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 · 第四章 入巴顏軍

文山至臨安，除知臨安府，辭不拜。欲面見皇帝，陳安危大計，又不得見。第奉命守獨松關而已，他事非所宜聞也。元兵日逼，宰相留夢炎懼而逃。此皆庸臣，可與共安樂而不可與共患難。愛國之士，一息尚存，此志不肯少懈。歲寒乃知松柏也。文山倡議四事如下： 一、安排吉王、信王（吉王，帝顯之兄，名昰。信王，帝顯之弟，名昺）離京，分赴閩廣。萬一國都有變，兩王仍可在閩廣重立。 二、以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系人望。而己為副，以輔之。 三、請帝後密移他邑，以免徽欽之辱（徽、欽二帝為金人所執）。 四、請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萬人，隸於張世傑，與元兵決一死戰。議上，政府採用其第一條，余皆不從。 恭宗二年（德祐二年）正月十八日，元將巴顏（舊作伯顏）至皋亭山（在今杭縣東北），距臨安只三十里。宰相陳宜中、張世傑又步留夢炎之後塵而逃。文山代宜中為右相，諸路軍馬，皆歸其都督。此時也，身擔軍國之重任，指揮天下，宜可以奏其效，而惜乎見用之太晚也。 元兵屯榷木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文山欲召富陽（今浙江富陽縣）兵入城，已不及。帝後親貴，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元人按兵不動，遣使約宋廷大臣相見。諸執政侍從，聚議終日，皆不知計之所出。文山念事已至此，不能愛一身，決計親往巴顏處，掉三寸不爛之舌，如蘇秦、張儀遊說之故事，或足以延宋祚於一線。遂與吳堅同往。懷必死之心，入虎狼之地，無異荊卿之赴秦，雖白衣冠送之可也（燕太子丹使荊卿刺秦王，送之於易水之上，知其必死，皆著白衣冠送之）。 文山至元軍，因說巴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以為與國乎？將欲毀其宗社乎？若以為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金帛犒師，北朝全師以還，此不戰而勝，策之上者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尚多未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 巴顏動之以威，文山謂：「我是狀元宰相，富貴已極，所欠者一死報國耳。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巴顏連呼好男子，因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太皇太后簾前，親聽處分。侯鵬飛至，即與丞相定議。」 巴顏見文山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吳堅還。文山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巴顏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蓋元人知宋延諸臣，皆碌碌不足畏，所足畏者文山，故不肯放還也。 是日，文山宿元營，關懷國事，憂心如焚。時正月下旬，寒威未解，晝短夜長。聽牧馬之悲鳴，數營門之更鼓，度一刻如一歲。鳴呼！一夜甚短也，而漢族之運命，已盡於此一夜中。明日，巴顏召文山至大營，則峨冠博帶，濟濟一堂者，皆宋之大臣也。其人為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岊、呂師孟。問其何事來此，則為奉降表而來也。文山知大事已去，自悔不應輕離朝廷，使逢迎畏死之徒，得乘隙而賣國。悲憤交加，早拼一死。於是痛責巴顏失信，又大罵吳堅輩，忘恩負義，慷慨激烈，聞者愧之。 巴顏遣人入臨安，改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強令宋太后手寫降書，又令其檄諭州縣，同時迎降，不得抗拒；諸大臣皆署名，獨家鉉翁不肯（鉉翁，眉州人，字則堂，宋亡居不仕）。巴顏盡驅帝後嬪妃北行，封府庫，收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解散勤王之師。南宋亡。其時為恭宗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即民國前六百三十七年。 