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讀經典 · 狄更斯：《我們相互的朋友》

黃昏時分的泰晤士河，又黑又混濁，河水上升至橋墩的地方：今年的新聞報道以令人不寒而慄的方式[41]，讓我們注意到這個地方，在這個背景下，一艘船駛近了，幾乎要碰到漂浮的圓木、駁船與垃圾。船首站著一名男子，禿鷹般的雙眼凝視著河水，仿佛在尋找什麼；划槳的是一個有張天使般臉龐的女孩，被廉價披風的帽子給半掩著。他們在找什麼？我們很快便知道，男人在打撈被拋進河裡的屍體，這些人或是自殺，或是他殺：泰晤士河似乎每天都為這位特殊的漁夫提供豐富的捕獲物。每當他看到河面上有浮屍時，便會將屍體口袋裡的金幣拿出來，然後用繩子將屍體拖到河邊的警察局，他可以因此拿到一筆獎金。那位天使般的女孩是船夫的女兒，她試著不看這個可怕的贈品：她恐懼萬分，不過還是繼續划船。 狄更斯小說的開頭經常令人難忘，不過沒有任何一篇比得上《我們相互的朋友》的第一章，這是他所寫的倒數第二本小說，也是他完成的最後一本小說。打撈死者的船似乎將我們帶入世界的黑暗面。 在第二章中，一切為之一變。我們現在被一群出自風俗喜劇的人物所圍繞，他們在暴發戶的家裡參加晚宴，彼此都宣稱是老朋友，可是事實上他們幾乎互不相識。無論如何，在這一章結束之前，客人的對話突然轉向一樁神秘事件，也就是有一名即將繼承一大筆財產的男子忽然溺斃，從而把我們帶回第一章的懸疑氣氛。 巨額遺產來自於已逝的垃圾國王，一名極為貪婪的老人，他的房子仍然立於倫敦郊區，旁邊是一個大垃圾場。我們繼續深入這個不祥的碎石世界，在第一章中，這個世界已經順著河流進入了我們的視線。在小說的其他場景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擺有閃閃發光銀具的餐桌、被掩飾的野心、互相糾纏的利益與算計，這些場景只不過是薄幕，掩飾了這個末日世界荒涼的實質。 這位黃金拾荒人的遺產繼承人和管理人，是他以前的工人博芬，他是狄更斯筆下的偉大喜劇人物之一，特別是因為他那自誇的裝模作樣，而他所擁有的唯一經驗，就是悲慘的貧困生活以及無限的無知。（儘管如此，他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角色：他和他太太擁有人性的溫暖及善良。後來，隨著小說的發展，他變得貪婪而且自私，可是最後他還是顯示他擁有一顆高貴的心。）不識字的博芬在突然致富後，便可以放任他對文化壓抑已久的熱情，他買了八冊愛德華·吉本所寫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他看不太懂書名，所以將羅馬看成羅斯，以為這本書談論的是俄羅斯帝國）。他還雇用了一名有一條義肢的流浪漢，賽拉斯·韋格，當做他的「文人」，每天晚上念書給他聽。在閱讀了吉本之後，博芬現在成天擔心會失去他的財產，所以便到書店去找一些有名的守財奴的傳記，然後要他信任的「文人」念給他聽。 個性無法壓抑的博芬與賊頭賊腦的賽拉斯·韋格形成一個不凡的二人組，接著又加進了維納斯先生，他是個防腐處理員，會用四處找到的骨頭做成人類的骨骼：韋格要維納斯先生用真骨頭替他做一條腿，以取代他的木腿。小丑般與鬼魅般的人物居住在這個荒原，在我們的眼前，狄更斯的世界變成了貝克特的世界：狄更斯晚期的作品中充滿了黑色幽默，我們在其中預先嘗到了貝克特的味道。 當然，狄更斯作品中的黑暗總是與光明成對比，儘管現在當我們閱讀狄更斯時，較突出的總是作品中的「黑暗」面。