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人生 · 西洋近代人生哲學的趨勢

所謂人生，普通地說，就是人的生活、生存或生命。人的生活有多方面，有社會的生活和個人的生活，有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有宗教、藝術、道德、學術等等精神生活。就心理方面說，復有情感生活、理智生活、意志信仰生活等方面。人生哲學就是將這各方面錯綜複雜的生活，加以一番反省和考察，從經驗中求得一合理的看法，以作生活的指導。簡言之，就是格人生之物，窮人生之理，批評錯誤的人生態度而建立健全合理的人生觀。本文目的在對西洋近代人生哲學的趨勢，略加概括的敘述，以資借鑑。 第一點要講的，就是西洋近代人生哲學的趨勢在於注重人生哲學的研究，注重人生觀的建立。蘇格拉底曾言，未經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生活的。這思想在近代的每一個人生哲學家，幾乎都有重複的闡明。生活無人生觀為指針，如無舵之舟，不但於自己有飄蕩沉淪的危險，亦容易與他人相撞擊，相衝突。這樣，一個人無安身立命之所，盲目地生活著，必不能達到人生的目的。所以一個人必需要建立自己的人生觀。而建立自己的人生觀固然重要，了解他人的人生觀亦同樣重要，英哲撤斯脫頓（Chesterton）曾經說：「我們打仗固然要了解對方統帥的戰略，尤其要了解對方統帥的人生觀。我們租房子固然要注意房租的多少，但尤其要明白房東的哲學」。這話實有至理。我們大概都有經驗，租房子的人如果絲毫不知道房東的性行、為人，結果一定是難得相安。當然不止戰爭和租房子是如此，一切處世交友，對人接物莫不如此。你要交朋友，你總得認識你朋友的人生觀；你要做事，你亦得知道你上司、下屬或同僚的人生觀，然後你才能措置得宜。希臘的傳統一向認為思想指導行為，「理論是行為的秘訣」（Theory is the secret of action），這是希臘精神之所在。而尤其近代西洋人則認為對於人生的觀點思想，不但只是個人腦中空幻的想像，實在是一種極真切可靠、極有力量的事實。例如一個青年抱悲觀的思想，這不只是他個人主觀的空想，而乃是一個客觀的事實，由此事實就會發為行為，而產生一種可以影響社會的力量。譬如這青年悲觀之極，這就發為頹唐放浪或自殺的行為，而這種行為對於社會的風俗秩序都是有影響的。蓋凡真切的觀念，都一定會自行實現，而發生出力量。因此近代西洋思想界尤注意人生觀的研究。 第二，關於如何建立一良好健全的人生觀，在近代西洋亦有一種新的趨勢，即超出狹義的人生，而講求更廣大的、整全的、和諧的人生哲學。所謂狹義的人生，就是只單單限於「人」的範圍，就是所謂「人本」的思想。而關於那更廣大整全和諧的對人生的看法，則可以用下面三句話來表示。 一是說：「欲知人不可以不知物。」這物就其廣義言，就是自然。自然是人的一面鏡子，觀察自然，可以反映出自己，了解自然，亦就是幫助了解自己。一切水流花放，日移月運，都莫不可以幫助我們對於人生的了解。席勒曾有一句話說：「人生反而被人生所遮掩住了」。他的意思是說我們成年累月地處在人的社會中，忙於人世的應酬擾攘，使得我們的頭腦都因此糊塗，而看不清人生的真正面目了。而一旦我們多到野外去登臨遊覽，多欣賞自然的美景，總之，多和自然相接觸，我們就會驟然覺得神清氣爽，生意盎然，從而對於人生的真意義，似乎多了一種了解。非但如此，了解自然就可以利用自然，進而征服自然。自然本可以為人生的工具。