【批評】 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言豈不信哉。南宋之季，外患日迫，雖以公忠體國之大臣當之，猶恐不勝。乃其當國者，非奸即庸，知有家而不知有國，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所以自伐其國者，至矣盡矣。及至禍懸眉睫，則一逃可也，一降可也，如留夢炎、陳宜中輩。豈不令人可恨？ 文山所陳四事，縱政府依之，亦恐無補於大局。事雖無聊，亦所謂我盡我心耳。 文山輕身入元軍，實是失計。說者謂同朝諸臣，有意相陷，而公竟中其計也。小人之與君子，本不兩立，不能謂同朝者之無比心。而文山亦有深意，此時和、戰皆不可恃，意欲冒險一往，如能以口舌動之，則可達到緩兵之目的；即不能，亦得覘元人之虛實，歸籌抵禦之方。蓋自與元交涉以來，元人未嘗有羈留使臣之事。文山故恃此而無恐也，卒至羈留虜中，求死不得。雖智慮之未周，而其志固可與日月爭光矣。 處惡社會之中，而能卓然自立，不隨波逐流而去者，惟聖賢志士為然。下此者不能矣。有好社會，即有好人。此中之關係，猶農夫之種瓜自然得瓜，種豆自然得豆。朝政清明，獎善懲惡，則社會日趨於善矣。北宋真宗、仁宗之時，正人君子，相望於朝，祥光滿天，如景星慶雲。蓋由於上有善政，故下有良俗，而朝野有善人也。至宋季則反是。此非個人之無良也。蓋無論在朝在野，皆為惡社會所薰陶浸灌，則亦日趨於惡，而不自知矣。明乎此，則可不恨賈似道、陳宜中、呂文煥輩。有識者觀今日之社會，更不暇為宋人憂也。 清蔣士詮作《冬青樹傳奇》，即記宋亡國之事。內有留營一出，即記文山之事。中描寫降元諸臣醜態，雖近於謔，要足見若輩之心事也。 文天祥到了臨安，朝廷授他為臨安知府，他辭謝沒有接受。他想要面見恭帝，陳奏國家安危的大計，又不得見。但奉命駐守獨松關而已，其他的事不是他所能參與的了。那時元兵一天逼近一天，局勢已經十分危急，宰相留夢炎竟嚇得逃走了。可見庸碌之臣，只知道誤國害民，只可與他共安樂而不可共患難。愛國之士，只要一息尚存，守衛國家的意願就不會有一點點的鬆懈。真是「歲寒乃知松柏也」。當時文天祥便倡議四事如下： 一、安排吉王、信王（吉王，是恭帝之兄，名昰；信王，是恭帝之弟，名昺）離開京城，分赴閩廣兩地。萬一國都有變，兩王仍可在閩廣重立。 二、以福王或沂王守臨安府（以大兼小謂之判），以維繫朝廷人望，而自己為副職，來輔佐福王。 三、請皇帝、皇后秘密移居別邑，以避免遭受徽、欽之辱（徽宗、欽宗為金人所捉，死於五國城）。 四、請求帶領京師義士二十萬人，與城內外軍隊數萬人，隸屬於張世傑統一指揮，與元兵決一死戰。他這四條建議奏上去之後，政府只採用了第一條，其餘的都置之不用。 恭宗二年（德祐二年）正月十八日，元將巴顏率大軍到皋亭山（在今杭縣東北），離臨安只有三十里了。可笑宰相陳宜中和張世傑，又步留夢炎的後塵，棄職而逃。陳張既逃，於是文天祥才得著大用的機會，朝廷拜他代陳宜中為相，各路的軍馬，都歸他節制指揮。此時，他身擔軍國的重任，指揮天下，本可以抵禦元兵，但是大勢已去，不可挽回，到這時才用他，已經太遲了！ 這時元兵屯紮在榷木教場，宋城中的將士和兵卒，都紛紛自己前去投降。文天祥想召集富陽（今浙江富陽縣）的兵進城，已經來不及了。此時皇帝、后妃和一般親貴以及百萬生靈，都如釜中之魚，頃刻就有生命的危險。元人卻按兵不動，遣使約宋朝的大臣相見。一般執政的人和侍從，聚議終日，終想不出妥當的計策來。文天祥看見事情已弄到這種地步，不能再愛惜一身，便決計親往巴顏處，想以三寸之舌，如從前蘇秦、張儀遊說各國一樣，或者有延長宋朝江山的一線希望。便決定和吳堅同到元營。他們懷著必死之心，進入虎狼之地，無異於戰國時荊軻赴秦，即使是身著白衣白冠，送他也是可以的（燕太子丹，派荊卿刺殺秦王，太子丹送他到易水之上，知道他一定會死，都身穿白衣白冠為他送行）。 文天祥到元軍中後，便遊說巴顏道：「宋朝秉承了帝王的正統，非遼、金可比。現在北朝（指元人）是想以宋為友善之國呢？還是想要毀滅他呢？若是想以宋為友善之國，那麼應該退兵到平江或嘉興，然後再議歲幣（北宋時每年納錢幣於契丹國，謂之歲幣）及犒賞軍士的金帛，北朝全師而還。這是不戰而勝，是計策中的上上之策；若是真箇要毀滅宋朝，那麼現在兩淮、兩浙及閩廣等處，尚有許多地方沒有攻下。假如你們窮兵黷武去略取，結果是利是害，還不可知，即使盡數取得，而天下的豪傑必定同時並起，從此兵連禍結，更不堪設想了。」 巴顏用威勢來脅迫文天祥，文天祥道：「我是狀元宰相，富貴已極，所欠缺的只是以一死來報國罷了。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即使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不是我所懼怕的。」