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讀經典 · 帕維塞[90]與人祭

帕維塞的每一本小說都圍繞著一個隱藏的主題，某件未言之事其實是他真正想說的，卻只能通過緘默表達出來。他在這項事物的周遭建構一系列可見的符號，一些被說出來的話語：而每一項符號也都具有秘密的一面（一個多價或無法表達的意義），這一面比它明顯的面向更重要，不過這些符號真正的意義存在於它們與那個未言明主題的關係中。 《月亮與營火》是帕維塞的小說中充滿最多象徵符號、自傳主題與專斷陳述的。或許過度了：仿佛從他沉默寡言與輕描淡寫的典型敘事風格中，浮現大量的溝通與呈現，將短篇故事轉化為長篇小說。不過帕維塞寫作這部作品的真正野心，並不只是創造出一部成功的小說：書中的一切會合在單一的方向，意象與類比強調的是單一的執念：人祭。 這並不是一時興起。將人種學及希臘羅馬神話與他自身的私人傳記及文學成就聯繫在一起，始終是帕維塞計劃的一部分。他對於人種學作品的熱衷，源自於他年輕時讀過的一部具有強烈吸引力的作品：弗雷澤（Frazer）的《金枝》，這部作品已被弗洛伊德、勞倫斯與艾略特證明為重要之作。《金枝》可以說是尋找人祭與火焰慶典根源的世界之旅。在帕維塞的《與雷烏寇的對談》里，這些主題會再次浮現在他對神話的重新呼喚中：這部作品中關於鄉間儀式與死亡祭儀的段落，為《月亮與營火》鋪路。帕維塞對於這個主題的探索也以《月亮與營火》結束：這本書寫於1949年的9—11月間，在1950年的4月出版，四個月之後，作者便自盡了，在那之前，他在最後所寫的其中一封書信里回憶了阿茲特克的人祭。 在《月亮與營火》中，第一人稱的敘事者在美國致富後，回到故鄉的葡萄園；他在尋找的不只是對於那個地方的記憶，或是重新融入那個社會，亦非為了報復成長過程中的貧困。他在尋找的是一個村莊之所以是一個村莊的原因，也就是將地方與名字及世代聯繫在一起的秘密。這位「我」沒有名字並非偶然：他是收容所里的棄嬰，被貧農當成廉價勞工帶大；長大之後，他移民到美國，在那裡，「現在」有較少的根在過去，每個人都只是過客，他毋需解釋自己的名字。現在，回到他故鄉那個未曾改變的世界，他想要發現在那些鄉間影像之後的真正本質，這些影像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現實。 帕維塞作品中隱晦潛在的宿命論只有在以下的意義中是意識形態的，也就是他將宿命論視為不可避免的終點。他出生在下皮埃蒙特的山丘地帶，這個地方不只因為葡萄酒及松露而聞名，這裡具有地方性的絕望危機也是著名的，不斷折磨著農家。我們可以說，每個星期當中，都靈的報紙總會出現農夫上吊或投井自盡的報道，或者是（像在這本小說中間所敘述的插曲）農夫放火將農舍給燒了，他自己、他的家人和家畜全在裡面。 當然，帕維塞並不僅僅是在人種學中尋找這種自毀性絕望的原因：帕維塞在小說中將這些山谷中獨立小農的社會背景以其不同的階級描繪出來，並且帶有自然主義小說的社會完整性。（換句話說，這是帕維塞覺得與自己的小說全然相反的文學類型，他以為自己可以避免或是併吞它的領地。）這名棄嬰的成長過程是農工（servitore di campagna）的成長過程，沒有多少義大利人了解這個詞，除非是住在皮埃蒙特一些最貧困地區的居民——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很快不再需要了解這個詞了。