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及其缺憾 · 一

這套《自傳》叢書的一些撰稿人，從一開始起，便對他們所接受的這個任務的異常困難表示憂慮。我想，對於我來說，這些困難甚至還要更大些，因為我已經不止一次地發表過與這本書意思相同的文章。並且，那些文章，決定於它們所要討論的主題的性質，都更多地論述了一些個人的看法，而不同於一般的或按要求寫的同類文章。 我最早對精神分析的主題和發展的敘述，是我於l909年在馬薩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學所作的五次講演。[133]在那裡，我應邀參加了該校建立二十周年慶典。就在前不久，我應約為美國一部集體編寫的主要論述本世紀初重大事件的著作,寫了一篇與此文類似的文章。[134]因為編者專門分給我特定的一章，這說明他們對於精神分析的重要性已有所認識。在這兩件事情之間，我還發表了一篇題為《精神分析運動史》的文章。實際上，這篇文章包括了我目前為這套《自傳》叢書所要論述的內容的精華。鑒於既不想和我以前的論述相矛盾，也不想完全重複以前的論述，所以我必須努力構思，為當前這套《自傳》叢書寫出這樣一篇記敘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主觀見解和客觀態度、傳記色彩和歷史影響能以一種新的相對合理的篇幅融匯於其中。[135] 我於1856年5月6日出生於摩拉維亞的弗萊堡，也就是今天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個小鎮。我父母都是猶太人，我自己至今仍然是個猶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父親的家族曾經在萊茵河畔（科隆附近）長期定居。由於14世紀或15世紀期間對猶太人的迫害，他們向東逃難。19世紀期間，他們又從立陶宛經加里西亞移居德屬奧地利。我4歲時，來到維也納，在這裡接受了我的全部教育。上大學預科（即「文理中學」，或譯「完全中學」，Gymnasium）時[136]，我的學習成績連續七年在全班名列前茅。我也因此享有特別的待遇，幾乎從不用參加班裡的考試。儘管我們生活在很受限制的環境中，父親還是堅持認為我應該完全根據自己的愛好來選擇職業。不管是那時，還是在後來我都未曾對醫生這一職業有過什麼特殊的偏好。[137]確切地說，我是被一種好奇心所驅使，而這種好奇心更多的是對於人類的關心，而不是對於其他自然事物的關心。我也沒有認識到觀察作為滿足這種好奇心的最好方法之一的重要意義。我很久以後才認識到，我對聖經故事的全神貫注的閱讀（幾乎從我一學會閱讀技巧開始），對我的興趣定向產生了持久的影響。[138]有一位年齡比我大一點的高年級同學，他想長大後做個著名的政治家，我和他友情甚篤。在他的有力影響下，我產生了一種願望：要像他一樣研習法律，將來從事社會活動。同時，當時最熱門的話題——達爾文理論，也強烈地吸引著我，因為這一理論有助於我們在對世界的了解上取得巨大進展。只是在畢業前夕，聽了卡爾·布魯爾（Carl Brühl）教授在一次很受歡迎的講演中朗誦了歌德論大自然的優美散文之後[139]，我才決定要做一名醫學院的學生。 1873年，當我第一次踏入大學的校門時，我體驗到一些明顯的失望。首先，我發現別人指望我該自認為低人一等，是個外人，因為我是猶太人。我絕對不承認我是劣等人，我一直搞不懂為什麼我一定要為我的血統，或者如人們那時開始說的「種族」，而感到恥辱。我容忍了對我的排斥，並不感到非常懊惱。因為在我看來，儘管受孤立，但一個積極同大家一起工作的人是能夠從這個人類的組織中找到某種慰藉或安身之地的。然而，大學裡的這些最初印象產生了一個後來證明很重要的結果，即我在年輕時便不得不熟悉了這種處於對立面和在「緊密團結的大多數人」[140]的禁令之下的命運。