巴顏連稱好男子，並道：「前天我已經派遣程鵬飛到宋朝的太皇太后簾前，親聽處分。等鵬飛回來，再和丞相定議。」 巴顏看見文天祥舉止不同尋常，疑心他懷有異志，便把他留在軍中，只遣和他同來的吳堅回去。文天祥很生氣，屢次要求回去，道：「我到這裡來，為的是兩國大事，為什麼把我留在這裡？」巴顏假意勸他：「請別發怒。您是宋朝大臣，責任不輕。今天的事，正應當與我一起擔當。」依舊把他留在軍中。因為元人知道宋朝的一班大臣，都是庸庸碌碌的人，不足畏懼，所可怕的只有文天祥一個人，所以不肯放他回去。 這一天文天祥便住宿在元營。他關懷國事，欲歸不得，弄得他憂心如焚。這時正是正月下旬，寒威未解，晝短夜長，他身羈元營，聽牧馬的悲鳴，數營門的更鼓，過一刻如一年，他是多麼的憂憤悲哀啊！一夜實在是很短的一剎那間，而漢族的命運，也就在於這一夜中了！第二天，巴顏召文天祥到大營，他看見峨冠博帶濟濟一堂的，都是宋朝的大臣，如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岊（音「節」）、呂師孟等，一班日日同朝的人，都在那裡。問他們為什麼到這裡來，卻是為奉降表而來。文天祥知道大勢已去，自悔不應該輕離朝廷，以致逢迎怕死之徒，得以乘此機會賣國。他悲憤填胸，早拼一死，於是痛罵巴顏失信，又大罵吳堅這一班賣國賊忘恩負義，慷慨激烈，使聽的人慚愧得無地自容。 巴顏遣人到臨安城，改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強迫宋太后手寫降書，又逼她檄諭各州縣，同時迎降，不得抗拒；各大臣都在降書上署名，獨有家鉉翁（家鉉翁，眉州人，字則堂，宋朝亡後，他隱居不出）一個人不肯簽名。巴顏把皇帝的后妃等，盡數押到北地。封了府庫，收繳圖書，以及百司的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解散了勤王的軍隊。於是乎南宋亡了！其時是恭宗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即民國前六百三十七年。 【評論】 孟子曾說：「一個國家必定先種下了被伐的惡因，然後才會遭人來討伐的結果。」這話怎麼能不信呢。南宋末年，外患日益嚴重，即使以盡忠為國的大臣執政，猶恐不能挽救大局。何況當時的當權者，不是奸臣就是庸才，他們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國，只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所以，為國家造下惡因的人多的是，等到禍懸迫在眉睫了，則要麼選擇逃跑，要麼選擇投降，如留夢炎、陳宜中等人。這難道不令人可恨？ 文天祥所陳述的四件事，縱使政府全部採納了，恐怕也無補於大局了。事情雖已沒什麼用，但也正所謂我盡我的心意罷了。 文天祥輕率親身進入元軍，實在是失策。有人說這是同朝的眾多大臣，有意陷害他，而他竟然中了他們的計。小人之與君子，本就是對立的，不能說同朝為官之人沒有結黨的心。而文天祥決定去也有深意。此時對於宋來說，和與戰都已不可倚恃，因此他想冒險前往，如果能以口舌說動巴顏，則可以達到緩兵的目的；即便不能，也能夠偷偷察看元軍的虛實，回來後可籌劃抵禦的方略。因為自從與元交涉以來，元人還沒有過羈留使臣的事情。文天祥憑此而有恃無恐，最後導至被羈留在元軍中，求死不得。雖然這是智慮不周全造成的，但他的志向卻可與日月爭輝了。 處在險惡的社會之中，能夠卓然自立而不隨波逐流的，只有聖賢志士，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人能夠做到了。在良善的社會中，便會有良善之人。這其中的關係，就像農夫種瓜自然得瓜、種豆自然得豆一樣。如果朝政清明，獎善懲惡，那麼社會就會日趨於良善。北宋真宗、仁宗之時，正人君子，相望於朝，祥光滿天，有如景星慶雲。這是因為朝廷有善政，所以社會就會有好的風俗，而朝野也就會有善人。到宋末的時候則正好相反。這並不是個人沒有好的德行。因為無論在朝廷還是在民間，都會被險惡社會的壞習俗所薰陶浸灌，也就會日趨於惡而不自知了。明白了這個道理，那麼就不必恨賈似道、陳宜中、呂文煥等人了。有識之士，看到現在的這個社會，就更沒有時間去為宋人憂慮了。 清代的蔣士詮作了《冬青樹傳奇》，便是記載的宋朝亡國之事。其中有《留營》一出，便是記錄文天祥事跡的。裡面描寫了投降元朝的眾大臣的醜態。雖然這近於戲謔，但也足以體現他們這些人奴顏婢膝的心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