這名男孩處於有薪工人之下的階層，在小農或佃農的家裡工作，只有膳食，而且只能睡在穀倉或馬廄里，再加上極少的季度或年度紅利。 對帕維塞來說，認同一個和自身經歷全然不同的經驗，只不過是他主要詩作主題中許多隱喻的其中之一：也就是他被排除在外的感覺。這本書中最出色的幾個章節，描述兩個不同節慶的經驗：有一次他絕望地待在農場，錯過了歡樂，因為他無鞋可穿；另一次則是年輕的時候，他必須駕馬車送主人的女兒去參加節慶。存在的活力在節慶中被稱頌，並且被釋放，社會的屈辱感現在要求報復，所有這一切都讓這些段落顯得生動，其中混合了帕維塞所研究的不同層次的知識。 對於知識的渴望驅使主角回到他的村莊；在這場追尋當中，我們可以區分出三個層次：記憶的層次、歷史的層次與人種學的層次。帕維塞立場的一個典型特徵是，在後兩個層次中（歷史政治的層次與人種學的層次），只有一名角色充當敘事者的指引。木匠奴托是當地樂團的單簧管手，是村裡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注意到世界不公，而且知道世界可以改變，不過他也繼續相信月亮的圓缺對於不同的農業活動來說是必要的，還相信在聖約翰節可以「重新喚醒土地」的營火。在這本書中，革命歷史與這個神話的、儀式的反歷史具有同樣的臉孔與聲音。這個聲音只從他的齒縫間喃喃發出：奴托是最封閉、緘默與難以捉摸的人物了。這與公開表白正好相反；整部小說就在於主角試著從奴托嘴裡擠出話來。可是只有通過這種方式，帕維塞才真正說話。 帕維塞提到政治時的語氣總是有點過於唐突與犀利，仿佛他正在聳肩，因為一切已經明白，不需要再多費言辭。不過沒有什麼是能真正被了解的。帕維塞的「共產主義」與他對於人類史前及不受時間影響的過去的尋回，這兩者的聯繫還一點也不清楚。帕維塞清楚地意識到，他所研究的主題，已經被二十世紀的頹廢主義嚴重損害了：他知道，如果說有一樣東西是不能拿來開玩笑的，那便是火。 戰後回到故鄉的這個人，將影像記錄下來，遵循的是一條隱形的類比之線。在他同代人脆弱的記憶中，歷史的符號（河流仍然偶爾會將法西斯主義者與游擊隊員的屍體帶到河谷中）與儀式的符號（每年夏天營火在山丘上燃起）失去了重要性。 他主人那位漂亮卻粗心的女兒桑堤娜怎麼了？她真的是法西斯主義者的間諜？或是站在游擊隊那一邊？沒有人可以肯定地回答，因為驅使她的是耽溺於戰爭深淵的曖昧欲望。尋找她的墳墓是沒有意義的：游擊隊員在射殺她之後，用葡萄的嫩枝將她埋葬，並且放火燒了她的屍體。「到了中午，全都化成一堆灰燼。大約一年前，它的痕跡還在，就像是營火堆。」 1966年 （李桂蜜譯） 注釋 [1]「父親的家」亦譯作「祖家」，原文paterno ostello，出自萊奧帕爾迪《致席爾維亞》一詩。——譯註 [2]這裡大概是說，科學和歷史著作愈新，讀者就愈能掌握最新研究動向，而萊奧帕爾迪連較舊的材料也不放過。——譯註 [3]埃米爾·喬蘭（Emile Cioran，1911—1995），羅馬尼亞裔法國作家。 [4]奧德賽意為「奧德修斯的故事」。——譯註 [5]忒勒馬科斯部分（Telemachia），又可譯作「忒勒馬科斯的故事」，系指《奧德賽》開頭四卷。忒勒馬科斯是奧德修斯和妻子珀涅羅珀的兒子，他在史詩開頭出發去尋找父親。——譯註 [6]所謂無序、無始終和無法無天，系指奧德修斯長年不歸，眾多男人向他妻子珀涅羅珀求婚，珀涅羅珀巧施拖計，但也導致求婚者長年賴在奧德修斯府上大吃大喝，耗盡其資源。