之資，賡續印行，以償夙願。知我笑我，非所計也。癸丑九月。 〔《鳴沙石室佚書》卷首〕 流沙墜簡序 羅振玉 光緒戊申，子聞斯坦因博士訪古於我西陲，得漢晉簡冊，載歸英倫。神物去國，惻焉疚懷。越二年，鄉人有自歐洲歸者，為言往在法都，親見沙畹博士，方為考釋，雲且版行，則又為之色喜。企望成書，有如望歲。及神州亂作，避地東土，患難餘生，著書遣日。既刊定石室佚書，而兩京遺文，猶未寓目。爰遺書沙君，求為寫影。嗣得報書，謂已付手民，成有日矣。於是望之又逾年，沙君乃寄其手校之本以至。爰竭數夕之力，讀之再周，作而嘆曰：古簡冊出於世，載於前籍者，凡三事焉，一曰晉之汲郡，二曰齊之襄陽，三曰宋之陝右。顧厘冢遺書，亡於今文之寫定；楚丘竹簡，毀於當時之炬火；天水所得，淪於金源；討羌遺刻，僅存片羽。異世間出，澌滅隨之。今則斯氏發幽潛於前，沙氏闡絕業於後，千年遺蹟，頓還舊觀。藝苑爭傳，率土咸誦。兩君之功，可謂偉矣。顧以歐文撰述，東方人士不能盡窺，則猶有憾焉。因與同好王君靜安分端考訂，析為三類，寫以邦文。校理之功，匝月而競。乃知遺文所記，裨益至宏，如玉門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晉長史之治所。部尉曲候，數有前後之殊。海頭樓蘭，地有東西之異。並可補職方之記載，訂史氏之闕遺。若夫不觚證宣尼之嘆，馬夫訂墨子之文。字體別構，拾洪丞相之遺。書跡遞遷，證許洨長之說。此又名物藝事，考鏡所資。如斯之類，僂指莫罄。惟是此書之成，實賴諸賢之力。沙氏辟其蠶叢，王君通其衢術。僧虔達識，知《周官》之闕文。長睿精思，辨永初之年月。予以譾劣，濫與編摩。蠡測管窺，裨補蓋鮮。尚冀博雅君子，為之紹述，補闕糾違，俾無遺憾。此固區區之望，亦兩博士與王君先後作述之初心也。爰弁簡端，用詔來學。甲寅正月。 〔《流沙墜簡》卷首〕 敦煌劫餘錄序 陳　垣 《敦煌劫餘錄》十四帙，著錄寫經八千六百七十九號（中有缺號，有一號裂為二三軸者，均於檢目註明之），今藏北平圖書館，原出敦煌縣南四十里之千佛洞。 敦煌自漢至唐為中西交通孔道，人文極盛，外來宗教如佛、如祆、如景、如摩尼，皆先後集其間。是時雕版尚未大興，書皆繕寫，周隋而後，造象之風寢殺，信佛者又以寫經為功德，故佛經寫本之傳布特多。宋王明清《揮麈錄》載雍熙初王延德使高昌，見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所賜額。寺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又有敕書樓，藏唐太宗御札詔敕，緘鎖甚謹。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知高昌、沙州諸地，宋初韞藏文物尚富，且不止釋典一門。《通考》載大中祥符末，沙州歸義軍節度曹賢順猶表乞金字藏經，景祐至皇祐中，朝貢不絕。知此等經洞之封閉，大約在皇祐以後。 清光緒二十六年四月，洞中佛龕坍塌，故書遺畫暴露，稍稍流布，時人不甚措意。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宣統二年，學部咨甘肅有司，將洞中殘卷數運京，移藏部立京師圖書館，即今所著錄者是也。顧何以十之九為佛經？則以國人研究古物，祇能於有文字處求之，其無文字而為圖像器物之屬，初不屑也。有文字矣，其文非漢文而為中亞古代語言，亦不貴也。國人所貴者，漢文古寫本，然漢文古寫本為人所同貴，故佛經以外之寫本，多已為捷足者所先得，其留遺者，又沿途為黠者所巧取，故今所存者祇此也。 民國初元，予至北平，頗震驚八千軸之數，冀於此得佛教以外之宗教史料，嘗就方家胡同圖書館檢其目錄，惜當時所寫定者僅二千餘號，以未窺全豹為憾，得「宇」字五十六號摩尼教經，以為瑰寶矣。 十一年春，予兼長館事，時掌寫經者為德清俞君澤箴，乃與君約，盡閱館中所藏，日以百軸為度，凡三越月，而八千軸畢。知其中遺文異義足資考證者甚多，即卷頭紙背所書之日常帳目、交易契約、鄙俚歌詞之屬，在昔視為無足重輕，在今矜為有關掌故者，亦不少，特目未刊布，外間無由窺其蘊耳。 十三年夏，都人士有敦煌經籍輯存會之設，假午門歷史博物館為會所，予被推為採訪部長，僉擬徵集公私所藏，匯為一目。登報匝月，應者寥寥。予遂先就館中錄其副目，按部排比，略仿趙明誠《金石錄》前十卷體式，每軸著其原號、起止、紙數、行數及內容。原號者，由甘肅解部時所編之號。起止者，每軸首二行之首二字及末二行之末二字也。稿成，名曰《敦煌劫餘錄》，未及刊行，會又停頓。 十八年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屬編北平圖書館敦煌寫經目錄。予乃重理舊稿，刪其復出，補其漏載，正其誤考，又越年余，今始寫定。 夫寫定之難，厥為首尾不具之殘軸。軸首尾無經名而軸中有品名，尚易定也。雖無品名，而其文為吾人所常習，如《金剛》、《法華》之類，亦易定也。惟久佚及罕習之經論，往往一殘軸比勘多時，諮詢多人，仍不能考定。經入館二十年而目迄未刊布者，此其一因也。今第十四帙中俟考諸經即此類。