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及其缺憾 · 五

在這裡，我必須暫停對於精神分析內部發展過程的敘述，而轉向其外部歷史。到目前為止，我對精神分析的發現所作的描述，絕大部分與我自己精神分析工作的成果有關，但我也在自己的故事中補充了很多後來的材料，而沒有把我本人的貢獻和我的學生及追隨者的貢獻區別開來。 自從同布洛伊爾分手之後，約十多年時間裡，我一直沒有追隨者，完全是孤立的。在維也納，大家都迴避我，國外也無人注意我。1900年出版的《釋夢》，專業刊物上幾乎沒有任何評論。我曾經在《精神分析運動史》這篇論文裡，提到過與那個診所（我在這裡講過學）里的一位助手的一次談話，把它作為維也納精神病學界所持態度的一個例子。這個助手曾經寫過一本書，反對我的理論，但他從未讀過我的《釋夢》。診所里有人告訴他說，這本書根本不值一讀。就是這個人，從那時起就成了教授，他竟然拒絕承認我所提到的那次談話，企圖使人們從根本上懷疑我的記憶的準確性。我現在只能說：我仍舊堅持我當時那一陳述的每一個字。 當認識到這一理論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反對時，我的敏感程度便大大降低了。而且，我的孤立也漸漸結束。首先，維也納的一小部分學生聚集在我的周圍；接著，1906年後，傳來這麼一個消息說，蘇黎世的精神病醫生布洛伊勒（E.Bleuler）[178]、他的助手榮格（C.G.Jung）以及其他一些人，對精神分析很感興趣。於是我們開始了彼此之間的私人交往。1908年復活節，因為這門年輕的科學而走到一起來的這些朋友們在薩爾茨堡見了面，一致同意今後定期舉行類似的非正式會議，並商定出版一個刊物，由榮格負責編輯，刊名為《精神病理學和精神分析研究年鑑》。該刊物在布洛伊勒和我的指導下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停辦。同時，瑞士的精神病醫生也加入了這一運動，整個德國也開始對精神分析發生興趣。精神分析成為大量評論文章和科學會議上的熱烈討論的主題。但它在任何地方也沒有得到過友好的歡迎，甚至連持有仁慈的中立態度的人也沒有。在對精神分析進行了最短暫接觸之後，德國的科學界開始團結起來反對它。 甚至直到今天，關於精神分析是否將會對精神病學、心理學及一般而言的精神科學具有如何重大的價值，我當然也還不可能預言後世的最終評價。但是我相信，當人們撰寫我們所經歷的這一段歷史的時候，德國科學界將沒有理由因為它的那些代表人物而感到驕傲。我並不是因為他們反對過精神分析這一事實、或者他們反對精神分析時所採取的那種武斷的方式而耿耿於懷。這兩件事情很容易理解，它們只不過是預料之中的事。不管怎麼說，他們並沒有給精神分析的反對者們的名聲帶來什麼疑點。但是，就其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傲慢的程度來說，就其無道德心的不顧邏輯性來說，就其攻擊的粗魯和無禮來說，絕無原諒可言。也許有人說，在已經過去了十五年之後的今天，我這樣隨意地發泄自己的感情太幼稚可笑。如果不是因為有幾句話要補充，我也不會這樣生氣。幾年之後，在世界大戰期間，當敵人群起譴責德國民族的野蠻時——這種譴責概括了我上面談到的全部內容——想到自已的經歷不允許我對這些譴責進行反駁，我的感情還是受到了極大的傷害。[179] 一個反對者[180]誇耀說，當他一與患者談論任何與性有關的事情時，便使患者馬上沉默不語，而且，他顯然還認為，這一技術使他有權利評價性慾在神經症病源學中的作用。除了情緒抵抗外——情緒抵抗可以如此容易地由精神分析理論進行說明，以致於它們不可能引起人們的任何誤解——在我看來，妨礙取得一致認識的重要原因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反對者們把精神分析看作我的推理想像的產物，而不願意相信那種促使這一理論得以形成的長期、耐心和沒有偏見的工作。由於他們認為，精神分析與觀察或經驗無關，所以他們相信，他們自己完全有理由不需要通過經驗而對它加以否定。而其他那些不太相信這一理論的人，在他們所進行的抵制中也重複了那個傳統的伎倆：不用顯微鏡觀察，以免看到他們以前所否定過的東西。當被迫對某一新的主題形成自己的判斷時，大部分人的舉動竟然如此荒謬，這實在令人吃驚。多年來，一些「仁慈的」批評家一直在勸告我，甚至今天還能聽到這樣的勸告，精神分析如果不是從那兒開始毫無理由地進行誇大和泛化的話，它肯定已經發展到這樣或那樣的一個階段了。