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 · 第一章 忠臣與良臣

文天祥者，宋朝滅亡時之忠臣也。或曰忠臣可以救國，而文天祥不能救宋祚之危亡；忠臣可以禦敵，而文天祥不能御元兵之侵掠。是則忠臣者，徒為一己之名，而無補於時局者歟。曰惡，是何言？忠臣所在之國，其國雖亡，猶凜凜有生氣。後世讀史者，猶不敢輕量其國也，而謂無補於時局耶。至國有忠臣，仍不能挽回其氣運，此則國君之罪，而忠臣固不任其咎。 君子之出仕也，為利國利民，而非為利己。不以其道，則不仕於朝。如伊尹之於湯，諸葛亮之於先主，三聘而後去有莘之野（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今山東兗州府曹縣北有莘城古華國）、棄南陽之廬（諸葛亮躬耕南陽。在今湖北襄陽縣）。既仕矣，不以其道，即奉身而退。如孔子之為魯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朝，孔遂行）、孟子之歷游齊梁（孟子在齊梁，皆以時君不用其言，不願出仕），皆難進而易退。然其時，為宮室之美、妻子之奉，而求功名之人，方與君子爭位置。君子拙而小人巧，君子迂而小人捷。故君子與小人同時求官，小人有必勝之算，君子有必敗之機。以是君子常隱，而小人常顯。及至小人在位，災害並至，人君始悟其奸，退小人而進君子。則國事已敗壞而不可收拾，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譬如病者，已誤於庸醫，六脈既絕，乃求扁鵲（古之良醫也），其可及乎？良醫不能活已死之人，猶之忠臣不能救已亡之國。不能活已死之人，不害其為良醫也。不能救已亡之國，不害其為忠臣也。 宋自高宗南渡以後，內亂蔓延，敵國憑陵。宋之小朝廷，日在漂搖風雨之中。引用君子，猶恐不足以救危。然其時之在朝者，果何種人物乎？用黃潛善、汪伯彥，而李綱、宗澤退矣；用秦檜，而岳武穆死矣；用韓侂胄，而太學儒生十六人殺矣；用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內之誅鋤忠良，外之玩寇興戎，而事已大壞矣。文文山起兵勤王，已在帝隰之時（隰，開顥。帝隰，廟號恭宗，年號德祐，即位時方四歲，謝太后臨朝），距宋之亡，不及二年。而猶有賈似道、陳宜中、留夢炎諸人，防之如敵國。文山縱有奇才，亦難發展其抱負也。 夫人之敢於冒險，而銳志以赴其目的者，為冀其萬一之成功也，所謂希望是也。非甚懦弱無志之人，大抵皆有此心。當宋之季，雖草野之人，亦知宋祚之不保，無所用其希望矣。常情度之，為文山者，伏處鄉里，棄官歸隱可也。宋亡之後，不受蒙古之祿，不拜蒙古之官，黃冠草履，作一平民可也。乃文山皆不出此，明知大勢已去，而又出師勤王。勤王兵敗，為元人所縛，明知必無濟矣，復乘間逃歸，作最後之決戰。決戰又敗，元人囚以檻車，遣之燕都（今北平也）。新朝之君相，百計勸降，而卒不肯降。幽囚數年，元帝不忍殺之，亦不忍臣之，有可生之機矣，而卒不肯生，至於身死柴市，而其所負之正氣始完。死之日，宋亡七年，崖山亡又五年矣。即不死，亦誰得而譏之者？人皆以一死為懼，彼反以一死為慰，是亦不可以作千古忠臣義士之模範也哉。 語曰：「願為良臣，毋為忠臣。」言才識之士，際會時機，發號施令，親睹太平之化，臣主俱榮，身名俱泰；而不願有如文山之結局，國破家亡，首領不保，徒以忠肝義膽，照耀史冊也。然國運不能有成而無敗，時會不能有通而無塞。 吾人寧可不遇文山之事於此生，而不可不存文山之氣節於胸中。今日世變益亟，患難愈多，稍一不忍，即有亡國滅種之禍。更不可不學文山之愛國，而鞏固國基於平時，以無蹈宋季之覆轍也。 【批評】 古有句云：「慷慨捐生易，從容就義難。」文天祥之不可及處，即是元人不欲死之。而彼必求一死，所謂從容就義也。比明季之史可法，尤難一著，可算得千古一人。 戰國時，淳于髡以孟子在齊，齊國依然不振，以為賢者無益人國。