為解決這個僵局，兒子才決心出去打探父親下落。——譯註 [7]涅斯托爾是希臘的賢明長者；墨涅拉俄斯是斯巴達國王，特洛伊戰爭就是因他的妻子海倫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誘走而觸發的。——譯註 [8]這裡可能是指史詩結尾奧德修斯怒殺求婚者。——譯註 [9]義大利中世紀作家弗朗斯科·達·巴爾貝里諾筆下的傳奇人物。——譯註 [10]這是指在第二卷里，奧德修斯的保護神雅典娜喬裝成門托爾（奧德修斯的摯友），鼓勵忒勒馬科斯去尋找父親。——譯註 [11]《奧德賽》之前的奧德修斯的故事，類似《三國演義》誕生之前三國人物的故事。——譯註 [12]奧德修斯離家約二十年，也即征戰特洛伊十年和特洛伊戰爭結束後在歸途中漂泊十年。這裡所說的離家十年，是指在特洛伊戰爭結束後他家裡沒有他的消息。——譯註 [13]整部《奧德賽》，甚至加上《伊利亞特》，都沒有涉及「眾多城市」。——譯註 [14]1帕勒桑約等於5.6公里。——譯註 [15]書中敘述者偶然得到一份阿拉伯文抄本，是阿拉伯歷史學家熙德·阿梅德·貝南黑利所著的《堂吉訶德·拉·曼卻的故事》，大喜，遂請人翻譯。他認為貝南黑利是一位非常誠實的歷史學家。是以，卡爾維諾說貝南黑利扮演了圖爾平的角色。——譯註 [16]意思是那本書和作者是我們的戀情的催發劑。此處引文，均出自弗蘭切斯卡之口。見但丁《神曲·地獄篇》第五詩章第115—138行。——譯註 [17]中譯個別地方參考派屈克·克雷的英譯；引詩參考《瘋狂的奧蘭多》兩個英譯本，譯者分別是圭多·瓦爾德曼（牛津版）和威廉·斯圖爾特·羅斯（谷登堡計劃電子版）。——譯註 [18]以上整段原英譯沒有，似為漏譯，現根據派屈克·克雷的英譯補上。——譯 [19]指阿拉伯人。——譯註 [20]以上整段原英譯沒有，可能是漏譯，現根據克雷的英譯補上。——譯註 [21]本文所引的詩，中譯參考兩個英譯本，詳見前文譯註。——譯註 [22]表示第九詩章第九節。下同。——譯註 [23]以上引文和譯名使用卞之琳譯《哈姆雷特》。——譯註 [24]這段中譯參考卞之琳譯本。——譯註 [25]又譯作庫薩的尼古拉。——譯註 [26]即亞里士多德學派。——譯註 [27]這整段文字實際上就是《魯濱孫漂流記》初版書名和著作人全稱。——譯註 [28]當時倫敦商業街道沒有門牌號，商店便在門上掛標誌或圖案作記號。——譯註 [29]笛福曾因其政論而坐牢半年，枷示三次。——譯註 [30]指英國國王威廉三世。——譯註 [31]本文中譯參考克雷的英譯，譯名和引文參考傅雷譯《老實人》。——譯註 [32]邦葛羅斯和老實人未受火刑，而是別人受火刑而他們在火刑場分別被吊死（邦葛羅斯實際上沒有被吊死）和鞭打。——譯註 [33]老婆子是居內貢的用人。——譯註 [34]這黑人少了一隻手、缺了一條腿。他解釋說，他在糖廠里被碾去一個手指，他們就砍去他的手；他想逃走，他們就砍掉他的腿。——譯註 [35]那位種自己的園地的苦行僧認為，工作可使人免除煩悶、縱慾、飢餓三大害處。——譯註 [36]本文提及的司湯達著作和人物姓名，分別根據郝運譯《紅與黑》、郝運譯《帕爾馬修道院》和王道乾譯《紅與白》（即《呂西安·勒萬》）。——譯註 [37]這是「微歷史」學家金茲堡提出的一種理論，這種認知模式重視環境證據、推測、直覺，有別於不重視個案而推崇量化的科學範式。