我知道，儘管最難不過的就是確定這一階段究竟在哪兒，但是這說明，這些批評家就在幾周或幾天之前還對整個這一主題完全無知。 官方對於精神分析的強烈譴責的結果，是使得精神分析家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在1910年於紐倫堡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根據弗倫茨的建議，分析家們成立了一個「國際精神分析協會」，這個協會分成一些地方分會，但是共同接受一個主席的領導。協會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今天仍然存在。現在共有這麼一些分會：奧地利、德國、匈牙利、瑞士、英國、荷蘭、俄國和印度，美國有兩個。[181]我安排讓榮格擔任第一任協會主席，但這一決定後來證明是最錯誤的一著。同時，第二個精神分析刊物創刊，刊名為《精神分析中央學報》（Central Journal for Psycho-Analysis），由阿德勒（Adler）和斯泰克爾（Stekel）編輯。不久又創辦了第三個刊物《意象》（Imago），由兩位非醫學界的精神分析學家薩克斯（H.Sachs）和蘭克（O.Rank）編輯，其目的在於把精神分析應用到心理科學中去。不久之後，布洛伊勒發表了一篇捍衛精神分析的論文。儘管這篇文章曾以忠誠和明確的邏輯參加了那場辯論而使人感到安慰，但我對這篇文章還是不十分滿意。在以公正的面目出現之後，他非常急切地起來鬥爭，而我們的科學把「矛盾情緒」（亦譯「矛盾心態」，ambivalence）這一有價值的概念歸功於他也並非偶然。在後來的一些論文中，布洛伊勒對精神分析的理論結構採取了如此一種批評態度，反對或懷疑精神分析的那些最基本的部分，以致我不得不吃驚地問自己：精神分析中到底還剩下多少東西是他所贊同的然而，他後來不僅強烈地為擁護「深蘊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而辯護，而且他對精神分裂症的全面研究正是以此為根據的。儘管如此，布洛伊勒在國際精神分析協會中的會員資格還是沒有能夠長期保留下去。因為同榮格發生了一些誤會，他辭職而去，精神分析從此與蘇黎世國家精神病院失去了聯繫。 官方的反對並沒有能夠阻止精神分析在德國或其他國家的傳播。我在其他地方曾經追溯過它的發展階段，提到它的早期代表人物。1909年，霍爾（G.Stanley Hall）邀請榮格和我去美國馬薩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學，進行一周時間的講學（用德語），時值該校成立二十周年校慶。霍爾是那裡的校長。他作為一個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而公正地受到大家的尊敬。幾年前他便把精神分析引入那所大學的課程之中。他有一點兒「競選人後台老板」的風度，樂於做那種樹立起一些權威、然後再將他們罷免的事情。我們還在那裡見到了哈佛大學的神經病學家詹姆斯·普特南（James J.Putnam）。他不顧年高，熱心地支持精神分析，把他當時普遍受到人們尊敬的全部的人格力量，投入到保護精神分析的文化價值及其目的的純潔性之中。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由於反對強迫性神經症的先天素質說，所以，他是個受倫理偏見支配的人。在他身上唯一使人感到不安的事情是，他傾向於把精神分析與某種特殊的哲學體系聯繫起來，並使之成為替道德目的服務的工具。[182]這一次美國之行給我留下永久印象的另一個事件，是與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會見。我永遠忘不了當我們一起散步時發生的一幕小插曲：他突然停下來，把他攜帶的一個小包交給我，讓我在前面先走，說他心絞痛又發作了，等這陣子發作一過去，他馬上就會趕上來。一年以後，他死於那種病。我常常想，我如果面對死亡來臨之際也能夠象他那樣毫無懼色，那該多好啊。 當時我年僅53歲，我覺得自己年輕而健康。對那個新世界的短期訪問在各個方面激發了我的自尊心。在歐洲，我感到大家好像都看不起我；但在那裡，我發現那些最優秀的人物對我是平等相待的。當我走上伍斯特市的講台發表《精神分析五講》時，我好像實現了一些難以置信的白日夢：精神分析不再是一種妄想的產物，它已成為現實的一個寶貴的部分。