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就是充實我們的工具，因此可使我們的生活更擴展，更豐富，更有意義。而且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我們只了解人而不了解自然，就是只了解部分而不能了解全體，這當然是片面而不完全的。因此我們要真正了解人生，不但要了解人和人的關係，還要了解自然，了解人和自然的關係。 宇宙可分為神、人、物三界。中國人歷來對於物的研究不大注意，已經缺了一面，而中國又向來缺乏真正的宗教，對於神亦不大理會，因此又缺了一面。西洋則基督教盛行，而基督教有一要義，就是說「欲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語借自《中庸》。但柏拉圖亦曾說過與此類似的話。認為對於神、聖的對象若沒有知識，則對於人事方面亦無法了解。「天」是人的根本，是無限、無對的，而人則屬有限、有對，「天」或「神」是永恆的，人則是暫時的。人與人的關係是平行的橫的關係，人與天的關係則是上下的縱的關係。我們要真正了解人，了解人的地位，人的意義，只知道人與人的橫的關係是不夠的，要了解人對天、人對神，或永恆之理的縱的關係，才能完全。 要知「人」，是除了「人」本身之外，還要知「物」，知「天」；而要知「生」，單單知道狹義的「生活」「生存」亦不夠，還要擴展到「生」的另一面：「死」。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這話固然不錯；但富於宗教和玄思的人亦何嘗不可問「未知死，焉知生？」所以對於更廣大整全和諧的人生的看法，第三句話可以說是「欲知生不可以不知死」，亦可以說是整全的「人生觀」即須包含有「人死觀」在內。當然一個人若對死的問題想得太多，甚至專想到死而不想到生，就不免沉溺於天堂、地獄、來生種種妄誕的幻想，而忽視現世。這樣就會如西洋的中古時代，易陷於一種不健全的出世思想。但若專注意到生而對死沒有一個正確的看法，則亦屬偏而不全。西洋從前亦有許多哲學家是專注重生而不注重死的。例如伊壁鳩魯，就認為生和死是永遠不會碰頭的，我們既然還活著，我們就沒有死，何必去想死？所以他認為死的問題是不必想的。又如斯賓諾莎曾說哲學是對於生的思考（Meditation of life）,不是對於死的思考。這些都可以說是專注意生而不注意死的哲學家的代表。而近代的哲學家則多認為生和死是互相交織著，決不能截然分開的。或認為死是生的另一階段或另一面，而對於生的看法，處處都與對於死的看法有密切的關係，不能分開。一個人對於死的看法，往往就整個支配著影響著他生的態度。例如兩個軍人，因為對於死的看法不同，一個怕死，一個不怕死，他們在戰爭中所表現的，就必然一個勇敢，一個怯懦。又如有人認為死後能與神為侶，他的表現就顯然不同。例如蘇格拉底，就自以為他死後他的靈魂一定能到一個極樂的神靈的世界，認為有些人那樣糊塗地生活著實在是苦惱，是值得憐憫的，因此他就能從容赴死。再如一個人確信死後有知，或者無知，都對他的行為和生活態度有莫大的影響。所以要建立一個健全的人生觀，對於死要有一個正確的看法，實在是非常重要。 第三，是要說說在人生哲學範圍內幾個問題發展的趨勢。 首先要提出的是悲觀和樂觀的問題。西洋近代對此問題的趨勢是從悲觀趨向樂觀。如在宗教方面，十七世紀後半葉至十八世紀前半葉，歐美人的宗教觀念，是趨向悲觀的。即如當時的美國，一般人都認為人沒有什麼辦法，人生是罪惡重重的，個人是渺小無意義的，一切只有求助於上帝。