光明通常是從年輕女孩的身上散發出來，她們愈是陷在黑暗的地獄中，便愈是顯得高潔與善良。對於狄更斯的現代讀者來說，這種對於美德的強調是最難接受的事情。當然，身為凡人，狄更斯肯定不比我們更接近美德，不過維多利亞時代的精神不僅在他的小說中發現它的理想的忠實範例，也找到它自身神話的基礎形象。儘管我們宣稱，對我們來說，真正的狄更斯只能在他擬人化的邪惡及古怪的諷刺描繪中找到，我們還是無法忽略他筆下那些天使般的犧牲者與撫慰人心的角色：若是沒有其中一種人物，另外那種人物就不會存在。我們必須將兩者視為彼此相關的結構元素，像是同一棟堅固建築里的支撐牆與橫樑。 即使是在「好人」當中，狄更斯也可以創造出不尋常、不合常規的人物，例如這部小說中有一個奇怪的三人組，包括一名充滿譏諷與智慧的侏儒女孩珍妮、臉蛋與心腸都像是天使的莉齊，以及一名留有鬍子、身穿粗布長袍的猶太人。聰明的小珍妮·雷恩替洋娃娃做衣服，走路時必須拄著拐杖，她總是將生活中所有的負面元素轉化為讓人永不生厭的奇想，這是狄更斯作品中最吸引人、也最幽默的人物之一。猶太人瑞爾受僱於一名卑鄙的敲詐者雷姆勒，他恐嚇並侮辱瑞爾，同時又利用他的名義放高利貸，然後繼續假裝成可敬而且公正的人。瑞爾秘密地送禮物給所有人，以試著抵消他被迫執行的邪惡行為，畢竟他是個慈悲為懷的人。這是對反猶主義的絕妙警示，將其機制暴露於眾人面前，即虛偽的社會覺得有必要製造一個猶太人的形象，然後將它自身的邪惡卸到這個形象上。這個瑞爾是個性情溫和的人，幾乎要讓人覺得他是個懦夫，不過在他最不幸的時候，他設法創造了一個空間，在其中，他是自由的，而且可以和其他兩名社會邊緣人一起尋求報復，特別是聽從那位洋娃娃裁縫積極的建議（她也是個天使般的人物，不過她有能耐施予可憎的雷姆勒惡魔般的處罰）。 這個行善的空間被具體呈現在一間破舊當鋪的屋頂平台，位於城市的污穢之中，在這裡，瑞爾為兩名女孩提供洋娃娃服飾的材料、珠子、書、花果，而「貴婦般的老煙囪狂野地旋轉它們的煙囪帽、拍動它們的煙，仿佛它們在昂首蔑視地為自己扇風，帶著做作的驚訝旁觀」。 在《我們相互的朋友》中，有一個空間保留給都市傳奇與風俗喜劇，不過也有一個空間是保留給複雜、甚至是悲劇性的角色，比如布拉德利·黑德史東。他原本是個工人，在成為老師之後，便一心一意想往上爬，這變成了惡魔般的執念。我們先是看到他愛上莉齊，接著他的醋意變成瘋狂的執念，我們看著他精心設計一項罪行，並決意實施，後來又看到他不斷在心裡重複所有的細節，即使是在教課的時候——「他停頓了片刻，手持粉筆，還沒開始在黑板上寫字，他在想地點，想著那裡的水是否較深，瀑布是否比較直，比較高或比較低。他心不在焉地在黑板上畫了一兩條線，泄露了他的心思。」 《我們相互的朋友》寫於1864—1865年間，《罪與罰》則是寫於1865—1866年間。陀斯妥耶夫斯基很崇拜狄更斯，不過他不可能事先讀了這本小說。齊塔迪（Pietro Citati）在他關於狄更斯的出色論文《不可思議世界之最》中表示：「主管文學的奇妙天意註定，在陀斯妥耶夫斯基寫作《罪與罰》的那幾年，狄更斯不知不覺地想要與他在遠方的這位學生較量，而寫下了布拉德利·黑德史東犯罪的插曲……如果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經讀過這個部分的話，一定會覺得在黑板上畫線的最後這個細節非常出色。」 齊塔迪的書名《不可思議世界之最》取自於一位二十世紀最欣賞狄更斯的作家切斯特頓。他寫過一本關於狄更斯的專著，也為「人人圖書室」叢書出版的多部狄更斯小說寫了介紹性文章。