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及其缺憾 · 注釋

[1] 他最早發表的對宗教問題的研究是在《強迫性行為與宗教活動》（1907b）這篇論文中。 [2] 指標準版第21卷頁碼，下同。——中譯者 [3] ［人類個體對文明的這種敵對態度在本著作的前面幾章起著很大的作用，兩年之後，弗洛伊德在他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a）一書中義重申了這個問題，並對此進行了更全面的探討。］ [4] ［「Masse」這個德文詞有非常廣博的含義。在弗洛伊德的《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1921c）中，由於特殊原因而把它譯作「群體」（group）。此處譯作「群眾」較為合適。］ [5] ［但是，請參見《文明及其缺憾》（1930a）第五章，後面第122頁以下的某些論述，以及《為什麼有戰爭？》（1933b）中的兩個論點。］ [6] ［見《自我與本我》（1923b）第三章，標準版，第19卷，第28頁以下。］ [7] ［例如，參見《作家與白日夢》（1908e）。］ [8] ［這是弗洛伊德做的一個真實的夢，曾在《釋夢》（1900a）第六章論述過，見標準版，第5卷，第454～455頁。］ [9] ［參見《圖騰與禁忌》（1912～1913）第四篇論文中的第六部分，標準版，第13卷，第146頁以下。］ [10] ［弗洛伊德在最近探討《非專業者的分析問題》（1926e）時曾使用過同樣的表述方法，並且在25年前，雖然是在一種略有不同的情況下，他也曾在25年前的論《掩蔽性記憶》（1899a）的論文中使用過這種方法。］ [11] ［見弗洛伊德《論自戀》（1914c）一文。標準版，第14卷，第87頁。］ [12] ［接第三章末尾。］ [13] ［這是一個德語詞彙（Bodensee），意指康斯坦茨湖。］ [14] ［這是在1904年發生的，當時，弗洛伊德已近50歲。在本文發表10年之後，他給羅曼·羅蘭的一封公開信中。全面論述了這個事件（1936a）。］ [15] ［福考特（J.B.L.Foucault，1819～1868），於1851年藉助鐘擺證實了地球的周日運動。］ [16] ［「因為它荒謬，所以我才相信。」這句話引自古代基督教雄辯家德爾圖良（Tertullian）。］ [17] 我希望我如此對待這個問題並不是不公平的，就是說，如果我把「好像」哲學作為一種觀點的代表，這種觀點並非與其他思想家無關，那麼，「我們不僅把無關緊要的理論工作作為假設而包括在內，而且把產生於最崇高思想的概念結構也作為假設包括在內，人類最崇高的方面恰恰依賴於這些概念結構，任何人也不能剝奪這些概念結構。我們的目的也不是想剝奪這些概念結構——因為作為實際的假設，它們仍然完整無缺；只有作為理論真理的時候，這些概念結構才會徹底崩潰。」漢斯·韋辛格（Hans Vaihinger），1922，第68頁，奧格登（C.K.Ogden）的譯文，1924，第48～49頁。 [18] ［見《抑制、症狀與焦慮》（1926a）第二章末尾的幾段說明，標準版，第20卷，第95～96頁。］ [19] ［「文化的敏感性」的實質，弗洛伊德曾在他的《對目前戰爭與死亡的看法》（1915b）這篇論文的第一節討論過。標準版，第14卷，第283頁。］ [20] 代頓是田納西州的一個小城，一個教科學的教師曾因講課時說「人是從低等動物演化而來的」，因而觸犯了本州的一項法律而受到起訴。 [21] 聖波尼費思生於8世紀，德國的德文郡，他是「德國的基督教使徒」。 [22] ［參見《圖騰與禁忌》（1912～1913）第四篇。］ [23] ［弗洛伊德在他的《文明及其缺憾》（1933a）一書的末尾和《摩西與一神教》（1939a）的第三章第一部分又重申了這個問題。］ [24] ［參見《拜物教》（1927e）一文，下面第153頁。］ [25] ［「梅納特的精神錯亂症」：這是一種嚴重的幻覺紊亂狀態。］ [26] ［參見弗洛伊德《強迫性行為與宗教活動》（1907b）和賴克的著作（1927）。］ [27] ［弗洛伊德以前經常提出這種觀點。例如，在1919年為他寫的《達·芬奇的童年回憶》（1910c）增補的一個句子中就曾提到過，標準版，第11卷，第123頁。］ [28] ［弗洛伊德後來在一些文章中對他命名的「物質」真理和「歷史」真理做了區分，參見《摩西與一神教》第三章，第二部分，第七節，也請參見《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1901b）第十二章（3），編者對該問題所做的一個腳註。標準版，第6卷，第256頁。］ [29] ［莫比斯（Möebius）曾使用過這個短語（1903）。參見弗洛伊德的早期論文《「文明的」性道德與現代神經症》（1908d），標準版，第9卷，第199頁，目前這種論點曾在這篇論文中預見過。］ [30] ［「忠誠禁律」意指關於君主政體。］ [31] ［這是在美國國家禁令發布的中期寫的（1920～1933）。］ [32] ［摘自海涅的詩《德意志》（第一部分）。此處譯作「不信宗教的夥伴」這個詞——德語詞是Unglaubensgenossen——是海涅本人用來指斯賓諾莎的。在弗洛伊德的《詼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係》的那本書（1905c，標準版，第8卷，第77頁）里，他曾引用來作為一種特殊的詼諧技巧。］ [33] ［這是荷蘭作家穆爾塔突里（Moltatuli）描寫的兩位孿生之神：Λóγos（邏各斯：理性）和Aváγхη（亞南克：必然性）。參見編者對《受虐狂的節制問題》（1924c）所做的一個腳註，標準版，第19卷，第168頁。］ [34] 在許多其他著作中也涉及到了這一主題，其中有《對精神分析的抵抗》（1925e）的論文（標準版，第19卷，第219頁以下），《一個幻覺的未來》（1927c）的前幾頁，見前面第5頁以下，以及《為什麼有戰爭？》（1933b）的最後幾段。 [35] 23年增補的一個腳註不可避免地證明了這種判斷的正確性。