有人認為初期美國人的思想，就專是虔誠信天，「敬仰上帝」（Glorification of God）。但到後來，思想慢慢改變，到最後乃是「凡事必勝」的觀念。他們勤勉敬畏的努力，他們的革命建國，他們的開墾拓荒，都得到成功。漸次感覺到現世即為樂土，一切事業皆可借人的努力以達到成功。因此美國人大都視人生為一大冒險事業，而以「勝利」或「成功」作為人生奮鬥的基本信念。因此從對人生的悲觀而轉變為樂觀。而其樂觀卻亦充滿了天真的、朝氣蓬勃的、積極的、愛人類、服務人類的熱忱。這樂觀主義是基於「愛」。記得有一美國的樂觀派詩人，在他的一首有名的詩中，他描寫用感官去觀察人生，就看見離亂、荒淫、私慾一面，而用「仁愛」去同情了解人生，便可見到人類高尚光明的一面，從而養成欣賞人生、扶助人類的樂觀態度。「仁愛」就好像是光明，光明所至之地，黑暗陰濕均將絕跡。這實在可說是代表美國人的樂觀主義最美好的看法。而在哲學家方面，康德的思想就比較偏於悲觀。他對人很冷淡，對人生的看法亦可以說很冷酷。他讀斯威福特（Swift）的諷刺小說，常使他看到人生很壞的和可厭惡的一方面。他曾經為文論人性之徹底的惡，認為人簡直是怙惡不悛，毫無希望，惟有上帝的力量或者還可拯救人類。如叔本華，更是有名的悲觀論者。認為整個宇宙人生均受盲目意志的支配。這支配一切的力量，本身就是盲目的！人生就是一個苦海，快樂都可以說非真實的。痛苦多，快樂少；痛苦是持久的，快樂則只是暫時的；痛苦是深沉的，快樂都很浮淺。人生簡直永遠是痛苦！連自殺亦無法解脫盲目意志的束縛。叔本華和尼采又都對女人存著偏見。尼采曾說，要去見女人，切莫忘了帶鞭子！又說女人或者是暴君，或者就是奴隸。女人永遠不能保持理性。人類中一半是女人，至少在他們看來，這一半已經沒有一個好人了。這使得他們獨身不婚，兩性失掉調劑，更易使心情乖癖悲觀。這種悲觀思想，固然是個人的性情環境時代有以使然，但亦可以說是前一時期的一種過分的樂觀主義之反動。前此之樂觀思想，可以萊布尼茲為代表。他認為宇宙間一切都是好的，這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之最好者。連壞的亦是好的，因為壞的事物亦有「玉汝於成」的功用。因對此種樂觀主義的反動而產生悲觀思想，但慢慢地又超過這種悲觀——而產生高一層的樂觀主義，這可以黑格爾為代表。他有一種悲喜劇的看法，認為苦中之樂、苦後之樂才是真樂，征服惡魔後的道德才是真道德。歌德在浮士德著名劇本中曾說，「天天居心作惡，但卻在無意中創造了善」，這就是惡魔的命運，亦就是惡魔的定義。又如威廉·詹姆士亦說，我們須得承認世間有惡魔，但我們總是把它踏在腳下。不否認世界上有惡，但惡可以轉化為善，可幫助創造善，這就是近代普遍的樂觀的看法。 其次要說理智和情感的問題，近代的趨勢是由偏重理智或偏重情感而發展到理智與情感的交融。偏重理智為理智主義，偏重情感為浪漫主義。而近代西洋人每每則一面偏重理智對人生極盡科學研究，理智分析計算之能事，而同時復一面偏重情感，放任性情，趨於浪漫。如一科學家，在實驗室中，是在作純粹理智的活動，而一離開實驗室，他尤須求情感的安慰、欲望的滿足，以充實其情意的生活。這可以笛卡爾為例，他本是極重理智的科學家哲學家，他發明解析幾何，自是純理智的產物，他的哲學亦全是理智的分析。但他在實際生活方面，卻異常感情用事。他應瑞典女王之邀，去瑞典講學。瑞典地處北歐，氣候寒冷，笛卡爾是法國人，受不了瑞典那樣寒冷的天氣，他本來可以延至次年夏天去的，但可以說是為感情熱忱所鼓舞，竟在冬天就到瑞典去了。結果是氣候不適，他因此得了重傷風，瑞典女王派一個德國醫生去為他診病。