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後來判斷的獨立性打下了基礎。 此外，在大學頭幾年，我不得不認清，我的才能的特徵及其局限性，使我不可能在我於青年時期就急切地投身於其中的許多科學領域中取得全部成功。這樣，我懂得了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的告誡之真諦：「對科學的廣泛涉獵是徒勞無功的，每個人只能學到他所能學的東西。」[141] 最後，在厄恩斯特·布呂克（Ernst Brücke）[142]的生理研究室里，我才找到了歸宿和充分的滿足。同時，我還在這裡找到了我應該尊敬並奉為楷模的人，他們是：偉大的布呂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納（Sigmund Exner）[143]和厄恩斯特·弗萊施爾·馮·馬克索（Ernst Fleischl von Marxow）。[144]馬克索是一個傑出的人，我榮幸地和他建立了個人友誼。[146]布呂克給了我一個神經系統組織學中的問題讓我解決。我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很滿意。我還獨立地使這項工作有所進展。從1876年到1882年，我一直在這個研究室里工作，只有短暫的幾次間斷。人們一般認為，我是被選拔出來補充下一個有可能空缺的助手職位的。[145]醫學本身的各個分支，除精神病學（psychiatry）外，我都一概不感興趣。我明顯地放鬆了對醫學課程的學習，因此直到1881年，我才獲得了那姍姍來遲的醫學博士學位。 1882年是我的一個轉折點，我的老師布呂克——我對他充滿最崇高的敬意——考慮到我窘困的經濟狀況，極力勸我放棄理論研究工作，從而糾正了我父親高尚而毫無遠見的想法。我聽從了他的勸告，離開生理研究所進入維也納綜合醫院[147]做了一名臨床助理醫生。不久我就被提升為住院內科醫生，並在醫院的各個科室里工作。我還在梅納特（Meynert）[148]手下工作了六個多月。在我上大學時，他的工作和人格就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不管怎麼說，在一定意義上，我對我最初從事的工作仍然忠心耿耿。布呂克曾建議我做的課題是研究一種最低等魚類八目鰻的脊髓神經節細胞，現在，我把此項工作擴展到人類中樞神經系統。就在這時，弗萊奇（Flechsig）發現了髓鞘形成的非同時性。這一發現使神經通路的複雜過程得以清楚地闡明。我一開始便選擇延腦作為研究課題，而且是唯一的課題，這一事實是我的發展連續性的另一標誌。我後來的工作同我早年在大學學習期間漫不經心地廣泛涉獵各門功課的特徵形成了完全明顯的對照：我形成一種把全部身心都集中在一個課題或問題上的傾向。這種傾向一直保持了下來，而且也是這個傾嚮導致了別人指責我的所謂的片面性。 於是，我又像以前在生理研究室那樣，成為大腦解剖實驗室的一名活躍的工作者。我的一些關於延腦中的神經通路的方向和神經核起源的短篇論文，就是我在維也納綜合醫院的這幾年裡寫的。我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埃丁格爾（Edinger）[149]的注意。一天，梅納特——甚至當我實際上已經不在他手下工作時，他仍然給我進入實驗室工作的機會——向我建議，我應該明確致力於大腦解剖的研究，並且允諾要把講授工作交給我，因為他感到自己年齡大了，對於一些較新的方法已力不從心。但是我謝絕了他的這個提議，因為我覺得這個任務實在過於重大；或許也可能是當時我心存這樣的疑慮，即像他這樣的大人物，憑什麼待我如此好呢。 從身體的角度考慮，大腦解剖無疑就是生理學。再加上顧及經濟收入，我便開始研究神經方面的疾病。那時，在維也納醫學界幾乎沒有這方面的專家，可供這方面研究的材料分散在這所醫院的一些不同科室里，也沒有學習這門學科的理想機會。無奈，我只好自學。