在《我們相互的朋友》的導讀中，切斯特頓首先對書名加以論伐：「our common friend」（我們共同的朋友）在英文裡有某種意義（就像義大利文的「il nostro comune amico」）；可是「our mutual friend」（我們相互的朋友）、「our reciprocal friend」（我們彼此的朋友）究竟意味什麼呢？要回答切斯特頓的問題，我們可以指出一點，也就是這個說法第一次是出現在博芬的口中，他的表達總是辭不達意，除此之外，儘管書名與小說內容之間的關係不是很明顯，友誼的主題卻總是出現在每一頁上，不管這友誼是真的還是假的、誇耀的還是掩藏的、扭曲的還是經過考驗的。不過在指出書名在語言學上的錯誤之後，切斯特頓宣稱他正是因為這一點而喜歡這個書名。狄更斯從來沒有受過正規教育，從來也不是個矯揉造作的文人；不過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切斯特頓喜歡他，或者說切斯特頓喜歡的是狄更斯的本色，而不是他試著去做別人。切斯特頓之所以偏愛《我們相互的朋友》，也是因為他喜歡回歸自身本原的狄更斯，在這之前，狄更斯付出各種各樣的努力來提升他自己，並且展示他的貴族品味。 儘管切斯特頓是二十世紀最強力支持狄更斯文學成就的人，我仍然覺得他那篇關於《我們相互的朋友》的評論文章隱隱有一種紆尊降貴的味道，仿佛這位有教養的作家是在俯視狄更斯這位通俗小說家。 至於我的話，我則是認為《我們相互的朋友》是一部絕對的大師之作，從情節及寫法來看都是如此。就寫作的例子而言，我不僅要提到快速的明喻，它們簡明地界定一個人物或狀況（「帶著一張死氣沉沉遲鈍的長方形大臉，像是一張在大湯匙中的臉」），我也要指出他對城市風光的描述，這些描述足以在任何關於城市景觀的文集中占有一席之地：「倫敦灰色、多塵、乾枯的夜晚看起來沒有希望。關門的商店和辦公室散發出一種死亡的氣味，國人對於色彩的恐懼也散發出一種哀悼的氣息。被眾多屋舍圍繞的教堂並不能舒解普遍瀰漫的陰鬱，它們的鐘樓和尖塔跟仿佛在襲擊它們的天空一樣又黑又髒；教堂牆上的一面日晷，在它無用的黑色陰影中，看起來好像已經關門大吉，而且永遠不再履行支付；憂鬱的管家與門房將憂鬱的紙屑與釘子掃進水溝里，另一些更為憂鬱的流浪漢就到那裡去翻尋，他們彎腰翻找所有可以賣的東西。」 最後的這些引言取自埃伊納烏迪出版社「鴕鳥」叢書的義大利文翻譯，可是我在上面的第一段引言，也就是關於煙囪的那一段，是取自於加贊提出版社「巨著」叢書的多尼尼譯文。在一些比較微妙的段落上，多尼尼的譯文似乎可以較精確地反映小說的精神，儘管在其他方面，他的譯文較為老式，例如名字的義大利化。那段引文描繪出露台上的卑微樂趣與城市煙囪兩者間的鴻溝，這些煙囪被視為高傲的貴婦：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沒有哪一段描述性的細節是微不足道的，通常它總是故事整體動力的一部分。 這部小說之所以被視為大師之作的另一個原因是，它對於社會及社會中的階級衝突有相當複雜的描繪。就這一點來看，兩份義大利譯文的導讀意見是一致的：一份是貝洛丘為加贊提出版社所寫的那篇感覺敏銳的睿智導讀；另一份則是凱托為埃伊納烏迪出版社所寫的導讀，這篇導讀完全專注在階級的層面上。凱托的論證是針對喬治·奧維爾而來，奧維爾在一篇對狄更斯小說的「階級」分析里，證明了一點，即對狄更斯來說，他的目標與其說是描繪社會的邪惡，不如說是人性的邪惡。 1982年 （李桂蜜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