——譯註 [38]兩個英譯本都譯為繼母，《帕爾馬修道院》中譯者郝運在前言中述及這段歷史時，說是姑母，而書中吉娜與法布利斯的關係亦是姑侄關係。——譯註 [39]「善變的心」系普魯斯特小說《追憶逝水年華》初擬的書名。——譯註 [40]書名和人名根據袁樹仁譯《十三人故事》。——譯註 [41]影射義大利銀行家羅貝托·卡爾維，他在1982年6月17日被發現自縊於泰晤士大橋下。——編注 [42]Croisset，福樓拜的定居地，位於法國北部。——譯註 [43]指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1838—1918），美國歷史學家及作家，著有《美國史》及自傳《亨利·亞當斯的教育》等。——譯註 [44]納爾遜（Horatio Nelson，1758—1805），英國海軍統帥，曾在特拉法爾加角（位於西班牙西南部）海戰中大勝法國與西班牙聯合艦隊。——譯註 [45]書中人物姓名根據藍英年、張秉衡中譯《日瓦戈醫生》（上下冊，灕江出版社），書中引文除根據原英譯的引文（原英譯引文根據馬克斯·海沃德、瑪尼婭·哈拉里英譯本）之外，還參考藍、張譯本和約翰·白利英譯本。——譯註 [46]哪怕在十九世紀，如果我們細心些看，會發現使偉大小說的摹擬變得活靈活現的，也是對過去的緬懷，但那是一種對現在持批判性的、甚至革命性的態度的懷舊，就像馬克思分析巴爾扎克和列寧分析托爾斯泰時所清楚表明的。——原注 [47]4.10表示第四章第十節，C137表示中譯本頁碼。但這裡的譯文並非直接引用中譯本。下同。——譯註 [48]應該有人來研究和分析人對自然的屈服（自然不再被視為異者，這種屈服近年一再被表達出來，包括狄倫·托馬斯的詩歌和「非形式主義者」的繪畫）。——原注 [49]在我看來，帕斯捷爾納克在兩種意義上使用「歷史」一詞：這裡所使用的歷史，是指歷史與自然同化，另一個歷史是作為基督建立的個人王國的歷史。帕斯捷爾納克的「基督教精神」——尤其是舅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及其弟子米沙·戈爾東以格言表達的基督教精神——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可怕的篤信宗教毫無關係，而是屬於這樣一個脈絡，即對福音書的一種象徵性、美學化的閱讀和強有力的解釋。紀德亦沉醉於福音書，唯一不同的是帕斯捷爾納克在這裡強調一種更深刻的人類悲憫意識。——原注 [50]由安傑洛·瑪麗亞·里佩利諾翻譯的《1905年》和《舒密特中尉》等詩的義大利譯文，見帕斯捷爾納克《詩選》（都靈：埃伊納烏迪出版社，1957年）。——原注 [51]義大利現實主義小說家。——譯註 [52]事實上，我們從未能面對面看清共產黨。那位有毒癮的游擊隊指揮官利韋里並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關於安季波夫老頭和季韋爾辛，那兩個如今變成布爾什維克首領的老工人，著墨不少，但是作者從未告訴我們，他們如何生活，他們想些什麼，為什麼他們在小說開頭是如此優秀的革命工人，如今卻變成官僚魔鬼。還有尤里的弟弟葉夫格拉夫·日瓦戈，他似乎是一個有一定權威的共產黨員，一個「解圍人物」，他時不時就從他那神秘的權威的天堂突然降臨：他是誰？他是幹什麼的？他想些什麼？他的意義何在？帕斯捷爾納克人物豐富的畫廊，也有這樣一些空畫框。