甚至剛剛因其關於大腦功能定位的著述而得到任命的諾斯納格（Nothnagel）[150]，也沒有把神經病理學（neuropathology）與其他更細緻的醫學分支區分開來。然而，在遙遠的巴黎，沙可（Charcot）[151]這個偉大的名字正在閃閃發光。於是我打算，先獲得維也納大學神經病理學講師的任命，然後去巴黎繼續我的研究。 後來的幾年中，在繼續擔任住院內科醫生期間，我還發表了一些關於神經系統器質性病變的臨床觀察報告。於是，我逐漸熟悉了這一領域。我能夠準確地指出延腦中的損害部位，以致病理解剖學家對我的診斷都無可補充。我是維也納第一個為了驗證對急性多發性神經炎的診斷，而把死者送去進行病理解剖的人。 我的診斷以及後來屍體解剖對診斷的證實，使許多美國醫生慕名前來拜訪。我操著半生不熟的英語對我科室里的病人講授。當時我對神經症所知甚少。有一次我向他們介紹一種因長期頭痛而患的神經症，把這種病說成是慢性局部性腦膜炎。結果他們當然地群起反對，離席而去。於是，我的不成熟的教學就此結束了。這裡我想補充兩句為自己辯解一下，這件事情是發生在這樣的年代，其實，在維也納，那些比我更有名氣的權威們還常常把神經衰弱診斷為大腦腫瘤呢！ 1885年春，根據我就組織學方面和臨床方面的論文，我被認命為神經病理學講師。不久，由於布呂克的一份熱情的推薦書，我得到一筆數目不小的出國獎學金。[152]同年秋天，我到了巴黎。 於是，我成了薩爾伯特里爾醫院的一名學生。但是，在這些眾多的外國來訪者中間，開始我最不受人注意。一天，我聽到沙可說，因為戰爭，他的講稿一直未能譯成德文，他對此表示遺憾。接著他又說，如果有人願意把他新近的講稿譯成德文，他將會非常高興。我於是寫信給他，表示願意承擔。我還記得信中的一句話，大意是我的病只是「運動性失語症」，而不是「感覺性失語症」[153]。沙可接受了我的自薦。於是我得以與他結識。從那時起，我便充分地參與了他在薩爾伯特里爾醫院裡的那個診所內的一切活動。 就在我寫這個傳記的過程中，我正好收到一些來自法國的論文和報紙文章。這些文章證明，他們強烈地反對精神分析，在談及我和法國學派的關係時又常常作出極不準確的論斷。例如，文章中說，我利用去法國的機會熟悉了皮埃爾·讓內（Pierre Janet）的理論，然後將其攫為己有。為此，我想明確地表明，在我訪問薩爾伯特里爾醫院的整個期間，讓內的名氣根本不像今天這樣大。 在我跟沙可一起工作的日子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於癔症（hysteria）的最新研究，我親眼見到其中一些研究的完成。例如，他證明了癔症現象的真實性和規律性（「進來，這裡也有眾神」[154]），證明了男性癔症的經常發生，證明了催眠暗示可產生癔症的麻痹和痙攣，並且這種人為的結果直到最小的細節上都顯示出與自發性發作具有相同的特徵，而且發作時還常常伴有外部創傷。沙可的許多演示，一開始便引起我和其他訪問者的驚訝和懷疑，這時我們便竭力用當時的某一種理論進行辯解。他總是既和善又耐心地處理這些疑問，同時也非常果斷。正是在這樣的一次討論中（在談到理論時）他說：「理論並不妨害存在。」[155]這句話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毫無疑問，沙可那時教導我們的所有東西並非到今天仍然全都適用。有一些已經開始表現為可疑的，還有一些則明顯地沒有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但是，餘下的足夠多了。他在科學寶庫中發現了—塊永恆的領域。離開巴黎之前，我同這位偉大的人討論了一個對癔症性麻痹和器質性麻痹作比較研究的計劃。我想證實這樣一個論點：癔症麻痹和身體各個部分的感覺障礙，應根據關於它們之間的界限的通行看法來區分，而不應根據解剖事實來區分。他同意這種觀點，但是很容易看出，他實際上對於更進一步地深入研究這種神經症心理學[156]並無特別的興趣。畢竟，他的工作正是從病理解剖開始的。 