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解題及其讀法 · 三、解題
《文史通義》何謂也？曰：章氏著書以明「文史通」之義云爾。《說文》訓通為達，自此之彼之謂也。夫通之為名，蓋取譬於道路，四沖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然究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以達於大道，故曰通也。（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內篇四《通橫》。）朱筠嘗謂人言：「學者讀書求通，當如都市逵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非守偏隅一曲，便號通才。」顧章氏以為朱氏言通，蓋擴乎其量，而未循乎其本！苟不善究其旨，則高明者馳騖於浩博難整之數而無所得；中人以下，又謂古之人必有天授神詣，非常人所可幾及，而自安固陋以為當然。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之說，適足為學者患！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遍物。堯舜之仁不遍愛人。」後之學者不知用其資之所近，力之能勉；而泛泛焉求堯舜之所不知不能，則求通而騖於其名之過也！古人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漢初儒者學守專經，言無旁出，推而及於當世，卓然見其本末；儒效於是見矣！元成而後，學者旁通曲究，不專一家之言，其業可謂富矣！而儒術之顯，乃轉不如漢初！君子又多乎哉！凡人之性。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則不可以言通，古來人觀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選也！薄其執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騖以求通，則終無所得矣！大抵學問文章，須成家數，博以聚之，約以收之，載籍浩博難窮，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專精緻力，則如錢之散積於地，不可繩以貫也；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椎微而知著，會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見《章氏遺書》卷八《文史通義》外篇二《通說為邱君題南樂官舍》，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林秀才書》。）章氏之於史學，蓋有天授；獨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因以推見一切文之通於史，而著書闡明其義焉爾！故題目之曰《文史通義》也。若然，章氏徵文史通之義則若何？按章氏之言曰：「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報孫淵如書》。）「昔曹子建自謂辭賦小道，而欲采庶官實錄，辨時俗得失，成一家言。韓退之自謂記事提要，纂言鉤玄，而正言其志，則欲求國家遺事，考賢人哲士終始，作唐一經。然則辭章記誦非古人所專重，而才識之士，必以史學為歸。」（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此明乎「文史通」之義者也。章氏又曰：
文章乃立言之事，言當各以其時，即同一言也，而先後有異，則是非得失，霄壤相懸，酈食其請立六國之後，時勢不同楚漢之初，是亦其一端也。前人未知以文為史之義，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學深思之士，探索討論，竭盡心力，而後乃能仿佛其所言之始末焉，然猶不能不缺所疑也。其穿鑿附會，與夫鹵莽而失實者則又不可勝計也！文集記傳之體，官階姓氏，歲月時務，明可證據，猶不能無參差失實之弊。若夫詩人寄託，諸子寓言，本無典據明文，而欲千百年後，歷譜年月，考求時事，與推作者之志意；豈不難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年月以備後人之考證；而刊傳前人文字，慎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評論之附見者，以使後人得而考鏡焉。至於傳記碑碣之文，與哀誄策誥之作，前人往往偏重文辭，或書具官，或書某官，而不載其何官；或書某某，而不載其何名何姓；或書年月日，或書某年某月某日，而不載其何年月日。撰者或不知文為史裁，則空著其文，將以何所用也！傳錄者或以為無關文義，略而不書；則不知錄其文將何所取也？凡此諸弊，皆是偏重文辭，不求事實之過。（見《章氏遺書》卷八《文史通義》外篇二《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
斯則不明乎「文史通」之義者也。然就文論文，則一切文士見解，不可與論史！