第十四帙中並有續考諸經，為近日秋浦周君叔迦所考定，並依編入。予於此錄，始終碌碌，因人成事而已。回憶壬戌之春，佐予檢閱至勤者為俞君，今斯錄成，而俞君墓有宿草矣，可勝慨哉！中華民國十九年春分日，圓菴居士陳垣序於北平豐盛胡同之勵耘書屋。 〔《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後記 王重民 1959年，是敦煌遺書發現的六十周年，有人想作紀念論文，來紀念這一中古時代的文化典籍大發見和這一發見所給予近代和現代科學研究上的影響，那是一個極有重要意義的課題，可惜沒有完成。（1957年日本的漢學家曾有人以敦煌遺書發見五十年的命題來做紀念論文，但那意味著斯坦因盜經的五十年，那是我們極力反對的。）現在這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的出版，基本上總匯了關於敦煌遺書的最好最重要的目錄，因此，我想借著這個機會，把六十年來所編制的所有關於敦煌遺書的目錄，做一次比較系統的闡述。因為這樣做，一方面可以從有關目錄中反映出敦煌遺書的大概數量和主要內容，另一方面可以使讀者知道如何利用這一《總目索引》和其他相關的目錄來進一步做敦煌學的研究，並促進它的發展。 敦煌遺書在1899年發現以後，在1907—908年間，先後被英、法帝國主義分子斯坦因、伯希和所盜劫，1910年清學部才將劫餘部分運來北京，在押運途中和抵北京以後又遭到官僚地主分子李盛鐸等人的盜竊，這些，在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為本書寫的《敘例》已經做了說明。現在還可以稍稍補充一點的是：（一）斯坦因所盜劫的總數據他自己的自供是九千種，那便是翟理斯所編以漢文卷子為主的目錄內所包括的六九八○個卷子和小冊子，內有約五十多個的梵文、藏文、粟特、回紇、于闐等文的卷子，另外還有兩千多個捲軸的西藏文寫本和絹本、紙本的刺繡、繪畫等美術品。西藏文寫本前藏印度總督府的圖書館內，今不知在何處。美術品約五百多件，分藏不列顛博物院和印度的新德里博物院，有1931年魏禮合編的《斯坦因盜畫目錄》。（二）伯希和盜劫的詳確數目不很清楚，大約不少於五千件。我所編的以漢文卷子為主的目錄內包括著二千五百多個卷子、版畫葉和小冊子，和大約一百來個梵文、藏文、粟特、回紇、子闐文的卷子。另外還有一大批西藏文卷子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大量的絹本、紙本的刺繡、刺畫、繪畫等美術品分藏盧佛爾宮和紀梅博物館。美術品還沒有一個總目錄，其西藏文卷子已有拉盧編的《敦煌西藏文寫本目錄》（第一冊，1939；第二冊，1950）。這兩冊共著錄了一二八二個西藏文卷子，第三冊現正準備出版，其總數可能接近或稍稍超過二千卷。（三）北京圖書館所藏的敦煌卷子已經超過一萬卷，其中有極少數是梵文和藏文的寫本，絕大多數是佛經，其次是道經。在過去五十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只有在開國以後，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又入藏了一定數量的經史子集四部書的卷子和變文的卷子，最近又入藏了斯坦因全部漢文卷子的顯微膠片，還有舊有的斯坦因、伯希和劫經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四部書照片和比較重要的歷史文獻、經濟史料、科技史料和古逸佛經道經以及一些最重要的佛教道教史料等照片。所以現在北京圖書館所藏的敦煌卷子、照片、顯微膠片等，已經超過了全部敦煌遺書的三分之二以上，成為研究敦煌學的最重要的基地了。 按照一般的參考使用來說，上述三個部分中的漢文卷子是最重要的，也是一般科學研究工作者所最重視的。但由於過去沒有目錄，或者沒有較完備的目錄，一般科學工作者都有心知其重要而莫由知其底蘊的感嘆。後來有了外國人所編的目錄的片段或譯本，但又有記載不夠翔實，反映不夠全面，惴惴然不能滿足自己需要的憂慮。這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是積累了五十多年的經驗，根據我們自己的需要，由我們自己的專家編成的，裡面所包括的四種目錄（一、《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簡目》，二、《斯坦因劫經錄》，三、《伯希和劫經錄》，四、《敦煌遺書散錄》）的編制都是經過了一個較長時期的歷史發展過程，才能夠達到了今天的水平的。雖說還有不少的缺點，它的特徵是反映著敦煌遺書發見後六十年來第一部完整的總目錄，而且是由我們自己編成的。現在結合著敦煌遺書的整理、各種目錄的編制和北京圖書館現有敦煌遺書照片、顯微膠片的攝製，作一歷史的系統的敘述，對於讀者利用這部《總目索引》，利用北京圖書館所藏的豐富資料，以開展敦煌學和有關一切學術史、思想史和圖書史的研究，是有極現實極重要的意義的。