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讀經典 · 吉安馬利亞·奧爾特斯

從前有個人想要計算一切：包括樂趣、痛苦、美德、缺陷、真理、錯誤。這個人深信他可以為人類感情與行動的每一面建立代數公式與量化系統。他用「幾何精確性」的武器，對抗存在的混亂以及思想的猶豫不決，換句話說，這項武器具有智性風格，這樣的風格來自於所有截然明了的對立以及不能反駁的邏輯結果。他認為對於樂趣的欲望以及對於強力的恐懼，是唯一確定的前提，從這裡才可以出發進行對於人類處境的了解之旅：只有通過這條路，他才能夠成功地證明，就連公正與自我犧牲這樣的優點也有其堅實的基礎。 世界是包含無情力量的機制：「輿論的真實價值是財富，因為很顯然財富會改變和收買輿論」；「基本上，人是由腱、肌肉與其他薄膜所連結起來的骨幹。」可以預料的是，這些格言的作者生活於十八世紀。從拉·梅特利的機器—人到薩德的天性之殘酷快感的勝利，那個世紀的精神徹底排斥關於人與世界的天佑觀點。我們也可以預料這些格言的作者是住在威尼斯：威尼斯共和國在逐漸衰敗的過程中，愈來愈覺得自己被捲入強權之間的壓倒性競賽里，被貿易的利潤與逐漸增加的損失所困擾；也逐漸沉浸在享樂主義、賭場、劇院與嘉年華狂歡中。對一位喜歡計算一切的人來說，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提供更大的刺激呢？他覺得自己身負一項使命，也就是必須設計一個可以在法老牌遊戲中成為贏家的體系，在通俗劇中計算出激情的正確數量，他甚至覺得自己應該論述政府對私人經濟的干涉，以及各國的財富及匱乏。 不過我們所討論的這個人，並不是像愛爾維修那樣是個學問上的放縱者，也不是像卡薩諾瓦那樣，是個實踐上的放縱者：他甚至不是個為啟蒙價值而戰的改革者，不像他那些在《咖啡館》（Il Caff）期刊工作的同代米蘭人。（維利［Pietro Verri，1728—1797］的《關於樂趣與痛苦本質的論述》於1773年發表在那份期刊上，這是在我們這位威尼斯作家於1757年發表他的《人類生活的樂趣與痛苦之計算》之後。）這位作家的名字便是吉安馬利亞·奧爾特斯，他是一位冷淡、易怒的教士，揮舞著尖銳的邏輯外殼，對抗擴散在歐洲的變動預兆，這些預兆甚至在他的故鄉威尼斯的地基中隆隆作響。他是個像霍布斯一樣的悲觀主義者，跟曼德維爾一樣喜歡矛盾的事物。他的論點專斷，而且風格冷淡、尖刻。閱讀他的作品時，我們可以確信他是「理性」最無空想的支持者之一。事實上，我們必須很努力才能接受傳記作家以及研究他所有作品的專家所提供的其他細節，特別是關於他在宗教事物上的不妥協態度，以及他堅定的保守主義。（例如我們可以參考托伽蘭［Gianfranco Torcellan］1961年由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出版的《一位美國哲學家的感想》，這是奧爾特斯最重要的散文與對話之一。）這應該讓我們獲得一個教訓，也就是永遠不要相信公認的觀念和陳詞濫調，諸如十八世紀是由重感情的宗教精神與冷靜、懷疑的理性之間的衝突所主導這樣的傳統觀點：現實總是要更細緻入微，同樣的元素不斷進行各式各樣的組合。在關於人性最機械化、最數學化的觀點背後，很容易存在天主教對於世俗物質的悲觀主義：精確、透明的形式從塵土冒現，成形之後又再度回歸塵土。 在那個時代，威尼斯對於特立獨行的人來說，是再理想不過的舞台背景了，而他們猶如哥爾多尼戲劇作品中那些萬花筒般的人物。