自從我們訪問之後，精神分析在美國一直未曾失去市場，尤其在一般群眾中間特別流行，並且一些官方的精神病醫生承認它是醫學訓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遺憾的是，它由於被淡化而大受損害。更有甚者，許多與它無關的濫用也打著它的旗號作幌子，並且在理論上或技術上都幾乎沒有任何徹底的訓練機會。在美國，它還同行為主義發生了衝突。行為主義是一種幼稚至極的理論，竟然誇口說，它認為全部心理學問題根本不值一談。 在歐洲，1911年至1913年期間，精神分析中發生了兩起分裂主義運動，領導者是以前在這門年輕的科學中起相當重要作用的阿德勒和榮格。這兩起運動似乎威脅相當大，並且很快就得到大批人的響應。但是他們的力量並不在於他們自已的理論內容，而在於他們所提出的這樣一種誘惑：他們要去掉精神分析的那些被認為是討厭的研究成果，即使當時人們已不再反對精神分析的實際材料。榮格企圖給那些分析事實作出一種抽象的、非個人的和非歷史特徵的新解釋，試圖以此來避開認識幼兒性慾和俄狄浦斯情結的重要意義以及認識對兒童的任何分析的必要性。阿德勒好像背離精神分析更遠，他完全否定性慾的重要性，把性格和神經症的形成單單追溯到人的權力欲望和對於身體缺陷的自卑感的補償需要上去，而把所有精神分析的心理學發現置於不顧。但是，他所反對的東西，卻在其他名稱的掩蓋下，又強行闖入他那個封閉體系之中。他的「男性抗議」（masculine protest）只不過是被不合理地賦予性別特徵後所引起的壓抑罷了。這兩個叛逆者所受到的批評是比較輕微的，我只是堅持阿德勒和榮格應停止把他們的理論稱作「精神分析」。事隔十年之後，現在可以斷言，這兩次反對精神分析的企圖已經煙消雲散，沒有造成任何危害。 如果一個共同體的基礎在於對一些基本觀點的一致看法，那麼很明顯，那些拋棄這一共同基礎的人，就不應繼續屬於這個團體。然而，我從前的學生的退出，常常被人們提出，作為我心胸狹窄的一個標誌來指責我，或者被人們看作籠罩在我頭上的某種特殊命運的證據。對這種指責，我只需指出下面這一事實便足以作為我的答覆：與那些離我而去的榮格、阿德勒、斯泰克爾以及其他一些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有一大批人如阿伯拉罕（Abraham）、艾丁根（Eitingon）、弗倫茨、蘭克（Rank）、瓊斯（Jones）、布里爾（Brill）、薩克斯（Sachs）、普費斯特（Pfister）、馮·艾姆登（Van Emden）、賴克（Reik）和其他一些人，他們忠誠地與我合作，與我一起工作達十五年之久，絕大多數與我的友誼從未中斷過。我剛才提到的只是那些最早跟隨我的學生，他們已經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精神分析的文獻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如果我在這裡漏掉了其他人，這並不是說我認為他們不重要，實際上在那些年輕的、新近加入精神分析協會的成員中，肯定會發現一批極有希望的天才。然而我認為我可以為自己辯解幾句：一個心胸狹窄、在一種相信自己一貫正確的自負心理支配下的人，絕不可能同這樣一大批智力卓絕的人保持如此牢固的關係，尤其如果他是一個象我這樣幾乎沒有一點實際吸引力的人的話。 世界大戰摧毀了那麼多其他組織，然而對我們這一「國際組織」毫無損傷。戰後的第一次會議於1920年在中立地帶海牙舉行。當看到荷蘭人民如此熱情地歡迎來自中歐國家的那些饑寒交迫的病人的情景時，我深受感動。我相信，在一個被破壞了的世界裡，英國人和德國人坐在同一張桌子上，就科學問題進行友好的討論，恐怕還是第一次。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西歐其他國家，戰爭實際上激發了大家對於精神分析的興趣。對於戰爭神經症的觀察，終於使醫學界認識到了精神失調的心理發生之重要性。我們的一些心理學概念，諸如「因病獲益」（gain from illness）和「遁入疾病」（flight into illness），很快風行一時。德國失敗前的最後一次會議於1918年在布達佩斯舉行，中歐列強各協約國政府的官方代表都參加了會議，他們都同意成立一個治療戰爭神經症的精神分析中心。但是這一決定根本沒有實現。同樣，我們的領導成員之一，安東·馮·弗洛英德（Anton von Freund）博士所制定的在布達佩斯成立一個精神分析研究和治療中心的綜合計劃，也由於不久之後所發生的那些政治動亂以及不可替代的發起人的過早去世而夭折。