這就是我寫這篇後記的目的。現在分述如下： 一、劉銘恕先生編的《斯坦因劫經錄》。斯坦因劫經自1909年銅閉在不列顛博物院的東方部，很少向外流通。1919年才由翟理斯管理並著手編目，但由於他有意識的不讓外人——尤其是中國人閱覽，從此我們越沒有方法知其內容，只有望洋興嘆了。1923年《國學季刊》一卷一期發表了羅福萇編的《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乃是根據法國人轉錄本和在展覽廳展出的一小部分卷子記錄下來的，其不完全可知。從此以後的將近四十年中間，只有向達先生在1936－1937年間，在翟理斯百般刁難的困難情況下，看到了四九六個卷子，編為《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圖書季刊》新一卷四期，1939；又《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1957年三聯書店印本，195～239頁），這雖說是一小部分，但從此我們有了一小部分的正確目錄。直到1954年不列顛博物院把所藏全部敦煌卷子攝成顯微膠片，公開售賣，我中國科學院才得到一份，劉銘恕先生就是在1957年根據顯微膠片，在幾個月的時間以內編成的。 1959年，當劉銘恕先生編的目錄已經排好版、制好紙型的時候，我們才見到1957年倫敦出版的翟理斯《敦煌漢文寫本書解題目錄》。當時有一些人還沒有比較劉《錄》和翟《目》，從直覺里發生出了這樣的感覺：一位外國很著名的漢學家費了三十八年的精力所編成的目錄，一定要比我們一位不很知名的壯年學者（劉銘恕先生那時候是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館員）只費了幾個月的時間所編成的目錄要好得多。這種看法可能是含有舊思想的根源，但主要是由於沒有做具體的分析研究。劉銘恕先生編的《斯坦因劫經錄》是有一些缺點，翟理斯的《目錄》也有他的優點，可是只要做一點點的實際比較研究，就能看出還是劉《錄》比較正確，而且對於我們也是比較適用的。 翟理斯的《目錄》（以後簡稱翟《目》）比劉《錄》是有一些優點的：第一，翟理斯是根據原卷著錄的，在卷背、卷頭、卷尾往往有一些用淡墨抄寫的文件，或極其短小的文件，可能被攝製顯微膠片的人所遺落，或拍攝的不夠清楚，那就不但給劉銘恕先生造成一些編目上的困難，可能還有極少數的文件由於膠片上遺落而沒有著錄。第二，劉銘恕先生不懂中古時代在西域流行的各種語言文字，把那五十來卷的梵文、藏文、粟特、回紇、于闐等文統稱之為「西域文書」，而翟理斯則一一指實著錄。第三，翟理斯在三十八年中間用力最勤的是把失去首尾經題的佛經殘卷，凡有品名的大致擬定了經題，把一些失名經卷都編在所考定的各經之後，稱為「不能按卷數排列」。劉《錄》在這些地方統以不知名的佛經殘卷目之，我們當然知道他非不能也，是由於幾個月的時間之內不可能也，但比較起來這究竟是一個缺點。 但劉《錄》這些缺點，對我們說來不是很重要的，而他的優點則是極其有用的。所以在下面要對於劉《錄》的優點做進一步的說明。 劉《錄》在一些重要卷子的著錄下面，使用了三種說明方式，以表達出那些卷子的內容和特徵。第一，題記。即照錄卷尾抄寫人、校勘人、施捨人的題記年月等。第二，本文。凡簡短的重要史料、契約、文告、詩詞等都迻寫出來，供讀者參考使用。第三，說明。凡是需要解釋，或需要用其他文獻證明才能反映該卷特徵的地方，都作了必要的說明。有的還引用了相關的參考資料，或由編者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這些都是對讀者有用的地方。在這些地方，翟《目》和劉《錄》最大的區別：翟《目》是按照外國資產階級學者所偏重的問題反映卷子特徵的，而劉《錄》則是根據我們的需要（比如說對建立歷史科學的需要）來提供資料的。 我們對於經史子集四部書和一切有關的歷史文獻、經濟史料、科技史料的需要是比較的普遍些，迫切些，凡在這些地方，劉《錄》比翟《目》反映的也就比較著重一些，而且其中的多數也比較正確一些。茲就我瀏覽所及，舉出兩家目錄中的一些現實例證。如《古文尚書》的《大禹謨》（S.五七四五），《春秋左氏傳》的殘片（S.六○七○），《文子》殘卷（S.二五○六），翟《目》都不知道是什麼書，劉《錄》卻都正確地著錄出來。又如王羲之的《　書論》（S.二一四、三二八七，據《沙州志》殘文），唐玄宗的《加應道尊號大赦文》（S.四四六，據《全唐文》卷三十九），劉《錄》都有憑有據地把它們的書名題目著錄出來，翟《目》著錄前者稱為一篇短記和一斷片的詩，著錄後者則列入不知名道經，並且說裡面有一個標題是「至道冀憑」（這可能是把大赦文讀錯了句）。在這些地方，顯而易見的劉《錄》是比翟《目》要正確一些，也深入一些的。至於劉《錄》在說明中所提供的參考資料，更顯示出對我國古代的文化典籍非有廣博的瀏覽和深邃的修養是做不出來的。如在《太公家教》（S.