這德國醫生說，須替他放血，方可醫活，他卻大怒道：「你德國人休想抽我法國人的血！」終於不讓他放血，他竟因此而死在瑞典。十七、十八世紀在哲學上是理智主義的時代，如斯賓諾莎、洛克、休謨、康德等均極重理智，但同時在文學藝術方面，則重情感的浪漫主義亦正極盛。康德本來是最重理智的，他相信人性惡，對一般人態度冷淡。他說別人雖壞，我也須儘自己道德義務，只是原則上如此。他特重理智，對於缺乏知識的人，他以為是不可救藥的。但晚年讀盧梭的作品，覺得愚夫愚婦的天真純樸，亦有其可愛處，乃亦看到人性善的一面，稍稍注重情感。至十九世紀，理智與情感似乎便得到交融，而有所謂「心情的邏輯」（Logic of Heart）之說。巴斯卡爾（Pascal）甚至謂「心情的邏輯重於理智的邏輯」。且認「感情本身有其理性，而為抽象的理性所不自知」。又如辯證法之一正一反一合，實可謂代表情感發展的邏輯節奏。情感不是盲目的，其中實包含有理性。愛情中即包含有知識，因愛情的力量尤可使知識發達；知識中亦包含更深的愛情，因智識亦可引起愛情。真情就是真理，真理亦就是真情。無情就是無理，無理亦必無情。黑格爾謂哲學若無情感，不是真哲學，信仰若無理智亦不是真信仰。若不知哲學中有情感，是不了解哲學，不知信仰中有理智，亦不能了解宗教。情感理智是合一的，唯以理智為其主導。從心理學上的事實看，亦是「凡人所愛，必其所知」，「知之深故愛之切」。故漸次發現情理調合是心理的事實，也是近代人生哲學所達到的理想。 再次，西洋近代在人生哲學的問題方面，還有一種趨勢，就是由十七、十八世紀的個人主義趨向到十九世紀的廣義的社會主義。借用中國哲學史上的話，可說是以「楊朱為我」為出發點，而以「墨翟兼愛」為歸宿點。初時很重個人尊嚴，反家庭、反教會、反專制君主、反傳統意見和信仰。而個人自覺其為一新世界中的新人，所追求者為快樂、為權力、為知識。一切都可以放棄，而個人的自由、權利、信仰、意見則不能犧牲。這趨勢可說是代表近代的利己主義或個人主義。霍布斯就認為一切人都是自私的，但人實有自私的權利，我們應該調整每個人自私的權利，不應予以剝奪。政治的目的就是要一個大君主，叫做利維坦的君主。他有絕大的平衡調整每個公民的自私自利的權利，根據契約人人都得服從他的調配。羅素說，青年人自私，老年人亦自私，不過青年人自私得坦白些，我們對於這種坦白的自私，亦沒有責備的理由。但到了十九世紀以後，廣義的社會主義卻大大發達起來。如邊沁、穆勒所提倡的功利主義，又名普遍快樂主義，其口號就是要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而以增加社會上他人的快樂，為增加自己快樂的手段。他們增進社會福利的具體的方法大概有二：一是改善一般人衣食住行等實際生活，增進他們物質方面、肉體方面的享受；一是求教育文化的普及，提高平民的知識水準。舉凡各種救濟事業、社會服務、平民運動，均莫不竭力提倡，而甚有功效。又如孔德、聖西門等所創立的人道教，托爾斯泰所提倡的人道主義，都是以利他而非利己為目的。在哲學上，黑格爾尤力求個人與社會的融合一致。他曾經說，社會是個人的根本，離群索居的個人無法完成人的目的，個人是和社會不可分的，沒有了社會，個人亦就無所寄託。個人一定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實現其道德、人性，即人之所以為人之道。社會、國家、民族的地位提高了，便使人忘懷了小己的個人。 最後，要講到西洋科學對人生哲學的影響，我們所特別注意的是生物學中進化論的思想，自達爾文提出進化論後，對思想界影響極大。