弗洛伊德寫道，因為在那時「我自己不得不主張存在著一種『攻擊性本能』，但它不同於阿德勒的。我寧願把它稱作『破壞本能』或『死的本能』。阿德勒的本能實際上更具有自我肯定本能（self-assertiveness）的性質。」 [36] 非常感激她允許我們在這裡重新引用它。整個這一段話也將在厄內斯特·瓊斯的傳記（瓊斯，1957，第494頁）的附錄A（第33號）中發現（一個不同的譯本）。在這封信之前不久寫的《有終結的分析和無終結的分析》（1937c）這篇論文的第六節中，弗洛伊德對這個主題做了探討。 [37] ［《一個幻覺的未來》（1927c）。見第5頁。］ [38] 「大海般的感受」（「oceanic feeling」）義同omnipotence，即「全能感」、「全知感」。人本主義心理學創始人馬斯洛（A.H.Maslow）將「大海般的感受」視為人的「高峰體驗」（peak-experience）之一。——中譯者 [39] ［1931年增注］李魯里（Liluli，1919）。——自從他的《拉瑪克里納傳》（1929）和《維夫卡南達傳》（1930）兩本書出版以來，我再也無需隱瞞這個事實，即書中提到的這位朋友是羅曼·羅蘭。（在《一個幻覺的未來》出版之後不久，羅曼·羅蘭便寫信給弗洛伊德，在1927年12月5日的一封信中談到了這種「大海般的感受」。） [40] 克里斯蒂安·底特里奇·格萊伯（Christian Dietrich Grabbe，1801～1836），在《漢尼拔》中寫道：「確實，我們不會拋棄這個世界。我們永遠和它在一起。」 [41] ［在《自我與本我》（1923b）的編者導言中可以發現對弗洛伊德使用「自我」（ego）和「自身」（self）這兩個術語所做的一些說明。］ [42] ［參見《施萊伯案例史》第三節的一個腳註（1911c），標準版，第12卷，第69頁。］ [43] 在自我發展和自我感受這個論題方面的著作是卷帙浩繁的，參見從費倫茨算起（《現實感的發展階段》，1913）到費德恩（Federn）的貢獻（1926，1927及以後）。 [44] ［在這一段中，弗洛伊德是在重溫一些熟悉的根據。不久以前，在他的《否定》（1925h，標準版，第19卷，第236～238頁）這篇論文中他曾討論過這件事。但是在幾次更早的場合他也曾探討過。例如，參見《本能及其變化》（1915c，同上，第14卷，第119和134～136頁）以及《釋夢》（1900a，同上，第5卷，第565～566頁）。確實，它的實質可在1895年的《科學心理學設計》一文中發現，第一部分，［1］［2］［11］和［16］（弗洛伊德，1950a）。］ [45] ［《科學心理學設計》（1895）的「特殊活動」。］ [46] ［參閱《對心理活動的兩個原則的系統論述》（1911b），標準版，第12卷，第222～223頁。］ [47] ［弗洛伊德於1907年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1901b）的最後一章第六節補加了關於這個主題的一個腳註。標準版，第6卷，第274～275頁。］ [48] ［根據《劍橋古代史》第7卷（1928）中《羅馬的建立》，作者是休·拉斯特（Hugh Last），「不朽城」是羅馬的別稱。］ [49] 這是歌德的詩《諷喻詩》！（Zahme Xenie Ⅸ）。 [50] ［無法追尋這句引文的出處。］ [51] 威廉·布希（Wilhelm Busch）在《虔誠的海倫》（Die Fromme Helene）一書中說的也是同一回事「心事重重的人也喝白蘭地」。 [52] 確實，歌德告誡我們：「沒有比長時期的幸福時光更令人難忍的了。」但是，這可能是一種誇張的說法。 [53] 當一個人身上並沒有特別的傾向強制規定其生活興趣的方向時，一切為了生計所能做的日常工作，可以起到伏爾泰明智的忠告所提倡的，在我們的生活中所能起的作用，要在有限的篇幅之內精確地探討為力比多有效工作的意義是不可能的，強調工作的重要性，比使個體更緊密地同現實聯繫起來的任何其他生活技巧都具有更大的作用；他在工作中至少是和現實的一部分，即和人類社會緊密聯繫的。可以說，工作的有價值，是因為工作和與工作相連的人類關係所提供的機會，大量地排放了力比多的部分衝動（自戀的、攻擊性、甚至愛欲的衝動），正如因為工作對生存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和在社會上存在是合理的一樣。當維持生計的日常工作可以經過自由選擇的時候，就是說，當人們通過升華作用，可以利用存在的傾向和保存其力量的本能衝動，或者因為結構上的原因而有比平常更強烈的本能衝動的時候，工作就提供了特別的滿足。然而，作為一條通往幸福的道路，人類對工作的評價並不算太高。人們並不像追求其他滿足的機會那樣追求工作。大多數人只是迫於需要時才去工作，而且人類對工作的這種自然的反感就產生了最困難的社會問題。 [54] ［參見《對心理活動的兩個原則的系統論述》（1911b）和《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23講。］ [55] 德文「Reiz」的意思是「刺激」、「迷人」或「吸引力」。弗洛伊德在他的《性學三論》（1905d）第1版中，以及對該書1914年版本中補加的一個腳註里（標準版，第7卷，第156頁）做了同樣的論證。 [56] ［這裡借用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一句話：「在我的國家裡，每一個人只要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辦事，就能得到拯救。」弗洛伊德不久以前在《非專業者的分析問題》（1926e）中引用了這句話。］ [57] ［弗洛伊德在他的《力比多類型》（1931a）一文中進一步發展了他對這些不同類型的看法。］ [58] ［1931年增注］我覺得必須指出，在上述說明中所遺留下來的至少有一個漏洞。對人們獲得幸福的可能性進行討論，不應該忽略自戀和對象力比多之間的關係。我們需要知道，哪些基本上依靠自己的東西表示的意思是力比多的節省。 [59] ［兩年以前，弗洛伊德在《一個幻覺的未來》（1927c）的前面幾章以相當長的篇幅討論了這個問題。］ [60] ［這個詞的翻譯，請參見《一個幻覺的未來》（1927）的編者注。］ [61] ［參見《一個幻覺的未來》（1927）前面第6頁。］ [62] 精神分析的材料雖然還不完全，不能對此加以明確的解釋；但精神分析允許對人類成就的起源進行預測——聽起來這是夠荒唐的。在原始人接觸到火時，他好像有了一種習慣，用「排尿滅火」來滿足與火相關的「嬰兒情慾」（infantile desire）。我們現在所知的傳說表明，原始人把向上噴出的「火舌」看作具有男性生殖器的象徵意義。「排尿滅火」——這個主題曾被英國作家斯威夫特（Swift）所著小說《格列佛遊記》中的「小人國」和文藝復興時期法國作家拉伯雷（Rabelais）所著小說《巨人傳》中介紹過——因此它代表男人的一種性活動，一種在同性戀的競爭中性潛能的享受，第一個否認自己有這種欲望並節儉用火的人能夠隨身帶著火種，用火來為自己服務，通過控制自己的性興奮之火，他能夠把作為一種自然力量的火制服。這個偉大的文明的勝利因而是對忍住不去滿足本能的一種獎賞，而且就好像男人已把女人作為被他制服的火的守護者而放在爐邊，因為女人的解剖特徵使她不可能受這種欲望的誘惑。令人驚異的是，精神分析的發現在野心（ambition）、火和尿道性慾（urethral erotism）之間的密切聯繫方面證明得是多麼規則——［弗洛伊德早在《對「杜拉」的分析》［（1905e）1901]就指出了撒尿與火之間的聯繫，與野心的聯繫則指出較晚。在後來關於這個主題的論文《生氣及其控制》（1932a）的編者注中可找到全部參考文獻。］ [63] ［原文是英文，莎士比亞的這句話實際上在莎士比亞的原作中沒有發現。但是，「大自然可憐的小不點兒」這幾個字出現在喬治·威爾金斯（George Wilkins）的小說《泰耶爾的佩里克斯王子的痛苦歷險》中，這些話是佩里克斯對他剛出生的女兒說的。這本書是1608年印行的，恰好在莎士比亞的戲劇發表之後，有人認為威爾金斯曾助過一臂之力。據說弗洛伊德並不熟悉這句話，對於它的出現，在喬治·布蘭迪斯（Georg Brandes）論莎士比亞的一部名著中，討論佩里克斯的起源時做過解釋，在弗洛伊德圖書館裡有該書的一個德文譯本（布蘭迪斯，1896）。人們都知道他非常欣賞這位丹麥評論家（參閱瓊斯，1957，第120頁）。在他的《三個小匣子的主題》（1913年以後）的論文中也引用了同一本書。］ [64] 修復術［或彌補術（prosthesis）］是一個醫學術語，指人造的身體附屬品，以補償某一失去的或不適宜的部分，例如假牙或假肢。 [65] ［納也納郊區一些森林覆蓋的小山。］ [66]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 [67] ［麥吉奧爾湖中的著名島嶼，在馬倫戈戰役之前幾天，拿破崙曾訪問過該島。］ [68] ［參見《一個幻覺的未來》（1927c）。］ [69] ［參見《性格與肛欲》（1908b），瓊斯（1918）和其他人對此也作出了很多貢獻。］ [70] ［弗洛伊德已經提到了在「文明過程」中起某種作用的另外兩種因素：性格形成和升華作用。］ [71] ［弗洛伊德在後面第122頁和第139頁以下又回到了作為一個「過程」的文明的問題。在他給愛因斯坦的公開信《為什麼有戰爭？》中再次提到了它。］ [72] 性過程中的有機體周期性確實在持續著，但它對心理的性興奮的影響似乎已完全改變了。這種改變似乎是和嗅覺刺激的減少聯繫著的，月經過程是藉助於嗅覺刺激而在男人的心理上產生性興奮的。它們的作用，被視覺興奮所代替，視覺興奮能夠永久地活動，而不像嗅覺刺激那樣時斷時續。月經的禁忌在這個「器質性壓抑」中有它的起源，器質性壓抑就像一個屏障隔斷了已被超越的發展階段：它的所有其他的動機可能是第二性的［參見達利（C.D.Daly），1927］，當前一個文明時期的神變成下一個時期的魔鬼的時候，這個過程就在一個不同的水平上義重複了一遍。嗅覺刺激重要性的降低本身似乎就是人類從爬行到直立行走的結果，就是人類採取直立方法的結果。這樣，以前曾被隱藏著的他的生殖器就可以被看見了，因此需要加以保護，也使他產生了一種羞恥感。所以，人的直立姿勢代表文明進化這一重大過程的開始，發展的鏈索就是在那時通過降低嗅覺刺激的重要性和月經期間的分離而由此前進的。到了視覺刺激處於首要地位的時代，生殖器官的顯露，又進一步發展直到性興奮成為經常的事和伴隨著家庭的建立，於是就達到了人類文明的閾限。這只是一種理論的推測，但是，非常重要的是，用和人類同源的動物的發展過程做參照來仔細地檢查是值得的。有一個社會因素在趨向清潔的文明衝動中起作用，這個社會因素是不會弄錯的，後來的衛生學也認為是有道理的，但這些因素在得到人們的賞識之前，就表現出來了。這個趨向清潔的衝動起源於力求放棄使感知覺難以忍受的排泄物。我們知道，在幼兒當中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排泄並沒有引起兒童的反感，排泄物作為從他們自己的身體上分離下來的一部分，對他們來說是很寶貴的。對兒童的訓練特別費勁；訓練的目的是加快這種發展過程，這樣一來排泄對兒童來說就沒有什麼價值了，就是令人厭惡的、可怕的和可鄙的。要不是這些排泄物註定會因為它們的強烈臭氣超過人降生以來所受到的嗅覺刺激的話，這種價值的顛倒就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這個命運在一個人開始直立行走之後就比嗅覺刺激重要了。因此肛欲從一開始就附屬於為文明打開通路的「器質性壓抑」。在肛欲的進一步變化中十分活躍的這個社會因素的存在和這個事實一同起作用，即無論人類一切進化過程如何，他自己排泄物的氣味對他來說還不是令人不快的，迄今只有別人的排泄物令他不快。例如一個不講衛生的人——不除掉他的糞便——就會使別人很生氣，他絲毫也不考慮別人。這是一個以最普遍、最強烈的辱罵為例的事實。假如狗不因它有兩個特點而受到人們辱罵：首先，狗是嗅覺靈敏的動物而又從不厭惡排泄物；其次，狗並不為其性交活動而感到羞恥，那麼，人們竟會用他在動物界這個最忠實的朋友的名字來罵人就成為不可理解的了。