後來，他們的一些願望由馬克斯·艾丁根付諸實現。他於1920年在柏林成立了一個精神分析診所。布爾什維克統治匈牙利的那一短暫時期內，弗倫茨仍然能夠作為精神分析的正宗代表，繼續在布達佩斯大學成功地完成課程講授任務。戰爭結束後，我們的反對派高興地宣布：事變產生了一個否定那些精神分析命題的結論性論點。他們說，戰爭神經症證明，性慾因素對精神失調的病源學來說是不必要的。但是他們的高興輕浮而幼稚。因為一方面，沒有人能夠對一例戰爭神經症進行一次徹底的分析，所以事實上關於其發病動因根本不可能作出什麼斷定，也不可能從這些未斷定事實中得出什麼結論；而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很早以前就得出了自戀（narcissism）和自戀性神經症（narcissistic neurosis）的概念，在這種病症中，患者的力比多附著於他自己的自我（ego）之上，而不是附著於某個對象。[183]因此，儘管在其他場合下，人們用毫無理由地擴展了性慾概念這一罪名來控告精神分析，然而一旦為了在論戰中取勝，這一罪狀就被他們忘記了，我們又一次被迫回到這個詞的那一最狹隘意義上去。 如果將最初的宣洩階段擱置一邊，那麼在我看來，精神分析的歷史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我孤軍奮戰，不得不獨自進行所有一切工作的階段，約從1895至1896年到1906年或1907年之間。第二階段，則從上階段末直到今天，我的學生和合作者的貢獻變得越來越重要的階段，以致今天，如果有一種嚴重的疾病向我警告我的末日將臨時，我能夠非常平靜地想像自己的工作終止的那一時刻。[184]而正因為這個原因，我不可能在這一自傳中對精神分析第二階段的進展象對它的第一個逐漸上升階段的論述那樣充分展開，第一階段只是涉及了我自己的單獨活動。我覺得在這裡，我只能有理由提到那些我仍舊從中起主導作用的新發現，就是說，尤其是那些在自戀領域內、在本能理論中、在應用精神分析於精神病等方面的新發現。 我首先必須補充這一點：日益增長的經驗越來越清楚地表明，俄狄浦斯情結是神經症的癥結所在。它馬上就成為幼兒性生活的高潮及其後來的所有發展發生的會合點。但如果是這樣的話，精神分析就不可能再發現一種在神經症病源學中起特定作用的因素。實際情況肯定是這樣的——正如榮格早期對這個問題的正確表述一樣，那時他還是一位精神分析學家：神經症沒有什麼僅僅屬予自己獨有的特殊內容，神經症患者只不過是在那些被正常人成功克服的同樣障礙面前崩潰而已。這一發現決不會使人感到失望，它與另一發現完全一致，即：精神分析所揭示出來的深蘊心理學，實際上就是正常人的心理學。我們的途徑同化學途徑很相似：物質間的重大性質差異，可以被歸結到同類元素髮生化合時的數量比例上的變化。 在俄狄浦斯情結中，我們可以看到，力比多依附的是父母的意象。但是在此之前還有一個階段，其中並沒有出現父母意像這樣的對象。從這一事實中便可以得出一種狀態的概念（這一概念在力比多理論中十分重要），在這一狀態中，患者的力比多充滿了他自己的自我之中，並以之作為對象。這一狀態可被稱為「自戀」（narcissism）或自愛（self-love）。稍經考慮，我馬上便認識到：這一狀態從未完全停止過。在患者的整個一生中，他的自我（ego）一直是他的力比多的巨大儲藏處，對象貫注（亦譯「客體貫注」，object-cathexes）便從這裡出發，而力比多則能夠再一次從那些對象中流回這裡。[185]因此，自戀力比多（narcissistic libido）就不斷地被轉變為對象力比多（object-libido），反之亦然。這種轉換所能達到的程度可以由一個處於愛戀狀態中的人提供最絕妙的說明，這種愛戀的態度不管是性慾的，還是升華的，它竟然能夠達到犧牲自己的程度。鑒於迄今為止，在考慮壓抑過程時，人們只是注意什麼東西被壓抑了，所以這些思想也有可能促成一種對於壓抑力量的正確判斷。以前，人們認為，壓抑是由作用於自我（自我本能，ego instincts）之中的自我保存本能（the instincts of self-preservation）所推動的，然後再使它對力比多本能發生影響。但是，由於自我保存本能現在被人們認識到也具有力比多的性質，是一種自戀力比多，所以壓抑過程就被看作是發生於力比多自身之內的一個過程。自戀力比多與對象力比多相互對立，而自我保存的意義就是抵禦對象戀的要求，也就是抵禦狹義的性慾的要求。 