四七九）下，劉《錄》引了《殊域周咨錄》，指出據「安南國傳所言，明季安南尚通行此書」，這就使我舊日所考的在元明兩代，在黃河長江流域，《太公家教》的流傳逐漸被《百家姓》、《三字經》所代替，而在中國的北方和東北方，不但照舊流行，還翻譯成了女直文、朝鮮文和滿文（《太公家教考》，見《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劉《錄》這一新的補充，更完備地反映了《太公家教》在我們的鄰國所發生的作用，使我們對《太公家教》的歷史作用知道的更為全面。又如在《隨身寶》（S.五七五五）下，劉《錄》據《大元通制條格》卷五傳習差誤條，引用「至元十年五月，大司農司各道勸農官申：外據村莊各社請教冬學，多系粗識文字之人，往往讀《隨身寶》、《衣服雜字》之類，枉誤後人，皆宜禁約」，這使我們知道《隨身寶》這一類的農村讀物，從唐末到五代兩宋，在全國範圍內都是很通行的，在元代雖說遭到了粗暴的禁止，這一方面反映《隨身寶》在元代仍然繼續流行，而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時常企圖用政治力量禁約對他們不利而在人民大眾中間還有現實意義的文化讀物，總是達不到他們的主觀願望的。在抗日戰爭時期，向達先生在四川就購到一冊敘府文盛堂出版的《人生必讀隨身寶》（「人生必讀」四字雙行刻，應該是《隨身寶》的副書題），也叫《當家書》，又叫《新增禮儀雜字》，是用七字句和三三七句的格式連串家常日用雜字的。這部《隨身寶》和敦煌本的內容雖說沒有一點相同之處，但它們的沿革變化、目的和意義是有著歷史的聯繫的。這給我們研究我國封建社會時期的農村文化教育和農民所受封建思想的影響，只有當發現了正確的歷史文獻做說明，才越能反映出這類敦煌遺書的重要意義。劉《錄》在這些地方是作了一些較好的工作的。我們目錄工作者對自己所著錄的圖書對象，揭露到如何程度，正確到如何程度，全看誰的學識比較廣博，誰的修養比較深邃，所揭露的圖書內容和所反映的圖書性質就比較正確。目錄學家不能博通到無所不知，對於各種學術、各類書籍來說，還是各有專長的。所以在一些重要的卷目當中，翟《目》也有勝過劉《錄》的地方。但那是比較偶然的。如S.五七三七號卷子的著錄，劉《錄》說「殘存二十二行，言何日何時行灸，並灸某處，避免刺傷人神」，在這樣的認識下擬名為《灸經》。翟《目》則看做是醫學上用的卜筮書，分入了卜筮類。劉《錄》偏重在醫（針灸），翟《目》偏重在卜，誰對於唐末五代時期這一類書認識修養較深，誰所側重的就自然接近正確。依我看來，翟《目》所反映的意義是較好的。又S.六二六一號卷子有圖有說，所包括的故事有掘地得札，掘地得人，掘地得狗等，翟《目》定為瑞應圖，劉《錄》定為《白澤精話圖》，這在敦煌遺書內都有依據，究竟誰是誰非呢？我們只要就掘地所得的那些東西去推測，好像都沒有什麼瑞應，而覺得劉《錄》的說法是較長的。這樣的判斷不一定對，但我敢於把自己的意見提出來的原因，是由於我對於此道有一段較長時期的實踐經驗，稍稍嘗到了其中的一點甘苦，不過想就自己所嘗到的一點甘苦，說明敦煌寫本書的目錄工作是有它的特徵和困難，希望做編目工作的人和使用目錄的人，都應該虛心地互相體諒，更多多搜集有關的參考資料，正確地說明某些寫本的書名、性質和內容，為促進與提高敦煌學的研究而共同努力。 我還想在此談一談失掉前後經題的佛經道經著錄問題，這因為在中國是有較長較好的經驗的。如前所述，翟理斯所完成的工作是較好的，但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可以討論的地方。茲以《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為例，翟《目》著錄了有經題卷數可考的五七一卷，沒有經題卷數（即他所稱為不能按卷數排列）的一六八卷。這一六八卷在劉《錄》內大概都簡單地題為佛經，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如S.一九九卷（這裡所舉的例子在翟《目》內都是考定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殘卷的），劉《錄》題為《金光明最勝王經》；又S.一○五五、S.一二五一、S.一五七六三卷，劉《錄》並題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其S.一五七六卷翟《目》已指出並不十分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相符合，但卷子的外面錯誤地題上了《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又S.二一一一卷，劉《錄》是按「是學一切智經」的經題著錄，他又加說明云：是卷首尾缺損，經名系卷末，後人所題；又S.二九二，劉《錄》題為「佛十力十八不共法」，翟《目》則在著錄為《大般若波羅蜜經》以後，還定為第7世紀早期的寫本。