［參見編者注，前面第60頁以下，對弗洛伊德關於這個主題的觀點的歷史所做的一些說明］ [73] ［弗洛伊德在這裡所說的「原始家庭」，他更經常地稱之為「原始部落」（primal horde）；它和阿特金森（Atkinson）所謂的「巨大家庭」（Cyclopean family）是相當的，這個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阿特金森。關於這一切，可參見標準版，第13卷，第142頁以下。］ [74] ［德文「Recht」的意思既指「權利」（right），也指「法律」（law）。］ [75] ［這種補償就是獲得某種安全的措施，見第115頁。］ [76] 有一本小說，我很久以前就對它評價極高，這是一個才思敏捷的作家，是英國人約翰·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寫的，他今天已獲得了普遍的承認；這本小說叫《蘋果樹》，它以非常動人的、令人信服的方式表明，現代文明人的生活再也沒有兩個人之間簡單的自然之愛的任何地盤了。 [77] 以下的考慮將會支持上述觀點。人也（和其他有機體一樣）是一個有明確的兩性素質（bisexual disposition）的動物有機體。個體代表兩個對稱物各一半的融合，根據許多權威人士的觀點，個體的一半純粹是男性，另一半是女性。同樣可能的是，每一半最初都是雌雄同體的，性是一個難以用心理學來評價的生物學事實，雖然它在心理生活中具有非凡的重要性。我們習慣上說，每一個人都表現出男性和女性的本能衝動、需要和屬性，但是，男性和女性的特點只能在解剖學中，而不能在心理學中得到證明。就心理學而言，性的對立逐漸消失，變成了主動和被動的對立，我們輕而易舉地就能把主動和男性等同起來，把被動和女性等同起來，這種觀點並沒有在動物界得到普遍的證實。雌雄同體的理論還是很模糊的，在精神分析中，我們必須痛苦地承認，只要這種不利的情況依然存在，我們就無法和本能的理論結合起來。不管怎樣，如果我們假定這是一個事實，每一個人都有需要在他的性生活中得到滿足的男性和女性的欲望，那麼，我們將準備接受這種可能性，就是說，這些需要不會在同一個對象身上都得到滿足，假如這些需要不能分開，以便使每一種衝動進入適合於它的特殊渠道，那麼，這些需要就會相互干擾。另一個困難來自這種情況，直接侵犯的方法常常伴隨著一種性關係，此外還有遺傳的施虐狂成分。愛的對象並非總是用農婦所表現的理解和忍耐程度來看待這些併發症的，這位農婦抱怨說，她的丈夫不再愛她了，因為他已經一個星期沒有打她了。但是，最深刻的推測是，在這裡我又回到前面［第99頁以下的腳註］的說明，全部的性慾（不僅肛欲）都要受到威脅，都要成為人們採取直立姿勢並且降低嗅覺的價值所引起的器質性壓抑的犧牲品，這樣，從那時候起，性功能就和無法做進一步解釋的反感（repugnance）聯繫起來了，它在完全滿足的道路上設下了障礙，並且迫使性功能離開它的性目的而朝向力比多的升華和移置作用，我知道布洛伊勒（Bleuler，1913）曾經指出，確實有這種拒絕性生活的基本傾向。所有的神經症患者，還有其他許多人都對這個事實表示反對，即「我們出生在尿和糞之中」。生殖器也在某種程度上使嗅覺受到強烈的刺激，這種嗅覺是許多人所無法忍受的，它往往破壞人們的性交。我們將會發現，這種新的生命形式的器質性防禦（organic defence），作為和文明相匹配的性壓抑的最深刻的根源，是和動物存在的最早期形式相對的直立姿勢同時開始的，是以奇特的方式和常常表現出的庸俗偏見相一致的一種科學研究的結果。但是，這些結果目前只是一些未最後確定的可能性，還沒有在科學上得到證實。我們也不應該忘記，儘管嗅覺刺激的重要性不可否認地降低了，但是，甚至在歐洲的許多民族中還有人珍藏著像催欲劑這種具有強烈生殖味道的東西，這是我們強烈反對的。但是，他們卻拒絕放棄。［參閱，伊萬·布洛赫（Iwan Bloch）關於性生活中嗅覺的問卷中所獲得的民間傳說的收藏品，發表於弗里德里希·s克勞斯（Friedrich.sKrauss）的《食人生番》的不同卷本中。］［關於為「男性」（maleness）和「女性」（femaleness）找到一種心理學意義的困難，參見1915年給弗洛伊德的《性學三論》（1905d）的第三篇文章所增補的一個長腳註。（標準版，第7卷，第219～220頁）——弗洛伊德在1896年1月1日寄給弗利斯（Fliess）的第1l份未發表的草稿中，第一次說明了性器官與排泄器官之間的近似性所造成的重要後果。他經常回顧這個要點。例如，參閱《對「杜拉」的分析》（1905e［1901］），標準版，第7卷，第31～32頁，以及關於《愛情心理學》的第二篇文章（1912d），同上，第11卷，第189頁。也請參見前面第60頁以下的編者注。］ [78] ［例如，參見上面第103頁關於對弗洛伊德使用「心理惰性」（psychical inertia）這個概念的一些一般的說明，見編者對弗洛伊德（1915f，標準版，第14卷，第272頁）所做的一個腳註。］ [79] ［參見第94頁。也請參見《「文明的」性道德與現代神經症》（1908d），標準版，第9卷，第199頁。］ [80] 一個偉大的富有想像力的作家可能允許自己（至少是詼諧地）表達出那些受到嚴重責難的心理學的真理。因此，海涅承認：「我的觀點最具有和平的傾向。我希望能有一間茅草屋的陋舍，但有一張舒適的床，精美的食品，最新鮮的牛奶和黃油，花兒擺在我的窗台上，門前有幾棵高大的樹；假如善良的上帝想使我得到完全的幸福，他將同意讓我享受這樣的快樂，看到我的六七個敵人被吊在這些樹上。當我的心中充滿感動的時候，我將會在他們臨死之前，饒恕他們活著時對我做下的孽。確實，一個人必須饒恕自己的敵人——但在他們被判處死刑之前不要饒恕。」（《思想與怪念頭》［第一節］） [81] ［見《一個幻覺的未來》（1927c）第五章。弗洛伊德在後面第42頁以下又回到了「愛鄰猶愛己」這個聖訓的問題上來。］ [82] ［這句話的意思是：「人對人，就像狼一樣殘忍。」引自普勞圖斯（Plautus）的《阿西娜麗亞》，第二幕，第四場，第88句。］ [83] 任何一個在年輕時吃過貧困苦頭的人和受到那些有產者的冷漠和傲慢的人應該免除這種懷疑，他對致力於同人類財富的實際不平等和由此引起的一切作鬥爭的努力並沒有理解，或者沒有這種好感。