在心理學中，最緊迫的需要莫過於建立一種穩固的本能理論，然後才可能據此進一步向前發展。[186]但是這種理論現在一無所存，精神分析只好被迫為建成這麼一種理論做些嘗試性努力。它一開始便把自我本能（自我保存、飢餓的本能）和力比多本能（愛）進行了比較，但後來又用一種自戀和對象力比多之間的新比較替換了這種比較。很清楚，這種比較並非這一主題的最後定論。從生物學角度來考慮，這種只存在有一種單一等級的本能的假設，似乎不可能使人一直感到滿意。 在後來的一些著作（《超越快樂原則》、《群體心理學和自我的分析》、《自我和本我》）中，我對自已壓抑了這麼長時間的那種推理的愛好進行了充分的發揮，並且也考慮了一種解決本能問題的新方法。我在生的本能（Eros）概念之下把自我保存和物種保存諸本能結合起來，然後把它和一種默默活動的死的本能或者毀滅本能（instinct of death or destruction）相比較。本能一般被看作生物的適應性，看作一種恢復某一曾經存在過、但被某些外部障礙所中止的情境的衝動。本能的這種本質上的保存特徵，可由強迫重複現象（compulsion to repeat）加以說明。生命呈現給我們的這幅圖景，是由於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共同存在而又相互對立的活動的結果。 這種結構是否能被證明具有實用價值，那還將有待於時間的考驗。儘管它起因於一種要把某些最重要的精神分析理論思想確定下來的願望，但它已遠遠超出了精神分析的範圍。我不止一次地聽到有人輕蔑地說，這種結構根本不可能被當作一門真正的科學來看待，因為它的大多數一般概念同精神分析中的力比多概念、本能概念一樣缺乏精確性。但這種指責是建立在一種對事實完全曲解的基礎之上的。清楚的基本概念和明確的定義，只有對這樣的一些精神科學來說才是可能的，即這些精神科學試圖拿某一領域的事實去適應某一邏輯體系的框架。在自然科學——心理學是其中之一門——之中，這種明確的一般概念是不必要的，的確也是不可能的。動物學和植物學並不是從某一動物和植物的正確而又充分的定義開始發展起來的。直到今天，生物學還是不能賦予生命這一概念以某種確定的意義。實際上，物理學本身要是一直等到對物質、力、萬有引力等概念的解釋達到了令人滿意的清晰而精確的程度的話，那它絕對不可能取得任何進展。任何一門科學，其基本思想或大多數一般概念起初總是難以確定的，最初只能通過它們起源的現象領域進行解釋。只有通過對觀察材料的不斷分析，才能弄清它們的真相，得出有意義而一致的內涵。[187]我總感到，人們拒絕把精神分析同任何其他科學一樣平等看待，這一點實在太不公平。這種拒絕從人們所提出的那些最頑固的反對意見中可以看出，精神分析學常常被人們指責為不完善、不充分，儘管很清楚，一門建立在觀察基礎之上的科學除了一點一點地研究它的發現，一步一步地解決其問題以外別無選擇。而且，當我努力獲得被人們長期以來拒絕承認的有關性功能的那種認識時，人們便誣衊精神分析理論是「泛性論」。當我強調那一迄今為止一直被人們忽視的青年早期偶然印象的作用時，便有人對我說精神分析學否認體質和遺傳因素——這正是我做夢也不敢想做的事情。總之，無論以多大代價，不管用何種方法，總是有矛盾的。 在我工作的早期，我已經試圖根據精神分析的觀察得出某些更加概括的觀點。在《關於心理活動的兩個原則的系統論述》（1911）這篇短文中，我注意到了心理生活中的「快樂—非快樂原則」（pleasure-unpleasure principle）的支配作用（當然這方面我並非首創）、以及所謂「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對這一原則的替代。後來我又試圖創立一種「心理玄學」（亦譯「元心理學」，metapsychology）。我想藉此提出一種研究方法，根據這種方法，每一心理過程都可以被認為同三個並列因素有關，我把這三個因素分別描述為動力（dynamic）、圖式（亦譯「形態」，topographical）和經濟（economic）。在我看來，這代表了心理學所能夠達到的最後目標。這仍然只不過是一個未完成的設想。在寫了幾篇論文如《本能及其變化》（1915）、《壓抑》（1915）、《潛意識》（1915）、《悲傷和憂鬱症》（1917）等之後，我中止了這一計劃的執行。這樣做也許是明智的，因為做這種理論判斷還為時尚早。[188]在我最近的一些理論著作中，我著手根據有關病理學事實的分析觀點，對心理結構（mental apparatus）進行了分析，將它分為「自我」（ego）、「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超我是俄狄浦斯情結的繼承者，它代表人類道德標準。 