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及其缺憾 · 第二章

我們不知不覺地就從經濟學領域轉到了心理學領域。起初，我們曾試圖在可資利用的財富和財富分配的規章制度中尋求文明的寶貴財產。但是，隨後我們逐漸認識到，每一種文明都是建立在迫不得已的工作和本能克制的基礎之上，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那些受這些要求影響的人們的反對。顯而易見，文明不可能主要地或者獨一無二地存在於財富本身之中，存在於獲得財富的手段之中，以及存在於財富分配的管理工作中，因為這些東西往往受到文明參與者的反抗和破壞性癲狂（destructive mania）的威脅。在發現財富的同時，我們現在還發現了可以使文明得到保護的手段，即強制的手段和其他那些意欲使人和文明社會融為一體、並且為人類所做出的犧牲予以補償的手段。後面這些手段倒可以看作是文明的心理財富。 為了保持術語的一致，我們將把一個本能不能得到滿足的事實稱為一次「挫折」（frustration），把產生這種挫折的規章制度稱為「禁律」（prohibition），而把產生這種禁律的條件稱為「貧困」（privation）。第一步是在影響每個人的貧困和雖然不影響每一個人，但卻影響群體、影響同類甚至單個人的貧困之間做出區分。前者是最早出現的貧困，同時還伴隨著產生這些貧困的禁律，文明——誰知道這是幾千年以前的事呢？——開始把人和其原始的動物生存條件分離開來。我們非常驚訝地發現，這些貧困仍然在發揮作用，並且仍然是造成對文明持敵意態度的關鍵。深受貧困之苦的本能願望隨著每個兒童的降生而獲得了新生；有一類人，即神經症患者，是用反社會性的行為對這些挫折進行反應的。在這些本能願望中有亂倫、同類相食和殺人慾望。把這些願望和另一些願望等量齊觀，這聽起來似乎十分奇怪，因為人們聯合起來以反對這些願望，而對於是否容許另一些願望存在，則在我們的文明社會中爭執不休：但是，從心理學上講，這樣做是有道理的。不管怎麼說，文明對這些最古老的本能願望的態度也是不一致的。同類相食的願望本身似乎受到人們的普遍反對——而且在精神分析觀點看來——已被完全摒除了。在反對亂倫願望的禁律背後，還能看到亂倫願望的力量！而在一定條件下，我們的文明仍然在實施殺人的願望，並且確實仍然在發布殺人的命令。文明可能正在我們的面前發展著，有些我們今天雖然完全可以容許的其他願望的滿足，到將來卻變得不可接受了，就像同類相食在現在是不可接受的一樣。 這些最早的本能克制已經包含著一種心理學因素，它對其他一切本能克制來說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認為，自從遠古時代以來，人類的心理就沒有得到發展，與科學技術的進步相比，它在今天的情況和歷史初萌時的情況完全一樣，那就大錯而特錯了。我們立即就能指出其中的一個心理上的進步。這個進步與人類的發展過程是並行不悖的，即外部的強制逐漸內在化；這是因為有一個特殊的心理機構，即人的超我，把它接受下來，並把它包括在文明的禁律之中。[6]每一個兒童都會向我們展示這個轉變過程，只有通過這樣的方法才能使兒童成為一個道德和社會的存在。超我的這種力量是心理學領域中的最寶貴的文化財產。已經發生了這種心理轉變的人就會從文明的敵人變成文明的工具。在一個文化團體中，這種人的數量越多，它的文化就越安全可靠，就越能排除外部的強制手段。現在，在各種本能的禁律中這種內在化的程度是大相徑庭的。至於我已經提到過的那些最早的文化要求，如果我們完全不考慮那些不受歡迎的神經症患者的例外，那麼，這種內在化就似乎已經廣泛地獲得了。但是，當我們轉而探討其他的本能要求時，情況則發生了變化。我們驚訝地、並且十分關注地發現，只有在外部強制的壓力之下——也就是，只有當這種強制確實行之有效，而且只有它使人感到恐懼時——大多數人才會服從對這些觀點施加的文化禁律。對於同樣適用於每個人的所謂文明的道德要求來說，這也是真實可信的。一個人對別人表示道德上的不信任的那種經驗大多數都屬於這一範疇。有數之不盡的文明人，他們雖然不再殺人和亂倫，但是，他們卻不拒絕滿足他們的貪得無厭。同樣也不拒絕滿足他們的攻擊欲望和他們的性慾。只要不因此而受到懲罰，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通過撒謊、欺騙和誹謗來傷害別人；毫無疑問，這一點在漫長的文明過程中屢見不鮮。 如果我們轉而論述只適用於某些社會階級的那些限制條件，我們就會遇到一種雖然罪惡昭彰、但卻總是得到人們認可的狀況。可以預料，沒有特權的階層往往妒忌那些有權者及其權益，而且會竭盡全力使自己從過度貧困中解脫出來。