當然，如果試圖把這種鬥爭建立在一個抽象的要求上，即以正義的名義為所有的人謀求平等，就一定會遭到明顯的反對——因為大自然從一開始就是不公正的，她以很不平等的方式賦予每個人不同的體力和心理能力，對這種不平等人們是無能為力的。 [84] ［參見《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1921c）第六章的一個腳註，標準版，第18卷，第101頁注。在《精神分析新論》（1933a）的第33講靠近末尾處，對這個觀點有一個較長的討論。］ [85] ［參見《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1921c）的第六章和《處女的禁忌》（1918a），標準版，第11卷，第199頁。］ [86] ［德文「psychologische Elend」（心理匱乏）似乎是讓內（Janet）的「misère psychologique」（心理貧困）這個短語的翻版，他用該術語來描述不能進行心理綜合的神經症患者。］ [87] ［參閱《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1921c）。］ [88] ［對弗洛伊德本能理論的歷史所做的某些說明將在《本能及其變化》（1915e）這篇論文的編者注中找到，標準版，第14卷，第113頁及以下幾頁。］ [89] 《世界指南》（Die Weltweisen）。 [90] ［在《關於用「焦慮性神經症」將一種特殊綜合症與神經衰弱相區別的理由》（1895b）的論文的第二節中。］ [91] ［像柏拉圖（Plato）所使用的那樣。見《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1921c）第四章，標準版，第18卷，第99頁。］ [92] ［在這一方面請參閱《自我與本我》的編輯附錄二，標準版，第19卷，第63頁。］ [93] 在更多地傳播愛欲這種不懈傾向和本能的一般保守性之間的對立現在變得非常引人注意；它可能成為研究更深入問題的出發點。 [94] ［參閱《超越快樂原則》（1920g）。］ [95] ［見編者導言中對此所做的一些評論，上文第61頁及以下幾頁。］ [96] 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我們發現邪惡原則有一種非常驚人的與破壞本能認同的作用。那就是全部的東西，應該結束了——並不存在的一切。你把這一切稱之為罪孽——簡稱邪惡和毀滅——證實了這就是自然的威力。魔鬼自稱為對手的，不是什麼神聖和善，而是創造和復活生命的自然力量，這就是「愛欲」：無數的細菌，來自空氣，來自水裡，像從土壤里萌芽，長起，干、濕、冷、熱，都能迅速地繁殖！若非我給火焰一塊居留之地，那就什麼也不能留給我自己。［這兩段話都摘自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幕。是貝亞德·泰勒（Bayard Taylor）翻譯的。在《釋夢》（1900a）的第一章（十）第二段中有一個短暫的引喻，標準版，第4卷，第78頁。］ [97] 我們現在的觀點可以大致上用這種說法表示出來，即力比多參與了每一種本能的表現，但是，並非那種表現中的一切都是力比多。 [98] ［見《超越快樂原則》（1920g），在該書中隨處可見。］ [99] ［我們還可以更明確地補充幾句，這種為生存而做的鬥爭所採取的形式一定是在某些還有待發現的事件之後被確定下來的。］ [100] ［「Eiapopeia vom Himmel」（天國催眠曲）。是海涅的詩《德意志之歌》中的一句引文。］ [101] ［參閱《受虐狂的節制問題》（1924c），標準版，第19卷，第166～167頁。］ [102] 這使我們想起盧梭（Rousseau）的名言。［盧梭提出的這個問題在弗洛伊德的《對目前戰爭與死亡的看法》（1915b）這篇論文中全文引用，標準版，第14卷，第298頁。］ [103] 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會理解和考慮到，在這個描述性的概括研究中，由於逐漸的變化而在現實中出現的事情被明顯地區分出來了，這不僅是關於超我的存在，而且是關於它的相對強度和影響範圍。再者。上述關於良心和罪疚的論述都是常識，這幾乎是無可爭辯的。 [104] ［弗洛伊德早先曾討論過這種悖論。例如，參見《自我與本我》（1923b）第五章，那裡還提供了其他參考資料。］ [105] ［「Heiligkeit」（神聖，虔誠）。弗洛伊德在其他一些文章中討論了同一個術語，用於「神聖」（sacredness）這個不同的意義上。參閱《「文明的」性道德與現代神經症》（1908d）這篇論文。］ [106] 這種由於厄運而增加的道德感已經在馬克·吐溫的一個有趣的小故事《我偷的第一個瓜》里闡明了。這個瓜恰好是個不熟的。我聽到馬克·吐溫在他的一次講演中講了這個故事。在他說出題目之後，他停下了，並用懷疑的腔調自問：「這是第一次嗎？」整個故事就是這樣的，第一個瓜顯然不是唯一的一個。［這最後一句話是1931年補加的。——在1898年2月9日給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說他在幾天以前參加了馬克·吐溫的一次讀書演講會。（弗洛伊德，1950a，信83）］ [107] ［對於以色列人與其上帝之間關係的更廣泛的闡釋，可在弗洛伊德的《摩西與一神教》（1939a）中找到。］ [108] ［「Gewissensangst」（內心譴責）。對這個術語的某些說明將在《抑制、症狀與焦慮》（1926d）的第七章的一個編者腳註中找到，標準版，第20卷，第128頁。］ [109] ［正如麥勒尼·克萊因（Melanie Klein）和其他英國作家所正確強調的那樣。］ [110] 在《完整人格的精神分析》（1927）一書中，弗朗茨·亞歷山大（Franz Alexander）在和艾奇霍恩（Aichhorn）做的青少年非社會行為的研究方面《任性的青年》，討論了這兩種主要的病因學訓練方法——過分的嚴厲和溺愛。