但願我[189]沒有給大家造成這種印象：我在自己工作的這一最後階段，放棄了對病人的觀察而沉溺於理論工作。相反，我仍然一直同分析材料保持著最緊密的聯繫，從未停止過對具有臨床上或技術上的重要意義的細節進行研究。甚至在停止觀察時，我也謹慎地避免同狹義的哲學有任何牽連。這種迴避由於我自身條件也不允許去接觸哲學。我一直樂於接受費希納（G.T.Fechner）的思想，在許多重要觀點上信奉這位思想家。[190]精神分析與叔本華哲學思想有很大程度的偶合——他不僅宣稱情緒的支配作用和性慾的極端重要性，甚至也意識到了壓抑機制——不應該歸結為是由於我熟悉他的學說。讀叔本華的著作在我一生中已經是很晚的事情了。另一位哲學家尼采（F.Nietzsche），他的一些猜測和直覺，常常驚人地與精神分析的艱苦研究的成果相符合。正因為那一原因，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避免接觸他的著作。只要心緒不受干擾，我並不很關心優先權的問題。 神經症是精神分析的最早主題，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唯一的主題。沒有一個精神分析醫生能夠懷疑：把那些神經症從精神病學中區別出來，而將其歸於器質性神經疾病中的醫療實踐是錯誤的。神經症理論屬於精神病學，它是精神病學的必不可少的導言。然而表面看來，對於精神病進行分析研究，由於缺乏治療結果而很難行得通。精神病人通常沒有形成正移情（positive transference）的能力，以致於精神分析技術的主要手段對他們不適用。然而，還有一些研究方法有待於發現。移情並非常常完全不出現，但它只能被應用到一定程度。精神分析對於周期性抑鬱症（cyclical depressions）、輕型偏執變態（light paranoic modifications）和局部精神分裂症（partial schizophrenias）已經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在許多病例中，在診斷是否是精神神經症或早發性痴呆的時候，要猶豫相當長一段時間，這樣做最起碼對科學是有益的。因為由這種病例所產生的一些治療企圖，在被迫中斷之前已經導致了一些有價值的發現。但是在這方面的主要考慮是：在神經症中，那麼多需要費力地從那一深層引出來的東西，卻在表面上從精神病中發現了，人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能證明精神分析的許多論斷的最好的患者，都是由精神病診所提供的。這樣一來，用不了多久，一定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精神分析將找到通向精神病觀察目標的途徑。我在很早的時候（1896）便能夠證實，類偏狂型痴呆（paranoid dementia）患者同神經症患者具有同樣的病源學因素及同樣的情緒情結。[191]榮格（1907）曾經對痴呆患者的一些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定型進行了解釋，他把這些定型與患者的生活史聯繫了起來。布洛伊勒（1906）證明了，在各種各樣的精神病機制中，存在著相似於精神分析在神經症中所發現的那種東西。從那時起，精神分析醫生們從未放鬆過努力，以期對精神病有所了解。尤其是自從有可能用自戀概念進行工作以來，他們時而在這裡，時而在那裡，設法透過那一屏障而有所發現。無疑，絕大部分發現由阿伯拉罕在他對抑鬱症的解釋中獲得。確實，在這一領域內，我們的全部知識還沒有被轉換為一種治療的力量，但是這種純理論性的收穫不應被輕視。我們願意等待它的實際應用的到來。從長遠來看，甚至精神病醫生也難以抵制他們自己的臨床材料的說服力量。現在，德國的精神病學正在經歷一種精神分析學觀點的「和平滲透」，儘管他們繼續宣稱：他們絕不會成為精神分析醫生，他們不屬於這種「正統的」學派，或不能同意這種理論的一些誇張，尤其是他們不相信性慾因素的支配作用。然而，大多數年輕的工作者還是接過了精神分析理論中這樣或那樣的觀點，並以他們自己的風格將其應用到材料中去。所有跡象都表明，大家正在朝著越來越近似的同一方向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