孟子對以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此非孟子之聊以解嘲也，事理實是如此。文天祥之於宋帝，相遇已晚，無力回天。設竟如洪承疇之仕清者而仕元（洪承疇，明季大臣，兵敗降清，為佐命之臣，死後入《貳臣傳》），則其設施，必然可觀。非人之前愚而後賢，用與不用也。 古之愛國者，莫如楚人屈原。當楚懷王在位，親小人，遠賢臣，國勢日衰。屈原諫之不聽。為屈原計者，亦可已矣。乃竟自沉於汨羅之河以死，為不忍見祖國之滅亡，而寧先死以避之也。若文天祥之志節，則又進一步矣。文氏常謂此身未死以前，皆是報國之日（見指南錄自序）。故臨安失守不死（帝顯時，臨安之都城不守，宋滅亡），崖山投海不死（宋亡，張世傑奉帝昺航海至廣州之崖山，元張弘范攻之，帝昺投海而死），至元之基業大成，宋之宗室盡亡，決無楚項羽捲土重來之機（項羽以八千子弟渡江而西，後敗於烏江，唐杜牧吊之云：「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夏少康一旅中興之望（夏朝被篡於羿，少康以一旅中興。古法以軍五百人為旅），始可死而無憾矣。其志之遠大，節之堅忍，又非屈原之所能及。 文天祥，是宋朝滅亡時的一個大忠臣。有人說忠臣可以救國，但文天祥卻沒能挽救宋朝的危亡；有人說忠臣可以禦敵，但文天祥卻沒能抵禦元兵的侵掠。這樣，忠臣便只剩下了一個名聲而已，而對於當時的時局卻沒有一點用處。唉！這說的是什麼話呢？忠臣所在的國家，其國家雖然滅亡了，但還凜凜有生氣。後世讀史的人，還不敢輕易評量他的國家，而只是說這無補於時局。至於國家有了忠臣，卻仍不能挽回國家氣運的情況，這主要是國君的過錯，而忠臣本來就不應承擔這個責任。 君子出來擔任官職，是想利國利民，而不是為了利己。如果不採用他們的方法，那麼他們不會出任朝廷官員。例如伊尹輔助湯，諸葛亮輔助先主劉備，都是多次邀請後才離開有莘之野（伊尹在有莘的郊野耕作。今山東兗州府曹縣北有莘城古華國）、放棄南陽之廬（諸葛亮躬耕南陽。在今湖北襄陽縣）而出任朝職的。出任官職後，不採用他們建議的，他們便抽身而退，如孔子當時出任魯國司寇（季桓子因為享樂於齊國的歌舞和女色，三天沒有上朝，孔子於是離開了）、孟子遊歷齊梁時（孟子在齊梁，都因為當時的君王不採納他的建議，所以不願出仕為官），都因為當時君主難以進言而馬上離開。然而在當時，為了宮室之美、妻子之奉，而自求功名利祿之人，才會與君子來爭奪位置。君子在這方面顯得笨拙而小人卻會取巧；君子顯得迂闊而小人卻敏捷。所以君子與小人同時求官時，小人有必勝的把握，而君子是必敗的結果。因此，君子常常退隱，而小人常處顯位。等到小人上位後，災害一起到來時，君主才意識到小人的奸邪，遠離小人而親近君子。但是這時國家朝政已經敗壞而不可收拾，即使有大能力者，也沒有辦法挽回了。譬如一個病人，已因為庸醫而耽誤了治療，人體六脈已經斷絕，才去求神醫扁鵲（古代醫術高明的醫生）治療，扁鵲還能治好嗎？神醫無法救活已死的人，就像忠臣無法救治已經滅亡的國家。不能救活已死的人，不能怪罪良醫的責任；不能挽救已經滅亡的國家，不能說忠臣就不是忠臣。 宋朝自高宗南渡以後，內亂蔓延，外患緊逼。可憐的宋朝這個小朝廷，無日不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就算是起用君子治國，恐怕也不足以挽救國家危亡。然而當時在朝為官的，真正是些什麼樣的人呢？當時高宗起用奸臣黃潛善、汪伯彥等，以致忠臣李綱、宗澤不能立足於朝；任用秦檜，而導致岳武穆被害；聽信韓侘胄，而導致太學儒生十六人被殺；任用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等大奸臣，對內誅除忠良，對外消極抗敵，引發戰端，以致國家根本敗壞，無可挽回。文天祥起兵勤王時，已是帝隰在位之時（隰，開顥。帝隰，廟號恭宗，年號德祐，即位時剛四歲，謝太后臨朝聽事），距宋朝滅亡，不到兩年。