——原注 [53]在這些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篇幅中，還間接地、遙遠地出現書中唯一「正面的共產黨英雄」：一個女人（見第十六章第二節）。她是（我們從第十五章第七節另一次簡短的指涉中得知）一位神甫（一名吉洪諾夫分子）的女兒。她還是小孩的時候，為了清除父親坐牢這一恥辱，她成為「在她看來是共產主義分子中最不可疑的人的熱情而幼稚的追隨者」。戰爭爆發時，她親自空降到納粹前線的背後，執行一次英雄式的游擊隊任務，最後被絞死：「他們說，教會把她當成聖徒。」帕斯捷爾納克是不是試圖告訴我們，俄羅斯的古老宗教繼續活在共產黨人的獻身精神中？如此把兩種態度並置，如今已不新鮮；而對我們這些擁戴完全世俗的共產主義的人來說，這有點難以接受。不過，小說儘管僅以寥寥數行提及赫里斯京娜·奧爾列佐娃這個故事，但在我們的記憶中，它那語調立即與《（義大利及歐洲）抵抗運動烈士書信》的語調聯繫起來——事實上這語調在人性態度方面是一致的，儘管存在於不同的信 [54]還有最後一節，其篇幅僅約莫一頁，寫我們的時代，帶有一點樂觀主義的誇耀，但它是勉強粘上去的，其語調有點甜膩膩，幾乎不像是帕斯捷爾納克寫的，或仿佛作者要向我們表明，他寫這頁時，一隻手被反綁著。——原注 [55]參見我關於涅克拉索夫《在家鄉》的文章，見於《埃伊納烏迪文訊》第五卷一、二月號合刊（1956年1—2月號合刊）。——原注 [56]內戰的苦難使我想起帕維塞的《雞叫之前》。第二篇小說《山上的房子》1948年發表時，在我看來似乎含有某種無奈的語氣；但是如今重讀它，我認為帕維塞這篇小說在道德良心與歷史結合的道路上，走得比任何人都要遠，更有甚者，這個領域幾乎總是其他人的專利，是那些以神秘和超驗的觀念看世界的人的專利。（譯註：意為帕維塞是現實主義者，這個領域原不是他的屬地，但他一涉足就挖得更深。）我們在帕維塞的作品中也看到對那些死得不明不白者所流的任何血懷著一種驚恐的同情，哪怕是敵人的血；但是，一如帕斯捷爾納克的同情是人與其鄰居的神秘關係這一俄羅斯傳統的最新體現一樣，帕維塞的同情也是影響西方文化極深的斯多噶式人文主義傳統的最新體現。在帕維塞的作品中我們還發現自然與歷史，但它們是對立的：自然是包含著童年各種最初發現的鄉村，它是完美時刻，它在歷史之外，它是「神話」；歷史則是「永不會終結」的戰爭，是「應更深地扎入我們血中」的戰爭。像日瓦戈一樣，帕維塞筆下的科拉多不是一位想迴避歷史責任的知識分子：他住在山上是因為那座山永遠是他的山，相信戰爭與他無關。然而，戰爭總是帶著其他人、帶著歷史來占據自然世界：疏散、游擊隊。大自然也是歷史與血，無論他把目光投向哪裡：他的逃避是一種幻覺。他發現就連他以前的生活也是歷史，有他自己的責任和弱點：「每個死去的人，都像活著的人，並要求他對此負責。」人積極介入歷史，源自於這樣一種必要性，即要使人的流血征途變得有意義。「在使他流血之後我們必須把血止住」。人的真正歷史承擔和公民承擔就在這「止血」中，在這「對此負責」中。我們無法站在歷史之外，我們無法拒絕盡我們所能做點事情，以便給世界留下一個合理和人性 [57]我們真的需要有這方面的專家，分析帕斯捷爾納克的文化根源，分析他很多與俄羅斯文化有關的重要論述是如何發展的。——原注 [58]不妨舉一個更簡單的例子：當我們說「我們是風暴的孩子」時，這風暴和孩子都是隱喻，而現在風暴是具體的風暴，孩子是真實的孩子。