「過分寬容和溺愛的父親」促使兒童形成了過分嚴厲的超我，因為當兒童面臨對他的愛時，他無法安置它的攻擊性，而只能把攻擊性轉向內部。而在沒有得到任何愛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少年犯罪的兒童，則往往缺乏自我和超我之間的緊張；他們的攻擊性可以指向外部。因此除了任何可能表現出來的素質因素之外，可以說，嚴酷的良心來自環境中這兩種因素的聯合作用：本能滿足的剝奪引起了兒童的攻擊性。他所體驗到的愛把這種攻擊性轉向內部，在內部則被超我所接受。 [111] ［《圖騰與禁忌》（1912～1913），標準版，第13卷，第143頁。］ [112] ［這是歌德的《威廉·麥斯特》中「豎琴師之歌」的一段。卡利爾（Carlyle）翻譯。前兩行詩在弗洛伊德《論夢》（［1901a］，標準版，第5卷，第637頁和第639頁）這本小冊子中是通討一個夢的聯想而出現的。］ [113] 「因此，良心的確使我們大家都變成懦夫……」目前，對年輕人的教育往往把性慾在他們生活中將起的作用瞞著他們，這種情況還不是我們對它提出的唯一責難。不使年輕人對攻擊性有所準備也是個錯誤，因為年輕人註定要成為攻擊的對象。讓年輕人帶著這種不真實的心理傾向進入生活，無異於讓人穿著夏裝，帶著義大利湖泊的地圖赴南極考察。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德標準在某種程度上被誤用了。假如教育說：「這是為了使自己幸福和使別人幸福，人們所應該做的，但是你們必須對人們不喜歡這樣做給予認真的考慮。」那麼，這些標準的嚴厲性就沒有什麼害處。但是相反，教育就會使年輕人相信，每個人都是遵守道德標準的，就是說每個人都是善良的。因此，年輕人也應當具有道德的要求正是以這種說法為基礎的。 [114] ［在此德文是「Schuldbewusstsein」，而不是「Schuldgefühl」。後者是弗洛伊德使用最多的術語。除其字面含義外，它們是同義詞，這兩個詞在日常英語中均被譯為「罪疚感」或「內疚感」。上述的情況則例外。］ [115] ［參見《抑制、症狀與焦慮》（1926d）第八章，標準版，第20卷，第132頁。情感被描述為「潛意識的」是不妥的。（參見《自我與本我》，標準版，第19卷，第22～23頁）］ [116] 「Unbehagen」（不適，不愉快）：這個詞在這本書的題目中出現過。 [117] ［在《一個幻覺的未來》（1927c）中。］ [118] ［《圖騰與禁忌》（1912～1913），標準版，第13卷，第153～155頁。］ [119] ［我們無法追溯這個更早期的觀點源自何處。］ [120] 尤其是厄內斯特·瓊斯、蘇珊·艾薩克（Susan Isaacs）和麥勒尼·克萊因採納了這個觀點；而且我還知道賴克和亞歷山大也採納了這個觀點。 [121] ［參見《一個幻覺的未來》（1927c）中的某些說明，第43頁。］ [122] ［最後一句話是1931年補加的——此時，希特勒的威脅已開始明顯表現出來。］ [123] 參見《精神分析新論》（1933a）末尾的一個編者腳註，在第179頁，另一個在後面第215頁（指標準版第22卷頁碼，下同。——中譯者）。 [124] ［「Das Verhngnis des Krieges」，弗洛伊德引用愛因斯坦的原話，但在第199頁做了不同的翻譯。］ [125] ［最初「Recht」和「Macht」這兩個詞在弗洛伊德和愛因斯坦的信中到處都用。遺憾的是，在翻譯時必須犧牲這種寫作風格上的統一性。「Recht」一般譯為「公理」、「法律」和「公正」，而「Macht」譯為「強權」、「力量」、「權力」。］ [126] ［見第177頁腳註。］ [127] ［喬治·克里斯多福·利希騰貝格（1742～1799）是弗洛伊德所喜愛的一位作家。本文的類比已在《詼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係》一書中引用過（1905c），標準版，第8卷，第86頁。在那本書里可以發現利希騰貝格的大量機智的短詩。］ [128] ［參閱《文明及其缺憾》（1930a）第五章中對此所做的討論，標準版，第21卷，第109頁及以下12頁。］ [129] ［參閱《精神分析新論》（1933a）第35講的一些說明，前面第171頁。］ [130] ［見第179頁腳註②。］ [131] ［參閱第198頁編者注。］ [132] ［我們在第179頁的一個腳註中解釋過，關於一種「文明過程」的觀點可追溯到弗洛伊德的早期。但是他又做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在《摩西與一神教》的第三篇論文中（1939a），特別是在第二部分的第三節，以相當不同的術語做了重要的探討。它的兩個主題特徵（就像在派生於埃克赫那頓的摩西宗教中所例證的那樣）與在這裡所提到的特徵是相同的——理智生活的增強和本能的克制。］ [133] 這些講演最先（以英文）發表在《美國心理學雜誌》上，第一版的德文稿發表時所用的題目為《論精神分析》（1913）。 [134] 我的文章題為《多事的年月》，是由A.A.布里爾博士翻澤的。此文為這部著作第2卷第73章。 [135] ［在1924年，1928年和1948年版本中，這一章的以下部分以小號鉛字排印。］ [136] ［參見《中小學男生心理學的一些想法》（1914），標準版，第13卷，第240頁英文注。］ [137] ［關於這一點，在《非專業者的分析問題》（1926）一文的跋中有詳細敘述。見標準版，第20卷，第25頁英文注。］ [138] ［這句話和下面那句話是1935年增補的，1948年德文版卻將其偶然地刪掉了。］ [139] ［卡爾·布魯爾這個名字是1935年增補的，但1948年又刪除了。據佩斯塔洛齊（Pestalozzi）考證（1956），這篇散文（寫於1780年）的真正作者是一位叫托波勒（G.C.Tobler）的瑞士作家。歌德是在半個世紀後偶然發現這篇散文的，由於記憶錯誤把此文收進自己的著作之中。這篇文章在弗氏本人的一個夢中起過重要作用（見標準版，第5卷，第441頁）。