而當時還有賈似道、陳宜中、留夢炎等人，防備他就像防敵人一樣。文天祥縱使懷抱奇才，也難以施展他的抱負，以挽救危亡了。 人之所以敢於冒險，而且立志全力以赴要達到其目的，為的只是想那萬分之一成功的機會，這也就是所謂的希望。只要不是十分懦弱無志的人，大抵都有這種想法。當時的宋朝，即使是草野之人，也知道宋朝的江山無法存續了，已沒有任何希望可言。以常情來看，作為文天祥這樣的人，隱居在鄉里，棄官歸隱便行了。 宋朝滅亡之後，不接受蒙古國的奉祿，不做蒙古國的官員，黃冠草履，作一介平民就行了。但文天祥都沒有如此。他明知宋朝大勢已去，卻仍出師勤王。勤王兵敗後，為元人所擒，明知已沒有什麼用了，仍尋找間隙逃了回來，準備作最後的決戰。決戰又失敗了，被元人囚禁在檻車裡，押送往元都燕京（今北平也）。元朝的君王承相，千方百計想勸降文天祥，但最終也沒有成功。文天祥被囚禁了數年，元朝皇帝不忍殺他，也不忍心讓他為臣了，因此他仍有活命的機會。但他最終沒有選擇苟且偷生，最後身死柴市，而他所背負的正氣才算完結。死的那天，距離宋朝滅亡已經七年，距離崖山戰役結束也五年了。即使他得以不死，又有誰能夠譏笑他呢？人都把死看作是恐懼的事，而文天祥反以一死作為慰藉。這不也一樣可以作為千古忠臣義士的模範嗎？ 俗話說：「希望做個良臣，不願做忠臣。」意思是說一般有才識的士子，當碰上好的時機，他們發號施令，親眼見證國家的太平盛世，君臣都顯榮貴，身體安康、享有聲譽。因此他們大都不希望有像文天祥這樣的結局，國破家亡，性命不保，只剩下了忠肝義膽，照耀史冊。然而一個國家的運數不可能只有成而沒有敗，時機不可能只有通順時而沒有不暢的時候。我們寧可此生不要遇上文天祥這樣的事，但不能不心存文天祥這樣的氣節。今天的世道變換更是頻繁，災患險難更多，稍一沒忍住，便有亡國滅種的災禍。我們更不可不學習文天祥的愛國精神，應當在平時注意鞏固國家基礎，以避免重蹈宋朝亡國的覆轍。 【評論】 古人有句話說：「慷慨捐生易，從容就義難。」文天祥這種讓人難以企及的從容就義的精神，便是元人不想處死他的原因。而他決心只求一死，就是無所畏懼地為己義而死。與明朝末年的史可法相比，尤難以趕得上，可算得上是千古一人了。 戰國時期，淳于髡因為孟子在齊國為官，而齊國依然沒能振興，因此認為賢者對於國家無益。孟子便以虞國不任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任用他後而稱霸戰國來回應他。這並不是孟子的自我解嘲，而事理上也是如此。文天祥對於宋帝來說，相遇並起用他太晚了，已無力回天。假如他最終像洪承疇降清一樣而降元出任官員（洪承疇，明末大臣，兵敗降清，被委以重任，死後入《貳臣傳》），那麼他最終的結果，必然可觀。這並不是說誰愚昧誰賢能，而是用與不用的問題。 古時候的愛國者，莫過於戰國時期楚國人屈原了。當楚懷王在位時，親近小人，遠離賢臣，導致國勢日益衰退。屈原多次進諫，懷王不聽。要是為屈原自己考慮，這樣也就算了，但他竟然自沉於汨羅河而死。這是因為他不忍心見到祖國的滅亡，而寧願自己先死，以避免自己親眼見到國家的滅亡。而像文天祥的志節，則又比他要進一步了。文天祥常說，只要這個身軀沒有死亡以前，就都是報國的時間（見《指南錄》自序）。所以，在臨安失守的時候他沒有選擇死（宋恭帝時，都城臨安被攻破，南宋滅亡），崖山戰役皇帝投海後他沒有選擇死（宋亡後，張世傑奉帝昺航海至廣州的崖山，元朝的張弘范攻擊他，帝昺投海而死），到元朝的基業大成、宋朝宗室全部滅亡了，已絕對沒有楚國項羽那樣捲土重來的機會（項羽率領八千子弟渡江西向，後敗於烏江。唐杜牧吊之云：「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沒有夏少康以一旅之人而中興的希望（夏朝被羿篡位，少康帝率五百人中興夏朝。古法以軍五百人為旅），他才覺得可以死而無憾了。其志向之遠大，節操之堅忍，又非屈原所能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