大家認為不但生物的發生演變是進化的，人類一切道德、社會等等亦都是進化的，我們的生活日新不已，亦就是天天在進化。不過進化不是沿直線而是沿曲線進行，前面遇到阻礙，輕則克服，重則趨避，迂迴曲折，仍復前進不已。這樣的觀念，在西洋已甚普遍，而在中國則尚甚缺乏。在中國，一般人總認為最好的黃金時代是在上古，以後則一代不如一代。「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是退化的；「魏碑不如漢碑，唐碑又不如魏碑；」文學藝術是退化的，三代不如唐虞，兩漢不如三代，唐宋又不如兩漢；政治亦是退化的。推而至於其他一切，莫不受此退化觀之支配。白居易詩（亦見黃山谷詩集）云：「老色日上面，歡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更明白地說出對自己個人的一種退化觀。而我們若試去問人對某些事物的看法，凡年老的人大抵都抱此退化觀。而他實在是非退出人生舞台不可。因為凡持這樣的退化觀的人，其態度必悲觀消極，非退出他所認為在退化的那一項活動不可。其實說起來，退化觀是中古時代的觀念，進化觀是近代的觀念，我們大多數人都還抱持著這種退化觀，實在是表示我們的思想觀念還沒有現代化。或問，你抱進化觀固然是好，但其奈事實確屬退化何？試看中國曆朝的君主，哪一朝不是由賢明的開國的君主，逐漸退化，直至亡國為止。我說，事實總是那樣的事實，而我們以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標準去看它，著眼於不同之點，我們得出的結論就會不同的。我們試任意舉一個歷史上的例，大家都認為宋徽宗是亡國之君，宋太祖是開國之主，所以宋徽宗不及宋太祖。誠然，在某些方面，宋徽宗確是不及宋太祖，但我們若從另外的方面看，我們知道宋徽宗的字就比宋太祖寫得好，宋徽宗的畫亦比宋太祖的好，宋徽宗時所刻的書，較宋太祖時的板本好。而且宋徽宗時的經濟情形亦比宋太祖時富裕。這樣從藝術或經濟的觀點看，我們不是仍可有進化的痕跡可尋嗎？而尤其重要的，是事實往往受觀念的支配而不自覺，正因為我們一向抱退化的觀念，於是無意間總是以為後輩不如前人，無進步希望，亦就自暴自棄，不求進步，而因此就確實有了退化的事實。安知我們把觀念改變之後，不會因此覺得一切都是進化的，所以就努力求進步，而事實亦就日新不已，欣欣然有進步的氣象呢？即如我們這一次的抗戰，這種觀念的影響亦就很大。抗戰初起時，我們受失敗主義退化觀點的影響，大都以上海失守為第一期，南京失守為第二期，廣州武漢失守為第三期，……照這樣的觀念演變下去，那麼一定是西安失守為第四期，昆明重慶失守為第五期，整個亡國為第六期了，人們心中就許會暗暗地期待著讓事實這樣發展下去，以為這是必然的，亦不想辦法去挽救。但自武漢失守以後，統帥部忽然頒發一道命令說從這時起是我們抗戰第一期結束，第二期開始。我們的抗戰就只有兩期，第一期是誘敵深入，使他泥腳愈陷愈深。從此以後是我們反攻的時期了。因為這個觀念的作用，使全國同胞始終沒有失去勝利的信心，終於能支持八年之久而得到勝利，這其中的消息，未嘗不值得人三思體味。因胡適之先生等的提倡，在文學史上大體已採取了進化的觀點，而其餘的歷史和人生各方面，我們希望亦都能把舊日退化的觀念改過來，採取一種新的進化的看法。因為進化觀是現代的觀點，我們要國家社會的現代化，還須從使每個人的人生觀之現代化做起。 （寫於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