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讀經典 · 康拉德的船長

約瑟夫·康拉德於三十年前去世，他於1924年8月3號在他靠近坎特伯里的畢夏斯本郡鄉間住宅過世，享年六十六歲。他度過了二十年的水手生涯，從事寫作三十年。他生前已經是位成功的作家，不過就歐洲批評界來說，他在死後才聲名大噪。1924年12月，《法國新評論》為他製作一輯特刊，其中包含紀德與瓦萊里的文章：在法國最老練的知識界文人所組成的儀仗隊的伴隨下，這位老船長、長途海上旅行的老手，遺體被放進海里。相比之下，在義大利，首批的譯文只在松佐諾出版社的紅色亞麻布面的「冒險」叢書里可以看到，儘管伽齊先前已經向品味較細膩的讀者特別挑出康拉德。 那些少數明擺的事實已經足以顯示康拉德這位人物所引起的不同興趣。他的生活充滿實際的經驗、旅行與行動，而且他擁有通俗小說家豐富的創造力，不過身為福樓拜的門徒，他也極注意風格，此外他與當時一統世界文壇的頹廢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有關聯。既然他在批評界的聲名已經在義大利建立起來，至少由可以獲得的譯本來判斷是如此（伯皮阿尼出版社正在出版全集，埃伊納烏迪出版社與蒙達多里出版社則出版了個別作品的譯文，包括精裝本與平裝本，費爾特里內利出版社的「世界經濟」叢書最近則出版了他的兩部作品），我們便可以來界定這位作者對我們的意義。 我相信許多人去讀康拉德的作品，是因為閱讀冒險小說的癮頭又發作了，不過不只是為了閱讀冒險故事，同時也是想要閱讀這些作者的作品，這些作家只將冒險故事當做掩護，以用來講述一些關於人類的創見，而具有異國情調的事件與國家可以幫助人們清楚認識人與世界的關係。在我的理想藏書室的一個書架上，康拉德的位置在夢幻般的史蒂文森隔壁，不過就生平與文學風格來看，兩人幾乎是南轅北轍。我曾經不止一次想將他移到另一個架子上，一個對我來說比較不易親近的書架，其中包含了分析的、心理的小說家，詹姆斯派與普魯斯特派作家，他們不厭其煩地要復原我們所經歷的點點滴滴的感覺。我甚至想要將康拉德與那些或多或少被詛咒的唯美主義者放在一起，像是愛倫·坡，他們充滿了錯置的激情；我始終認為，康拉德對於荒謬世界的陰鬱焦慮，並不會讓他被放到包含「現代主義危機作家」的書架上（這個架子尚未真正去訂製，也尚未完成最後的挑選）。 相反地，我總是將他放在手邊，就在司湯達的隔壁，他們兩人是如此不同，還有尼耶沃，他跟康拉德一點也不像。事實是，儘管我不相信康拉德所寫的大部分東西，我卻始終相信他是一位好船長，他將那種很難寫作的元素帶進他的故事裡：也就是來自實際存在的天人合一的感覺，關於人如何在他所做的事情中自我實現，在他的工作暗含的教訓中自我實現，可以從容應付各種局面的那個理想，不管是在帆船的甲板上，還是在書的紙頁上。 這便是康拉德小說的道德本質。我很高興發現《海之鏡》也在其中，以純粹的非虛構的作品的形式出現，一本以海洋為主題的選集：包含關於系泊與出航、拋錨、揚帆、貨物重量等等的技巧。（《海之鏡》由亞耶翻譯成義大利文——我想這是它第一次被翻譯成義大利文，而且被翻譯成漂亮的義大利散文。譯者在翻譯這些航海術語時，一定經歷了極大的樂趣，以及惱人的困難：這部作品出現在伯皮阿尼出版的全集中的第十與十一冊，這套全集也包含了《海陸之間》的出色故事，它們先前已經出現在埃伊納烏迪出版社「環宇」叢書的相同譯文中。） 除了康拉德之外，還有誰可以用這種技術上的精確性、這種熱情，以這麼不浮誇、不做作的方式，來寫作他所從事的行業的工具？華麗的修辭只出現在最後，他稱頌英國海軍的霸權，並且重新喚起納爾遜[44]與特拉法爾加，不過這也強調了這些隨筆實用且具爭議性的基礎。當康拉德在討論海洋與船舶時，這樣的基礎總是存在的，我們認為他沉浸在形而上的深奧的沉思中：他不斷強調對於帆船時代精神氣質的消逝而感到的遺憾，也總是在敘述衰落中的英國海軍神話。 這是一項典型的英國爭議，因為康拉德是英國人，他選擇當英國人，而且成功了：如果我們不將他置於英國的社會脈絡中來看的話，如果我們只將他視為英國文學「顯赫的訪客」，如同弗吉尼亞·伍爾夫對他所下的定義的話，我們便不能為這個人下一個精確的歷史定義。