據說，關於這次講演，弗洛伊德為維也納一家報紙寫過一篇評論，但現在已無從查證。］ [140] 「緊密團結的大多數人」（compact majority），是易卜生的《人民公敵》第二幕中，小商人與少數官僚分子進行鬥爭時劇中人講的一句話。參見標準版，第20卷，第274頁英譯註。——中譯者 [141] 見歌德《浮士德》第四幕，第一場。——中譯者 [142] ［厄恩斯特·魏爾海姆·馮·布呂克（1819～1892），生理學教授。］ [143] ［西格蒙德·埃克斯納（1846～1926），是布呂克的生理學教授繼承人。］ [144] ［厄斯特·弗萊施爾·馮·馬克索（1840～1891），著名物理學家和生理學家。］ [145] ［這句話和上句的最後一個分句是1935年增補的，1948年刪去了。］ [146] ［《釋夢》中對這一時期的情況敘述較多，見標準版，第5卷，第480頁以下。］ [147] ［維也納綜合醫院，是維也納市最主要的醫院。］ [148] ［西奧多·梅納特（1833～1892），精神病學教授。］ [149] ［路德維希·埃丁格爾（1855～1918），柏林著名的神經解剖學教授。］ [150] ［赫曼·諾斯納格（1841～1905），內科學教授。］ [151] ［讓·馬丁·沙可（1825～1893），巴黎神經病理學教授。他逝世時弗洛伊德寫了一篇很長的紀念文章。］ [152] ［數量為600弗羅林，當時價值不到50英鎊或250美元。弗洛伊德關於去巴黎和柏林訪問的正式申請報告現已找到了。］ [153] 原文系法語，意思是說我口語很差（運動性失語症），但翻譯能力尚可，並未患感覺性失語症。感覺性失語症這裡指不能辨認或感知，理解書面語言的含義。——中譯者 [154] ［弗洛伊德在1896年12月4日寫給弗利斯（Fliess）的一封信中，把這句話作為計劃中的一本書里關於癔症心理學的一章的一句「令人滿意的箴言」（但這部書最終沒有寫成）。這句話常常被引用為：「進來，這裡也有眾神。」萊辛在他的劇本《智者納且》中也把這句話作為箴言而採用。亞里士多德在《動物四篇》（De Partib.Animal），第10卷，第5章中，以這句話的希臘語形式，將其作者歸為赫拉克利特。］ [155] ［弗洛伊德在他譯的沙可著作中有一個注釋，意思是這句話是專門向他說的。］ [156] ［約7年以後，弗洛伊德在法國發表了這一課題的論文。］ [157] ［馬克斯·卡索維茨（1842～1913），維也納兒科專家。］ [158] ［阿道夫·巴金斯基（1843～1918），是一份兒科醫學雜誌的編輯。弗洛伊德曾把自己關於神經病學的論文摘要投送給此刊物。］ [159] ［這一細節在瓊斯所著《弗洛伊德傳記》（1953）的第6章中有詳細敘述。］ [160] ［列奧波爾德·克尼斯坦（1850～1924），眼科學教授，是弗洛伊德終生的朋友。］ [161] ［在1924年版本中，這裡是「我當時的疏忽」。1935年改成「研究的中斷」。1948年版本則未作這種改動。］ [162] ［弗洛伊德和梅納特的關係，在《釋夢》（1900）中有所論述。見標準版，第5卷，第437～438頁。］ [163] ［這裡肯定是弄錯了，因為弗洛伊德翻譯的第一本伯恩海姆的著作是他去南錫以前出版的，第二本才是1892年出版的。］ [164] ［這部百科全書是維拉萊特（Villaret）的《袖珍詞典》，弗洛伊德為之撰寫的文章都沒有署名，很難斷定作者。］ [165] ［布洛伊爾（1842～1925）。就在這部自傳剛剛出版不久，布洛伊爾去世了。弗洛伊德為此寫了關於他的更詳細的文章。］ [166] ［這一段和下一段的這一主題，在《癔症研究》（1893～1895）一書的編者序言中有更為詳細的討論。］ [167] ［阿道夫·馮·斯圖呂貝爾（1853～1925），德國著名神經病學家，對《癔症研究》一書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168] ［弗洛伊德在1899年1月3日給弗利斯的一封信中，提到靄理士所寫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於前一年十月出現在《精神病學家和神經病學家聖·路易》一書中，文章內容是關於「癔症與性慾衝動之關係」方面的，而且，這篇文章「始於柏拉圖，終止於弗洛伊德」。］ [169] ［在寫完這個自傳後不久，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狀和焦慮》（1926）中又進一步討論了這一問題。他關於這一主題的一些其他論述目錄，可以在他的《「野蠻的」精神分析》（1910）一文的編者腳註中找到。］ [170] ［關於這一細節，弗洛伊德在他晚年未及完成的一篇論文片斷中進行了詳細論述。這篇文章題目是《精神分析的一些基本教訓》（1940）。］ [171] ［這一段在1924、1928和1948年各版中均用小號鉛字印刷。］ [172] ［弗洛伊德最早宣布他發現了自己的錯誤，見於他在1897年9月21日給弗利斯的一封信中。他在一篇關於性慾在神經症病源學中的作用的論文中，公開宣布自己改變看法，這篇論文見標準版，第7卷，第274頁。直到生命的最後階段，弗洛伊德才解釋說，他的患者的這些幻想，事實上最早是與其母親有關，而與其父親無關（見他的論文《論女性性慾》第三部分）。］ [173] ［1935年增注］有關幼兒性慾的資料是從對於男性的研究中得來的，從中演繹出的這一理論與男性兒童有關。很自然，人們也希望在兩性之間能夠發現一種完全相似的東西，但後來卻證明這一想法不能成立。進一步的調查和思考證明，在男女的性發展之間存在有相當重大的差異。女嬰的第一個性愛對象（同男嬰一樣）是其母。在一個女人能夠到達其正常發展的目標之前，她不僅要改變其性愛對象，而且要改變其主要的生殖器區域。從這一事實來看，異議便會產生，並且可能出現一些在男性身上不存在的抑制的可能性。［實際上，弗洛伊德在這本書出版之前便開始懷疑這種兩性性慾發展的對稱性，最明顯的是表現在《俄狄浦斯情結的消解》（1924）這篇文章中。在緊接這篇文章之後的另一篇《兩性解剖差異所帶來的心理後果》的文章中，他開始充分地發展了他的新觀點。