蓋文辭以敘事為難。今古人才，騁其學力所至，辭命議論，恢恢有餘，至於敘事，汲汲形其不足；以是為最難！而工敘事者，不必即工為史之志傳。記敘之文，往往比志傳修飭簡淨，蓋有意於為文也。志傳不盡出於有意，故文或不甚修飭，然大體終比記事之文遠勝。蓋記事之文，如盆池拳石，自成結構；而志傳之文如高山大川神氣包舉，雖咫尺而皆具無窮之勢；即偶有言忽，字句疵病，皆不足以為累，此史筆與文士之分別。文士務去陳言；而史筆點竄塗改，全貴陶鑄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機巧也。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於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體述而不造，史文而出於己，是為言之無征！無征，且不信於後也！識如鄭樵，而譏班史於孝武前多襲遷書。然則遷書集《尚書》、《世本》、《戰國策》、《楚漢牒記》，又豈為不蹈襲哉？充其所說，孔子刪述六經，乃蹈襲之尤矣！豈通論乎！夫工師之為巨室，度材比於燮理陰陽。名醫之制方劑，炮炙通乎鬼神造化。史家詮次群言，亦若是焉已爾！是故文獻未集，則搜羅咨訪不易為功。觀鄭樵所謂八例求書，則非尋常之輩所可能也！觀史遷之東漸南浮，則非心知其意不能跡也！此則未及著文之先事也。及其紛然雜陳，則貴抉擇去取。人徒見著於書者之粹然善也，而不知刊而去者，中有苦心而不能顯也！既經裁取，則貴陶熔變化。人第見誦其辭者之渾然一也，而不知化而裁者，中有調劑而人不知也！即以刊去而論：文劣而事庸者，無足道矣！其間有介兩端之可，而不能不出於一途。有嫌兩美之傷，而不能不出於割愛。佳篇而或乖於例；事足而恐徇於文；此皆中有苦心而不顯也。如以化裁而論：則古語不可入今，則當疏以達之。俚言不可雜雅，則當溫以潤之。辭則必稱其體。語則必肖其人。質野不可以用文語，而猥鄙須刪。急遽不可以為宛辭，而曲折仍見。文移須從公式，而案牘又不宜徇。駢麗不入史裁，而詔表亦豈可廢。此皆中有調劑而人不知也。文至舉子之《四書》義，可謂雕蟲之極難者矣！法律細於蠶絲牛毛；經生老儒白首攻習，而較量於微茫秒忽之間，鮮能無憾，其故非他；命題虛實偏全，千變萬化；文欲適如其題而不可增損故也。史文千變萬化，豈止如《四書》命題之數：而記事記言，必欲適如其言其事而不可增損；恐左馬復生，不能無遺憾也。故六經以還。著述之才，不盡於經解諸子詩賦文集，而盡於史學。凡百家之學攻取而才見優者，入於往有極意敷張，其事勿顯，刊落濃辭，微文旁綴，而情狀躍然；是貴得其意也。記言之法，增損無常，惟作者之所欲；然必推言者當日意中之所有，雖增千百言而不為多！苟言雖成文，而推言者當日意中所本無，雖一字之增亦造偽也。或有原文繁富而意未昭明，減省文句而意轉刻露者；是又以損為增，變化多端，不可以筆墨罄也！前明信陽何景明謂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傳，由昌黎始！杭大宗、董浦斥其病狂！夫昌黎道德文辭，並足泰山北斗；景明何所見聞，敢此妄議！杭氏斥之，是也！然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其源本於《春秋》比事屬辭；左、史、班、陳家學淵源，甚於漢廷經師之授受。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緯六經，掇道綱，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學，遞相祖述，雖沈約、魏收之徒，去之甚遠；而別識心裁，時有得其仿佛。而昌黎之於史學，實無所解；即其敘事之文，亦出辭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屬辭」、「心知其意」之遺法也。其列敘古人，右屈、孟、馬、揚之流，直以《太史》百三十篇，與相如、揚雄辭賦同觀，以至規矩方圓如班固，卓識別裁如陳壽，而不屑一顧盼焉，安在可以言史學哉！歐陽修步趨昌黎，故《唐書》與《五代史》雖有佳篇，不越文士學究之見，其於史學，未可言也！然則推《春秋》比事屬辭之教。雖謂古文由昌黎而衰，未為不可；特非信陽諸人所可議耳！蓋六藝之教，通於後世有三：《春秋》流為史學，《官》、《禮》、諸《記》流為諸子論議，《詩》教流為辭章辭命。其他《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易》學亦入《官》、《禮》，而諸子家言源委自可考也。昌黎之文，本於《官》、《禮》，而尤近於孟、荀，荀出禮教，而專子尤長於《詩》。故昌黎善立言，而優於辭章；無傷其為山斗也！特不深於《春秋》未優於史學耳！噫！此殆難以與文學士言也！（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誌略例》一《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又《答朱少白書》、《跋湖北通志檢存稿》、《上朱大司馬論文》。）然則章氏明文史之通義，而推究言之，未嘗不知史筆與文士之異趨也！昔人論劉勰知文不知史，劉知幾知史不知文。（邵晉涵《題章氏與陳觀氏論史學後》。）讀章氏書，而文史可以各識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