回維也納之前，我在柏林逗留了幾周時間，以便了解一些有關兒童常見疾病方面的知識。卡索維茨（Kassowitz）[158]——他是維也納一所治療兒童疾病的公立醫院的最權威人士——曾允諾要讓我負責一個兒童神經病科的工作。我在柏林受到了巴金斯基（Baginsky）[157]的幫助和友好接待。在後來幾年當中，我根據在卡索維茨醫院的工作實踐，發表了幾篇篇幅相當長的關於兒童單側和雙側大腦麻痹方面的專題論文。由於這一原因，後來（1897年）諾斯納格讓我在他的巨著《普通及特殊病症治療手冊》中負責這一專題的撰寫工作。 1886年秋天，我以內科醫生的身份在維也納定居，並和在一個遙遠的城市裡一直等我四年多的一位姑娘結婚。這裡我想稍稍回過頭來解釋一下，我之所以在青年時代沒有成名，正是因為我那時的未婚妻的緣故。[159]1884年，由於一種深厚的業餘愛好，我從馬克化學公司找到一些當時尚未弄清的古柯鹼（cocaine），並開始研究其生理作用。就在這項工作進行到一半的時候，突然有了一個可前去探望未婚妻的機會。當時我們已分別兩年之久。我匆忙結束了對古柯鹼的研究，並滿足於我的這個課題上已完成的專題論文。我在論文中還預測，古柯鹼的進一步用途不久就會被發現。然而我還是告訴了我的朋友、眼科專家克尼斯坦（Konigstein）[160]，提示他應該研究一下古柯鹼的麻醉性在眼科手術中應用的可能性。我探親結束返回時發現，不是他，而是我的另一個朋友卡爾·科勒（Carl Koller，現在紐約）——我也曾和他談過古柯鹼的問題——在動物眼睛上做了決定性的實驗，並且在海德堡眼科學學會上做了演示。科勒因此當然地被認為是古柯鹼局部麻醉的發現者。如今古柯鹼在外科小手術中的作用已相當重要了。但是，我並不因為這一研究的中斷[161]而埋怨我的未婚妻。 現在再回到1886年。那時我以神經病專家的身份在維也納定居。這時我接受了一個任務：向醫學學會報告我跟沙可學習的情況及所見所聞。但是我的報告受到了冷遇。那些權威人士，如學會主席（內科醫生班伯格［Bamberger］）等人，宣稱我所報告的情況令人難以置信。梅納特要求我在維也納找一些與我所講述的情況相似的病例，並將其提交給醫學學會。我於是努力找尋這樣的病人。但是，那些年長的醫生們拒絕我觀察和研究在他們科室找到的這樣的病人。其中一位年長的外科醫生竟然驚奇地大叫道：「天哪，我親愛的先生，你怎麼能說出這樣荒唐的話？癔症是子宮的意思，男人怎麼會得這種病呢？」我只得徒勞地辯駁說：我並非一定要大家贊同我的診斷，而是希望能由我親自處理這些病人。最後，我在醫院外面偶然發現了一個患有典型的癔症偏側感覺缺失的男性患者，用這個病例在醫學學會上做了證實。這次大家向我鼓了掌，但沒人對我表示出進一步的興趣。那些高級權威們對我的創新橫加否定的印象一直讓我難以忘記。同時，我所堅持的男人也會患癔症的觀點，以及我通過暗示可引起癔症麻痹的實驗演示，使我被迫成了他們的對立面。由於隨後不久我被排擠出大腦解剖實驗室[162]，並且連續好長時間找不到可以講授我的講義的地方，我只好從學術生涯中退了出來，不再參加那些學會了。自從我那次去醫學學會到如今，已經過去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 任何企圖依靠治療神經症患者謀生的人顯然必須具有能使患者的症狀有所好轉的能力。我的治療武庫中只有兩件武器：電療法和催眠術。只是會診一下然後便開一個處方讓病人去水療房，這樣做所得收入甚少。我的電療知識來自維·厄爾布（W.Erb）的教科書，書中有治療所有神經症症狀的詳細說明。遺憾的是，我不久便發現，按照這些教誨來做根本沒有任何效果，而且，我以前當作是精確觀察所概括的東西，原來只不過是一些空想臆測。德國神經病理學領域最權威的人的著作，竟然不如廉價書攤上所賣的一些「埃及人」談夢的書更具實用價值。認識到這一點雖然讓我很痛苦，但卻使我徹底拋棄了我當時還受著影響的、對於權威僅有的一點天真的忠誠。所以，我把電療器械撇在了一邊，儘管莫比斯（Möebius）不久所作的解釋對此局面有所挽回。