——譯註 [59]《局外人》是英國一位有點混亂的青年作家科林·威爾遜一部關於這類文學人物的著作的書名，這位青年作家在其祖國贏得了名過其實的聲譽。——原注 [60]有幾節例外，也即描繪日瓦戈最後漫遊俄羅斯，那次以老鼠為伍的可怕的長途跋涉：在帕斯捷爾納克這部作品中，所有旅程都非常美妙。日瓦戈的故事是我們時代的奧德賽的範例，他想回到珀涅羅珀身邊的毫無把握的歸程，受到理性的卡呂索普們和有點謙遜的喀耳刻們和瑙西卡們的妨礙。——原注 [61]以上有些特點，使得醫生—作家這一形象描述（已有很多人指出這點）酷似前代一位真正的醫生—作家契訶夫，不過，是作為具有強大平衡感的契訶夫這個人，一如我們在他的書信中所見到的（他的書信即將由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出版）。但是，從另一些方面看，契訶夫與日瓦戈恰恰相反：對平民的契訶夫來說，教養是一朵散發自然優雅氣息的野花，而日瓦戈的教養則源自其出身和家世，輕視普通人；一個是神秘主義—象徵主義者日瓦戈，一個是不可知論者契訶夫，後者確實也寫了一兩篇具有神秘象徵色彩的小說，但在與神秘主義背道而馳的契訶夫總體作品中，這一兩篇只是孤立的例子，因此可被視為僅僅是跟風之作。——原注 [62]在小說最後，這些章節把她消除了，我們看不到她，她被匆促地送去西伯利亞某個集中營；這也是一次「歷史性」的死亡，而不像日瓦戈那樣是私人性的死亡。——原注 [63]也許，帕斯捷爾納克書中最著意描寫的時期，正是這個看法最不適用的時期。在寫作中，帕斯捷爾納克通過對過去的深思，來反映他對現在的意識。帕斯捷爾納克在描寫醫生被游擊隊劫持——他儘管仍把自己視做他們的敵人，但還是與他們合作，最後變成與他們並肩作戰——可能是想表達他的祖國在史達林統治下的處境。但這一切只是猜測：我們尤其想知道帕斯捷爾納克是不是刻意把日瓦戈的故事安排在1929年結束，或者在著手寫一個旨在連接我們自己時代的故事之後，他是否意識到故事在1929年結束時他已充分表達了他想說的一切。——原注 [64]中譯有些地方，參考威廉·阿羅史密斯英譯《烏賊骨》所附的這篇文章的英譯。——譯註 [65]原文和英譯並沒有引錄這首詩，為方便讀者，這裡特參考多個英譯本並結合本文的摘句，把全詩譯出。參考的英譯本分別為喬治·基譯《蒙塔萊詩選》（企鵝版）、威廉·阿羅史密斯譯《烏賊骨》（諾頓版）和喬納森·加拉西譯《蒙塔萊詩合集1920—1954》（法—斯—吉版）。——譯註 [66]「我那漸漸變空的記憶」出自蒙塔萊《剪子，莫傷害那面容》一詩。——譯註 [67]「那陣刺激起苦澀氣味的風」實為《風與旗》的第一行。——譯註 [68]指《我知道那一刻，當痛苦的表情》一詩，它是詩集《烏賊骨》中的組詩《烏賊骨》的其中一首。——譯註 [69]阿羅史密斯譯文裡，「瓦解」譯為「拉平」。——譯註 [70]見詩集《烏賊骨》的《序詩》。——譯註 [71]見詩集《烏賊骨》第一首詩《檸檬樹》。——譯註 [72]引詩中的譯文參考多個英譯本，見前文譯註。——譯註 [73]精確或準確，除了指對事物的描寫（這在譯文中還是能領會到的），主要還指詞語在其語言傳統的脈絡里的精妙。因此，這裡譯文所見的精確，可能只是原文的太陽的餘暉，甚至連餘暉也夠不上。——譯註 [74]意思是說翁加里蒂才是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代表性詩人。