見標準版，第19卷，這篇文章的編者注。］ [174] ［1935年增注］這一潛伏期是一種生理現象。然而，只有在如下類型的文化組織中，它才能導致性生活的完全中斷，在這些文化組織中，對幼兒性慾的壓抑，構成了這種文化組織作為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大多數原始人群中，這種現象並不出現。 [175] ［見標準版，第7卷，第191頁。］ [176] ［參見「小漢斯」的分析。］ [177] ［1935年增注］鑒於做夢的功能常常失敗，所以夢可以被恰當地概括為一種願望滿足的企圖。亞里士多德把夢看作是睡眠中的心理生活的古老定義，現在仍然適用。我把我的那本書不是稱作《夢》而是稱作《釋夢》是有原因的。 [178] ［尤金·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1857~1939）瑞士精神教學家，蘇黎世國家精神病院院長。］ [179] ［參見在大戰期間（1915）所寫的《對目前戰爭與死亡的看法》中的一段。］ [180] ［這一段在1924年、1928年和1948年版本中均用小號鉛字印刷。］ [181] ［在德文版里，這一段話為「……有這麼一些地方團體：維也納，柏林、布達佩斯、蘇黎世、倫敦、荷蘭、紐約，全美（Po Pan-America）、莫斯科和加爾各答。」作者尤其贊成英文版的這一改動。］ [182] ［參見弗洛伊德所寫的關於普特南的悼文和為他的一個文集所作的序言。］ [183] ［參見弗洛伊德（1919年）為《精神分析與戰爭神經症》一書所寫的導言。］ [184] ［事實上，在寫完這一自傳後，弗洛伊德又活躍地工作了十幾年。］ [185] ［這個問題的討論，可在標準版，第19卷中《自我與本我》的附錄二中找到。］ [186] ［有關弗洛伊德本能觀點的發展的論述，可以在標準版，第14卷中的《本能及其變化》（1915）一文的編者前言中找到。］ [187] ［這一段此處以下的全部剩餘部分，都是1935年增補的，但遺憾的是，在1948年德文版全集中刪去了。］ [188] ［如瓊斯所說，所有這些文章實際上都是在1915年寫的。同時還有其他7篇文章，這7篇文章現在已經找不到了。見標準版，第14卷，「關於心理玄學的幾篇論文」的編者導言。］ [189] ［這一段在1921年、1928年和1948年版本中用小號鉛字印刷。］ [190] ［弗希納的影響尤其見於「恆常性原則」（參見標準版，第18卷，《超越快樂原則》）以及心理圖式的概念（參見標準版，第5卷，《釋夢》）。也可參閱弗洛伊德論述詼諧的那本著作的第4章中的若干段落。］ [191] ［見弗洛伊德《再論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6）的第二篇論文的第三部分。］ [192] ［里克特是萊辛的喜劇《明娜·馮·巴爾赫姆》中一個滑稽而幸運的法國士兵。當他在牌桌上的不正當手段被指責為作弊時，他很驚奇：「什麼，小姐？你說這叫『作弊』？挽救敗局，技巧熟練，正好知道是那一張——難道德國人就把這叫做『作弊』？作弊！哈，多麼可憐的語言，多麼粗俗的德國語言！」］ [193] ［讀者可不要忘記，眼下這篇論文，本來是《醫學自傳叢書》的一個組成部分。］ [194] 指弒父和娶母。——中譯者 [195] ［1935年增補腳註］這句解釋我很想把它明確地收回。我不再相信，來自斯特拉特福的演員莎士比亞是這部作品的作者，而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是這樣認為的。自從JT路尼的那捲《莎士比亞證偽》出版以來，我幾乎相信，事實上，牛津的伯爵愛德華·德·維爾隱藏在這一筆名的後面。［1935年，英譯者收到這一補充腳註的草稿時，相當吃驚。他寫信給弗洛伊德，請他對此重新加以考慮——不是根據真理或者理論進行考慮,而是根據這一注釋很可能給一般的英國讀者所帶來的影響，尤其是考慮到這本書所提到的那個不適當的作者的名字。弗洛伊德的答覆相當寬容，從他一封信的摘譯中可看出這一點。這封信的日期是1935年8月29日，其中寫道：「……關於莎士比亞-牛津這一注釋，你的意見把我置入那種以一個機會主義者面目出現的異常情境之中。我不能理解英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愛德華·德·維爾肯定同威廉·莎士比亞一樣也是真正的英國人。但是因為這件事情與精神分析的興趣如此遙遠，也因為你對我的謹慎非常重視，所以我準備刪去這一注釋，或者不用刪去，只是加上一句話，如『因為某些特殊的原因，我已不再想強調這一觀點』，這由你來決定。另一方面，這一注釋如能在英語版本中完整保留我將非常高興。在那裡不必害怕同類的自戀防禦……」於是，在1935年英語版本中，腳註中有這麼一句話：「因為某些特殊原因，我已不再想強調這一觀點。」］ [196] ［這些提示是弗洛伊德在《釋夢》的第一版中（1900）提出來的。］ [197] ［參見《作家與白日夢》（1908）。］ [198] ［這是指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 [199] ［這一段和下面一段在1924年、1928年和1948年版本中是用小號鉛字印刷的。］ [200] ［見《自我與本我》（1923），《群體心理學和自我的分析》（1921）。］ [201] ［見標準版，第18卷，第125頁以下。］ [202] ［見弗洛伊德（1913年）給普費斯特著《精神分析方法》所撰的導言。］ [203] ［1935年增注］自從我在自傳中寫了這幾句話到現在，對兒童的精神分析，由於梅蘭尼·克萊因夫人和我的女兒安娜·弗洛伊德的著作而特別地獲得了巨大的動力。 [204] ［見弗洛伊德《非專業者的分析問題》（1926）。］ [205] ［最後這一句話是1935年增補的。］ [206] ［在德文版中，俄國被漏掉了，無疑這是很偶然的。作者同意在英文版中再把它補上。］ [207] 系標準版重點論著的符號。——中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