在不能得到滿足的情況下，永久的不滿就會在該文化內部持續存在，就會導致危險的反抗。但是，如果一種文化還沒有超越某一限度，在這一限度之內，一部分人的滿足要依賴於對另一部分人、或對大部分人的壓迫——在目前的一切文化中都是這種情況——那麼，被壓迫者就會對這種文化產生強烈的敵意，雖然這種文化只有通過他們的勞動才能存在，但他們分享的文化財富卻寥寥無幾。在這種情況下，被壓迫者並不期望這些文化禁律內在化。相反，他們非但不打算承認這些禁律，反而意欲毀滅這種文化本身，甚至打算廢除文明所賴以存在的必要條件。這些階級對文明的敵視如此顯而易見，以至於引起了各社會階層的更潛在的敵意，雖然這些社會階層獲得了更多的社會財富，但他們卻不以為然。不必諱言，一個使這麼多人感到不滿、並驅使他們起來造反的文明社會，既沒有長期存在下去的前景，也不應該有長期存在下去的希望。 一個文明社會的戒律發生內在化變化的程度，如果用流行的而非心理學的語言表述的話，那就是：文明社會中人的道德水平，並不是評價一個文明社會的價值時所值得考慮的唯一的心理財富。除此之外，在理想和藝術創造方面都有文明的財富——也就是說，從那些資源中都能獲得滿足。 人們極易傾向於把文明的理想——把對於什麼是所達到最高成就和最值得人們奮力追求的成就的估計——包含在文化的精神財富中。乍一看，好像文明的理想能決定這個文化社會的成就；但實際的過程卻好像是，通過把文化的內部財富和外部環境結合起來，才能取得第一批成果，而文明的理想就是建基於這一批成果之上的，於是，理想便以這第一批成果作為進一步發展的基礎。理想給文明社會的人所提供的滿足是自戀性質的滿足，是對已經成功獲得的一切感到洋洋自得。要想獲得完全的滿足，就需要對旨在取得不同的成就和達到不同理想的其他文化進行比較。憑藉這些差異的力量，每一種文化都有權藐視其他文化。這樣，文化的理想就成為不同的文化社會之間產生不和與仇恨的一個根源，正如在各個國家中所最顯而易見的情況那樣。 由文化理想所提供的自戀滿足（the narcissistic satisfaction）也存在於能成功地防止在該文化社會內部對該文化產生敵意的那些力量之中，這種自戀滿足不僅可以被享有該文化之利益的特權階級所享有，而且為被壓迫階級所享有，因為蔑視異國他邦的正義感和公理，補償了他們在自己的社會內部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毫無疑問，人簡直就像一個悲慘的羅馬庶民，過著負債纍纍和被抓夫當差的痛苦生活；但是，作為一種補償，人又像是一個羅馬市民，在統治其他國家和頒布他們的法律方面，也有他的份。但是，被壓迫階級與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的一致性只是更大整體的一部分。因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被壓迫階級能夠在情感上隸屬於他們的主人；儘管被壓迫階級對他們的主人抱有敵意，但他們卻能在主人身上看到他們的理想；除非抽象地存在著這些基本上令人滿意的關係，否則的話，儘管有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合理敵意，這麼多的文明社會居然還能繼續長期存在，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藝術向文明社會的人們提供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滿足，雖然一般地說，整日忙於精疲力竭的工作之中，而又從未受過教育的民眾接受不了這種滿足。正如我們早已發現的那樣[7]，藝術為最古老的、且迄今仍能深切感受到的文化克制提供了替代的滿足（substitutive satisfaction），正是由於這個理由，藝術的作用無非是把一個人和他為文明而做出的犧牲調和起來。另一方面，藝術所創造的產品，通過使人有機會分享那些具有極高價值的情感經驗，從而使他的自居作用（identification）的情感得到升華，這對每一個文化社會來說都是十分必要的。而當這些藝術創造描繪了人類的特殊文化成就，並且以一種令人難忘的方式使人想起了文明社會的理想時，這些藝術創造也同時使人獲得了自戀的滿足。 我們還沒有提到，在一個文明社會的精神產品中，什麼才是最重要的項目。在最廣博的意義上說，這種精神產品存在於它的宗教觀念之中——換言之（以後將證明這是有道理的），存在於它的幻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