——譯註 [75]指俄、奧、普在巴黎結成的聯盟，旨在鎮壓歐洲民主革命。——譯註 [76]本文所引的詩，中譯參考多種英譯本，包括瑪格麗特·吉東等人譯的《蓬熱詩選》（費伯版）和李·法恩斯托克譯的《事物的本質》（紅塵版）。——譯註 [77]這是本書英譯者的譯法，其原意是「站在事物一邊」。——譯註 [78]盧克萊修，古羅馬詩人、哲學家，著有《物性論》（直譯為《事物的本質》）。——譯註 [79]這裡單單看引文可能難以明白。意思是，海浪無論多少，例如一千個，都叫做海浪，但它們拒絕相同的名字，於是在大海的引見或接待下，它們得以在抵達海岸時發聲，講出自己的名字，然後消失。——譯註 [80]譬如拉普里達看到自己的處境而想起但丁筆下的人物的命運，這就是一次事件，而如果沒有但丁的人物，這事件就不會發生。——譯註 [81]雷蒙·格諾（Raymond Queneau，1903—1976），法國詩人、小說家，後現代主義先驅。——編注 [82]出自由John Cruikshank主編的《哲學小說家：1935—1960年間的法國小說研究》，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62年，79—101頁。——原注 [83]即《黑格爾導讀》，是科耶夫於1933年在高等學院講授《精神現象學》的授課內容，格諾將其整理出版（巴黎：伽利馬出版社，1947年），中文版已於2006年由譯林出版社翻譯出版。——編注 [84]《論尼采》，喬治·巴塔耶，《巴塔耶全集》（巴黎：伽利馬出版社），第四冊，416頁。——原注 [85]關於這個主題請參考D.Hollier，《社會學學院》（1937—1939）（巴黎：伽利馬出版社，1979年）。——原注 [86]《名作家》，第二冊。在伽利馬出版社編輯《七星百科全書》之前，格諾為出版商Mazenod編輯了三大冊對開本《名作家》，也編纂了一份「名作家歷史書目評論」作為附錄。每位作家的章節都委託專家或著名作家執筆。格諾自己選擇寫作關於哪些作家是意味深長的，他選擇了佩特羅尼烏斯、布瓦洛、斯泰圖。他也為最後一節寫了引言：「二十世紀大師」，他在當中討論了亨利·詹姆斯、紀德、普魯斯特、喬伊斯、卡夫卡、斯泰圖。格諾從未將他在這部作品中的文章收錄在他的散文全集中；我在義大利文譯本中插入了關於佩特羅尼烏斯的文章及「二十世紀大師」。另外一項格諾在編輯上的典型創舉是他做了一份《理想書房》的調查（巴黎：伽利馬出版社，1956年），他加以組織並編輯成書，最有名的法國作家及編輯都受邀提供一份理想書房的書單。——原注 [87]雅克·魯博（Jacques Roubaud），「格洛方法中的數學」，《批評》，第359期，1977年4月。——原注 [88]引自《量化語言學筆記》（1963）。——原注 [89]引自Subsidia Pataphysica，二十九卷。——原注 [90]帕維塞（Cesare Pavese，1908—1950），義大利作家。義大利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文化過渡到大戰後新民主文化階段文人投入政治、社會的代表人物，終其一生都在對自己與他人的關係的分析中掙扎。1950年自殺。為埃伊納烏迪出版社中堅分子。——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