一幅現代繪畫將奧爾特斯這位一心只想著算術的厭世教士，描繪為冷靜、戴假髮、尖下巴、稍帶惡意微笑的人，我們可以輕易想像他進場時臉上的表情好像在說，周遭的人不想了解對他來說一目了然的事情，儘管如此，他還是堅持己見，而且同情別人的錯誤，直到我們看著他搖頭離開小廣場為止。 奧爾特斯屬於一個戲劇的世紀，特別是屬於威尼斯這個戲劇之城，這一點並非偶然。他在作品最後經常會寫的那句座右銘「誰能說這是我捏造的呢？」在我們的心裡埋下懷疑的種子，也就是他的數學證據只不過是諷刺的悖論，而這些證據的作者，也就是這位嚴謹的邏輯學家，只不過是一張諷刺面具，底下藏著另一種科學、另一項真理。難道這只是由可以令人充分理解的審慎態度所口述的公式，以預防教會權威的非難？奧爾特斯最欣賞的人是伽利略，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伽利略在他的《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中安排了一位人物薩爾維亞蒂，那是他的代言人，他宣稱自己只是在扮演哥白尼主義者的角色，儘管他是個不可知論者，而他參與辯論就像在參加化裝舞會一般……這類方法後來被證明是多少有效的警惕（就我們所知道的，對伽利略來說並非如此，可是對奧爾特斯來說卻是有效的）。無論如何，它顯示了作者在這類文學遊戲中所獲得的樂趣。「誰能說這是我捏造的呢？」在這個問題中，戲劇典型的光影活動建立在論述的中心，在這個論述中，也可能是在所有的人類論述中。誰來決定被說出來的話是真是假？不是作者，因為他服從於讀者的裁決（「誰能說……？」）；不過也不是讀者，因為這個問題是向一個假設的「誰」提出的，這個誰或許並不存在。也許所有的哲學家體內都藏有一名演員，這名演員扮演他的角色，哲學家並無法介入；或許每一個哲學思想、每一個教條都包含戲劇小品的元素，儘管我們無法判斷這齣短劇何時開始、何時結束。 （就在半個世紀之後，傅立葉在文學界展露頭角，帶著同樣的矛盾色彩，也是典型的十八世紀人物：他同樣是個算術迷，是位激進的理性主義者，也是哲學家的敵人，儘管他的教義推崇享樂主義、感官主義與幸福論，但在生活中他很嚴肅、孤獨、苛刻，不過卻也熱衷戲劇，不斷強迫我們自問：「誰能說這是我捏造的呢？」……） 「人的天性傾向於感官享樂」，《人類生活的樂趣與痛苦之計算》開宗明義地表示，而且它繼續寫道：「因此，所有的外在物品也同時變成每個人慾望的特殊對象。」人類為了擁有他所欲望的對象，便必須使用力量，而且會與其他人的力量產生衝突，因此計算可以互相抵消的力量便有其必要。不像盧梭，對奧爾特斯來說，大自然並不具有母性形象，而從他的想法中所冒現的社會契約，比較像是物理手冊中力的平行四邊形。如果說人在追尋樂趣的過程中，沒有互相摧毀的話，這要歸功於輿論，輿論是我們今日廣義稱為文化的一切內容的基礎。「所有人合併的力量都能或多或少為每個個體利用的原因」是輿論，而非美德，美德是來自上天的禮物，讓我們可以為了利他而犧牲自己；不過我們是在塵世，重要的是輿論，就像它的目標就是「一個人的自身利益一般」。奧爾特斯提供證據來顯示，羅馬歷史中的英雄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崇高例子，是如何可以用出於利己的算計結果來加以解釋，而奧爾特斯的證據可以用斯金納的行為主義或是威爾森的社會生物學來加以支撐。 「輿論」就是一些思想形式，我們以之為基礎而接受以下這項觀念，也就是某些類別的人以各自的方式，擁有某種程度的財富或特權。奧爾特斯特別舉出了四種類別的人：貴族、商人、士兵和學者。