但這就提出問題來了，第7世紀早期即600—625年，那時候玄奘還未出國取經，就是把年度放寬，說是指的600—650年，玄奘返國才不過四五年，《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也是還沒有譯出的，那能有第7世紀早期的寫本呢？劉《錄》所題的「佛十力十八不共法」固然不見經傳，但這些都能使讀者懷疑S.二九二卷不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殘卷。這六處不同的著錄，究竟是不是如翟《目》所考定的都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殘卷，或者如劉《錄》所考定的是《金光明最勝王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或其他什麼經，只要取出原卷（或膠片）和現存玄奘譯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經文校對核實一下，就能得到正確的解決。（S.六三六九劉《錄》著錄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百一十四」，翟《目》沒有排列在卷二一四的地方，而編入「不能按卷數排列」，應該是技術上的疏忽。）像在這樣的問題中，都充滿著編目者實踐工作中的甘苦，只有更踏實地去閱讀、審查殘卷中的文字，更勤懇地核對現存圖書的內容，才能使敦煌遺書目錄益臻完善。 總之，劉銘恕先生編的《斯坦因劫經錄》是著錄這一部分敦煌遺書的最好、最合乎我們實用的一部目錄。當然，如果有人能夠直接使用翟《目》，也就能得到一些啟發和補充，那是更好不過的。 二、王重民編的《伯希和劫經錄》。伯希和盜劫的二千五百多個漢文卷子中，四部書的比重和史料價值都比較大、比較高，所以在過去五十多年的時間以內，這一部分敦煌遺書的目錄最引人注意。伯希和回到法國以後，便先把他盜去贓物中的一部分編成了一本目錄（二○○○三五一一號，又四五○○—四五二一號），這部目錄很快的就傳播開來，—在我國曾有兩次譯本。一是羅福萇譯的《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二—○○○三五一一號），1923年曾在《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期登出了前七○○號（二○○○—二七○○號）。1932年又有陸翔的譯本（是二○○○—三五一號），刊於《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七卷六號和八卷一號（1933—1934）。羅譯本過於簡略，陸譯本竭力譯出了伯希和的原文原意，還附加了一些有關的參考資料，在過去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內，是我們參考巴黎殘卷的一部最好、最有用的目錄。但是伯希和編的原目有三個缺點，經過翻譯又產生了一個翻譯上的缺點，這就給讀者的使用造成了不少的困難和損失。 伯希和原目的三個缺點是：第一，他的編目工作很潦草，表現出一些極不負責的態度。眾所周知，敦煌卷子的多數是兩面都有文字的，又有一些卷子是很長的，伯希和往往為了避免卷舒或鈔寫的麻煩，有一些是看前不看後，這就把一些損失前題但還有後題的經卷按照失名佛經著錄了；有的看正面不看反面，或者看了反面，而對於他主觀上認為不重要的地方，為了避免麻煩，就沒有著錄在他的目錄之內。這都是做編目工作的人不應該有的事情。第二，伯希和雖說是歐洲很著名的漢學家，但對於閱讀和認識我國經史子集四部書的知識和能力還是有限制的，其中一些對於我們說來是極重要的卷子，在他的目錄中有很大一部分沒有—能夠把書名正確的反映出來。第三，他僅編成了二○○○三五一一號，又四五○○—四五二一號的目錄，其餘還有將近一千卷的漢文卷子在他家裡存放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卻始終沒有編出目錄來。由於上述的三個缺點，在過去的五十多年裡面，使人沒有方法一窺巴黎部分的整個內容，更談不到全部利用了。 我在講翻譯上的缺點的時候，應該首先指明，陸翔先生的翻譯是極其忠實、極其條暢的，我的意思是說經過一道翻譯的手續就一定會帶來翻譯上的缺點，即如陸譯本是那樣的忠實，那樣的條暢，經過了二十多年的讀者使用，也曾發現出了一些翻譯上的問題。現在舉出這樣的一個例子：法文actes一字有兩個意義，一是指的戲劇的一幕，一是公文契約的意思。我們知道敦煌遺書內很多經濟史料，其中各種性質的買賣、借貸、僱傭等契約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對於那些卷子，伯希和有時簡單的用了actes一字，陸譯本都譯做戲劇，這就給研究唐五代戲劇的人製造了虛幻和煩惱，而使研究經濟史的人失去了寶貴的資料。像這樣的故事是在翻譯上很難避免的，現在如果有人翻譯翟理斯的《敦煌漢文寫本書解題目錄》，必然也會產生相類似的缺點的。