他生於波蘭，名叫Josef Teodor Konrad Nalecz Korzieniowski，擁有一顆「斯拉夫的心靈」，因為拋棄祖國而難以釋懷。他與陀斯妥耶夫斯基相像，儘管他因為國家主義的原因而憎恨陀斯妥耶夫斯基，許多人對這些事實大做文章，不過我們並不真的對這些事情感興趣。康拉德在二十歲時決定加入英國商船隊，在二十七歲時，進入英國文壇。他並沒有接受英國社會的家族傳統，或是它的文化與宗教（他始終厭惡宗教）；不過通過商船隊，他融入了英國社會，讓商船隊變成了他自己的歷史，那是他在心理上覺得自在的地方，與商船隊的精神特質相反的一切，只會讓他心生鄙夷。他想在他的生命與他的作品中呈現那位完美典型的英國人物，那位紳士船長，儘管這位人物以極為不同的化身出現，從英雄的、浪漫的、堂吉訶德式的與誇張的，到野心過大的、有缺陷的與悲劇性的。從《颱風》中那位無動於衷的船長麥克霍爾，到《吉姆爺》中想要擺脫懦弱行為糾纏的主人翁。 吉姆爺從船長變成商人：此處我們看到更廣大層面的歐洲人在熱帶從事貿易，最後在那裡變成社會邊緣人。這些也是康拉德在馬來西亞群島航行時所認識的典型人物。他對人性的同情游移在兩個極端，一端是海軍軍官的貴族成規，另一端是失敗冒險的墮落。 這種對於賤民、流浪漢與瘋子的著迷，也可以在另一位與康拉德相去甚遠的作家身上明顯看到，不過他可以說是康拉德的同代人，那便是高爾基。我們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對於這種非理性、自甘墮落的人性的興趣（整個時代的世界文學，從克努特·漢姆生到謝爾伍德·安德森，都對這樣的人性感興趣），英國的保守主義者與俄國的革命分子都在這塊領域中，找到他們對於人的堅定與嚴密概念之根源。 這將我們帶回康拉德政治概念的問題，以及他猛烈的反動精神。當然他對於革命及革命分子如此誇張並且過分的恐懼（這使得他寫了整個反無政府主義者的小說系列，而他卻一個也不認識，連見也沒見過），其根源與他出身波蘭貴族、地主階級有關，以及他年輕時住在馬賽的環境，當時他的周遭是西班牙流亡在外的君主主義者，還有美國的前奴隸主，他們為唐·卡洛斯運送走私武器。不過只有將他置放在英國的脈絡來看，我們才能在他的立場中，認出關鍵的歷史輪廓。 康拉德經歷英國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轉型期：從帆船轉向輪船。他筆下主角的世界以小船主的帆船文化為基礎，這個世界充滿清晰的理性、運作中的紀律，以及與追求利潤的卑鄙精神相反的勇氣及責任。在他眼中，大公司所擁有的新輪船隊似乎既齷齪又無益，就像帕特拿號上那些逼使吉姆爺背叛自己的船長與軍官。因此，在康拉德的作品中，仍然夢想舊價值的人，若不是變成堂吉訶德，便是屈服，被拖至人性的另一端：也就是屍體、不講道德的商業中介、官僚的、殖民的放逐者，所有的這些歐洲人類渣滓，在殖民地開始像毒瘡般擴散，康拉德將他們拿來與老派的浪漫商人—冒險家作對比，像是他自己筆下的湯姆·林嘉。 在小說《勝利》中，故事發生在一座荒島上，其中包含了激烈的追逐遊戲，牽涉了手無寸鐵、堂吉訶德式的人物海斯特、齷齪的暴徒，此外還有一位搏鬥的婦女雷娜，她奮起反抗邪惡，後來雖被殺死，卻贏得了對抗社會混亂的道德勝利。 事實上，儘管分崩離析的氛圍經常盤旋在康拉德的紙頁上，他對於人類優點的信念卻從不動搖。康拉德雖然不具任何哲學上的嚴謹性，卻感覺到中產階級思想的關鍵時刻，這時樂觀的理性主義散發最後的幻想，而一團混亂的非理性主義與神秘主義已經被發動了。康拉德將世界視為黑暗與充滿敵意的東西，可是他以全部人類的力量來對抗，包括人類的道德規則與勇氣。面對黑暗、混亂如雪崩般的降臨，以及充滿神秘與絕望的世界概念，康拉德的無神論人性還是堅守陣營、站穩腳跟，就像麥克霍爾在颱風中的表現一樣。他是一位根深蒂固的反動主義者，不過今日能完全了解他的理念的人，只有那些對人類力量有信念的人，他們相信那些在自己的工作中認出自身高貴性的人，這些人知道康拉德所珍視的「忠實原則」不只適用於過去而已。 1954年 （李桂蜜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