他說，電療法治療神經失調（就目前所發現的各種症狀而言）的成功，實際上是由於醫生暗示的結果。 由於催眠術的使用，病人症狀有所好轉。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曾經參加過由「催眠術家」漢森（Hansen）舉行的一次公開表演。我當時看到，強直性僵直一發作，一個被試者的臉色立刻變得像死人一樣蒼白，並且只要這種催眠條件不變，他便一直這樣持續下去。這使我堅信，由催眠所引起的這種現象是真實的。不久這種認識便得到了海登海因（Heidenhain）的科學研究的證實。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這並沒有制止那些精神病學教授們宣稱催眠術不僅是騙人的而且是危險的，也沒有改變他們對待催眠醫生的輕蔑看法。在巴黎，我曾看到催眠術被人們隨意地當作一種在病人身上引起某種症狀，然後再將這種症狀消除的方法來使用。就在這時傳來一個消息，說是法國南錫出現了一個學派，為了治療目的，他們大規模而且卓有成效地使用了暗示，而且在使用暗示的過程中，有時使用催眠術，有時則不使用催眠術。這樣一來，在我做醫生的頭幾年，除了偶然而無系統地使用心理治療方法以外，我的主要工具自然便是催眠暗示了。 當然，這也意味著，我當時已不再治療器質性神經疾病。但是這無關緊要。因為一方面，治療這種病的前景非常有限，而另一方面，對一個大城市裡私人開業的醫生來說，這種病人的數量與神經症患者相比簡直微不足道。神經症患者焦急地從一個醫生處跑到另一個醫生處，症狀得不到解除，結果數量日益成倍增長。此外，用催眠術進行工作，其中會產生特別誘人的魅力。第一次使用催眠術時，我產生一種克服了他人的無能軟弱狀態的感覺；同時，能夠享有一種奇蹟創造者的聲譽也是十分令人興奮的。直到一段時間以後，我才開始發現這種程序的缺陷。當時感到不甚滿意的地方只有兩點：第一，我不能成功地催眠每個病人；第二，我不能把個別病人催眠到所期望的深度。帶著使我的催眠技術更趨完善的想法，我於1889年夏天去南錫，在那裡逗留了幾周時間。我目睹了年邁的李厄保（Liebeault）在貧窮的勞動階級的婦女、兒童中工作的動人場面。我也看到了伯恩海姆（Bernheim）在他的醫院的病人身上所做的驚人實驗。當時我得到的一個最深刻的印象是這樣一種可能性，即在人的意識的背後，還有一個相當有力的思想過程不被人們所意識到。我說服了我的一個病人跟我一起去南錫，我想這樣做也許更有益。這是一個天賦相當高的癔症症患者，一個出身高貴的婦女。誰也治不好她，於是被轉到我這兒。通過催眠的作用，我已使她有可能過一種較為正常的生活，並常常可以解除她的痛苦。但她總是在一段較短的時間以後便復發一次。由於我當時的無知，我認為這是因為對於她的催眠，從未達到伴有記憶缺失的催眠夢遊階段的緣故。於是，伯恩海姆做了好幾次努力，試圖在她身上達到這一深度，但也失敗了。他坦率地向我承認，他通過暗示所取得的治療上的巨大成功，只是在他的醫院裡才能實現，而在他的私人患者身上卻毫無結果。我同他有過幾次深受啟發的談話，並且答應把他的兩部關於暗示及其治療效果的著作譯成德文。[163] 在1886年到1891年這一期間，我沒做什麼科學研究工作，也幾乎沒發表什麼文章。我忙於確立我當醫生的這一新的職業中的信譽，並保障我自己的和我那急速擴展的家庭的物質生活。1891年，我發表了第一篇關於兒童大腦麻痹的研究論文，是同我的朋友和助手奧斯卡·李（Oskar Rie）博士合寫的。同年，我收到為一部醫學百科全書[164]撰稿的邀請，這使我對失語症的理論進行了研究。當時，這一理論被韋爾尼克（Wernicke）和李希海姆（Lichtheim）的觀點所統治。他們片面地強調定位說。這一研究的成果是一部批判性的和純理論性的書：《關於失語症的理論》（1891）。 但是，接下來，我必須向大家說明，科學研究為什麼再一次成為我生活中的主要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