我所以屢次闡明劉銘恕先生編的《斯坦因劫經錄》和我編的《伯希和劫經錄》對於我們是最好、最適用的目錄，用不著翻譯，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我編的《伯希和劫經錄》如果說還有一些優點的話，那就是儘可能克服了伯希和的三個缺點。第一，我補編了三五一二—四○九九號、四五二二—五○四三號和五五二三—五五七九號將近一千個卷子（中間還稍有缺號），使伯希和盜走全部漢文卷子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目錄。第二，伯希和舊目的缺點，如著前不著後，著正面不著反面的小品，以及對經史子集四部書中相當多的一部分沒有正確反映出來，我都作了補充和改正。第三，凡經我考訂過的四部書殘卷，大致都用現行本校對過，除註明原卷的殘闕情況，還就現行本註明了篇章和卷數。第四，凡同一書的寫本包括著幾卷，同一卷的寫本裂為幾段的，經常是分號著錄而且相距很遠，其中已經我發現的，都互相註明，這就不但把正面所寫的同一部書可以互相連貫起來，而背後所抄寫的各種短小的文件，也往往可以拼合起來。第五，凡寫經題記及應加的必要說明我都在注文內作了簡要的記述。我在編輯這部目錄的時候，本想把五六十年來考訂各個卷子的有關論文和有關歷史文獻，以及凡有影印本排印本的卷子，都註明校印過程和出版年月，以便參考。但這一工作還沒有完成，所以在目錄內也就都刪而未載，但比起伯希和的原目和各種譯本，就比較的翔實可靠多多了。 三、陳垣先生的《敦煌劫餘錄》和《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簡目》。收歸北京圖書館的八六七九卷敦煌遺書是編目工作進行得最早、最好的一部分，並且在參考閱讀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這樣的效果並不是偶然的，是我們的專家和學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很多心血換取來的。 當這八六七九卷寫經由學部移交京師圖書館的時候，在1911—1912年間，就編出了一個草目，兩千多卷的詳目和一部《敦煌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1922年又由陳援菴先生（由俞澤箴協助）作了一次全面的檢閱、考訂，並詳細地紀錄下了編目上所需要的各種條件和資料。1924年，援菴先生始仿趙明誠《金石錄》的體例，排比編次成為現在的《敦煌劫餘錄》（1931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排印本）。總目內依佛經種次匯編了這八六七九卷寫經，排成目次，並在每經下記出每一經所有卷子的數目。正錄內把依總目著錄的卷子數目，依佛經目次，先記每卷的起訖（首二行之首二字及末二行之末二字），次記紙數、行數及品次，並在附記內迻錄題記，兼記卷子的殘缺情況。凡十三帙，著錄了佛經、律、論、雜文三九六種，道經九種，摩尼教經一種，都八五二七卷。第十四帙為「續考諸經」八六種，為周叔迦先生從失名諸經中繼續考出者。又有「俟考諸經」六六種，今又由叔迦先生考出了三種（詳後）。這樣的細緻、淵博而又正確的目錄工作不是任何人所能作的，也不是兩個《劫經錄》所能比擬的。闡述至此，就益使我們痛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帝國主義分子盜劫我國文物的罪行，因而造成科學研究上無法補償的損失。試想斯坦因、伯希和盜劫的兩部分如果都歸了京師圖書館，我們不但早已編成了極其詳確的統一目錄，而那些寶貴資料在科學研究上所發揮的偉大作用就更不可想像了。 1929年京師圖書館改組合併成為北京圖書館，成立了寫經組，由胡鳴盛、許國霖二先生重編了供閱覽使用的目錄，並且又從未登記的殘卷中選出了一一九二種。同時許國霖先生另外編成了《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1936年鉛印本）一書，從九八七一卷中輯出了四百多條寫經題記，又鈔出了其中卷背、卷尾及個別卷子中的變文、偈、音韻、文疏、契約、傳記、目錄、雜類等文獻。這些東西是讀者所最需要的。許國霖先生這部輯錄和劉銘恕先生及我在兩種《劫經錄》的題記、本文、說明中所反映的，其資料範圍是一致的，用意也是相同的。 由於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的目錄已經有了這樣好的目錄基礎，所以《總目索引》內的《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簡目》編得就簡略了一些。當然在《簡目》內如果把《敦煌劫餘錄》和《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內所載的一些題記和相關資料，分別編入各該卷子的下面，對讀者是會有一些方便的。（不看原卷而硬拼，也會發生一些錯誤。）