他試著定義公式，以建立每一項「輿論」的「價值」，而他所謂的「價值」就是收入。 簡而言之，他所說的「輿論」相當於我們近代所說的「意識形態」，特別是「階級意識形態」；可是奧爾特斯並不浪費時間觀察它對上層建築的影響，他以任何的歷史唯物主義者都只能望其項背的果斷和迅速，將一切轉譯為經濟學的語言，或者說是轉譯為收入與支出。 他的結論是，在一個人口較多的社會，人可以享受較多的樂趣，遭受較少的恐懼（簡單說，在這樣的社會中，人是自由的），相對於那些生活在社會之外，或是生活在人數有限的社會中的人而言，此結論是一項不證自明的原則，可以在社會學的論文中得到發展，根據我們今日的經驗得以證實、修改或修正。同樣地，從這部作品的最後一個句子可以引申一個完整的關於順應時勢者與反叛者的類型學和決斷論，以行為的社會可接受程度高低來分級，在最後一個句子中，存在著一項對比，分別是對較多數「輿論」「敏感」的人，以及「對較少數輿論敏感」的人：前者變得愈來愈「保守、有禮，而且善於掩飾」，後者則是變得「較為誠懇、自由與野蠻」。 身為體系與結構的建造者，奧爾特斯對歷史是不可能有特殊偏好的；相反地，我們可以說他對歷史一竅不通。他證明了社會只立基於輿論，認為人可以目擊的事物才是歷史真相，因此道聽途說的歷史地位次於目擊者活生生的聲音。可是在他的《歷史真相計算》的結論中，奧爾特斯顯示了對於宇宙知識的欲望，將焦點放在極小且不可重複的細節上：他總是想要將人性納入一個由抽象元素所構成的代數公式中，在此處則是譴責任何不是基於所有個體經驗深不可測的總數而來的全面知識。 當然，他的方法將他推向泛論，他善於概念合成的才能加劇了他的這個傾向。舉例來說，他分析義大利、法國、英國、德國的劇場，然後提供了這四國人民的特徵：法國劇場立基於變動，英國劇場立基於「固戀」，義大利劇場立基於「第一印象」，德國劇場則是立基於「最後印象」。我想「第一印象」指的是立即性，而「最後印象」指的是感想；最難以譯解的字眼是「固戀」，不過我們推測他在講到英國劇場時，腦海里想的幾乎必然是莎士比亞，所以我想他指的是將激情與行動推至極致，同時也指在性格描繪與戲劇效果上的某種過度。奧爾特斯從這一切假定義大利人與英國人之間存在著一種類似性，他們的優點都是建立在「想像力」之上，法國人與德國人之間也存在著親近性，對他們來說，「理性」勝過一切。 這番論述開啟了奧爾特斯最生動也最豐富的文本，也就是他的《關於音樂劇場的感想》，在這本書中，他方法的「幾何精確性」應用在通俗劇的對稱與情景突轉上。在此處，奧爾特斯程序式的享樂主義將焦點放在一件好事上，這件好事不像其他的那麼不確定：也就是威尼斯文明很有技巧地擺在社會生活中心的「歡愉」。在此處，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思考的基礎更多的是經驗主義，而不是數學推理。「每一個『歡愉』在於每一個感官所經驗到的不同運動。樂趣從運動的多樣性中衍生而來，就如同厭膩感從運動的持續性中產生。因此，想要提供三小時以上歡愉的人應該要確定他只能製造厭膩感。」 或許音樂與戲劇所產生的歡樂，以及賭博所引起的希望和情緒，是唯一不虛幻的歡樂。至於其他的，在他的確定態度之後，潛藏著憂鬱的相對主義。《人類生活的樂趣與痛苦之計算》以這幾句話結束：「如果說人們認為我的這些教義流露對人類的蔑視，那麼我自己也屬於這個物種，卻不覺得被冤枉；如果說我斷定這個生命的所有歡樂與痛苦只不過是幻覺，我也可以補充說，所有的人類推理只不過是蠢事。當我說所有的推理時，也不排除我自己的『計算』。」 1984年 （李桂蜜譯）