現在雖說沒有那樣做，但《敦煌劫餘錄》和《敦煌石室寫經題記》都是流通很廣的書，由讀者自己去找，還是不太困難的。 《敦煌劫餘錄》的編制雖說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對失題的佛經殘卷考證出來的經名也最多，但我們並沒有以此為滿足。周叔迦先生在「續考諸經」的基礎上，不但又從「俟考諸經」中考出了三種，並就全錄做了新的考查，考出了其中有差誤的五二種。那些差誤多發生在著錄上的含糊，沒有追查到底。如眾律的殘卷，《敦煌劫餘錄》432～433頁統以「戒律」著錄，叔迦先生考出其中有律名者二六種；又《瑜伽師地論》的註解在敦煌是有多種的，《劫餘錄》435～437頁統稱為《瑜伽師地論》而沒有把註解的名稱舉出來；叔迦先生又考出其中有原名者一一種。這都是敦煌遺書編目工作中最困難而又是應該逐漸解決的問題，在這方面，叔迦先生的貢獻是極其巨大的。 四、《敦煌遺書散錄》。這裡所彙輯的十九種散錄，包括著兩種類型的目錄。一是公私收藏的十四種小目錄，也就是上述三個主要部分以外流散出來的一些小收藏者的目錄。一是五個專科目錄，是從所有敦煌遺書中就編者所能見到的有關卷子而編成的專科目錄。這就說明了彙輯這十九個散錄的目的：一是儘可能地著錄上述三個主要部分以外所散開的敦煌遺書；一是不但因為這些專科目錄內都包含著少數的三個主要部分以外的遺書，而更重要的是這一類的專科目錄都很有用，代表著敦煌遺書目錄將來發展的新方向之一。 這裡所彙輯的十四種公私收藏敦煌遺書的小目錄都是流散在國內和日本的。（歐美遺有一點，但為數極少。）在上述三個主要部分以外流散出來的大約有三千來卷，其具體情況應該是這樣的：（一）是在1899－1910年中間流散在敦煌附近而為本地方的官僚地主和當時在甘肅、新疆做地方官的人所得。（二）是1910年運來北京，被以李盛鐸為首的一些官僚所盜竊的。（三）是在這一時期的前後，曾經幾次在吐魯番地方所發現的。另外還有極少數是被無恥的官僚地主嗜利之徒所偽造的。大概可以這樣說，上述三個主要部分中都沒有偽造的，凡是偽品都在這三千散卷中。在散錄內已有一些經過了專家的鑑定，也有的還沒有指出來，如所謂開元寫本《鶡冠子》據專家說也是偽造的（我還沒有看到原卷）。 在散錄中的十四個公私收藏的小目錄共著錄了一一九九個卷子，其中三分之二在日本，三分之一在國內。這是由於日本的調查工作較好，其實在建國以前，那大約三千卷的散卷，至少有接近兩千來卷的數量是在國內流動著的。（流到日本和歐美私人手中的約一千卷。）只有在建國以後，在國內流動的這兩千來個卷子，才逐漸收入或捐入北京圖書館和其他大圖書館。如上述十四個散錄內所著錄的一一九九個卷子，就至少有四百卷歸了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大圖書館；沒有目錄的一千八百多卷，也有大約三分之二的數量歸入了北京圖書館和其他大圖書館。據現在所知，歸入北京圖書館的約一千二百卷，歸入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文管會的各約一百卷。（敦煌研究所所藏多系新發見的，未計入。）這樣看來，到今天為止，在市面上流動的至多不過五百卷了。這五百卷的敦煌遺書，我相信，在最短時期內，也會逐漸歸入北京圖書館和其他大圖書館內的。所以幾年以後，三個主要部分以外的三千卷，就會由各個收藏機關編出目錄，也就更有條件匯編成為一個總的目錄了。 敦煌遺書目錄中的專科目錄是集中反映遺書中各類書籍的專門目錄，這類目錄在過去五六十年中編出的不在少數，在推動敦煌學的研究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於敦煌遺書的被劫散，又被帝國主義分子和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學者所錮閉，就很難編出較好、較完備的專科目錄，所以只選了上述五種，藉以指出一個新的方向。 清學部把劫餘的敦煌遺書移交京師圖書館後，就有我國佛學專家李翊灼先生從中選出了一五九種古逸經，編成了《敦煌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疑偽外道目錄》附，古學彙刊印本）。這一目錄打開了研究敦煌佛經的門徑。隨後，日本的佛教團體和佛學專家就在這一目錄的指導意義下，利用倫敦、巴黎和日本國內收藏家所藏的敦煌遺書，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校訂出了二百種以上的古逸經和疑似經，在1924—1928年間，編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的第八十五卷內，給佛藏注入了新的資料，引起了佛學研究者極大的注意。但由於那時候目錄的條件還不夠好，不能事先把北京、倫敦、巴黎三個主要部分的佛經做一次匯編和比較工作，準備擇善而從，或互相校補，致使校印出來的那二百多種的古逸經和疑似經，有的缺頭少尾（一卷的），有的缺前卷少後卷（多卷的），至於複本的文字校勘，那就做得更不夠了，而且還有極其嚴重的錯誤。茲依散錄第十六《敦煌所出古逸經疑似經目錄》，也就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八十五卷的目錄中舉例：第二種是根據P.二一三二和二一七三號卷子校錄的《御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二卷（唐道氤撰），可是第十種根據P.二三三○號卷子校錄的《金剛般若經疏》，就在道氤的《御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的上卷中。當我檢查P.二三三○原卷時，看到原卷沒有前後經題，才恍然《金剛般若經疏》的名字是校錄大藏經的人所加的，他所以要加這樣的一個不正確的名字，就是由於他不知道P.二三三○殘卷就是《御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以致弄出了這樣嚴重的錯誤。 現在關於敦煌遺書的各種目錄編制出版的已經不少了，最後又有了這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關於敦煌遺書的影印本校印本已經不少了，最近又有了斯坦因劫經的全部顯微膠片和若干卷子的照片，歸入北京圖書館。為了使敦煌遺書的目錄工作更深入，更正確，我們許許多多愛好敦煌學研究的人，現在都有了機會來參加這一工作。如上面舉的P.二三三○號卷子，凡是看過大藏經校錄本的人都有機會校正那樣的嚴重錯誤。現在我覺著可以這樣地說，敦煌遺書目錄的研究和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了。 我們偉大富強的國家，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在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和大力保護與流通古代文化典籍的方針政策下，我們已經開始分門別類的校印敦煌遺書中的經濟史料、文學史料（如變文、曲子詞等）、經史子集四部書的寫本以及佛經道經的古逸本等等。我們雖說已經基本上把敦煌遺書中的主要部分，甚至可以說全部比較重要的資料，都已經掌握在北京圖書館之內，我們還必須考慮過去工作中的缺點和某些失敗中的經驗教訓，還要繼續把全部目錄的工作做好，把分門別類的專科目錄也做好，才能俯瞰全局，或力求全面，或擷取某些門類中的菁華，到那時，方可隨機應手，為所欲為，把我們對於敦煌遺書研究的新工作大大地提高一步。 距今三十七年以前，即公元1924年，以陳援菴先生為首的一些愛國的和愛古代文化典籍的人士，在北京組成了敦煌經籍輯存會，對帝國主義分子盜劫我國敦煌遺書的悲憤痛恨之餘，擬合群策群力，調查徵集，作「有系統之整理」，並編出一部所有敦煌遺書的總目錄。在這一組織和思想的號召下，當時的歷史博物館首先編出了《海外所存敦煌經—籍分類目錄》（見《國立博物館叢刊》第一、二、三期，1926－1927）。我們現在的條件和那個時候比較已經有了根本的不同，有黨的關懷，有政府的領導，有全國人民的支持，又有老一輩人的經驗，我們一定能夠在過去已有的基礎上做出進一步的新發展。所以商務印書館的這一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的編輯與出版，是總結了過去五六十年所積累的總成就，代表著敦煌遺書目錄到今天為止的成長點，是做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也是進一步發展的出發點，是有著極其現實的重要意義的。商務印書館的《敘例》說：「在沒有更好地統一目錄以前，這部目錄對科學研究工作會擔負著很大的責任，而且也是能盡它的一定責任的。」我完全同意這樣的說法。當1958年商務印書館開始編輯和出版這部《總目索引》的時候，我估計在最近五年或十年以內，將是一部參考敦煌遺書的最好、最有用的目錄，因為那時候我推想，在五年或十年以後，就能編出一部統一的、分類的、有詳細說明的敦煌遺書目錄的。現在看來，我那樣的估計是過於急性了一點，就是從現在起恐怕十年之內，還是不容易編出那樣一部統一的、分類的、有詳細說明的目錄的。所以現在這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的出版，在最近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它確是為科學研究工作者負著很大的責任，讀者應當在信服的使用這部《總目索引》的同時，還應該提出其中的問題，一方面準備修改，一方面也就是為準備完成那部新的、統一的、分類的、有詳細說明的敦煌遺書總目錄而努力！1961年11月11日記。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